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疏证/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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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文疏证》目录

卷六下

• 第八十九言济渎枯而复通乃王莽后事安国传亦有
• 第九十言安国传三江入震泽之非
• 第九十一言安国传华山之阳解非是
• 第九十二言安国传梁岐在雍州解仍是
• 第九十三言蔡传灉沮二水解不属兖州
• 第九十四言蔡传不谙本朝舆地
• 第九十五言禹贡甸服里数所至
• 第九十六言史记荥阳下引河为禹贡后

尚书古文疏证卷卷六下目录终

《尚书古文疏证》卷卷六下

太原阎若璩百诗撰

平阴朱续晫近堂梓

○第八十九

济水当王莽时大旱，遂枯绝，不复截河南过者，晋初司马彪之言也。虽经枯竭，其后水流径通，津渠势改，寻梁脉，水不与昔同者，后魏郦道元之言也。《通典》据彪之言，以折《水经》谓济渠。既塞，都不详悉，其馀可知。馀读郭璞《山海经注》，而叹恐未足以服《水经》者之心。何则？璞固有言矣，曰：今济水自荥阳卷县，东经陈留，至济阴北，东北至高平（杜氏《释例》于“济水东北至高平”五字作“经高平东平至济北”八字，馀并同），东北经济南至乐安博昌县入海。与禹时济渎所经河南之道无异。盖枯而复通者，所谓津渠势改，昔则自虢公台东入河，出在敖仓之东南；今改流虢公台西入河，出亦非故处与？或禹时济未必分南北，此则分而二为不同与？安国果身当武帝时，作《禹贡传》，只当曰：济水入河，并流数十里，溢为荥泽，在敖仓东南。不当先之以济水入河，并流十数里，而南截河（张湛注《列子》济水文并同）。此系改流新道，方继而曰：又并流数里，溢为荥泽，在敖仓东南。证以塞为平地之故迹，古渠今渎杂然并陈。殆亦翻以目验为说，而不察水道之有迁变时耳。

按《通典》以《水经》所载地名有东汉顺帝更名者，知出顺帝以后纂序。王伯厚又因而广之，下及魏晋地名。疑《旧唐志》作郭璞撰者近是。馀请一言以折之，曰：璞注《山海经》，引《水经》者八，此岂经出璞手哉？即郦氏于济水引郭景纯曰，又云经言，固亦判而二之。近黄太冲撰《今水经》，序文竟实以璞者，惜不及寄语此。

又按《困学纪闻》曰：《三礼义宗》引《禹受地记》，王逸注《离骚》引《禹大传》，岂即太史公所谓《禹本纪》者欤？《禹本纪》见《史·大宛传》，《汉·张骞传注》，并未指为何书。惟杜君卿言，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疑所谓古图书，即《禹本纪》，最是。而璞引《禹本纪》，除见《史》《汉》之外，多“却去嵩高五万里，盖天地之中也”二语。郦《注》，《禹本纪》与此同。则知自汉武以至道元，皆曾见此书，特唐亡耳。璞既引《禹本纪》，又引《禹大传》，固亦判而二之。王伯厚疑为一书者非。

又按璞注《尔雅》成，未审为晋之何年。而《注》引元康八年、永嘉四年事，未一及元明年号，知成于未渡江以前。时孔《书》虽未立学官，已盛行于代，故《注》引《太甲》中篇曰“徯我后”，《尚书·孔氏传》曰“共为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獒”。因叹伪《书》易以惑人，人多据以为言，不独一皇甫士安之载入《帝王世纪》而已。即好古文奇字如璞者，亦为所欺。识直者寡，振古如斯，悲夫。又按胡朏明曰：某更有一切证，郦《注》于漯水引桑钦《地理志》说，与《汉书》无异，则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无《水经》之名，《水经》实不知何人作也。郦《注》每举本文，必尊曰经，使此经果出桑钦，无直斥其名之理。或曰：钦作于前，郭、郦附益于后。或曰：汉后地名乃注混于经。并非。盖钦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经》。《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时一手作，故往往有汉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应，不尽由经注混淆也。

又按《疏证》第二卷，“浮于淮、泗，达于河”，河不如菏。谓蔡《传》为未然。兹因讨论济水，亦觉其说通。故《禹贡图注》曰：淮与泗相连，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则有两途。或由灉以达河，灉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济以达河，济出于河而合于泗者也。馀请证以古事。一，《王濬列传》，杜预与书曰：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汴，由汴而河之道也，西道也。一《沟洫志》，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济，由济而河之道也，东道也。虽古来舟楫由此固多，而著见史籍者仅此。

○第九十

朱子言，孔安国解经最乱道。馀谓，乱道之尤者是江自彭蠡分而为三，共入震泽。大江安流，千古无易，远在震泽东北二百馀里，由扬子以入于海。此岂入震泽者哉？善乎，郑氏言，三江既入海耳，不入震泽也。若似逆知魏晋间有为异说者，岂作伪者并郑《注》不观与？抑王肃议礼必反郑玄，而《书》注亦然，《传》实从肃来与？或曰：解三江者众矣，毕竟以何说为不可易？馀曰：蔡《传》不可易已。蔡本郦《注》，郦用《杨都赋》注，参以顾夷《吴地记》、陆德明《释文》、张守节《正义》并合，非一人之私说也。近代归希甫说亦佳，奈不合经文何。窃以天下之至变者水，今之水道非尽古之水道也；天下之至不变者经，今之经文仍即古之经文也。试取经文讽诵，“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为一呼一应，则“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亦一呼一应，非如归氏说上下不相蒙也者。或曰：扬之三江宜举州内大川，其松江等虽出震泽，入海既近，《周礼》不应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记松江等小江之说。馀曰：《周礼》一三江也，《禹贡》又一三江也。《禹贡》三江诚小，然当既入于海，而震泽底定，则今松江、嘉兴、苏、常、湖五郡民咸得平土而居矣，功岂细哉？郦道元读《吴越春秋》三江五湖曰：此亦别为三江五湖，虽称相乱，不与《职方》同。馀则谓《禹贡》三江不与《职方》同，却与《吴越春秋》同。所谓夫言夫各有当也。

按蔡《传》确者，自宜立学官，但有可笑绝伦处，不一一标出，必疑误后学。虞翻尝奏郑氏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是也。《水经注》引庾仲初《杨都注》曰，今本皆然。蔡讹庾为唐，犹曰字画之近。若杨都之与吴都，则相远矣。蔡竟未读《晋书·庾阐传》乎？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作《杨都赋》，为世所重，即此。虽然，蔡不以博洽名，明朱谋曈笺《水经注》，“浊漳水于林虑山便桥之上，即庚眩坠处也”，曰：庚眩未详。案《晋书·庾衮列传》，衮字叔褒，适林虑山，石勒来攻，乃相与登大头山，而田于其下，将收获，命子怞与之下山，中涂目眩瞀，坠崖而卒，殆是。即庾衮眩坠处也。朱不知字有讹阙，妄附会以彳爰眩之说，亦由未读《晋书》乎？

又按壬子冬客太原，顾宁人向馀称朱谋曈《水经注笺》为三百年一部书。馀退而读之，殊有未然。如《通鉴》，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亡人国，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胡身之引郦《注》，注曰：绛水出绛县西南，盖以故绛为言。其水出绛山东，西北流而合于浍，犹在绛县界中。智伯所谓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绛水可以灌平阳，未识所由。此自宋时所见本如是，未经舛讹。朱氏本则汾水可以浸平阳，绛水可以浸安邑。此亦何须说者。果尔，复续之曰：汾水浸平阳，或亦有之。绛水浸安邑，未识所由，作此𫘤语乎？朱何不引身之本以校正，仍之而莫觉乎？且即云绛水浸平阳，未识所由。《括地志》犹讥之曰：绛水一名白，今名沸泉，源出绛山，飞泉奋涌，扬波注县，积壑三十馀丈，望之极为奇观，可接引北灌平阳城。郦道元父范历仕三齐，少长齐地，熟其山川。后入关死于道，未尝至河东也。斯盖引耳学而致疑。余尝往来于平阳夏县，而悟《通鉴》二语具为妙解。盖汾水并可以灌安邑，至绛水灌之，又不待云；绛水并可以灌平阳，至汾水灌之，又不待云。交错互举，总见水之为害溥尔。《国语》，襄子走晋阳，围而灌之，未及何水。《战国策》实以晋水，《史记》实以汾水，又《赵世家》为汾水，《魏世家》晋水。李弘宪疑莫能定。不知二水皆是也。盖智伯决晋水以灌城，至今犹名智伯渠。然亦岂有舍近而且大之汾水不引，以并注者乎？此亦惟熟其山川始知，耕问奴，织问婢，岂不信哉（王伯厚曰：汾水在晋阳城东，晋水在西。《郡县志》实云）？

又按傿陵县属颍川郡，李奇曰：六国为安陵。傿县属陈留郡，应劭曰：郑伯克段于鄢是。后汉鄢县下无注。鄢陵县，司马彪曰：春秋时曰鄢。刘昭注《春秋》郑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鄢。又成十六年，晋败楚于鄢陵。将鄢与鄢陵合为一地，与杜注两处皆属颍川郡者正同。东海公亟赏之，曰：不独此，《元和志》鄢陵县云，克段，晋楚战并此地，其确指如是。若汉鄢县故城在宁陵县南五十三里，今在柘城县北者，自属宋地。共叔岂有远保宋地之理？应劭注实误，特正于《一统志》中。馀曰：固已，明范守已洧川人，言大氐阳翟以东，新郑以南，其地平旷，无名山，惟多冈陵，横亘曲屈，不下三二十许。故《左传》所谓阳陵、大陵，鱼陵、鄢陵，六国所谓安陵、马陵，皆在其地，第今不能悉其所在耳。因之悟鄢从阜，乃邑名。共叔所保当在邑，晋楚相遇则在鄢邑左右一带可作战场处，惟多冈陵，故曰鄢陵。以知竟合为一，义犹未精。

又按陆淳《春秋辨疑》引赵匡曰：鄢当作邬，郑地也，在缑氏县西南，至隐十一年乃属周。左氏曰：王取邬刘{艸为}邘之田于郑，是也。《传》写误为鄢字。杜《注》，今颍川鄢陵，误甚矣。案从京至邬非远，又是郑地，段以有兵众，故曰克。若远走至鄢陵已出竟，无复兵众，何得云克？又《传》曰：自鄢出奔共，即自邬过河向共城为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即不当奔共也。馀谓郑十邑正有鄢在内，何得云“已出竟”？止此一句非。

又按为将者，宜知地，将一战事耳。而为相与君者，苟不知地，将遂遗无穷之患。试言其略。一，贞元元年，窦参在相位，据淮，割地举濠州隶属徐州，及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子愔为本军所立，屡挫王师，其时唐几失淮南之地。盖不知濠州本属淮南，与寿阳阻淮带山，为淮南之险，岂可割以他属？参惟昧于疆理之制，故至此。一，熙宁八年诏韩缜割分水岭以北地畀契丹，东西失地凡七百里，后契丹复包取两不耕地，下临雁门，遂启用兵之衅。夫宋分水岭之地，今不可考，曾有人登雁门，逾夏屋，极目于句汪广武之间，而知陉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据脊，则利归山南；山北据脊，则利归山北。辽人所索必此地。神宗曰：所争止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盖不知此三十里必宜争者也。不然，彼以射猎畜牧为业，每每空千百里之地以养禽兽，而顾独拳拳于此三十里间，非出奇之道耶？王安石复佐以欲取固与之瞽说，卒之粘没喝之师一出云朔，遂下太原，非以雁门失守与？特书之，以为千古谋国者之戒。

又按《郡县志》有足补史传注解所未尽，亦有当以史注正之者。试各举一事。一《赵世家》，肃侯十七年筑长城。《注》疑未定。案《志》称尝至雁门，抵岢石，见诸山，往往有涘削之处，逶迤而东，隐见不常。大约自雁门抵应州，至蔚东山三间口诸处亦然。问之父老，则曰：古长城迹也。夫长城始于魏惠，继于赵武灵、燕昭，而极于秦始皇。魏惠所筑者。固阳武灵所筑者；自代并阴山至高阙，燕昭所筑者；自造阳至襄平，始皇所筑者；起临洮至辽东，皆非雁门岢石应蔚之迹也。及读史，显王三十六年有赵肃侯筑长城事。乃悟盖是时东林二胡尚强，楼烦未斥赵之境，守东为蔚应，西则雁门耳。故肃侯所筑以之。则父老所谓长城者，乃肃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灵既破胡，则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始皇既并天下，则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所保者大，则所城者逾远也。一《志》称潞泽之交，横亘一山，起丹朱岭至马鞍，壑有古长城一道。岁久倾颓，然遗迹尚存。登高望之，宛然联络，中有营垒。以询土人，皆曰：梁、晋交兵，筑以相拒。考之五代史记，一夹寨书，一甬道书，未有长城百里而不书者。今陵川县呼此山为秦岭，以为秦筑。以事考之，则长平之役，秦人遮绝赵救兵及刍饷而筑也。当时秦为客，赵为主，客居主地，设伏出奇，引四十万人入于计中，四十六日至于尽降、尽坑，略不相闻。非其势压山川，安得咫尺千里？计此城必此时筑，以限赵之南北也。案《白起列传》，王龁攻赵，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夺西垒壁。《正义》曰：赵西垒在泽州高平县北六里，即廉颇坚壁以待秦者。又，括既代颇，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正义》曰：秦壁一名秦垒，今亦名秦长垒。又，秦间赵军分而为二，括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正义》曰：赵壁今名赵东垒，亦名赵东长垒，在泽州高平县北五里，即赵括筑壁自败处。盖当唐时，孰为秦垒，孰为赵垒，孰为西，孰为东，犹历历可指称，今渐不复可别。要不必尽属秦人所筑以遮绝赵者可知。此所谓以更注正其误也，惜已载入《一统志》。

又按王翰《游三门记》曰：三门集津在平陆县东六十里，禹凿山作三门，以通河流。南为鬼门，中为神门，北为人门。鬼门迫窄，水势极峻急。人门水稍平缓，直东可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底柱也。神门最修广，水安妥，盖隋唐漕运之道，山岩上有阁道，且牵泐石深尺许。则蔡《传》谓底柱石，今三门山是者，误。

又按吾乡自太原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晋祠之泉；自平阳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龙祠之泉；自绛州以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鼓堆之泉。晋祠之泉，郦《注》已详。不甚详龙祠之泉，予欲取元毛麾康《泽王庙碑记》补之曰：其源乱泉如蜂房蚁穴，觱沸于浅沙平麓之间，未数十步，忽已惊湍，怒涛盈科，涨溢南北，溉田数百顷。东汇为湖，曰平湖。泉旁旧有龙祠，宋宣和中，封康泽王。鼓堆之泉亦未详，予欲补以明乔宇记曰：其泉发源于九原山之西北，突有二山，高圆如鼓，则泉以形似而名。泉上有塠如覆釜形履之，声如鼓，则泉以声似而名。泉有清、浊二穴，清在北，浊在南。北穴为石，口尺五许，汇而为池，幅圆一丈，其深称是。池溢而南，折而东流。南穴为土，口尺许，亦汇池，溢而北折，而东合于清流。泉之西则隆然高厚，其南北皆平畴低野，亦资泉而溉，其东则经连纬通，溉田至于绛州，方五十里，而南并入于汾焉。

又按班《志》上党郡下固《注》曰：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天井关。颜氏未注，馀谓此殆又一关中矣。魏寄氏县有上党谷，先属陭氏，今属屯留。则上党关，西关也，今吾儿峪，元所更名，先属壶关，今属黎城。则壶口关，东关也。研音陉，未详何地。而上党旧辖沾县，北接井陉。亦辖涅氏，北通盘陀。皆石陉，故名。则石研关，北关也。天井关，今属泽州，则南关也。又按馀告东海公：纂郡县志者，全凭有识。如河南八府，惟怀庆粮最重，民且受困三百年。如近来纂志，当以粮所由重之说，痛加发挥，方兴有世道之责者恻念，请于朝，比诸别府，减而轻之。奈何噤不一语？仅崇祯十三年，掖人王汉字子房为河内令，绘《灾伤图》十六页入告。首系以《序》曰：高皇帝削平祸乱，怀庆守铁木儿抗王师。已而高皇帝定鼎，案怀庆额赋而三倍之。计地四万二千八百馀顷，粮三十三万六百馀石。河南北诸郡地窄而粮重，未有如怀庆之甚者也。其在河内，一邑则地一万一千三百馀顷，而粮九万九百馀石。河内区区地，山河平分地之半，丹河、沁河水一发，数百顷良畴动至化为泽国，而粮不除。太行万重山，压邑西北，而邑居民多在山。复案山地起粮，经月不雨，则地不毛。地不毛，而粮不除。怀庆六邑地窄而粮重，未有如河内之甚者也。至前此有郡守纪诚者，文安人，入觐陈言，亦及粮之重，但云：想国初以一时土地之荒熟起科，非真有厚薄其间。怀庆向未蒙乱，又地方熟，所以粮多于地郡。嗟乎，是何其考之不详而立论之舛也。汉王符有曰：疗病者必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为国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故奸可息而国可安。窃以怀庆粮独重，是民之所苦也。明太祖以私意而增之，是祸之所起也。然则，除三百年之痼疾，一旦跻诸仁寿之域，岂不望纂志者之发端哉？又按古人成说有必不可从者，当亟刊正。无徒以其所传也远，遂两存。夏纶邑是也。左传哀元年，逃奔有虞。杜《注》，梁国有虞县，为今归德府虞城县西南三里故虞城是。则邑诸纶之纶，去此不远。所以司马彪云：虞有纶城，少康邑。杜佑云：虞城有纶城，即少康邑。不他及。今虞城县东南义原乡果有故纶邑城是也，奈何魏王泰、章怀太子贤、李弘宪，复于登封县西南七十里汉纶氏城，曰：夏少康纶邑乎？虞思蕞尔国，安得跨八百里外之邑而为一国？道破令人笑来。或曰：毕竟纶氏古何属？馀曰：以《竹书纪年》考之，楚吾得帅师，及秦伐郑，围纶氏。盖郑邑也，邑自以纶氏二字为名，与纶仅一字名者迥别。

○第九十一

自孔安国传《武成》不释华山，止释桃林，曰：桃林在华山东。是明指太华山言，则所谓华山之阳，亦即太华山可知。下至唐陆氏《释文》、孔氏《正义》因之。旁搜郑注《礼记》、张注《史记》并同，无异说者。窃以果太华山之阳，为《禹贡》梁州地。武王归马于此，无乃太远。桃林塞为今灵宝县，西至潼关，广围三百里皆是。而马独驱，而跨出太华山南，事所不解。读《水经注》，洛水自上洛县东北分为二水，枝渠东北出为门水，门水又东北历阳华之山，即华阳。《山海经》所谓“阳华之山，门水出焉”者也。遂跃然曰：原《武成》之华山，乃阳华山，非太华山。今商州雒南县东北有阳华山，其斯为武王归马之地哉？与桃林之野正南北相望，壤相接，故桃林其中多野马。周穆王时造父于此得骅骝、绿耳，盗骊之乘以献，非当日归马之遗种乎？使远隔于太华南，焉得有此？后惟陆氏武城《音义》华曰华山，在恒农。胡氏《通鉴注》华阳君芊戎曰：华阳即武王归马处，引《水经注》以实。馀于是叹穷经者，多忽地理。而真得其解如陆、胡，殆难其人焉。

按安国又言，华山、桃林，皆非长养牛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颖达言，华山之旁，尤乏水草。不知本非指太华山，其误认且勿论，而今灵宝县西有马牧泽，正《山海经》所云“桃林中多马”者，岂乏水草之地哉？昔魏主焘集公卿议讨沮渠牧犍，众曰：彼无水草。崔浩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及往讨，见姑臧城外水草丰足，果如浩言。非其生平稽古之力乎？虽然，《地理志》明称武威以西四郡，水草宜畜牧。浩犹闻之不博，识之不强，已足塞异议者之口。且果如安国言，将武王不及一田子方。子方见老马于道，曰：少尽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为。曾谓武王一战有天下，即置牛马于不长不养之地，欲其殄灭乎？盖归之放之，不过示吾弗复乘，弗复服耳。注疏凡此等处，既违事实，又害义理，安得极力一掊击耶？

又按“绿耳出桃林”，见《史记·赵世家》，而乐书赵高曰：何必华山之𫘧耳。又称华山，盖阳华、桃林壤相接，所产之物得以通称。

又按华阳君芊戎见《史记·穰侯列传》，《传》云：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为华阳君。予向读至此，笑谓人曰：宣太后之母凡二适其夫矣。或疑讶焉。曰：盖宣太后之母初适芊氏，生芊八子。改适魏氏，生魏冉。终又归芊氏，生芊戎。故异父弟居长，同父弟反居少也。太史公著一“长”字，情踪委折宛然。下文即接以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上文叙出昭王为武王异母弟来。异母弟、同母弟，前后穿插，映带本文异父弟、同父弟，真如花似火之笔矣。

又按胡朏明注庾信《哀江南赋》“致佳于华阳奔命”曰：华阳，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府雒南县，即武王归马处。子山自江陵奉元帝命使于周，取道商洛入武关，此阳华山之南，正其所必经，故曰“华阳奔命”。若作太华山阳，失之甚矣。

又按伊水，蔡《传》引《山海经》及郭璞《注》，以辨班《志》“出卢氏之熊耳”为非。案《卢氏县志》，今观熊耳虽称有伊源之名，而无流衍之迹。其实出于闷顿岭之阳，北流过嵩县、洛阳，东至偃师入于洛。馀欲取《括地志》补正曰：伊水出虢州卢氏县东峦山东，北流入洛。一名闷顿岭，峦山在今县东南百六十里。非今县西南五十里之熊耳山也。

又按馀欲补正涧水曰：涧水出渑池县白石山，穀水出渑池县南山中穀阳谷。一东流，一东北流，折而会于新安县之东。自是，涧遂兼谷之称。故《洛诰》“涧水东，水西”，《周语》“谷洛斗，将毁王宫”。谷即涧也。蔡《传》，涧水出今之渑池，至新安入洛。大非。洛未尝经新安县境，何得于此入洛？盖蔡氏误读班《志》之文。班《志》，“《禹贡》涧水在新安东（句），南入雒”南入雒者，周时涧水本在王城西入洛，非新安也。逮建武以后穿渠作堰，水之迁变非一道矣。

又按尝熟凭氏谓：新都杨氏所著书，几无一可信。似诚太过。馀读蔡《传》至征故实处，亦有几无一可信之语。为承学家所骇，不待云。兹且证以《山海经·中山经》，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又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郦氏引“蔓渠之山”二句于伊水《注》。足见后魏所见《山海经》本与今本无异。何至蔡氏引“伊水出焉”作“《山海经》曰：熊耳之山”，岂偶忘本文，以意想像加之耶？抑南宋本然耶？请质诸笃信蔡《传》者（又引《山海经》“娄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今本“波”作“陂”。“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颊，鼓其腹则雷。”今本“颊”作“头”）。

又按安国《传》伊出陆浑山。亦非。陆浑山在今嵩县东北四十里，伊水经其下，非出也。说伊源者纷如，当以《括地志》为据。

又按蔡氏多讹引《地理志》，除已经驳正之外，兹复得三十一条。一云：《地志》，清漳水出沾县大黾谷东，北至阜城入北河。”下“北”字本作“大”。二云：“《地志》，碣石在北平郡骊城县西南。”北平郡上有“右”字，两汉皆然，今云“北平郡”，则下杂晋制矣。成亦不从土。三云：“《地志》，雎水出沛国芒县。”此系应劭《注》，非固本《注》，须分别。沛亦不为国。四云：“《地志》，淄水出泰山郡莱芜县原山。”今本无“原山”二字，二字出《水经》，何不竟引《水经》？五云：“《地志》，沂水出泰山郡盖县艾山。”今本无“艾山”二字，二字亦出《水经》，何不竟引《水经》？又云：“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地志》止言“南至下邳入泗”，此亦出《水经》。六云：“《地志》，东海郡下邳县西有葛峄山，古文以为峄山。”“山”当作阳。七云：“《地志》，彭蠡在豫章郡彭泽县东。”、“东”当作“西”。八云：“《地志》，震泽在会稽郡吴县西南五十里。”今本无“南五十里”四字，止当云“《地志》，在吴县西”。今苏州吴县西南四十五里是。九云：“《地志》，洛水至巩县入河。”“巩”上脱“东北”二字。十云：“水至偃师县入洛。”《地志》止言“东南入洛”。十一云：“《地志》，荥阳县有彳良荡渠。”“荡”当作“汤”，音宕。十二云：“《地志》，嶓冢山在陇西郡氐道县，漾水所出。”今本止云“养水所出”，无“嶓冢山”字。嶓冢山在西县也。若欲言东西两汉水俱出嶓冢，不妨引郦氏《注》。十三云：“《地志》，蜀郡郫县，江沱在东西入大江。”当作“江沱在西东入大江”。十四云：“《地志》，巴郡宕渠县，潜水西南入江。”“江”当作“灊”。十五云：“《地志》，汉中郡安阳县，灊穀水出，西南入汉。”“入汉”上有“北”字。十六云：“《地志》，泾水出安定郡泾阳县西。”“西”下有“开头山”三字。十七云：“《地志》，渭水出陇西郡首阳县西南。”“西南”下有“鸟鼠同穴山”五字。十八云：“《地志》，扶风汧县弦蒲薮，芮水出其西北，东入泾。”“扶风”上有“右”字，两汉皆然。今云“扶风”，则下杂魏制矣。十九云：“《地志》，漆水出扶风县。”当云“在右扶风漆县西”，非出也。二十云：“《地志》，酆水出扶风鄠县终南山。”当云“出右扶风鄠县东南，今永兴军鄠县终南山也。”终南山当于今县下补出。二十一云：“《地志》，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冯翊”上脱“左”字，亦杂魏制。二十二云：“《地志》，终南在扶风武功县。”“县”下脱“东”字。“惇物在扶风武功县。”“县”下亦脱“东”字。二十三云：“龙门山左冯翊夏阳县。”“县”下脱“北”字。二十四云：“《地志》，析城在河东郡泽县西。”“西”下脱“南”字。二十五云：“《地志》，朱圉在天水郡冀县南。”当云“《地志》，圉作圄。”二十六云：“《地志》，太华在京兆华阴县南。”“京兆”下脱“尹”字，亦杂魏制。二十七云：“《地志》，南条荆山在南郡临沮县北。”“北”上脱“东”字。二十八云：“《地志》，衡山在长沙国湘南县。”“县”下脱“东南”二字。二十九云：“《地志》，导江东陵在庐江郡西北”者，非是。固自谓庐江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出耳。非指《禹贡》，驳之转非。三十云：“《地志》，济水出河东郡垣曲县王屋山东南。”当云“出河东郡垣县东北王屋山”，以垣曲名县，自宋始。三十一云：“《地志》，鸟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固绝无此语，此出郦氏所引他说曰，岂可依据？

又按蔡氏“球琳琅玕”，《传》证以《尔雅》“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玕”。或曰：《尔雅》“球”本作“璆”，二字名别，子指摘何不及之？馀曰：盖兼用《说文》。《说文》“球”字下即接“璆”字，曰球或从。此正蔡氏之所本。前“厥贡璆”，《传》，璆，玉磬。已用《说文》“球，玉磬也”之解矣。

又按蔡《传》，大陆，引孙炎曰“巨鹿北广阿泽”。此系郭璞语，非孙炎。“阿”亦作“河”。筿簜，引郭璞曰：“竹阔节曰簜。”此系孙炎语，非郭璞，请观《注疏》（又安国《传》筿簜，竹箭；簜，大竹。此从《尔雅》来。《尔雅·释草》云：筿箭。邢昺《疏》，会稽之竹箭，是也。言竹之小者，可以为箭干。今倒其文曰“筿箭竹”，似未妥）。

又按蔡《传》，马颊河，引《元和志》云：在德州安德平原南东。今案《元和志》，德州安德县乃郭下有马颊河，在县南五十里，县东北至平昌县八十里，平昌县南十里有马颊河。于平原县不相涉。不知何缘，认作平原。误书思之亦是一适，殆是“昌县南”三字耳。又按蔡氏于《尧典》“三危”曰：即雍之所谓三危既宅者。于《禹贡》“三危”曰：即舜窜三苗之地，或以为敦煌，未详其地。不知何独疑夫三危？又何至未详敦煌所在？予为集群说以补正曰：杜预云，三苗与允姓之祖，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郦道元云，三危山，在敦煌县南。《括地志》，三危山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隋·地理志》，敦煌县有三危山。《通典》，沙州敦煌县，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允姓之戎居瓜州者，其子孙也。

又按蔡《传》，“受都，今卫州也。洛邑，今西京也。”二句，亦须分别。观《寰宇记》，朝歌故城在卫州卫县西二十二里，即纣都。卫州则治于汲县，乃殷牧野地，当易州为县。且云：在今卫县西二十二里方确。至洛邑，今西京，宋西京本隋大业元年杨素所改筑者。地正周之王城，与东汉、魏晋及后魏都周下都者不同。此句致确。

又按蔡《传》，今详汉九江郡之寻阳县，乃《禹贡》扬州之境。汉寻阳县不隶九江，隶庐江郡，惟境相接耳。莫确于杜氏《通典》，江州浔阳郡下云：《禹贡》，荆扬二州之境。《禹贡》扬州曰，彭蠡既猪荆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东南，九江在郡之西北，则彭蠡以东为扬州，九江以西为荆州。他若洛州河南府河北诸县为冀州，馀则豫州。陕州陕郡河北诸县为冀州，馀则豫州。襄州襄阳郡南漳一县为荆州，馀六县并豫。随州汉东郡东南三十馀里，有光化郡，为荆州，馀并豫。冀州信都郡理信都县，东入兖州之域，西入冀州。贝州清河郡理清河县，乃在洚水之东，入兖州，在洚水之西诸县，入冀州。兖州鲁郡之任城龚丘县为兖州，馀九县并徐州。其分画之精如此。然犹混洛出上洛郡洛南县冢岭山于梁州，当改入豫。混东平郡巨野县有大野泽于兖州，又全混浑州东平郡于兖州，当改入徐。混鲁郡莱芜县汶水所出于徐州，当改入青。误认峄阳在邹县，当如班《志》入下邳县。宋杨蟠《金山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王平甫讥之曰：庄宅牙人语解量四至。馀谓谈地理者，能量四至得确，斯亦足矣。

又按蔡《传》“下土坟垆，垆，疏也”，从《史记·夏本纪》注引孔安国曰：“垆，疏也”得来，今书传却无。不如用陆氏引《说文》作“垆，黑刚土也”解较胜。盖颜师古曰：此言豫之高地则壤。壤，柔土也。“下土则坟垆”，谓土之刚黑者。师古无“玄而疏者，谓之垆”之说。惟《广韵》云：垆，土黑而疏。蔡氏不知引“厥土青黎，黎，黑也”。本孔《传》。果尔，二字皆色，与冀、兖、青、徐、雍五州例不合。不如用马融、王肃注“黎，小疏也。青以辨其色，黎以辨其质耳”解较胜。

又按复检得茅氏瑞征《禹贡汇疏笺》曰：豫土止言壤，其色杂也。从厥土中又别以下土言之，与青州再指海滨同义。又曰：案经文，厥土未有言色不言质及两言色者。金仁山云：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实。向闻成都土疏，难以筑城。马说殆近之。

或问：孔《传》云，三江有北、有中，则南可知。其说何如？馀曰：未易尽非。祇是《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中江至阳羡入海，于今不合，当用苏、曾二家之说以疏孔，不得依班氏。苏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东，至海为南江。岷山，江之经流，会彭蠡，以入海，为中江。汉自北入江，汇于彭蠡以入海为北江。曾氏罝曰，考于地理，豫章之川如鄱水，至彭水凡九合于湖汉，东至彭蠡入江。此九水盖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导。禹导汉水入焉，与旧江合流，而水之泒分为南北，故汉为北江。又导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为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经不志，然亦别为三江，而非“三江既入”之三江也。或又问：职方氏，杨州其川三江。解孰为定？馀曰：郑无注，贾疏非。当以郭景纯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当之，斯为定。盖一州之内，其山镇泽薮、川浸至多，选取最大者而言。杨州之最大川，孰有过岷、浙二江者哉？即松江之在当时，亦必水势洪阔，与扬子、钱唐相雄长，而后可以称禹迹，非如今所见之浅狭。此岂专指泄震泽之下流者之江？《国语》，申胥曰，吴与越，三江环之。范蠡曰，我与吴争三江五湖之利。夫环二国之境而食其利，正职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礼》，一三江；《禹贡》，又一三江也。

又按尝谓，理之至者，数自不能违。上苏、曾二说，不过从经文空处度出，非真有名称。而《南史·王僧辩传》，陈武帝率师出，自南江行至盆口。胡三省《通鉴注》，赣水谓之南江。则知豫章江为南江，六朝时已然，安知禹不素有此名？讨论至此，真觉快心。又程氏大昌有论，东汇泽为彭蠡，东迤北会于汇。是二经语者，非附著南江以概。其所不书者，与夫同为一水。既别其北流以为北江矣，又命其中流为中江矣，而彭蠡一江方自南而至，横绝两流，与之回转，而得名之曰汇。参配北、中，与之均敌，而得名之为会。则是向之两大者，并此为三矣。当其两大，则分北、中以名之。及其汇会，而鼎错于南，则辨方命位而以南江目之。不亦事情之实哉？其会汇之地虽名彭蠡，而上流锺为鄱阳大泽者，亦彭蠡也。彭蠡之为南江既无疑，禹之行水曾经疏导，则虽小而见录；无所致力，则虽大而不书。南江源派诚大且长，正以不经疏导，故自彭蠡而上，无一山一水得见于经。然于其合并江与汉而以汇会名之。使天下因鼎错之实参北中之见，而南江隐然在二语之中，此真圣经之书法错落，所谓观书眼如月者。

○第九十二

《诗》与《书》相表里。“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则《禹贡》之终南也。“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则《禹贡》之丰水攸同也。“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则指禹平汝水上。“后稷播时百谷，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则指禹敷王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则指五百里侯服等。岂“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为当日韩侯入觐之道，有不指治梁及岐之梁在今韩城、郃阳二县之境者哉。既在此二县，仍应属雍州，不得如晁氏改为冀州山。或曰奈例不合何？馀曰：此特圣经之变例也。安国传所谓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是也。盖禹他日导山由岐至荆，逾河而东，抵壶口，兹治畿内水患，由壶口渡河而西，而梁山，而岐山，正相合也。壶口在今吉州西七十里，与河津县西北三十里之龙门相连，为大河出入之道，与隔河之梁山对峙。馀因悟《尸子》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乃是龙门未凿，吕梁未辟。何者？龙门见今犹存，禹㔉削之迹，梁山则无之，以梁山不过道梗塞。辟者，开也，启也。开之启之，河斯流矣。试观《公羊传》梁山河上山。《穀梁传》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苟当日止致力壶口、龙门，而不及梁山，亦属枉然。此二山者，既为连鸡之势，而经文遂连类而书，实有出于某州某山常例之外者。且于冀曰治岐，他日于其本州但曰岐，既旅而已。正互见也。更考乐史《寰宇记》云相州安阳县有鲧堤，禹之父所筑，以捍孟门，今谓三刃城。有不愈明禹凿之、辟之之为第一功哉！

按胡朏明谓：子胡不解及岐二字，岐非河所经也。馀曰：亦曾考来。禹言“予决九川，距四海，使天下大水有所归。浚畎浍，距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泄。”必不是大水治毕，然后去治小水，盖随手可了斯了耳。岐山在今岐山县东北十里，县在凤翔府东五十里，馀所旧游处。志称，府居四山之中，五水之会。五水，汧也、渭也、漆也、岐也、雍也。岐水入漆，雍水合漆水入渭，汧水、漆水各入渭，应是治此群水注渭耳。至梁与岐当日势同连鸡，工宜并举，其所以然之，故千载而下，殆难以臆度。故曰：学莫善于阙疑。

又按郑端简《禹贡图说》曰：冀州，天下所当，先壶口。又帝都所当先导山。尝先岍岐矣。然特相其便宜耳。开凿之功，实自壶口始也。导河尝先积石矣。然特疏其上流耳。疏浚之功，实自壶口始也。八年于外，始于此时，四载之乘，始于此地也。盖壶口正大河北来南注之处，但谓梁、岐二山河水所经，则仍蔡氏之乱道矣。

又按吕梁有四，一出《尸子》《禹贡》之梁山也；一出《列子》，即孔子所观者，在今徐州东南六十里；一出蔡《传》，为今永宁州东北骨脊山，殊附会，不足信；一出郦道元，称吕梁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荡，涛涌波襄，雷奔云泄，震天动地。与所称河经龙门水势无异。道元曰：即吕梁矣，在离石北以东可二百馀里。离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宁州者。必求其地以实之。永宁州东北，则今静乐县岢岚州之地，西去黄河约二百里，无所谓河流也。土人欲当以河曲县西南二十五里天桥峡，亦有禹凿之迹，天将阴雨，激浪如雷，声闻数十里，几相似矣，而无所谓千仞巨石。又南去离石四百有馀里。种种悉不合，安得起郦氏于九原而问之哉？宜阙疑。

又按《困学纪闻》谓治梁及岐，若从古注，则雍州山，距冀州甚远。壶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经注》，以为吕梁狐岐山，蔡氏《集传》从之，朱文公曰梁山，证据不甚明白。予读至此，击节叹曰：朱子之言，其殆圣矣乎。

又按蔡《传》，淮入海，在今淮浦。案《寰宇记》《九域志》《文献通考》《宋史·地理志》，无淮浦县。质之黄子鸿，子鸿曰：淮浦见于班《志》，不见于刘宋书，盖省入子山阳县也。宋明帝于此乔置襄贲县，隋开皇初改涟水，宋太平兴国三年以县置涟水军，熙宁五年废为县，今安东县是。《水经》，淮水东过淮阴县北，又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此蔡氏所本。若遵本朝之制，当曰：淮入海，在今涟水。

又按昨舟过武进，饮于友人家，一人曰：唐王勃《滕王阁宴集序》得毋后人伪撰，何篇首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南唐交泰元年始于南昌县建南都，升为南昌府。明洪武初曰洪都府，寻改南昌府，那得王勃已载入其《序》中？馀不能对。质之徐司寇健庵，健庵曰：“南昌故郡”，盖言南昌，故郡所治之地也。唐武德五年置洪州总管府，七年改都督府，故曰“洪都新府”。明太祖明以王《序》作典，故非王序袭明制，勿得颠倒见。

又按馀舟中读干宝《晋纪》，吴孙皓使纪陟如魏，司马昭问吴戍备几何，对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道里甚远，难为固守。对曰：疆界虽远，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昭称善，厚为之礼。裴松之以为此譬未善，当曰：譬如金城万雉，所急防者四门而已。儿子时在侧，曰：（咏）曾楚游，自江都西南至江西彭泽县约一千里，自彭泽西北至湖广武昌府约八百里，自武昌西南至岳州府界约三百馀里，自岳州西北至夷陵州约六百里。夷陵州古西陵，即水道曲折，共计亦不及三千里。吴使大言以夷敌耳。敌不知披舆图，核里数以折，可谓国有人乎？而松之注亦不出。馀曰：然。刘原父使辽，契丹导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以夷示险远。原父质译人，曰：自松亭趋柳河甚径且易，不数日可抵中京，何为故道此？译相顾骇愧，曰：实然。不得谓后人逊于前人也。

又按蔡《传》，山南曰阳，即今岳阳县地也。岳阳县虽在霍山之南，汾水不经之，当改云：山南曰阳，今赵城县是其地，为汾水所经。壶口山，汉在河东郡北屈县，今阳州吉乡县也。阳州当作慈州。或曰：阳乃隰之讹，宋熙宁五年，吉乡曾隶隰州云。及检旧本，良然。汉怀县，今怀州也。当云：今怀州武陟县也。汉邺县，今潞州涉县。当云：即今相州邺县。熙宁五年省入临漳。汉阜城县，今定远军东光县。当云：今永静军阜城县，东光去阜城六十五里，即东光亦隶永静。云定远者，景德元年以前称也。至郦《注》“河流激荡，震天动地”，误作“震动天地”。后魏于狐岐置六壁，狐误作胡。皆冀州传之当正者。

又按事有不可解者。郦道元家郦亭，今之涿州也，距碣石六百馀里。三言碣石沦于海，无论今抚宁县西有碣石山，去海尚三十里，即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年戊戌，登碣石山，观沧海，改山名乐游。此岂苞沦洪波者耶？程大昌生南宋，益附会以碣石在海中，去岸五百馀里。真妄谈。惟近代韩恭简邦奇一说颇为之解嘲，曰：大海至永平府南发出一洋，东西百馀里，河从此洋之西北流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碣石在海洋北，洋阔五百馀里，自洋南远望，如在海中，实未沦入于海也。

又按向谓释《禹贡》山川不从汉《志》者众。兹复得二条，一终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为终南山，在扶风武功县。《元和志》，终南山在万年县南五十里。经传所说，终南一名太一，亦名中南，据张衡《西京赋》“终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赋》“九截辟，太一巃嵸，面终南而背云阳，跨平原而连嶓冢。”然则，终南、太一非一山也。李善曰：终南、太一，以二赋征之，不得为一山明矣。盖终南，南山之总名；太一，一山之别号，洵是。固当于京兆尹长安县下注：《禹贡》，终南山在南。一岍山，《地志》，扶风汧县西吴山，古文以为汧山。此则馀所旧游，岍山在陇州西四十里。《唐六典》，陇右道名山曰：秦岭者是。吴岳山在陇州南八十里，《唐六典》，关内道名山曰：吴山者是。尤非一山，不知固家扶风安陵，距长安咫尺，吴岳亦不远，何缘认皆错？祗当于右扶风汧县下注：《禹贡》，岍山在西雍州山，九字耳。

又按《沟洫志》，王横引周谱曰：定王五年，河徙固述。《沟洫志》曰：“商竭周移”，即本此。郦道元亦不能详其地，但言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馀因疑魏郡邺县下注，故大河在东此，为禹之故河，至定王五年始不复从此行，故曰河徙。程大昌，炫博者也，竟实以河徙砱砾。砱砾，人多不晓。考诸《汉书》，有荥阳漕渠如淳，曰砱（今本作令）砾溪口是也。砱砾溪即《水经》之砾石溪，正在荥阳县界。杜君卿亦但言河自定王五年徙流。是汉讫唐不详也，而谓程大昌能详之乎？吾嗤其妄。

又按《元和志》，京兆府奉天县有梁山，今乾州西北五里之梁山是。《志》云山即《禹贡》治梁及岐。《周本纪》，古公亶父逾梁山，止于岐下。及秦置梁山宫，皆此山。盖山势纡回，接扶风、岐山二县之境。经凡云“及”，皆相近之辞。以梁山属此，说亦可通。然则，梁、岐仍雍州山云。故曰：义不妨于参观。

○第九十三

郑夹漈有言，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迁。《禹贡》遂为万古不易之书。馀因觉济河之兖州既不可移，则此兖州内必不阑入豫、徐二州之水，凿凿矣。胡蔡《传》，灉沮会同，引许慎曰：河灉水在宋。又曰：灉水受陈留、浚仪，阴沟至蒙为灉水，东入于泗。此非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乎？于兖曷与乎？意沮水即睢水，引应劭《汉地志注》，曰：睢水出沛郡芒县，睢亦东南入于泗。此又非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乎？于兖曷与乎？明韩邦奇觉其非，别为解曰：灉乃河之别流出于兖州者，正如沱、潜二水，或出荆，或出梁也。河既徙而南，则灉为平地矣。山东济南固有济之别流，小清河是也，则别是一灉沮也。然亦属凭虚臆度之见，而非考古按今之论。盖尝读《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泽西北平地也。《元和志》：云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泽县西北平地，去县十四里。又云：雷夏泽在县北郭外，灉、沮二水会同此泽。《寰宇记》并同。更上而溯郑康成书注，雍水、沮水相触而合入此泽中。下一“触”字，郑盖以目验知之。何曾氏、晁氏之呶呶哉？大抵宋明人并此等书束之不观，游谈无根，馀直欲以兖州水还诸兖州，不俾阑入豫州、徐州之水而已矣。

按汉芒县，故城在今永城县东北，睢水东流，径芒县之北，非出也。光武改曰临睢，正合。唐雷泽县本汉成阳县，故城在今濮州东南一百十里，泽里数如之。郦氏称其陂东西二十馀里，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渔处。近志谓古雷泽应大倍于今，然已跨入曹州东北境。本夏泽，而名雷泽者，仁和李之藻曰：泽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鸣，故曰雷泽。此可以正《山海经》怪物之谈矣。

又按蔡氏地理讹舛，不可胜摘。茹而不吐，不止逆已，且病人焉。然已流毒四百八十四年矣。如此《传》引《水经》，灉水东至蒙为狙獾。今本“狙獾”作“濉水”（濉水仍当作灉水），字书并无獾字，其为传写讹，不待云。若灉之下流入于睢水，则不可不极论之。睢水在睢阳城南，灉水在睢阳城北，仅可云其相通，何则？经云灉水馀波，南入睢阳城中。注云：灉水自县南出，今无复有水，唯城南侧有小水，南流入睢。可见古时灉水至睢阳与睢水相通，至后魏其流殆绝。灉之下流即为获水，上源在梁郡蒙县北，东至彭城入于泗，岂入睢者乎？杨泉物理论语曰：能理乱丝，乃可读《诗》。愚谓水道亦尔。

又按雷泽尚存，而灉、沮二水不复见，盖源竭尔。因忆亡友顾景范告馀，川渎之异多，而山之异少，其间盖有天事焉，有人事焉。大河之日徙而南也，济渎之遂至于绝也，不可谓非天也。开凿之迹莫盛于隋，次则莫盛于元，陂陀堙障，易东西之旧道，为南北之新流，几几变天地之常矣，又何从而验其为灉、沮、济、漯之故川也哉？嗟乎，曾几何时，追忆吾友绪言，称之曰亡，不亦悲乎。执笔潸然，为记于此。又按景范《地志》之学，盖出于家也。尊人耕石先生（名柔谦，字刚中），著《山居赘论》，曰：大河之流自汉至今流移变异，不可胜纪。然孟津以上，则禹迹宛然，以海为壑，则千古不易也。孟津之东，由北道以趋于海，则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趋于海，则曹、单其必经之地。冲澶、滑必由阳武之北，而出汲县胙城之间，冲曹、单必由阳武之南，而出封丘兰阳之下，此河变之托始也。由澶、滑而极之，或出大名，历邢、冀道沧瀛以入海，或历濮、范，趋博济从滨棣以入海；由曹、单而极之，或溢巨野，浮济郓（谓济宁东平），挟汶济以入海，或经丰沛，出徐邳，夺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卫，南不出长淮，中间数百千里，皆其纵横靡烂之区矣。又曰：自古大河深通，独为一渎，今九河故道既湮灭难明，即历代经流亦填淤莫据。大抵决而北，则掩漳卫；决而东，则侵清济；决而南，则陵淮泗。昔人谓河不两行，某谓自汉以来，河殆未尝独行矣。又曰：天下之水大河而外，重浊而善决者，在北则漳与沁，在南则汉漳，附卫入海，而后漳水之决少；汉附江入海，而后汉水之决少。沁本浊而又并入于河，故河之决最多。或谓河合于淮，藉淮以刷河，而河庶几可治。然淮终非河敌也，又安能使河之不至于决哉？

或问王伯厚，谓汉《志》有两泗水，其一济阴郡乘氏县注泗水，东南至睢陵入淮；又一泗水，鲁国卞县注西南，至方与入沛。沛自泲之讹。其说信乎？馀曰：殆王氏考之不审，泗一而已，安得复出乘氏？乘氏汉县，《寰宇记》，在巨野县西南五十七里。班固祇当于卞县下注曰：《禹贡》，泗水出陪尾山，西南至方与，与菏合，又东南至睢陵入淮。只此已足。或又问：古大野泽在今巨野县北五里，正当卞县之西，何如？何承天言，巨野湖泽广大，南通（蔡误作导）洙、泗，北连清济。此则亡友顾景范所云，古人言南，可以兼东，北可以兼西之例也。郦《注》，菏水东与泗水合于湖陵县西六十里，俗谓之黄水口。黄水西北通巨野泽，故曰南通洙、泗。南即东也。更进一层，睢陵仍当作淮阴，泗入淮，在今清河县东南，谓之泗口，亦名清口。睢陵则今睢宁县治耳。又按旧读《魏书·地形志》，郡凡五百，以新蔡名郡者八，东新蔡郡一，别有新蔡、南陈留二郡，号双头郡者又一。而郡名重至三、四，如鲁郡、高平郡之类，则不可胜数，其伙如此。地不加辟，不知其何所容？庚午冬，徐司寇命校《山西一统志》。至寿阳县，《元和志》云：神武故城在县北三十里，后魏神武郡也，周废。此即魏收所云朔州，孝昌中始名，后陷，今寄治并州界，领大安、广宁、神武、太平附化五郡者。因考寿阳县北有尖山，则当日神武郡首领之尖山县。县西有大安镇，则大安郡。狄那寨，则大安郡首领之狄那县。县东北有石门，又广宁郡首领石门县。太平乡太平村，又当日太平郡及所领太平县也。盖一州四郡，皆置于县境。不独一神武城。寿阳今东西距一百三十里，南北距一百五十里，而能所容若此，则后魏之侨置夸诞，亦可笑矣（双头郡梁武帝置，可对今独脚州）。

又按《魏书·地形志》，南清河郡下注曰：晋泰宁中分平原，置治莒城。晋无宁泰年号，而惠帝后，平原、清河二国并沦没异域，事理易明。黄子鸿以《房亮传》证之，知晋为普字之讹，宁字衍文，刊正之。于高唐州建置沿革曰：普泰中，又于灵县置南清河郡，注引《房亮传》，亮弟悦，普泰中济州刺史。张琼表所部置南清河郡，请悦为太守，从之。盖后人误普为晋，复妄加宁字也。进至京师来，诘何以擅改正史旧文。仍以魏收志为案，据徐司寇复书，汉灵县故城在今高唐州西南，与博平县接界，后魏置南清河郡，治莒城，莒城为郡领零县所有，则当距此不远，岂南渡后之晋所得而侨立郡县哉？误字衍文，前书已详，乃不复诘也。馀笑使温庭筠当此，必曰：事出《南华》，非僻书也。而诘者必如文丞相对孛罗丞相曰：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又按书局中偶谈，谢灵运宋元嘉十年论斩降死，徙广州后，有人招出，曾令人买兵器，要合健儿于三江口，篡之不及者，诏于广州弃市。三江口在何地？一绍兴人曰：在敝地，引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云，“江从山北流，穷上虞界，谓之三江口，便是大海”为据。馀曰：谢灵运未为临川内史，未兴兵叛帝，尚不欲使东归，岂有徙送岭南时，反听其就乡里作别之三江口乎？殆必不尔。黄子鸿曰：广州城东南八十里有三江口，西江、北江、东江是也，或此地。馀曰：又越却广州去矣，非中途篡取之事。或举胡三省《通鉴注》引《水经》，温水至广郁县，为郁水，漓水南至广信县入郁，封水西南入广信县，南流注于郁，此盖三水所会之地，谓之三江口。以为得之矣。馀因细读郦《注》，明云：郁水东径苍梧广信县（今苍梧县，或曰即封川县），漓水注之郁水，又东封水注之。“注之”云尔，岂有三水交会之文乎？胡氏殆错认。然则，奈何曰一部《水经注》有两三江口？一，沔水中云：江水岐分，谓之三江口。的在今吴江县，非昆山。一，湘水云：巴陵郡滨岨三江，以西对长洲，南则湘浦，北则大江，故曰三江三水所会，亦或谓之三江口矣。谢灵运欲人篡取，其在此地乎？盖尝与吾友朏明论，六朝时自建康趋番禺，有东西二路。一，沈约《宋书》志所载，则循江而上，入彭蠡湖，溯赣水，度大庾岭，下始兴之北江，以达于广州。志所谓水五千二百者是。一，则循江而上，抵巴陵，入洞庭湖，溯湘水，度越城岭，下漓水，从桂林、广信以达番禺，乃《宋书》志所未载。以比东路多一千四、五百里，人所罕行。而灵运当日由此者，想以其兴兵叛逸，在临川，若泛彭蠡，正与临川接壤，其支党窜伏，中途生变，故使迂西路，出巴陵。而孰知其又有三江口之约乎？此真朝廷之所不及料者矣。然则，胡氏指三江口在广信，亦路所经，由王象之《舆地纪胜》，云：封州据邕、桂、贺三江之口。似宋时始有此，目何如用郦道元少，在灵运，后者之三江口且去徙所尚遥，合党要谢，惟此为宜。身之复生，应亦拊掌。

又按赵城岭即郦《注》之始安峤也。一水出峤之阴，北流为湘；一出峤之阳，南流为漓。湘、漓之间，陆地广百馀步，盖五岭道之最易者，但极西耳。观汉武帝元鼎五年讨南越，遣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是从唐郴州腊岭度也。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是从唐虔州大庾岭度也。两军先至，而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下濑将军下苍梧，并从唐桂州临源岭度者，竟未至。而南越已平。非以其路独远耶？沈约志止载近者，以为水程之便有以夫。

又按朏明读张子寿为洪州都督，秋晚，登楼望南江，入始兴郡路。又《自豫章南还江上作》云“归去南江水，磷磷见底清”。告馀，此可为唐人称赣水曰南江之证。

又按胡三省云：广陵故城谓之芜城。乐史云：芜城即扬州江都县城。但云古为刊沟城，大非。刊，吴地也，于其地筑城，号刊城，城下掘深沟，引江水，东北通射阳湖。其城应在大江滨，今仪真县南有上江口、下江口、旧江口。或者旧江口为吴夫差所穿，故班《志》广陵江都县有渠水首受江是也。第代远城堙无复馀址。乐史云：江都县城临江，今圮于水江都既尔，刊城可知。近志竟实以蜀冈上遗迹，岂其然。

又按《孟子集注》谓，汝、汉、淮、泗皆入于江。记者之误也，不合《禹贡》，真铁板矣。近颇有欲为翻案者，予取《朱子文集·偶读谩记·答吴伯丰书》二条，以翼《集注》曰：《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数，足以对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实论之，便有不通，而亦初无所害于理也。说者见其不通，便欲强为之说，然亦徒为穿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括引李习之《南来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于江。因谓淮、泗入江，乃禹之旧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邮耳。此说甚似，其实非也。案《禹贡》，淮水出桐柏，会泗，溯以入于海。故以小水而列于四渎，正以其能专达于海耳。若如所说，则《禹贡》当云：南入于江，不应言东入于海，而淮亦不得为渎矣。且习之沿、溯二字，似亦未当。盖古今往来，淮南只行刊沟运河，皆筑埭置闸，储闭潮汐，以通漕运，非流水也。若使当日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则不须更开运河矣。故自淮至高邮，不得为沿自高邮，以入江不得为溯。而习之又有自淮顺潮入新浦之言，则是入运河时，偶随淮潮而入，有似于沿意。其过高邮后，又迎江潮而出，故复有似于溯。而察之不审，致此谬误。今人以是而说《孟子》，是以误而益误也。近世又有立说，以为淮、泗本不入江，当洪水横流之时，排退淮、泗，然后能决汝、汉以入江。此说尤巧，而尤不通。盖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为一，若排退淮、泗，则汝水亦见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汉水自嶓冢过襄阳，南流至汉阳军，乃入于江。淮自桐柏东流，会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汉之间，自有大山，从唐邓光黄以下，至于潜霍，地势隔蓦，虽使淮、泗横流，亦与江汉不相干涉。不得排退二水，而后汉得入江也。大抵《孟子》祇是行文之失，无害于义理，不必曲为之说，闲费心力也。又曰：其说祇是一时行文之过，别无奥义，不足深论，况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汉水，今排淮、泗，而汝水终不入江，则排淮、泗，而后汝汉得以入江之说，有不通矣。沈存中引李翱《南来录》言，唐时淮南漕渠犹是流水，而汝、淮、泗水皆从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渐深，故不通耳。此或犹可强说，然运河自是夫差所通之刊沟，初非禹迹。且果若此，则淮又不能专达于海，亦不得在四渎之数矣。沈说终亦不能通也。愚谓一言初无所害于理，再言无害于义理。朱子将理与气作两样看，亦非。

又按哀九年，吴城刊沟通江、淮，为吴王夫差十年，就其境内之地，引江水以通湖，由湖西北至末口入淮，越不得而径焉。故十四年会黄池，越王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盖转从吴境外以入吴境中，正《禹贡》当日扬州贡道也。苏氏书传认沟通江淮，为即阙沟通水。王伯厚辨之曰：案吴之通水有二焉，一吴城刊沟，通江淮，见《左氏内传》；一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溯，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见《左氏外传》。馀谓惟其然，夫差退自黄池，乃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馀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盖自江而淮，自淮而溯，而深沟，以达济，会于黄池。皆一水相通，无复阻间。吴之劳民力亦不甚哉。然观《明一统志》，刊沟旧水道屈曲，逮隋大业初始开广之，则仍有不尽用其力之意。左氏特下一“沟”字。吴草庐不得其解，谓江淮之间掘一横沟，两端筑堤，壅水于中以行舟耳。二水实未通流，亦如上。朱子非流水也之说，岂其然？

又按平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奏言，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实亦不尔。“九泽既陂”，孔《传》曰：九州之泽已陂障，无决溢矣。障非防与？或曰：贾让策固言，古者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九州之泽，谓卑者耳。然贾让策又言：黎阳南，故大金堤。东郡白马，故大堤。质以《宋河渠志》，李垂两言伯禹古堤，近大伾。则正贾让之所指者，谓非禹故迹与？禹岂止导之而不有以防之者与？窃以导犹德也，防犹刑也，虽圣世不能纯任德而废刑也。善夫，邹平马公骕有言：鲧与水争地，禹以地让水，事相反也。奈何传称禹能修鲧之功，盖方当泛滥之时，鲧务多为堤防以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导水由地中行，向鲧所为堤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辅水事，固有因败以为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宁独治水哉（今东昌府有鲧堤，又名禹堤。此可为马说一助）？

又按《沟洫志》，成帝时李寻解光言：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王莽时韩牧言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九，但为四五。《宋河渠志》，李垂言：今考图志，九河并在平原而北，且河坏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决矣。则九河奚利哉？北数语足唤醒汉人。

又按《元河渠志序》曰：昔禹堙洪水，疏河陂泽，以开万世之利。《周礼·地官》所载猪防沟遂之法甚详。当是之时，天下盖无适而非水利也。且先王强理井田之制坏，而后水利之说兴。魏史起凿漳河，秦郑国引泾水，汉郑当时王延世皆尝试其术而有功者。夏氏《禹贡合注》曰：天下皆沟洫，则天下皆容水之地。而天下皆修沟洫，则天下皆治水之人。小水有所支分，则大水不至溢决。而水无不治，则田无不垦，后世举古沟洫封畛之法尽毁之，水何得不兴害也哉？此二段正可参观。

又按吕成公《大事记》，周成烈王十三年，晋河岸倾，壅龙门至干底柱。春秋后河患见史传，殆于此。顾氏《川渎异同》曰：三代时河患见于经传者绝少，虽盘庚之诰有“荡析离居”之言，然尔时臣民方且恋恋厥居，不以从迁为乐，盖止于濒河侵溢之患，不若后世漂溃田庐，千里一壑之甚也。汉代河患渐多，自宋以来，大河未有十年无事者，金及元患且与其国祚相始终。说者以为天地之气，古今不同。岂其然乎？

又按枚乘说吴王转粟西向，不如海陵之仓。臣瓒曰：海陵县名有吴太仓，今泰州东有海陵仓，是修治上林，不如长洲之苑。《后汉志》，东阳县有长洲泽，吴王氵鼻太仓在此。此又一太仓也，不得合而一之。撰《泰州志》者合一，盖见后汉无海陵，谓省入东阳，既而觉东阳在今天长县界中，隔江都县凡一百九十里，变其说曰：后汉废海陵，而移东阳之名于此。果尔，东汉当有两东阳矣，何不见也？惟沈约《宋志》，海陵三国时废。参以《三国·吴志》，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也，为郡县吏，避乱南渡，诣孙权幕府。分明有县、有人、有吏，则是其县故在而志误脱耳。废当于建安以后十载三国鼎立时，故曰三国时废，晋太康元年复置云。

又按陈第季立，闽人也，尝登黄鹤楼，望隔江汉阳府东北山，实名大别，为汉水入江之处。因忆左氏楚师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盖近汉也。杜预土地名至云大别，阙不知何处，岂未经斯地耶？抑果以未见孔《传》耶？于是而益信禹之神圣也。当洪荒时，主名山川，若指诸掌。后世案经索之，往往错误，何耶？盖禹乘四载，历九州，皆得诸亲见。儒者虽博稽载籍，口耳而已矣。无惑乎，言之不详也哉。故曰：读万卷书，不行万里道，不足以知山川。此足正朱子往往使官属，去相视山川，具其图说，以归作此一书。又分遣官属，而不了事底记述得文字不整齐之说之非。

又按陈第季立解“予乘四载”曰：孔《传》谓水乘舟，陆乘车，泥乘𬘡，山乘樏。后儒皆从之，舟车不可易矣。𬘡，《史记·夏本纪》作橇，《河渠书》作毳，《汉书·沟洫志》亦作毳，《尸子》作渼，实一物也。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张守节又详释之曰，橇形如船而短小，两头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进，用拾泥上之物。孟张之解既得其形，又得其用。今闽越海滨皆有之，泥行之具，必不可易者也。如淳谓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夫置板以行泥，此拙滞之法，不可以变通转移。彼盖未至海滨，而睹所谓橇，特以意度之而已耳。樏，《史记·夏本纪》作檋，《河渠书》作桥，《汉书·沟洫志》作梮，实一物也。如淳曰，梮，谓以铁如锥头长半寸，施之履下，不蹉跌也。蔡氏从之。某见吴下仆夫施铁环于草屦下，以走沮洳之地，可免颠蹶，俗呼为甲马，亦呼为脚涩，此仆佣所用，岂以禹而用之？故知如淳之说，舛也。韦昭曰，梮，木器也，如今舆床，人舆以行。此说颇近之。某谓《史记》作桥，桥即今之轿也。某尝登泰岱与武当绝顶，其土人以竹兜子施皮绊于肩，遇峻陡则挟之以行，上下岭阪如飞，山行之具，必不可易者也。岂以禹而废之？夫曰“四载”，如舟车乃可以载，惟其可载，故可以乘。若如淳之说，置板于泥，施铁于履板铁之类，既不可谓之载，足之所践，又岂可谓之乘乎？夫禹称神圣，用物有宜。水乘舟，不病涉也；陆乘车，可致远也；泥乘橇，从者曲其足也；山乘桥，仆者施其锥也。劳形而有逸形者，在逸形而有劳心者，存此所以地平天成，为万世利也。或问：子谓读书有疑则阙，今不阙“四载”可乎？曰：此无待于阙也。水陆而废舟车，泥山而废橇桥，则没世不行，寻常矣。故知大禹决不能舍斯四者，而别有所济也。以理断之也。

又按越明年，予得《吴中水利全书》，载明弘治间水利主事姚文灏答人书曰：书称禹乘四载，而随山刊木。史称禹手足胼胝，何也？四载云者，谓水行乘舟，陆行乘车，泥乘𬘡，山乘樏也。夫禹以一人而领九州之水，必不得而往，取通衢、巨川，相其大势可矣。其他泥淖山径之处，尽遣其属以行而已，不劳焉，岂不可哉？而禹方且崎岖跋涉，惟恐不及意者，救饥拯溺之心横于中，不暇顾事体之宜不宜也。胼胝云者，谓手足皮厚也，是必躬有执作之劳，乃至此。若但擘画指挥乎其间，则焦劳或有，而胼胝必无。《论语》亦称其躬稼，是知禹之于水，不独自往，又自为之也。又曰：政有可以坐理，官有可以堂居，校文听讼之类是也。乃若水部农官则不然，必以舟航为衙署，阡陌为几席，探源索委，度高量卑，然后为无负于人。苟或不然，皆心之所未尽，义有所未安。尤足正朱子之说之非。

又按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岁在己未，上距禹河功之成，凡一千六百七十七年，而河始变，而患始生。《宋书·始兴王濬传》，元嘉二十二年，上言二吴、晋陵、义兴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灉渎壅噎不利，故处处涌溢，浸渍成灾，欲从武康珝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馀里，穿渠氵含必无阂滞。岁在乙酉，上距震泽底定时，凡二千七百二十三年，而震泽所由入海之路始塞，而患始生。归熙甫极诋穿凿之端，盖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从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务，而别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远也。馀尤叹人情之不可解。大河已徙，虽神禹复生，亦不能挽之复故流。而必仍求九河处穿之，穿之河不复行。奈何震泽入海之路，不过以松江暂塞，去其塞，斯复流矣。偏欲求新奇可喜，当时功竟不立，岂非永鉴？馀因悟《禹贡》之三江，断当从蔡《传》，此震泽所以底定之根也。宋熙宁间，郏亶言禹时震泽为患，东有冈阜，以隔截其流，禹乃凿断冈阜，流为三江，东入于海，而震泽底定。初闻似觉骇人，不知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卬，不比内地，海滨人历历言之。若非遇冈阜处凿断，江何由分为东北流，以入海，又分东南流，以入海乎？归熙甫又曰：惟三江之说明，然后三吴之水可得而治。三吴水治，国之仓庾充实也。岂细故哉？

又按三江之解聚讼，其实有三。一蔡氏、一苏氏、一明归氏。蔡氏虽引庾仲初《扬都赋注》，注实不曾指《禹贡》，指《禹贡》者，唐陆氏、张氏，又前晋顾夷《吴地记》耳。惜蔡见不及此。苏氏虽似安国，而南中北各不同。前同苏氏者，实惟康成，见《初学记》引郑氏《书注》曰：左合汉为江北，右会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故书称东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与南北合，始得称中也。归氏从郭璞来，今实不知郭所指是何书之三江。前同归氏者，宋淳熙中边实《昆山县志》有是说。愚尝反复参考，苏、归二说虽自有理，毕竟以蔡《传》为定。盖江至荆与汉合流，至扬始入海。于《荆州记》江汉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盖虽未入海，而势已奔趋于海。以“朝宗”二字，状出水势之妙，倘再记于扬州，不几复乎？经文恐不若。故知三江也者，震泽下之三江尔。

又按郑端简晓曰：江汉发源于梁，而荆当其下流之冲，入海于扬，而荆据其上游之会。故于此言朝宗，见其上无所壅，下有所泄。王恭简樵曰：既言朝宗于海，则入海不俟言。故知三江既入，不指大江也。愚又考金氏履祥曰：三江果以彭蠡为一，则上文既出彭蠡，不应下文又出三江。且经文二既字对举，皆本效之辞。三江仍宜属震泽之下流，并当采入《集传》。

又按明金藻著《三江水学》，首引《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又引“九川涤源，九泽既陂”，曰：今东江已塞，而松江复微，是川源无涤也。太湖泛滥，堤防不修，是泽无陂障也。无陂所以靡定，无涤所以靡入。又曰：三江，流水也。涤源，流水之所以治也。震泽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贡》无此二句总结于后，将谓三江既入，震泽自定矣。自汉以来，治经者多忽此。予谓末语似微刺东坡。

又按三江既定，为松江、娄江、东江矣。而此三江亦言人人殊。兹取明嘉靖中王司业同祖考曰：案太湖自吴江县长桥东北合庞山湖者为松江，又东南分流出白蚬江，入急水港，入淀山湖，迤东入海者，为东江。此单锷《吴中水利书》所谓开白蚬江，使水由华亭青龙江入海是也。但淀湖之东，已塞不复，径趋入海，而北流乃合吴淞江，故曰东江已塞也。自庞山湖，过大姚浦，东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为上清江、下清江、吴淞江，其实一江也。入昆山西南又分为二，一名剿娘江，五里许复合为一，经昆山南，又东南过石浦，出安亭江，过嘉定县黄渡入青龙江，由江湾青浦入海者，为娄江。其安亭江在宋时已塞，单锷所谓开安亭江，使水由华亭青龙入海者是也。至吴淞江入海，则今自吴县西南逦迤而来，过昆山东南以达嘉定县界，曰吴淞江口甚明。未曾塞。自宋以前未有以刘家港为古娄江，以之，自朱长文《续图经》始，兹不取。

又按王同祖有《太湖考》，太湖即五湖，曰：古人之治太湖也，置五堰于溧阳，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使入芜湖，以北入于大江。开夹苎干于宜兴、武进之境，东抵滆湖，北接长塘河，西连五堰，所以泄长荡湖之水，以入滆湖，泄滆湖以入大吴渎等处，而入常州运河之北偏十四斗门，北下江阴之大江，所以杀西来之水，使不入于太湖，而皆归诸江也。又以荆溪不能当西来众流奔注之势，遂于震泽口疏为百派，谓之百渎。而又开横塘以贯之，约四十馀里，百渎在宜兴者七十有四，在武进者二十有六，皆西接荆溪而东通震泽者也。又于乌程长兴之间，开七十二溇，在乌程者三十有八，在长兴者二十有四，皆自七十二溇通经递脉，以杀其奔冲之势，而归于太湖也。太湖上流诸水之来源若此。而所以泄之者，则惟于三江是赖焉。又曰：以江湖形势观之，大要宣溧以上，西北之水可使入于芜湖，以归大江，而不可使注于荆溪。苏常以下，东南之水，可使趋于吴淞江，归大海，而不可使积于震泽。此治水东南之大旨也。

又按王恭简樵曰：彭蠡未猪，则江西东诸州之水为扬州西偏之患；震泽未定，则浙西诸州之水为扬东偏之患。扬虽北边淮而于徐，已书）。虽中贯江而于荆，已书朝宗。独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东偏莫大于震泽，二患既平，则扬之土田皆治矣。故特举二泽以见扬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险，浙亦山谿，计不劳施工，故馀不书也。此亦是发明三江不指大江之江处。

又按金仁山曰：禹猪彭蠡，废其旁地为芦苇，以备浸淫，故阳鸟居之。如汉筑河堤，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滥，其后民颇居作其间，时被漂没。以此知禹废彭蠡之滨，以居阳鸟，其为民防患之意盖深。茅氏瑞征曰：此句正见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利。岂直见禽鸟之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哉？馀谓堤防之作，近起战国，汉当作战国二字，为是。

又按范文正公撰《张公纶神道碑》云：海陵郡有古堰，废既久，海涛为患。纶请修复，议者谓将有蓄涝之忧。纶曰：涛之患，岁十而九；涝之患，岁十而一。护九而亡一，不亦可乎？卒成之。又江东大水，纶请治五渠以泄于海。议者谓潮将挟沙而至，欲导终塞。纶曰：彼日之潮有损与盈，三分其时，损居二焉。众川乘其损而趋之，曾莫御哉。卒治之。后范文正知苏州，上宰相书论吴中水利，宜开松江俾归于海，正从纶得来。

○第九十四

王伯厚尝谓蔡氏《禹贡传》曰：鸟鼠，《地志》在陇西郡首阳县西南，今渭州渭源县西也。此以唐之州县言，若本朝舆地，当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县南，今秦州大潭县也。《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县，县有朱圉山。熙宁七年，以大潭隶岷州。今为西和州，当云今西和州大潭县。此二说绝是。虽然，馀犹憾其掊击之不尽也。请广之。蔡氏曰：“今沧州之地，比与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馀里。”今沧州北乃天津卫，宋之清州界，非平州，平州却在东北五百馀里，中隔幽州之武清，境不相接。又曰：“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阴县西南，今沂州费县也。”今沂州费县当作今沂州新泰县，至“蒙山实在费县北”，当云今在沂州费县新泰二县之界。“东海郡祝其县，今海州朐山县也”。朐山县当作怀仁县。“今下邳有石磬山”，当作今下邳县有石磬山。“彭蠡在豫章郡彭泽县东（已正作西），合江西江东诸水，跨豫章、饶州、南康军三州之地。”尤为不谙本朝制度，宋制州必兼郡，州而不兼郡者，其州小。洪饶二州既皆大，当改饶州曰鄱阳，方一例。蔡氏时豫章久升为隆兴府，更当改豫章作隆兴府。“今岳州巴陵县，即楚之巴陵”，楚不见有甚巴陵，巴陵二字起于三国，吴有巴丘邸阁城，晋遂于此置巴陵县。今按南郡枝江县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案汉枝江县注江，沱出西，东入江。颜师古曰：沱即江，别出者也。分明已说自江出，何如云非出于江。况郦氏又有枝江县，以江沱枝分而获名乎？云梦泽名跨江南北，华容、枝江、江夏、安陆，皆其地。宋江夏县，汉沙羡，地在江之东，非古云梦地。今兴仁府济阴县南三里有菏山，宋济阴废县，在今曹县西北，其地并无山。嶓冢山，《地志》在陇西郡氐道县，又云在西县，今兴元府西县三泉县也。盖嶓冢一山跨于两县云。案氐道县无考。汉西县在宋西和州，今为县。宋西县为汉汉中郡沔阳县地，后魏置嶓冢县，隋始改曰西县，下到宋，去汉之西县南北相距五六百里，岂得一山跨其境。且其水亦分东西二派，宋三泉县则在今宁羌州，汉广汉郡葭萌县地也。“汶江县，今永康军导江县”，当作今茂州汶山县。“安阳县，今洋州真符县”，当作今金州汉阴县。西倾山在陇西郡临洮县西，今洮州临潭县西南。临潭县，唐广德初陷吐蕃，宋大观二年收复，仍旧为洮州，而不置县。当作今洮州城西南扶风杜阳县。“今岐山普润县之地，亦汉漆县之境”，当作今凤翔府麟游普润二县之地，亦汉漆县地。“终南在扶风武功县东（东字今增），今永兴军万年县南五十里也”。终南山西起秦陇，东彻蓝田，横亘关中且八百里，必欲贴汉武功县言，当作今凤翔府郿县界有故武功城，终南山在郿县南三十里，万年县至蔡氏时久更名樊川。“惇物在扶风武功县东（亦今增），今永兴军武功县也”，殊属妄谈。宋武功县，汉漦县、美阳二县地，岂得认为汉故邑？当亦作今凤翔府郿县界有故武功城。惇物山在其东。“龙门山在冯翊夏阳县，今河中府龙门县”，当作在今同州韩城县及河中府龙门县之地。盖山跨河之西东云。“昆仑在临羌”，汉金城郡临羌县，有昆仑山祠，非真山。司马彪衍祠字，而蔡氏误本。“析支在河关西千馀里”，当依应劭于西下增南字。“岍山，《地志》，扶风岍（当从水）县西。吴山，古文以为汧山，是班氏合为一山。”当作今陇州汧源县西六十里有汧山，陇州吴山旧县西南五十里有吴岳山，方与《寰宇记》合。为宋人语又引晁氏曰：“今之陇山、天井、金门、秦岭山者，皆古之岍也。”尤非，《括地志》，岍山在陇州汧源县西六十里，其山东邻岐岫，西接陇冈，汧水出焉。谓陇与汧为一，犹可。至天井山，在今陇州南一百里，金门山又在州南百四十里，秦岭山虽大，要以在今蓝田县商州者为正。吾闻终南、秦岭本一山矣，未闻与岍为一也。“今陕州陕县有三门山是也”，陕县当作硖石县，三门山在县东北五十里。“太行山在河内郡山阳县西北，今怀州河内也”，不知汉太行山有二，其在山阳县者名东太行山，只当引曰太行山在河内郡野王县西北，今怀州河内县北二十五里也。汉山阳为宋修武县，非河内，太华在今华州华阴县二十里，《括地志》《元和志》《寰宇记》并云在华阴县南八里。“今襄阳府南章县”，章当作漳。“叶榆泽其地乃在蜀之正西”，非正西，西南也。又“东北距宕昌不远”，宕昌虽近雍州西南，然与敦煌县之三危中隔大河，此条只当阙疑。“洛汭在今河南府巩县之东”，洛之入河，实在东南，河则自西而东过之。案杜氏《左传注》，洛汭在巩县南，《帝王世纪》，在巩县东北三十里，二说不同。考《元和志》，隋时巩县移治东界，由是洛水乃在西北也。《宋·河渠志》，元丰二年，导洛水入汴。《通志》，今洛水经巩县北三里，又东至县东北二十里汜水县界入河，盖宋所移云。然古时洛口断在巩县之西，作东者非。“今郢州长寿县磨石山发源东南流者，名灉水，至复州竟陵县界来，又名灉水”，来乃者字之讹，及检明初刘三吾奉旨纂《书传会选》本，亦是来字，知承讹久矣。呜呼，此制举取士，经筵进讲之书也，而作者懵然。其本朝舆地事迹之粗者，至于如是，岂不令异代以后读者有秦无人之叹哉？

按黄子鸿极诋蔡《传》者，偶举其“华容县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谓之沱。”曰：夏水从无沱称，不知蔡、沈何所自来，应属臆说。馀曰：此本郑康成《注》，盖此所谓沱也，见孔《疏》者，未为臆说。即证以郦注夏水云，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计当南宋蔡氏所见本，汜定作沱，何则？水自江出为沱，此正夏水初分出江处也，于沱为合，不然，水决复入为汜，此非夏水至云杜入沔处也，于汜为不合。及检朱谋曈笺，江水至枝江县曰江汜，汜当作沱。何实获我心。子鸿笑曰：子于蔡《传》，亦可谓憎而知其善哉。

又按《寰宇记》，羽山在海州朐山县西北九十里，正《汉志》祝其县之羽山。此止论山所在之县，不论县名合于汉与否，此类甚多。不然汉祝其城在怀仁县南四十二里，县所在，非山所在也，岂得验曰汉祝其，今怀仁哉？予久而始悟其失，特自掊击之，以谢蔡氏焉。

又按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谓朱圉山在伏羌县西南最合。近遍征之，《通典》，天水郡上郿县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纪县有朱圉山，岷州大潭县有朱圉山。何朱圉之多也？说者遂谓朱圉山连峰叠嶂，绵亘于伏羌县之西南，皆可以朱圉目之。予以为否。班氏明于冀县下注曰：朱圄山在县南梧中聚。一村落中所有之山，他县宁得而附会去耶？或曰：子言在伏羌西南三十里，而《元和志》则六十里，不合者何也？予曰：今之县治，乃宋熙宁三年以伏羌寨为城者，在秦州西九十里，见《九域志》，与《元和志》云县东南至秦州一百二十里者，移却三十里矣。或曰：子亦知秦汉冀县故城乎？在今县南五十步，亦馀所目睹。大抵山水泽薮原隰，非身所亲历及文献之凿凿者，都未可凭。馀犹嫌王伯厚谓朱圉在大潭之不甚确耳。

又按蔡《传》多有不可考者。如徐州云，鱼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贡淮白鱼，亦古之遗制与。因遍考《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此三州仅吾楚土产淮白鱼，不闻其入贡也。两志载楚之入贡者，珝布一十匹。又上考《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此三州亦不贡淮白鱼。蔡氏将无以口腹之欲，自出令耶？《寰宇记》涟水军土产有淮白鱼，而反不引及。

又按蔡《传》引《水经》曰：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导之。郦道元曰：渭水出南谷山，在鸟鼠山西北，禹只自鸟鼠同穴导之。熊耳卢氏县熊耳山，洛水出冢岭山，禹只自熊耳导之。世无异议。馀谓冢岭山即讙举山，在今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熊耳山，《括地志》在卢氏县南五十里，今相去不及三百里，犹可曰禹从此导。若胎簪山在今桐柏县西北三十里，去县东一里之桐柏山三十里馀耳，禹当日岂惜此三十里之劳乎？南谷山在今渭源县西二十五里，鸟鼠同穴山则在县西二十里，刚少五里，禹岂惜此五里之劳也者？道破真堪喷饭。此非郦氏本文，蔡增出耳。余尝譬蔡氏宛如今童子作小题时文，翻剔字眼，以为新，曾何当于经学？或曰：毕竟作何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洪水，多大概统名其山。后代方渐于一山之间，别标名目。如桐柏之有胎簪，鸟鼠同穴之有南谷。禹之时岂有是哉？止统为一山尔。惟导河迹石、岷山，导江与此导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

又按上谓止论山所在之县不论县名合于汉固已孰知又有山所在之县，只为县，不合于汉县，并山亦不真在此县，如岷山为江源是也，不可不极论之。蔡《传》引《地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县，江水所出也。岂不大谬？汉湔氐道县在唐为松州，广德初陷吐蕃，宋亦为吐蕃地。今为松潘卫，在成都府西北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卫西北二百二十里，曰大分水岭，江源出焉。或曰即古羊膊岭，云相距五百八十馀里，岂一地乎？子鸿曰：误自《元和志》，汶山县载岷山，而乐史因之，蔡沈又因之。馀曰：郭璞注《山经》，已言岷山今在广阳县西，江所出。广阳，晋所更汉汶江县之名者。子鸿曰：诚然。馀曰：误尚不止此。汉武帝元鼎六年置汶山郡于此县曰汶江，已似专指此地。或曰：然则，岷山不在茂州汶山县乎？馀考《隋地理志》，汶山郡左封县有汶山，临洮郡临洮县有岷山。《元和志》，岷州溢乐县南有岷山，《括地志》，岷山在溢乐县南，连绵至蜀几二千里，皆名岷山。安在茂州不有岷山与？但蔡氏以班志“江水所出”四字系西徼外之下者，窜于今茂州汶山县之下，此倒置其文辄失者是也。然则，《集传》当云何？曰：当作，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县西徼外，江水所出。唐为松州嘉诚县，末陷于吐蕃，本朝未复。今茂州汶山县南有岷山，江水则自徼外流入者。

又按蔡《传》又引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为岷山，连峰接岫，重叠险阻，不详远近，青城、天彭诸山之所环绕，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止首二句为足存，馀乃杜光庭《游青城山记》语“岷山连峰接岫，千里不绝，青城乃第一峰也。”又增出“天彭诸山”四句，曾何当于经旨。馀欲取宋儒王氏炎曰：江汉发源此州，方江汉之源未涤，水或泛滥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种艺，知二水之顺治也。又《史记·货殖传》，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汶山即岷山，则岷山之宜树艺旧矣，二条以补之。

又按蔡《传》，三苗，国名，在江南荆扬之间。从《史记》，吴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来洞庭，属荆州，彭蠡属扬州。此说颇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帟，云从《史记》，“舜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来，则不是。盖以宋舆地当作今道州宁远县有九疑山。为舜所葬云，帟旧本不从土。至幽洲止注北裔之地，当引《括地志》，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今镇远军密云县也。三苗在荆扬之间，下亦当补曰：今江州、鄂州、岳州，皆古三苗地。

又按《寰宇记》虽云真符县本汉安阳县地，蔡《传》从之。馀驳其当作今金州汉阴县者，盖以《寰宇记》又云：汉安阳县在汉阴县西二十四里，即今敖口东十里，汉江之北故城是也。指汉县治所在，非泛泛其地而已。馀之驳《集传》也，岂得已乎？蔡氏于乐史书，似未读遍。

又按“和夷厎绩”蔡《传》一段纰缪实甚。晁氏主水名言云夷水，出巴郡鱼复县，即汉志南郡巫县之夷水，宋为巫山县，此犹在荆、梁二州之界。然东去和川水几二千里，二水不相距太远乎？不可从蔡氏主地名言云。严道以西有夷道，或其地夷道即汉志南郡之夷道县，宋为宜都县，远在严道以东二千馀里，岂以西乎？且实是荆州域，于梁州曷与乎？尤不可从。然则，宜作何解？曰：《寰宇记》，和川路在严道县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从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羌蛮混杂，连山接野，鸟路沿空，不知里数。说者谓即《书》之和夷。馀谓《水经注》，和读曰桓，自桓水以南为夷，《书》所谓“和夷厎绩”也，说似可从。但今桓水无所考。或曰：晋《地道记》云，“梁州南至桓水”，疑指大渡河。《四川通志》，和夷，今黎雅越巂等处。案以郦《注》，大渡河果桓水也，则大渡河以南，今建昌卫，为宋艺祖以玉斧画而弃之者，盖古和夷云。

又按地名有前人所未详，而后人渐知者，从之可也；有前人所不可知，而后人强以指实者，阙之可也。《禹贡》之蔡山是蔡山，班《志》郦《注》并阙，唐孔颖达、司马贞并言不知所在。而谓宋政和中欧阳忞出曰：蔡山在雅州严道县，可信乎？及遍考隋唐《地理志》《元和志》《通典》《寰宇记》《九域志》，严道无所谓蔡山也。忞同时叶少蕴传《禹贡》，复指严道县东五里周公山以当之，又可信乎？或曰：然则，蔡山终竟不知耶？曰：要就《禹贡》蒙山以求，最为近之。如太史河不知所在，就九河间以求。惇物山不知所在，就汉武功县东以求。虽不中，不远。而必凿凿指实，恐涉傅会，论笃者弗取矣。

又按陈氏大猷曰：古人举事必祭，况治水大事乎？然旅独于梁雍言之者，盖九州终于梁雍，以见前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独于蔡、蒙、荆、岐言之者，盖纪梁之山终于蔡蒙纪，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见州内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复以“九山刊旅”总结之，当采入《集传》。

又按岷山为江源，既得极论之，而积石山为禹导，尤不可不极论焉。蔡《传》引《地志》，积石在金城郡河关县西南羌中，今鄯州龙支县界也。非县非汉县，并山非汉山之又一见乎？汉河关县，宣帝神爵二年置，后凉吕光龙飞二年克河关，凡四百五十七年为郡县，后没入吐谷浑，遂不复，况积石又在其县西南羌中乎？当在汉西海郡之外，是真当日大禹导河处。宋龙支县近在今西宁卫东南八十里，为汉金城郡允吾县，《元和志》，积石山在龙支县西九十八里，南与河州枹罕县分界。枹罕县，今临洮府河州治，积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积石关则又在州西北百二十里，所谓两山如削，河流经其中是。较禹所导之积石河，隔千有馀里，岂在其县界者乎？黄子鸿曰：积石山本在徼外，自唐仪凤二年置积石军于靖边城，始移其名于内地矣。馀曰：不止此，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置河源郡，郡治古赤水城，以境有积石山也。尤移近内地矣。然此乃小积石山，即郦《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积石之名，莫明辨于唐人，故魏王泰曰：大积石山在吐谷浑界，小积石山在枹罕县西北。张守节曰：河自盐泽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李弘宪曰：河出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注于蒲昌县潜行地下，出于积石为中国河，故今人目彼为大积石，此为小积石。馀癸丑秋客临洮，欲策马寻小积石之河源，亦不果，嗟乎。汉如段壒破西羌，且斗且行，四十馀日至河首积石山。唐如李靖等攻吐谷浑，靖逾积石山，任城王道宗、侯君集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达柏海，望积石山，览观河源，彼何人哉，吾徒仰面看屋梁而著书，不可以愧耻乎？或曰：然则，蔡《传》当云何？曰：当作，积石，《地志》在金城郡河关县西南羌中，积石山，汉在羌中，唐在吐谷浑界，今河州枹罕县、鄯州龙支县界有积石山，虽河所经，非禹所导者。

又按蔡《传》引《寰宇记》只九河一条，已多脱误矣。云胡苏河在沧州饶安、无棣、临津三县。无棣县，乐史并未云有胡苏河。又云鬲津河在乐陵东，西北流入饶安。原本乃乐陵西，东北流入饶安。德州安德有马颊河，德平有马颊河，沧州乐陵亦有马颊止及黳河者何？与鬲津河既见安德，又见德州，将陵而止，云乐陵、饶安又何也？《元和志》止引其及马颊，若德州安德有鬲津河，将陵有鬲津河，棣州阳信有钩盘河，概不之引。《通典》止引其及覆釜，若安德有马颊河，沧州东光有胡苏河，亦不之引。且蔡氏过矣，九河阔二百馀里，长约四百里，岂一二县所能了此一河哉？势必分播多县，扬波注海也明矣。又按蔡《传》，涂山，国名，在今寿春县东北。此用杜氏《左注》。据《寰宇记》，当作在今濠州锺离县西九十五里。甘，地名，有扈氏，国之南郊在扶风鄠县鄠县，自元魏改属京兆郡，唐为府，宋因之，当作在今京兆府鄠县。《五子之歌》穷国名，当补引《水经注》，在平原郡鬲县，今德州安德县也。《盘庚》下，郑氏曰：东成皋，南辕，西降谷。降谷不知所在。予疑即今永宁县北六十里之三崤山，亦曰二崤。杜预谓二崤间，南谷中，谷深委曲，两山相嵚，故文王以之避风雨。又永宁县西北七十里有崤底，崤谷之底也，亦与降字义协。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卫州治之南也。牧野在朝歌南，此用司马彪语，即今卫州治之南，乃蔡氏自语，则错。卫州治卫县，可曰牧野在卫州治之南。自唐初，卫州久移治于汲县，当作即今卫州治之北尔。庸濮在江汉之南，庸即上庸，今属郧阳府房县，庸当在江之北、汉之南。妹邦即《诗》所谓沫乡，当补一句曰：今濬州卫县也。奄，杜预曰：不知所在，当云在兖州曲阜县古奄国。南巢，地名，庐江六县有居巢城，当作今庐州巢县有居巢城。六，西汉县名，不隶庐江郡，隶庐江郡东汉已改名曰六安，六安距居巢相隔约三百里。镐京在京兆鄠县上林，即今长安县昆明池北镐陂。下句是上，“上林”二字当衍。丰在京兆鄠县，即今长安县西北。灵台丰水之上，灵台下脱乡字，“之上”原本乃“上游”二字。

又按蔡《传》煞有不可晓处。徐州云：徐州之土，虽赤而五色之土亦间有之，故制以为贡。《元和志》明云：徐州彭城郡，开元贡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记》，徐州岁贡五色土各一斗。彭城县北三十五里之赭土山，即出此土较著。如此舍之不引，而想像言之何与与？淮白鱼正相反，茅氏瑞征曰：此州制贡，大略并供礼乐之用。又曰：禹浚畎不遗穷谷，以岱畎羽畎知之。又曰：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华土产，适相符合，岂天壤灵气有独钟，而禽鸟亦得气之先也与？皆当采入《集传》

又按考《汉郊祀志》，平帝时于官社后立官稷，令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始知《元和志》直本此一句。则开元制贡亦应为社用尔。

又按震泽之解，惟宋叶少蕴，上与《周礼》合，又与《班志》合，自与魏晋间伪孔《传》不合。馀劝徐司寇收入《一统志》吴县中。叶氏曰：孔氏以大湖为震泽，非是。《周官》，九州有泽薮、有川、有浸，扬州泽薮为具区，其浸为五湖。既以具区为泽薮，则震泽即具区也。太湖乃五湖之总名耳。凡言薮者，皆人资以为利，故曰薮，以富得名。而浸则但水之所钟也，今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虽浅而弥漫，故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害田，所以谓之震。犹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鱼、莲、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或可堤而为田，与太湖异。所以谓之泽薮，他州之泽无水暴至之患，则为一名而已，而具区与三江通塞为利害，故二名以别之，《禹贡》方以既定为义，是以言震泽而不言具区也。

又按《寰宇记》煞有不可晓者。既知北条荆山，班《注》于左冯翊怀德县，下但当求汉怀德县所在，则知《禹贡》荆山所在。奈何耀州富平县西南十一里怀德故城曰非汉怀德县也？又于富平县之掘陵原，复实以《尚书·禹贡》荆山，谓此不自相矛盾乎？县非汉县，将山仍汉山乎？及予讨论同州朝邑县有怀德城曰：汉县，在今县西南三十二里怀德故城是。证以班《注》，荆山下有彊梁原。原，乐史谓之朝阪也。班《注》，怀德有洛水，东南入渭。乐史谓城在渭水之北也。历历不诬，独不载有荆山耳。其实，荆山即在此。《汉郊祀志》，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晋灼《注》荆山在冯翊怀德县。皇甫谧《帝王世纪》禹铸鼎于荆山，在冯翊怀德之南，有荆山，今其山下有荆渠。郦道元《水经注》，怀德县故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禹贡》北条荆山在南山下，有荆渠，即夏后铸九鼎处也。馀因悟此当为禹铸鼎处，无论方士公孙卿之徒附会黄帝以学仙，先禹而铸鼎，即果铸鼎，亦当在湖县，为今阌乡县地，不在此。晋灼《注》不如皇甫郦二说之确。一帝一王，各有一荆山耳。或曰：子知郦《注》仍有两怀德城乎？曰：实一耳。见沮水条内，沮水径怀德城之南，泽泉水径怀德城之北，均乐史所谓怀德在富平县者，道元固未与在今朝邑县者混而一矣。

又按复讨论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荆山在雍州富平县，今名掘陵原。是承讹已久。《隋地理志》亦载富平县有荆山，又得《绛侯世家》引《括地志》怀德故城在同州朝邑县西南四十三里。里数较乐史不合，应是县治有移。馀曾客朝邑数日，觉其治基颇高，乃置诸彊梁原之上。说者谓原即荆山北麓，则可以知荆山所在矣。或问：《后汉郡国志》怀德已省城，何以有二？馀曰：乐史固有言矣，盖后汉末及三国时，因汉旧名，于此立县为名。晋移富平来治，后魏复徙去，故有故城存焉。怀德一移，并禹时临河之荆山亦没而不见矣，岂不异哉？

又按蔡《传》，莱夷作牧。作牧者，言可放牧，不如陈氏大猷曰作谓耕作，牧谓刍牧。夷人以畜牧为业，见禹之功及走兽也。当采入《集传》。

又按疏必遵传唐人定例也。然传有分明说错，疏至欲改古郡县方向以从之，噫，其甚矣。伪孔《传》，菏泽在胡陵。“胡陵”二字错，当依《班志》作在定陶东。孟猪，泽名，在菏东北。“东北”二字反当依地图作在菏西南。如是而传合矣，疏亦可以无言矣。惟宜引晋阚泬《十三州记》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奈何传既不尔，疏复傅会，至以郡县之名，随代变易。古之胡陵当在睢阳西北，故得东出被孟猪也，岂有是理？胡陵故城古今一也，在鱼台县东南六十里，沛县西北五十里交境处。馀曾亲过之，问距定陶之菏泽，约几三百里。彼岂知菏泽在定陶东，孟猪在睢阳东北，二泽相通，距仅一百四十里哉？近代王恭简樵和合左氏，为之解曰：孟猪之薮可田，则有水草，而浅涸时多，故导菏泽之溢，时乎被孟猪，不常入也。或言导菏泽，又导孟猪，故言及，非也。泽无言导者，此二泽相通，故可以导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导也。茅氏瑞征则云：此处逗出一导字，为下文导山、导水，张本要见禹之治水，全以疏导。为事亦通。

又按宋傅氏寅《禹贡集解》，引许氏《说文》曰：菏泽水在山阳胡陵，与安国《传》同。而班固以为在定陶，何也？盖在定陶者，其泽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东与泗合，正在今单州之鱼台，鱼台在单之东北百里，而近古胡陵地也。分别菏水与菏泽所在不同，班许二氏殊涂同归。馀因悟伪孔《传》在《说文》后，菏泽在胡陵，正本《说文》来，但误脱一“水”字。书出魏晋间又得一证。

又按马、郑、王本，荥波，“波”并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晋间《书》始作“波”，与《汉书》同。馀向谓其书多出《汉书》者，此又一证。然安国解犹作一水，非二水。以为二水，自颜师古始。宋林之奇本之以《周官》《尔雅》为口实，蔡氏又本之。下到今，余尝反复参究，而觉一为济之溢流，一为洛之枝流，两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与大野、彭蠡同一书法，不亦参杂乎？抑岂《禹贡》之变例乎？善夫，傅氏寅曰：上文言导洛，此则专主导济言，不当又泛言洛之支水。《职方》所记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且郑注《职方》氏其浸波，“波”读为“播”，引《禹贡》“荥播既都”，仍当作播，证一；贾公彦《疏》，案《禹贡》有播水，无波，仍当作播，证二；小司马引郑氏曰：今塞为平地，荥阳人犹谓其处为荥播，仍当作播，证三。《山海经》，娄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阴，今本波本作陂，非属波水，证一；惟郦《注》引作波，然亦出于山，非出于洛者，非属波水，证二；《水经》洛水又东门水出焉，《注》云，《尔雅》所谓洛别为波也，惟此堪引。然馀考门水下流为鸿关水，今谓之洪门堰，在商州雒南县东北，至灵宝县而入河。何曾见水猪为泽乎？非属波水，证三。馀又谓豫州之水，惟洛与济为要害，他若桐柏，淮之导已尔。若洛、汭，河之过已尔。淮之治大书于徐之淮，其又河之治大书于冀之覃怀、底绩固有不必复书于本州者。曰既入，曰既猪，曰导，曰被，而豫州之水已毕治矣。

又按蔡《传》，伊、、涧水，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涧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盖四水并流，小大相敌故也。或疑四水那得相敌洛，毋论伊颇大，涧次之，又次之。馀曰：蔡《传》正妙有体会，盖二水势均，相入谓之会。导洛文于涧、曰：会于伊，曰会。虽水源短，然《洛诰》曰“我乃卜涧水东水西”，鱼豢《典略》曰：洛与伊、二水为三川。非以其势相敌乎？且豫州内四水并列，下文导洛则以洛为主，所谓古人文多互见也。《传》尚未及此。

又按胡朏明笃爱蔡《传》载林氏曰：河济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汉下流，扬受之。青虽近海，然不当众流之冲，但潍、淄二水顺其故道，则其功毕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举以告馀，馀深以为然。后始觉欲改作：河下流，兖冀受之；济下流，兖青受之；淮下流，徐扬受之。于青虽近海之下增一句曰“惟济于此入接”，然“不当众流之冲”句更确。朏明又谬以馀为然。

又按郑端简晓言：江汉二川，源于梁，委干扬，而荆州其所经。此说江则得说汉，失之。汉水自陕西白河县流入，经郧阳府治，南历均州及光化县之北，谷城县之东，又东至襄阳府治，北折而东，南经宜城县之东，又南经安陆府治西，上除白河，下除钟祥，馀并《禹贡》豫州之域，以在荆山之北也。安得遗？愚欲改正之曰：江所历之州，曰梁、曰荆、曰扬；汉所历之州，曰梁、曰豫、曰荆。

又按正蔡《传》之讹，如扫败叶，愈扫愈多。更以冀州言之，引曾氏曰：覃怀平地，当在孟津之东，太行之西，涞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东。案郦《注》，河水径怀县南济水故道之所入，与成皋分河水，怀县在今怀庆府武陟县界，当云：覃怀在孟津之东少北，太行之正南，济水出其西，淇水出其东。若涞水远在今保定府涞水县，即巨马河。或曰：恐系讹写。然检明初刘三吾本，仍是涞水出乎其西。引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县，东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径也。案《汉志》，恒水出上曲阳县恒山北谷，东入滱水，经滱水过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注之。郦《注》，滱水又东，恒水从西来注之，自下滱水，兼纳恒川之通称焉。即《禹贡》之“恒卫既从也”。所以薛氏谓恒水曰：东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阳县入易水，最合。以滱得兼称恒，故蔡《传》引此便足，不当复赘以晁氏云云，全与水道不合。或曰：安知晁氏时不尔？然检《元和》《寰宇》二书，恒水并阙。新辑《一统志》，宛与班氏、薛氏说同。引晁氏曰：卫水东北合滹沱河，过信安军，入易水。“东北”当作“东南”，不尔，便衍“北”字。蔡氏自云：盖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颇是，但以北二字宜衍。至云古河之在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讹不可胜言，案《寰宇记》，贝州领县五，绝无一山；冀州领县八，惟信都有历山，亦小小冈阜耳，河从此行，何尝有山，蔡氏岂能以意造山耶？盖贾让策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金堤在汉白马黎阳县。《宋河渠志》，禹故渎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间。则古河从澶相行，可分为东西，若折从贝冀之间过，河则分南北矣。宁得云穿西山踵趾耶？且枯洚原自西南，而东北历贝之经城，冀之南宫，信都、武邑。武邑即河北过洚水处，如何下“以及”二字？又下文隋唐云云，案汉广河县，隋仁寿初改曰象城，大业初改曰大陆，唐武德四年复改曰象城，天宝初改曰昭庆。当隋之时，无昭庆县也，安得云隋改赵之昭庆以为大陆县乎？《旧唐志》，先天二年，分饶阳鹿城界，于古豩城置陆泽县。《新唐志》，陆泽，先天二年，析饶阳鹿城置，安得止云唐割鹿城置陆泽乎？末引程氏曰：冀州北境，其水如辽、濡、滹，易皆中高，不与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后能达河也。辽濡等水诚哉其中高，但此指岛夷以皮服来者，贡道自由北海入冀之逆河，及兖之九河，而至帝都，无所须辽、濡等水，何烦辞费？又曰：碣石沦入海，已去岸五百馀里。审如是，当自昌黎县南黑洋河泛海，虽至六七百里，无所谓此山。则此语尤不足信，永平府人实云。

又按蔡《传》大陆云者四无山阜旷然平地解最妙谓杜佑、李吉甫以邢、赵、深三州为大陆者，得之。予征诸《通典》《元和志》，良然。因思于此平地有泽焉，人遂名之大陆泽，非大陆一片土尽为泽薮也。果尽泽薮，水患虽平，人可得而耕作乎？故知大陆在《禹贡》主地言，在《尔雅》指薮言，不得合而一之。合而一之，自班氏《地理志》。《禹贡》，大陆泽在巨鹿县北，始果尔，经文当作北过大陆，至于洚水，何则？枯洚渠在贝、冀二州，今在巨鹿县大陆泽之北，故经文既是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其必不属枯洚渠可知。尝遍考载籍，然后知洚水为浊漳，大河导至古邺县，东迤而东北行。孔安国《传》，漳水横流入河，马贵与漳水横流入河，在广平府西北肥乡县界。《通典》《禹贡》，衡漳在广平郡南肥乡县界，肥乡去古邺县约百五十里，漳当由此入，非复有入海之事，亦非如《班志》至阜城始入河。河先过漳水，次至邢赵，深之大陆，历历皆合，道元所谓推次言之也。又谓河之过降，当应此矣。下至大陆，不异经说。《水经注》，绛水发源屯留，下乱章津，是乃与章俱得通称。张守节两解《禹贡》，并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县西南。宋张洎讲求汴水云：《禹贡》，降水，即浊漳之三说者，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又《水经注》。鬲般列于东北，徒骇渎联漳绛，徒骇河之经流，漳绛即其北过之水也。抑思巨鹿自地名，非泽名。应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汉以此氏其县。大陆泽方为泽，亦与广河泽不得合而一之。合而一之，汉不以广河别氏县矣。故《元和志》，一在巨鹿县西北五里，一在昭庆县东二十五里。昭庆县今真定府之隆平。馀五代祖之弟，实迁其地云。

又按唐孔氏《疏》，漳水横流入河，故曰：横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东流注之。地形东西为横，南北为从。河北流而漳东注，则河从而漳横矣。此二条当采入《集传》。引《班志》郦《注》止当及东至邺合清漳，不必及东北至阜成入大河句。盖此乃河既徙之新道，非禹故道。禹故道若此，则漳斜流入河矣，何名横漳？蔡氏似全昧此。

又按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是说也，郦氏述之，程大昌主之，蔡氏载入《集传》。非之者已四起，愚以为特“九”字讹，若作“逆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妙何可胜言？盖自平原以下，天津以上，皆古九河之道，抵天津已是尽头，无复有地可著逆河，乃汉代然也。道元曰：昔在汉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广，当同碣石，苞沦洪波，碣石现存，止逆河沦海耳。朏明曰：神禹复生，定以子为知言。

又按禹、厮二渠载《河渠书》，太史公尚所目睹。二渠之解有二，一孟康曰：其一出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漯川。“南折”二字大有讹阙，不如郦道元解，一则漯川，则今所流也；一则北渎，王莽时空，故世名是渎为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长寿津以引其河，长寿津在大伾山之东，今滑县东北，是至河之经流。则太史公谓北载之高地，过降水以入于勃海者。余尝反复参考，而觉漯者，河之枝流，兖之贡道，著于经文，见于《孟子》，复何可疑？独北渎经贝丘西，南行于禹，未有所考。忽思王横曰：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似专指北渎言。则此渠也，其周定五年所徙之新道乎？河自此徙，山足之经流乃绝。定王五年己未至新莽篡汉戊辰凡六百一十年，莽以元城是其冢墓所在，北渎废不复治，盖河当《禹贡》时，一经流，一支渠也。周定五年后，一新流，一故渎也。逮王莽后，新流遂空，而故渎不改。上下二千二百八十六年间，河之变如是。当太史公时，书未尽出，如《周谱》之类，或未及见，不知北渎非禹所穿，遂并以为禹有二渠，加以武帝亲临塞决，筑宫作歌，荣观史策，曰二渠复禹旧迹，孰敢不以之为然？试问上道河北行，禹河本缘西山足以行元封间，然耶，否耶？此为禹迹，定王五年所徙者，岂又别一道耶？漯川入海在千乘县马常坈，千乘故城在今高苑县北二十五里。北渎名王莽河，流至阜城县，漳水注之，至章武入海。章武今名乾符镇，在沧州东北，此太史公所睹二渠，若上所云，贝丘西南南折，折则必入漯川，不尔将从何以入海？孟康之不可信如此，故曰有讹阙也。

又按《梁书·刘杳传》，王僧孺被敕撰谱，访杳血脉所因。杳曰：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则上王横引《周谱》定王五年河徙，即此《谱》也。太史公曰：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又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周谱》盖迁所读。或者于河徙事未及讨论。古人读书尽有疏略者。

又按《水经注》，河水条凡五，叙至长寿津二渠而止，下便及大河故渎。故渎皆周汉以来之新道，非禹河故道也。然中有“至于大陆，北播于九河”经文及注一段，上不与“元城县沙丘堰”相次，下不与“沙丘堰南屯氏河出焉”相次。分明经注别有及禹河故渎者，惜不尽传耳。偶闻于黄子鸿，子鸿惊曰：某读《水经注》三十年，从未闻此论，遂简以示之。又漯水条叙至末，郦氏引《淮南子》曰云云，亦为至碣石入海作注，与经文“河水又东分为二水”不合。参以浊漳水条，详北过洚水，是禹河自大伾以下至入海处了了，然见于《水经注》。但或当日有意互见，或后人任意错简。尝闻冯开之以经注相淆，间用朱墨勾乙，未曾卒业。使果成篇，定尔可观。

○第九十五

自有《禹贡》以来，以冀州为尽帝畿之地，他州无涉。果尔，帝城之外四面各广五百里，何以解周惟都于镐，僻居一隅，势不得不东西长、南北短，绝补而成千里，若冀中土也？尧当洪水既平之后，分疆经野，廓然一新，是乾坤再辟时也。何所复碍，而不截然方正，以与经文合示，宅中图大之规模于万世哉？尧都平阳，其故城在汾水之西，今府治白马城西南。《括地志》云，平阳城东面尧筑者，是以是为中，东至河南彰德府六百里。六百里，古五百里也；南至河南河南府卢氏县东南界六百里，跨入豫州，西至陕西延安府鄜州六百里；跨入雍州，北至山西太原府西静乐县南界六百里，东南到河南开封府许州南界，亦跨入豫州，西南到陕西西安府镇安县界，亦跨入雍州，西北到延安府米脂县西北榆林卫界，亦跨入雍州，东北到直隶真定府。如是而后，画然井然，号称甸服。其最为左验者，甸服有赋而无贡，冀果尽畿内，不应有岛夷皮服之文。案《图经》，今辽东朝鲜之属，古岛夷也。浮渤海由碣石而入贡，远距平阳三四千里，正冀东北边之地。则冀不尽属甸服，而甸服亦不尽于冀明矣。周惟僻，故从雍至豫；尧惟方，故兼有冀、豫、雍。禹以山川定九州之域，随其势以四方之土画帝畿，惟其形各有取尔也。窃以此为《禹贡》第一义，特发之自今日云。

按林氏于豫州曰：《周官》载师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周以为征。而此乃贡者，盖豫州在周为畿内，故载师掌其征，而不制贡。禹时豫在畿外，故有贡也。推此义，则冀不言贡者可知。或举此段以难予予曰：是不难辨，豫之域大矣，漆林在禹之畿内，与入二十而五之征，在畿外，与制贡，与兖州同。不观河东盐池沃饶甲天下乎？彼青州且贡盐，而此乃不贡，以其在甸服，入厥赋上上错之中耳。不然，地敢爱其宝，人敢藏其货哉？凡考古须会意于文字之外，不得拘以字面，冀亦吊无贡字耳，皮服较卉服何殊？

又按周服里数倍于禹服，是古今一大疑义。解者有二，一贾公彦曰：若据鸟飞直路，此周之九服，亦止五千。若随山川屈曲，则《禹贡》亦万里。彼此无异也。一易祓曰：禹五服，帝畿在内，帝畿千里，而两面各五百里，数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数一面，每面各五百里，总为二千五百里。两面相距凡五千里，《职方氏》所载，则王畿不在九服之内，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为二千二百五十里，两面相距通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为五千五百里，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长，东渐西被，即成周藩服之域，其名虽增，而地未尝增也。金仁山本后解益，引伸之曰：考诸经文，甸服方千里而田五百里，是举一面计之。《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则举两面通计之。然则《禹贡》所谓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谓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遂觉易氏说为定。

又按宋张氏子韶不知《舜典》分于尧，《益稷》分于皋陶，及《大禹谟》晚出，各作一论，多傅会。而《禹贡论》一篇，真能发千古所未发，馀赏而录于此曰：此一篇以为史官所纪耶？而其间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窃意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辞也。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辞也。若夫自冀州至讫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与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贡赋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声教四讫者，尽载以奏于上，藏之史官，略加删润，叙结成书，取以备一代之制，作而谓之《夏书》。然其间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岂史辞哉？此禹之自言也。自称祗我之德，不违我之行，而不知退让，安在其为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谓不矜伐者，非如后世心夸大而外辞逊也。其不矜伐者在心，其色理情性退然，如无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为圣贤。至于辞语之间，当叙述而陈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计防闲，如后世之巧诈弥缝也。使其如后世之人，中外不相应，岂能变移造化，成此大功哉？某因以发之。然此书所纪事亦众矣，而谓之《禹贡》其间言，赋亦详矣，乃不略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书之深意也。其意以谓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垫，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乐土，自然怀报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献于上，若人子具甘旨温清之奉于慈亲焉。此民喜悦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兹乎？故不及赋以言，名虽曰赋，亦非强为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悦愿输，亦若贡物，然此所以统名之曰贡也，意其深哉。呜呼，山川道里，水土细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为言，则圣贤之心盖可知矣。其意如此，岂班马所能及哉？

○第九十六

苏氏《书传》“浮于淮泗，达于河”，不知“河”古本作“菏”，曰：《禹贡》九州之末，皆记入河水道，而淮泗独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应尔。意其必开汴渠之道以通之，汴渠当时已具，世谓创自隋炀帝非。而杜预与王濬书固言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矣。愚尝反复考论，郁积累年，一旦发寤于中，而叹苏氏真如所云学者考之不详耳。《禹贡》，济入于河，南溢而为荥，而陶丘，而菏，而汶，而海，此禹时之济渎发源注海者也。抑所谓出河之济，不与河混者也。《史记·河渠书》，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此禹以后代人于荥泽之北，下引河，东南流，故《水经》谓河水东过荥阳县蒗荡渠出焉者，是亦引济水分流，故《汉志》谓荥阳县有狼汤渠，首受泲，东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后代有疏浚枝津别渎，不可胜数。则郦氏《注》所谓荥波河济往复径通者也。虽然，其来古矣。苏秦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则战国前有之。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楚军于泌，泌即汳水，则春秋前有之。《尔雅》水自河出，为灉，灉本汳水，则《尔雅》前有之。然莫不善于道元之言，曰：大禹塞荥泽。荥泽莽时方枯，岂禹塞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荥阳河非禹引，而谓禹之时遽有乎？馀是以断自《河渠书》，参以荥阳下引河不见《禹贡》之书，为出禹以后，颇自幸其考，比苏氏差详矣。

按向主杜氏《释例》、郭景纯《注》，证郦氏济复出河之南为可信。然其误不自杜君卿始，唐章怀太子贤曰：济水东流，径温县入河，度河东，南入郑州，又东入滑、曹、郓、济、齐、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内而已，见《循吏传注》。因思杜郭并言，今济水自荥阳卷县，卷县故城在原武县西北七里。又言东经陈留，则指其所领封丘县，封丘今县治。余尝往来封丘、阳武、原武间，质以郦《注》南济水盖经阳武县、封丘县之南者，北济水盖经阳武县、封丘县之北者，问其土人，济水何在？曰：亡矣。案其故牒，皆以为大河既决，其堙也久矣。然后叹章怀君卿之言，固未为无稽矣。或曰：封丘县南八里有翟沟，一名白沟，其水澄澈可鉴，人以为济水馀流也。果尔，亦不出自河者也。昔金初，河始南徙，不经濬县界。范成大《北使录》云：濬州城西南有积水若何，盖大河剩水也。吾谓济水亦犹是乎。郦道元当南朝，为齐梁人，章怀太子注史成为仪凤初，相距一百七十馀年。意济渎复枯，如莽时故事，必在此百七十年间。呜呼，此何等灾变，史官阙载，所失独潼关一事而已哉。犹幸遗文逸句，历历可寻，王莽后枯而复通，唐高宗前通而复枯，咸出天数，夫岂人谋？馀特著此论，一主一偏，聊为范阳景兆两家之调人尔。

又按《王景列传》，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后三十六年为永平十三年，汴渠成，诏曰：今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春秋》桓公十有八年，杜《注》泺水在济南历城县西北入济。哀公十有三年陈留封丘县南有黄亭，近济水。左氏僖元年，杜《注》汶水出泰山莱芜县，西入济。僖三十一年，济水自荥阳东，过鲁之西，至乐安入海。哀二十七年，濮水自陈留酸枣县傍河东北经济阴，至高平入济。皆足为河南之地仍有济渎之证。

或问：许敬宗对唐高宗之言，济潜流屡绝，非一绝于王莽，再绝于唐以前之征乎？馀曰：否。许吊言济甚微细耳，章怀贤外，惟李弘宪言济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则河南之地，无济水矣。自后所说，皆习旧名。自后所说，则郓州须昌县济水去县西二里；卢县，济水在县东二十七里；齐州全节县，济水在县北四十里；章丘县，济水西去县十七里；临邑县，济水西去县四十里；临济县，济水在县南二十里；长清县，济水北去县十里；丰齐县，济水西去县二十六里；淄州长山县，济水西北去县三十五里；邹平县，济水南去县三十五里；济阳县，济水在县南；高苑县，济水北去县七十步者是，然未言实为何水。惟杜君卿言济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复截河，过今东平、济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谓之清河，实菏泽、汶水合流，亦曰济河。盖因旧名，非本济水也。然后知为汶水。质以馀足之所蹈，目之所击，今历城县北有大小二清河，大清河乃汶水，由济故渎以行于钦，齐乘谓之古济而今汶，其实东平历下诸泉悉入此河，则仍是济水之溢流，不得谓全为汶水。至入海处，《元和志》有二道，一在青州博昌县东北，杜君卿却云旧泲合在此县界，今无。一在棣州蒲台县，俗呼为斗口淀，正元以前入海处也。小清河乃泺水，即今趵突泉，盖济之伏地而突出者，流至华不注山东，北入大清河。伪齐刘豫导之东行，分一支为小清河，经高苑、博兴，至乐安马车渎入海。马车渎则《班志》齐郡巨定县马车渎水是也。大小二清，局中诸公为之龂龂者屡年。馀谓使朱文公闻之，应笑不独会礼之家名为聚讼已也。窃以征济渎者，当取于斯。

又按郑康成《书注》云：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在其县东。或问：此非康成时河南无济之切证乎？何杜元凯、郭景纯、张处度三家所见之济水，与郑不合何也？馀曰：道元明言，后水流径通，不与昔同。则今塞为平地者，乃《禹贡》时溢为荥之地，三家所云，则出河之济之新道也，何相碍之有？续考得《顺帝纪》阳嘉元年二月，诏遣王辅等持节诣荥阳，尽心祈焉。注济水四渎之一，至河南溢为荥泽，故于荥阳祠焉。《袁绍传》，将伐操，宣檄曰：青州涉济漯注，绍长子谭为青州刺史，济漯二水名。《五行志》，殇帝延平元年，《注》引袁山松书曰：六州河、济、渭、雒、洧水盛长，泛溢伤秋稼。《邓艾传》宜开河渠引水溉田，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慕容沴载记》，遣弟恪讨段龛于广固，遇龛于济水之南。《慕容超载记》，是岁河、济冻合，而渑水不冰，至诸葛攸率水陆二万讨沴，入自石门，屯于河渚。苻坚伐晋，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颖。石门，荥口石门也。正为济水其不枯绝可知。《宋书·符瑞志》，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河济俱清。《鲍照传》，《河清颂序》所云“长河巨济，异源同清，澄波万壑，洁澜千里”是也。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济河清。大明五年九月，河、济俱清。《魏书·灵征志》，显祖皇兴三年正月，河济起黑云，广数里，掩东阳城上如夜。《隋书·五行志》，后齐河清。元年四月，河、济清。《北齐帝纪》所云：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济清。以河济清，改大宁二年为河清是也。《北史·齐本纪》，武成帝河清。二年六月，齐州上言济河水口见八龙升天。《周本纪》，宣帝大象二年二月，荥川有黑龙见，与赤龙斗于汴水侧。《魏叔孙建传》，建与长孙道生济河。而南宋将王仲德等自清入济，东走青州。凡十八条，皆济水也，皆王莽以后也，抑足见事之有者，愈证而愈出，愈出而愈确。馀尤惜司马文正《通鉴》号有书契以来所无，亦沿袭君卿说，谓济久枯。于北齐大书河济清者，易作河水清。不知济字何缘讹为水？不唯此也，于《毛穆之传》之济，《郤超传》之济，皆易作清水，以菏泽、汶水合流之清河以当之。不知此真济水也，非如君卿说亦曰济水也。嗟乎，地学之不精，乃致妄窜于史学如是哉。

又按蔡《传》引唐李贤谓济自郑以东，贯滑、曹、郓、济、齐、青，以入于海，不及王莽末枯涸等语。似唐见有此水，引本朝乐史谓今东平、济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谓之清河。不实指菏、汶二水，语不全具，本出《通典》，非《寰宇记》也。宋人每好改节往籍，以就已说，却失古人本意，此其一云。

又按蔡《传》，莱夷引颜师古曰：莱山之夷，齐有莱侯，莱人即今莱州之地。馀因悟《齐世家》，封太公于营丘，营丘边莱，莱侯与之争营丘。莱人，夷也，则当在今昌乐县东南五十里营丘城。《班志》，北海郡营陵县下，应劭《注》，师尚父所封是也。至临淄县西北二里有营丘城，齐献公所徙。《班志》，齐郡临淄县下自注，师尚父所封。非也。盖地本临淄，亦复谓之营丘者，犹晋迁于新田，而仍谓之绛，楚迁于鄀，而仍谓之郢。班氏又言临甾名营丘，终属认为一地，亦非。献公先一世胡公，都薄姑。薄姑在今博兴县东南，《括地志》云：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则县治，徙矣。窃以言齐三都者取征于此。

又按顾氏《肇域记》解“潍淄其道”曰：潍水出今莒州箕屋山东，北流径箕县故城西，故《汉志》谓潍水出琅邪郡箕县东。北过昌邑县，又东北入于海，故《汉志》谓北至都昌入海。《左传》襄十八年，晋师东侵及潍。“潍”字与《禹贡》同，而《地理志》字或省水作“维”。琅邪郡朱虚县、箕县下并作“维”是也。或省系作“淮”，灵门县横县折泉县下并作“淮”是也。篇首引《禹贡》“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异文三见。后人误读淮为淮沂其乂之淮，遂呼此水为槐河矣。某亲历其地，始能辨之。

又按《乐安县志》，海滨广斥，谓如今高家港（即《汉志》马车渎），以往即其地都无所生，妇人有白首而不识五稼，岁时盘荐惟鱼飧尔。知府朱鉴诗云：“海若生潮成碧浪，天如不雨尽黄尘，可堪二月无花柳，踏遍孤村不见春。”

又按孔《疏》引《地志》，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东，北至千乘博昌县入海。“海”字自讹。又《地志》，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入济。蔡氏于“汶出原山”下增“之阳”二字，犹可。于“淄出原山”下增“之阴”二字，不可。盖于钦，齐乘谓淄出今益都岳阳山东麓，地名泉河，古芜莱地，岳阳即原山，山连亘莱芜、淄川、益都三县境。夫既出东麓，谓之“之阴”可乎？蔡不过以下文“东北”字，生出“阴”，“西南”字生出“阳”。不知东北西南乃指二水所从入处，非发源。此增一字辄失者是也。

又按馀久而始悟，云梦在《周官》可名曰泽薮，唐虞时不尔。何以见之？果为荆之泽也，则与兖之雷夏，徐之大野、扬之彭蠡及震泽、豫之荥及波菏泽及孟猪、雍之猪野也一例，经文当书曰：泽曰猪、曰厎定，或导、或被矣。岂得曰土如桑土、曰作如大陆、曰乂如蒙羽及岷嶓也哉？既书曰土、曰作，乂其非为水之锺也明甚。善乎，邵文庄宝曰：云梦，泽欤？非泽也。果宜泽而土焉，而乂焉，其将能乎？纵能之，其得谓行所无事乎？《周职方氏》泽之可也。馀因数禹治水成功至周公作《礼》，时凡一千一百六十九年，时代有改易，陵谷有迁变，其不得以后之概前，今之格古也。抑又悟，大陆自原隰，广阿自泽薮，《淮南子》合而一之者，亦似是而非与。

又按蔡《传》“沱潜既道”曰：若潜水，则未有见也。读之不觉失笑。《寰宇记》，乾德三年，升唐白洑征科巡院为潜江县。《九域志》，潜江县在江陵府东北一百二十里。《宋·地理志》，江陵府潜江县次畿焉。得云未见？案明《承天府志》，汉水自钟祥县北三十里分流为芦洑河，径潜江县东，南复入于汉。《尔雅》，水自汉出为潜。其实《荆州府志》云：“潜水经潜江县界东南入大江”为是。至《隋志》，南郡松滋县有涔，涔古潜字，《史记·夏本纪》正作涔。说者引以证《禹贡》亦非，此涔水不出自汉郑氏《书注》。曰“潜则未闻”，在康成时或可，岂有至南宋后而为此等语哉？

又按蔡《传》引曾氏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郦道元谓水出尼丘山西北，径鲁之雩门，亦谓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阳之冠石山，亦谓之沂水。读之亦失笑。《水经注》，泗水下有沂水，果出尼丘山西北，曾点所欲浴者。沂出北对稷门，稷门即雩门，对也，非径也。沂水下有三沂水，皆别之曰小。一出东莞（今本误作苑）县黄孤山西南，流径其县北，西南注于沂。一沂水径临沂故城，东有治（今本误作洛）水注之，水果出太山南武阳县之冠石山，世俗谓此为小沂水。但蔡讹山为公，武阳上脱“南”字，下脱“县”字。于钦作《齐乘》时，犹仍为小沂水。愚过费县，土人则呼浚河，在其县西北八十里。一沂水于下邳县北，西流分为二水，其径城东，屈从县南注于泗者，谓之小沂水。并前为四沂水，固莫有大于出泰山盖县也者。

又按蔡《传》引《水经》，济水至乘氏县分为二，南为菏，北为济，是不待云。旋接郦道元谓一水东南流，一水东北流，入巨野泽。则是二水齐赴巨野泽，与道元原文不合。原文曰：其一水东南流，此指经之南为菏水；其一水从县东北流，入巨野泽，此指经之北为济渎。两不相蒙。蔡氏祗缘明泽所聚者大，故并入二水。不知菏水东南流经昌邑金乡县，即今金乡县，在巨野泽之南，相去百馀里。此省一字辄失者是也。

又按《寰宇记》，磬石山在淮阳军下邳县西南八十里。《禹贡》“泗滨浮磬”，孔《传》，水中见石可以为磬。案泗水中无此石，其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乐府，声清亮，大小击之皆然，与安国说不同。恐禹治水之时，水至此山矣。此正所谓不以今格古、后概前者，最是。今则在凤阳府宿州灵壁县北七十里，马公骕云。

又按“峄阳孤桐”，有谓此峄为邹峄山，在今邹县东南二十里。有谓此为葛峄山，在今邳州西北六里。馀则以刘昭，葛峄山，《注》，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记》曰：今槃根往往而存，证《禹贡》当在此。抑曾亲至其地云。

又按“蒙羽其艺”，蒙即《论语》之东蒙山。自《元和志》谓蒙山在费县西北八十里，东蒙山在费县西北七十五里，是以蒙与东蒙为二山，而东蒙在蒙山之东五里尔。土人今犹承讹。馀则以《汉志》蒙阴县《注》，《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颛臾国在蒙山下。证其为一山。

又按蔡《传》引《水经》曰：漾水出陇西郡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常璩曰：汉水有两源，此东源也，即《禹贡》所谓“嶓冢导漾”者。其西源出陇西西县（二字今增）嶓冢山、会泉始源曰沔，径葭萌入汉。东源在今西县之西，西源在今三泉县之东也。郦道元谓东西两川俱出嶓冢，而同为汉水者是也。《水经》原文乃“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兹节去五字，语不完。“会泉始源曰沔”，“泉”乃白水二字，“始源曰沔”当移在“径葭萌入汉”之下。《华阳国志》可证。至径葭萌入汉，是西东两汉水异源同流。宇宙间水之大者，不可不极论焉。郦道元虽前引庾仲雍，汉水南至关城，合西汉水之文，及自历次津流，止云：又西南径关城北，除水流入焉。不云及东汉，是二水不合者一。关城今阳平关，在宁羌州西北八十里，州北九十里为嶓冢山，漾水所出，东流入沔县界。西汉水则在州西，自略阳县流入。又西南入四川广元县界，是二水不合者二。经文“岷嶓既艺，导嶓冢至于荆山”，山为梁州之山，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则水即为梁州之水，与汉西县在雍州地，西汉水即出在雍州地者，原不相涉，岂得以后代同名之水，上混圣经？是二水不合者三。梁州贡道浮于潜。潜，郑康成《注》为西汉水，逾于沔，沔即东汉，两水中有间阻，不能以舟通行，故经文曰“逾”，是二水不合者四。其强为附合者，一误于班固，再误于常璩。班固曰：西县，《禹贡》，嶓冢山，西汉水所出。多却《禹贡》二字。此盖别一嶓冢，为西汉水源，与郦《注》亦雅合。常璩曰：径葭萌入汉，今宁羌州有三泉故城，金牛废县，皆古葭萌地。何曾见两川同注？异者，直至魏收撰《地形志》曰：嶓冢县有嶓冢山，汉水出焉。此地方显，此名前此，仅《班志》有于西县，《水经》有于氐道县耳。何《禹贡》三千年后始知？当日导漾，实在此地，故世翻滋拟议。或曰：《通典》云，嶓山在汉中府金牛县。《寰宇记》，嶓冢在三泉县东二十八里。既知漾水出此，则亦知汉氐道县所在，何以谓氐道无考？尝质诸黄子鸿，子鸿曰：宋三泉县，今宁羌州也，为汉广汉郡葭萌县地。其北今略阳县，为汉武都郡沮县地。又北今巩昌之两当，汉中之凤县，皆汉武都故道县地。至于汉氐道县，属陇西郡。陇西东南境为今秦州，与汉葭萌县相去五六百里，中隔武都郡，何由接攘？其水又有嘉陵江水隔之，亦不能通入东汉，故曰无考。且云：西源在今三泉县之东，当作东源在今三泉县之东。东源在今西县之西，当作西源在今秦州清水县上邽镇及西和州之境。蔡氏始终不辨宋西县（在今沔县）非汉之西县尔。

又按吾友朏明极赏馀前论，问曰：子知庾仲雍之言出何书乎？馀谢以不知，曰：《隋书·经籍志》有庾仲雍《汉水记》五卷，当出此。独郦《注》引《汉中记》曰：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为分水岭。其作者似已知《汉地理志》之讹，而以《禹贡》嶓冢为当实在汉中也者。不然，于《汉中记》胡为详及嶓冢耶？盖不惟不待魏收撰志时始知，而后魏分沔阳置嶓冢县已知之矣。大抵经之理，以渐推愈明，即经之事迹、地理，亦有然者。惜道元历览奇书，特为班所压，不能发挥斯义耳。

又按嶓冢山当有三，其可考者出《元和志》，在兴元府金牛县东二十八里，汉水所出，此真《禹贡》嶓冢山，《汉中记》一名分水岭是也。《元和志》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五十八里，漾水所出，此《班志》误认《禹贡》之嶓冢山，今一名分水岭是也。二山各不同。馀曾至秦州此山下，山不甚高而峰岫，延长连属若邱冢。问其土人，宁羌州此山若何？愕然曰：从金牛驿北望见嶓冢山，峨然云表，岂敝地所能作其儿孙乎？但水亦微细，自西东流，即所谓嶓冢导漾者。水才滥觞，合五丁峡水，东流为沔，其流始大。此地则水出岭时为南流，与东不合耳。馀心识之，以为负薪能谈王道。至氐道嶓冢，实无考者，参以《元和志》凤州两当、河池二县并云，永嘉之后，地没氐羌，县名绝矣。兴州云，晋永嘉末，氐人杨茂搜自号氐王，据武都，自后郡县荒废。则氐道县之不知所在，岂得已哉？然郭璞注《山经》，嶓冢今在武都氐道县南。常璩撰《汉中志》，东汉水源出武都氐道。又并隶氐道于武都郡，与汉制不同。

又按《水经》以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为汉水者，为西汉水也。故下文又东南至广魏，与白水合，又东南至葭萌县，与羌水合。郦氏《注》云：今西县嶓冢山，西汉水所导也。此自遥承上班固《地理志》来，不见有《禹贡》字面。是道元以《班志》西县下《禹贡》字为非，但不显驳之，古人文多隐约。《水经》以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中，此为东汉水，又言沔水，东南径沮水，戌而东南流注汉。郦氏《注》云：所谓沔，汉者也。《尚书》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特标出“尚书曰”，是道元以大禹当日之所导，实在此，于西汉了无涉。独亡友顾景范谓，《水经》不详汉所自出，沔水一名沮，特入汉之小水耳，反详志其源，忘却出今宁羌州者，何与？说极是。馀请两言以剖别之，曰：西汉水可单曰汉水，亦可曰漾水，亦可曰沔水。东汉水可单曰汉水，亦可曰漾水，亦可曰沮水，亦可曰沔水。郦道元谓东西两川俱出嶓冢，犹言各出嶓冢云尔。而同为汉水，犹言同名汉水云尔。近代雍大记引《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嶓，一在汉中金牛，从而释之曰：西汉水在西和县，源出嶓冢山，西流与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汉江源出沔县嶓冢山，东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贡》“嶓冢导漾”乃沔县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则西东二汉源流，各自了然。此殆可以注郦《注》矣。

又按孔安国《传》，“嶓冢导漾”二句曰：泉始出山为漾水，东南流为沔，水至汉中东流为汉水，东南流为沔水，遥与前“逾于沔，《传》，汉上曰沔”相照应，补出此句最佳。馀欲以《班志》沮县下《注》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过郡五，行四千里，取武都县下《注》“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十字补入东狼谷之下，南至沙羡之上。东汉水源源委委方备。《班志》最乱道者，武都县下《注》，“东汉水受氐道水”七字，试问汉武都县为郡治，傍仇池山，远在东汉发源处三四百里之上，岂有反下受漾水之理？余尝爱魏文侯告西门豹之言：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谈水道者，亦复尔尔。而今而后，恐班孟坚亦不能相欺矣。

又按胡朏明曰：昔贤谓《水经》非一人一时所作。其证颇多，今更以漾水一条验之。《经》云：“汉水东南至广魏白水县西”，广魏即广汉，盖曹氏改称，此经乃魏人所续，宋本改为广汉，反失真面目矣。不惟此也，羌水、涪水、梓潼水，《经》文皆有广魏，又有小广魏，不一而足，明系作者遵制而书，非字之讹。凡魏，朱谋曈悉作汉，特未深考耳。又曰：《水经》，魏人续成，自后间有所附益，亦未必下及隋唐。顷读至漾水末有汉州江津县，大惊曰：此非隋唐人笔乎？汉乃渝字之讹，然渝州江津县今属重庆府，本州治巴县地，西魏分置江阳县，隋改曰江津。巴县在东，江津在西，汉水不得过江津也。再三推寻，不知其故，及读至羌水云，出羌中，东南至广魏白水县与汉水合，又东南至巴郡阆中县，又南至垫江县，东南入于江。憬然悟曰：羌水合白水，东南流至白水县，与汉水合。汉水入江之道，即羌水入江之道，自“阆中”以下，经文正当与此字字相同也。今本之误，盖由“东南入于江”之上，字有空缺，妄庸人率意填补耳，非续经也。垫江今合州，汉水流径州东，涪水西自州南来注之。正郦氏所云，“涪水注之”。故仲雍谓，涪，内水者也。若作渝州江津县，则涪汉之合，远在上流。经注龃龉矣。“东南入汉州江津”七字当改作“南至垫江”四字。予曰：“入”字尤非，《水经》次水所径过之郡之县，未有用“入”字者。

又按常璩，汉有二源，以东源为即《禹贡》之漾水，极是。与《水经》各自一书，非承《水经》而为文者。蔡氏于此全昧，既引“《水经》漾水”云云，旋接“常璩曰此东源也”。常氏止以西源为沔汉，郦氏引《汉中记》以驳之，复驳其漾山之目，原未及东源之误。此蔡氏连缀其文辄失者是也。独道元于《水经》，以西汉水为漾，曲徇其说。宁取《山海经》阚氏荒诞之说曰：川流有潜通之理，故漾汉互称。至叙次通穀水曰：上承漾水，西南流为西汉水。漾水之称，仍属东汉。郦氏微意，居然可睹矣。

又按张衡《西京赋》云“左有崤函重险，右有陇坻之隘。于前则终南太一，于后则高陵平原。”又云“连冈乎嶓冢”，系于终南太一之下，与上文“右有陇坻”不相承。参以潘岳《西征赋》“面终南而背云阳，跨平原而连嶓冢”，则二公似皆指广汉葭萌之嶓冢，非指陇西西县之嶓冢，与《禹贡》合。作《汉中记》者，虽未知与岳孰后先，要必出张平子后。是东汉人，已有不同班志者矣。朏明曰：子可谓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矣。

又按人亦有言，博古易，通今难。蔡氏古既不博，今尤不通。三泉县其彰彰者矣。唐有三三泉县，一义宁二年置，以彭原县西南三泉故城为名，后更名同川；一武德四年置，以山下有三泉水为名，在嘉陵江之西；一天宝元年移于嘉陵江东一里，乐史所谓即今县理是也。宋有二三泉县，一即唐故治，后至道二年建大安军，县遂废；一重置于今沔县界，即今大安驿，盖绍兴三年改置大安军于此，复置县以隶焉。同在嘉陵江之东。若当蔡氏时，言西源东源，更当云东源在今三泉县之西。馀上谓其当作在今三泉县东者，犹不识宋之复置三泉县治所耳。

又按西东两汉水，予与朏明、子鸿反复考辨者弥月，始少了了。久之，朏明复告予曰：西东二源不相牵合，《水经》固为得之。而以西源为漾，则与《班志》同失东源。知有沔，而不知有漾；知有东狼谷，而不知有嶓冢山。似与“嶓冢导漾”之经文绝不相蒙，而自为一说矣。予问：然则，必如何而后可不悖于《禹贡》？朏明曰：汉水自为一目，而以漾为汉之始源，以沔为汉之别源，以潜为汉之伏流，而嘉陵水出自陇西者，则与羌白涪诸水并列，不名为汉。斯可以折群言而翼圣经矣。

又按班氏《地理志》简而核，然言水有与今不合者，有径说错者，须分别观之。毗陵县《注》，北江在北，东入海，即今岷江也。吴县《注》，南江在南，东入海，即今吴松江，左氏之笠泽也。自《三国志注》左慈在曹公坐钓松江鲈鱼，始有松之名（《后汉书·左慈传》，曹操曰：今日高会，所少吴松江鲈鱼耳。吴字读，指郡名。故章怀太子贤止注松江二字，不连吴）。《陈书·侯缜传》，缜追侯景，与战，败于吴松江。是时已有吴松江之名，不待宋元来，并水道与今合者。其不合，则芜湖县《注》，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即今荆溪也。盖谓至阳羡入太湖，由湖以入江，由江以入海。古人多说得阔远，非误也。予尝相其地形，东坝自明洪武永乐两番筑之，后若宣州、若歙州、若今广德州西境，诸水悉从芜湖以达大江，不复涓滴入太湖。惟广德州东境及溧阳、金坛、宜兴诸水，总汇于荆溪，然后东入太湖，故三吴水患少，此岂非东坝之力哉？水与班氏时迥相反。讨论景定《建康志》，唐景福三年，杨行密将台闬作鲁阳五堰，是时中江作堰，江流亦既狭矣。五堰今易为二坝，统名曰东坝。其实《元和志》，当涂县有芜湖水，在县西南八十里，源出县东南之丹阳湖西，北流入于大江。水道蚤与今时符合，应是唐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方改而为西北流入江，与汉中江水东流至宜兴者不合。作《建康志》者，见尚不及此。颇觉豁然。至说错，则石城县《注》，分江水首受江，东至馀姚入海，行千二百里。石城废县在今贵池县西七十里，无复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说。馀姚乃在浙江东岸，又中隔宣、歙诸水，安得越而东过，至馀姚以入海乎？郦《注》复附会江水自石城东出，径吴国南为南江。不知南江，班氏指吴松尾泄太湖之水者，岂首受岷江者乎？同作梦语，两公闻之，亦应自笑于地下也。

又按江南之有东坝，犹江北之有高堰。无高堰，是无淮扬也；无东坝，是无苏常也。东坝在高淳县东南六十里，与溧阳县分界。高淳父老言，湖底与苏州谯楼顶相平。假令水涨时，坝一决，苏常便为鱼鳖。两河议曰，高堰去宝应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邮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宝堤去兴化泰州田高丈许，或八九尺有奇，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昔人筑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趋者，亦因势而导之。不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馀之地势，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数郡，县俨然一都会耶？观此二段议论，则坝与堰可废乎？不可废乎？废东坝者，多出于坝上之人，至追咎苏轼、单锷之言行；废高堰者，出于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驯以毁陵之罪，殊可痛疾。善乎，欧阳公有言，天下事无全利而无害，惟择利多害少者行之。其此坝与堰之谓哉？

又按沱潜二水难解者，潜而尤难解者。梁州之潜，蔡氏既以《地志》宕渠县、安阳县二潜水以解之，宕渠县是已，安阳县今为兴安州汉阴县，孔氏《疏》已引康成《注》，此潜水其尾入汉耳，首不于汉出。馀谓鬵谷乃谷名，水名由谷而得，非《尔雅》水自汉出之谓。郑固不以为潜水误，自小司马引以释《史记》，而蔡仍之以释经，大抵梁州仅一潜水耳。质诸胡朏明，朏明曰：否。一在巴郡宕渠县，一在广汉郡葭萌县，惜《班志》未详。予请朏明出手撰此解一篇，既成，予叹为《禹贡》之忠臣，而高密之诤友。喜而亟录其辞曰：《尔雅》水自江出为沱汉为潜，马融曰：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谓之潜。盖潜与沱不同。沱，分派别行者也；潜，伏流重出者也。《书正义》引郑荆州《注》，潜则未闻。象类梁州《注》，潜盖汉西出嶓冢，东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其水道与《班志》无异。是康成明以西县嶓冢山所出之汉水为潜也。然嶓冢所出，乃西汉之始源，与《尔雅》“汉出为潜”之义不合，可疑者在此。兹据诸家所说，梁州之潜有二，一巴郡宕渠县，《地志》，县有潜水，西南入江。郦道元云：潜水盖汉水枝分，潜出故受其称。今爰有大穴，潜水入焉，通冈山下，西南潜出，谓之伏水，或以为古之潜水。郑氏曰：汉别为潜，其穴本小，水积成泽，流与汉合，大禹道汉疏通，即为西汉水也。故书曰：沱潜既道。道元又云：宕渠水即潜水，出南郑县南巴岭，谓之北水，东南流径宕渠县，谓之宕渠水。又东南入汉，今顺庆府渠县有汉宕渠故城，渠江在县东自巴州小巴岭西南流径蓬州，又东南径营山县，入县界，又西南径广安州，至重庆府之合州入嘉陵江者是。一广汉郡葭萌县，郭璞《尔雅音义》，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南流至梓潼汉寿，入大穴中，通峒（疑当作冈）山下，西南潜出，一名沔水，旧俗云即《禹贡》潜也。刘澄之说同。汉寿，故葭萌，先主更名。《括地志》，潜水一名伏水，今名龙门水，源出绵谷县东龙门山大石穴下。《元和志》，潜水出绵谷县龙门山，《书》曰“沱潜既道”是也。山在县东北八十二里，《寰宇记》，绵谷县龙门山，亦名葱岭山，引《梁州记》云：葱岭有石穴，高数十丈，其状如门，俗号为龙门，今四川广元县东北之龙门山。是此二潜者，皆自汉出，伏而又发，踪迹显然，正与《尔雅》之义相符，较郑为长。然观道元所引，“汉别为潜流，与汉合”之语，则郑亦既知象类义适符于《尔雅》，前所谓“西出嶓冢”者，岂其未定之论与？又道元《注》桓水一条云：葭萌西汉，即郑氏之所谓潜水。然则，潜当断自广元县北龙门，伏流入西汉之处，始受其称。而水出西县者，不妨自为嘉陵江源。如必追上流，并为潜，而谓水自西汉通东汉。则西汉导源之地，初无伏而又发之，状如宕渠。葭萌所云者，安得据阚泬荒诞之说而目之，以自汉出耶？禹主名山川，当时此水有潜名，无西汉名，后人徇未忘，本信史疑经，鲜有知西汉为潜者。宋傅寅《禹贡集解》谓西汉为禹时所浮之潜，庶几得之，而不知康成已有其说，证据不明，亦何以取信于天下后代哉？

又按朏明复告予曰：绵谷今为广元县，亦汉葭萌地，属四川保宁府。东北与陕西沔县接界，龙门山当在其间。然此水合西汉水处，终不及详。惟广元县旧志云：潜水出县北一百三十馀里木寨山，流经神宣驿，又南二十里经龙洞口至朝天驿北。朝天驿，古筹笔驿也。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此言确有源委，而所出之山不同，殊为可疑。然核其里数，神宣驿在县北一百二十里，南二十里为龙洞口，又南二十里为朝天驿，去县八十里，恰与龙门之里数相符。意者木寨山乃郭璞沔阳水之所经，人误以为出，而朝天之穴即龙门之穴，郭及刘澄之兼言南北之出入。而《括地》《元和》、广元旧志，则但言其南口之所出也。与龙洞口者，龙门穴之北口也。朝天驿，北龙门穴之南口也。以理推之，当如是矣。果尔，则此水潜行山下，亦不过二十里。

又按朏明曰：河水无伏流，子言之汉水有伏流。子信之，然人或未信。不知济、淮重源显发，皆有根证。它小水伏而又出者，所在多有，何独至于汉而疑之？惟是龙门穴水西委未详，巴岭渠江北源莫测，斯则不无可疑耳。然尝读《沟洫志》，武帝时穿龙首渠，自征引洛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数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馀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盖凿井深至数十丈。洛水下注于井，会地中之水，绝山而过，东出为渠，故谓之井渠也。某因悟地中有水，往往相通，潜之入穴，犹洛之入井。但一由天工，一由人力耳。沔汉自龙门巴岭之东，北通冈山下，西南潜出，理无足怪，不得以目所不睹而疑其妄。地理潜𣸣，变通无方，原始要终，潜流或一，善长岂欺我哉？馀曰：据郭景纯言，是沔水入大穴中，而复出者为潜水。此一潜水据郦善长言，是汉水入大穴中，而复出者为潜水。又一潜水，相距约五百馀里。要之，二潜水“入穴通山西南潜出”，八字并同，大奇大奇。

又按吴草庐言，凡江汉支流，皆名沱潜，不拘一处。于是明陆氏深曰：今蜀山连绵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汉。江别流而复合者，皆曰沱；汉别流而复合者，皆曰潜。恐属方言尔。此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天下学问，地理难于天文。天文终古不易者也，地理历代有迁者也。水之学较难于山，山之变少，水之变则无方。而难之难者，《禹贡》水道，在三千九百七十一载之上，而欲下合于今日，来源往委，口陈手书，苟所不可通者，只索付诸阙如；苟可以通者，岂容不博考精思，会粹一帙，以明神圣之经纶，造化之功用也哉？向雅爱六朝时谢庄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置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县殊；合之，则宇内为一，以为此绝学也。惜其图失传。及读庄诗有云“《山经》亟旋览，水牒倦敷寻”，固自供出水学之难言矣，岂不信哉？岂不异哉？为之一笑。

又按或谓梁州之潜既得闻矣，而荆州之潜，何直至宋乾德三年，以水氏县潜随县著，若是其迟乎？不与后魏正始中置嶓冢县事类乎？馀曰：未尽然。魏黄初二年王孙权于吴，策命曰：远遣行人，浮于潜汉，兼纳纤𫄨，南方之贡。此非从今钟祥潜江沔阳州一路行者乎？岂可以康成偶未及，而遽抹煞此水乎？窃以今之芦洑河尾名襄河，恐亦非尽当日贡道也。何则？南方水之善决者，莫若汉，与北之大河同。自襄阳以下，沔阳以上，上去发源处既远，下距入江处亦遥。众流日多，势益卑，汉水泛滥其中。若溃痈然，冲决时时闻。况又去禹三千馀载。计当日贡道所谓潜者，亦应如沱之在枝江及华容，非止一道。馀雅爱韩恭简邦奇解此曰：《禹贡》之记贡道者，如记二水。云“浮于淮泗”，非谓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盖近于泗水者，则径浮于泗；近于淮水者，则自淮而入泗也。此荆州近于汉者，则径浮于汉，不必自江而入汉也；近于潜者，则径浮于潜，而入汉亦不必自江也。沱自华容县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汉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汉，一路也。潜自汉出，至潜江县入于江。由江入潜，由潜入汉，一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