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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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日南日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為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日「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未載卜式語，《王翦傳》未載客語，《荊軻傳》未載魯句踐語，《晁錯傳》未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傳》未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記《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潤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潤，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問候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曆書亦同。《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未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讚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
《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恤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矩定，下云：「馬車讀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矩定人馬車瀆。」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菜，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齊世家》：「吾大公望子久矣。」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大王，齊之大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之文而誤為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奮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為田耳。《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朽》註：「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雲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商君傳》：「以較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燕王遺約間書，恐即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懟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屈原傳》：「雖放流，·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土也。蓋采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光雲范陽辯士蒯通，後雲齊人蒯通，一傳互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夏，十八·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日征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蕭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止云：「長安白亭東為戾後園。」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後，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
《天文志》：「魏地，觜、Δ、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疆，新汲、西華、長平，穎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氐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食貨志》：「單穆公諫景上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於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纜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枚乘傳》上云：「 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杜周傳》：「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社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
《上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為顏氏注而並刪之。
《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為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為細注，今進為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採集。」是則前書小字為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班孟堅為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刺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煉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為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苟悅漢紀苟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為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為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為「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史記·呂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苟紀為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義難曉，苟紀為長。後有善讀者，仿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於班書之下，足為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雲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交·女子微側及女弟微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殺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裡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為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閥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伙屍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系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為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玄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人舍登樓，就玄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玄以靈帝之世，三為三公，亦豈無錢者？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而《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往不同。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瓊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豈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中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縣誌》：「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為證，按杜預註：「魚門，邾城門。」非宋也。
○三國志《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孫亮太平元年，孫·殺滕胤、呂據，時為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人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懶，雲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懶。」據此則當雲「自益陽至白帝也。」
○作史不立表志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為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由立，·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着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了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嘆也。
其夫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睡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為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雲。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並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周書》皆無志。皆唐初人，其不着志，以別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二、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宏矣。
○史文重出《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千中多一侯矣。
《續漢·郡國志》候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
○史文衍字《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鄣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為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後父不當言諱，「諱」字衍。《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又下捲雲：「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則此「毛」字明為衍《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史家誤承舊文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韋貫之傳》：「上即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為淮陽王。」《順帝紀》：「異明三年正月丁已，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諱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為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已亥，晉王諱來朝。 」《張·傳》：「晉王諱為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北征。」《北史·李弼傳》：「諭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西行台少師、隴右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等。」《玄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郝處後傳》：「周王諱為西朋，」並當時臣子之辭。
《三同志·魏后妃傳》註：「甄后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子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字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併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
《文選》任·《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為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為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為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為「帝」。至蜀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即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為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考，一篇之中「帝」、「賊」互見。《天文志》：「虛二星，泵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家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
《顧榮傳》前雲「友人張翰」，後又雲「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雲「封謝艾為福祿伯」，後又雲「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考廉入洛」，《周凱傳》：「若思舉秀才入洛」。《南陽王模傳》傳》：「廣平太守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宏光門」；《馮跋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觀門」。
○宋書《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國又有輿、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樑澗中出石鐘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為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誌》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廣陵，分之沛郡乎？
○魏書《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韁』，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韁」下注曰：「 疑。」按《急就篇》有「馮漢韁魏起漠北」，以漢強為諱，故改雲代韁，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梁韋《劉孝綽傳》：「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
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為「武丘山」，《何點傳》則為「獸丘山」。
○後周書《庚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托蘆中而渡水。」漂渚當是「溧諸」之誤。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瞄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吳越春秋》云：『子晉奔吳，至傈陽，逢女子獺水之上。子晉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於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於此水，今名其處為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諸曰懶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秘之蘭台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為武帝時人，姓名久着，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於契勘，故或以為哀帝，或以為明帝耳。《突厥傳》上言沙缽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為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伊為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伊為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今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溫子·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倫敦亻雋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南齊書》：「李安民為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着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為崇。」按《宋書·孔季恭傳》：「為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雲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深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床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詞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為遭祟，一以為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征為右什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南史·蕭猷傳》：「為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為獲佑，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雲羽多居郡聽事，前往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
○舊唐書《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跡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云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雲「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鄭從讜，劉鄴、張睿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煦，後唐末帝清泰中為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遍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舊唐書·高宗紀》：「干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於泰山，以高祖、大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於社首。」是以朔日祭天於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於泰山，庚午禪於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並為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
《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於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正月，廢居於均州，又遷於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於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於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為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於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後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為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於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飠束、舒元輿、李孝本、羅立言、王·、郭行餘。」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人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為未當。《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為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後傳》：「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於本傳及《韋稻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
《楊場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帖試之法，用紙貼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日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琅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時為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晨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為短，今以六尺為長，於他書未見。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歧靈岳，同謀殺Г，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靈岳，與海賓、明禮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Г。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雲大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雲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詧」，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詧」，《劉全諒傳》則雲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詧」。按《王維集》有《送不蒙都護詩》，註：「不蒙，着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不蒙」當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為「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見。而《突厥傳》則雲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雲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雲「召總還」，馬總也。又雲「會總卒」，劉總也。又雲「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字之繁省皆有所不當。當雲「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雲「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傳》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雲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曹確傳》：「大宗着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製為七百三十員。」《舊唐書·鄭啟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啟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啟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 』晉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啟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嘆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 』」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二十二人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缺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在後，而倒其文。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大宗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為無識。
○宋史《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鑿悔，欲並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才數尺，旁有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祖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勛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人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為無據。
《遼史》於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元人作《宋史》，於《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日「北兵」、「北主」。昴為胡星，改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為「敵」。至以金鹵為「金敵」。【原注】《陳惟胡栓二書不改。◎阿魯圖進宋史表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宋史·富粥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御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
○金史《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為文繁矣。」正同此病。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餘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為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諡之曰「哀宗」，息州行省溢之曰「昭宗」，史從哀宗為定。而《食貨志》末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着何人所上。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為善。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傳》。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於一人之手。
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修《元史》，臣濂、臣衤韋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征，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衤韋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熏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於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於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復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復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是三年尚未昇州，預書為州者誤。《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未云：「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熔范。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
○通鑑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為不告好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
《孟子》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王元年為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着雍閹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於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己為·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慚於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即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人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夫曰「國韓安國壁」，其為漁陽可知，而雲「又入漁陽」，則疏矣。考《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考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韁尚為太子，亦為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溯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於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大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辟三門巔輸岩險之地。俾負索引艦，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靈，以·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尚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
○通鑑不載文人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為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為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為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