陔馀丛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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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唐书》书年号各有得失

各史遇一岁数改元之年，书法不一，有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而其下仍按月书明所改号于每月之下者。顾宁人谓司马温公《通鉴》创为此例，非也，乃温公仿宋子京《新唐书》，而《新唐书》又本之李延寿《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岁改元者，皆以下诏之日为始，按月顺书。如陈寿《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庾寅，下书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约《宋书》前废帝即位之次年书改元永光，八月书改元景和，十一月被弑，明帝即位，书改元泰始。刘句《旧唐书》中宗即位，正月书改元嗣圣，二月武后废之，书改元文明，九月书改元光宅是也。此最为得实，然亦有不明析者。即如唐高宗显庆六年三月改元龙朔，是年既以六年书岁首，而三月以后即为龙朔元年，故次年岁首即以二年起，竟似六年之后继以二年，几令阅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书》、《通鉴》以最后所改之号书于岁首，诚足以醒眉目矣，然又有窒碍而难行者。如宋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以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即位，泰始也。若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则是岁即应书泰始元年。然其时废帝尚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废帝后改之景和书于岁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后则另书泰始元年，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南史》又惧其如此，乃于泰始元年之下书云：是岁即大明九年也。大明孝武年号，止有八年，并无九年。《南史》即欲醒眉目，只应书是年即景和元年，乃虚架以大明九年之号，不亦诬乎？《新唐书》则并不嫌抹杀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即如睿宗即位之岁，五月以前中宗神龙年号也，六月韦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则少帝号也，七月少帝被废而睿宗立，始改元景云。则景云以前尚有中宗、少帝二君，何得尽行抹煞，而预书景云于岁首乎？究不如旧史书法为正。若恐所改年号不见岁首，如唐高宗显庆、龙朔故事，本年既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见年号，恐阅者疑误，则不如每年岁首皆书年号，则断不虑其瞀目矣。

按《旧书》又有自紊其例者。高宗开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顺书之例，则岁首应书二年（开耀之二年也），至二月始书改元永淳，乃是年岁首不复书二年，而即以永淳起，则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为弘道元年，是夕帝崩，则弘道年号仅得一月，且已书于永淳二年内矣，而《中宗纪》又特书弘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又武后自载初元年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明年正月为一月，《新、旧书》俱循此例，故岁首起正月，次腊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即为岁终，故历年纪载俱无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即次年岁首正月也。直至久视元年始复唐制。乃《旧书》万岁登封二年尚未复唐制，却书十一月孙万斩陷瀛州属县，而次年又书正月，不几于以一月作两月乎？昭宗乾宁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复，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复。天复四年闰四月改元天祐，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祐，不又自乱其例乎？《新书》书年号处亦有不明者。《旧书》武后长安年号只有四年，其明年即书神龙元年，以是年有张柬之等讨乱，中宗复位，改元神龙也，此正合《新书》以最后所改号冠于岁首之例。乃《新书》于是年岁首反书长安五年，而《中宗纪》又特书神龙元年，岂非自乱其例，且亦以一年作两年乎？

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

《旧唐书》书法多有不合于古者。《史记》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及封沛称沛公，王于汉称汉王，登极始称帝，此古法也。《旧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初为唐王时，秦公世民改封赵公，乃书云徒封太宗为赵国公。又高祖进位相国时，隋帝令其立四亲庙，其时高祖尚未为帝也，乃云立皇帝祖已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第。此皆书法之失者。《新唐书》于秦公之改封，则书徒封秦公世民为赵国公；于立庙，则书高祖进位相国立四亲庙。又《旧书》叙高祖先世处，即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陵曰永康；皇考丙，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陵曰兴宁。先将武德登极追尊之号叙于此处，故于武德初难于再书，但云追谥妃窦氏为太穆皇后，陵曰寿安而已，一似登极时只追谥窦氏，而不及祖考者。《新书》则叙先世处，但书祖考本官，而于高祖即位后乃书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窦氏。又《旧书》太宗未为帝以前，于《高祖本纪》内即称太宗，固非，及太宗为帝后，则本纪内或称帝，或称上可矣。乃贞观三年又书夏四月太宗始于太极殿听政，皆非史法也。《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太宗皆称名，《太宗本纪》内皆称之。又高祖传位后，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高祖尚在太极殿，直至贞观三年始徙居于大安宫。乃《旧书》则于《高祖本纪》武德九年传位后即云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宏义宫，改名大安宫，则似传位之日即徙宫矣；而《太宗本纪》内贞观三年又书徙宫事，转起人疑。《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叙明贞观三年始徙宫，故于太宗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事自觉一览了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弘之死，实武后杀之也。《旧书》但书皇太子弘薨，《新书》则书天后杀皇太子弘（《旧书·弘传》内亦不载被鸩之事，但云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寻薨，《新书·弘传》明书之）。《旧书》武后垂拱三年封王子成义为恒王，隆基为楚王。按成义等皆睿宗子，是时睿宗已立为帝，则其子不应书王子。《新书》则云封皇帝子隆基为楚王。又中宗之反正，乃张柬之等起兵讨乱，迁武后于上阳宫，而奉以复位也（《新唐书·李多祚传》：敬晖等定计后，王同皎请太子至玄武门，斩关入）。乃《旧书》云：张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诛之，是日上传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阳宫，竟似中宗之自能讨乱，并传位之出自武后矣。《新书》则书：春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子，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又开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废为庶人。《旧书》不言杀，则但似废而已。《新书》则书皆杀之。史思明既降后，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四月复反，旧书不书，但于是年十二月书安庆绪被王师所围，求援于思明，思明援之，复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尝反，因庆绪求援而反者。《新书》则于是年夏四月先书史思明杀范阳节度副使乌承恩以反，而后书援庆绪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后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由仇士良乘文宗不豫矫诏立之也。乃《旧书·文宗纪》云：正月，上不康，诏立亲弟颍王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竟似出于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马元贽乘武宗不豫立为皇太叔也。《旧书》亦但云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竟似武宗凭几之诏矣。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实、丌元实矫诏所立也。《旧书》但云宣遗诏立为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杨复恭当僖宗既崩，率兵迎立之。《旧书》但云上暴疾，宣诏立弟寿王杰为皇太弟，是夕帝崩，皇太弟即位，则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等大事，皆不据实直书，何以示惩戒耶！《新书》一一著之，此皆《新书》书法之过于旧书者也。然《新书》书法亦有可议者。《旧书》书秦王与薛举战，败绩。《新书》不言秦王，但云刘文静及薛举战于泾州，败绩，以是时秦王卧病，文静主战而败故也。然军令责在主帅，岂得委之偏佐乎？既据实书偏佐主战而败矣，则偏佐之有功者亦应据实书其姓氏，乃贞观四年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新书》则书李靖俘颉利可汗以献，而张宝相不书，以靖为主帅故也。参之刘文静书法，不几自乱其例耶？又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鲁炅与贼将武令珣战滍水，败绩；哥舒翰与贼将崔乾祐战灵宝，败绩。皆非与禄山战也，而《新书》皆书与禄山战。至德元年房琯与贼将安守忠战陈涛斜，败绩，《新书》亦书与禄山战。贼将阿史那承庆破颍州，执太守薛愿，《新书》亦书禄山执薛愿。及郭子仪败贼将崔乾祐于潼关，则又书崔乾祐而不书禄山，则《新书》书法亦未划一也。又《新书》于致仕、丁忧、降黜皆书曰罢。刘仁轨、许敬宗等致仕皆书罢，房玄龄以母忧去职亦书罢，姚元之出为刺史亦书罢，武三思辞司空，武攸暨辞司徒，亦书罢，遂使善去者与降革无异，何其漫无分别耶？又房玄龄以丁忧去职，未几起复，《旧书》书法甚明。《新书》则于其丁忧也，但书房玄龄罢，继又书玄龄起复，起复者，不终丧而授以官也，今但先书罢，则起复二字有何来历耶？《旧书》：神龙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率兵诛武三思、武崇训，遂引兵自肃章门入。帝登玄武楼临轩谕之，众散去，遂杀多祚。重俊出奔，为部下所杀。是诛三思、崇训后乃败也。《新书》但云皇太了以羽林兵诛武三思，不克死亡，则似三思等未被杀者，此又《新书》过于好简之过也。《旧书》：元和五年定州将杨伯玉为乱，拘行军司马任迪简。别将张佐元杀伯玉，迪简谋归朝，三军惧，乃杀佐元。是为乱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书》云义武兵马使张佐元反，伏诛，则竟似佐元为乱首矣。《新书·张弘靖传》：刘总以所部内属，诏以弘靖充卢龙节度使。弘靖至幽州，不能协军情，为所囚。数日，军士稍悔，诣弘靖谢，愿改心事之。弘靖不答，众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为留后。是军吏之囚弘靖在先，立克融在后也。乃《新书》本纪书卢龙军兵马使朱克融囚其节度使张弘靖以反，则又纪、传之自相抵牾也。又镇州军乱，节度使田弘正遇害，军中推牙将王廷凑为留后。《新书》本纪书成德军大将王廷凑杀其节度使田弘正以反，盖《新书》之意专归罪于据位者。然首谋作难与乘机攘据究属有间，若一概书为乱首，何以别于李茂勋等之逐帅窃据者耶？此又《新书》之错误也。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为其牙将陈仙奇所鸩，仙奇以淮西归朝，诏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六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仙奇，自称留后，诏即以少诚知节度留后。乃《旧书》于少诚杀仙奇一事并不书，但云以淮西兵马使吴少诚为蔡州刺史知节度留后，则仙奇何往耶？《新书》既书吴少诚杀其节度使陈仙奇，自称留后矣，而于李希烈之死，但书李希烈伏诛，而不书仙奇杀之之事，则仙奇之为节度，因何授耶？此则《新、旧书》两失之矣。

新、旧《唐书》本纪繁简互有得失

《旧书》主于详明，《新书》主于简括。即如二十一帝纪，《旧书》几三十万字，《新书》仅九万字，此其大较也。然《旧书》本纪凡生杀予夺之事皆略见其所由，而《新书》则必一一考之列传而后见，此亦两书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即以本纪观之，《旧书》于太宗为秦王时，降薛仁杲，破宋金刚，走刘武周，擒窦建德，降王世充，败刘黑闼，皆详叙其武功，正见太宗年少英武，算无遗策。《新书》乃各以数语括之，虽本纪体贵简严，然登极后命将出师，皆有主帅任其功罪，自可于各列传见之，未登极以前身为总帅，不详叙于纪内，将叙于何处耶？前史于汉高成皋、广武之战，光武昆阳、邯郸之战，未尝不详叙也。又《旧书》武德元年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此大事也，而《新书》不书。是年李密旧将徐世𪟝以黎阳及河南十郡降，赐姓李氏，此为世𪟝入唐之始。三年，秦王大破宋金刚，伪总管尉迟敬德降，此为敬德入唐之始。《新书》亦不书。秦王擒窦建德、王世充，献俘京师，斩建德于市，流世充于蜀。《新书》但言建德伏诛，而流世充不书。贞观四年李靖大破突厥，获隋皇后萧氏及炀帝之孙正道，送至京师。《新书》但书破突厥，而不书获萧后等事。是年帝与群臣论“隋文帝疑群臣不可信，故事多专决，朕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以一人之虑？惟当选天下之才，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旧书》书之，正见太宗致治之本，《新书》亦不书。十六年，诏复隐王建成为隐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为巢刺王，此为惭德之悔。是岁高丽大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此为征高丽之由。《新书》皆不书。高宗咸亨元年追王武士彟，葬其妻，令文武宫及外命妇送至便桥，此见武后权宠渐盛，《新书》亦不书。仪凤二年，遣高丽王藏为朝鲜郡王，扶馀隆为带方郡王，各归国安辑馀众。此二人本高丽、百济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还，遂世有其国，则亦一大事也，而《新书》不书。圣历二年初为宠臣张易之、昌宗置控鹤府，寻改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幸臣之见于本纪始此，《新书》亦不书。中宗即位在东都，神龙二年正月始获武后灵驾还长安，《新书》亦不书。睿宗景云元年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此国法所当书者，《新书》不书（《新书·中宗纪》谓帝崩由韦后及安乐公主进鸩，而《安乐公主传》反不明书其事）。玄宗开元十三年初置广骑，此为府兵变制之始。十七年八月五日上诞辰，百僚请以为千秋节，此后世诞日置节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贡举遣礼部侍郎主之，此为侍郎知贡举之始。二十八年以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号太真，此为纳杨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平卢军节度使，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此为宠任禄山之始。天宝九载禄山进封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载禄山奏立功将士，请超授告身，于是权将军者五百馀人，中将者二千馀人，此见禄山权宠之极。十五载肃宗即位灵武，上皇在蜀，使韦见素、房琯、崔涣赍册书及传国玺至，此亦肃宗正位大事。《新书》皆不书。至德二载上皇还自蜀，肃宗奉迎，父子相见，臣民悲喜之状，《旧书》最详，《新书》尽删之。此等事不于本纪详叙，将于何处纪述耶？又《通鉴》：肃宗借回纥兵收京师，与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玉帛子女归回纥。”及收长安，叶护欲如约，元帅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守。愿至东京如约。”叶护即从命，百姓军士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此正见代宗为太子时能屈己为民，有君人之量，宜于《代宗纪》内详叙，而《新书》不载。代宗广德二年，宰臣及内侍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悦、李希烈各僭号称王，相连为逆。此何等大事，而《新书》皆不书。此皆《新书》之过求简净而失之太略者也。又按《旧书》本纪，穆宗以前尚稍存书法，穆宗以后竟似腐烂朝报，凡内而拾遗、补阙，外而刺史、观察，其迁黜生卒亦一一书之，真不成史体。又如李绅、李德裕以吴湘狱坐贬，《宣宗纪》内叙此案几三千字，尤属芜秽。《新书》惩其太烦，乃别为体例，只书宰相之除拜罢免，而方镇惟军乱易帅则书之，其他则否，是以纪载简严，绝无冗遝。然其例亦有时而窒碍者。如《文宗纪》太和元年诏横海节度乌重幸讨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横海节度使李寰讨李同捷，盖重幸卒，以宫授李寰，使讨贼也。《新书》不载生卒，则一横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观者不几瞀乱耶？宰相之除拜罢免，既在所必书矣，会昌元年二月以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郑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蒋伸、高璩、刘邺、王铎、崔彦昭等之入相，皆一概不书，则并自创之例亦更多删削，未免太简矣。至于各帝诏命及唐初九锡文、禅位诏，《旧书》一一载之，累幅不尽，《新书》尽从删却，一洗繁芜，此则仿《南、北史》体例，又不可以太略议之也。然《旧书》亦有失之略而《新书》补其所未及者。高祖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与刘文静、裴寂定谋，后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晋阳宫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从。是太宗本谋不可没也，观刘文静等传可见。《旧书》于高祖、太宗本纪绝不叙及，《新书》独详之。《旧书》叙高祖起兵时隋室大乱，但云是时群盗蜂起，《新书》则历叙刘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则见当时群盗鼎沸，一则群盗内魁杰者可量为立传，其馀则第见姓名于此而可不必一一立传，是虽繁而实简也。《旧书》但以“群盗蜂起”四字括之，而列传中仍不为一一立传，则诸反者大半不见姓名，成何记载耶？又顺宗嗣位不数月即传位，临御日浅，本无事可纪。而其为太子时，身历危疑，几于废黜，赖李泌调护得免。及沮裴延龄、张渠牟等入相之事，韩愈所谓天下阴受其福者。又德宗时宫市之弊最甚，顺宗太子，欲谏之，王叔文曰：“恐有小人间之，谓殿下收群情。”太子谢曰：“非先生不闻此言。”此亦见其留心时事，并乐听谏言之德。又《朱泚传》：泚围奉天，德宗危甚，皇太子督兵苦战，贼乃败。是顺宗为太子时多有可纪，自应总叙以见其为人。乃《旧书》并无一字。穆宗未为太子时，吐突承璀欲立丰王恽，而恽母贱，不当立，乃立穆宗为太子。宪宗崩，陈弘志杀承璀及恽，穆宗始即位。《旧书》亦不载。他如武后永昌元年以薛怀义为新平道大总管，延载元年又以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至令凤阁侍郎李昭德为长史，鸾台侍郎苏味道为司马，此见武后宠幸怀义之极。而《旧书》俱不书。天宝十四载颜真卿起兵河北讨安禄山，张巡起兵与贼战雍丘，及永王璘反于丹徒，至德三载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有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此亦皆当时大事，而《旧书》一概不书，此又《旧书》之疏略也。

《旧唐书》多国史原文

《旧唐书·武士彟传》赞云：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是修史时未尝无别择，乃仍有全抄旧文而未加勘订者。如《唐临传》云：临孙绍为给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讲武骊山，绍以修仪注不合旨坐斩。时今上既怒，乃坐绍于纛下，李邈遽请宣旨斩之。按先天乃睿宗年号，所谓“今上”，据《新唐书》则玄宗事也，盖玄宗时方为太子讲武也。又《徐有功传》云：有功没后，中宗既赠越州刺史，今上践祚，窦希瑊请以己官让有功子惀，以报旧恩泽。《王上金传》亦有“今上”字，皆谓玄宗也。《窦威传》：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馀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其所谓“今”，亦谓开元时也。可见此四传皆玄宗时国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陈少游传》：代宗益厚待少游，上即位，累加尚书。所谓“上”者，德宗也。《曲环传》：环以战功加特进太常卿，上初嗣位，土番入寇，环又破之。所谓“上”者，亦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时国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传》云：筑定远城，为行军计集之所，至今赖之。五代修史时定远城久属塞外，何云至今赖之？此亦必开元中国史原文也。又《崔元翰传》李汧公在滑台，辟元翰为从事。按史传例皆书名，岂有称汧公者？此亦必崔氏志传原文也。

顾宁人谓《旧唐书·职官志》称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国家，《经籍志》称唐曰我朝，以为修史诸臣不忘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国史原文，不及改订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庄又谓此书修于后唐，后唐自以继唐后，故以唐为本朝，并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笔。此亦曲为之说。后唐时而犹以玄宗、德宗为今上乎？此非国史原文乎？

《旧唐书》编订之失

《旧书》列传七十二卷既有杨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杨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礼，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礼。考其事迹，实系一人两见，并非两人偶同姓名者。又列传目录韦安石下有韦况，而传中竟无况。《韦安石传》末谓其兄叔夏另有传，然列传中竟无《韦叔夏传》。编订如此，则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张士贵，唐初功臣，乃编入高宗时诸将程务挺等传内。元献杨皇后在杨贵妃之前，乃编在贵妃后。此皆《旧书》之失当者。《新书》李渤、裴潾、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长庆时人，乃编在张柬之等五王之前，此又《新书》之失。

《新唐书》改订之善

《旧唐书》无《兵志》，则有唐一代府兵、广骑等制于何纪载？无《选举志》，则明经、进士诸科之沿革于何稽考？列传内无“公主”一门，则柴绍妻之佐成帝业，安乐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谋变，于何纪载？无“奸臣”一门，则李林甫、卢杞、崔昭纬、崔缁郎、柳璨等之奸邪，于何示诫？《新唐书》增其类，一一传之，较为详备也。《旧书》有志无表，《新书》增《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旧书》武后编入本纪，故《皇后传》内不复立传。《新书》则既有《武后本纪》，又有《武后传》，或疑欧公作纪，宋公作传，各不相谋，遂致重出。不知本纪专载改朔易号、用人行政诸大事，而淫秽琐屑之迹，本纪中既不便书，又不可全没其实，是以纪、传两存。观传中所叙皆本纪所不书者，是不得谓欧、宋二公彼此不相参订也。《新书》又增立《藩镇传》，使各镇传袭杀夺，展卷了如，尤为明晰。诸传中又有各从其类、较为允当者。杜伏威、李子和，《旧书》皆列群雄中，子和附《梁师都传》后。然伏威降唐，终于长安，子和虽僭号，及归唐后，能以臣节终，至高宗时始致仕，则何得尚列群雄内乎？《新书》改入唐臣列传，当矣。武士彟，《旧书》列功臣内。按士彟乃武后之父，唐初起兵，并未与谋，又无战功可纪，何得入功臣传？《新书》改入外戚。杨国忠，《旧书》在列传，《新书》亦改入外戚。李湛为李义府之子，义府谄附武后，而湛与敬晖等诛二张，复中宗，可谓能干盅者。《旧书》乃附于《义府传》后，未免皂白不分。《新书》既列义府于《奸臣传》，而湛另附《李多祚传》后。《旧书》以狄仁杰、王方庆、姚璹同传。仁杰、方庆皆忠于唐，合传固宜；璹不过醇谨，始终为武后信任，何得并书？杨再思最谄武后，《旧书》乃与朱敬则等正人同传，《新书》则改狄仁杰、朱敬则、郝处俊等同传，而杨再思与窦怀贞、祝钦明等附武、韦者同传。豆卢钦望，《旧书》亦与李敬则同传，《新书》以其依阿取容，改与苏味道同传。《旧书》张说、郭元振同传，《新书》以说与苏颋同传，以当日燕、许并称故也。陈希列旧附《张说传》后，以说子均、垍俱降贼，希烈亦降贼，故连类书之。然此等奸徒与燕公名臣同传，可乎？《新书》则以其附李林甫，乃与林甫同入《奸臣传》。《旧书》张𬀩、王琚、王毛仲与李林甫、杨国忠同传。按𬀩等三人皆尽心于玄宗危难时者，何至与林甫等奸权同传？《新书》改与刘幽求、陈元礼等同传。王𫟹本王方庆之孙，若依《新书》之孙附其祖后之例，则应附于方庆传后。《新书》以其侮权致败，另与杨慎矜等同传，则又各以类相从，且𫟹与慎矜事多相涉也。吉顼《旧书》在《酷吏传》，《新书》以其能定来俊臣之死，及奏称皇太子为元帅应募者日数千人，又说张易之劝后召庐陵王，故改入列传，与魏玄同等同卷。孔颖达、颜师古、啖助、马怀素，皆有功经史，《旧书》在列传，《新书》改入“儒学”。李淳风精于术数，《新书》改入“方伎”。刘太真、邵说、于劭、崔元翰、于公异、李益、李贺等，皆以词藻称，别无事迹可纪，《新书》改入“文艺”。符令奇为田悦将，密谕其子璘归朝，而身自被害，临死骂悦不绝口，此忠节最著者，《旧书》仅附其子璘传后，《新书》改入 “忠节”。蜀人朱桃椎隐居不仕、浮沈玩世，《旧书》附见《高士廉传》，《新书》则另入“隐逸”。仆固怀恩、梁崇义、李怀光等，显为叛逆，朱玫、王行瑜，擅立襄王煴，《旧书》俱在列传，《新书》俱改入《叛臣传》。李绮，《旧书》附《李国贞传》后，《新书》以其叛逆，亦改入《叛臣传》。《旧书》姚令言、张光景、源休、乔琳、蒋镇、洪经纶、彭偃七人皆入列传。按此七人皆臣于朱泚者，泚以反逆，既传于末卷，此等从逆之徒反入列传，可乎？《新书》尽削之，而附于《泚传》后。此皆《新书》之改正旧失，斟酌尽善，更无可议者。又有《旧书》有传而《新书》删之者。乐彦玮、赵仁本、赵德兴、张光辅、刘从一、顾况、张敬则等，本无事实可纪也。祖考孙事具《乐志》中；傅仁均事具《历法》中，故亦不立传也。有《旧书》无传而《新书》增之者。如姜宝谊为刘武周所执，逃归，又从裴寂讨宋金刚，被执不屈死。此岂得无传？《旧书》乃不立，《新书》增之。昭宗母王氏，虽听出甚微，然帝母也，岂得无传？《新书》增之，并记其弟瑰除黔南节度，为杨复恭沈于桔柏江之事。萧颖士一代文儒，海内称萧夫子，外夷亦愿请萧夫子为师，《旧书》乃无传，仅于《韦述传》后附数语，《新书》增入《文艺传》。嗣襄王煴为朱玫所立，僭伪凡九月，始伏诛，此岂得不记载？乃《旧书》无传。《新书》则附于嗣襄王僙之后，此尤子京亦之考订精博，固未可轻议也。

《新唐书》编订之失

《新唐书》编订亦有可议者。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一代支属，固属灿然，然列传中既有《诸王传》，则其子孙已附于其祖之后，虽无表亦自可稽。至《宰相世系表》，其一门数相，如萧氏、崔氏等，为之疏其支派，尚属有说，其一姓仅一相，而必为之详叙家世，不几于代作族谱乎？若欲以见谱学之博，则又非可仅谱宰相而已，此欧公好博之过也。子京又别立“蕃将”及“宗室、宰相”二卷，亦属无谓。既立“蕃将”一门，则不论时代，凡蕃将皆入卷内，如尚可孤乃代宗、德宗时人，而与太宗、高宗时蕃将同卷，转使观者时代易淆。其宗室、宰相亦可各附其祖之后，否则于其祖传内书明某另有传，而以其人别传于各朝宰相内，自觉明晰，今乃并为一卷，果何所取义耶？又“卓行”一门尤属蛇足。阳城为谏议，裂麻一事，足为名臣，则入于列传可矣。司空图生逢末造，隐居却聘，列之“隐逸”可矣。《旧书》以城入“隐逸”，图入“文苑”，固非，《新书》别以“卓行”处之，亦甚无谓也。马三宝，《旧书》在《柴绍传》末，《新书》改传裴寂等功臣传内。然三宝本绍家奴，自应附《绍传》为是。苑君璋，《旧书》在群雄内，附于《刘武周传》后，《新书》以其降唐，改入列传，与罗艺等同卷，是矣。然高开道亦尝降唐，封北平郡王，《新书》又列之群雄内，何也？或以其既降又叛故耶？然罗艺降唐后仍以反诛，《新书》又编入列传，亦不画一。贺知章以诗名，老始致仕，《旧书》列于“文苑”，当矣，《新书》乃入之“隐逸”。欧阳询父子品虽正，然于经义无所发明，王绍宗亦但工书，孔若思亦只多识古今，乃俱列之“儒学”。李百药、令孤德棻、李延寿等皆精史学者，而不入《文艺传》。晚唐诗人温、李并称。《旧书》俱入“文苑”，《新书》则专列商隐，而以廷筠附《温彦博传》后，以廷筠乃彦博裔孙也。然《新书·商隐传》又云商隐本李𪟝裔孙，则又何以不附《𪟝传》后耶？（按《旧唐书》𪟝子孙因敬业之乱，诛杀殆尽，贞观中有土蕃将徐舍人，自言𪟝五世孙，武后时其祖逃于蕃，族属已多不能归，然则𪟝子孙已无有在中国者，《新书》谓商隐是其后，亦恐未确。）且《新书》体例，凡祖孙父子相继有官者，皆于其祖传后牵连书之。如《萧瑀传》直至萧遘等，《杜如晦传》直至杜让能等，《刘政传》直至刘崇龟等，《于志宁传》直至于琮等，《温彦博传》直至温廷筠等，《韩休传》直至韩洄等是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杨于陵及子嗣复，何以又不连传而各分卷耶？李齐运亦宗室之后，《新书》以其因言利进，故不附于祖传后？不几自乱其例耶？王玙乃王方庆之裔孙，《新书》以其工谄媚，故亦不附于《方庆传》，而与杨再思等同传。然再恩及武后、中宗时人，玙则肃宗时为相，以之同传可乎？张易之、昌宗自应另立《嬖幸传》，乃《新书》以之附《张行成传》后。行成为唐名臣，易之兄弟非其子，不过子族了耳，猥以相附，尤属不伦。刘全谅本无可纪，本传内不过数语，而其父客奴当安禄反时，为国立功，其事迹见于《全谅传》者数百言不止，则应立《客奴传》，而以全谅附于后。乃《新书》反附客奴于《全谅传》内，亦轻重倒置。既立《藩镇传》矣，则不必更为区别，但相次为传，据事直书，而其人之贤否自见。乃田弘正、李洧尽忠王室，特摘出另编列传，则其馀岂皆叛臣乎？刘济恭顺不失臣节，且出兵助讨王承宗。刘总以卢龙归朝，请天子置吏，欲革藩镇世袭之弊。张仲武始终一节，为国立功。王士真岁贡常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恭顺。王元逵出兵助讨刘稹，王景崇亦出兵助讨庞勋、黄巢，皆有功。弘正既另入列传，此等何以仍在藩镇内乎？然犹曰身未离本镇也；李载义归朝后又为山南西道节度，何以仍列卢龙藩镇内乎？程怀信之子权入朝后，又移邠宁节度，何以仍列横海藩镇内乎？李维简斩关赴难，为国纯臣，何以仍附于《李宝臣传》乎？此又《新书》之自乱其例者也。且又有不必立传而《新书》传之者。裴矩功绩俱在隋朝，入唐则已老，无事可纪。《隋书》已有传矣，《新书》何以又传之？赵光逢为朱梁相，光嗣为后唐相，于唐室无事可系，此听其入《五代史》可矣，《新书》何以传于赵隐之后？氏叔琮、朱友恭皆朱全忠之臣，来监于朝者，故欧公入之《五代史·梁臣传》中，《新书》何以传于《柳璨传》后耶？又有应立传而《新书》反不立者。薛怀义擅宠武后朝，威震天下，《旧书》列入“外戚”，固非，《新书》以其无类可归，遂不立传，仅于《武后传》内纪之。中宗四子最幼者殇皇帝重茂，当韦庶人被诛，重茂尚在帝位，太平公主废之，睿宗始立，此岂得无传？《新书》缺之。《旧书·方技传》有僧玄奘及神秀、惠能生等，《新书》以其非“艺术”，遂删之，竟使此数人不列于史。抑知神仙可入“方技”，佛教独不可入“方技”乎？况《晋书》佛图澄、鸩摩罗什、昙霍等皆入《艺术传》，岂非前史成例，而必去玄奘等不入“方技”乎？又唐之末造，李茂贞称兵犯阙，韩建邀驾临幸，杀十六宅诸王几尽，其事在王室最有关系者，岂得无传？乃《新书》惟李克用叙入《沙陀传》内，馀皆无之。岂以时涉五代，应入《五代史》耶？然同时杨行密、刘仁恭、罗绍威等，《新书》又传之，何也？况氏叔琮等皆梁臣，尚入唐传，茂贞等本唐臣，反不立传乎？立《叛臣传》是矣，然唐帅臣之叛者不少，如刘辟以反诛，仅附于《韦皋传》后，刘展亦以反诛，亦不入《叛臣传》。而陈少游逆迹未甚著，特私附李希烈，没后尚赠太尉；董秦始终讨贼立功，晚年始失身于朱泚，似亦可少逭其罪，乃俱编入叛臣内，亦颇失当。黄巢未入仕即起兵反，与在官而叛逆者不同，宜别立《流贼传》，乃与安禄山、朱泚等同列逆臣中，似亦非类。《明史》以李自成、张献忠别为《流贼传》，觉斟酌尽善也。又庞勋之反，骚动半天下，凡二岁而灭。其后高仙芝、黄巢等继之。唐之亡实始于此，宣与黄巢等同立一传。乃仅附见于《康承训传》中，此亦《新书》之失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