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琴》前記
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於文字上，並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也將他們算作為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凡這些，離無產者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扎。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創造社豎起了「為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著「自我表現」的口號，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將這些「庸俗」打平。還有一標是那些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著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裡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著一標佈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為「閒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優雅，超逸，萬不可使讀者不歡，打斷他消閒的雅興。此說雖古，但卻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於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為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然而還是有著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著。
但它在本土，卻突然凋零下去了。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著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於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D.S.Merezhi-kovskii Z.N.AHippius），庫普林（A.I.Kuprin），蒲寧（I.A.Bunin），安特來夫（L.N.Andreev）之流的逃亡，阿爾志跋綏夫（M.P.Artzybashev），梭羅古勃（Fiodor Sologub）之流的沉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只剩了勃留梭夫（Valeri Briusov），惠壘賽耶夫（V.Veresaiev），戈理基（Maxim Gorki），瑪亞珂夫斯基（V.V.Mayakovski）這幾個人，到後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歷捨·托爾斯泰（Aleksei N.Tolstoi）。此外也沒有什麼顯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國內戰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〇年頃，新經濟政策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復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Serapionsbrü-der）。
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於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寧格拉「藝術府」裡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淑雪兼珂說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這不很好麼？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我只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於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但我愛農民的俄國。」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卻確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捲了全國的文壇。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正忙於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歷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慄，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給他們支持的。託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並無徹底為革命而鬥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確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於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義，始於渙散，繼以消亡，後來就和別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著文學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這也是無足異的。一者，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別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於篇幅，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羅在內，使這本書較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煙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補這缺陷的。
至於各個作者的略傳，和各篇作品的翻譯或重譯的來源，都寫在卷末的《後記》裡，讀者倘有興致，自去翻檢就是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魯迅記於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