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

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
作者：蔣中正
中華民國26年（1937年）7月17日

各位先生：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的軌外亂態，統統納入外交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外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祗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自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種種的新聞，如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的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虛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祗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祗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祗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

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系達于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于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咸能明了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