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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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
作者:錢玄同
1919年11月1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卷6
出版於《新青年》雜誌卷6第6號

紀年是歷史上一種很重要的符號。有了這種符號才可由年代距離的遠近,考見文化的進退,事物的變遷。所以必須有一種能夠永久繼續的紀年法,才能適用。中國向來,是用皇帝來紀年。皇帝配不配拿來紀年,還是第二個問題。單從一個皇帝改一次元來說,已經可以証明這種紀年在歷史上全無用處。何況一個皇帝還不止改一次元?像那武則天,做了二十一年的皇帝,竟改了十八次元。還有一個皇帝在一年之中改兩三次元的。這樣胡鬧的紀年,倒不如索性沒有紀年,還乾淨些。距今二十年以前,中國的明白人,看見西洋史上用基督紀年,覺得實在便利,于是也想改良中國紀年的方法。如梁任公做的《紀年公理》,可以算是中國紀年革命的宣言書。自此以後,中國人就想出了幾種新紀元的方法:

(1)有人看見西洋人用基督紀年,就說,「這是他們用他們的教主來紀年。我們中國人也有一位孔大教主,我們應該拿他來紀年。」于是就有康有為一派的孔子紀年。

(2)有人看見日本人用神武天皇紀年,就說:「神武天皇是日本第一個皇帝,又是日本民族的始祖;他們拿他來紀年,卻很合于愛國保種的道理。我們漢族的始祖是黃帝,我們該學日本人的辦法,拿他來紀年」于是就有《民報》一派的皇帝紀年。

這兩種新紀年,除了始創的人以外,別人也有用他的。此外還有五張用干支紀年的,卻是只見此說,沒有看見人用過。

又章太炎先生主張用「周召共和」紀年。他的意思,絕不是拿那二千七百年以前的「共和」兩個字來冒現在的「共和政體」的牌。他是因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共和元年」起;自此以後才有確實的年數,可以計算到現在。那「周召共和」以前的年數,都是靠不住的;甚麼《帝王世紀》、《竹書紀年》、《通鑑外紀》、《通鑑前編》,等書;把三皇五帝以來的年數說得「像煞有介事」,其實這都是個人做個人的春夢,沒有一個可信的。所以太炎先生用共和紀年,到並不含甚麼「微言大義」在內,只是老老實實從中國歷史上可考的年代起,拿來做中國的新紀年。(我以前也主張這一說,曾於一千九百十年做過一篇《共和紀年說》,登在《教育今語雜誌》裏)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共和革命軍起兵。其時軍中的檄文布告等等,都用黃帝紀年。這種緣故,因為當時的革命軍,本標揭「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而以民族革命列在第一,所以檄文布告等等都帶着「排滿」的口氣;那麼用漢族的始祖來紀年,原是當然,豪不足怪。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改用世界通用的陽曆。于是就改稱那天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自此以後,直到現在,就用「中華民國」來紀年。有些人因為民國紀年已經通行,那改良民國以前紀年的方法,可以不用想旁的花樣,就稱為「民國紀元前若干年」就行了。

我對于以上各種新紀年的意見,只有那孔子黃帝兩種含有特別作用,不能贊成他,——因為不能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孔教,不能強迫全國的人都主張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其餘的兩種,我也並不怎樣反對他。因為符號這樣東西裏面,本來沒有含着絕對的真理;只要簡單易記,製作的時候又不含特別作用在內,甚麼都可以用得。共和紀年,從中國歷史上可考的年代記起;用了他,可以把二千七百年以前文化的進退,事物的變遷,彼此距離的年代一目了然。「民國紀元前若干年」的方法從現在逆溯上去,可以知道歷史上某人某事距現在有若干年。這兩種紀年法,都算有一種用處。

可是從現在以後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現在以後的中國人,是世界上人類的一部分。所以無論講時事,講古事,都和世界各國相關聯。時事不待言。以後言中國歷史上的古事,決不是再像從前研究《通鑑》《輯覽》的辦法;說堯舜怎樣的仁,桀紂怎樣的暴;劉備是正統,曹丕和孫權是僭偽;岳飛是忠臣,秦檜是奸臣。一定是用治社會學的方法,去研究自古至今中國民族文化變遷的真相。那麼一定有和別國歷史比較的地方。既然和別國歷史常有比較,則須和別國用同一的紀年,才覺便當。

我舉一件小事為例。那黃梨洲作《原君》、《原臣》兩篇文章,近來如梁任公諸人,都拿他和法國的盧梭的《民約論》相提並論。雖然有些比得過當,可是二百餘年以前的中國人能夠講這樣透徹的話,在歷史上確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物。我們假如要拿梨洲和盧梭兩人比較他倆距離的年代,若用公曆來記,則梨洲是一六一〇—一六九五,盧梭是一七一二—一七七八,一望而知他倆距離若干年。若用舊法來紀梨洲的生卒,則是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清聖祖康熙三十四年。若用共和紀年來紀梨洲的生卒,則是二四五一—二五三六。若用「民國紀元前紀年」來紀梨洲的生卒,則是前三〇二—前二一七。和盧梭生卒的紀年相比較,沒有一種能夠一目了然的。所以這共和紀年和「民國紀元前」紀年,還不是一種很適用的紀年。

所以我以為中國應該爽爽快快用世界公曆紀年。

有人問我,「你這所謂世界公曆紀年,就是那基督紀年。基督教徒用基督降生紀年,和孔教徒的康有為要用孔子紀年一樣。你說『不能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孔教,所以不能用孔子紀年」,難道你要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基督教嗎?大概你自己是基督教徒,所以明于責人闇于責己了。」我答道,我現在並不是基督教徒。即使我一旦入了基督教,我也斷不敢如此妄為,強迫全國的人都信基督教,並且拿這基督紀年來誘人入教。我是因為基督紀年,其始雖出於教徒之私,然後來漸漸推廣到政治上,到社會上;到了現在,歐美各國無不用此;就是中國和日本雖然別有紀年,然而也兼用這基督紀年。在事實上,已經變成一種世界通用的紀年。基督教徒雖然也用基督紀年,可是除基督教徒以外,別種社會用基督紀年的,絲毫不含有宗教的意味。所以在西洋,就是那口口聲聲反對宗教的 Anarchist,也是用基督紀年。即此一端,更可証明基督紀年是世界通用的紀年。荀子說得好:「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基督紀年之為世界通用的紀年,是已經「約定俗成」的了;所以雖出於教徒之私,卻是「宜」的。共和紀年和「民國紀元前」紀年,在中國前代既沒有用過,現在要想來用他,卻又因為和世界各國都沒有關係,難於造成習慣,是「異於約」的了;所以雖然其中不含有甚麼特別的作用,卻是「不宜」的。現在雖然還有人對於中國用基督紀年不免要懷疑,可是「二十世紀之中國」這些字樣,他已經是「司空見慣」,覺得毫不足奇。而一面又要來反對中國用基督紀年,豈不是「知有二五而不知有一十」嗎?

從前《新民叢報》第二十七號(?)有一位尚同子的通信,又《民聲週刊》第十號有師復君答人的信。都是主張用基督紀年的。我的主張,完全和二君相同;現在把二君的話錄在後面:

尚同子說道:「……新民子既已齊萬為一,去繁就簡為紀年之公例,則何不竟用西曆之為尤簡且一乎?西曆紀年,托始耶穌,私也;行之既久,但稱『幾千幾百幾十幾年』固已共忘為耶穌矣。今環球列國無論何教何種無不相沿用之。其未從西曆者,獨吾亞洲一二國而已。以數十百國千餘年所慣用之紀年,必非一二國一二學者之力足以奪之,則不得不捨己從人者,勢耳。……西曆年號,從此必疊見於吾學界中,為讀書人所常道。獨於紀吾國事必思所以別異國之,徒增繁耳。」

師復君說道:「來書以吾人所用之『新世紀十四年』乃由於耶穌基督之降生歲數而來,因謂『以宗教紀年為紀年,不免與教徒以口實』。不知此種紀年,已為今世界通用,無論其人是否為基督教徒,其國是否為基督教國,均無不用此紀年者。如支那、日本,原與基督較相去甚遠,然苟為世界的交際,無論條約,或個人之交通,既不能不用此紀年。而在學術上分別歷史之時代,尤必以『某世紀』為斷。然則所謂『一千九百若干年』者,其起原雖本於基督之降生,而在今日,則已成為全世界交際上學術上之公物,而不能復私之以為宗教之所有矣。原夫紀年之法,不過為表誌年代之符號,而非有若何深意於其間;苟有一法,能令人周知而不偏於一地一事者,即屬可用:(如云『中華民國若干年』『日本大正若干年』所謂限於一地;『孔子若干年』『釋迦若干年』所謂限於一事。)今『一千九百若干年』者,既已通用於各地及各種社會矣,吾人又和不可沿其通俗而用之乎?」

二君所論,明通之至。懷疑於「用基督紀年就有基督教的嫌疑」的人,讀了二君這兩段的議論,一定可以明白了。其還不能「釋然於中」那麼,我就要請問——「年」和「月」「日」是否一樣的重要?如說是的,則諸位應該知道,現在民國所用的陽曆,是以前的羅馬教皇所製定的。其中七八兩月的月名,還是教皇的名字哩。(七月英文作 July,八月英文作 August,都是教皇的名字。)那甚麼二月只有二十八日,七月八月都是三十一日,這都有宗教上的歷史的。何以大家都願意運用他呢?七天稱作一禮拜,到了禮拜日,就大家休息;這個典故,可不是出在《創世紀》裏嗎?(創世紀裏說:「天地萬物都已造成;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完成,就在第七日安息了」)何以現在中國的學校裏無一不遵守這個典故呢?我知道諸位一定說,「因為陽曆和禮拜,在應用上很便利,所以雖然出於宗教,我們中國的非教徒也可以沿用。」那麼諸位已經明白了。我們主張中國當用基督紀年,也是因為他在應用上很便利,所以雖然出於宗教,我們不是教徒也可以沿用的。況且基督紀年,和陽曆置閏的計算上很有關係;我們既然用了陽曆,當然以基督紀年為便。但我雖主張中國當用基督紀年,我卻也嫌「救主降生」這類字樣教氣太重,看了覺得不大舒服;我因為承認這是已經「約定俗成」的世界通用的紀年,我就稱他為「世界公曆」(「曆」就是「年」的意思。)這種改稱,和「禮拜」改稱為「星期」命意相同。

還有人以為「公曆紀年雖然便利,但是堂堂中華民國,忽然廢棄民國紀年,豈非自亡其國嗎?你看日本也用陽曆,也用星期,光是紀年卻非寫『大正若干年』不可。就是他們歷史上永久繼續的紀年,也用甚麼『神武天皇若干年』。並不采用基督紀年。這就是愛國心的表示。難道我們中國人不該學他嗎?」我說,先生這種見解,簡直和以前腐儒鬧「帝蜀寇魏」鬧「帝在房州」的辦法同一迂腐可笑。難道國之存亡,在乎區區的紀年嗎?那麼朱溫做皇帝的時候,李存勗仍稱「唐天佑若干年」,畢竟唐朝是否因此而復興?明永曆帝被清兵殺了以後,鄭成功仍稱「明永曆若干年」,畢竟當時的明朝在哪裏?就說現在罷,那班遺老遺少,愛寫「宣統若干年」以表示其為清室忠臣,畢竟愛新覺羅溥儀的土地人民在哪裏?再翻過來說,基督是猶太人,猶太是否因為大家用了基督紀年,他就沒有亡國?歐美各國用了基督紀年,是否就做了猶太的屬國?若說不然,便可知紀年不紀年,和亡國不亡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怎麼可以胡扯亂拉,牽做一團呢?至於日本的必須用大正和神武紀年,這是因為他是君主國的緣故。我們中國既然是民主國,國情不同,當然沒有應該效法他們的理由。況且日本近來一班新人物,用「一千九百若干年」的,也一天多似一天,(請看日本新出的書報,便可知道)他們君主國的國民還不一定用神聖不可侵犯的君主紀年,而用世界公曆紀年;那我們民主國的國民用世界公曆紀年,更是當然,絲毫不用猶豫了。

總而言之:

紀年是要能永久繼續的;
紀年是宜求世界一致的;
基督紀年是已經為世界通用的;
世界通用基督紀年,是和基督教不相干的;
中國若用基督紀年,就是用世界通用的公曆紀年,於考古,於現代應用,都是極便利的;

所以說:
「中國當用世界公曆紀年。」

公曆一千九百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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