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后处置夏国乖方札子
臣前后四次论熙河处置边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谊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论，止言见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窃恐圣明尚有未瞩，再三烦渎，罪合万死。臣窃观朝廷前后指挥，方夏人猖狂，寇钞未已，则务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顺，朝贡以时，则多方徼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与夺，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赐策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谢使，再遣兵马蹂践泾原。朝廷方务遵养，不复诛讨。于四年始复遣使，奏乞以所赐四寨易塞门、兰州。朝廷虽不听其所乞，然即为改易前诏，不候分画地界，先以岁赐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开喻来使，及言所纳永乐陷没人口，既经隔岁月，或与元数不同，并许据数交割。及所立界至，虽有自来远近体例，或山斜不等，不许边臣固执争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请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与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请，用绥州旧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之间，量筑堡铺，十里之外，并为荒闲，近黄河者仍以河为界。朝廷一一听之。臣窃见先朝分画绥州之日，界至远近，责令帅臣相度保明，往反审实，乃从其说。今所画界，首起鄜延，经涉环庆、泾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审复，即以延安一路所见便利，指喻夏人。号令一布，无由复反，至今夏人执以为据。此则臣所谓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钞未已，则务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于熙、兰所请，欲以兰州黄河之北二十里为界。臣窃谓过河守把，势已艰难，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种地，远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为界。边臣虽为此说，然议者或谓兰州每遣弓箭手耕种此地，辄为夏人所杀，若言已有耕者，则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课，岁入几何，二说相违，理难遥度。要须以此先与夏人商议，各从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概许之。朝廷既失先事筹量，及号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后皆失，遂生厉阶。而熙河帅臣与其将佐，乃敢不候朝旨，于元请之外，修胜如、质孤二寨。二寨既于元丰五年废罢，具载《九域图志》。见今无使臣兵马住坐，而妄谓夏人旧系守把，朝廷从而助之，以《九域图志》为差论，以吏部见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检使臣为守把。臣谓苟以此诳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则臣所谓朝廷方夏人恭顺，朝贡以时，则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窃妄料朝廷之意，胜如、质孤二寨必难议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无以取必于夏国。盖朝廷岁赐大利，既于无事之时，空以与人，及此缓急，无以为重，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也。然则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决。遇有朝贡，使介复来。秋冬之交，贼马肥健，时出寇略，受侮夷狄，何时已耶。如臣愚见，欲乞检会前奏，移降育、谊置之他路，别择名将，谨守大信，且修边备，本路疆界之议，实非见今守把者可推以与之，以信前约，其他则令推公心，具长久计条例闻奏。然后朝廷择而行之，则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观朝廷，初无定议，方熙河边衅之作也，急召帅臣，置之户部。及臣言赏罚失当，则急复遣育还帅熙河。至如种朴，本与育、谊共造边隙，今乃移朴泾原，独留育、谊。若以召育为是，则今遣之为非矣；若以移朴为当，则独留育、谊为失矣。政令如此，终安适从。徒遣孙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计，岂可取决衍等之口，万一败事，虽戮衍等，何补于国！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议讨刘稹，同列有异议者，德裕请曰：“有如不利，臣请以死塞责。”今中外皆谓守信固盟，中国之利。若大臣有欲专任育等不顾边患者，臣愿陛下以德裕之请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计，事定之后，案行赏罚。今臣言已竭，势不能回，不审陛下尝以臣前说要之否。边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误蒙拔擢，不敢不尽所怀，以孤任使。然触犯者众，死有馀责。取进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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