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集/卷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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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旨十首 〈辯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景祐四年〉】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縕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於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後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於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自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或問：「《係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係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遠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跡、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為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乾』，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薑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薑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

或問：「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於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乎！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故雖《係辭》之龐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舍掛扐之數，兼知掛扐之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景祐四年〉】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群龍無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無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

《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六四，括囊，無咎無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

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景祐四年〉】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眾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眾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舍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嚐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弒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嚐藥。其舍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

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雲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景祐四年〉】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繆矣。

《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係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誌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

難者又曰：「謂之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景祐四年〉】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

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倖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

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跡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跡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皋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

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嚐。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弒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嚐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嚐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

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

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景祐四年〉】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眾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弒，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景祐四年〉】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製而惡之。

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並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

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眾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怪竹辯〈康定元年〉】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

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概。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