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卷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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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民之產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

臣按：此井田之始。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土白壤〈（無塊曰壤）〉，田中中〈（第五）〉；兗州土黑墳〈（色黑而墳起）〉，田中下〈（第六）〉；青州土白墳〈（土脈墳起也）〉，田上下〈（第三）〉；徐州土赤埴〈（土粘曰埴）〉墳，田上中〈（第二）〉；揚州土惟塗泥〈（水泉濕也）〉，田下下〈（第九）〉；荊州土惟塗泥，田下中〈（第八）〉；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疏也）〉，田中上〈（第四）〉；梁州土青黎〈（黑也）〉，田下上〈（第七）〉；雍州土黃壤，田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蔡沈曰：「夏氏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三等也）〉，製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製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

臣按：人君之治莫先於養民，而民之所以得其養者在稼穡樹藝而已。稼穡樹藝，地土各有所宜，故禹平水土、別九州，必辨其土之質與色以定其田之等第，因其宜以興地利，制其等以定賦法，不責有於無，不取多於少，無非以為民而已。

《舜典》：帝曰：「棄〈（稷之名）〉，黎民阻饑，汝後稷〈（主穀之官）〉播〈（布也）〉時百穀〈（穀一作種）〉。」

臣按：《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蓋以舊官申命之也。當是時，水土有未平者，堯既平之有可耕者矣，故命棄播時百穀，使民耕墾以為食，使不至於阻饑焉。先儒謂唐虞之時豈有阻饑之事，然尚憂之，此所以為唐虞也。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山澤平地三等之農）〉，生〈（種也）〉九穀〈（黍、稷、稻、粱、秫、菰、麻、麥、豆也）〉；二曰園圃〈（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毓草木；三曰虞衡〈（掌山澤之官）〉，作山澤之材〈（作而用之）〉；四曰藪〈（無水之地）〉牧〈（有畜之地）〉，養〈（畜也）〉蕃〈（盛也）〉鳥獸；五曰百工〈（興事造業之工）〉，飭化八材〈（勤力以化八者之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刺、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折）〉；六曰商〈（行貨）〉賈〈（坐貨）〉，阜〈（盛也）〉通貨〈（金玉曰貨）〉賄〈（布帛曰賄）〉；七曰嬪〈（有夫者）〉婦〈（有姑者）〉，化治絲〈（繭之已繰者）〉枲〈（麻之未緝者）〉；八曰臣〈（男之賤者）〉妾〈（女之賤者）〉，聚斂〈（謂蓄積之）〉疏材〈（百草根實可食也）〉；九曰閑民，無常職〈（八職有常此獨無常）〉，轉移執事〈（若今傭雇為工作者）〉。

程顥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後世浮民多矣，遊手不可貲度，觀其窮促辛苦，孤貧疾病，變作詐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何若，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何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

葉時曰：「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無三農以生九穀；園圃民之所樹藝，則不可無園圃以毓草木；山澤民之所取材用，則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之材；藪以富得民，則不可無藪牧以阜蕃鳥獸；工以足材用，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化八材；懋遷有無化居，則不可無商賈以阜通貨賄；布帛女工之事，則不可無嬪婦以化治絲枲；疏材婢仆之職，則不可無臣妾以聚斂疏材。自農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給，則又不可無閑民以轉移執事，蓋民有常產者有常心，先王制民之產、授民之職使之有相生相養之具，此人心所以不離渙也。」

臣按：民生天地間，有身則必衣、有口則必食、有父母妻子則必養，既有此身則必有所職之事，然後可以具衣食之資而相生相養以為人也。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職，一人失其職則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無以為生，而他人亦無以相資以為生，上之人亦將何所藉以為生民之主哉？先王知其然，故分其民為九等，九等各有所職之事，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為三農則為園圃，不為虞衡則為藪牧，否則為百工、為商賈、為嬪婦、為臣妾，皆有常職以為之生。是故生九穀、毓草木，三農、園圃之職也；作山澤之材、養鳥獸，虞衡、藪牧之職也；與夫飭化八材、阜通貨賄、化治絲枲、聚斂疏材，豈非百工、商賈、嬪婦、臣妾之職乎？是八者皆有一定職任之常，惟夫閑民則無常職，而於八者之間轉移執事以食其力焉，雖若無常職，而實亦未嘗無其職也。是則凡有生於天地之間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貴若賤、若貧若富、若內若外，無一人而失其職，無一物而缺其用，無一家而無其產，如此，則人人有以為生，物物足以資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養、幼有教，存有以為養、沒有以為葬，天下之民莫不愛其生而重其死，人不遊手以務外，不左道以惑眾，不群聚以劫掠，民安則國安矣。有天下國家者奉天以勤民，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職哉。

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臣按：可耕之地為井，可畜之地為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人各受二畝半為宅）〉、田百畝〈（各受田百畝以為世業）〉、萊五十畝〈（謂田之休不耕者）〉，餘夫亦如之〈（正夫之外別給餘夫）〉；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臣按：民之所以為生產者田宅而已，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所謂生生之具，稼穡、樹藝、牧畜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則有衣食之資、用度之費，仰事俯育之不缺，禮節患難之有備，由是而給公家之征求、應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禮義於是乎生，教化於是乎行，風俗於是乎美，是以三代盛時皆設官以頒其職事，經其土地，辨其田里，無非為是三者而已。後世聽民自為而官未嘗一問及焉，能不擾之足矣，況為之經制如此其詳哉？明主有志於三代之隆者，不必泥古以求復井田，但能留意於斯民而稍為之制，凡有征求營造不至妨害於斯三者，則雖不復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

《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同也。每夫孟子言二十五畝）〉，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盡也）〉鹵〈（鹹鹵也）〉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臣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與《周禮》大司徒、遂人所言相同，《周禮》所載周家一代分田受民之法皆出乎此也。

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養也）〉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告齊王「數口」作「八口」）〉。」

朱熹曰：「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金履祥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為公田，八家同養公田。又於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也，邑居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尺步計之，則古之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

臣按：此章朱熹謂此制民之產之法而盡法制品節之詳。所謂五畝宅、百畝田，法制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品節也。有法制而無品節則民為用不足，有品節而無法制則民取用無所抑，斯言也孟子兩言之，一以告梁惠王、一以告齊宣王，趙岐所謂「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是也。蓋天立君以為民，民有常生之道，君能使之不失其常，則王政之本於是乎立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而其所施之政往往急於事功、詳於法制，而於製民之產反略焉，是不知其本也。後世之治所以往往不古若者，豈不以是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無恒產〈（恒產，可常生之業也）〉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製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此言無常產而無常心）〉？」

朱熹曰：「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禮義，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臣按：三代盛時，明君製民之產必有宅以居之，所謂五畝之宅是也；有田以養之，所謂百畝之田是也。其田、其宅皆上之人制為一定之制，授之以為恒久之業，使之稼穡、樹藝、牧畜其中，以為仰事、俯育之資，樂歲得遂其飽暖之願，凶歲免至於流亡之苦，是則先王所以製產之意也。自秦漢以來，田不井授，民之產業上不復製，聽其自為而已，久已成俗，一旦欲驟而革之，難矣。夫先王之制雖不可復，而先王之意則未嘗不可師也，誠能惜民之力、愛民之財、恤民之患、體民之心，常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豐年、凶歲之皆足，所謂發政施仁之本夫豈外此而他求哉？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朱熹曰：「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並，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朱熹曰：「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臣按：朱熹所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數語者，非但可以處置井地，則凡天下之政施於民者皆當視此為準。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

朱熹曰：「東西為阡，南北為陌，古者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塗、澮上之道也，田間為此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泄、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也。」

臣按：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謂開為開建之開，惟朱熹則以為開除之開焉。夫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民田不復授之於官，隨其所在，皆為庶人所擅，有貲者可以買，有勢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墾，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官取其什一，私取其大半。世之儒者每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制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並之利，其言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說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嗚呼，為此說者可謂正矣，其於古今事宜容有未盡焉者。臣考井田之制，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積而至於萬夫，其間又有為路者一、為道者九、為塗者八、為畛者千、為徑者萬。蘇洵謂，欲復井田，非塞溪壑、平澗穀、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適亦謂，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數歲一代，是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由是觀之，則井田已廢千餘年矣，決無可復之理。說者雖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為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亦終歸於隳廢，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雲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於古之遺製也。然則張載之言非歟？曰載固言處之有術，所謂術者必有一種要妙之法，其言隱而未發，惜哉臣不敢臆為之說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製）〉以贍不足，塞兼並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漢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上善其議，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分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受。

臣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為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終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必不得已創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將來，庶幾可乎。臣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五十畝）〉，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並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將成丁者即許豫買以俟其成）〉。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富者出財）〉；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止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為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為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準田免丁，惟不配丁納糧如故）〉。立為一定之限，以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並之患日以漸銷矣。臣愚偶有所見，不知可否，敢以為獻，惟聖明下其議於有司，俾究竟以聞。

漢孝宣地節三年，詔曰：「池籞未禦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公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孝元初元元年，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臣按：古者人君多克己以厚民生，雖以漢世中主如孝宣、孝元者，其宮館、園池及郡國公田咸假之以振業貧民，俾其種食，勿收租賦，況本民田而肯奪以為己有而又以之賜親昵、權幸之臣者哉？

宋太宗時，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粳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粳稻，並免其租。

真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

臣按：地土高下、燥濕不同而同於生物，生物之性雖同而所生之物則有宜不宜焉。土性雖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勝天，況地乎？宋太宗詔江南之民種諸穀、江北之民種粳稻，真宗取占城稻種散諸民間，是亦《大易》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之民皆雜蒔諸穀，江北民亦兼種粳稻，昔之粳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遠矣，後之有志於勤民者宜仿宋主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種諸穀，有司考課，書其勸相之數，其地昔無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賞。

林勳上《政本書》曰：「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遊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

陳亮曰：「勳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為井田之學者孰有加於勳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

臣按：勳此書，朱熹、呂祖謙皆稱許之。今考其書，百里之縣歲率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取民過重，恐非後世所宜用者。〈（以上田產）〉

《虞書》曰：予決九川距〈（至也）〉四海，浚〈（深也）〉畎澮距川。

蔡沈曰：「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大小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浚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一夫所受之田百畝，間必有遂）〉，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千夫有澮〈（千夫，十萬畝之田）〉，萬夫有川〈（萬夫，百萬畝之田。川所以受遂、溝、洫、澮之水）〉。

稻人掌稼下地〈（下地，水澤之地也）〉，以瀦畜水〈（瀦，積也。積水為陂塘也）〉，以防止水〈（增之堤防）〉，以溝蕩水〈（引水播蕩）〉，以遂均水〈（均布溝水）〉，以列舍水〈（列者勝其町畦，水可止舍）〉，以澮寫水〈（水有餘則瀉之於澮）〉。

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尋與仞皆八尺）〉。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識所從出也）〉。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

陳傅良曰：「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畎，畎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畎從則遂橫，遂橫則溝從，由溝而達洫、由洫以達澮，其從橫亦如之。說者又以溝、澮為通水而設，然溝、洫之於田也，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則無旱幹之憂，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

王昭禹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故為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為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壞矣。善為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勢故也；善為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勢故也。」

臣按：古今言水利者，《周官》所謂「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二言盡之矣。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朱熹曰：「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又曰：「溝洫之制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浚畎澮距川』是也。」

臣按：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可泥其陳跡，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爾。今京畿之地，地勢平衍率多汙下，一有數日之雨即便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農夫終歲勤苦，盼盼然而望此麥禾以為一年衣食之計、賦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憫也。北方地經霜雪，不甚懼旱，惟水潦之是懼，十歲之間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為今之計，莫若少仿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如保定之白溝、真定之滹沱之類）〉，又隨地勢各為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各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大溝地官用錢償其直，小溝地所近田主償其直）〉，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為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為之，細溝則人各自為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如此，則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間縱有霖雨，亦不能為害矣。朝廷於此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無壅滯，又於夾河兩岸築為長堤高一二丈許〈（如河身二丈，兩旁各留二丈許空地以容許）〉，則眾溝之水皆有所歸不至溢出，而田禾無淹沒之苦，生民享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一端也，惟聖明留意，下有司議可否而推行其法於天下。

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為渠，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

李冰為蜀守，壅河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臣按：成周以前井田與溝洫之制並行，旱幹則有蓄水之所，霪潦則有泄水之地，當是之時，民無水旱之憂而常獲豐登之利，非遇大災變不至於捐瘠也。自秦以後，井田廢而溝洫隨之，尚賴有民社之責者因川澤之勢而興灌溉之利，非惟農民賴之，而為國家之益也亦不小矣。世之守令能有興修水利以為一方無窮之惠者，上之人其尚旌異而顯擢之哉。

宋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中書又言諸州縣古跡陂塘異時皆畜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

蘇軾曰：「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物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事而何苦欲行此哉？」

臣按：水性就下，遏之則利於旱歲，遇有霖潦則又或至於淹沒焉，是其利害亦略相當也。是以善言利者必因其勢、順其宜行其所無事，使其旱則得有所灌、潦則得有所泄，兩無害焉，斯之為利。苟利少而害多或兩無所利害焉，甚而委鄰為壑、利己損人，決不可鑿空生事以煩擾乎民，興起訟端以召不靖之怨也。〈（以上水利）〉

以上論製民之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