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作者：钱玄同
1919年11月1日

本作品收录于《新青年/卷6》

出版于《新青年》杂志卷6第6号

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钱玄同

纪年是历史上一种很重要的符号。　有了这种符号，才可由年代距离的远近，考见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所以必须有一种能够永久继续的纪年法，才能适用。　中国向来，是用皇帝来纪年。　皇帝配不配拿来纪年，还是第二个问题。单从一个皇帝改一次元来说，已经可以证明这种纪年在历史上全无用处。　何况一个皇帝还不止改一次元？　像那武则天，做了二十一年的皇帝，竟改了十八次元。　还有一个皇帝在一年之中改两三次元的。　这样胡闹的纪年，倒不如索性没有纪年，还干净些。　距今二十年以前，中国的明白人，看见西洋史上用基督纪年，觉得实在便利，于是也想改良中国纪年的方法。　如梁任公做的《纪年公理》，可以算是中国纪年革命的宣言书。　自此以后，中国人就想出了几种新纪年的方法：

(1)有人看见西洋人用基督纪年，就说，‘这是他们用他们的教主来纪年。　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位孔大教主，我们应该拿他来纪年。’于是就有康有为一派的孔子纪年。

(2)有人看见日本人用神武天皇纪年，就说：‘神武天皇是日本第一个皇帝，又是日本民族的始祖；他们拿他来纪年，却很合于爱国保种的道理。　我们汉族的始祖是黄帝，我们该学日本人的办法，拿他来纪年。’　于是就有《民报》一派的黄帝纪年。

这两种新纪年，除了始创的人以外，别人也有用他的。　此外还有主张用干支纪年的，却是只见此说，没有看见人用过。

又章太炎先生主张用‘周召共和’纪年。　他的意思，绝不是拿那二千七百年以前的‘共和’两个字来冒现在的‘共和政体’的牌。他是因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起；自此以后，才有确实的年数，可以计算到现在。　那“周召共和”以前的年数，都是靠不住的；甚么《帝王世纪》、《竹书纪年》、《通鉴外纪》、《通鉴前编》，等书；把三皇五帝以来的年数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这都是各人做各人的春梦，没有一个可信的。　所以太炎先生用共和纪年，倒并不含甚么“微言大义”在内，只是老老实实从中国历史上可考的年代起，拿来做中国的新纪年。（我以前也主张这一说，曾于一千九百十年做过一篇《共和纪年说》，登在《教育今语杂志》里。）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共和革命军起兵。　其时军中的檄文布告等等，都用黄帝纪年。　这个缘故，因为当时的革命军，本标揭‘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而以民族革命列在第一，所以檄文布告等等都带着‘排满’的口气；那么用汉族的始祖来纪年，原是当然，毫不足怪。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改用世界通用的阳历，于是就改称那天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自此以后，直到现在，就用‘中华民国’来纪年。　有些人因为民国纪年已经通行，那改良民国以前纪年的方法，可以不用想旁的花样，就称为‘民国纪元前若干年’就行了。

我对于以上各种新纪年的意见，只有那孔子黄帝两种含有特别作用，不能赞成他，——因为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孔教，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主张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其馀的两种，我也并不怎样反对他。　因为符号这样东西里面，本来没有含着绝对的真理；只要简单易记，制作的时候又不含特别作用在内，甚么都可以用得。　共和纪年，从中国历史上可考的年代记起；用了他，可以把二千七百年以前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彼此距离的年代一目了然。　‘民国纪元前若干年’的方法，从现在逆溯上去，可以知道历史上某人某事距现在有若干年。　这两种纪年法，都算有一种用处。

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　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连。　时事不待言。　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古事，决不是再像从前研究《通鉴辑览》的办法：说尧舜怎样的仁，桀纣怎样的暴；刘备是正统，曹丕和孙权是僭伪；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　一定是用治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自古至今中国民族文化变迁的真相。　那么，一定有和别国历史比较的地方。　既和别国历史常有比较，则须和别国用同一的纪年，才觉便当。　我举一件小事为例。那黄梨洲作《原君》，《原臣》两篇文章，近来如梁任公诸人，都拿他来和法国的卢梭的《民约论》相提并论。　虽然有些比得过当，可是二百馀年以前的中国人能够讲这样透澈的话，在历史上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　我们假如要拿梨洲和卢梭两人比较他俩距离的年代，若用公历来记，则梨洲是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卢梭是一七一二——一七七八，一望而知他俩距离若干年。　若用旧法来纪梨洲的生卒，则是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若用共和纪年来纪梨洲的生卒，则是二四五一——二五三六。　若用‘民国纪元前纪年’来纪梨洲的生卒，则是前三〇二——前二一七。　和卢梭生卒的纪年相比较，没有一种能够一目了然的。　所以这共和纪年和‘民国纪元前’纪年，还不是一个很适用的纪年。

所以我以为中国应该爽爽快快用世界公历纪年。

有人问我，‘你这所谓世界公历纪年，就是那基督纪年。　基督教徒用基督降生纪年，和孔教徒的康有为要用孔子纪年一样。　你说“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孔教，所以不能用孔子纪年’，难道你要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基督教吗？　大概你自己是基督教徒，所以明于责人暗于责己了。’　我答道，我现在并不是基督教徒。　即使我一旦入了基督教、我也断不敢如此妄为，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基督教，并且拿这基督纪年来诱人入教。　我是因为基督纪年，其始虽出于教徒之私，然后来渐渐推广到政治上，到社会上；到了现在，欧美各国无不用此；就是中国和日本虽然别有纪年，然而也兼用这基督纪年。　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一种世界通用的纪年。　基督教徒虽然也用基督纪年，可是除基督教徒以外，别种社会用基督纪年的，丝毫不含有宗教的意味。　所以在西洋，就是那口口声声反对宗教的 Anarchist，也是用基督纪年。即此一端，更可证明基督纪年是世界通用的纪年。　《荀子》说得好：‘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基督纪年之为世界通用的纪年，是已经‘约定俗成’的了；所以虽出于教徒之私，却是‘宜’的。　共和纪年和‘民国纪年前’纪年；在中国前代既没有用过，现在要想来用他，却又因为和世界各国都没有关系，难于造成习惯，是‘异于约’的了；所以虽然其中不含有甚么特别的作用，却是‘不宜’的。　现在虽然还有人对于中国用基督纪年不免要怀疑，可是‘二十世纪之中国’这些字样，他已经是‘司空见惯’，觉得毫不足奇。　而一面又要来反对中国用基督纪年，岂不是‘知有二五而不知有一十’吗？

从前《新民丛报》第二十七号（?）有一位尚同子的通信，又《民声周刊》第十号有师复君答人的信。都是主张用基督纪年的。　我的主张，完全和二君相同；现在把二君的话录在后面：——

尚同子说道：‘……新民子既以齐万为一，去繁就简为纪年之公例，则何不竟用西历之为尤简且一乎？　西历纪年，托始耶稣，私也；行之既久，但称“几千几百几十几年”固已共忘为耶稣矣。　今环球列国无论何教何种无不相沿用之。其未从西历者，独吾亚洲一二国而已。　以数十百国千馀年所惯用之纪年，必非一二国一二学者之力足以夺之，则不得不舍己从人者，势耳。………西历年号，后此必叠见于吾学界中，为读书人所常道。　独于纪吾国事必思所以别异国之，徒增繁耳。’

师复君说道：‘来书以吾人所用之“新世纪十四年”乃由于耶稣基督之降生岁数而来，因谓“以宗教纪年为纪年，不免与教徒以口实”。　不知此种纪年，已为今世界所通用，无论其人是否为基督教徒，其国是否为基督教国，均无不用此纪年者。　如支那、日本，原与基督教相去甚远，然苟为世界的交际，（无论条约，或个人之交通，）既不能不用此纪年。　而在学术上分别历史之时代，尤必以“某世纪”为断。　然则所谓“一千九百若干年”者，其起原虽本于基督之降生，而在今日，则已成为全世界交际上学术上之公物，而不能复私之以为宗教之所有矣。　原夫纪年之法，不过为表志年代之符号，而非有若何深意于其间；苟有一法，能令人周知而不偏于一地一事者，即属可用：（如云“中华民国若干年”“日本大正若干年”所谓限于一地；“孔子若干年”“释迦若干年”所谓限于一事。）　今“一千九百若干年”者，既已通用于各地及各种社会矣，吾人又何不可沿其通俗而用之乎？’

二君所论，明通之至。怀疑于‘用基督纪年就有基督教徒的嫌疑’的人，读了二君这两段的议论，一定可以明白了。　如其还不能‘释然于中’那么，我就要请问：——‘年’和‘月’‘日’是否一样的重要？　如说是的，则诸位应该知道，现在民国所用的阳历，是以前的罗马教皇所制定的。　其中七八两月的月名，还是教皇的名字哩。（七月英文作 July，八月英文作 August，都是教皇的名字。）　那甚么二月只有二十八日，七月八月都是三十一日，这都有宗教上的历史的。　何以大家就愿意遵用他呢？　七天称为一礼拜，到了礼拜日，就大家休息：这个典故，可不是出在《创世记》里吗？（创世记里说：‘天地万物都已造成；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完成，就在第七日安息了。’）　何以现在中国的学校里无一不遵守这个典故呢？　我知道诸位一定说，‘因为阳历和礼拜，在应用上很便利，所以虽然出于宗教，我们中国的非教徒也可以沿用。’　那么诸位已经明白了。我们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也是因为他在应用上很便利，所以虽然出于宗教，我们不是教徒也可以沿用的。　况且基督纪年，和阳历置闰的计算上很有关系；我们既然用了阳历，当然以基督纪年为便。　但我虽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我却也嫌‘救主降生’这类字样教气太重，看了觉得不大舒服；我因为承认这是已经‘约定俗成’的世界通用的纪年，我就称他为‘世界公历’（‘历’就是‘年’的意思）。　这种改称，和‘礼拜’改称为‘星期’命意相同。

还有人以为‘公历纪年虽然便利，但是堂堂中华民国，忽然废弃民国纪年，岂非自亡其国吗？　你看！日本也用阳历，也用星期，光是纪年却非写“大正若干年”不可。　就是他们历史上永久继续的纪年，也用甚么“神武天皇若干年”。　并不采用基督纪年。　这就是爱国心的表示。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该学他吗？’　我说，先生这种见解，简直和以前腐儒闹‘帝蜀寇魏’闹‘帝在房州’的办法同一迂谬可笑。　难道国之存亡，在乎区区的纪年吗？　那么朱温做皇帝的时候，李存勗仍称‘唐天佑若干年’，毕竟唐朝是否因此而复兴？　明永历帝被清兵杀了以后，郑成功仍称‘明永历若干年’，毕竟当时的明朝在哪里？　就说现在罢，那班遗老遗少，爱写‘宣统若干年’，以表示其为清室忠臣，毕竟爱新觉罗溥仪的土地人民在那里？　再翻过来说，基督是犹太人，犹太是否因为大家用了基督纪年，他就没有亡国？　欧美各国用了基督纪年，是否就做了犹太的属国？　若说不然，便可知纪年不纪年，和亡国不亡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怎么可以胡扯乱拉，牵作一团呢？　至于日本的必须用大正和神武纪年，这是因为他是君主国的缘故。　我们中国既然是民主国，国情不同，当然没有应该效法他们的理由。　况且日本近来一班新人物，用‘一千九百若干年’的，也一天多似一天，（请看日本新出的书报，便可知道）。　他们君主国的国民还不一定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纪年，而用世界公历纪年；那么，我们民主国的国民用世界公历纪年，更是当然，丝毫不用犹豫了。

总而言之：——

　纪年是要能永久继续的；

　纪年是宜求世界一致的；

　基督纪年，是已经为世界通用的；

　世界通用基督纪年，是和基督教不相干的；

　中国若用基督纪年，就是用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年，于考古，于现代应用，都是极便利的；

所以说：——

　‘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公历一千九百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