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章2

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第二章
作者：羅根澤
1943年

一 詩人的意見

批評家的意見，可以引導創作，創作家的意見，也可以引導批評。所以在敘述諸家的詩說以前，應先述詩人的意見。

一般的學者都說原始的人民已有詩歌，但就流傳至今者而論，中國方面，莫早於周初編輯的商代歌謠集——《周易卦爻辭》（詳拙編《中國詩歌史》第一章）。這些歌謠都是一種天籟，都是很自然的唱出來的。至於歌唱的意義，他們不惟沒有說過，而且沒有想過。

到《詩經》時代的「南」與「風」的作者，便逐漸的透露了作歌的意義。《魏風·葛屨》云：「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園有桃》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這雖然沒有明說歌謠的目的是表達憂樂美刺，但亦暗示「心之憂」或有所刺，是可以借歌謠表現的。

到作「雅」、「頌」的詩人，對作詩的意義，便不但有暗示，且有明言了。析而言之，可分為五類：（一）想借詩歌以吐露胸中的愁悶。如《小雅·何人斯》云：「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四月》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二）想借詩歌把自己的意志訴諸公眾。如《小雅·巷伯》云：「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大雅·桑柔》云：「雖曰匪予，既作爾歌。」（三）想借詩歌以讚頌別人的美德而即贈諸其人。如《小雅·崧高》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四）想借詩歌以諫諷君王。如《小雅·節南山》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上四類，略本青木正兒之《中國文學思想史綱》，汪馥泉譯本頁十五、十六。）（五）想借詩歌以勖勉萬民。如《魯頌·宮》云：「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由（一）（二）兩類意義的演進，便是所謂「詩言志」。由（三）（四）（五）三類意義的演進，便是所謂「美刺」及染有功用主義的詩說。

《尚書》中的《虞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律的起源很晚，自然不能認為是堯舜時代之說，即「詩言志，歌永言」，也不能信其出於大舜。因為《虞書》的編輯，已被古史大家顧頡剛先生推定在西漢之時了。但「詩言志」，我們可以斷定是較早的說話，大約周代已經有了。證據是：一，「雅」、「頌」的作者，雖然沒有明言「詩言志」，但已顯示「詩言志」的意義，讀詩者自然可以歸納出這一句考語。二，《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已云：「詩以言志」。《莊子·天下》篇亦謂：「詩以道志。」《荀子·儒效》亦謂：「詩言是其志也。」可見此說的產生很早了。

二 古詩的編輯

這是在緒言裡說過的：「中國的文化，發源於寒冷的黃河上游，經濟的供給較儉嗇，平原的性質亦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於尚知，求好重於求真。」（一章五節）文學批評也不是例外。詩人的意見可以分為五類，言志主義只有兩類，功用主義倒有三類。志不僅包括性情，也包括理智，理智的發展偏於事功，所以嚴格的說，言志之中還有一半的功用成分。最早的批評家更偏重「功用」一方面。

商代歌謠之被編為《周易卦爻辭》，並不同於近人采輯歌謠之因它有文學的價值，乃是用以占斷吉凶禍福。這與周秦諸子從功用的觀點以說詩者雖不同，但周秦諸子的說詩卻受他許多提示；就是不從文學本身立論，而從功用價值立論。

本來《詩經》的采輯與編著也是基於功用主義。《禮記·王制》云：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漢書·藝文志》云：

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

劉歆《與揚雄從求方言書》、《漢書·食貨志》，皆有類此的記載。雖見非於崔述（見《讀風偶識》卷二），但商代歌謠（《周易卦爻辭》）的輯著有功用的背景，則《詩經》的輯著似亦不會絕無作用。而且這種采詩以觀民風的傳說，究竟是「事出有因」的。

三 春秋士大夫的賦詩

我們知道了商周兩代詩歌的編輯是有功用的背景的，則春秋士大夫的賦詩，戰國諸子的詩說，都容易了解了。

春秋士大夫的賦詩，是藉以表達賦詩人自己的情意或對人的情意，並不是要體察作詩人的惰意，更不是欣賞詩的文學之美。這在《左傳》中所載的賦詩，都是如此；我且將最有名的襄公二十七年的《賦詩》錄下為例：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閾，況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諸人所賦之詩，固有的借作詩者之情意以暗示自己之情意，如《黍苗》的作者是在讚美召伯之功，子西賦此，亦藉以讚美趙孟之功，意謂趙孟可比召伯。但大半是「斷章取義」，亦不顧及作者的情意，只是藉以表達自己的情意。如《野有蔓草》是一首私情詩，所以詩詞云：「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子大叔賦此，是表示得遇趙孟為榮（邂逅相遇），或讚美趙孟是「一表非凡」（清揚婉兮）的人物，雖不可知，但決不是適用原來的詩意。

賦詩之「斷章取義」，並不是我們的妄測，春秋時人已自己說過了。《左傳》襄二十八年：

慶舍之士謂盧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

「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說盡了春秋士大夫的賦詩作用；而其對詩的態度，也便可以於此略窺一二（此段採錄顧頡剛先生說，見《古史辨》第三冊卷下《詩經在春秋戰國的位置》）。我們知道了春秋人對詩的態度是「斷章取義」的，則諸子的以功用的觀點論詩，也可以得到解釋了。

四 孔子的詩說

先秦諸子之稱論詩者，只有儒墨兩家。——道家的莊子，在《天下》篇說過「詩以道志」，但此外並無論詩之言。《管子》中偶有論詩的話，但《管子》不是管仲之作，而是一部很蕪雜的書（參拙撰《管子探源》，中華書局出版），因之偶有的幾句論詩的話，也不成系統。儒家先於墨家，故先述儒家的意見。儒家的創立宗派者是孔子，他對於詩，不似春秋士大夫般的只是「斷章取義」，他有一種新的見解。《論語·陽貨》篇載：

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自然是全以功用的觀點立論；「興」「觀」「群」「怨」雖然也可以說是就讀者所得到的功用而言，而亦實在是論到詩的本身了。並且他對於詩的本身的觀點，是有抒寫性情的傾向了。

但孔子究竟是志切救民的哲學家，不是抒寫性情的文學家，所以他雖然知道詩是抒寫性情韻，但他卻要於抒寫性情之外，令其披上一件道貌岸然的外衣，就是要抒寫正當的性情，而不抒寫邪淫的性情。所以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篇）《關雎》明明是一首男子思慕女子的情詩，孔子偏要給它一個他所謂「思無邪」的解釋，說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篇）。而於「淫」的鄭聲，只有主張「放」了（《衛靈公》篇，子曰：「放鄭聲……鄭聲淫」）。這與《詩》三百全是「思無邪」之說，顯然矛盾。但我們應知「思無邪」是孔子的企向，也就是孔子對於詩（不是專指《詩》三百篇）的主張，而淫的鄭詩之在《詩經》，是孔子所不願也。

孔子生在春秋時人的「斷章取義」以賦詩之後，自己又是一個志切救民的哲學家，所以他雖然知道詩是抒寫性情的，卻要加上「正」「邪」的限制，這是因為他也是以功用的觀點而重視詩，不是以文學的觀點而重視詩的緣故。

前面已經引過，他說學詩可以「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外他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篇）又告訴他的兒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季氏》篇）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篇）都是很鮮明的以功用的觀點說詩。以故其對於詩，欣賞的情趣，勝不過利用的思想。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孔子並不告以字句的含義成詩詞的解釋，而說是「繪事後素」。子夏也聰明，立刻說：「禮後乎？」由是博得孔子的稱讚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篇）子貢因為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附會《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其斯之謂與」？也可使孔子稱讚他說：「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篇）更可見是利用詩而不是欣賞詩了。

五 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

孔子以後的儒家兩大師是孟子、荀子。孟子說詩，提出兩種方法：一是「以意逆志」。《孟子·萬章》篇載孟子與咸丘蒙有此下一段談話：咸丘蒙曰：「……《詩》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這種「以意逆志」的方法，雖然不甚科學，雖然只是主觀的探索，然詩人由熱烈的感情之火所迸出來的詩句，是很容易言過其實的，「以意逆志」，確是刺探作者深心的好方法，同時也是認識詩的必需條件。《告子》篇載有孟子「以意逆志」以釋詩的例證：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孟子雖然能提出「以意逆志」的好方法，但以自己是「講道德，說仁義」的哲學家，而不是文學家，由是其意是道德仁義之意；以道德仁義之意，刺探詩人之志，由是詩人及其詩，皆是道德仁義了。以怨不怨解釋《小弁》、《凱風》，是否真合詩人之志不可知，但確是站在情感的觀點，以刺探詩人的情感，我們可以無異議。而最後說到孝不孝的問題，便離開情感的觀點，塗上儒家的色彩了。

對《小弁》、《凱風》的解釋，還是很客氣的「以意逆志」；對其他各詩的解釋，則完全走到「斷章取義」的道上；假使硬說是「以意逆志」，那我們只有說是太不客氣的「以意逆志」了。齊宣王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便舉《詩》雲「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為證，說：「昔者公劉好貨。」並且說：「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齊宣王又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便舉《詩》雲「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為證，說：「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並且說：「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梁惠王》篇）假設這不是「斷章取義」，而是「以意逆志」，則其所逆之志，去詩人之志，恐怕有十萬八千里呢！

孟子提出的另一方法是「知人論世」。《萬章》篇云：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這是對作品探求其個人的、歷史的、社會的諸種關係，我們也是無異議的；但此說的目的是在尚友，不是對文學的欣賞與批評，所以仍是功用為出發點。不過，無論如何，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的兩種方法，確是文學批評上的一大進步；而且在後來的批評界也有很大的影響。

六 荀子所謂「詩言志」

《虞書》所謂「詩言志」是很含混的；承其說者，則有「聖道之志」與「性情之志」的水火不同。如創立性靈說的袁枚，也常說到「詩言志」；其所謂志當然是「性情之志」。儒家的荀子也說「詩言是其志也」；其所謂志則是「聖道之志」。《儒效》篇云：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這不惟是「文以載道」，簡直是「詩以載道」了。

七 墨子的用詩

墨家尚質不尚文，其對於詩，只是「斷章取義」，以為自己立說的一種幫助而已。如《墨子·天志》中引《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這是：「聖王……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架盂，傳遺後世子孫，……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我們細味詩意，說是「順天之意」還可；在「順天之意」上又加以「愛人利人」的冠詞，這是墨家之義，詩中並無這種意思。其餘引詩的地方還很多（詳《古史辨》第四冊拙撰《由墨子引經推測儒墨兩家與經書之關係》），差不多都是如此。這雖不足以窺探其對詩的見解如何，但可以窺探其對詩的態度亦只是一種利用而已。

八 詩與樂

兩周詩樂未分，《詩經》所載之詩，都是樂歌。因此，詩與樂的關係，說詩者亦兼說之，我們的文學批評史上也不能不兼述之。

本來《虞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就是站在音樂的觀點以說詩的。此後，《論語·泰伯》篇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罕》篇又載［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荀子·儒效》篇亦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更顯明的是站在音樂的觀點以論樂歌，非站在徒詩的觀點以論徒詩。至於批評，則以吳季札的論樂最為精詳。《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自《鄶》以下，無譏焉。

為之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這當然是詩、聲、容三方面的綜合的批評，而三方面的相互關係，也於此可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