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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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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詩的祟高與汩沒 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第五章 「文」與「文章」及其批評
作者:羅根澤
1943年
第六章 對於辭賦及辭賦作家的評論

一 文學文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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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狹義的文學批評——的「下層建築」是文學,以故必先有某種文學,然後才有某種文學的批評。在孔墨孟荀的時代,只有文獻之文和學術之文,所以他們的批評也便只限於文獻與學術。到晚周秦漢才有了文章之文(現在可以叫做文學之文),所以漢代的文學批評便不只限於文獻和學問,而漸及於文章。當時的文章有兩種,一是散文,一是辭賦。文獻和學術的散文雖起源很早,而文學的散文(所謂文獻、學術、文學,乃比較言之),則產於戰國的晚年。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云:

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


除謂「縱橫本於行人之官」以外,其論文學散文的興起,是很合實在情形的。至於辭賦的興起,無疑的源於屈宋,而盛於西漢的辭賦家如司馬相如、揚雄之流。

二 所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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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界既於學術文外有了文學文,批評界不能不為之「作新名」。其所作新名,一為用周秦舊名之「文」,以名當時的文學文,而以「學」名周秦所謂「文」。一為襲周秦之舊,以「文學」名學術文,而另以「文章」名文學文。

「學」字之在先秦,大率用作動詞。《論語·學而》篇所說「學而時習之」,是不用說的了。即同篇所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也是動詞。此外若荀子,是很重學的了,其書發端首篇就是「勸學」。但其所謂「學」,亦泰半為「學習」之意,也是動詞。《儒效》篇謂:「縱性惰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問學」似為名詞,但其上文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兩者正相對為文,知仍為動詞。《韓非子》所謂「顯學」之「學」,當然是名詞了;但是指的「學者」,不是指的「學術」或「學問」。至《中庸》說「尊德性而道問學」,自然是名詞,但此段並非先秦之書(馮友蘭先生說,見《中國哲學史》頁四四六一四四八及拙編《古史辨》第四冊頁一八三、一八四)。

至兩漢,以用「文」括示文學文的緣故,由是「學」遂用作名詞,以名周秦所謂「文」,就是現在所謂「學術」或「學問」。如揚雄《法言·學行》篇云:「有學術業。」《史記·儒林傳》云:「勸學修禮。」其所謂「學」與「學術」,自然就略同於現在所謂「學」與「學術」,也就相當先秦所謂「文」與「文學」了。

至於所謂「文」之不同於先秦所謂「文」,而指文學之文,劉天惠已經說過了:

《漢書·賈生傳》云:「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終軍傳》云:「以博辨能屬文聞於郡中。」《司馬相如敘傳》云:「文艷用寡,「子虛」「烏有'。」《揚雄敘傳》云:「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至若董子工於對策,而《敘傳》但稱其屬書;馬遷長於敘事,而《傳贊》但稱其史才:皆不得掍能文之譽焉。蓋漢尚辭賦,所稱能文,必工於賦頌者也。《藝文志》先六經,次諸子,次詩賦,次兵書,次術數,次方技。六經謂之六藝,兵書術數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諸子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支與流裔。」據此則西京以經與子為藝,詩賦為文矣。(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蓋隱其名而賦其狀,為射覆之類。至於設問,亦賦之流:故皆謂之文。《東方朔傳》載《答客難》、《非有先生論》二篇,結之雲「朔文辭此二篇最善」,是其證。) 然非獨西京為然也,《後漢書》創立《文苑傳》,所列凡二十二人,類皆載其詩賦於傳中。蓋文至東京而彌盛,有畢力為文章而他無可表見者,故特立此傳。必載詩賦者,於以見一時之習尚,而文苑非虛名也。其《傳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辭費。」章懷註:「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是《文苑》所由稱文,以其工詩賦可知矣。然又不特《文苑》為然也,《班固傳》稱能屬文,而但載其《兩都賦》;《崔駟傳》稱善屬文,而但載其《達旨》(擬《解嘲》)及《慰志賦》。班之贊曰:「二班懷文。」崔之贊曰:「崔氏文宗。」由是言之,東京亦以詩賦為文矣。(《文筆考》,見《學海堂初集》卷七)


劉氏謂漢代不以經子為文,這是很對的;但謂文專指賦頌,則不盡然。漢代所謂文,自然包括賦頌,但賦頌不是所謂文的全體。謂《漢書·賈生傳》所說的文專指頌賦,還有根據,就是《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載有賈誼賦七篇;謂《終軍傳》所說的文也專指賦頌,則苦於無法證明,因為《漢志》沒有著錄終軍的賦頌。至《後漢書·文苑傳》所列二十二人,固然「類皆載其詩賦於傳中」,但也載其詩賦以外之文。如《杜篤傳》稱:「所著賦誄吊書贊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王隆傳》稱:「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又稱'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黃香傳》稱:「所著賦箋奏書令,凡五篇。」《李尤傳》稱:「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著詩誄頌論數十篇。」《蘇順傳》稱:「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葛龔傳》稱:「著文賦誄碑書記十二篇。」《王逸傳》稱:「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崔琦傳》稱:「所著賦頌錄誄儀吊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邊韶傳》稱:「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以上《文苑傳》上)《張升傳》稱:「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趙壹傳》稱:「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張超傳》稱:「著賦頌碑文薦檄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所謂書論箋策雜文,都不能納於賦頌之內。至《侯瑾傳》稱:「覃思著述,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余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以上《文苑傳》下)固然以其文久佚,無由證明是否為賦頌,但《皇德傳》,決非賦頌:所以漢代所謂文固包括賦頌,而亦包括賦頌以外的文學作品。

括示辭賦及文學的散文之「文」,當然含有美的意味。所以《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象交文。」《釋名·釋言》篇云:「文者,會集眾彩以成錦繡,會集眾義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周秦沒有傳下來的文字學書,所以無從比較,但由孔子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文」看來,也可以知周秦所謂「文」重實質,兩漢所謂「文」重形式了。

三 所謂「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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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所謂「文章」是最廣義的,蓋指一切表現於外的文彩而言。如孔子稱堯:「煥乎其有文章。」(詳一篇三章三節)《韓非子·解老》篇云:「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然也有含義較狹的。如子貢稱孔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人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其所謂「文章」,皆有指現於語言文字者之意。但先秦無文學之文,故其狹義的「文章」,與其所謂「文學」無大異,不渦較重形式而已。 基於這種原因,漢代遂用「文章」稱文學之文。如揚雄的《法言·淵騫》篇云:「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史記·儒林傳》載『博士等議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云:「漢之得人,於茲為勝;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後漢書·班彪傳》載彪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云:「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術,保訓東宮。」班固《兩都賦序》亦云:「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又云:「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亦云:「道德漫流,文章雲浮。」至《後漢書·文苑傳》裡,「文章」一字,更舉不勝舉。固然作者范曄為劉宋時人,而所稱論者則皆是東漢之文人與其作品。總觀上述所謂「文章」,形式方面是「訓辭深厚」,內容方面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已略同於後世所謂「文章式」的「文學」了。

至於廣義的文章,就是指一切表現於外的文彩而言的文章,在漢人的著作中也時常見到。如陸賈《新語·資質》篇云:「夫梗楠豫章……在高柔軟,入地堅強,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克畫而文章成。」《淮南子·原道訓》云:「是故聖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白虎通義·天地》篇雲「道德生文章」之類,皆是。但以與文學無關,與文學批評更無關,故茲從略。惟《周禮·考工記》「畫繢」:「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文章與黼黻繡並言,當然指文彩的文章,但後世論文學的文章者,每喜引用。《周禮》傳出周公,但依近人考訂,知作於漢人,故敘述於此。

先秦所謂「文學」本不同於我們所謂文學,而是指廣義的學術,但以其為後世文學所從出,故不能不論;兩漢既已有了文學文,又有了「文章」一名以括示文學文,則其括示學術的所謂「文學」,在文學批評史上似乎沒有它的地位了,故亦從略。

四 揚雄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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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雖有了文學之文,也有了括示文學之文的「文」與「文章」的名詞,但以於時尚用的關係,所以那時的批評家,對文學之文的「文」與「文章」是反對的。關於這,在西漢可以揚雄為代表,在東漢可以王符與荀悅為代表。(至於王充,則另有專章論述。)

揚雄在《法言》卷二《吾子》篇設或曰:「君子尚辭乎?」他的答覆是:

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所謂「事之為尚」,就是因為事是有用的。在這幾句話里雖似不極端排棄文辭,但同篇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揚雄的答覆則毫不客氣的說是:

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


又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幾,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揚雄云:

其文是也,其質非也。……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此外於卷十二《君子》篇批評淮南、太史公、司馬相如云: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又卷六《問明》篇「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卷七《寡見》篇痛斥「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則其反對重形式之「文」可知。所以於《太玄》卷四云:

大文彌朴,質有餘也。


又云:

雕韱之文,徒費日也。


既反對重形式之「文」,當然即提倡重內容之「學」,而且是儒家之「學」。所以主宗經、徵聖、尊孔:

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睹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睹其識道也?(《法言》卷二《吾子》篇)


好書而不好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同上)


萬物紛錯則縣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同上)


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郛。(卷五《問神》篇)


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御也。(同上)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其惟川乎!(同上)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同上)


而他所提倡之經,雖然「渾渾如川」,雖然「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問神》篇),但不是華文的,而是簡易的。所以《法言》卷八《五百》篇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揚雄云:「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五 王符荀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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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著作界的情形而論,東漢較西漢尚文,所以《史記》、《漢書》都只有《儒林傳》,《後漢書》始於《儒林傳》外,別立《文苑傳》。但評論者卻仍走着西漢尚用的故道。王符《潛夫論·務本》篇云:

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辨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汪繼培雲「品人猶言眾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通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丑之德,泄哀樂之情,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辨屈蹇之辭,竟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釋難》篇亦云:

夫譬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質也。


《交際》篇亦云:

情實薄而辭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汪繼培謂想憂當作相愛),……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納(《論語》作訥),尚近於仁。


《釋難》篇與《交際》篇所言,自非對表現於文字的文章而言,但反對巧言,當然亦反對巧文。謂「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質也」,重質輕文,其意甚顯。至《務本》篇所言,更是彰明較著的反「雕麗之文」,倡道義之教了。

荀悅《申鑒雜言》下云:

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朴;博為盛矣,其正不若約。


又云: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日妙、曰包、日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雖要文,卻須「辭約」,「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朴」,也是尚用不尚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