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册四庙状
臣等据太常博士段禺议云：“夫宗庙之制，历代为难。须广按礼经，旁求故实，通古今之理为规式，合天道人情为楷模。”伏缘礼有随时，损益各异。遂致广义多别，礼出众途。今总历代之宏规，议新朝之定制。谨按《尚书·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此是尧之庙也，犹未载其数。又按《郊祀录》云： “夏立五庙，殷立六庙，周立七庙。汉初立祖宗郡国，共计一百六十七所。后汉光武中兴后别立六庙，魏明帝初立亲庙四，后重议，上依周法立七庙。晋武帝受禅，初立六庙，后却立七庙。宋武帝初立六庙，齐朝亦立六庙。隋文帝受命，初立亲庙四，至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议立七庙。次便禅命于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庙于长安。贞观九年，命有司详议庙制，遂立七庙。后至开元十一年后，创立九庙。”又按《礼记》丧服小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郑元注云：“高祖以下至祢，四世即亲尽也。更立始祖为不迁之庙，共为五庙也。”又按《礼记》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语》、《春秋穀梁传》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此是降杀以两之义也。又按《尚书》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又按《疑义》云：“天子立七庙或四庙，盖有其义也。如四庙者，从祢至高祖己上亲尽，故有四庙之礼。又立七庙者，缘自古圣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即于四亲庙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数。所以有五庙、六庙、或七庙、九庙，欲后代子孙观其功德。故《尚书》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矣。”又按周舍论云：“自江左以来，晋、宋、齐、梁相承，多立七庙矣。” 今禺等参详，唯立七庙、四庙，即并通其理。伏缘宗庙事大，不敢执以一理定之，故简录七庙、四庙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论者，并皆勿取。请下三省集百官详议。敕旨宜依者，臣等今月八日，于尚书省集百官详议，伏以将敷至化，以达万方。克致和平，必先宗庙。是以孝为教本，所以宏爱敬而厚人伦。礼乃民防，盖欲辨尊卑而明法制。故《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疏》云：“周制之七庙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太祖、后稷也。殷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减五，多不过七。”又云：“天子七庙，皆据周也。有其人则七，无其人则五。若诸侯庙制，虽有其人，则不过五。此则天子诸侯七五之异名矣。至于三代己后，魏晋宋齐隋及唐初，多立六庙或四庙，盖于建国之始，不盈七庙之数也。”伏惟皇帝陛下大事实上寰区，方兴教理。既先自家型国，固当率土咸宾。今欲请立自高祖已下四亲庙，其始祖一庙，未敢轻议，伏惟圣裁。恐于讲德论功，有失灵源茂绪，禀自中旨，共谓得宜。臣等幸列明庭，获逢景运。显奉如纶之命，共详立庙之仪。虽竭讨寻，惭非该博。有愧上尘圣鉴，实虑未协宸衷。不免迂疏，仍虞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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