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犹堂全书/第二集/第五卷
孟子要义
[编辑]序说
[编辑]序说一受业子思
[编辑]《史记ㆍ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赵岐《题辞》曰：“孟子幼被慈母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汉书ㆍ艺文志》曰：“孟子名轲。子思弟子。”○《孔丛子》曰：“孟子亲受业于子思。”○王劭曰：“《史记》曰‘门人’，人是衍字。”〈王劭，隋之秘书监〉○司马贞曰：“王劭以人为衍字。”○吴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齐。距孔子盖一百六十七年，是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书之成，固犹在其后也。况孔子梦奠时，伯鱼之没已六载，子思固长，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亲受业，可见。故孟子但曰‘私淑诸人’，而《集注》以为子思之徒。于〈论语序说〉，只称门人。”〈见《通考》〉○王草堂曰：“《史记ㆍ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然考《春秋》，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而伯鱼先孔子卒已三年矣。向使子思生于伯鱼所卒之年，亦止当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间。乃《三迁志》及《孟子》所载，则孟子实生于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时，已相去五十年之远，焉能受业乎？”〈又云：“鲁缪公曾尊礼子思。然缪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则《史记》所云‘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误，亦未可知。若孟子则断不能亲受业也。”〉○毛奇龄曰：“《史记》ㆍ《汉书》犹不足据，况《三迁》诸志，则后人撰造，又安可信？予以《孟子》本文计之，梁惠王三十年，齐虏太子申，则孟子游梁，自当在三十年之后。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又立。乃实计其时，梁惠即位之年，距鲁缪即位之年，止三十零年，即梁惠卒年，距鲁缪卒年，亦不过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则受业子思，或未可尽非者与。”〈《左传》赵叟注，尊老之称。〈曲礼〉，六十曰老〉○镛案当从《史记》。
序说二字子车
[编辑]赵岐〈题辞〉曰：“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孔丛子》曰：“孟子字子车。”〈注云：“一作子居。居贫坎轲，故名轲。字子居，亦称字子舆。”〉○王肃《圣证论》云：“子思书《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汉书》注云：“字子车，一说字子舆。”○王应麟云：“疑皆傅会。”○镛案《孔丛子》者，伪书也。
序说三《孟子》自作
[编辑]《史记ㆍ列传》曰：“孟轲游齐ㆍ梁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ㆍ《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题辞〉曰：“孟子耻没世而无闻，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ㆍ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林慎思曰〈作《续孟子》二卷〉：“《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乃弟子共记其言。”〈唐人也。见《正义》〉○韩愈曰：“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ㆍ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朱子曰：“《史记》近是。”
朱子《集注ㆍ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第四章‘决汝ㆍ汉’，注曰‘记者之误’。○吴伯丰以问朱子，朱子答曰：“前说是，〈前说从《史记》〉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镛案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与〈尧典〉不合。〈见余〈尧典说〉〉瞽叟杀人，皋陶执之，舜窃负而逃，于情理不合。〈余有辨〉孟子亚圣，不应有此言。七篇岂皆亲笔乎？《史记》亦未尝明云孟子独作。
序说四外书四篇
[编辑]赵岐〈题辞〉曰：“《孟子》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ㆍ〈文说〉ㆍ〈孝经〉ㆍ〈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汉书ㆍ艺文志》：“《孟子》七篇。”○孙奭《正义》曰：“孝文广游学之路，天下众书往往稍出。由是《论语》ㆍ《孟子》ㆍ《孝经》ㆍ《尔雅》，皆出博士。当时乃有刘歆九种《孟子》，凡十一篇。”○镛案赵岐亲见四篇而不收，其不雅驯可知。《法言ㆍ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史记ㆍ六国表》注，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之人也。”○《盐铁论》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王应麟曰：“今《孟子》无此语。其在外书欤。”〈《盐论》与今本不同〉
补遗《后汉ㆍ党锢传叙》云：“矫枉，故直必过。”注云：“正枉必过其直，见《孟子》。”○仲长统《昌言》曰：“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注引《孟子》曰：“矫枉过直。”○毛曰：“今《孟子》俱无此文。”
李善《文选ㆍ七命》注云：“《孟子》曰，‘离娄，古明目者也，能视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序说五赵岐ㆍ郑亢注
[编辑]孙奭《正义》曰：“炎汉之后，盛传于世，为之注者，西京赵岐出焉，至于李唐，又有陆善经出焉。为之音则有张镒ㆍ丁公著。自陆善经已降，其所训说，虽小有异同，而咸归宗于赵氏。《隋ㆍ志》云，‘赵岐注《孟子》十四卷，又有郑亢注《孟子》七卷，在梁时又有綦毋邃《孟子》九卷。’《唐书ㆍ艺文志》又云，‘《孟子》注凡四家，有三十五卷。’至于《皇朝崇文总目》，《孟子》独存赵岐注十四卷，唐陆善经注《孟子》七卷，凡二家二十一卷。今校正仍据赵注为本。”○〈正义序〉曰：“臣奭前奉敕，与同判国子监王旭，国子监直讲马龟符，国子学说书吴易直ㆍ冯元等，作《音义》二卷。”○朱子曰：“孙奭《正义》，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书不似疏。”○王应麟曰：“孙奭《崇文总目》ㆍ《馆阁书目》ㆍ《读书志》，皆无之。”○镛案孙奭官龙图阁待制，而《宋史ㆍ职官志》云‘大中祥符中，建龙图阁，以奉太宗御书御制’，则孙奭要之为祥符以后之人。
梁惠王第一
[编辑]孟子见梁惠王章
[编辑]《集》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麟曰：“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义治我。’刘原父云，‘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岂造文之意邪？’”○镛案仁者，人人之叠文也。如孙字为子子之叠文。〈古篆，孙作imghjFile:MP 0597A 007 0030 010 16.gif〉人与人之尽其分谓之仁。故古人谓爱人曰仁，善我曰义。董子之言，有所本矣。
赵曰：“万乘，谓天子也。千乘，兵车千乘，谓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乘取其万乘者也。”○又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百乘之家，谓大国之卿，食釆邑有兵车百乘之赋者也。若齐崔ㆍ卫寗ㆍ晋六卿等。”○《集》曰：“万乘之国者，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车万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釆地方百里，出车千乘也。”〈又云：“臣之于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镛按天子有三公ㆍ三孤ㆍ六卿，已十二人矣。此十二人各食釆千乘，则天子须有万二千乘之地，才可以分授此人。所不足二千乘，而上大夫已下庶官三百，〈《礼》云：“周三百。”〉府ㆍ史ㆍ胥ㆍ徒之等，不得立锥之地ㆍ盈升之禄，而天子玉食，亦无攸出矣。天下其有是乎？天子自领万乘之地，则须于万乘之外，又有百千万乘之地，然后始可以分田制禄。邦畿千里，将何以得此地乎？至若千乘之国，大夫仕者若有十人，各持百乘之地，则诸侯已空手矣。法所谓十卿禄，无异于贺钱万，天下其有是乎？○梁惠王者，魏斯之孙也。晋本万乘之国，韩ㆍ魏ㆍ赵，皆千乘之家，〈《春秋传》云‘晋赵鞅以千乘，藏于中牟’，则韩ㆍ魏ㆍ赵有千乘之地，审矣〉而三家竟为篡逆。孟子此语，隐隐拶逼梁王，请取自己家事，以作殷鉴，非据苍苍先古之制而言之者。千乘之国弑其君者，正是卫寗ㆍ鲁桓之类耳。○《孟子》曰：“燕，万乘之国，齐，亦万乘之国。”又曰：“今海内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孟子例以春秋ㆍ战国僭乱之法论万乘。何尝以天子为万乘乎？读书，宜明本书之例。○《集注》谓‘方千里，出车万乘，方百里，出车千乘’，此又必不可通者也。诚若方百里出车千乘，则方千里者当出十万乘。诚若方千里出车万乘，则方百里者当出百乘而止。何则？方千里所函之地，为方百里者百，其出车乘，岂仅十倍而止乎？据〈刑法志〉，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乃出车一乘，则每六十四井，出一乘矣。方十里所函者百井。然只出车一乘者，山川相错，原隰或少，方十里之地，不能皆为井田。故率方十里出车一乘，方百里出车百乘，〈方百里者，本函万井之地，以有山川之故，只算得六千四百井〉方千里出车万乘。〈方千里者，本函百万井之地，以有山川之故，只算得六十四万井〉今以为方百里出车千乘，违于实矣。古者列爵分土，上公不过百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则诸矦本无千乘，安得以诸矦千乘，列之为先王之法乎？
引证《韩非子》曰：“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而徙其威而倾其国。”〈〈爱臣〉篇〉
梁惠王立于沼上章
[编辑]赵曰：“不与之相期日限，自来成之。”〈释不日成之〉○《集》曰：“不日，不终日也。”○镛案郑玄《诗笺》曰：“不日，不与设期日而成之。”韦昭《国语注》曰：“不日，不课程以时日。”〈《国语》引此诗〉古注皆同，不可易也。○若不终日，不可曰不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老子》曰：“飇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皆有终字。《公羊》ㆍ《穀梁传》，不书日者，谓之不日，与不设期日而谓之不日者，其例正同。〈〈邶风〉云：“终风且曀，不日有曀。”朱子解之曰‘不旋日’，亦非不终日〉
赵曰：“麀鹿怀妊，安其所而伏，不惊动也。”〈《集》意同〉○镛案伏，当去声读，鸟抱卵曰伏，兽怀妊亦曰伏。囿ㆍ伏叶韵，濯ㆍ鹤叶韵，其法，严矣。赵注必言怀妊，以其牝鹿也。《集注》去‘怀妊’二字，则诗称牝鹿无意。
赵曰：“时，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是日桀当大丧亡，我与女俱往亡之。”○《集》曰：“桀尝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出《尚书大全》〉○镛按旧说非。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章
[编辑]杨曰：“移民ㆍ移粟，荒政之所不废也。”《周礼ㆍ大司徒》云：“大荒ㆍ大札，令邦国移民通财。”〈郑云：“辟灾就贱。”〉惠王之法，未尝非王政也。○赵曰：“庐井ㆍ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冬入保城二亩半，故为五亩也。”○孙曰：“《周礼》云，‘九夫为井。’《汉ㆍ志》云，‘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馀为庐舍。’”○《集》曰：“五亩之宅，一夫所受，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毛曰：“庐井ㆍ邑居，各二亩半，则已五亩矣。乃又曰冬入保城二亩半，何解？按，《汉ㆍ食货志》云，‘在野曰庐，在邑曰里。盖庐田二亩半在公田中，一名庐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亩，又受公田十亩。庐舍二亩半，谓一夫受田一百十亩，又分受公田之二十亩，各得二亩半作庐居也。’此易晓也。至在邑之二亩半，以国城当之，则大谬。大来曰，‘农民无冬月入保国城之理。冬月之保，当在县ㆍ稍ㆍ都ㆍ畺之外，所云守封疆者。若在国城，则举国门之外，合远郊ㆍ近郊ㆍ大都ㆍ小都之地而尽弃之矣。’”〈国门之外，设官治事。凡州闾ㆍ族党ㆍ井邑ㆍ丘甸，各有胥师ㆍ长正ㆍ大夫ㆍ宰士，星布棋列，与农民井里，互相控制。使农民冬月俱入城，则凡此土地ㆍ诸官俱置，何解〉○又曰：“《管子ㆍ内政》曰，‘四民勿使杂处。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而韦昭谓‘国都城郭之域，惟士ㆍ工ㆍ商而已，农不与焉’，则二亩半在邑，只在井邑，与国邑无涉。盖古王量地制邑，其在国邑外，如公邑ㆍ家邑ㆍ丘邑ㆍ都邑类，凡所属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诸井邑中，亦惟无城者，可处农民。若有城如费邑ㆍ郈邑所称都邑者，则农不得入。《管子》与韦氏之言，稍可据也。”○镛案赵注之义，不见《周礼》，不见他经，此汉儒之白撰也。《诗》云：“中田有庐，疆场有瓜。”公田之中，除中央二十亩，使八家之民相聚为庐，则有之矣。国城之内，授民宅廛，亦必以二亩半为法。抑何义哉？斯民就田中二亩半之宅，树之以桑，又就国中二亩半之宅，树之以桑，而孟子合而言之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可乎？庐者，茇舍也。庐本非宅，不可曰宅。庐本非宅，又安有墙？况公田本非园圃，不可以毓艸木。故仅就其疆埸隙地，聊以种瓜。今欲于公田之中，建宅筑墙，广树桑樜，岂可得乎？今人惟以君牧所居，谓之都邑，不知人所聚居，皆可曰邑。故孔子称十室之邑，十室之邑，岂君牧所居乎？居于边鄙者，未尝非邑也。总之，五亩之宅者，邑里恒居之室。或一夫全受五亩，或五家为邻，谓之五亩之宅。故〈儒行〉曰‘儒有一亩之宫’。
引证《书大传》曰：“岁事既毕，馀子皆入学，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馀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馀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幷重任分，颁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谓造士。”○《汉书ㆍ食货志》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节〉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斑白不提挈。”○麟曰：“孝悌之义，当以是观之。”
赵曰：“人君但养狗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检敛也。”○《集》曰：“检，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产，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则与先王制度ㆍ品节之意异矣。”○镛案狗彘食人食，丰年也。〈丰年粒米狼戾，愚民不知节用，人食之馀，及于狗彘〉涂有饿莩，凶年也。丰年不知敛，凶年不知发，谓不用常平之法也。〈余昔闻之于师友〉旧说以检为敛，此则是矣。但云‘人君养狗彘’，非矣。此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意不同。○麟曰：“止斋曰，‘人多言常平出汉耿中丞，颜师古以寿昌为权舆，岂知常平盖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今文作检，班氏〈食货志〉作敛，是也。夫丰岁不敛，饥岁不发，岂所谓无常平乎？”
引证《汉ㆍ王吉传》：“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太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是乎？”○毛曰：“此借《孟子》语疏而为言。”
梁襄王望之不似章
[编辑]赵曰：“嗜，犹甘也。言今诸侯有不甘乐杀人者，则能一之。”○苏曰：“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致之。其馀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镛案此节从来误解，苏说尤大谬。余谓杀人者，非谓兵刃刑杖而杀之也。不行王政，丰年不知检，凶年不知发，则嗜杀人者也。不行井田之法，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则嗜杀人者也。五十不能衣帛，七十不能食肉，有冻馁以死，则嗜杀人者也。○上章云：“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又上章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以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当与此章参看，三章言杀人，皆是一样语脉。○汉高祖入秦，无所坑灭，宋太祖戒将帅勿妄杀，固亦王者之仁德。然断断非《孟子》此章之义。上下䌷绎而深玩之，当自悟。〈梁襄王不足与有为，故孟子微发其端，不复详言其义〉
齐宣王以羊易牛章
[编辑]赵曰：“孟子仕于齐，齐不用，乃适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义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从，然后道齐之事。”〈《史记》云：“孟子游齐事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朱子曰：“按《史记》，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后二十三年，当齐湣王之十年丁未，齐人伐燕，而孟子在齐。故古史谓孟子先事齐宣王，后乃见梁惠王ㆍ襄王ㆍ齐湣王。独《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事，与《史记》ㆍ《荀子》等书，皆不合。而《通鉴》以伐燕之岁，为宣王十九年，则是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齐，见宣王矣。然考异亦无他据，又未知孰是。”○镛案伐燕者，宣王事也。金仁山据《战国策》辨之甚详，无可疑也。〈详见‘齐人伐燕’章〉
赵曰：“孔子之门徒，心贱薄之，是以无传道之者。”○或曰：“孟子不道桓ㆍ文之事。然孟子自为文，多袭《管子》，如省刑罚薄税敛，〈节〉规矩，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规矩之正方圆也，〈节〉诸侯毋专杀大臣，毋曲堤，毋贮粟，〈节〉毋擅废适子，毋置妾以为妻，〈节〉使税者百一锺，孤ㆍ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节〉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胜人者也，〈节〉至于‘齐景公谓晏子吾欲观于转附朝儛’一节，则全袭齐桓事，而易其名与语者。”○镛案《管子》ㆍ《孟子》，其末趣虽殊，其本皆学先王之道，故所言多同。今摘其偶同者，谓《孟》袭《管》，不亦悖乎？
引证〈玉藻〉云：“君子远庖厨。”○贾谊《新书》云：“圣王之于禽兽也，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赵曰：“折枝，按摩，折手节解罢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为耳。”○《集》曰：“以长者之命，折艸木之枝，言不难也。”○毛曰：“〈内则〉，‘子妇事舅ㆍ姑，问疾痛ㆍ苛痒而抑搔之。’郑注，‘抑搔，即按摩。’屈抑枝体，与折义正同。此皆卑役，非凡人屑为。故曰是不为，非不能。观后汉张皓〈王龚论〉云，‘岂同折枝于长者，以不为为难乎？’刘熙注，‘按摩不为，非难为。’若刘峻〈广绝交论〉‘折枝舐痔’，卢思道〈北齐论〉‘韩ㆍ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佥载》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类，皆明作媕谄之具。且问折草木之枝，何为乎？”○或曰：“拜者，磬折而下手屈膝，皆折其枝体。折枝者，拜也。”○镛案折枝解作按摩，古证虽多，终觉未稳。若云‘折木枝何为’，则‘挟太山以超北海’，其有实用乎？任指一事，以喻无难，解作草木之枝，恐无不可。
赵曰：“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集》曰：“必以权ㆍ度度之。”〈上如字，下待洛反〉○镛案下度字承上文，恐不必入声读。
或曰：“终身饱可疑。”○镛案终身者，恒然之意。子路终身诵之，子路未死，已称终身，盖当时之语法也。与非天下而称天下者同。
庄暴见孟子章
[编辑]孙曰：“圣王之乐，如〈咸池〉ㆍ〈大章〉ㆍ〈韶〉ㆍ〈夏〉ㆍ〈濩〉ㆍ〈武〉是也。世俗乐，如郑ㆍ卫之声是也。”○镛案〈乐记〉曰：“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ㆍ卫之音，则不知倦。’”孙说有所本也。孔子放郑声，而孟子谓今乐犹古乐者，急于救民，未暇正乐也。
孙曰：“齐王悦南郭先生吹竽，喜邹忌鼓琴，安知与众乐乐？”○麟曰：“《史记》‘邹忌以鼓琴见齐威王’，非宣王也。惟南郭处士吹竽，乃宣王时，见《韩非ㆍ内储说》。”
《集》曰：“极，穷也。”○镛案‘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十一字，乃极字之注脚，〈先言而后解之〉如下篇‘我竭力耕田，恭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二十二字，乃恝字之注脚。〈先言而后解之〉
齐宣王曰文王之囿章
[编辑]考异○汉中常侍乐松对帝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五里，人以为大。”○毛曰：“与《孟子》不同。”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章
[编辑]赵曰：“雪宫，离宫之名。”○麟曰：“《元和郡县志》，‘齐雪宫古址，在青州临淄县东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谓齐侯见晏子于雪宫。’”
赵曰：“夏禹之世，民之谚语也。”又曰：“今也者，晏子言今时天下之民。”又曰：“王道亏，诸侯行霸，由当相匡正，故为诸侯忧也。”○《集》曰：“诸侯谓附庸之国ㆍ县邑之长。”〈释‘为诸侯忧’〉○镛案为诸侯度ㆍ为诸侯忧，上下诸侯毫发不殊，而旧说以下诸侯为霸者，《集注》以下诸侯为附庸之国ㆍ县邑之长，深所未晓。况所谓县邑之长，即如子游为武城宰，宓子贱为单父宰，及《周礼》县师ㆍ县正ㆍ酂长ㆍ里宰之类，是也。此辈之谓之诸侯，其有经证乎？上文既云‘吾王不游，吾王不豫’，则下文之‘今也不然’，亦当为天子巡守而言。引古之天子，罪今之诸侯，岂当于理乎？晏子之时，诸侯其有巡守者乎？特以晏子之时，周室衰弱，周天子无此过举。故不得不以诸侯当之。诸侯巡行于自己国内，而为邻国诸侯之忧，亦无是理。故朱子不得不以附庸之国ㆍ县邑之长当之耳，柰上下抵牾何哉？○余昔读书于万渊寺之东林，〈在和顺县北〉以为上下二节，通作夏谚，而并为太康时作，〈太康游豫无度，见〈夏本纪〉〉或为夏桀时作，诸侯仍当为五等诸侯，仲氏击节称善。盖以食ㆍ息，流ㆍ忧，并皆叶韵。与上节之游ㆍ休ㆍ豫ㆍ助，词例相肖，兼之景公之恶，不若是之甚也。○近读《左传》云：“齐景公痁。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昭二十〉此亦当时语法，若所云‘为寡君忧，以重君忧’之类，是也。然若云‘景公巡守而为诸侯忧’，则大不通矣。○流连荒亡，原是夏谚之文。故晏子继为训诂，使君晓解。若是晏子之所自言，则自言自注，亦太劳矣。
考异《晏子春秋》，景公出游，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ㆍ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问也。闻天子之诸侯为巡守，诸侯之天子为述职。故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夏谚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为诸矦度。今君之游不然，师行而粮食，贫苦不补，劳者不息。’夫从南历，时而不反，谓之流，从下而不反，谓之连，从兽而不归，谓之荒，从乐而不归，谓之亡。古者圣王，无流连之游ㆍ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计公掌之粟，籍长幼贫氓之数，吏所委发廪出粟，以予贫民者三千锺，公所身见癃老者七十人，振赡之然后归也。○𤲟案，此文蹈袭《孟子》，似非平仲手笔。然《晏子春秋》为刘向之所校定，而亦以今也不然以下为晏子之时，则西京之读已如此矣。
引证《管子ㆍ戒》篇曰：“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管仲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荒亡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宝法也。’”○镛案此文剽窃《孟子》，而毛奇龄反谓《孟子》袭《管子》，其不辨真伪，本来如此。《管子》，岂夷吾之所作耶？
引证陈蕃谏校猎曰：“齐景公欲观于海，放乎琅邪，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ㆍ舆马之音，举首颦眉之感，景公为之不行。”○麟曰：“此以《孟子》二章为一事。”
赵曰：“连，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为乐，故谓之连。”○镛案连之为字，会意ㆍ指事，本为车行。〈辵，行也〉车行必须牵引，则连者，牵引也。《易》曰‘拔茅连茹’，亦牵连之意。赵注有所本矣。
齐宣王问毁明堂章
[编辑]赵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巡守朝诸侯之处也。齐侵地而得有之。”○《集》曰：“汉时遗址尚在。”〈《汉书ㆍ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有明堂处云。”〉○毛曰：“听政自有朝寝。未闻周王听政在东鲁者。若谓泰山明堂，因巡守而设，则西南诸岳，其有无明堂，不见经传。且欲行王政，而但以文王治岐为言，其于立言之意，亦多少不合。不知此即出王配帝所也。古明堂之制，原为飨帝而设。自黄帝以来，唐ㆍ虞ㆍ夏ㆍ商俱有之。但飨帝必有配，后稷既配天于郊，而文王则配天于明堂。且天子继祖为宗，必有宗祀，而周制以文王当之。《孝经》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颂ㆍ我将〉诗小序所云‘祀文王于明堂’，则配帝之祭也。特鲁本侯国。诸侯不敢祖天子，则祖文宗武，非鲁宜有，而独文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国，不祖而宗。因特立周庙，在祖庙之外，而又以文当配帝，特设明堂，为出王配帝之所。”○镛案旧说ㆍ《集注》，相承有据，毛说乖拗而不通矣。天子巡守方岳，其柴ㆍ望之祭，虽设坛行之，其觐东方诸侯，受五玉ㆍ三帛，同律ㆍ度ㆍ量ㆍ衡，修礼考功，询事考言，皆将露坐而为之乎？脱有风雨不时，天子诸侯，不免沾湿奔窜，天下其有是乎？方岳之有朝诸侯之宫，理所必有，既朝诸侯，则名曰明堂，理所必然，毛君何为而疑之也？文王之庙，鲁诚有之，然其在经传，原称周庙，〈《左传》云：“临于周庙。”〉不称明堂。且鲁于周庙，未尝发号施令，以行王政，何得以此谓之王者之堂乎？且以周庙言之，鲁祚未绝，则周庙在国城之内，非邻国之所得毁。〈鲁平公将见孟子，则孟子之时鲁未亡〉鲁祚既绝，庙社丘墟，则出王之庙，亦所必毁，毁与不毁，何足致疑，而议之于孟子乎？其不通，甚矣。○毛又据文王治岐之政，以明明堂为文王之庙。〈毛云：“专据文王治岐为言，其立言之意，亦必有在。”〉然以诸侯而行王政者，当法文王，则专举文王，又何疑乎？毛说下段，盛论五方天帝配飨之法，皆袭谬义，不足辨也。今并略之。
齐人伐燕胜之章
[编辑]《集》曰：“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诸书不同，已见序说。”〈见上‘齐宣王以羊易牛’章〉○陈曰：“伐燕一事，《史记》以为齐湣王十年丁未，《通鉴》以为宣王十九年丁未，以淖齿事证之，湣王为是。《孟子》谓为宣王，恐传写之讹耳。”○金曰：“齐宣王伐燕，孟子所见也。谓为湣王者，荀卿所闻也，《史记》又所传闻者也。安得以后世所传闻之辞，而反疑孟子所见之辞乎？伐燕事，《孟子》最详，其次《战国策》。苏秦在燕，与其相子之婚，而苏代与子之交。秦死，齐宣王复用代。代为齐使燕。燕王问，‘宣王何如？’对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于是燕王以国让子之，三年大乱。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子之亡。此《通鉴》所据，以系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齐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鉴》则下减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语录》疑有他据。故履祥以为伐燕，当一以《孟子》为是。况又有《战国策》之可据乎！”〈见《通考》〉○镛案仁山之说，明矣。
赵曰：“雨则虹见，故大旱而思见之。”○《集》曰：“云合则雨，虹见则止。”○蔡曰：“云合则雨，虹见则止，若望云者，仰其来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来也。”○镛案《诗》云：“朝𬯀于西，崇朝其雨。”雨虽不多，虹者，雨之征也。虹之为物，或以之雨，或以之霁。总之，不雨则无虹，旧说似长。
齐人将筑薛章
[编辑]赵曰：“齐人并得薛，筑其城，以偪于滕，故文公恐也。”〈《集》意同〉○毛曰：“齐人筑薛，不知在何时。按《国策》齐湣王三年，封田婴于薛，称为薛公。及四年田婴将城薛，而谏者沮之，则所云‘齐人筑薛’，应在湣王之四年，以前此未尝有城薛事也。然此时孟子方去齐游滕，并游宋ㆍ薛，则不过在齐宣末年，与齐湣城薛，似不相合。且孟子游薛，薛尚未亡，而时适有用兵之事，故其馈孟子曰为兵，曰闻戒。”○镛案薛之亡灭，不见《书传》。故《春秋正义》曰：“薛献公始与鲁同盟，小国无记，不知为谁所灭。”〈隐十一〉然梁惠王三年，齐宣王立后三年，宋公偃立后十一年，梁襄王立是年，宋偃称王后二年，燕王哙让国后三年，齐湣王立后三年，田婴将城薛，此其数十年之事也。乃《战国策》云：“宋王偃灭滕而伐薛。”〈〈占雀〉篇〉故朱子于薛居州之注，谓宋王偃灭滕伐薛，则宋偃初年，薛犹未亡，其馈孟子兼金，不足疑也。及至湣王初年，薛为齐所灭，故湣王新得薛，即以封田婴，遂议筑城，而滕人恐之也。《孟子》ㆍ《国策》，正相符合，何谓相戾？○若宋之灭滕，未可深信。《春秋释例》曰：“齐灭之。”《春秋正义》曰：“楚灭之。”《竹书纪年》曰：“越灭之。”
鲁平公嬖人臧仓章
[编辑]赵曰：“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集》意同〉○饶曰：“五鼎是大夫之礼，羊ㆍ豕ㆍ鱼ㆍ腊ㆍ肤，三鼎是士之礼，特豕ㆍ鱼ㆍ腊。”○镛案鲁平公病之以丧礼，而乐正子质之以祭礼，岂有是理？赵注，疏矣。据〈士丧礼〉，大敛之奠，特豚三鼎，朔日之奠，特豚三鼎，荐新之奠，特豚三鼎，朝祖之奠，特豚三鼎，虞ㆍ祔ㆍ练ㆍ祥，皆用特豕三鼎。凡此诸奠，大夫之礼，皆少牢五鼎。唯遣奠，士用五鼎，大夫用七鼎。卒哭祔祭，或至太牢。〈见〈杂记〉〉乐正子所质问者，盖丧奠ㆍ丧祭之鼎数也，第言祭礼，何以别矣？
赵曰：“丧父时为士，丧母时为大夫。”○镛案丧父时为士，则孟子既入仕食禄而后，乃丧其父，赵氏前于〈题辞〉，又何云‘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乎？既仕既禄，犹为葬埋之戏ㆍ衒卖之嬉，必无是理。由是言之，《列女传》所称孟母三迁之说，原是白撰。真若孟子幼丧其父，则虽瀹菜为奠，敛以时服，岂得以薄于父病之哉？《列女传》之不可信，皆此类也。
公孙丑第二
[编辑]公孙丑问管仲晏子章
[编辑]赵曰：“曾西，曾子之孙。”〈《集》注同〉○麟曰：“《经典序录》，‘曾申字子西，曾参之子。子夏以诗传曾申，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曾西之学，于此可考〉楚斗宜申ㆍ公子申皆字子西，则曾西之为曾申无疑。”
赵曰：“文王之时难为功。故言何可当也。”○《集》曰：“当，犹敌也。”○蔡曰：“当，犹敌也。以其不可当也，孰谓文王不足法哉？”○或曰：“殷德如彼，文王由方百里起，是文王难当也。”○镛案注说谓‘文王不可当殷德也’，或说谓‘后人不可当文王也’，或说似长。若云‘文王不当殷’，则可字未安。
引证《吕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ㆍ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而传命。”○麟曰：“此可以证孟子引孔子之言。”
公孙丑问不动心章
[编辑]赵曰：“如是，宁动心畏难，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为大道不易，人当恐惧之，不敢欲行也。”○《集》曰：“任大责重如此，亦有所恐惧疑惑而动其心乎？”〈朱子曰：“公孙丑非谓孟子以卿相富贵动其心，谓霸王事大，恐孟子担当，不过有所疑惧而动其心耳。”〉○镛案人之所以动心，其端不一。凡外物之来，或可喜可怒可忧可哀恐惧之等，皆足以动吾心。若吾之喜怒忧哀恐惧之情，随物乱动，无所节制，则不可以居高镇物。此所以处大位ㆍ当大任者，首以不动心为贵。古人赞美贤宰相，必称太山乔岳ㆍ深林钜谷ㆍ中流之砥ㆍ大厦之柱，诚以其不动心如是，然后方可以居百僚之上，镇万物之情也。虞舜入麓弗迷，文王羑里演《易》，周公流言弗避，孔子魋ㆍ匡不畏，此先古圣人之不动心也。汉高祖百骑赴宴，唐太宗下马脱兜，宋真宗过桥亲征，明太祖招降入幕，此后世帝王之不动心也。陈平燕居深念，谢安围棋如故，赵普补缀进奏，韩琦引首受剑，此大臣之不动心也。周亚夫坚卧不起，李广纵马解鞍，贾复裹疮督战，费袆开门弹琴，此将臣之不动心也。虽其大小真伪，各自不同，要其所以植身镇物，皆足以处大位而当大任。若夫得一馈孩然以悦，遭一骂愎然以忿，值一患色然以骇者，其局量浅小，气象轻薄，不足以居此位而当大任。故皋陶九德之目，若刚ㆍ强ㆍ塞ㆍ毅诸德，皆以不动心为准，断之曰‘彰厥有常，吉哉’。常者，不动也，即‘不动心’三字，乃三古以来，居大位当大任者，头一件大题目。公孙丑游于圣门，深知此义，故发问如此。特以诸情之中，恐惧之情，最难裁制，故不动心者，以无惧为首。此孟子所以历言北宫黝ㆍ孟施舍之所守，曾子ㆍ子襄之所言，以明无惧之义，其实不动心，不止于无惧而已。至若先儒之所言，恐非本旨。何也？我之大德，有足以受大任行大道，则自当无惧。我之才德，本自不足，君子宜逡巡退缩，以让贤路。岂可强求其无惧乎？况惑与不惑，系于知识，知所不及，安得不惑？孔子称四十不惑，孟子称四十不动心。故朱子遂以不动心为不惑，然经所云不动心，非谓是也。古人称‘定大事ㆍ决大议，垂绅整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一问一答，当以是求之。
赵曰：“夫子志气坚，勇过孟贲。”○镛案不动心之差优差劣，本无形迹，何以知甲与乙相过之远乎？疑当时称孟贲五十不动心，俗有此语，故公孙丑言之如是。
赵曰：“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动心。”〈《集注》不言未四十〉○镛案告子以未四十不动心见称。故孟子特谓之先我。当时若无此称，‘先我’二字，不可解也。○孟贲五十始不动心。故公孙丑闻四十之说，而称夫子过之。告子未四十已不动心。故孟子闻过远之说，而称告子先我。详其语脉，所争在四十前后。
《集》曰：“黝以必胜为主，而不动心者也，舍以无惧为主，而不动心者也。”○又曰：“黝务敌人，舍专守己。”○镛案黝与舍，皆刺客麤夫也。圣师贤弟，坐论心学，忽引此辈以为证援，大是怪事。盖以林林众生之中，原有一种大胆男子，不由学习，不假矫饰，自能悍然无惧如黝与舍者，往往有之。欲讲不动心之法者，俯求其所以不动心之故。于是换其志趣，而用其执守之髣髴，抑亦无伤。此孟子所以取之为引喻也。原夫天下之事，有成有败，有利有钝，居大位ㆍ当大任者，当以必成必利为心。然及其成功则天也。惟成败ㆍ利钝，不以为欣戚，然后方可曰不动心。二子之事虽小，可以喻大。
赵曰：“施，发音也。”○《集》曰：“施，发语声。”○镛案‘孟施’二字，复姓也。《礼记》曰：“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饱。”孟施氏ㆍ少施氏，似是兄弟之孙。
赵曰：“曾子长于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虽众，不如曾子孝之大也。”○《集》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镛案四科十哲，无不笃信圣人，何必子夏而已。子夏ㆍ曾子于孔门诸弟，盖以执守见称。故孟子之言如此。今必取《论语》句语，以证子夏之执守，亦归于摸索而已。至于曾子之守，解在下节，不必他求。○毛云：“若笃信他人，则与黝之不受ㆍ必反之学，正自相反。”
赵曰：“缩，义也。”○《集》曰：“缩，直也。”○镛案《集》义不可易。
赵曰：“惴，惧也。内自省，有不义不直之心，虽褐宽博，不当轻惊惧之也。”○《集》曰：“惴，恐惧之也。”○镛案赵注大谬，而朱子因之也。吾不惴焉者，吾岂不惴焉也。上下节，论无惧之法，皆我心之无惧也。敌人之惧与不惧，岂所问哉？自反而不直，敌虽寡弱，君子当恐惧自修，此大勇无惧之法也。
赵曰：“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释告子之言〉○镛案不得于言，谓言有所跲，〈犹言一毫挫于人〉不得于心，谓心有不慊。〈犹言自反而不缩〉告子以为言有所跲，便当弃置，勿复求其故于吾心，所以自守而不动心也，心有不慊，便当弃置，勿复求其验于吾气，亦所以自守而不动心也。告子之学，盖不问是非，惟以不动心为主。○言有所跲，则必其心有所蔽陷矣，心有不慊，则必其气随而沮馁矣。言有跲而求于心，则可知病祟，心不慊而求于气，则可见病证。然祟在病前，证在病后，治病者不求于证，犹之可也，不求于祟，大不可也。此与孟子知言养气之学，如角弓反张处。
赵曰：“志，心所念虑也。气，所以充满形体为喜怒也。”○又曰：“志帅气而行之。”○《集》曰：“志为气之将帅。”○镛案志为将帅，气为卒徒，朱子之义，不可易也。〈孔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以志为帅，亦有所本〉但志者，心之所之，此固然矣。〈志字象心上有之〉气之为物，不可不核，若以后世理气之说，浑合言之，则大不可也。原夫吾人之所以生养动觉，惟有血气二物。论其形质，血粗而气精，血钝而气锐。凡喜怒哀惧之发，皆心发为志，志乃驱气，气乃驱血，于是见于颜色，达于四体。志者，气之帅也，气者，血之领也。故孔子论好色好斗之理，兼言血气，而孟子论不动心之理，单言气，以气之为物，驱驾血液，其权力次于志也。故孟子自注曰：“气者，体之充。”夫充于体者，何物？非他，气也。是气之在人体之中，如游气之在天地之中。故彼曰气，此亦曰气。总与理气之气不同。〈理气家，凡有形质者谓之气〉
赵曰：“志为至要之本，气为其次焉。”○毛曰：“此次字，如《毛传》‘主人入次’ㆍ《周礼ㆍ宫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小注谓‘志是第一件，气是第二件’，则志ㆍ气不容列等第。”○镛案毛说大谬。凡不动心之法，持志为首务，无暴气为次功。能斯二者则庶可不动。故曰‘志第一，气次焉’，毛说其当于理乎？
赵曰：“暴，乱也。”○《集》曰：“亦不可不致养其气。”〈程子云：“无暴乱其气。”〉○陈曰：“《集注》谓致养其气，即无暴气，发得暴，失养故也。”○镛案暴者，急也，疾也。不动心之法，先当持其志，使之宁静，于是制其气，勿令急疾，然后喜怒忧惧，乃不必形于色，而成败ㆍ利钝ㆍ死生ㆍ祸福，有不足以动其心者。无暴之暴字，尤是至要之诀，而旧说训之为乱，《集注》都无明说。今人皆读之为自暴自弃之暴，岂可通乎？○陈潜室‘发得暴’三字，已得此意。疾风，谓之暴风，读之当如此。○程子〈四勿箴〉曰：“发禁躁妄，内斯静专。”此正是无暴其气。
赵曰：“行而蹶者，气闭不能自持。故志气颠倒。”○《集》曰：“蹶，颠踬也。”○镛案许慎《说文》‘蹶者，跳也’，蹶者，趋者，谓跃者走者也。方跃方走者，其心不能宁静。是以气动之，故心亦随动也。行而颠踬者，本非气动，又与趋者，不成比对，恐非本旨。趋者，前行急也，跃者，上行急也。
赵曰：“丑问孟子才志所长何等。”〈释‘夫子恶乎长’〉○《集》曰：“丑复问孟子之不动心，所以异于告子。”○镛案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我知言，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言一气，彼我相照。所以然者，心不直则气不旺，气不旺则辞不壮。此所以所讲者不动心，而养气ㆍ知言，为之枢纽也。此一篇之要旨。
赵曰：“我闻人言，能知其情所趋。”〈《集》意亦大同〉○镛案知言者，知言语之本在心也。详论在下。
《集》曰：“馁，饥乏而气不充体也。言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朱子〈答吕子约书〉曰：“若如来喻，以是为指道义，而言若无此道义，即气为之馁，则孟子于此，亦当别下数语，其下亦不须更说是集义所生矣。”○镛案朱子之意，以为无浩气则体馁，吕氏之意，以为无道义则气馁。此一讼案也。窃尝思之，体馁，非君子之攸忧也。唯是集义积善之功，有所不至，则内疚外怍，苶然自沮，气为之馁，是乃君子之所耻也。孟子以集义为生气之本，而朱子以养气为行义之助，其先后本末，似颠倒也。原夫浩然之气，不可徒生，不可强养。唯是由道行义，日积月累，则心广体胖，俯仰无愧。于是乎贫贱不能戚，威武不能屈，以至于气塞天地。若有意养气，以气为业，则除了呴嘘呼吸ㆍ熊经鸟伸，无所事于养气也。揠苗助长之戒，正在于此。‘非义袭取’之句，亦以申明此义。不知朱子何故而固拒吕说也。配者，合也，谓浩气须道义以生，须道义以养，不能相离也。○公牧云：“浩气与充体之气似不同。浩气既是合道义之物，则非所以肥瘠强痿，岂可曰体无是则馁乎？”
赵曰：“集，杂也。密声取敌曰袭。”○《集》曰：“集义，犹言积善。”○镛案浩然之气，非一朝之所能生，必积仁累义，养之无害，然后其气乃成。赵注，非矣。此气既是道义所成，视上志气之气，又超一层，则似不当名之曰气。然神形妙合，肥瘠相关。心广则体胖，欲盛则眸眊，美在中则睟面而盎背，愧在内则汗出而色赧，皆神形妙合之明验也。今日行一义，明日行一义，义之既积，气以之养，是其体力之广大，虽可以塞天地，而其妙合之所常寓，终不离于形躯之内，斯其所以名气也。
赵曰：“言人行仁义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集》曰：“正，豫期也。《春秋传》曰‘战不正胜’，是也。”〈《公羊传》僖二十六〉○镛案正者，射者之期乎中鹄也。〈齐风〉曰：“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孔疏云：“正大于鹄。”〉《周礼ㆍ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矦射二侯三正，孤卿ㆍ大夫射一侯二正。”皆以射之所中为正也。〈大射仪〉郑注云：“正者，鸟名，齐ㆍ鲁之间，名题肩为正，鸟之捷黠者。”〈‘遂命量人’注〉射之难中，以中为隽。故射取名焉。《春秋传》之以正为期，其本在是也。○此节，乃养浩气之玄诀也。浩然之气，不可袭而取之。但积道义，任其自然，是本法也。若当有事之时，自期自必，要发浩然之气，是所谓揠苗也。故孟子戒之曰：“必于有事之时，勿先设正，〈句〉但于心内，勿忘正直底道理，〈心勿忘〉切勿助长，以犯揠苗之病。”此养浩气之法也。旨哉，妙哉！非躬行心得者，何以与是？○赵注忽为徼福求福之说，迂陋甚矣。○纮父云：“强发浩气者，犯虚㤭之病。”
赵曰：“四者之类，我闻能知其所趋。”〈引宾孟ㆍ骊姬ㆍ竖牛之等〉○《集》曰：“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然后其言平正通达而无病。”○镛案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孟子‘不得于言，必求于心’，此其所以相反也。诐ㆍ淫ㆍ邪者，言之有失者，所谓不得于言也。即言之诐，而知其心之有所蔽，即言之淫，而知其心之有所陷，即言之邪，而知其心之有所离，所谓‘不得于言，必求于心’也。心不直则气不旺，气不旺则辞不壮。此必然之理，而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此决然非理之言。言者，心之旗也，告子分为二物，岂可通乎？孟子知浩然之气，生于心直，通鬯之辞，亦生于心直。故曰‘我知言’，故曰‘我养气’。今人读此章，不知言ㆍ气二者之上下通贯，何以解矣？○明理不足以知言，必其心秉义正直，无所蔽陷，然后乃无诐淫之病。如浩然之气，生于集义，不可作明理说。
赵曰：“人君有好残贼严酷心，必妨害仁政。”○《集》曰：“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于政事。”○镛案生于其心者，言也，发于其政者，亦言也。政，大事也，事，小政也。〈孙奭《正义》引冉子退朝，孔子问晏之语〉诐淫之言，生于其蔽陷之心，以害其政事，〈下篇先言害事，后言害政，宜与此参看〉此所谓一心为万事之本也。心有病，则不得发无病之言，言有病，则不得行无害之事，万言万事之本，在于一心。恶得云‘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乎？故自说而自断之曰‘圣人必从吾言’。
赵曰：“丑见孟子，但言不能辞命。故曰‘夫子既已圣矣乎’”○《集》曰：“此一节，林氏以为皆公孙丑之问，是也。”○镛案旧说自‘宰我’以下，承上作孟子言，惟‘然则’以下八字，为丑之言，故朱子正之。○说辞者，宾主论说之辞，子贡对吴太宰嚭之类，是也。辞命者，邻国朝聘之所用，大夫专对曰辞，〈到彼国，随所问而对者〉国君致辞曰命。〈所以命使臣〉《论语》曰：“辞达而已。”曰：“为命，裨谌草创之。”《春秋传》曰：“大夫受命不受辞。”皆此物，非寻常言语之谓也。〈说辞之说，或读音税，亦可也〉惟善言德行，乃私室论道之言。○公孙丑知孟子平日善言善辩，莫知其所以然。乃今闻孟子之言，觉孟子以心直之故，善于言辩。于是叹服曰：“夫子既圣矣乎！”
《集》曰：“孟子能知言，又善养气，则是兼言语德行而有之，岂不既圣矣乎？”○镛案恐不然也。孟子平日善言善辩，公孙丑之所知也。丑犹不以善言为圣者，不知言出于心也。今闻孟子之言，乃知言不可以徒善，必其心志正直，积义然后，发为言语者，乃无疵病。然则善言者，其养心可知，岂非圣人乎？辞命，孔子亦未自许，而孟子之善言善辩，众所共知。故引孔子之言，以证孟子之圣。○孟子自说知言，未尝自说善言，乌得以知言为善言乎？况自‘何谓知言’以下所论，皆言语之事，而忽引先天浩然之气，谓孟子兼言语德行而有之，岂可通乎？浩气，岂德行乎？况颜ㆍ闵之善言德行，亦重在善言，不在德行，今云‘孟子兼德行’，亦赘矣。况兼四子者，孔子也，孔子兼此四子言语之才，而犹云‘辞命则不能’，所以证孟子之圣。今乃以孟子兼四子之长，则已隔一岭而越一川矣，此段不敢从。
赵曰：“污，下也。言三人虽小污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麟曰：“老泉《三子知圣人污论》，误以污字为句，赵岐谓孟子知其言大过，故贬谓之污下，亦非孟子之意。”
仁则荣不仁则辱章
[编辑]赵曰：“行仁政，则国昌而民安，得其荣乐。”○镛案荣者，华鬯也。辱者，屈折也。《易例》：“震为仁，巽为不仁，震为旉蕃，巽为挠屈。”故否之〈大象〉曰：“不可荣以禄。”
赵曰：“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违避，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变，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为不可活。”○蔡曰：“天作孽，如水火盗贼之灾。至于奸盗诈伪，以失其身者，是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举天地之间，皆为牢狱也。”○镛案天作孽，赵注好，自作孽，蔡说好。
尊贤使能市廛而不征章
[编辑]赵曰：“不横税赋，若履亩之类。”○镛案助而不税者，春秋鲁人初税亩，其后遂为列国之通制。故孟子言之，赵注不可没。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编辑]赵曰：“非恶有不仁之声名。”○朱子曰：“恶其声，是恶被不救人之名。”○镛案《集注》宜补。
赵曰：“无此四者，当若禽兽，非人心耳。”○《集》曰：“人若无此，不得谓之人。”○镛案赵注禽兽之说，必不可删没，而宋ㆍ元以来，无此说者，宋ㆍ元诸先生，皆以四端为本然之性，而又以本然之性为人物之所同得，故不欲云‘禽兽无此心’。此古今学术不同处。
赵曰：“端者，首也。人皆有仁义礼智之首，可引用之。”○孙曰：“人有恻隐之心，是仁之端本起于此也。有羞恶之心者，是义之端本起于此也。有辞让ㆍ是非之心者，是礼ㆍ智之端本起于此者也。恻隐四者，是为仁义四者之端本也。”○《集》曰：“端，緖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緖见于外也。”○蔡季通云：“端，乃是尾。”○陈曰：“比之茧丝，外有一条緖，便知得内有一团丝。”○镛案仁义礼智之名，成于行事之后。故爱人而后谓之仁，爱人之先，仁之名未立也。善我而后谓之义，善我之先，义之名未立也。宾主拜揖而后，礼之名立焉，事物辨明而后，智之名立焉。岂有仁义礼智四颗，磊磊落落，如桃仁ㆍ杏仁，伏于人心之中者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明仁之为物，成于人功，非赋生之初，天造一颗仁块，插于人心也。克己复礼之时，岂不费许多人力乎？孟子曰：“舍鱼而取熊，舍生而取义。”明一生一义，皆在彼处，我得就彼拣择，舍其短而取其长也。若于赋生之初，原有一颗义块，插在心内，则又安得舍之取之乎？《礼》曰：“春秋教以礼乐。”若礼在心，何以教矣？《礼》曰：“二十始学礼。”若礼在心，何以学矣？甯武子：“邦有道则智。”若其天赋之性，原有此智，则邦无道时，又恶能拔其智而去之乎？孔子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苟使天赋之性，原有仁智，则人人皆不忧不惑，仁者智者，顾何以别有色目乎？凡五经四书，其有仁义礼智之字者，逐一点检，莫不如此，余不暇更仆而数之也。仁义礼智，知可以行事而成之，则人莫不俛焉孳孳，冀成其德。仁义礼智，知以为本心之全德，则人之职业，但当向壁观心，回光反照，使此心体，虚明洞澈，若见有仁义礼智四颗，依俙髣髴，受我之涵养而已。斯岂先圣之所务乎？知事父孝为仁，则温清滫瀡，便当朝夕著力。谓天地生物之心为仁，则惟瞑目端坐而已。知事君忠为仁，则匡拂扶持，便当奔走竭力。谓东方木德为仁，则惟土木形骸，自命曰燮理阴阳而已。知牧民慈者为仁，则怀绥惠恤，便当恪恭致力。谓满腔子一团和气为仁，则惟默然无语，闭门涵养而已。其功绩之所成就，岂不万倍以相悬乎？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孔子曰：“为仁由己。”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仁本在内之理，则何以谓之为仁？为，犹作也，用力行事之谓为也，著手图功之谓为也。在心之理，何以著手而用力乎？总之，端也者，始也。物之本末，谓之两端。然犹必以始起者为端，故《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端之为始，不既明乎？《礼》曰：“君子问更端，则起而对。”更端，非复问之始乎？《春秋传》曰：“履端乎始，序则不愆。”杜注云：“步历之始，以为术之端首。”〈《晋书》云：“履端，元日正始之初。”〉端之为始，不又明乎？物之头尾，实为两端，皆可名端。然其在《书传》，以头为端者，更多其文。〈乡射礼〉曰‘主人奠爵于序端’，则注者谓之序头。〈乡饮礼〉曰‘司正升，立于席端’，则解者谓之席头。又凡笔头曰笔端，舌头曰舌端，〈见《韩诗外传》〉杖头曰杖端，〈见《后汉书ㆍ礼仪志》〉墙头曰墙端，〈孔平仲诗云：“蓼花抽穗出墙端。”〉屋头曰屋端，〈范成大诗云：“一株独成长，苍然齐屋端。”〉凡以头为端者，不可胜数。乌得云尾为端乎？恻隐之心发于内，引而长之，则可以行仁政。恻隐之心，非仁政之所始乎？辞让之心发于内，引而长之，则可以行礼法。辞让之心，非礼法之所始乎？羞恶之心为之本，而伯夷之不事污君，其末也。是非之心为之头，而展禽之不祀爰居，其尾也。譬之丝然，恻隐之心为丝团，而解之缫之，可以为孝弟，可以惠鳏寡。孰为其本，孰为其末？孰为其头，孰为其尾？四端之义，孟子亲自注之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两个始字，磊磊落落，端之为始，亦既明矣。四端为四事之本，故圣人教人，自此起功，自此肇基，使之扩而充之。若于四端里面，又有所谓仁义礼智者，隐然潜伏，为之奥主，则是孟子扩充之功，舍其本而操其末，放其头而捉其尾。遮断了一重真境，原不能直穷到底。所谓隔靴而爬痒，凿井而未泉，岂可曰知本之学乎？且此四端，可曰心，不可曰性，可曰心，不可曰理，可曰心，不可曰德，名不可不正也。此系进德修业者，不可不明辨处。余昔闻之于师友。○赵注十七字，字字金石，点点珠玉，诚一毫无憾。改首为尾，改引用为发见，于是乎本末易矣。
矢人函人章
[编辑]赵曰：“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简不处仁，为不智。”○《集》曰：“里有仁厚之俗者，犹以为美，择所以自处，而不于仁，安得为智乎？”○《论语集注》曰：“里有仁厚之俗为美，择里而不居于是，则失其是非之本心。”○陈曰：“孔子之意，本言择里，孟子引之以证择术，微有不同。《集注》于此，只以孟子之意释孔子之言，故与《语》注小异。”○镛案孔子言择里，孟子引之以证择术，无是理也。里者，人所居也。〈里一字为句〉人所居惟仁为美，所谓人之安宅也。岂择里之说乎？孔子本言择术。〈详见余《论语说》〉
赵曰：“为仁则可以长天下，故天所以假人尊爵也。”○《集》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统四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故曰尊爵。”○镛案天道以德之善恶为尊卑，如人道以爵之高下为尊卑。人苟仁矣，其位之为士为庶，天所不问，岂非天之尊爵乎？若以为天地生物之心，又以为本心全体之德，则洪匀赋予，本无不均，人人腔内，皆具天地生物之心，林林葱葱，无一而非得天之尊爵者也，岂可通乎？人之为物，欲仁则仁，不欲仁则不仁。故仁者为功，不仁者为罪，仁者可褒，不仁者可贬。若仁为本心全体之德，则人虽欲离仁不居，其可得乎？阙党不知长幼，互乡难与接言，市廛有贾衒之俗，学校习俎豆之礼。是四里者，皆不在吾身之内，故我得择其一而居之。仁与不仁，亦不在吾心之内，故我得以意拣择，舍此取彼。若仁在本心，则离不得矣，何以择矣？
《集》曰：“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于仁也。”○镛案经曰：“莫如为仁。”为，犹作也，为者，行事也。朱子以仁为天地生物之心ㆍ本心全体之德，则‘为仁’二字不可解。故解之曰‘志于仁’，志于仁，岂为仁乎？譬如农然，孟子欲令人一手执耒，一足蹈耟，墢土向前去。有人在傍曰：“我志于农。”斯两人所为，同乎，不同乎？
伯夷柳下惠章
[编辑]赵曰：“伯夷，孤竹君之长子，让国而隐居者也。”○又曰：“殷之末世，诸侯多不义，故不就之。后乃归于西伯也。”○镛案此注高古，非后世儒者所能道也。《史记ㆍ伯夷传》称：“叩马而谏武王。天下既宗周，伯夷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遂饿而死。”今人习见此文，惟知伯夷避周而隐居。赵邠卿生于西京，不必尊信《史记》，故曰‘让国而隐居’，明伯夷隐居，在让国之后，归西伯之前，非避周而隐居也。今详《论语》ㆍ《孟子》所论伯夷诸事，皆《史记》所阙，而叩马ㆍ采薇诸事，又于孔子ㆍ孟子之言，都无影响，恐非实录。微子受封而不耻，箕子陈道而不疑，何独伯夷叩马而谏，采薇而食，以至饿死乎？古者师行，诚有载主之法。然有载迁主，无载新主。况周人虞而立主，殷人练而立主，未葬无立主之法也。夫既曰‘父死不葬’，又曰‘载木主，号曰文王’，岂当于理乎？‘叩马’一段，原是白撰。余仲氏巽庵先生作〈伯夷传解〉，段段劈破，节节中窾，史迁复生，无以置对。今不叠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不惟避纣，并避当时诸侯。盖以当时诸矦，多染纣恶，故不肯立朝，惟西伯是归耳。
引证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矣。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ㆍ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镛案齐景公，兄弑而弟立，伯夷ㆍ叔齐，兄让而弟逃，明隐居行义，本在让国之后。故孔子必与齐景公并称也。让国而失禄，所以饿也。
引证○《论语》曰：“逸民，伯夷ㆍ叔齐ㆍ虞仲ㆍ夷逸ㆍ朱张ㆍ柳下惠ㆍ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ㆍ叔齐与。’谓柳下惠ㆍ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镛案孔子于此结之，曰‘我则异于是’，则所谓君子不由也。然孔子不明言隘与不恭。
赵曰：“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其号也。”○《集》曰：“柳下惠，展禽，居柳下而谥惠也。”○《论语集注》曰：“柳下，食邑名。”○赵德曰：“《春秋传》注，‘柳下惠，氏展，名获，字禽，柳下是所食之邑名，谥曰惠。展无骇之后。’”〈见《通考》〉○毛曰：“赵注有误。名获，见《国语》，字禽，见《左传》，又字季，见《国策》ㆍ《庄子》，谥惠，见《列女传》。是禽与季，皆是字，而赵注以禽为名。是名字且误，何况其号？《左传》孔疏云，‘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又曰：“《集注》其云食邑，见《左传》孔疏，居柳下，见《庄子》注。然总不知出何书。且鲁地并无柳下一名，嵇康锻柳下，在河内山阳县。然亦非地名。若号则非居非邑，益不可解。”○镛案柳下惠虽曰公族，本是遗逸，中经穷厄，三仕三黜，未或安富，未必有食邑。古者东门遂ㆍ西门豹ㆍ东郭贾ㆍ南郭且于〈哀六年〉ㆍ北郭子车〈襄廿八〉ㆍ东里子产ㆍ大陆子方〈哀十四〉之类，皆以所居而得名。唯延州来季子，或称延陵季子，先儒以为釆邑之名，不知何据。
公孙丑下
[编辑]天时不如地利章
[编辑]赵曰：“天时，谓时日ㆍ支干ㆍ五行ㆍ旺相ㆍ孤虚之属。”○孙曰：“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挟龟，迎日计月，望云占风，观星候气，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又曰：“孤虚之法，以一画为孤，无画为虚，二画为实，以六十甲子日定东西南北四方，然后占其孤ㆍ虚ㆍ实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岁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师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时，太史执同律之类，是也。”○镛案《易》曰：“圣人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者，不卜不筮而行之也。后天者，卜日筮日而行之也。圣人之奉天时不过如此。卜筮之法，假如行军，则先以人谋定某月某日，乃询卜筮，占其吉凶。吉则曰得天时，整旅行师，凶则已之。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哀九年〉郑皇耳卜侵卫，孙文子献兆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襄十年〉所谓天时不过如此。故〈曲礼〉曰：“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ㆍ畏法令也。”不卜不筮，但执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曰吉曰凶曰虚曰实，此后世谶纬之家，妖邪罔诞之术。孟子岂以是为天时哉？石㚟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岁习其祥。”〈襄十三〉天时之难得如此。○古者甲子乙丑，但以纪日，不以纪年。自汉武帝太初元年甲子以后，始以纪年，其后转转讹误，以之纪月，以之纪时。于是所谓孤虚旺相之法，千枝万叶，东振西触，又非特赵邠卿之时而已。汉时卜筮，亦用飞伏之法，无复绍天明之义。故〈王制〉曰：“假于鬼神ㆍ时日ㆍ卜筮以疑众，杀。”与〈曲礼〉所言，其法相反。今之为国者，宜一遵〈王制〉。○〈月令〉曰：“孟春不可以称兵，季夏不可以起兵，孟秋选士厉兵，以征不义。”此亦天时之说，岂必孤虚旺相哉？
引证《荀子》云：“荀卿与临武君议兵于王前。临武君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此用兵之要术也。’”
自齐葬于鲁充虞敦匠事章
[编辑]赵曰：“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郝敬曰：“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一似将葬而始归，裁葬而即出。不终丧而为齐卿者，此是何解？礼凡尊者有赐，必明日往拜。惟丧礼则敛之明日，但拜君命及众宾，而不拜棺中之赐。故赠襚之赐，拜于葬后。是时孟子仕齐丧母。齐王必以卿礼来赠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赐，不即往拜，至三月归葬之后，然后反齐而拜王之赐。然又不至齐而止于嬴者，礼，衰绖不入公门，‘大夫去国，逾境为坛位，望乡而哭’，此丧礼也。今自鲁至齐，遂于境上嬴邑为坛位，成礼而毕然后反鲁。”○毛曰：“据夏ㆍ商之制，臣有父母之丧，则三年不呼其门。故曾子曰，‘夏后氏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谓即有未了之事，亦于葬后尽致之。惟周人不避金革，而再期之后，即可从政。毋论孟子客卿，原无未了之事，即寇戎金革，不涉先生。且殡次门内，葬次门外，亦居丧要礼。孟子方教滕文行古制，居庐不言，岂有身甫三虞，而即可离门内外者？”〈又云：“嬴在齐南，去齐都三十馀里。即《春秋》所称‘公会齐侯于嬴’者。果是拜赐，亦不当如是之远也。”〉○镛案孟子是时，母子居齐。母死反葬于鲁，又反哭于齐，事实平正，本无可疑。郝说穿凿，甚矣。所引礼例，亦皆谬误。毛既辨之，今不赘。〈毛说甚长，今只录其半〉
赵曰：“敦匠，厚作棺也。”○《集》曰：“充虞尝董治作棺之事。”○镛案敦，厚也。又敦，迫也。〈见〈邶风〉释文〉然则音墩。又敦，治也。〈〈鲁颂〉云：“敦商之旅。”〉然则音堆。从旧说则读当音墩，而从《集注》则似墩似堆，未可定也。董者，督迫也。治者，治事也。既云董治，则两义相牵，未可定也。○孟子答充虞之问，全以厚薄为说，故旧说如此。然详玩上句，〈前日不知虞之不肖〉当从《集注》，读当音堆。
赵曰：“从天子至于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数，墙翣之饰有异。”○镛案〈丧大记〉曰：“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檀弓〉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赵简子曰：“桐棺三寸，下卿之罚。”〈见《左传》〉《家语》曰：“孔子之丧，桐棺四寸，柏棺五寸。”虽诸文参错，自天子达于庶人，壹是皆以七寸为法，恐无是理。墨子曰：“古圣王制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墨盖欲自天子达于庶人，通用三寸，亦无是理。大抵孔子封其父坟，其崇四尺，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圣人也。孟子所秉，似与孔子不同。
赵曰：“我闻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俭约于其亲，言事亲竭其力者也。《论语》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可谓孝也已。”○《集》曰：“所当得为而不自尽，是为天下爱惜此物，而薄于吾亲也。”○镛案事亲竭其力者，农夫之类也。古人以农夫谓之小人，安得以君子为农夫乎？赵说，非也。余谓凡圣王立法立制，使民不得逾者，为天下虑也。孟子之意，盖曰‘君子不以虑天下之故，自俭其亲’，盖其所秉，与孔子不同，未敢从也。《论语》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者，所以戒三家之僭礼逾法也，赵引此文，亦是疑孟之意。○以即境则桐棺三寸，亦足以拒土以远虑，则岂得以七寸之厚，免土之亲肤哉？熟读〈檀弓〉一篇，可知孔子所秉。若孟子治母丧，其衣衾ㆍ棺椁，必有逾礼者。故今有充虞之疑，后有臧仓之谮。
沈同问燕可伐章
[编辑]赵曰：“子哙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国与子之。”○镛案后儒皆谓：“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今观此章，孟子《春秋》之义，严于斧钺。劝诸侯行王政，罪诸侯违王命，两义双行，不相悖也。故继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齐人伐燕章
[编辑]旧本连上为一章，《集注》分为二章。恐旧本为是。虽通下章而为一，亦无不可。
燕人畔周公管叔章
[编辑]《集》曰：“武王立纣子武庚，而使管叔与弟蔡叔ㆍ霍叔监其国。”○毛曰：“经传并无三叔监殷事，惟〈大诰ㆍ书序〉有云‘三监叛’。前儒因《春秋传》有‘周公痛二叔之不咸’及‘管ㆍ蔡启商，惎间王室’语，疑蔡叔亦同监殷。故孔安国注〈书序〉，始云‘三监者，管ㆍ蔡与商’，而《汉书ㆍ地理志》遂谓‘管ㆍ蔡ㆍ武庚三分邶ㆍ鄘ㆍ卫之地而各尹之’，以为监即尹也。夫武庚，殷也。以殷监殷，固已谬矣。且管ㆍ蔡未尝分鄘ㆍ卫也。〈世家〉云‘封鲜于管，封度于蔡’，杜预谓‘管在荥阳’，《世本》谓‘汝南上蔡，即叔度封国’，况霍叔则并无阑及者。其后郑氏作《诗谱》，据〈蔡仲之命〉，谓霍亦流言。因以霍代商，窃补三数，而前儒非之，谓监殷ㆍ流言本是两事，流言有霍，而监殷何有？”○又曰：“《周礼》施典之官，显有牧ㆍ监ㆍ参ㆍ伍ㆍ殷ㆍ辅六名。牧ㆍ监以诸侯为之，参ㆍ伍ㆍ殷ㆍ辅，则以各国之大夫ㆍ士为之，皆统制之官，即监官也。《史记》作〈卫世家〉，认监作辅，有云‘武王恐武庚有贼心，使管叔ㆍ蔡叔傅相之’，夫傅相，汉官，置之诸侯王之国，如所云胶东相长沙王。傅者，即辅也。未有二叔为武庚辅者。监殷，本牧监之职，而误以殷辅当之也。盖监，所以监视诸侯者。然即推诸侯，为之九州一千八百诸侯，每州立方伯，统领其事。《春秋传》谓之九伯，〈王制〉除王畿谓之八伯，《尚书ㆍ多方》谓之胥伯，然总谓之牧。〈曲礼〉‘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是也。乃自牧而下，又有卒正ㆍ连帅ㆍ属长三等官，〈多方〉谓之小大多正。自牧而上，又有王朝之二伯一等官，《春秋传》谓之分陕之伯，〈曲礼〉谓之五官之长之伯，总监官也。管叔之监，只是连帅ㆍ正长，仅监殷墟诸国者，其官在牧下。而《周礼》建牧之后，即继曰立其监，一似立监之名，专指连帅ㆍ正长三等官者。然且三监之称，虽以三等得名，顾自昔有之。〈王制〉记商制云，‘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惟商制无二伯，但以王大夫三人监方伯国。而周制则特设二伯于王畿，即以连帅ㆍ正长三等官，袭三监之名。且连帅ㆍ正长，合不下数十馀人，所谓小大多正者，而总名三监。是初以三人为三，而继即以三等为三，多官称三监，一官亦得称三监。管不必蔡，何论有霍？”○又曰：“三代事迹，至宋一变，天下学者，皆知有武王封康叔，周公避东郊，召公辞官，周公留后诸事，牢不可破。若三叔监殷，则尤百口不能争者。”○镛案三监者，官名也。尧之四岳，未必是四人，秦之五大夫赵婴，未必是五人，汉之壶关三老董公，未必是三人。始以三人之故，名曰三监，其后官不必备，犹称三监。先儒必求三人，以充三额，或使武庚自监其身，或使霍叔引入冤狱。其后梅赜伪造《尚书》‘霍叔竟为庶人，三年不齿’，〈见〈蔡仲之命〉〉冤甚矣。详见余《尚书说》，今不赘。○毛氏三等之说，亦是谬义。三监之法，当从〈王制〉。
赵曰：“周公惟管叔弟也，故爱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亲亲之恩也。”○《集》曰：“管叔，武王弟，周公兄也。”又曰：“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毛曰：“《史记ㆍ世家》曰，‘文王有同母十子。一伯邑考，二武王发，三管叔鲜，四周公旦。’然而孔安国注〈金縢〉谓‘周公摄政，其弟管叔及蔡叔ㆍ霍叔，放言于国，以诬周公’。张南士谓‘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称公，而管叔以下皆称叔，一。周公先封周，既又封鲁，而管叔并无畿内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长者为大宗，周公ㆍ管ㆍ蔡皆嫡弟，而周公为大宗，称鲁宗国，三’。若《尚书》孔疏，释流言所起，谓‘殷法兄终弟及，三叔疑周公为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势’，则亦以周公次武王。其弟及，与殷法合，故流言，则赵氏所注，非无据也。”○镛案《孟子》ㆍ《史记》，两相符合，则管叔之为第三，周公之为第四，无复可疑。岂得以赵邠卿ㆍ梅仲真二注，易其序次乎？〈毛所谓孔注，即是梅传〉张南士设三难，亦殊未然。公者，公ㆍ侯之爵名也，叔者，伯ㆍ叔之序名也。第三以下，皆可称叔，故周公原称叔旦。〈〈管蔡世家〉云：“武王封叔旦于鲁。”魏文帝策命孙权曰：“叔旦有夹辅之勋。”〉又如畿内之封，或无地可封者，第于畿内食以一邑。或将受外封，而留辅天子者，先受釆邑。管叔既受外封，又不留辅，则其无内邑，理所固然，又何封之可索乎？至于立嫡为大宗者，此是郑玄谬义，本无经据。同姓之盟，谓之宗盟，〈见《左传》〉同姓之国，谓之宗国，〈〈滕文公〉〉其例相同。何得以‘吾宗国’三字，遂伸郑义乎？〈详见〈丧期别〉〉然且管叔无后国绝，设如郑玄之法，亦必移宗于鲁国，周公为弟，何足疑乎？○齐桓公杀兄以定国，周公杀兄以定天下。彼私此公，虽若霄壤，孔子谓‘桓公正而不谲’，帝王家有义断之法，与私家不同。
去齐宿于昼章
[编辑]赵曰：“昼，齐西南近邑。”○麟曰：“《水经注》云‘𣶩水出时水东，去临淄城十八里’，所谓𣶩中也。俗以𣶩水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𣶩。”〈当作画。《后汉》‘耿弇进军画中’，《史记》‘画邑人王蠋’，《通鉴》作画邑〉○镛案此章ㆍ下章，凡宿昼出昼，皆作昼，传写之误。岂至是乎？宰予昼寝，后人改作画寝，亦此一类。
赵曰：“缪公尊礼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则欲去。缪公常使贤人往留之，说以方且听子为政，然则子思复留。泄柳ㆍ申详，亦贤者也，缪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贤者在缪公之侧劝以复之，其身乃安矣。”〈《集》义亦大同〉○镛案古今之注，皆可疑也。君子去留，惟系用ㆍ舍。实不听用，而但使说客诱之以方且听用，则子思信听其言，回心复留，有是理乎？君子去留，惟视君心。君实无欲留之心，而常有说客在于君侧，劝以复之，则申ㆍ泄倚此为势，安身不去，有是理乎？况孟子明云‘缪公于子思，不能悦贤，不能养贤，台之无馈’，〈〈万章下〉〉赵注以为缪公愠而绝之，则缪公ㆍ子思之有始无终，明矣。泄柳ㆍ申详之闭门逾垣，又是孟子亲口所言，则子思ㆍ申ㆍ泄都不能毕竟安身，今以注说观之，则有若三子赖此而终安者然，岂不违于实乎？永乐《大全》载《语类》问答及辅氏之说，皆不鬯晓，陆氏本载顾麟士ㆍ蔡清诸说，仍无正义。○《易》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陈ㆍ蔡，无上下之交也。”人君得贤共国，必有下交，君子得君行道，必有上交。《易》曰：“拔茅连茹，以其汇。”泰者，天地之交也。天地之交，非上下之交乎？孔子仕于鲁，盖先之以由ㆍ求，其适卫也，亦先之以由ㆍ柴，而蘧瑗ㆍ史䲡ㆍ颜仇由诸人，又为之先后焉，皆此义也。此章原于两侧字绝句，而‘则不能’以下，即下句也。孟子盖云：“鲁缪公不能下交，其在子思之侧者，皆非缪公之人，如是也，故终不能安子思。〈台无馈以后子思不安〉泄柳ㆍ申详不能上交，其在缪公之侧者，皆非申ㆍ泄之人，如是也，故终不能安其身。〈申详无仕鲁之文〉我今孑然一身，客于齐国，都无上下之交，齐王何以安我，我亦何以安其身乎？我之去齐，不得已也。子为我虑，而曾不及子思，其可曰厚于我乎？”
滕文公第三
[编辑]滕文公为世子孟子言必称尧舜章
[编辑]赵曰：“《古纪世本》，录诸侯之世，滕国有考公麋，与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与文公相直。似后世避讳，改考公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谓之文公也。”○镛案此注不可没。
赵曰：“人生皆有善性。但当充而用之耳。”○《集》曰：“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镛案神形妙合，乃成为人。神则无形，亦尚无名。以其无形，故借名曰神。〈借鬼神之神〉心为血府，为妙合之枢纽。故借名曰心。〈心本五脏，字与肝肺同〉死而离形，乃名曰魂。孟子谓之大体，佛家谓之法身，其在文字，无专名也。先儒言性，亦太浑融，今人又或差误。生则曰性，死则曰魂，其实性与魂异，性非吾人大体之全名也。余谓性者，主于嗜好而言，若所谓谢安石性好声乐，魏郑公性好俭素。或性好山水，或性好书画，皆以嗜好为性。性之字义，本如是也，故孟子论性，必以嗜好言之。其言曰‘口之于味同所嗜ㆍ耳之于声同所好ㆍ目之于色同所悦’，〈〈告子上〉〉皆所以明性之于善，同所好也。性之本义，非在嗜好乎？人莫不好财色，人莫不好安逸，其谓之性善者，何也？孟子以尧ㆍ舜明性善，我则以桀ㆍ跖明性善。穿窬之盗，负赃而走，欣然善也。明日适其邻，见廉士之行，未尝不油然内怍。古所谓梁上君子可与为善，此性善之明验也。此地有尹氏子为盗。余令其兄弟谕之以仁义，盗泫然以泣。又有郑氏子恶人也，余临溪打鱼，使之切脍，郑长跪赧色而自数其罪曰‘我恶人也，我杀无惜者也’，缕缕言不已。苟性不善，岂有是也？〈此以羞恶之心明性善〉里有不孝子，不知者誉之为孝则悦。彼其心以孝为善故悦也。里有奸淫妇，不知者誉之为贞则悦。彼其心以贞为善故悦也。贪官污吏，聚敛掊克，无所不为，奸人谄之以清白则悦。谗夫侫臣，卖弄欺诈，无所不为，奸人谄之以忠直则悦。彼其心皆乐善而耻恶。故虽知其违于实，而第以为悦也。所谓性善，亶以是也。苟为不然，明明举天下之人，方且从恶如崩，从善如登，而孟子以空言称性善，人其有信之者乎？《诗》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性之谓秉彝，而必以好德为说，性之字义，其不在于嗜好乎？人性之必好为善，如水性之必好就下，火性之必好就上。赋生之初，天命之以此性，虽贪淫虐杀，无所不为，而此性仍然不变。见忠臣孝子，则美之为善也，与国人同，见贪官污吏，则疾之为恶也，与国人同。此所谓性善也。〈此以是非之心明性善〉因此性而感之，贪淫虐杀者，有一朝迁义之理，不善而能然乎？言性者，必主嗜好而言，其义乃立。若谓此虚灵无形之物，其体浑然至善，一毫无恶，则赤子始生，但知啼哭索乳求抱，安得硬谓之纯善乎？若以其自主之权能而言之，则其势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扬雄以此为性，故命之曰善恶浑。若以其形气之私欲而言之，则不惟可善而可恶，抑亦难善而易恶，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非过语也。荀卿以此为性，故命之曰性恶。彼荀与扬之言，亦未尝指无为有，诬白为黑，则必其所指点者，与孟子不同耳。佛家号为明心见性，其千言万语，皆所以赞美此物。然其本意，与孟子性善之说，相去万里。彼所言者，本体之虚灵奇妙也，此所言者，谓其能乐善耻恶，如水之就下也。岂同趣之言乎？○〈召诰〉曰：“节性惟日其迈。”〈蔡云：“节其骄淫之性。”〉〈王制〉曰：“修六礼以节民性。”《孟子》曰：“动心忍性。”此所云性者，人心之嗜好也。〈商书〉祖伊之言曰：“不虞天性。”子思曰：“率性。”《孟子》曰：“性善。”此所云性者，道心之嗜好也。虽其所主不同，其以嗜好为性则同。
《集》曰：“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即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为不善。故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镛案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谓君子戒慎恐惧，尽其慎独之工，则执中在心，不偏不倚，特不与物接，未有喜怒哀乐之发耳。岂人性本体之谓乎？朱子于《中庸或问》，所论如此。均是朱子之言，岂可执谬而舍正乎？〈详见余《中庸说》〉孟子言性善，而程子谓‘性兼有善恶，如太极之函有阴阳，而特以先吉后凶之义，不得不先言性善’，则恶固隐然在中。此与扬子所谓善恶浑，何以异矣？先善后恶而指为善物，则明其物善恶参半，而特以先善后恶之义，权谓之善物也。善恶参半而权谓之善物，则吉凶参半而权谓之吉兆，是非参半而权谓之正论。定龟体决国论者，其差谬多矣，而可通乎？
明道曰：“性固善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见《大全》〉○陈曰：“才识气质之性，即善恶方各有著落。不然则恶从何处生？孟子说未备。”又曰：“程子发此义。孟子专说义理之性，则恶无所归。是论性不论气，孟子之说为未备。”○镛案性有善有恶，而孟子单言性善，则孟子不知性矣。孟子不知性，而复有知性者乎？据云‘义理之性主乎善，气质之性主乎恶，二性相合乃为全性’，则扬子云善恶浑之说，为正论也。单言气质之性，则荀卿子性恶之说，为正论也。然则孔子ㆍ子思之统，当在荀ㆍ扬，岂得复以孟氏为宗乎？《道经》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今人以人心为气质之性，以道心为义理之性，不知心之与性，所指不同。性之为字，专主好恶而言，岂可以心而为性乎？鹿之性好山林，雉之性恶驯养。虽不幸而堕于驯养，顾其心终以山林为好，一见山林，油然有感羡之心，此之谓性也。天于赋生之初，予之以此性，使之率而行之，以达其道。若无此性，人虽欲作尘刹之善，毕世不能作矣。天既赋之以此性，故又能时时刻刻提醒牖启，每遇作恶，一边发欲，一边沮止，明沮止者，即本性所受之天命也。天命之谓性，非是之谓乎？若所谓善恶浑者，天之赋性既如此，则人之行善，如水之就下，火之就上，不足为功能。故天之于人，予之以自主之权，使其欲善则为善，欲恶则为恶，游移不定，其权在己，不似禽兽之有定心。故为善则实为己功，为恶则实为己罪。此心之权也，非所谓性也，扬雄误以为性，故乃谓之善恶浑，非初无是事而扬雄诬之也。蜂之为物，不得不卫君，而论者不以为忠者，以其为定心也。虎之为物，不得不害物，而执法者不引律议诛者，以其为定心也。人则异于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主张由己，活动不定。故善斯为功，恶斯为罪。然且可善可恶之理，既已参半，则其罪似当末减，所以作孽之不敢逭者，以性善也。性之乐善耻恶，既真确矣，拂此性而为恶，罪其可逭乎？○今人以纯乎虚灵者为义理之性，以由乎形气者为气质之性，千罪万恶，皆由于食色安逸，故凡恶皆归之于形气，而虚灵不昧之体，认之为但具众美，都无纤恶，殊不然也。虚灵之物，不能为恶，则彼无形之鬼神，又何以有明神恶鬼哉？食色安逸之欲，皆由形气，而凡骄傲自尊之罪，是从虚灵边出来，不可曰虚灵之体，无可恶之理也。人有以道学文章自尊者，誉之则喜，毁之则怒。是于形气有甚关系？凡以虚灵之体，谓纯善无可恶之理者，佛氏之论也。惟性纯善，馀不然也。
《集》曰：“古今圣愚，本同一性。”〈朱子曰：“同此一性，则天下固不容有二道。”〉○镛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故一性则一道。性之本在天也。〈吴程有本然之说。然本然之名，本出《楞严经》〉
赵曰：“成覸，勇果者也。与景公言曰，‘尊贵者，与我同丈夫。’”○《集》曰：“彼谓圣贤也。”○镛案赵注，非也。
引证贾谊《新书》曰：“谓门人学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
赵曰：“师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则也。”○《集》曰：“文王我师也，盖周公之言。”○镛案旧说双尊之，《集注》束为一，未详孰是。然伯鱼曰‘孔子我师也’，曾申曰‘曾子我师也’，恐无此理。文王行此道者也，周公明此道者也，双尊之似无不可。
滕定公薨定为三年之丧章
[编辑]赵曰：“敬圣人，故宗鲁。”○《集》曰：“周公为长，兄弟宗之，故滕谓鲁为宗国也。”○镛案赵氏读之如‘天下宗周’之宗，此一义也。朱子从郑玄大宗小宗之义，谓武王于管ㆍ蔡ㆍ曹ㆍ滕之中，特立周公以为大宗，以其为谪长也。然《礼》曰‘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诚以宗也者，庙也。〈象神在宀中〉继祢者，戴祢庙以主其祭者为宗，继祖者，戴祖庙以主其祭者为宗。故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若公子ㆍ王子既不敢以王公为宗，乃其兄弟又各自为祖，未及成宗。故曰‘无宗亦莫之宗’，其义昭然。郑玄于《大传ㆍ小记》之注，忽立谬义，以公子ㆍ王子之嫡出而年长者，立之为大宗，周文王之王子八人，〈伯邑考不在计〉以周公立之为大宗，鲁桓公之公子三人，以季友立之为大宗。〈谓季友嫡出〉后儒每引滕人‘吾宗国’一言，以证其义。然季友嫡出，本无明文。况此义理，惟于文王八子ㆍ桓公三子，才得相合，万一王子ㆍ公子，虽有数人，都是妾出，其将立谁以为宗乎？古礼王公ㆍ大夫之家，若无嫡出，妾子承统，法也。方其立宗之时，嫡长者立为大宗。逮子若孙，长嫡之家，以妾子承统，次嫡之家，以嫡子承统，于是乎嫡者奉庶以为宗，庶者领嫡以为众。于是乎嫡妾之贵贱易矣，安在其贵嫡也？郑玄此义，其在经传，绝无证据，朱子不察而从之也。同姓之盟，谓之宗盟，〈见《左传》〉同姓之国，谓之宗国，其例相同，不足疑也。〈〈晋语〉，舟之侨曰：“宗国既卑。”宗国，谓虢也。岂必大宗曰宗国？〉
《集》曰：“二国不行三年之丧者，乃其后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毛曰：“鲁自春秋至战国，无不行三年丧者。僖公薨，文公二年纳币，相距再期。犹然以丧娶讥之。成公三年丧毕，然后朝晋。胡氏犹以不朝周，刺其非礼。昭公居三年丧不哀，叔向曰‘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则近代先君何尝不行？且本文明曰‘丧祭从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又曰：“战国诸侯，皆不行三年丧乎？若然则齐宣欲短丧何与？然且曰‘吾宗国鲁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则是鲁周公ㆍ伯禽ㆍ滕叔绣，并无一行三年丧者。子张问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其非今制，昭然也。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即位冕服，出命令诰诸侯，与三年不言，绝不相同。晋平公初即位，即改服命官，而通列国盟戒之事，始悟孟子引三年不言ㆍ滕文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皆是商制，并非周制。周公制礼，并无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ㆍ叔绣不行ㆍ悖先祖ㆍ违授受，历历有词，世不察也。然则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镛案余考春秋诸国之礼，坏乱参错，原无一定之法，有如是者，有如彼者，国各异轨，君各殊矩。其所同者，惟逾年称君，三年衰绖等大节而已。详见余《春秋考征》，今不再述。惟所谓‘鲁先君之莫之行’，不是全莫之行，盖云不得如殷高宗而已。鲁隐公未葬临戎，鲁桓公ㆍ闵公既葬会盟，鲁襄公既葬受享，鲁庄公ㆍ文公ㆍ宣公在丧而娶，虽谓之莫之行，可也。然鲁昭公未葬三易衰，其三易则童心也，而其不脱衰则可贵也。〈见《左传》〉鲁悼公之丧，孟敬子言食粥之礼，若嗣君吃饭，诸臣其议食粥乎？虽昭子食食，而嗣君之食粥，可知也。〈见〈檀弓〉〉孟子答然友之问，亦不过举二者而为言，一曰齐疏之服，二曰𫗴粥之食。此二者，吾宗国鲁先君未尝不行，而父兄百官诬之如此，岂不可疑？总之，衰乱之君，以其私意，或行或否，周公之礼，断不如此。至于三年不言之礼，此是殷礼，不是周礼。周礼惟未葬不出命令。故文九年春，毛伯来求金，不称王命。《左氏》曰：“不书王命，未葬也。”明周礼惟未葬不命也。滕文公之五月居庐，未有命戒，正亦周礼，而毛氏乃谓孟子教文公行殷礼，尤大谬也。如毛氏之说，则杜预短丧之义，将立而可说乎？
赵曰：“志，记也。《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麟曰：“邦国之志，若周志ㆍ史佚之志ㆍ郑晋楚书ㆍ秦记之类。”
赵曰：“父兄百官，且复言‘我转有所受之’。一说世子言我受之于孟子也。”○《集》曰：“引志之言，以为上世以来，有所传受。”○镛案一说非。
滕文公第三章以下
[编辑]滕文公问为国夏殷周皆什一章
[编辑]赵曰：“阳虎，非贤者也，言有可釆，不以人废言也。”○镛案《集注》有味。
赵曰：“禹受禅于君，故夏称后，殷ㆍ周顺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镛案赵说，非矣。义见余《檀弓箴误》。
赵曰：“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虽异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集》曰：“商人始为井田之制。”○镛案朱子谓‘井田之制，始于商人’，恐不然也。坟衍原隰之地，谿磵沟渠之水，天荒以来，原未尝经纬割划，而殷人始画为井，其可得乎？此必天翻地覆，山颓水汩之世，乃能为此，画地为井，非尧ㆍ舜ㆍ禹ㆍ稷之所为乎？然且黄帝ㆍ神农之时，已有经画之制。故说卦之例，坤为布帛，布帛者，经纬也。说卦之作，必在上古，〈义详余《易笺》〉则中国开物之圣，原有井地之制。特其制度之详密ㆍ规模之齐整，必在尧ㆍ禹之际耳。殷人ㆍ周人，不过于成法之中，量其时宜，稍加变通而已。○孟子诵‘雨我公田’之诗，以证周制之有公田，则夏后氏无公田矣。然孟子之时，典籍散灭，法制陵夷，井田之形，具已败亡，已无可问。故仅诵二句诗，以证周制之有公田。周制尚然，夏制之有无公田，况可征乎？今于数千年之后，谓夏有公田，人孰信之？虽然，箕子则古人也。箕子之言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洪范九畴者，禹之物也。洪范之形，皇极居中，八畴环外，一似井田之形。〈见余〈洪范图〉〉畴者，田畴也。既受九畴之锡，而其画地为田，不用九畴之法，必无是理，夏制之有公田，明矣。又夏后营国之法，明亦九区。故启之誓师，先召六乡之卿。既有六乡，则明亦王宫居中，面朝后市，与周法同也。营国既然，则治田亦然。故禹自奏其功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畎浍者，井田之物，非井田而有畎浍，所谓无面之䬪饦，井田非夏制乎？○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者，一区百亩，每用二夫治之，共十六人同治公田。惟其输官之法，田分九等，而权于数岁之中，以为恒例。如今吾东之法，某区之税一结，某区之税七负，恒定其额，不得增减。此所谓五十而贡也。此法若逢大饥，不能无蠲。故夏法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吾东给灾之法，即其意也。所谓殷人七十而助者，通执八百亩，推移分田，十夫各得七十亩，二夫各得五十亩，共十二人同治公田。惟其输官之法，不问丰俭，但纳公田之所出，公家所藉，民力而已，故名之曰助。助者，藉也。所谓周人百亩而彻者，一夫全受一区，八夫同治公田，黍稷既熟，有司自取而输之官。一似燕享祭祀，笾豆既陈，而有司彻去者。然斯之谓彻也。彻者，取去也。○三代分田之数，多寡不同者。井田皆良田也。坟衍原隰之地，可以画井者，不可多得。故周人之法，亦于井地之外，加授莱田，上地五十亩，中地百亩，下地二百亩。〈〈遂人〉文〉况夏后之初，洪水新平，畎浍新濬，所作井田，其数不多。故一夫所受，仅得五十，民所耕作，都是莱田。降及殷人之世，益画井地，其数稍敷，故一夫所受，增至七十。降及周世，井地益广，莱田渐少，故一夫全受百亩，而所授莱田乃为五十。此自然之势也。○若云‘夏后氏以五十亩为一区，殷人以七十亩为一区’，则其说不通。诚以五十ㆍ七十，不能开方。不能开方，则不成井田。试以五十亩为一区，则七七四十九，所零者一，不得开方。试以七十亩为一区，则八八六十四，所零者六，不得开方。何以为井田乎？况禹濬畎浍之后，其井区大小，便若天成，殷人欲改而大之，则须决裂阡陌，堙夷沟浍，乃可以改画其井，殷人何苦为是？殷人之后，周人又改而益大之，则又须决裂阡陌，堙夷沟浍，天下其骚骚矣。必有如商鞅者起，思欲永革其法，然后乃为此事。苟无此心，必因其故井而变通其法。余谓三代井田，其形皆同，诚以理而推之也。〈朱子曰：“三代之制，若自五十ㆍ七十至百亩，畛域皆变，则劳民伤财。此王葬之政，必无是理。此一说，即孟子不曾亲历之一证也。”〉○夏后氏既以五十亩授一夫，而犹以百亩为一区者，尧ㆍ舜ㆍ禹为万世经远之谋也。尧ㆍ禹画井之初，原以一夫百亩为法，特以井地不多，无以遍及。故权授五十，以待井地之益广，乃得一夫全受一区也。然则殷人之七十，周人之百亩，皆尧ㆍ禹之遗意，如后嗣王仰遵祖宗之遗命者然，非以革世之故，思改前代之法，而自立其新式也。○余又思之，所谓贡法，孟子所言，虽不敢不从，然既作井田，则民食八区，公收其一，不问丰凶，惟取什一，即自然之势，不易之理。既作井田，又立恒定之税，使田夫丰年偷其赢馀，凶年补其缺欠，必无是理。虽其言出于孟子，未敢深信。诚以尧ㆍ舜ㆍ禹之作法，必不若是之乖当也。〈禹贡〉田分九等，赋分九等，不过欲粗领其大纲，非恒定之庸典。何则？田之肥瘠，跬步以殊，人之盛衰，时月以变。雍州之田，安得尽为上上，兖州之赋，安得长为下下乎？当时之纤条细目，不载〈禹贡〉，〈禹贡〉所言者，粗领大纲而已。所谓龙子，不过战国俗儒。但见〈禹贡〉九等之制，遂云‘较数岁以为常’，而孟子门人记之如此耳。既作井田，应收九一，龙子所谓贡法，恐非虞ㆍ夏之制。
赵曰：“彻犹取，人彻取物也。”○《集》曰：“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毛曰：“据《春秋三传》，皆云‘彻者，什一而藉’，又云‘谷出，不过藉’，则仍兼助法。其所云彻，要是通助之义，而《集注》彻法，别有‘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均分’一十二字，诚不知其语出自何书。然显与《春秋传》‘公田不治则非民，私田不治则非吏’，与《孟子》‘省耕省敛，补不足助不给’，以及‘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至‘下食五人’诸语，全不相合。然既主此说，亦宜画一，乃于‘请野九一而助’节，又注云‘周之彻法盖如此’，则岂有祇一彻法而屡变其说，了无定准若是者？”○镛案彻者，取去也。〈义见《论语说》‘盍彻’章〉通力合作，计亩均分者，谓八家同力以治八区，及其秋成，通执八区所获，八分其率，各领一率也。〈假如八区所获，为四百斛，则八家均分，各得五十斛〉此法恐不便。诚以八家人口，不必皆同，则所致人力，不能相同。况其勤惰，必各不齐，秋成之后，顾何以计亩均分乎？民将胥怨，何以行矣？
毛曰：“贡法残虐特甚，岂夏后立法，独无薄征散利？诸典若谓此贡之流弊，则彻与助，谁无流弊，而独以贡言之？”○镛案夏后之法，秋省敛而助不给。故夏谚曰：“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其法可知也。恒定税额者，若遇大饥之岁，其势不能无蠲减。故吾东之法，几结几负，恒定税额，而每遇饥岁，必有灾减之法，况于夏后之世乎？孟子之时，助ㆍ彻之法，皆已废格，故有子劝彻于鲁君，孟子请助于滕君。明当时所行，皆近贡法，而又无补助之政。故龙子以其流弊而言之，尧ㆍ禹之世，岂有是也？然既作井田，宜收九一，龙子所言，必非尧ㆍ禹之本法。
赵曰：“粪其田，尚无所得，不足以食。”○《集》曰：“粪，壅也。”○镛案田之壅粪，每在丰凶未判之前，则丰年未尝不粪其田也，凶年亦何以豫知其凶，而加粪其田哉？余谓粪者，扫除也。〈曲礼〉曰：“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左传》曰：“张趯使谓太叔曰，‘粪除先人之敝庐。’”〈昭三年〉《荀子》曰：“堂上不粪，则郊艸不芸。”〈〈彊国〉篇〉韩愈文曰：“粪除天下山川。”粪者，扫也。粪其田而不足者，扫其田而不足也。
赵曰：“古者诸侯ㆍ卿ㆍ大夫ㆍ士有功德，则世禄赐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虽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禄。贤者子孙必有土之义也。”○《集》曰：“世禄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实与助法，相为表里。”○林曰：“世禄不必是公田所需者。盖当时助法不行，那有公田？只是于贡法，随俗加赋而取之。”〈见《存疑》〉○毛曰：“世禄有两说。一谓世禄即世官。〈毕命〉‘世禄之家’，孔安国注‘世有禄位’也。古禄随位行，有位期有禄。故《论语》‘天禄永终’，亦作永保禄位解。观《国语》，范宣子历序世爵，自陶唐迄今，死而不朽，而叔孙穆子曰‘此之谓世禄，不是不朽’，正谓世禄者，世爵之别名也。一谓世禄是世卿ㆍ大夫子弟，世世受禄。据《礼》注，夏制王国世禄，侯国不世禄。〈王制〉云‘内诸侯禄’，又云‘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是也。商ㆍ周则中外卿ㆍ大夫，皆得世禄。〈祭义〉云‘殷人贵富’，注‘臣能世禄曰富’，《春秋左氏》说‘卿ㆍ大夫得世禄不世位，父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釆地，如有贤才，则复父故位。故《诗》曰“凡周之士，不显亦世”’，是也。然春秋世官不世禄，而此反云‘不世位而世禄’，固已难解。且官族烦多，既使食其釆地，至有过而后夺之。如周制副田ㆍ禄仕田之类，当亦必有限制，或以世杀，或以亲杀，使邦甸土地，足任颁给。乃《礼》文茫然，即《礼》注亦周章蔑略，并无成说。而《集注》则云‘仕者之子孙皆教之，教而成材则官之。若不可用，亦使之不失其禄’，则既非世官，与〈毕命〉‘世禄之家’ㆍ叔孙穆子所解‘世禄’，俱不相合。且详于授官，而略于给釆，并不知其语出自何书。”○镛案世禄者，世爵也。古者大夫之有家，如诸侯之有国，父传子承，世世不绝，皆袭其田禄。惟官职不世，司徒之子，未必为司徒，司马之子，未必为司马。又于诸大夫之中，简取一人，为之执政，若郑之子产，卫之孔达，是也。其或大夫强盛，世执国命者，不问贤ㆍ愚，皆得擅政，若晋之赵氏ㆍ鲁之季氏，是也。惟公子生生不已，既为别子，又莫不世爵世禄。然世数久远者，亦未尝去旧纳新。故鲁之臧氏，本是孝公之子臧僖伯之家，而下至昭公之世，犹有臧昭伯得世其爵。然大夫之家，或以罪而殄灭，或无后而绝祀，或有罪而奔仕于他国，其田禄所出，不能不世增世减。惟士之世禄，未有明文。然文王治岐之法，孟子通谓之仕者世禄。仕者，大夫士之通称。或者士法亦同，今不可考。总之，诸国之法，未必皆同。故齐ㆍ秦之法，客卿擅政，所谓上贤也，鲁ㆍ郑之法，公族执命，所谓上亲也。授爵之法既然，则其分田制禄之法，不能皆同。今无以细究，毛氏强欲索解，亦不通矣。
《集》曰：“子，指文公，诸侯未逾年之称也。”○镛案此义甚正，旧注所不能。
使毕战问井地节
[编辑]此节当别为一章，以无‘滕文公’三字，故诸本皆合释之。今姑界别。
赵曰：“九一者，井地以九顷为数，而供什一，郊野之赋也。国中什一者，《周礼》园ㆍ廛二十而税一，时行重法赋，责之什一也。而，如也。自，从也。孟子欲请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税之，国中从其本赋，二十而税一以宽之也。”○《集》曰：“国中，郊门之内，乡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为沟洫，使什而自赋其一，盖用贡法也。”○镛案《周礼ㆍ小司徒》‘井牧其野’，井者，九一也。遂人治沟，十夫有沟，百夫有洫，皆以十ㆍ百为数，此什一也。自野以外，用井田法，收其九一，此孟子所谓野九一也。自郊以内，用十沟法，收其什一，此孟子所谓国中什一也。郑玄于〈考工ㆍ匠人〉之注，谓‘乡ㆍ遂用沟洫法，都ㆍ鄙用井田法’，引《孟子》此文，以证其义。朱子亦云：‘二法决不可合’，郑分为两项郤是。乃陈及之ㆍ马贵与，犹欲和合为说，以立什一之义，其见狭矣。先王之法，本是九一，而孟子ㆍ公羊子有大桀ㆍ大貉之戒，似若什一之外，再无他法。故赵氏亦以九顷供什一，胶合为说。然九顷则九一，何以供什一乎？〈载师〉云‘园ㆍ廛二十而税一’者，本是宅廛之税，与井地无涉。〈详见〈田制考〉〉赵又引此以证什一之义，亦踈谬甚矣。孟子云‘野九一’，而赵氏改之为什一，孟子云‘国中什一’，而赵氏改之为廿一，抑何武也？使自赋者，野外井田之粟，多系士田ㆍ官田，大夫之家，削各自运输，国中便近，令民自输之也。○但古者六乡在王城之中，本无田地。郑玄每云‘乡ㆍ遂用沟洫法’，斯则误矣。沟洫者，遂人之事，乡则何干？
赵曰：“馀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馀老少尚有馀力者，受二十五亩，半于圭田，谓之馀夫也。受田者，田莱有多少有上中下，《周礼》曰‘馀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集》曰：“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为率，受田百亩。如有弟，是馀夫也。年十六，别受田二十五亩，俟其壮而有室，然后更受百亩之田。’”○《周礼ㆍ遂人》注：“郑司农云，‘户计一夫一妇而赋之田。其一户有数口者，馀夫亦受此田也。’”○镛案《周礼ㆍ遂人》，明明馀夫亦受田百亩，《孟子》曰‘馀夫二十五亩’，显然不合。余始疑之，今细检《周礼》，乃知〈遂人〉所言馀夫亦如之者，即莱之数也。馀夫所受，只是莱田，上地受莱五十亩，中地受莱百亩，下地受莱二百亩，与正夫同也。莱之所谓上地者，一年耕而一年休者也。然则受五十亩，其实一年所耕二十五亩而已。若授良田，岂不以二十五亩为率乎？《孟子》ㆍ〈遂人〉之文，若合符节，何快如之？○其谓之馀夫者，古者均土之法，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小司徒〉之文〉不满五人者，不能受井地，归之于馀夫也。郑玄拘于〈王制〉‘食十人’之文，以七ㆍ六ㆍ五三等为中地之三等，而上上家十人，下下家二人，〈〈遂人〉注〉谬之甚矣。一夫一妇，顾安能治田百亩，又受莱二百亩哉？虽下下之田，非五人，不可治也。馀夫者，不满五人者也。○馀夫之法，虽不可详，要之四夫受田百亩，束为一部，而八部并力同治馀田百亩，以其所收输于官，如井田之例，无秋熟无税之理也。○卿之圭田，亦必在井田之外，则正亦馀夫之所治也。馀夫二家，可治一卿之圭田。赵氏欲以馀夫治圭田，其义甚确。但其所言，牵缠破碎，不可用也。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编辑]《集》曰：“神农之言者，史迁所谓农家者流。”○麟曰：“《吕氏春秋ㆍ开春论》云，‘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管子》引神农之数，《文子》亦引神农之法，此即许行所谓神农之言欤。《汉ㆍ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刘向《别录》云，‘李悝ㆍ商君所说。’”○镛案古者农家者流，别有一种学问。
赵曰：“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宫宅中。”○《集》曰：“舍，止也。或读属上句，舍，谓作陶冶之处也。”○毛曰：“舍，止也，言止取宫中，不须外求也。”○镛案毛说，是也。《论语》曰‘舍曰欲之’，义与此同。
赵曰：“掌，主也。主火之官，犹古之火正也。”○阎潜丘曰：“火者，尧时官名，即火正。《左传》‘阏伯为尧火正’，是也。《周礼》‘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亦即此官，朱子不晓火为官名，于《尚书》‘命益作虞’处，谓‘尧但使益除障翳驱禽兽，未必使为虞官，至舜而后命作虞’，则不知火是官名，而又误以烈山泽为虞官事，两失之矣。”〈毛云：“益初为火官，至舜时改作虞官。”〉
《集》曰：“据〈禹贡〉及今水路，惟汉水入江耳，汝ㆍ泗则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谓四水皆入于江，记者之误也。”○镛案旧注无此说，疏矣。
《集》曰：“教以人伦，《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谓也。”○镛案《书》所谓五典者，父义ㆍ母慈ㆍ兄友ㆍ弟恭ㆍ子孝也。《春秋传》本有明文，故伏生《书传》ㆍ郑玄《书》注，以至梅赜赝注，皆释之如此。五伦者，《中庸》之五达道也，《集注》恐误。〈《孟子》曰‘长幼’，《中庸》曰‘昆弟’，则五伦ㆍ五达道亦小异〉
赵曰：“圣人之洁白，如濯之江ㆍ汉，暴之秋阳。”○《集》曰：“夫子道德明著，光辉洁白。”○毛曰：“道德，无言洁白者。惟志行分清浊，则有是名。故夫子称丈人欲洁其身，孟子称西子蒙不洁，又称狷者为不屑不洁之士，司马迁称屈原其志洁。大抵独行自好者，始有高洁之目，此非圣德也。〈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缁。”与〈屈原传〉之‘皭然泥而不滓’语同〉岂有曾子拟夫子，反不若子贡之如天如日ㆍ宰我之超尧越舜，而仅云洁白？非其旨矣。”〈〈诗序〉云：“白华，孝子之洁白。”〉○镛案皓皓者，圣德光辉之纯洁也。毛说拗。
赵曰：“周时击戎ㆍ狄，惩止荆ㆍ舒之人。”○《集》曰：“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镛案断章取义者，岂得并易其事实？孟子引古书说古事，原多错误。
赵曰：“巨，粗屦也。小，细屦也。如使同价而卖之，人岂肯作其细哉？”○《集》曰：“物之有精粗，犹其有大小也。”○权曰：“上节云‘屦大小同，则价相若’，许行之法，亦未尝巨屦小屦同价也。而孟子之言如是，故赵注以巨小为粗细也。不知孟子之意，原以许行之法反晓许行。若曰尔法亦不能使大小同价，则精粗之不能同价，如大小之不能同价，尔柰何但知大小，而不知精粗乎？《集注》甚明。”
墨者夷之因徐辟求见章
[编辑]赵曰：“是日夷子闻孟子病，故不来。”○镛案《集注》，‘夷子不来’属上节。吾东谚解，不来读之如勿来。恐赵注平顺。
引证《庄子》曰：“古人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天下〉篇〉○麟曰：“《宋书ㆍ礼志》引《尸子》，‘禹治水，为丧法，曰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盖墨家托于禹也。”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章
[编辑]引证〈士昏礼〉：“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贾疏云：“无违舅命。”〉母于西阶上，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违宫事。’〈贾疏云：“毋违姑命。”〉”○镛案《礼经》无‘毋违夫子’之文，孟子所见者，别本也。
周霄问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章
[编辑]赵曰：“三月，一时也。物变而不佐君化，故皇皇。”○饶曰：“一年有四时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废一祭。故可吊其不得祭，非吊其不得君。”○镛案若以三月之久而吊之，则三年无君者，其将奈何？三月无君者，谓三月素服之间也。古者失位去国，纯用丧礼。〈曲礼〉曰：“大夫ㆍ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ㆍ素裳ㆍ素冠，彻缘ㆍ鞮屦ㆍ素簚，乘髦马，不蚤鬋，不祭食，不说人以无罪，妇人不当御，三月而复服。”〈陈云：“去父母之邦，捐亲戚去坟墓，故以凶丧之礼自处。”〉此丧礼也。彼以丧礼自处，故我以丧礼往吊也。岂以不祭之故乎？三月无君者，三月复服之间也。○古者失位去国，纯用丧礼。故名之曰丧。〈檀弓〉曰：“丧不虑居。”曰：“丧公吊之，必有拜者。”《论语》，仪封人请见，曰：“二三子，何患乎丧？”○古人适他国，必三月复服而后，始仕于其国，其间无君，凡三月也。此之谓三月无君。○士者，仕也，卿ㆍ大夫ㆍ士之通名。
引证《穀梁传》曰：“宫室不设，不可以祭。衣服不备，不可以祭。车马ㆍ器械不备，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备，不可以祭。”〈成十七〉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章
[编辑]赵曰：“破碎瓦画地，则复墁灭之。”○《集》曰：“墁，墙壁之饰也。”○镛案墁，或作镘，或作槾，或作㙢，皆铁杇之名。以铁墁施泥者，谓之墁。
万章问曰宋小国汤征葛伯章
[编辑]《集》曰：“宋王偃尝灭滕伐薛，败齐ㆍ楚ㆍ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时也。”○毛曰：“据《国策》ㆍ《史记》，皆云‘宋君偃，始僭称王，而旋为齐ㆍ楚ㆍ魏三国所灭’，则宋称王者，只偃一人。独其称灭滕伐薛，则仅见之《国策ㆍ占雀》篇，而其言不实。《春秋正义》谓‘滕三十一世，为楚所灭’，杜氏《释例》又云‘春秋后六世而齐灭之’，若《竹书纪年》又云‘于越灭滕’，此无可考者。然云宋灭滕，则不然。据《孟子》，自去齐以后，即游宋游薛，故有在馈赆之文。然而孟子在宋，滕文且过宋而见孟子，则宋王灭滕，自无此事。况注曰‘尝灭滕’，则似前此者，尤属荒唐。若其称‘宋王与齐ㆍ楚并伐’，则总难实指。考宋僭王，在齐湣六年ㆍ宋君偃十一年之后，与孟子去齐游宋，祇在齐宣王之末ㆍ湣王未立之前，年分不合。此时焉得有宋王之称？且孟子游宋时，齐ㆍ楚未伐宋也。〈宋世家〉明云‘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伐齐，南败楚，西败魏军，齐ㆍ楚皆指为桀宋。至君偃四十七年，〈〈年表〉作四十三年〉当齐湣三十八年，苏代请伐宋，然后齐ㆍ楚ㆍ魏三国共伐宋，杀偃而分有其地’，则是桀宋伐齐ㆍ楚，齐ㆍ楚未尝先伐宋。且齐ㆍ楚报伐，距孟子游宋时，已不啻三十馀年，其年分事迹，总不相合。”
赵曰：“有攸以下，皆《尚书》逸篇之文。篚厥玄黄，谓诸侯执玄三𫄸二之帛。”○《集》曰：“〈武成〉篇载武王之言，孟子约其文如此。然其辞特与今《书》文不类，今姑依此文解之。士女以篚盛玄黄之币，迎武王而事之。”○镛案玄黄，非士女之所得执也。五玉三帛之贽，其秩㝡尊，子男之执蒲璧ㆍ谷璧者，皆用玄黄为贽，所谓圭璋特达ㆍ璧琮有加也。〈聘礼〉载诸侯相聘之礼曰‘国君之币，束帛加璧，夫人之币，束帛加琮’，束帛，非玄黄乎？王肃〈尧典〉之注云‘孤执玄，诸侯之适子执𫄸，附庸之君执黄’，虽其言偏畸有病，〈见余〈尧典说〉〉亦未尝以玄黄之篚为士女之物。况孟子此时，自诵自注曰‘君子执篚以迎君子，小人执箪以迎小人’，八字打开，两两相配，安得云士女执篚乎？据礼，士庶之贽，不过雉鹜，妇人之贽，不过脯栗，〈见〈曲礼〉，又见《春秋传》〉敢以非礼之物，媚于天吏乎？此是梅赜造伪之铁案。朱子既疑其伪，今乃遇其赃不执，此后学之深恨也。
赵曰：“〈太誓〉，古《尚书》百二十篇之时〈泰誓〉也。今之《尚书ㆍ泰誓》篇，后得以充学，故不与古〈太誓〉同。诸传记引〈泰誓〉，皆古〈泰誓〉也。”○《集》曰：“今《书》文亦小异。”○镛案梅氏于第三句增凶字，于第四句减杀字。然孟子先言‘取其残’，后诵‘取于残’，以证取残之义，则凶字固衍文也。天讨有罪，当杀者杀，不杀而伐，理所不通。况〈太誓〉者，太公之誓师也。伊所训曰〈伊训〉，召所诰曰〈召诰〉，其义一也。〈见余〈太誓说〉〉夫惟太公誓之，故赞扬君德曰‘于汤有光’。今武王自誓其师曰‘于汤有光’，是孔子自称其贤于尧ㆍ舜，岂圣人之言乎？此又梅赜造伪之铁案，不可毁也。
公孙丑问阳货欲见孔子章
[编辑]赵曰：“阳货，鲁大夫也，孔子，士也。”○毛曰：“直称阳货为大夫，孔子为士，此可解乎？殊不知季氏家臣，原称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国命卿之臣之明称也。故邑宰ㆍ家臣，当时得通称大夫。如郈邑大夫ㆍ郕邑大夫ㆍ孔子父鄹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陈子车之妻，与家大夫谋，季康子欲伐邾，问之诸大夫，季氏之臣申丰，杜氏注为属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论语》称为臣大夫，此家大夫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章
[编辑]赵曰：“今年未能尽去。”○或曰：“兹，岁也。汉诗之云‘何以待来兹’，苏秦之言‘今兹效之’，皆岁之义也。《左传》曰，‘昔岁入陈，今兹入郑。’〈宣十二〉《吕氏春秋》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杜预《左传注》，亦以兹为岁〉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
[编辑]引证《管子ㆍ法法》篇云：“《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毛曰：“此语似孟子之所本。然此是旧时《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则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祸，特夫子以前简策，总不传耳。”○镛案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乃坤初六之传文。毛氏乃以《管子》为孟子所本，谬矣。
《集》曰：“杨朱但知爱身，故无君。墨子爱无差等，故无父。”〈真云：“杨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故其迹似乎义。墨翟于亲踈之间，无乎不爱，故其迹似乎仁。”〉○镛案圣人之道，不拘不滞，义之与比，故谓之时中。然其中杨ㆍ墨之义，未尝不俱存也。独善其身，非为我乎？兼善天下，非兼爱乎？惟其所执，不滞一偏。当尧ㆍ舜之世，则禹ㆍ稷胼胝而兼爱，当鲁ㆍ卫之乱，则颜回闭门而为我。杨ㆍ墨则不然。杨子不问穷达，以独善为主，墨子不问治乱，以兼善为主，此其所以悖于道也。大抵独善其身者，惟当隐居山林，求其寡过而已。天下之人，以此为教，则人主将谁与共国？子路谓丈人曰：“君臣之义，不可废。”〈丈人盖杨朱之学〉为我，非无君之道乎？兼善天下者，惟当沾体涂足，求其立功。天下之人，以此为教，则修闺门之行，以养其亲者或寡矣。魏无知谓曾参不离其亲，不可与图大事，一向以兼济为务，则必不顾其家。兼爱，非无父之道乎？然杨ㆍ墨皆贤人也。孟子虑其弊而距之。今人误读《孟子》，以杨子为吝人，墨子为狂客，不知拔毛ㆍ磨顶，皆设喻之言，非二子之实事也。拔一毛而利天下，犹言枉己之尺，直人之寻也。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亦为我之学，甚言之，则斯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文字会意，爱人曰仁，善我曰义，西山之言有味〉
胡致堂曰：“杨朱与老聃同时，墨翟又在前，宗师大禹，而晏婴学之。以为杨ㆍ墨出于师ㆍ商，考之不甚详矣。”○麟曰：“异端之学，非孔门弟子传流之差也。”
《集》曰：“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杨ㆍ墨之比。’”○朱子曰：“杨ㆍ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动得人处。”○镛案佛氏之言，最不近理。余流落南荒，居深山之中，从经僧观佛书，其所论心性之理，皆无原本，亦无究竟，大不近理。不知有宋诸先生，何故每云佛氏近理。
离娄第四
[编辑]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章
[编辑]赵曰：“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出《庄子ㆍ天地》篇〉
毛曰：“六律是十二管，非作乐之器。三代后并无此物，而五音不绝于世，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镛案六律，乃造乐器之尺也。秦ㆍ汉以来，吹律之说作，于是乎六律亡矣。然且以十二律，配之于五声二变，其剩者五，谓之哑锺，于是五声与六律偕亡矣。义详余《乐书解》，今不再述。
范曰：“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镛案规矩律吕，为工师法度之所由生。仁政亦当于法度上理会，下段引《诗》而言遵先王之法，可见其义也。滕文公行井田法，则曰‘闻君行仁政’，孟子一生经济，在于经界。大抵井田之法在王政，如规矩之于方员，六律之于宫商，田政先正，然后礼乐兵刑万绪千头，俱有条理。柳磻溪经国之书，必从田政始，可谓知本之学也。井田今不可行，惟均田之法，在上者断而行之，斯可为矣。尧ㆍ舜，大圣人也。尧ㆍ舜之道，大圣人之道也，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即仁政果规矩六律哉！
引证〈礼器〉曰：“为朝夕必放于日月，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赵曰：“君无道术可以揆度天意。”○《集》曰：“道，义理也。谓以义理度量事物。”○镛案自此至彼曰道，吾人一生之所由也。恐与义理不同。
引证《后汉书ㆍ郅恽传》曰：“孟轲以彊其君之所不能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麟曰：“与今《孟子》语小异。”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编辑]蔡曰：“先师，不是已亡之称。后世所谓释奠于先师先圣者，则皆是已亡者之称。所谓先生ㆍ先辈之先，故得亲受其命。”〈见《蒙引》〉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章
[编辑]引证《文子》曰：“混混之水浊，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缨乎。”○麟曰：“孺子沧浪之歌，亦见于《楚辞ㆍ渔父》。考之〈禹贡〉，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则此歌楚声也。”
道在迩而求诸远人人亲其亲而天下平章
[编辑]《集》曰：“亲长，在人为甚迩，亲之长之，在人为甚易。”○镛案求道求事者，当主为天下国家者而言。○孔子曰：“虽有善者，必世而后仁。”仁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也。○亲其亲，孝慈也，长其长，弟也。《大学》于治国平天下，只说‘孝弟慈’三字，亦孟子渊源所在也。《大学》以修身为本，皆所以自修也，此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也。
居下位而不获乎上章
[编辑]引证《中庸》曰：“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赵曰：“授人诚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诚以奉天者，人也。”○镛案赵不与《中庸》合观。故不以诚者为圣人，谬。
《集》曰：“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镛案朱子以天命为理，又以天命之性为本然之性，则此注又以明本然之性无有不善者也。然观于《中庸》，诚者乃圣人，〈其德合乎天之道〉思诚者乃学者，〈强仁，乃是人之道〉岂可以诚者为本然之性乎？且性非理也。理之为物，归于自然，自然岂可以为性乎？万物之生，皆有所始，夫岂有本然者乎？
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章
[编辑]《集》曰：“作ㆍ兴，皆起也。”○蔡曰：“作ㆍ兴，皆起也。并合两字解之，犹曰殆ㆍ盖皆发词，非可以此就把二字连读也。”〈见《蒙引》〉○毛曰：“今以作字句，兴字连下读。但汉读皆不如此，赵注‘闻文王作兴’，以兴字句，而疏云，‘闻文王兴起，乃曰盍归乎来？’又《离骚》‘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王逸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则正引《孟子》文，而以兴字句者。汉儒句读与后不同，多类此。”○镛案吾东以文王作兴为句，自与汉合。
《集》曰：“文王发政，必先鳏寡孤独，庶人之老，皆无冻馁。”○镛案古者养老有二法，一是养庶老，一是养国老。《礼》曰：“春飨孤子，秋食耆老。”〈〈郊特牲〉〉〈月令〉曰：“仲春养幼少，存诸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此通士庶而养之也。《礼》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见〈祭义〉〉此惟国老是养也。若所谓西伯之善养老，非是之谓也。文王行王政，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皆所以养老也。此孟子所亲口自注者，见〈尽心下〉篇，岂胶庠燕馈之谓乎？王政莫大乎制民田产，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各奉养。若欲选其耆老，人人而惠养之，则不惟力不足，抑亦惠而不知为政也。是知分田制产，本使之养其父母，孝弟之教，自然行乎其中。孰谓政教有二致乎？
赵曰：“天以七纪，故云七年。”○孙曰：“《书》云五纪，岁ㆍ月ㆍ日ㆍ星辰ㆍ历数。今云七纪者，案鲁昭公十年《左传》云‘天以七纪’，杜注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镛案《易》曰‘七日来复’，天行也，此所谓天以七纪也。二十八宿，何与于是？况此章所言，乃《论语》所谓三年有成ㆍ七年即戎之类，〈〈子路〉篇〉岂七纪之故乎？
赵曰：“文王时难故久，〈谓七年〉衰周时易故速也。〈谓五年〉上章言大国五年者，大国地广人众，故五年足以治。”○镛案此云七年，亦据孟子当时而言，赵注误。
求也为季氏宰鸣鼓而攻之章
[编辑]《集》曰：“鸣鼓，声其罪。”○镛案鸣鼓者，军旅之事。未闻私室教人，鸣鼓以攻其弟子。诚有是也，复谁肯游于圣门者乎？〈大司马〉九伐之法，‘贼贤害民则伐之’，〈有锺鼓曰伐〉冉求之罪，正中害民之律，故孔子绳之以军旅之法，曰‘鸣鼓，可也’，岂真填然举枹，雷鼓三通，以伐冉子之室哉？今太学生作过者，背负大鼓，群童乱击，驱而出之于桥门之外，名之曰‘此孔子攻冉求之法’，经义不明，其祸天下如是。〈互见《论语说》〉
蔡曰：“今文庙十哲，惟冉求未称。依孟子所论，次于上刑，何乃与闵ㆍ路并列？又子夏ㆍ子游辈，当时尝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子游辈亦非胸中全无皂白者。今陞颜子在四配，乃进子张抑有若，又不去冉子，要皆未能帖服万世士人之心也。”虚斋此说，实为万世之公论。○镛案冉子之名，明载四科，所谓十哲，本四科也。至唐陞颜子，以曾子代之，其后又升曾子，以子张代之。今若以子张ㆍ有若，较量敲推则可也，安得以圣人一时之诲责，议去冉子于十哲之目乎？冉子未尝连诸侯辟草莱，何以追议其罪曰当服次刑？孔子曰：“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又曰：“我战则克。”孔子未尝不善战，将亦追贬之乎？执孟子一言，妄议十哲，谬甚矣。
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章
[编辑]赵曰：“了，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镛案处心纯正者，其目安静有神，黑白分明。其伤于物欲者，躁扰不定，神不内守，看来无清净意思。了眊之义，当以言外求之。若徒以明暗而别之，则离娄ㆍ公输，其贤于卜子夏ㆍ左丘明乎。先儒以貌言之者，欲令学者求之言外也。
君子不教子易子以教之章
[编辑]赵曰：“一说云，‘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也。’”○孙曰：“一说以夷为夷狄，其义皆通。”○镛案一说谬。
曾子养曾晳章
[编辑]《集》曰：“孟子止曰可也。”○镛案《论孟集注》，凡遇‘可也’二字，皆作微贬之意，恐不必皆然，有然者有不然者。大抵可者，许辞。故秦ㆍ汉之法，凡许其施行者，制曰可。岂半许半沮之辞乎？‘事亲若曾子’，亦恐无微意。
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章
[编辑]引证《荀子》云：“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曰，‘曷为三遇齐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章
[编辑]赵曰：“若尾生本与妇人期，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没溺而获守信之誉，陈不瞻将赴君难，闻金鼓之声，失气而死，求全其节而反有怯弱之毁。”○《集》曰：“吕氏曰，‘行不足以致誉而偶得誉，是谓不虞之誉。’又曰，‘毁誉之言，未必皆实。’”○镛案赵注大谬，吕说亦差。余谓要誉而得誉者，非不虞也，凡人遇事，信心直行，不避毁谤，反或以此而得誉，此不虞之誉也。偶误而得毁者，非求全之毁也，必于作过之后，又从而文过饰非，以掩其迹，反或因此而增毁，此求全之毁也。吕氏谓‘毁誉之言，未必皆实’，恐非本旨。
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章
[编辑]赵曰：“人之轻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责也。”〈一说，人之轻易，不肯谏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责之位者也〉○镛案《集注》从赵之原注，然赵之两说，恐皆未然。余谓人之失德，未有甚于易言，赵括以易言败，马谡以易言诛，况于学者乎？人之易其言也，此是弃物，于女何诛？故曰‘无责耳矣’。孔子曰：“言之不怍，其为之也难。”
乐正子于从子敖之齐章
[编辑]赵曰：“乐正克，孟子弟子。”○镛案乐正克，已见于第一篇之末，赵注叠矣。○弟子之于圣师，皆称夫子，乐正子于孟子，忽称先生可疑。
仁之实事亲义之实从兄章
[编辑]朱子曰：“实字有对名而言者，有对理而言者，有对华而言者。今这实者，正是华实之实。悌长忠君，便是推广出去，乃是仁义之华采。”○乾隆庚戌十月内阁课讲。御问曰：“以实字作对华之实，恐不如作对理之实。盖仁义只是理耳，非有事在，而以事实言之，则事亲从兄，是也。如此解，则此实字即对理而言者，其义可通。朱子必以华实为释者，何欤？忠君弟长，乃是仁义之华采云者，无或有所未安耶？”臣对曰：“孔ㆍ孟言仁义，皆主行事而言，不以为在心之理。且理与实，不能为对。臣恐此章所言，皆名实之实。盖战国之时，假仁义饰礼乐，专尚诈智，其所以为五者之实者，不过乎继存ㆍ征讨ㆍ朝聘ㆍ燕乐ㆍ权谋之智，而孝弟之道，几乎熄矣。于是孟子推本尧ㆍ舜之道，以孝弟二者，为五者之实。实者，虚之反，名之对也。若以为华实之实，而又以弟长忠君，属之华采，则义有不合。盖草木先华而后实，人则先孝弟而后忠信，本末不倒乎？必欲以华实立喻，则今有一种嘉树，在庄园里结实，这是私家的菓子，移在禁苑里结实，这是公家的菓子。移孝为忠，恐只是如此耳。”
《集》曰：“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镛案从兄未必为义。孟子盖以孝弟为仁义之实，有似互文。然告子亦以彼长而我长之为义，公都子又以敬兄为义，而孟子以敬弟敬叔父之说驳正之，其必当时有从兄为义之说，故《集注》亦以敬言之。○四德或并信为五，而此独并乐为五，古者四德本无分排对配如后世也。知斯ㆍ节文斯ㆍ乐斯，斯者，仁义也，仁义者，孝弟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即仁者，五德之总括也。
《集》曰：“知而弗去，则见之明而守之固。”○蔡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贞固，足以干事’。‘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是也。’”〈凡属北方者皆有二，如五行水土俱旺于子，五脏肾独二，四方玄武独二。此贞之所以成终而作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又弗去也〉○镛案《易例》以坎为智，诚有贞固之义。弗去者，固也。然肾与玄武之说，凿之甚矣。
赵曰：“乐生其中矣，乐生之至，安可已也？”○《集》曰：“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镛案〈祭义〉曰‘乐自顺此生’，恐旧说为长。
引证〈祭义〉曰：“众之本教曰孝。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大戴礼》曰：“民之本教曰孝。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慈孝〉篇〉○镛案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皆此义也。
舜生于诸冯卒于鸣条章
[编辑]赵曰：“诸冯ㆍ负夏ㆍ鸣条，在东方夷服之地。”○蔡曰：“鸣条在安邑之西，如何在东方夷服之地？文王生于岐周，岂舜当时以夷狄地封后稷耶？尧又安肯以女妻夷狄人耶？但以其际西而极东，故云。”〈见《蒙引》〉○金曰：“东夷西夷，俗言东边西边。”○镛案〈禹贡〉‘要服’，其三百里夷也。夷距王都一千八百里，则凡距王京一千八百里者，可谓之夷服也。自舜都而计之，则岐周夷也，自周都而计之，则鸣条夷也。若以〈大司马〉九畿之法言之，则夷服距王京四千里，鸣条ㆍ岐周不可曰夷。○后稷之子不窋，弃稷弗务，自窜戎狄之间，文王则夷之名不冤。
考异《史记ㆍ六国表》注：“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已见前〉
子产乘舆济人章
[编辑]赵曰：“溱ㆍ洧，水名。”○《集》曰：“溱ㆍ洧，二水名。”○镛案乘舆济人，当是偶然触目，矜而为之者。今云‘溱ㆍ洧，二水名’，然则子产前过溱水而济人，后又过洧水而济人乎？〈郑风〉云‘溱与洧，方涣涣兮’，其为二水则明矣。《水经》曰‘洧水出河南密县，至习阳城，西入于颍’，而溱水遂无所著。〈《水经注》：“溱水有二。一出于桂阳，注于郁而入于海，此岭南之溱水也。一出汝南游石岭北青衣山，此汝南之溱水也。”郑之溱水无所见〉《汉书ㆍ地理志》云‘溱ㆍ洧水在河南’，又《说文》云‘溱水在郑国，南入于洧’，则子产济人，盖在溱ㆍ洧合流之处，故赵注不言二水。
考异《说苑》，景差相郑，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叔向闻之曰：“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麟曰：“叔向之时，郑无景差。当以《孟子》为正。”
赵曰：“见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集》曰：“见人有徒涉者。”○镛案以下文观之，则冬涉明矣。
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章
[编辑]引证《仪礼ㆍ丧服》传曰：“大夫为旧君，何以服齐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庙。故服齐衰三月，言与民同也。何大夫之谓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犹未绝也。”〈注云：“三谏不从，待放于郊。未绝者，言爵禄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凡畿内之民，服齐衰三月。”〉
引证〈檀弓〉曰：“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
顾曰：“为旧君服者，必是反其国为之。”○镛案《礼》曰：“违诸侯，之大夫，不反服。违大夫，之诸侯，不反服。”〈〈杂记〉文〉顾麟士不知经例，谬为此说。
潘兴嗣曰：“圣贤之别如此。”○镛案告君之辞，不嫌剀切。孟子以其告君之故，其言如此。岂可以此疑孟之非圣乎？孔ㆍ孟大小，人孰不知，惟此章不必病也。《汲冢周书》云：“德则民戴，否则民仇。”梅氏据此，其作〈太誓〉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又曰：“独夫受，乃汝世仇。”又曰：“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将武王，非圣人乎？今之读书者，不病〈太誓〉，独病孟子，孟子其堪乎？微子谓箕子ㆍ比干曰：“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又曰：“用乂仇敛，召敌仇不怠。”将此三仁，并非圣人乎？儒者开口，病孔门诸弟，病孟子，惟颜ㆍ曾ㆍ子思，才免讥贬，亦弊俗也。
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章
[编辑]赵曰：“语曰，‘鸢鹊蒙害，仁鸟增逝。’”○镛案引喻似不当。
仲尼不为已甚者章
[编辑]赵曰：“仲尼弹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为已甚泰过也。孟子所以讥逾墙距门者也。”○《集》曰：“杨氏曰，‘圣人所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张南轩曰：“孟子于泄柳ㆍ段干木，谓已甚，而举孔子待阳货事，以为之准，此不为已甚之证也。”〉○镛案圣人所为，雍容中道，不为矫激之行，不出迫切之言。故孟子美之曰‘不为已甚’。杨说恐谬。圣人之止于至善，岂可曰‘不为已甚’乎？已甚者，贬辞。○孟子亲口自言曰：“段干木ㆍ泄柳是皆已甚。”赵注有据，未可改也。互乡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惟何甚？”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篇〉《易》曰：“见恶人，无咎。”圣人之义，固如是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章
[编辑]赵曰：“义有不得必信其言，子为父隐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亲在不得以其身许友也。”○《集》曰：“必，犹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于信果。”○杨曰：“夫子谓‘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故孟子言此。”○镛案《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言信行果，固大人之所务。但先有所言，或其事情中变，义有不合，则不必胶守前言。将有所行，或其事情中变，义有不合，则不必遂成其行。故陈恒弑其君，始则沐浴请讨，及其君臣皆不相应，则孔子亦已之。孔文子议攻太叔，始则命驾将行，及其卫人皆欲复留，则孔子亦少止。不必信不必果，此之谓也。若于言行之初，原不期信，原不期果，则岂君子之义乎？《礼》曰：“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敝。”《易》曰：“永终知敝。”皆期乎信期乎果之说也。以必为期，恐非本旨。○尾生期乎遇梁，及其水至，犹守前言，此之谓言必信也。陈仲子耻乎食禄，及其困饿，犹遂其志，此之谓行必果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章
[编辑]赵曰：“大人，谓君。国君视民，当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谓也。一说曰，‘赤子，婴儿也。少小之子，专一未变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时心，则为贞正大人也。’”○案《集注》从一说，其取舍，正矣。
养生不足以当大事章
[编辑]《集》曰：“送死则人道之大变。”○镛案大事，本丧事之称。故古者丧事直称大事。〈檀弓〉曰：“大事敛用日中。”〈文王世子〉曰：“公大事，以其丧服之精麤为序。”〈乐记〉曰：“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编辑]赵曰：“造，致也。资，取也。取之深，则得其根。”○《集》曰：“造，诣也。资，犹藉也。”○镛案此章之解，自古不明。余谓此君子教人之法也。〈学记〉曰：“君子开而不达，道而不牵。”道者，导也。君子教人，循循诱导，以达深处，此所谓深造之以道也。深造之法，道而不牵者，欲其自得之也。学者于义理，必自得而后，安而不动，不动则自资其所得，而深固不拔。故触事触境，皆遇其原本，验其所得之真理。此所以必使其自得者也。
言无实不祥章
[编辑]赵曰：“凡言皆有实。孝子之实，养亲是也。善之实，仁义是也。〈祥，善。当，直也〉不善之实，蔽贤之人也。”○《集》曰：“天下之言，无有实不祥者，惟蔽贤，为不祥之实。”○镛案赵注荒，《集》义，是也。国破家亡，都由蔽贤，不祥孰大于是？〈《集》又有一说，其义恐非〉言无实不祥者，其语法如‘予无乐乎为君’，岂真人君无他可乐？
引证《晏子春秋》曰：“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麟曰：“盖古有此言也。”
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章
[编辑]赵曰：“科，坎。放，至也。”○镛案科者，斗量也。〈字从禾从斗〉训科为坎，疏矣。又舍者，息也。古今注皆不言。○盈科而后进，是孟子通彻物理语。水之自源至海，本非通道出路而然，水注山谷，既盈其科，则水从地势卑处决出去，又遇山谷亦然，以成水路耳。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章
[编辑]赵曰：“几希，无几也，知义与不知义之间耳。”○《集》曰：“几希，少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镛案几者，微也。〈《易》曰：“几者，动之微。”〉希，亦微也。〈见《说文》〉几希者，微眇芒忽，无几无何之意也。《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盖其受性之品，凡有四等，而人与禽兽最相近，耳听目视无以异也，鼻嗅舌舐无以异也，食色安逸之欲无以异也。所异者，惟是一个道心，而道心为物，无形无质，至微至忽。〈《道经》云：“道心惟微。”〉若于是从而去之，则禽兽而已，将何以自别乎？此孟子至切之戒，当拳拳服膺者也。○性理家每以性为理。故《集注》谓‘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此所谓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无有大小尊卑之差等，特因所禀形质，有清有浊有偏有正。故理寓于气，不得不随而不同。《集注》曰‘人于其间，独得形气之正为小异’，亦此说也。审如是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形气，不在于性灵。庶民去形气，君子存形气，岂孟子之本旨乎？形气者，体质也，与生俱生，死而后腐焉，庶民独安得去之乎？性理家谓‘本然之性之寓于形气也，如水之注器，器圆则水圆，器方则水方’，是明明把人性兽性打成一物，特其毛者为牛，羽者为鸡，倮者为人而已。孟子以犬ㆍ牛ㆍ人之性，别其同异，与告子力战，今乃以人性兽性浑而一之，可乎？无始自在ㆍ轮回转化之说，行世既久，苏东坡于〈赤壁赋〉及〈潮州韩文公庙碑〉阴用其说，而世莫之察，谓之奇文。宋ㆍ元诸先生所言本然之性，亦无始自在之义。此系古今性道之大关，不敢不辨。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章
[编辑]赵曰：“视民如伤者，雍容不动扰也。”○镛案赵注有味。吾东鄙谚曰：“吹之恐簸，握之恐破。”此之谓如伤也。《老子》曰：“治民如烹小鲜。”〈扰之则尽碎〉
赵曰：“殷禄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诛于纣。”○镛案陋甚矣。当从《集注》。○〈表记〉云：“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文王之望道如此。
引证伏生《书大传》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麟曰：“其说，陋矣。”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春秋作章
[编辑]赵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集》曰：“《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镛案王迹熄而《诗》亡者，何理？《诗》亡而《春秋》作者，何义？其事，类皆绝不相关，不可遽解。况《诗》者〈风〉ㆍ〈雅〉ㆍ〈颂〉之总名，如赵注则〈颂〉亡而已，如《集注》则〈雅〉亡而已。惟〈雅〉ㆍ〈颂〉亡，则《诗》未全亡，亦不可解，况王迹之熄！朱子以平王东迁当之。然〈何彼秾矣〉，明是平王以后之诗，〈《诗》云：“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则东迁之后，〈南〉犹作矣。〈鲁颂〉诸篇，皆是颂僖公而作，则东迁之后，〈颂〉犹作矣。刘安成作《诗经时世图》，变〈小雅〉三十二篇，属于时世未详之秩，安知其中无东迁以后之作乎？〈宾之初筵〉ㆍ〈抑〉等诗，明是卫武时作，〈都人士〉，明是东迁后作。况幽王诸诗，虽在东迁之前，不可曰王迹未熄。《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未有宗周既灭，而犹不东迁者，况十三国〈风〉，都是东迁后作！由是观之，东迁之后，正风ㆍ变风，〈小雅〉ㆍ〈大雅〉，鲁国之〈颂〉，蔚然其兴，岂惟不亡？正惟王迹熄，而《诗》益兴矣。《诗》兴如此，而犹云《诗》亡，岂可通乎？若云‘变风ㆍ变雅ㆍ列国之〈颂〉，不足以为《诗》’，则孔子自言‘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ㆍ〈颂〉各得其所’，既亡之《诗》而自言曰各得其所，有是理乎？况《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而《诗》三百篇太半是隐公以后之诗，则《诗》未亡而《春秋》作，昭不可揜。今之儒者，有顺无违，曰‘《诗》亡而《春秋》作’，尤不可解。○诗之兴，始于虞舜。帝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五言者，六诗之五也。风ㆍ赋ㆍ比ㆍ兴者，讽喻之体也，小雅ㆍ大雅者，正言之体也。惟颂之为体，称美先王，以为庙乐，故不在五言之数也。乃五言之体，唯以美刺为主，专言时政得失，以导以谏，而其所重尤在于谏。故或陈前事以美讽之，或陈时事以刺讽之。其讽喻者谓之风，〈分言之，则有风ㆍ赋ㆍ比ㆍ兴之别〉其正言者谓之雅。至于列国之诗，王人采之，以编乐府，上可以讽谏天子，下可以诛褒诸侯，诗之用如是也。凡弑逆ㆍ淫乱ㆍ戕贤ㆍ害民，干天纪ㆍ坏人伦，元恶巨慝，一以诗发之，被之管弦，以诵以讽，播诸一代，垂之万世。为民上者，其罪恶一登诗谱，孝子慈孙，莫得以洗之。天下之可恐可怖，如斧如钺，未有甚于诗者也。幽王既灭，平王既迁，王迹永熄，则虽作诗者不绝，而其讽诵诛褒之法则亡矣。《诗》不亡乎？于是掌史之臣，作为《春秋》，以诛以褒以劝以惩，此所谓《诗》亡而《春秋》作也。○孔子之前，原有《春秋》。故韩宣子聘鲁，观《易ㆍ象》ㆍ《春秋》，〈昭二年〉羊舌肸习于《春秋》，以傅太子，〈鲁襄公之时〉楚士亹教之《春秋》，以傅太子，〈亦鲁襄之时〉管子著书，已说‘《春秋》之记’，〈见《管子ㆍ法法》篇〉公羊作〈传〉，亦言不修之《春秋》，〈庄七年〉斯皆周史之旧名。何休ㆍ韦昭ㆍ闵因之等，俱有论著，不可诬也。孔子曰‘其义则某窃取之矣’，谓古《春秋》之义，孔子窃取之，以修《春秋》也。若云孔子之时，《诗》始新亡而《春秋》乃作，则孔子之前，明有《春秋》，已记弑逆之罪，〈见《管子》〉而属辞比事之教，已布列国，〈见〈经解〉〉恶得云孔子之时《春秋》始作乎？
赵曰：“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集》曰：“窃取者，谦辞。”○蔡曰：“孔子有德无位。故自以为窃取王者之义。”○镛案《春秋》之义，在于诛褒，以代《诗》教。故孔子曰：“我窃取古《春秋》诛褒之义，以修《春秋》。”若云孔子自作而自取之，则语自不通。孔子尝曰‘窃比于老彭’，岂亦有德无位，故自称窃比欤？赵ㆍ蔡之说不可从。
引证《公羊传》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ㆍ晋文，其会则主会为之也，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昭十二〉○镛案此袭《孟子》而小变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