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種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尚有未矚，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策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樂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荒閑，近黃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復，即以延安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請，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為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為界。邊臣雖為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為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遙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概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為差論，以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為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既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為重，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略，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他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例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帥臣，置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河。至如種樸，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樸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為是，則今遣之為非矣；若以移樸為當，則獨留育、誼為失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眾，死有餘責。取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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