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豐文鈔/00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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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序
[编辑]《戰國策》目錄序
[编辑]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
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南齊書》目錄序
[编辑]《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暗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跡耶？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
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
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錄序
[编辑]《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紀，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敘之曰：
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為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眾，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
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跡，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
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
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蓋唐之敝，自天寶已後，紀綱浸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亡幾耳。
太祖為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為任，故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核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斂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賙乏絕，雪冤滯，惠農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己。其於群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仇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愧。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逾也。
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乃為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賑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
自晉既覆滅，契丹浸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鬥者盡力，諜者盡情，邊臣可諉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眾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眾，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遍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粵、蜀，以奢侈為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於之地，卻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悌，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向，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眾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粵、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為八九，曰帝與王，傳子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外域，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阯，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眾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
世以為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為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強，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陀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
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餘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跡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由致此，有自也哉。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眾，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蜂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向之。故先王之道為眾說之所蔽，暗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眾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
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蓋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
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
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向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
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芣苡》、《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因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
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跡，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
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
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至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進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
故見之序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
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