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和平與雙贏——中華民國對「特殊國與國關係」的立場

對等、和平與雙贏——中華民國對「特殊國與國關係」的立場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中華民國88年（1999年）8月1日
1999年8月1日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一、以對等地位開創跨世紀的兩岸關係

李總統本年七月九日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就「北京視臺灣為叛離的一省」提問時表示，兩岸關係的定位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李總統對兩岸定位的這項陳述是基於維護國家利益與尊嚴的前提，從政治、歷史與法律的觀點，對既存事實作明確的說明，既未扭曲事實，也未誇大渲染，更沒有排除未來兩岸統一為民主新中國的目標。這項務實、前瞻並且充分反映中華民國在臺灣二千二百萬人民心聲的主張，是為了奠定兩岸對等的基礎，以提昇對話的層次，進而建立民主和平的兩岸交往機制，開創跨世紀的兩岸關係。

二、反對中共霸權式的「一個中國原則」

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立國以來，一直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目前統治地區雖只限於臺、澎、金、馬，但仍是全世界第十九大經濟體及第十五大貿易國，這是事實。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五十年來，兩岸隔海分治、互不隸屬，一個分治的中國及兩岸間的特殊關係至今未變，這也是事實。一九九一年我們主動展現善意，放棄以武力統一中國，承認中共在大陸之治權，並以交流、對話的和平方式取代過去的軍事對峙。但是中共不但沒有善意回應，反以其霸權的「一個中國原則」，視我為其地方政府，不僅在兩岸交流中矮化我方，並將「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岸所有協商議題的前提，欲迫我逐步滑向「一國兩制」的安排。同時中共還極力封殺我國際生存空間，使國際社會長久以來習於中共的說法，而逐漸忽視兩岸分治對等之既存事實。正因這一事實長期遭受中共片面的扭曲及國際社會的忽視，所以當李總統明確陳述此一簡單事實時，反引起各界之高度關注，而忽略了問題真正之根源為中共的霸權式的「一個中國原則」。

三、政治談判慎於始

各國多年來與中共談判的經驗顯示，中共在談判初始一定堅持設定對己有利的「原則」。此一「原則」一旦設定，結論就大致不出其掌握。自一九九五年中共片面中斷兩岸的制度化協商以後，北京即置攸關兩岸人民權益至鉅的實質問題於不顧，一味要求與我進行政治談判，並對兩岸政治談判預設「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及「一國兩制」的結論，視我為地方政府，否定中華民國之存在。我們並不畏懼談判，但絕不在不平等，及對方已預設結論之霸權壓力下談判。倘我在此情勢下與中共進行政治談判，而仍自居為模糊的「政治實體」，就會自始陷於不利地位。所以，我們有必要在談判前對兩岸關係明確定位，跳出「政治實體」對「主權國家」的格局，才能與對方展開有意義的對話，並維護國家及人民之尊嚴與利益。也只有基於平等地位的協商，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

四、兩岸應該回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

兩岸對「一個中國」的認知一直有歧異。所以海基會與海協會於成立後的第一年會談就圍繞在「一個中國」的爭議。經過多回合談判，兩岸終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達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亦即雙方自此就「一個中國」可以各說各話。這原本是使雙方能擱置歧見，繼續推動兩岸關係之理想方式。然而近年大陸方面卻片面拋棄該共識，時而反對該項共識適用於國際關係，時而表示在兩岸間僅適用於事務性商談，不適用於政治談判，時而甚至否認於一九九二年曾達成該項共識，近年甚至反對我方亦有表述權利。在一九九二年各自表述的共識架構下，我方始終認為「一個中國」指的不是現在，而是未來。兩岸目前並未統一，而是對等分治，同時存在，因此在統一前可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加以定位。而兩岸關係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具有相同之文化、歷史淵源及民族情感，雙方人民在社會、經貿等各層面交流密切，非其它分裂國家所能比擬。最重要的是雙方均有意願共同努力，平等協商，追求中國未來之統一。如果雙方都能珍視此種特殊關係，回到各自表述的共識，那麼透過平等協商，即可超越彼此的政治歧見，共同合作為兩岸關係開創新局面，進而更有利於未來之民主統一。

五、陳述現狀，不是改變現狀；追求和平，不是製造麻煩

我們將兩岸關係依事實予以明確定位，目的在確立兩岸間的平等地位。我們也一再強調，各項相關政策不變，尤其是推動兩岸建設性對話、與良性交流的政策，追求兩岸「雙贏」的決心，及追求中國未來在民主、自由、均富下統一的既定政策沒有任何改變。政策未變，自不存在所謂修憲、修法、修改國統綱領的問題，更談不上是改變現狀或製造麻煩。我們希望相關各方能以理性客觀立場看待此事，我們也願與任何相關各方加強溝通，傳達我方整體理念，共同維護臺海及亞太地區之和平與安定。

六、竭誠歡迎汪道涵先生來訪

汪道涵先生年內來臺訪問，是去年十月「辜汪會晤」時的共識，我方也正式提出邀請。近半年來，海基、海協兩會對此一具重大意義的活動，已進行正式的磋商與準備。我們重申誠摯歡迎汪先生今年秋天來訪。我們了解中共方面一直希望藉汪道涵先生訪臺之行，與我就重要政治議題進行對話。此時我為迎接會談而對兩岸關係明確定位後，雙方可以對包括定位在內之各項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兩岸協商的過程中，雙方提出不同的立場與看法，乃是求同存異過程中的必要階段。既然一方可以表達其立場，當然也要接納他方表達立場。事實上正因歧見存在，才更需要協商。透過協商，歧見將可獲得溝通甚或解決之機會，倘因有不同意見而拒絕協商，必定造成兩岸關係的倒退，相信這並非雙方人民及國際社會所樂見。我們認為透過辜汪臺北對話，可使雙方進一步了解彼此的全盤理念，消彌誤解。這對降低兩岸緊張情勢，進一步探討開創兩岸關係的明確方向，必有助益，也可為區域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

七、對等和平共造「雙贏」

臺海的穩定直接影響亞太地區之和平與繁榮，故維持臺海和平應該是兩岸與國際社會的共同願望。我們現在依客觀存在的政治與法律事實明確定位兩岸關係，將可使兩岸重新開啟良性互動的新頁。兩岸關係正常化後，雙方更可透過建設性對話、制度化協商，以及有秩序的交流，逐步發展出和平穩定的長期關係架構，共同追求未來民主統一的新中國。這不僅是兩岸的雙贏，臺海及鄰近區域亦將同蒙其利，符合兩岸及整個亞太地區的長遠利益。我們呼籲中共能面對現實，理解我方推展兩岸關係的苦心，以務實開放的心態，與我們共同努力，為廿一世紀兩岸良性互動開創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