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绎史/原例
昔吾友万子季野方辑《明史》，语余曰：‘鼎革之际，事变繁多。金陵、闽、粤播迁三所，历年二十。遗事零落，子盍辑而志之？’余曰：‘是《明史》之所赅也。余何事为？’万子曰：‘不然；《明史》以福、唐、鲁、桂附入“怀宗”，纪载寥寥，遗缺者多。倘专取三朝成一外史，及今故老犹存、遗文尚在，可网罗也。逡巡数十年，遗者尽矣。野史无刊本，日渐零落；后之人，有举隆、永之号而茫然者矣！我侪可听之乎？’余曰：‘是则然矣。其间固有抗颜逆行、伏尸都市，非令甲之罪人乎？取之，似涉忌讳；删之，则曷以成书！’万子曰：‘不然；国家兴废，何代无之，亦各为其主。凡在兴朝，必不恶也；不得已而遂其志尔。本朝初定鼎，首褒殉难诸臣，以示激扬。其在外者，或未暇及。褒与诔，可并行也。今且方开《明史》局，已奉有“各种野史悉行送部，不必忌讳为嫌”之令矣；采而辑之，庸何伤！’余固曰：‘诺。’然世事拘牵，因循未果。其后录得野史数十种，方欲咨访、发凡起例，而万子溘然先逝；《明史》列传，甫脱稿，尚未订正也。念亡友惓惓之言，不忍违其雅意。闲居京邸，放废无事。荟蕞诸书，以消永日；颜曰《南疆佚史》。非敢附名山之藏，亦贤于博奕云尔。
野史中有兼纪三朝事者，吴伟业《绥寇纪略》、邹漪《明季遗闻》是也；有纪国变及南渡事者，夏允彝《幸存录》、文秉《甲乙事案》、许重熙《甲乙汇略》、李清《三垣笔记》是也；有专纪弘光事者，顾炎武《圣安本纪》、黄宗羲《弘光实录》、李清《南渡录》是也；有兼纪弘、永两朝事者，黄宗羲《行朝录》、钱秉镫《所知录》、瞿昌文《天南逸史》、刘湘客《行在阳秋》是也；有专纪隆武〔事〕者，闽人《思文大纪》是也；〔有〕专纪永历事者，沉佳《存信编》、鲁可藻《岭表纪年》、刘湘客、杨在、綦毋邃《象郡纪事》、冯苏《劫灰录》、某《南粤新书》、《粤纪事略》、邓凯《滇缅纪闻》、《滇缅日记》是也；有专纪一人一事者，应廷吉《青磷屑》、史得威《维扬殉节始末》、袁继咸《浔江纪事》、某《北使记》、康范生《虔事始末》、某《赣州乙丙纪略》、徐世溥《江变纪略》、章旷《楚事绝略》、沈荀蔚《蜀难叙略》、杨在《朱容藩乱蜀始末》、《武冈播迁始末》、《孙可望胁王始末》、《犯阙始末》、《安隆纪事》、邓凯《遗忠录》、《求野录》是也；有专纪鲁监国事者，黄宗羲《鲁纪年》、《四明山寨记》、《舟山兴废记》、《日本乞师记》、冯京第《浮海记》、鲍泽《甲子纪略》、陈睿思《闽海见闻纪略》是也：共四十馀种。其间纪载有详略、年月有先后、是非有异同、毁誉有彼此；取万子季野明末诸传及徐阁学《明季忠烈纪实》诸传合而订之，正其错缪、删其繁芜、补其所阙、撰其未备，以成是编。其它未见之书，尚俟再考；然大略具是矣。
一、古史于帝皇则称“本纪”、诸臣则称“列传”者，“纪”举一时政令大纲，“列传”止载一人一事；故称“纪”以别之。然太史公于项羽亦称“本纪”；以号令一时，事多详载也。今金陵、闽、粤位虽不终，亦自王其地，各有政教，理合纪载。若拘“附入怀宗”之例，则“传”且不列，何有于“纪”；非一代史体也。兹首卷先“纪略”，不称“本纪”者，统于本朝也；其言“略”者，事固不得而详也。
一、古人作史，有专传、有合传、有附传；非以人有优劣也，事有烦简耳。专传，必其行迹之众多者也。合传，则其学同、其行同、其官同、其时同、其名同，其一事偶同。老庄、孟荀，其学同也；刺客、游侠、酷吏，其行同也；张苍、申屠嘉，其官同也；娄敬、叔孙通，其时同也；管婴、晏婴，其名同也；屈原、贾谊，以放逐一事偶同也。至附传者，以其人事迹少，不能成传，故附记之；非薄其人也。是编诸传，窃仿其意，以事、以时为类；或其人人品相悬，亦不及计耳。
一、诸臣有逮事崇祯者，其行事、奏章悉略之，以所重在南渡后，且已载于《明史》也；必列之者，以其终事在后也。然大节亦撮数语，不敢尽遗也。
一、诸传之序，先金陵、次闽、次浙东、次粤。诸臣有历事三朝者，则从其重者次之。吕大器终于粤，而先之者，迎主异议，大器为主，一朝之眉目也；其后事亦无所表见。
一、古人附传，例不列名；馀独不然。盖惜其人忠义节烈，本属贤者；而行事泯没无可纪载，仅以一死成名。若复不列其姓氏，则观者且将忽之。故每篇大书、特书，令人耸然于贤者之名耳。若其人本不足重者，虽附载，不列名也。
一、徐阁学“忠烈纪实”，虽其人无事可书者，必另列一行大书姓名；馀则不然。彼专纪忠烈，无可附书；馀则一朝之人忠佞、贤奸悉列焉，间或附见；岂能掩其人之忠烈哉！此所以异也。无行事而但列姓名以为一传，古无此体也。
一、义士、义兵等传，古无其名；今无妨乎？曰：无害也。夷、齐叩马，而太公称其义士；出自兴朝佐命之口，非出自胜国也。况诸史各有忠义传：在胜国者为忠，则在兴朝为不忠；在胜国者为义，则在兴朝为不义。然史皆兴朝所修，而必不废“忠义”之名者，存其实焉耳。此之立名，犹是义也。
一、或谓黄陶庵学淳文高，《明史》置之儒学。侯通政、沈总督、邱巡抚、揭傅两太史、曾吏部等皆官位尊重，乃与方都司、茹参将等武夫并列义兵，其间更有布衣仗义者俱在焉；得毋不伦乎？余曰：固者，子之见也。夫名位有贵贱、忠义无贵贱也。能忠义，则匹夫贵矣；不能忠义，则卿相贱矣。汉人所谓‘桀、纣至贵，而下士羞与为伍；夷、齐至贱，而王公不敢与抗’是也；岂在名位哉！哀公十一年郊之战，公叔务人与其嬖童汪锜乘皆死。鲁人欲勿殇汪锜，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夫童子也，而其名与国君之子并垂；鲁人礼之、圣人贤之，千载下凛凛有生气，较之鲁三卿更烈焉。非以其死义耻，而何不可并列之有？至如道学，正于舍生取义见之。陶庵以一书生枕干寝戈与武夫并奋，此正见其实在道学也；与夫口谈仁义而身怯国事者异矣。嗟乎！世衰道微，学术不明，人惟声利是趋；乃于纲常大义，亦先尚名位，岂不可叹哉！
一、周镳、周钟、雷演祚三人者，未尝官南渡也，南渡杀之耳；何传焉？曰：是南渡一大案也。马士英竭智尽力以起阮大铖而归其狱于从逆诸臣，从逆者不可得而诛而归其狱于周、雷。于是周、雷诛，大铖用；清流惧祸，酿成左镇之内犯而国以亡。则此三人者，乌乎不载也！
一、四镇，同功一体之人也。列黄、高而削二刘，以其不终也，其事则已附见矣。李成栋之事见于“李元胤传”，以其无始也；成栋不与声桓一例乎？曰：是有辨。粤中之不靖，成栋扰之也；迨其反正，而民生已涂炭矣、忠烈材干之士已夷灭矣。惟其小心听命以死勤事，较之借“内附”而仍暴横如“忠贞”诸人异焉。若夫声桓，始终一贼耳；归朝之后，不请吏、不纳土、不离窟穴，擅置官吏、私财赋、妄杀戮，稽其后来，全无王章，致烦天讨；故列“逆臣”。
一、孙可望事与粤相终始：粤中立国，而可望入滇矣；可望降，而粤亦以亡。且其邀王封、谋受禅、擅杀大臣、劫置安隆、称兵内犯，皆粤事之大者。不载，不可也；载之，则人已归降，例不得载。今详见于“李定国传”而杂见于同时诸臣，亦得大略矣。
一、诸史必有“儒学”、“孝友”、“独行”、“文苑”、“隐逸”、“方伎”等传；兹编为人无几，无从分晰。独“隐逸”欲列一传，而搜访殊寡。方明之末，诸洁身高蹈者，所在多有。然其人既不求名，而知交中或鲜好义、文学之士，不为传述，子孙式微，遂致湮没，岂不惜哉！广搜旁罗以发潜德，此亦四方君子之责也。
一、金陵之亡、闽有君矣；闽亡，粤有君矣。鲁监国纪不亦赘乎？曰：此以存诸遗臣也。诸臣之杂事唐、鲁、桂者多矣，若钱、张诸公，与鲁相终始者也；无鲁，何有诸臣。以诸臣之雄才大略、精忠烈志，皆与日月争光者，可以略乎？诸臣不得略，而监国乌乎不纪也？且闽亡之后，诸臣奉之长垣、奉之健跳、奉之中左、奉之舟山，闽中震动；独非国事乎？此皆不得附见于闽、粤者也。在昔梁未亡而萧詧自立称为“后梁”，史不得略彼并帝者，尚然；况于守监国之虚怀、无自王之骄志，吾以为贤于靖江、广州万万矣，故彼削而此纪。
一、明祖鉴胡、汪之祸，不复立宰相；以庶政归六部而大权独操，太阿不旁落，善矣！然后嗣难以遵也。成祖始兴学士参决机务，设有内阁矣；英宗冲年践祚，政在厂臣，始有票拟矣。其后皆以六卿加宫保衔，则权与宰相牟矣。怀宗英察，微有猜嫌；秉钧之地信任不专，十七年之间至五十人。于是内竖得而钳制之、台谏得而𬺈龁之，庙堂无政，海内崩离；岂非轻蔑大臣，有主而无辅之所致欤？南渡而后，贵阳煽虐，犹有承平权奸之势；故江左卒为所覆。至于闽、粤，则政府轻于庶官矣：片言合旨，立执化枢；节钺边帅，皆予阁衔。惟起二三遗老欲资筹策，而碌碌尸位，望不称职；然事则不可遗也，故人列一传。
一、明世宗支繁衍，歼于贼者已十之九。其后散处他方，义旅相为推戴；于是知列圣德泽在人，念其苗裔犹祖宗也。惜乎谫劣之材不足以胜鼎器；随起随仆，比之圣公、孺子犹或下焉。被其毒者，至侪之盗贼。呜呼！夫孰非天潢之支流也与？仇在君亲、祸及宗社，枕戈之志，孰得议之！虽其无成，亦足悲矣。而事在兵燹之馀，无从掇拾；谋略不具、始末不完，间于别传存其梗概。
一、郑芝龙受明厚恩而不终、成功以子叛父，是何足志乎？曰：凡为传者，岂其人是为，亦以征国是焉。闽之立国，惟郑是依。国事取决于芝龙，而负恩丧国，计其罪合入叛逆之伍。成功痛父之不忠，矢心报国，奉粤朔不敢有二；迨至粤亡，犹依海角窃附，仍称“天复”之义。明之世勋宗戚与夫将相大臣，受累朝厚恩者未有效忠若是者也；是以君子深悲其志焉。或曰：其拒鲁王不纳，非有专恣心乎？曰：否。鲁与闽固不协也，交相诮矣。闽亡而奉鲁，思文有志，不含愠地下乎？附粤以明臣服之心、拒鲁以存故主之感，此英雄不得已之智也。然则何以不入粤？曰：地相隔也；此有土焉，势不得舍之以奉粤也。舍而奉粤，则亦壬寅一俘囚耳；安能就海角中延明之馀气哉！故以其父子祖孙自为一传，如五代“吴越世家”例；为忠、为叛，读者评之！
或曰：佚史之异于正史者，正以轶事记载多耳。子于轶事往往略之：如德昌之疑非真也，大悲、童氏、太子之狱暗昧不明也，非当明辨之者欤？永明见系而神告真符、入寺而木偶起立，非有命之征欤？瞿留守之松山预定也，非管、郭之流欤？若是者，不可枚举。而子俱不载，何也？曰：德昌之事无从辨也，辨之而益疑；删之，而论定矣。永明之梦、松山之数近于禨祥，君子不道也。此编外史也，不敢悖乎史体。若琐琐是述，疵累笔端，故略之。略之，而人且以正史目之矣。
明至定陵，不独朝事遂弛，士大夫学术亦漓矣；其时绝少通经学古之士。驯至启、祯，半白腹耳。“野史”载：怀宗顾问阁臣：‘宰相须用读书人，何谓也？’诸臣不能对。首辅徐奏曰：‘容臣等至阁会议具奏。’内侍无不掩口而笑。呜呼！以不学之人徼幸得第，平章军国重事以支寇盗交错之会，冀其不亡，得乎？
《明史》自开国至嘉、隆，尽多佳传；即少事实，亦简洁有体。万历以后，冗芜矣。盖前此纂述尽出名手，而后之所本者不堪也。余取正史所遗、传闻甚的者，别为两编，曰《吾征录》、曰《南渡轶事》；附有论断，窃仿中垒“说苑”之例。他日归田，聊资笑噱，且以夸十馀年游学锦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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