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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文钞/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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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收录于:《唐宋八大家文钞

卷十•论、原、说、解、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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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古之道也。所谓贵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谓贱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为公卿,或为士,何也?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为士;为其贤于士也,故使之为公卿。此所谓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也。

今之谏官者,天子之所谓士也,其贵,则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以安危治乱存亡之故,无所不任其责,至于一官之废,一事之不得,无所不当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贵之也。其道德必称其位,所谓以贤也。至士则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废不可以预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称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过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责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责,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为之,非所谓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

蚳蛙为士师,孟子曰:“似也,为其可以言也。”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然则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责,有言责者莫不有官守,士师之谏于王是也。其谏也,盖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能谏,谓之不恭,则有常刑。盖自公卿至于百工,各以其职谏,则君孰与为不善?自公卿至于百工,皆失其职,以阿上之所好,则谏官者,乃天子之所谓士耳,吾未见其能为也。

待之以轻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轻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虽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为可乎?未之能处也。唐太宗之时,所谓谏官者,与丞弼俱进于前,故一言之谬,一事之失,可救之于将然,不使其命已布于天下,然后从而争之也。君不失其所以为君,臣不失其所以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为,丞弼所以言于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后从而争之。上听之而改,则是士制命而君听也;不听而遂行,则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过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听。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乱之势也。然且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谆谆而不用,然后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师氏、保氏、司徒之属,而大夫之秩也。”曰:尝闻周公为师,而召公为保矣,《周官》则未之学也。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贵富,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𫍰𫍰然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饮水食刍,嘶鸣蹄啮,求其所以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袅与驽骀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夫南越之修簳,簇以百炼之精金,羽以秋鹗之劲翮,加强弩之上而广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之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之所宝也,然用以敲扑,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梃。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后,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王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材。吾闻之,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天有过乎?有之,陵历斗蚀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举有过,卒不累覆且载者何?善复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间,则固不能无过,卒不害圣且圣贤者何?亦善复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惮改过;杨雄贵迁善,皆是术也。

  予之朋有过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则曰:“是向之从事云尔。今从事与向之从事弗类,非其性也,饰表以疑世也。”夫岂知言哉?

  天播五行于万灵,人固备而有之。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废。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复得,废而复举也。顾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

  且如人有财,见篡于盗,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财,向篡于盗矣”可欤?不可也。财之在己,固不若性之为己有也。财失复得,曰“非其财”,且不可;性失复得,曰“非其性”,可乎?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

善教者之为教也,致吾义忠而天下之君臣义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为恩矣,致吾礼于夫妇而天下之夫妇相为礼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皆吾教也。民则曰:“我何赖于彼哉?”此谓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

不善教者之为教也,不此之务,而暴为之制,烦为之防,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藏于府,宪于市,属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无失其为兄弟也,夫妇者无失其为夫妇也。率是也有赏,不然则罪。乡闾之师,族酂之长,疏者时读,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顾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惭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谓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也。

善教者浃于民心,而耳目无闻焉,以道扰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浃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扰之为言,犹山薮之扰毛羽,川泽之扰鳞介也,岂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为言,其犹囿毛羽沼鳞介乎!一失其制,脱然逝矣。噫!古之所以为古,无异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为古,无异焉,由后而异矣。

或曰:“法令诰戒不足以为教乎?”曰:法令诰戒,文也。吾云尔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是以与孔子也。韩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则孔子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何说也?

曰: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于此,未始为不善也,谓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为不善,然后谓之中人可也。有人于此,未始为善也,谓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为善,然后谓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下愚,皆于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

且韩子之言弗顾矣,曰:“性之品,而其所以为性五。”夫仁、义、礼、智、信,孰而可谓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于五,主于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于五,反于一而悖于四。”是其于性也,不一失焉,而后谓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后谓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习也。

然则尧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鲧之禹、后稷、越椒、叔鱼之事,后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尧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谓习于恶而已者;瞽瞍之舜、鲧之禹,固吾所谓习于善而已者。后稷之诗以异云,而吾之所论者常矣。《诗》之言,至以为人子而无父。人子而无父,犹可以推其质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无以常乎,则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为性也。越椒、叔鱼之事,徒闻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两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与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妇人者以声与貌定,而卒得之。妇人者独有过孔子者邪?

古之时,士之在下者无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进,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艺。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进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谓德者、才者,无以为也。古之所谓言者,又未必应今之法度也。诚有豪杰不世出之士,不自进乎此,上之人弗举也。诚进乎此,而不应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进乎此,皆所谓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进乎此者,未见也。岂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耻乎?

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则授一廛而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达国,有塾、有序、有庠、有学,观游止处,师师友友,弦歌尧、舜之道,自乐也。磨砻镌切,沉浸灌养,行完而才备,则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

今也地不井,国不学,党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则或无以裕父母妻子,无以处,行完而才备,上之人亦莫之举也。士安得而不自进?呜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则然,势也。势之异,圣贤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见王公,而孔子为季氏吏,夫不以势乎哉?士之进退,不惟其德与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恶,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进,不惟今之法度,而几在有司之好恶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后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恶岂常哉?是士之进退,果卒无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免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谓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恶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见乎?士也有得已之势,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见其为有道也。

杨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势非吾所谓无以处、无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为进士,而又枉于有司,而又若不释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惧其犹未寤也,为进说与之。

或问复仇。对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职,其能杀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则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听;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听;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听;以告于天子,则天子诛其不能听者,而为之施刑于其仇。乱世则天子、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书》说纣曰:“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盖仇之所以兴,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获也。方是时,有父兄之仇而辄杀之者,君子权其势,恕其情而与之,可也。故复仇之义,见于《春秋传》,见于《礼记》,为乱世之为子弟者言之也。

《春秋传》以为父受诛,子复仇,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绝之义,废不可绝之恩也。

《周官》之说曰:“凡复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曰凡所以有复仇者,以天下之乱,而士之不能听也。有士矣,不能听其杀人之罪以施行,而使为人之子弟者仇之,然则何取于士而禄之也?古之于杀人,其听之可谓尽矣,犹惧其未也,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书于士则杀之无罪,则所谓复仇者,果所谓可仇者乎?庸讵知其不独有可言者乎?就当听其罪矣,则不杀于士师,而使仇者杀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

或曰:“世乱而有复仇之禁,则宁杀身以复仇乎?将无复仇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复仇而不复,非孝也;复仇而殄祀,亦非孝也。以仇未复之耻,居之终身焉,盖可也。仇之不复者,天也。不忘复仇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亲,不亦可矣。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为正之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正之盖亦尝云尔。夫安驱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堂,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私有系,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赋》,惜其自待不厚。

以余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而孔子亦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叹不遇也。

文公论高如此,及观于史,一不得职,则诋宰相以自快。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

虽然,彼宰相名实固有辩。彼诚小人也,则文公之发,为不忍于小人可也。为史者,独安取其怒之以失职耶?世之浅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为触宰相以近祸,非以其私,则莫为也。

夫文公之好恶,盖所谓皆过其分者耳。方其不信于天下,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盖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后已。士之废兴,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为贤,仆仆然忘其身之劳也,岂所谓知命者耶?

《记》曰:“道之不行,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过也,抑其所以为贤欤?

故散骑常侍徐公铉,奉太宗命撰《江南录》,至李氏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虽有愧于实录,其于《春秋》之义,箕子之说,徐氏录为得焉。

然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至于亡。纣为君,至暴矣,武王观兵于孟津,诸侯请伐纣,武王曰:“未可。”及闻其杀王子比干,然后知其将亡也,一举而胜焉。季梁在随,随人虽乱,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晋人始有纳璧假道之谋。然则忠臣国之与也,存与之存,亡与之亡。

予自为儿童时,已闻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见杀,当时京师因举兵来伐,数以杀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谏李氏表观之,词意质直,忠臣之言。予诸父中旧多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颇详,闻佑所以死则信。然则李氏之亡,不徒然也。

今观徐氏录言佑死,颇以妖妄,与予旧所闻者甚不类。不止于佑,其他所诛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纣及随、虞二君论之,则李氏亡国之君,必有滥诛,吾知佑之死信为无罪,是乃徐氏匿之耳。

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此人之情也。吾闻铉与佑皆李氏臣,而俱称有文学,十馀年争名于朝廷间。当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谏,铉独无一说。以佑见诛,铉又不能力诤,卒使其君有杀忠臣之名,践亡国之祸,皆铉之由也。铉惧此过,而又耻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污以他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观之,其他所诛者,又可知矣。

噫!若果有此,吾谓铉不唯厚诬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太史公叙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公卿特起则曰“列传”,此其例也。其列孔子为世家,奚其进退无所据耶?

孔子,旅人也,栖栖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以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其教化之盛,舄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

又非极挚之论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迁也自乱其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

  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曹沫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顾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污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

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无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

王某曰:古之学者,虽问以口,而其传以心;虽听以耳,而其受以意。故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夫孔子岂敢爱其道,骜天下之学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谓其问之不切,则其听之不专;其思之不深,则其取之不固。不专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将善其口耳也。

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而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以无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传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学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

予悲夫《洪范》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问,与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为传注者汩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为作传以通其意。

呜呼!学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传注之学也久矣。当其时,欲其思之深、问之切而后复焉,则吾将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无言。”然未尝无言也,其言也,盖有不得已焉。孟子则天下固以为好辩,盖邪说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几于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与有明也。故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夫予岂乐反古之所以教,而重为此𫍢𫍢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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