菽園雜記/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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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未第時，未嘗作詩。余天順己卯赴會試，夢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題，予為一闕與之。既覺，猶記其半云：「一片白雲，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風，蒼松積雨，此是怡情處。」及下第歸，讀書海寧寺，僧文公出《白雲窩卷》求題，宛如夢中。癸未會試，嘗夢人贈詩云：「一篙春水到底渾，入指不見波濤痕，霹靂為我開天門。」至期，貢院火，蓋術家有「霹靂火」之名，而「到底渾」，「不見痕」，如其兆矣。成化癸巳，初入職方，夢訪李閣老，題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聽，騎馬夜還家。」戊戌在武庫時，夢為小詞云：「風剪剪，花枝偃，鈴索一聲驚臥犬。可人期不來，半窗明月珠簾卷。」乙巳居憂時，夢為一詩云：「海中種珊瑚，遠意為兒女。十年失採掇，一枝遽如許。」俱未解其何謂也。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四舉，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合祭。惟冬至合祭天地，三年一舉耳。本朝無北郊，每歲孟春，天地合祭於南郊，名天地壇。壇上又有大祀殿，以為行禮之處。聞議禮之初，高皇以義起之，儒臣莫能奪也。宋朝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難曉。如祭天於圜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祀赤帝也。祭地於方澤，而從以嶽鎮海瀆，則凡麗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即京畿土地也。程子嘗言，既祭社，則城隍不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無議論，抑嘗有之而莫能回邪。

嘗讀《召南》，至《野有死麇》一詩，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以晦庵先生之所傳註，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魯齋《二南相配圖》，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蓋魯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召南》之《甘棠》，為後人思召伯而作。《何彼秾矣》為《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麇》為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大意以為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所刪者容或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配以為圖。其見亦卓矣。使魯齋生於晦庵之時，得與商確，能不是其言乎？《甘棠》、《阿彼麇矣》二篇，則非予識所能到也。

醫書言瘦人驟肥，肥人驟瘦，皆不久。同年薛為學登進士時，體甚肥，及為御史，忽爾瘦削。未幾，公幹鄖陽，一疾而歿。聞歿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此尤可異也。

徐州百步洪、呂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巉巖，水勢湍急，最為險惡。正統間，漕運參將湯節建議於洪旁造閘積水，以避其險。閘成而不能行，遂廢。成化六年，工部主事郭昇鑿百步外洪，翻船石三百餘塊，又鑿洪中河道，累石修砌外洪堤岸一百三十餘丈，高一丈。八年，主事謝敬修砌呂梁上洪堤岸三十六丈，闊九尺，高五尺；下洪堤岸長三十五丈，闊一丈四尺，高五尺。二十一年，主事費瑄修砌呂梁上下牽纜路若干丈，皆便民美跡。而三人皆遭謗議，遂至坎坷。蓋誌於功名者，多不避小嫌；無所建立者，輒生妒忌，當道者不能察，則輒信不疑，而廢棄及之。知巧者遂有所懲，而因循歲月，雖有當為之事，一切遜避，以免謗議矣。嗚呼，仕道之難如此夫！

王忠肅公翺，一日入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入。」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邪？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豎談笑自若，公遙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你嬉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邪？」蓋奉天門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謚，可無愧矣。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免用宮嬪殉葬」。此最盛德事。故憲宗賓天，亦有命不用，遵先訓也。於戲！英宗一言，前足以杜歷代之踵襲，後足以立萬世之法程。自《黃鳥》興衰之後，僅見此耳，豈非不世出之明君哉。

宋朝臣寮受恩典者，皆上表謝恩。凡上尊官皆用啟，故當時有《王公四六語》、《四六嘉話》等書，大率駢麗之文、褒諂之語，其於治體無補。本朝表箋，皆有官降定式。惟每科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及公侯伯初封《謝恩表》，出自臨時撰文。上朝廷封事謂之奏，上親王謂之啟，亦皆直陳其事，不用四六體。是以文臣文集中，無作啟者。去華就實，存質損文，亦士習一變也。前代公移多繁文，洪武初，亦有頒降芟繁體式。職方掌邊務，覆奏封事頗多，事必引援經史，斷以大義，比諸司章奏，稍涉文墨，蓋故事因襲如此。至何行宜掌司時，一奏之中，引經大半，而處置事體處，反欠精神。人頗厭之。予竊以為邊方有事，只須斟酌事體，非賣弄文學時也。故凡覆奏本，止是就事論事，不急繁文，一切損之。惟本部有所建明，及評議議事條件，應引經史者，略引為證，庶使詞理簡明，盡對君之體。聞天順間，職方奏內引《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兵書抹去「乃其有備」四字，云：「何用如許字？」該司云：「此經句，不可去也。」兵書以輕薄叱之。諸司聞之，以為笑談。

車字昌遮切者，韻書云「輿輪之總名」。今觀凡器之運轉者，皆謂之車，則車字有轉運之義。如桔橰汲水曰「車水轆轤」，挽舟過堰曰「車壩」，紡紗具曰「紡車」，颺榖具曰「風車」，繅絲具曰「繅車」，圬者斂繩具曰「線車」，漆工漉漆具曰「漆車」，規工曰「車旋」，皆以其有機軸能運轉也。至於泲油者曰「油車」，梳工製梳、骨角工製簪亦皆曰「車」，此未可曉。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所貼有內黃、外黃，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升世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官於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櫃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與赴內府查外黃。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查內黃。其慎重如此。今軍職多不知自重，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備招送武選查例發落者，無日無之，往往有罪大惡極非人所為者。故予嘗謂不觀貼黃用寶，不知軍職之所以重；不觀法司招議，不知軍職之所以輕。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盜，兵部尚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內外居民。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並容之說止之，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乃奏差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為盜，悉送繫兵馬司。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聞風匿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禁中，公始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拋擊甓石者，公益懼。乃促畢事，第令五兵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爾擾下，無補於治也。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我，我嘗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人莫能出其範圍也。」

南方寺觀及人家庭院中，多種芭蕉，但可資觀美而已，實無所用。或以其葉代荷葉，襯蒸麵食。然婦人有癥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甚，是亦不可用也。聞豬瘟者，以其根飼之；魚泛者，以其榦剉投池中則已。未之試也。

蕎麥之蕎，韻書無之，《本草》有之，蓋宋人所增耳。《道藏》中有《藥石爾雅》一卷，乃唐元和間梅彪所集諸藥隱名，以粟、黍、蕎、豆、麥為五芽，則此字之來亦久矣。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洪武錢，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嘗見有之，今復不見一文，蓋銷毀為器矣。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直銀三厘、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實未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洪武韻》分並《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內依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問朝野，仍用《唐韻》。

江西一遊士善異術，上官多禮貌之。按察某副使獨不信，術士欲自見，請以術為戲，許之。乃剪紙為二刀，作法戲之，二刀即飛起，交舞於前，冉冉近副使，副使端坐不動。俄而撲其面，副使以袖拂之。術士乃收刀而去，但見副使雙眉已削去矣。遣人捕治，不知所之。聞之姜恒頫進士使江西云然。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贄均兩浙雜稅，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贄以為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宜復循偽國之法？上從其說。故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定式。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有子五：臯、準、覃、鞏、罕，準之子為丞相，其他亦多顯，豈惠民之澤歟？出《紹興志》。

馬尾裙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體虛奓，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公洪謨，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弦貫其齊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憲宗朝，未嘗輕殺人，末年殺二人，於人心最痛快。遊民王臣者，以幻術遊貴戚之門，嘗從太監王敬江南公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不勝騷擾。事發棄市，傳首梟於蘇州等處。百戶韋瑛者，嘗為太監汪直羽翼，生事害人，人皆怨之。直敗，調任口外，然其害人之心未已也。嘗掩捕百姓十餘人，械送京師告變，上命會官鞫之，則皆誣也。蓋瑛媒蘗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反坐棄市，梟首於其掩捕之地。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為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為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淒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其贗為婦人者，名妝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真。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之。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郭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住？」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為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謂以畫得之。」卒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裒金為斂之。近有鐘欽禮者，亦上虞人，善畫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畫，輒以此傲人。無何，依托官府聲勢，詐取人財。事露，問發充軍。間有持其畫奉予者，予曰：「屋壁雖陋，不掛賺金賊畫也。」古人看書畫，一要師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矣。吾鄉張節之先生見人收蓄黃廉使翰草書，即令裂去，云：「好人家卻收此人筆跡！」其疾惡如此。

杭州府每歲春秋祭先聖及社稷、山川二壇，皆布政司官主之。如先聖固天下之所尊，而二壇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內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卻不得主祭，布政司統十一府，卻只作所治處一府祭主。此等禮制，頗有窒礙。不知當時儒臣議禮，何以慮不及此？

《大明一統志》，即景泰間修而未成者，天順間始成之。初修時，學士錢原溥為副總裁，嘗欲志戶口。而李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是民數朝廷之所重也。茍在所當誌，何傷繁之慮邪？如以此為戶部有數而不誌，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吏、兵二部有數；學校、寺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誌邪？文達既自用，而彭、呂諸公又皆務為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但戶口之登耗無徵而已。

浙江各府、縣，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大率規制如一；在各縣者，按察分司多宏敞整麗，布政分司多狹隘朴陋。初疑按察能糾察，官吏貪汙者，懼致罪而然。後至各府、縣，遍覽志書，見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間，布政分司，至正統七年以後始有之，乃得究知其所以然。蓋國初糾察諸司，讞審庶獄，在內從各道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處分。其時御史建員未廣，有事則奉命而出，事竣即還，巡按亦未有專官。故按察之官，職專而權重。今分巡官各有印章，此可見矣。其後分遣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體勢由是始輕，且御史所至，更無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分司既創於經畫官府之初，則廣狹豐儉得以如意為之，故其規制多寬廣。又以御史所寓，禮宜致隆，故有司以時修飾，而華美中度。布政司職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至宣德、正統以來，添官稍多，始議置分司，且其地率多即官府棄地為之，故規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臨，不過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而修葺怠焉。此蓋理勢使然，非有意而優劣之。故虛心觀理則理無不燭，疑心待人則人鮮無過。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今府、謁、縣《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蜀主孟昶藋作。全文二十四句，本名《令箴》。宋太宗愛之，摘此四句以刻石，更今名耳。近見紹興察院石刻，高宗題其下云「近見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於今不厭宋德也」云云。後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加政事權邦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呂頤浩等跋語，以為五代之余，遺民赤子，新去湯火。太宗皇帝哀矜撫綏，寄在守令，乃發大訓，垂諸庭石云云。高宗暨其臣皆直以為太宗所自作，誤矣。昶全文二十四句，詳見《蜀志》並《史學指南》。

幼嘗入神祠，見所塑部從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畫花鳥雲龍之狀。初不喻其故，近於溫、台等處見國初有為雕青事發充軍者，因詢問雕青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繡，即古所謂文身也。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為此。兩臂股皆刺龍鳳花草，以繁細者為勝。洪武中，禁例嚴重，自此無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見，即文身像也。聞古之文身，始於島夷。蓋其人常入水為生，文其身以辟水怪耳。聲教所暨之民，以此相尚，而傷殘體膚，自比島夷，何哉？禁之誠是也。由是觀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嚴明，無有不可易者。彼以為民俗在所當順，或以為政事當先所急，而不為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嘗聞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處草青，故曰青冢。朱溫弒唐昭宗於椒蘭殿前，血漬地處，今生赤草。岳武穆墳樹枝皆南向。前二事皆不可見，岳墳嘗往拜謁，南枝之樹，乃親見焉。

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為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乃如告身非誥敕，即今文憑類也。嘗於南京吏部見國初新選官，皆給黃紙印本符一通，疑即告身之遺意。文憑，乃後來所更定，主意在關防奸偽耳。故到任即繳上之。

《曹娥碑》，後漢上虞令度尚字持中立，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蔡邕題其陰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古碑已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碑在今廟中，又有後人臨邕八字，其石方三尺許，已破裂不全。世傳曹操與楊修讀碑陰八字，未達，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斬之。或謂操未嘗至越，安得此事？竊意操所謂讀，非必廟中之碑，殆榻本流傳它處者耳。其言修以是被斬，則非也。蓋修素與曹植相善，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魏武甚怒之。既慮終始之變，以修素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註謂以交構賜死，是也。語在《陳思王傳》。觀此，則修之死非為讀碑明矣。

莫月鼎像，吳門省鑑沈文明寫。其自贊云：「雷霆散吏，間應世緣。若造此道，先天後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贊。」此像今在予家。曾伯祖諱可山，當元季之亂，棄家為道士，嘗從月鼎學五雷符水法，遍遊江湖，後歸老，歿太倉長生道院，此像之所自來也。月鼎，本湖州人，歿於蘇州。《蘇湖志》皆載其事。宋學士景濂嘗為立傳，予近裝潢成軸，備書二郡誌所載及宋傳於上，以為家藏云。

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自鈔錄。聞《五經》印版，自馮道始。今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縣疑未有，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尚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於前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上官多以饋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司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畢，而不得一見者多矣。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者，無乃以其近於不厚與。

毗陵翟、顏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顏書其所誌以示翟，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已執之為奇貨矣。後顏登第，為京職，翟每從假貸，即應之弗吝。人以顏為仗義，而不知為其制也。一書記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同甫夜料稼軒酒醒必悔，恐殺己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其亦為此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