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章2

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第二章
作者：罗根泽
1943年

一 诗人的意见

批评家的意见，可以引导创作，创作家的意见，也可以引导批评。所以在叙述诸家的诗说以前，应先述诗人的意见。

一般的学者都说原始的人民已有诗歌，但就流传至今者而论，中国方面，莫早于周初编辑的商代歌谣集——《周易卦爻辞》（详拙编《中国诗歌史》第一章）。这些歌谣都是一种天籁，都是很自然的唱出来的。至于歌唱的意义，他们不惟没有说过，而且没有想过。

到《诗经》时代的“南”与“风”的作者，便逐渐的透露了作歌的意义。《魏风·葛屦》云：“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园有桃》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这虽然没有明说歌谣的目的是表达忧乐美刺，但亦暗示“心之忧”或有所刺，是可以借歌谣表现的。

到作“雅”、“颂”的诗人，对作诗的意义，便不但有暗示，且有明言了。析而言之，可分为五类：（一）想借诗歌以吐露胸中的愁闷。如《小雅·何人斯》云：“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四月》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二）想借诗歌把自己的意志诉诸公众。如《小雅·巷伯》云：“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大雅·桑柔》云：“虽曰匪予，既作尔歌。”（三）想借诗歌以赞颂别人的美德而即赠诸其人。如《小雅·崧高》云：“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四）想借诗歌以谏讽君王。如《小雅·节南山》云：“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上四类，略本青木正儿之《中国文学思想史纲》，汪馥泉译本页十五、十六。）（五）想借诗歌以勖勉万民。如《鲁颂·宫》云：“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由（一）（二）两类意义的演进，便是所谓“诗言志”。由（三）（四）（五）三类意义的演进，便是所谓“美刺”及染有功用主义的诗说。

《尚书》中的《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律的起源很晚，自然不能认为是尧舜时代之说，即“诗言志，歌永言”，也不能信其出于大舜。因为《虞书》的编辑，已被古史大家顾颉刚先生推定在西汉之时了。但“诗言志”，我们可以断定是较早的说话，大约周代已经有了。证据是：一，“雅”、“颂”的作者，虽然没有明言“诗言志”，但已显示“诗言志”的意义，读诗者自然可以归纳出这一句考语。二，《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已云：“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亦谓：“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亦谓：“诗言是其志也。”可见此说的产生很早了。

二 古诗的编辑

这是在绪言里说过的：“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亦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一章五节）文学批评也不是例外。诗人的意见可以分为五类，言志主义只有两类，功用主义倒有三类。志不仅包括性情，也包括理智，理智的发展偏于事功，所以严格的说，言志之中还有一半的功用成分。最早的批评家更偏重“功用”一方面。

商代歌谣之被编为《周易卦爻辞》，并不同于近人采辑歌谣之因它有文学的价值，乃是用以占断吉凶祸福。这与周秦诸子从功用的观点以说诗者虽不同，但周秦诸子的说诗却受他许多提示；就是不从文学本身立论，而从功用价值立论。

本来《诗经》的采辑与编著也是基于功用主义。《礼记·王制》云：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汉书·艺文志》云：

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

刘歆《与扬雄从求方言书》、《汉书·食货志》，皆有类此的记载。虽见非于崔述（见《读风偶识》卷二），但商代歌谣（《周易卦爻辞》）的辑著有功用的背景，则《诗经》的辑著似亦不会绝无作用。而且这种采诗以观民风的传说，究竟是“事出有因”的。

三 春秋士大夫的赋诗

我们知道了商周两代诗歌的编辑是有功用的背景的，则春秋士大夫的赋诗，战国诸子的诗说，都容易了解了。

春秋士大夫的赋诗，是借以表达赋诗人自己的情意或对人的情意，并不是要体察作诗人的惰意，更不是欣赏诗的文学之美。这在《左传》中所载的赋诗，都是如此；我且将最有名的襄公二十七年的《赋诗》录下为例：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诸人所赋之诗，固有的借作诗者之情意以暗示自己之情意，如《黍苗》的作者是在赞美召伯之功，子西赋此，亦借以赞美赵孟之功，意谓赵孟可比召伯。但大半是“断章取义”，亦不顾及作者的情意，只是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意。如《野有蔓草》是一首私情诗，所以诗词云：“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大叔赋此，是表示得遇赵孟为荣（邂逅相遇），或赞美赵孟是“一表非凡”（清扬婉兮）的人物，虽不可知，但决不是适用原来的诗意。

赋诗之“断章取义”，并不是我们的妄测，春秋时人已自己说过了。《左传》襄二十八年：

庆舍之士谓卢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

“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说尽了春秋士大夫的赋诗作用；而其对诗的态度，也便可以于此略窥一二（此段采录顾颉刚先生说，见《古史辨》第三册卷下《诗经在春秋战国的位置》）。我们知道了春秋人对诗的态度是“断章取义”的，则诸子的以功用的观点论诗，也可以得到解释了。

四 孔子的诗说

先秦诸子之称论诗者，只有儒墨两家。——道家的庄子，在《天下》篇说过“诗以道志”，但此外并无论诗之言。《管子》中偶有论诗的话，但《管子》不是管仲之作，而是一部很芜杂的书（参拙撰《管子探源》，中华书局出版），因之偶有的几句论诗的话，也不成系统。儒家先于墨家，故先述儒家的意见。儒家的创立宗派者是孔子，他对于诗，不似春秋士大夫般的只是“断章取义”，他有一种新的见解。《论语·阳货》篇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自然是全以功用的观点立论；“兴”“观”“群”“怨”虽然也可以说是就读者所得到的功用而言，而亦实在是论到诗的本身了。并且他对于诗的本身的观点，是有抒写性情的倾向了。

但孔子究竟是志切救民的哲学家，不是抒写性情的文学家，所以他虽然知道诗是抒写性情韵，但他却要于抒写性情之外，令其披上一件道貌岸然的外衣，就是要抒写正当的性情，而不抒写邪淫的性情。所以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关雎》明明是一首男子思慕女子的情诗，孔子偏要给它一个他所谓“思无邪”的解释，说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篇）。而于“淫”的郑声，只有主张“放”了（《卫灵公》篇，子曰：“放郑声……郑声淫”）。这与《诗》三百全是“思无邪”之说，显然矛盾。但我们应知“思无邪”是孔子的企向，也就是孔子对于诗（不是专指《诗》三百篇）的主张，而淫的郑诗之在《诗经》，是孔子所不愿也。

孔子生在春秋时人的“断章取义”以赋诗之后，自己又是一个志切救民的哲学家，所以他虽然知道诗是抒写性情的，却要加上“正”“邪”的限制，这是因为他也是以功用的观点而重视诗，不是以文学的观点而重视诗的缘故。

前面已经引过，他说学诗可以“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此外他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又告诉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篇）都是很鲜明的以功用的观点说诗。以故其对于诗，欣赏的情趣，胜不过利用的思想。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谓也”？孔子并不告以字句的含义成诗词的解释，而说是“绘事后素”。子夏也聪明，立刻说：“礼后乎？”由是博得孔子的称赞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篇）子贡因为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附会《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其斯之谓与”？也可使孔子称赞他说：“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篇）更可见是利用诗而不是欣赏诗了。

五 孟子所谓“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

孔子以后的儒家两大师是孟子、荀子。孟子说诗，提出两种方法：一是“以意逆志”。《孟子·万章》篇载孟子与咸丘蒙有此下一段谈话：咸丘蒙曰：“……《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这种“以意逆志”的方法，虽然不甚科学，虽然只是主观的探索，然诗人由热烈的感情之火所迸出来的诗句，是很容易言过其实的，“以意逆志”，确是刺探作者深心的好方法，同时也是认识诗的必需条件。《告子》篇载有孟子“以意逆志”以释诗的例证：公孙丑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哉，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孟子虽然能提出“以意逆志”的好方法，但以自己是“讲道德，说仁义”的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由是其意是道德仁义之意；以道德仁义之意，刺探诗人之志，由是诗人及其诗，皆是道德仁义了。以怨不怨解释《小弁》、《凯风》，是否真合诗人之志不可知，但确是站在情感的观点，以刺探诗人的情感，我们可以无异议。而最后说到孝不孝的问题，便离开情感的观点，涂上儒家的色彩了。

对《小弁》、《凯风》的解释，还是很客气的“以意逆志”；对其他各诗的解释，则完全走到“断章取义”的道上；假使硬说是“以意逆志”，那我们只有说是太不客气的“以意逆志”了。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便举《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为证，说：“昔者公刘好货。”并且说：“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齐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便举《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为证，说：“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并且说：“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篇）假设这不是“断章取义”，而是“以意逆志”，则其所逆之志，去诗人之志，恐怕有十万八千里呢！

孟子提出的另一方法是“知人论世”。《万章》篇云：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是对作品探求其个人的、历史的、社会的诸种关系，我们也是无异议的；但此说的目的是在尚友，不是对文学的欣赏与批评，所以仍是功用为出发点。不过，无论如何，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两种方法，确是文学批评上的一大进步；而且在后来的批评界也有很大的影响。

六 荀子所谓“诗言志”

《虞书》所谓“诗言志”是很含混的；承其说者，则有“圣道之志”与“性情之志”的水火不同。如创立性灵说的袁枚，也常说到“诗言志”；其所谓志当然是“性情之志”。儒家的荀子也说“诗言是其志也”；其所谓志则是“圣道之志”。《儒效》篇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这不惟是“文以载道”，简直是“诗以载道”了。

七 墨子的用诗

墨家尚质不尚文，其对于诗，只是“断章取义”，以为自己立说的一种帮助而已。如《墨子·天志》中引《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说这是：“圣王……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架盂，传遗后世子孙，……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我们细味诗意，说是“顺天之意”还可；在“顺天之意”上又加以“爱人利人”的冠词，这是墨家之义，诗中并无这种意思。其余引诗的地方还很多（详《古史辨》第四册拙撰《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差不多都是如此。这虽不足以窥探其对诗的见解如何，但可以窥探其对诗的态度亦只是一种利用而已。

八 诗与乐

两周诗乐未分，《诗经》所载之诗，都是乐歌。因此，诗与乐的关系，说诗者亦兼说之，我们的文学批评史上也不能不兼述之。

本来《虞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就是站在音乐的观点以说诗的。此后，《论语·泰伯》篇载［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子罕》篇又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荀子·儒效》篇亦云：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更显明的是站在音乐的观点以论乐歌，非站在徒诗的观点以论徒诗。至于批评，则以吴季札的论乐最为精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

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

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

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宏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

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

见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矣！”这当然是诗、声、容三方面的综合的批评，而三方面的相互关系，也于此可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