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疏证/08

卷七 ◄

尚书古文疏证 卷八

► 朱子古文书疑

《尚书古文疏证》目录

卷八

• 第一百十三言疑古文自吴才老始
• 第一百十四言朱子于古文犹为调停之说
• 第一百十五言马公骕信及古文可疑
• 第一百十六言赧氏敬始畅发古文之伪
• 第一百十七言郑氏瑗疑古文二条
• 第一百十八言王充耘疑古文三条
• 第一百十九言梅氏𬸦尚书谱有宋采者录于篇
• 第一百二十言与石华峙论东汉时今文与逸篇或离或合
• 第一百二十一言姚际恒攻伪古文有胜余数条载于篇
• 第一百二十二(阙)
• 第一百二十三(阙)
• 第一百二十四(阙)
• 第一百二十五(阙)
• 第一百二十六(阙)
• 第一百二十七(阙)
• 第一百二十八言安国从祀宋可废因及汉诸儒

• 附：《朱子古文书疑》

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目录终

《尚书古文疏证》卷八

太原阎若璩百诗撰

平阴朱续晫近堂梓

○第一百十三

《书》古文出魏晋间，距东晋建武元年凡五十三四年，始上献于朝，立学官。建武元年下到宋南渡初八百一十一年，有吴棫字才老者出，始以此《书》为疑，真可谓天启其衷矣。抑朱子《大学序》所谓“天运循环，无往不复者”也。其言曰：伏生传于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后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书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后又二百一十七年，休宁朱升应浙江行省试《对策》曰：今文、古文，篇有分合，词有难易，观其文理之相接，则可见其始合而今分矣。观其体制之迥殊，则可疑其彼何独难而此何独易矣。若是者，自朱子、吴才老固已献疑，而世之大儒亦已有明辨而厘正之者矣。世之大儒，指临川吴文正，言其叙录盛行于世，兹不复著。

按吴才老有《书裨传》十三卷，首卷举要曰《总说》、曰《书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异》、曰《诂训》、曰《姜牙》、曰《孔传》，凡八篇，意《差牙》《孔传》篇内必另有疑古文处，不止如上所载者。其不传也，惜哉。闻归熙甫有疑古文稿藏于家，馀三至其家购访之，卒不出。

又按《书裨传》虽不传，而蔡《传》《泰誓》篇目下引吴氏曰：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此吴氏疑即才老。

又按《草庐全集》有《题伏生授书图诗》，云：“先汉今文古，后晋古文今，若论伏氏功，遗像当铸金。”复自跋云：呜呼，天未泯绝帝王之制，故霡遗此老以至此时也，女子亦有功焉。《书》二十八后析为三十三，奇崛难读。或谓女子口授时，济南颍川语异，错以己意属读而失其真。呜呼，奇崛，古书体也，错何尤？晋隋间古文二十五篇出，从顺如今人语，非若伏生《书》奇崛矣。识者议其功罪于错为何如哉？呜呼，是固未易为浅见寡闻道也。安得起吴才老、朱仲晦于九原，案“析为三十三”，指晋隋间《书》言，非真孔《书》也。

又按赵氏《松雪斋集》有《书今古文集注序》，分今文古文，为之《集注》曰：嗟夫，《书》之为《书》，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乎在，不幸而至于亡，于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伪乱其真耶？又幸而觉其伪，忍无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后世常受其欺耶？此最盛心。计当时识议与之合者，吴草庐一人，所以草庐《赠别子昂诗》“识君维扬驿，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载事，疑谳一夕了”。快哉，此一夕谈也。降而其门人杨载为《行状》，仅云：公治《尚书》，为之注，多所发明，廷臣为谥议，公尤邃于《书》，作传注以发其微。即后十五年，何贞立来刻集，亦仅称“某尝见公所著《书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自缮写，人未知之。”并无一语及其绝识，以为古文之可疑。则古文之在当日人为压服久矣。呜呼，聚聋而鼓之，百无当也。然聋极而聪，亦有候存焉。君子讵忍尽绝一世人于门外哉。故每不能已于言。

又按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由枝节而返根柢也难。窃以考据之学亦尔。予之辨伪古文，吃紧在孔壁原有真古文，为《舜典》《汩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张霸伪撰。孔安国以下，马郑以上，传习尽在于是。《大禹谟》《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则晚出魏晋间，假托安国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后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脱，依傍之分明，节节皆迎刃而解矣。不然，仅以子史诸书仰攻圣经，人岂有信之哉？曾寄与黄太冲，读一过，叹曰：原来当两汉时，安国之《尚书》虽不立学官（平帝时暂立），未尝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乱而亡。梅赜上伪《书》，冒以安国之名则，是梅赜始伪。顾后人并以疑汉之安国，其可乎？可以解史传连环之结矣。

○第一百十四

朱子于古文尝窃疑之，至安国《传》则直斥其伪。不知经与传固同出一手也。其于古文似犹为调停之说，曰：《书》有二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又曰：《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愚请得而诘之曰：《尚书》诸《命》皆易晓因已，然所为易晓者，则《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毕命》《冏命》，皆古文也，故易晓。至才涉于今文，如《顾命》《文侯之命》，便复难晓。《尚书》诸《诰》皆难晓固已，然所谓难晓者，则《盘庚》《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皆今文也，故难晓。至才涉于古文，如《仲虺之诰》《汤诰》，便又易晓。此何以解焉？岂《诰》出于成汤之初者易晓，而出于盘庚以后及周初者难晓邪？岂《命》出于武丁成汤之际者易晓，而出于平王之东者难晓耶？不特此也，《顾命》出于成王崩，《康王之诰》出于康王立，相距才十日，以同为伏生所记，遂同为难晓，尚得谓《命》易晓耶？不特此也，《周官》，诰也，出于成王，《君陈》，命也，亦出于成王，相距虽未知其远近，以同为安国所献，遂同为易晓，尚得谓《诰》难晓耶？论至此，虽百喙亦难解矣。

按武进周叟曰：勺公于年曰百岁矣，尝告余曰：周公书纯是蛮语，召公书便近人。余曰：叟得毋指《旅獒》一篇为召公奭所作乎？周曰：然。余曰：此自是古文，故尔易晓，若召公语出于《召诰》者，仍复难晓。周公语幸未为古人所乱，故俱难晓。若当时有一二出于古文者，亦复了了，如《旅獒》矣。总之，古文假作于魏晋间，今文则真三代，故其辞之难易不同。如此今说者不唯文之有古今，而唯体之有命诰，与人之有周、召，亦所谓舛矣。

又按余戊午应荐至京师，昆山顾炎武宁人时在富平，有自富平来，传其新论者云：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案《左传》隐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此应在葬后，则苏氏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说误。因病馀相距才十日之说。馀谓此证诚好，但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叙在越七日癸酉，下距王崩乙丑仅九日耳，岂葬后乎？且诸侯出庙门俟，俟见新君，下即叙王出在应门之内，孔《传》所谓“王出毕门，立应门内”是也。正一时事，末叙王释冕反丧服。此“冕”字直应前“王麻冕”之“冕”，非另起一“冕”字，细玩自见。或曰：奈西方东方诸侯何？馀曰：蔡《传》解《尧典》“佥曰”“佥”字，四岳与其所领诸侯之在朝者。又解芮、彤、毕、卫毛皆国名，入为天子公卿者。即如上文齐侯吕伋非东方诸侯乎？则康王报诰，庶邦侯甸男卫固有人在也。或者唯而退，附此以便他日。质诸宁人云。又按蔡《传》引郑氏曰：《周礼》五门一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路门即毕门。予案郑氏乃郑司农众，非康成。康成《明堂位注》，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又《周礼注》引经传以证库门向外，雉门向内，以破先郑说。蔡氏犹复引之，何与？且云：外朝在路门外，则应门之内盖内朝所在。尤误之误。路门外，应门内，正一地，岂有内朝外朝共集一地，无分别之理？盖天子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外朝，在皋门内库门外；内朝，则一在路寝门外，为治朝，一在路寝门内，为燕朝。《礼记集说》方氏曰亦小误。并辨正于此。

又按“外朝在路门外”一语，亦蔡误，本郑司农注。后郑不从者。或问予：此误亦有所自来，子知之乎？予曰：彼盖以《文王世子》外朝指路寝门外为据，而不知天子之制远在库门之外者也。《文王世子》，内朝指朝于路寝之庭，是亦一内朝已。但外朝乃对路寝庭，姑称为外，非真外朝。真外朝在库门内，雉门外。诸侯三门，每门各有一朝，亦仍是外朝一内朝二。其在雉门内路门外，则君所日视之朝，《玉藻》谓之内朝。康成曰：此正朝也。三礼互有异同，而《礼记》一书尤自相抵捂，要在学者融会而善决择之，则几矣。

又按《周礼》言外朝者三，皆指皋门内库门外，断狱弊讼于斯，询国危国迁立君于斯，非谓别有一朝为三询之朝也者。自康成偶误，注小司寇外朝为在雉门外，《三礼义宗》因之，《通典》复因之，下到今遂有四朝之说。果尔，诸侯止有三门，门各容一朝，一般有国危等事，将何门置此一朝以询之乎？殊不足据。《玉海》王伯厚亟驳之，有以也。

又按蔡《传》引苏氏曰：三年之丧既成，服释之而即吉，无时而可者。严哉，斯论。虽程朱何以加诸？而不知案之于礼，亦未尽然也。何则？丧三年不祭矣，若既殡后，天地社稷之祭，犹越绋而行事，盖不敢以卑废尊。《汉志》引古文《伊训》，以为太甲当丧越茀行事，是其证也。郊之日，丧者不哭，不敢凶服，盖不独玉被大裘龙衮戴冕璪，抑且合畿内臣庶，虽有私丧之服，尽释之而即吉，以听命乎上，其严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与社若稷，一岁之间，盖不啻叠举矣，服亦屡屡释矣。先王岂为其薄哉？苏氏曰：太保使太史奉册授王，于次诸侯入哭于路寝而见王，于次王丧服，受教戒谏，哭踊答拜。圣人复起，不易斯言。予按朱子谓，易世传授，国之大事，当严其礼，故汉唐君臣亦皆吉服。黄直卿谓太子即位礼有四。一，始死正嗣子之位，顾命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是也。一，既殡，正继体之位，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然则，王麻冕黼裳入即位，乃储君初即天子位之礼，身为天地社稷之主，上承祖宗世系之重，盖国大事莫逾于此，纵遭亲丧，犹向所谓卑者尔，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者而一暂释其服邪？苏氏一则曰诸侯哭，再则曰王哭。案《曾子问》：“君薨，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太祝裨冕，执束帛，升自西阶，尽等，不升堂，命毋哭。”《注》曰：将有事，宜清静也。夫世子甫生，继体有人，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辞，况真即继体位而又追述先王册命以告之，而必以哭从事邪？甚矣，苏氏之陋也。苏氏谓书失礼，不可以不辨。予则谓苏氏失言，不可以不辨。

又按冠礼于五礼属嘉，苏氏曰：冠，吉礼也。亦误。又按苏氏之误，只缘载于蔡《传》，鲜加驳正。于是近日汪氏琬复广为之说，中有少少足辩者。一条曰：古之奔丧，见星行舍。窃谓成王既崩，康王虽相距数千里外，犹当蒲伏以赴，安有咫尺宫门而不入？就号哭辟踊之位，顾必俟干戈虎贲以逆之乎？乃孔安国曲为之说。曰：由丧次而出，出而复逆，以殊异之。于经无明文也，予案孔氏《书传》，臣子皆侍左右，将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寝门外，使桓毛二臣各执干戈，于齐侯吕伋索虎贲百人，更新逆门外，所以殊之。逆字上，增“更新”二字，甚妙。盖从《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得来。新逆者，重新逆周公以归，非如蔡氏新解作亲试，问成王何曾亲至周公所居之东？不然，竟诳语耶？亲死，子在侧，此理之可信，事之必然而无疑者。今迎门外，则推出原不在门外。补臣子皆侍左右一段，正传经者苦心弥缝处，安得谓经无明文，而臆为说哉？至曰成王既殡，康王方在苫块中，讵可哜而饮福。哜者，小祥之礼也。不知经文明指太保非王。又曰：天子未除丧，称“予小子虽衰”，周犹然，今俨然自称“予一人”，非礼。王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将白文亦未之读耶？

又按孔《传》“使桓毛二臣各执干戈”叙于“齐侯吕伋”文上，亦误。案《汉名臣奏》，近臣侍侧尚不得著钩带入房，安有成王甫崩，康王未受册命以前，而即有执干戈，如桓毛二臣于毕门内者？盖《周礼》虎贲氏掌虎士八百人，虎士执有戈盾。桓毛承太保命，于齐侯吕伋之所取二干戈，各执其一，又取虎贲之士百人迎太子钊于南门之外，齐侯原未尝偕入。蔡氏不识“爰”字义，谓命桓毛二臣使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云云，将齐侯为左右各二手之人，以各持一干戈耶？唐孔氏笑马迁叙微子启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夫面缚，缚手于后，又安得左牵羊，右把茅？是别有二手矣。今合以蔡《传》，正可发一大噱也。

又按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序云：有伏生之《书》，有孔壁续出之《书》。续出《书》文易晓，而伏生《书》则多艰深聱牙，不可易通。盖伏生齐人也，公羊子亦然，所传《春秋》如昉于此乎？登来之也，何休《注》皆云齐人语。以是知齐人语多难晓者。伏生编此《书》，往往杂齐人语于其中，故有难晓者。此乱道也。伏生语纵难晓，何至以己之方言错杂入经文。《公羊传》昉于此乎？登来之也，乃自作传文尔，非关《春秋》。犹郑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礼多齐言，亦未尝乱经，此本置勿辨，然世亦有惑于其说焉。

又按朱子云：《汉书》有秀才做底文字，有妇人做底文字，亦有载当时狱辞者。秀才文章便易晓，当时狱辞多碎句难读。《尚书》便有如此底。此论却颇合。馀谓《尚书》中如《尧典》《皋陶谟》可称秀才文章，但不可以之拟《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冏命》诸篇，何者？诸篇古文，故古文自易晓。如殷三盘、周八诰，则与狱辞相类，盖俱今文。试问二十五篇有一似此否？此亦今古文断案处。《草庐集》有《题伏生授书图诗》“先汉今文古，后晋古文今”。近代苏桓谓陈际泰时文古，古文时亦犹是尔。

又按朱锡鬯告余：云南杨士云字从龙，大理府太和县人，正德丁丑进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转户科左给事中，著《弘山集》，有《读尚书诗》云“二十八篇今，自汉伏生授，二十五篇古，至晋梅颐奏，二十八宿外，二十五宿又，仲尼不可作，谁复百篇旧”？与吴草庐《题伏生授书图诗》云“先汉今文古，后晋古文今，若论伏氏功，遗像当铸金”，皆微其辞，不似君辈显然攻。余笑曰：诗指辞多婉约，而文则直言，试观草庐《尚书叙录》，画然为二，不使相混淆，识且出朱子右，岂复如其作绝句时乎？锡鬯为默然。盖近撰《经义考》，虽渐为愚见所转移，终不透耳。

又按《周礼》，幕人职注为宾客饰也。贾公彦《疏》，王丧而有宾客者，谓若《顾命》，成王崩，诸侯来朝，而遇国丧，故《康王之诰》云“毕公率东方诸侯，召公率西方诸侯”云云，此最好典证。

又按姚际恒立方亦以经与《传》同出一手，伪则俱伪，笑世人但知辨伪《传》，而不知辨伪经，未免触处成碍耳。似暗指朱子言。余问何谓也，立方曰：如辨《伊训》，《传》，太甲继汤而立之，非矣，则于伪经“王徂桐宫居忧”不能通，盖未有太甲服仲壬之丧，而处祖墓旁者。辨《泰誓》上，《传》，武三承袭父年之非矣，则于伪经“大勋未集”，九年大统未集不能通，盖未有文王不受命改元而得称九年者。蔡沈徒为曲解，不足据。故莫若俱伪之，俱伪之，斩却葛藤矣。

○第一百十五

邹平马公骕字宛斯，当代之学者也，司李淮郡，后改任灵璧令。予以己丑东归过其署中，秉烛纵谈，因及《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别，为具述先儒绪言，公不觉首肯，命隶急取《尚书》以来，既至，一白文，一蔡《传》，置蔡《传》于予前，曰：子阅此，吾当为子射覆之。自阅白文，首指《尧典》《舜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谟》便眉蹙曰：中多排语，不类今文体，恐是古文。历数以至卷终，孰为今文，孰为古文，无不立验。因拊髀叹息曰：若非先儒绝识，疑论及此，我辈安能梦及？然犹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辈尚能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比比矣。复再三慨叹。予曰：公著《绎史》，引及《尚书》处不可不分标出今文、古文。公曰：然。公今《绎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予之言始也。

按近代孙钅广评《尚书》，亦谓《大禹谟》则渐排矣。钱受之极诋其为非圣无法，为侮圣人之言。彼敢以文字论圣经，诚哉其为侮圣言也。然《大禹谟》实是古文，先儒固尝疑之，馀亦谓先秦无段落之迹，西京绝骈偶之语，况三代以上之文乎？若以《大禹谟》渐排为风会使然，则《皋陶谟》次于《大禹谟》之后，亦应涉排，何独不尔？则知今文、古文出于两手，决矣。余尝思得一法，今或未能遽废古文，当分今文、古文为二类，令天下习读是经者，先读今文二十八篇，是何多诘屈聱牙；次读古文二十五篇，是何尽文从字顺。又二十八篇之文虽同一古，而中间体制种种各殊。二十五篇之文虽名为四代，作者不一而，前后体制不甚远。则久之聪明才辨之士，争得起而议之，虽有党同护前之徒，亦不能不心屈也。欧阳永叔曰：夫破人之惑，若难与争于笃信之时，待其有所疑焉，然后从而攻之可也。当积习锢蔽之馀，而一旦语人以古文为赝书，非斥之为妄，则笑之为狂，此难与争于笃信之时者也。分今文、古文为二类，不至混淆，庶学者读之，自有所不安，此待其疑而后攻之者也。不然，伏生、梅氏之《书》真伪错互，谁复能辨？如马公之具只眼者，殆亦未可多得哉。

又按归熙甫有言，所可赖以别其真伪，唯是文辞格制之不同。后之人虽悉力摹拟，终无以得其万一之似。馀因思周公有《大诰》，而王莽以翟义乱，亦作《大诰》。苏绰以文体之弊，又作《大诰》。一载《汉书》，一载《北史》。试取而读之，不特莽不类于周公，即绰距莽未远，亦不类。盖莽在酷拟《尚书》，如婴儿之学语，可为鄙笑。绰较少胜于莽，然就其条达比偶处，已不似汉人手笔，况周初乎？其各为时代所限如此。又按《苏绰传》，为《大诰》，奏行。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故后十年，恭帝元年，周文令太常卢辨作诰谕，公卿曰：呜呼，我群后暨众士，维文皇帝以繈褓之嗣托于予，训之诲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变厥心，庸暨乎废坠我文皇帝之志。呜呼，兹咎予其焉避，予实知之，矧尔众人之心哉。惟予之颜，岂惟今厚，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文果类绰，因笑此等文笔，谁不能为？韩昌黎诗“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得到。”议论之不可，况摹拟之乎？此殆真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之谓哉。

又按苏子由尝论《周书》委曲而繁重，《商书》简洁而明肃。以错杂今古文而言，何则？委曲繁重自指今文，简洁明肃必指《仲虺之诰》以下十篇始可。彼《盘庚》且勿论，若《高宗彤日》，非朱子所谓最不可晓乎？《西伯戡黎》非所谓稍稍不可晓乎？简或有之，而得谓之明乎？子由于此析犹未精。昌黎述其生平所用心曰：周诰《殷盘》诘屈聱牙，纯称今文。子瞻《评出师二表》云：与《伊训》《说命》相表里，纯况以古文，尚不错杂，然亦未有以今古文之所以别告二公乎。告亦未有不悟者，高忠宪尝言，天下万世之心目，固有渐推而愈明，论久而后定，故勿谓昔人所未定，而今亦莫能定也。旨哉，此言矣。

又按有议论渐推而愈明，历久而后定者，馀尤亲验之。胡渭生朏明告予，第一卷载冯氏驳卫宏《序》为妄，良是。窃谓宏《序》亦非尽凿空者，伏生有孙，固应有子，不至使女传言。然错往受时，生年过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藐尔孤孙，未承家学，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门弟子业成辞归，错奉诏至，安可空还？不得已，令女传授，理或有之。计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错无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经之语，自非生纵老，何至家无本经？纵令失去，当时弟子如张、欧阳，罔不涉《尚书》以教，何难往取其本，俾还报天子乎？或曰：必若云，则生以简策授错可矣，何用其女为？朏明曰：汉人读书颇与今异，扬子云言，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如春秋有邹、夹二氏，夹氏口说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书；邹氏著竹帛，师传之人中绝，故曰无师。盖经未有无师者，书简策虽存，而其间句读音义亦须略为指授，方可承学，故使其女传言耳。若字本今文，错所自识，岂因齐人语异而都不晓耶？是则妄不足辩者。予喜曰：家藏有宋名画授经图，伏生东向坐，大夫北面偻而立，旁有女子，俨然儒家风姿，为之指点。尝病其事不实，画为少减，今接子高论，此画可以长留天地间矣。

○第一百十六

今文、古文之别，首献疑于吴才老，其说精矣。继则朱子，反复陈说，祇是一义，曰：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则不可晓耳。其实伏生非倍文暗诵，说具第一卷。近代郝氏敬始大畅厥旨，底蕴毕露。读书三十条，朱子复起，亦不得不叹如积薪。馀故详录其三之二于后。书辞渊塞，诗语清通，故《虞书》浑朴。其言诗则曰，声依永律和声，喜起之歌乃有逸响。雅颂训诰多周公制作，雅颂明畅，训诰结涩。盖主于感者，使人易晓。至于训戒者，使人深思。夫子谓不学《诗》无以言，故《诗》《书》体异也。春秋战国以来，辞尚风韵，虽叙事之文，皆有依永和声之致。夫子作《易传》《论语》，春容尔雅，清风习习，然皆诗之为言也。然义理含蓄，混沌未破，至秦汉以后，襜觚雕朴，文不务实，全尚声口，惟有浮响而已。此古今文辞深浅华实之辨也。《尧典》《禹贡》，其辞简奥，叙事朴直有体。《皋陶谟》精深淹雅，自是上皇风味。古人言语高远，质而愈新，后人极力整齐，反伤体；有意舒散，反见拙。如商彝周鼎，自然苍润，俗工雕镂乱真。识者自能鉴之。朱元晦谓书不须尽解，固缘《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意。然朱所谓易解者，乃其不必解之伪书；而所谓难解者，正其删定之原籍。然则，弃嘉谷而收稂莠也，可乎？《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文辞最古，法度森严，有头尾，有血脉，有分段，有照应，为千万世史书冠冕。后世依仿其体为帝纪、世家、列传，枝叶敷荣，非不可观，然一登泰山，顿觉丘阜为小。尧舜一德，故二帝并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谟（按此说非）。孔《书》离《尧典》为二，以补《舜典》，其识已卑，别增《禹谟》一篇，尤琐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辨之。古圣文辞深奥，精密无痕，如《书》与《周易》自是一种文字。孔《书》极力摸仿，而音节匀畅，俊彩庄严，已落近格。扬雄作《太玄》，拟《易》爻象，肠胃俱呕。转觉后尘愈远，此圣凡天人之隔也。《盘庚》《大诰》《康诰》等篇文辞，如流云杂雾，烝涌腾遝，不可抟填，而自然烟润。孔《书》二十五篇，丰姿济楚，如砻石疑玉，刻木肖花，渐染妩媚之气。古言盘郁，今言清浅；古言幽雅，今言高华。一览而尽者，今人之辞；三复而愈远者，古人之辞也。古人意思浑厚，义理填塞胸臆，欲言不啻口乍读结涩，愈玩愈精彩。后世文字嘹鹴，滚滚迫逐而来，其于修辞立诚之意索然尽矣。故《尚书》以伏生二十八篇为真古文。二十八篇与古人传神，其辞简朴，无枝叶，是古时风气之醇浓也。其诘屈不畅快，是古人胸次之盘郁也。其更端层叠，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也。含辉敛彩，晶光自尔溢发，气若断续而悠然，条鬯舒散，不用绳削，而变态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气也。至于二十五篇，清浅松泛，边幅整齐，晓然如揭日月而行康庄，无复昧爽氤氲气象。《诗》曰“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知此者可与论道，可与论书。孔《书》与二十八篇良苦较然，岂千馀年来无一识者，以吕易嬴，久假不归，依附圣经，攻之有投鼠之忌。如读《春秋》，明知五霸为罪人，以其依附三王，久重于发难，是以其姑息养其蟊贼也。汤武不弑君，天下何时底定？千古有相知汤武非弑君者。朱元晦谓《大诰》《多士》等篇，辞语艰涩，如官司行移文字，与民间语，夹杂俗语，故难解。《蔡仲》《君牙》等篇如今翰林制诰文字，与士大夫语，故易晓。案《大诰》《多士》有何俗语，而以语俗人，岂俗人明敏，反胜学士大夫，学士大夫难解者，俗人其能解乎？凡训诰非对臣民口授，皆裁成篇章，颁布必经圣人之手，虽史官润色，亦本圣人口泽，故其言多渊悫，而神理溢于辞章之外，隐合于胸臆肺腑之中，若出若不出，离而视之，深沈蒙晦，无迹可寻；会而通之，生气浮动，温如春，泠如秋，穆如清风，泽如甘雨。绎其绪，嚼咀其味，恍然见其心曲，亲炙其眉宇，而聆其謦咳，非圣人之言而能若是乎？至于二十五篇，清浅齐截，自是三代以下韶秀之姿，语多浮响，意不切题，或先贤记闻（案此说非）。或后人假托，天壤悬隔，乌可相乱也。后人文字皆拣选材具，一字一句叠砌而成。古人文字无边齐，无畔岸，拍天驾海而来。文字出上古，自然深沈隐约，有郁苍之气，正是未雕之璞。一落叔季，肤浅轻扬，气运风会，莫知所以然而然也。《尚书》二十八篇，当世即欲不如此作不得。六经皆夫子手订，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后文字。如《论语》二十篇，春容尔雅，愚者可知，犹谓有子之徒记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子手笔，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乎世运，虽孔子欲为四代典谟之文，亦不可得已。后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见四代鸿宝二十八篇，真足为万世国史之宗。其二十五篇如《伊训》《太甲》之类，《左》《国》诸书，骎骎欲方驾矣。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修辞立其诚。”达者，达其所立也。辞欲达诚，诚如何可达？后世文章以清利为达，正是齿牙喋喋，不与精神命脉相关。心自心，辞自辞，如近代辞赋，何有半语真实？二十八篇若康召等诰，字字肝胆，泼放简策上，后儒反病其诘屈不达，未知竟是谁达谁不达也？诸传独《孟子》近古，七篇中所引《书》如《太甲》《伊训》《汤誓》等语，质直而少逸响，正与二十八篇文字一律，足征伏《书》是真，孔《书》是假。又如《大学》所引《康诰》“作新民”，“若保赤子”，“惟命不于常”等语，篇内自然浑合。孔《书》取引语，填补痕迹宛然。孔《书》《伊训》《太甲》《说命》《君陈》等篇，《礼记》《学记》《表记》《缁衣》多引用其语，盖《记》与孔《书》先后同出（案此说非）。其所引当世已无全文，摹仿补缉，非古之完璧也。孔《书》四代文字一律，必无此理。诗如《商颂》缜栗而渊瑟，《周颂》清越而驯雅，二代文质之分也。诗既尔，书亦宜然，岂得《商书》清浅，反不如《周书》朴茂也。若以《伊训》《太甲》与《康诰》《大诰》诸篇并列，先后文质倒置矣。孔《书》诸篇辞义皆浮泛，如《伊训》不切放桐复亳，《说命》不切帝赉良弼，《君陈》《毕命》不切尹东郊。其他皆然，转移变换，皆可通用，古史典要，决无此病。多后人案步仿效，故其语势褊侧，如室中演棒，四碍不得自由。若真古文如《大诰》诸篇，任说得纵横舒展，真赝功苦天地悬隔。《秦誓》真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渐近明浅，犹多沈浑之味，自然处高于《左》《国》。《费誓》虽列编末，而简奥渊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运风味，一一可思，若夫《伊训》《说命》，风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与典谟并列？真是千古不平事。

或问：牧斋云，近代经学之缪，远若季本，近则郝敬，子向推其知言，兹何复取乎郝氏之书？馀曰：郝氏之可诛绝在好妄，其不可磨灭处，的非庸人。且读得古今文字，分析如烛照物，如刃劈朽木，如衡不爽锱铢，如丝绎不尽，当属其九经中一绝。

按郝氏以二十五篇置于末，另为卷帙，历加掊击，语或过甚，馀仅录其四条。《太甲》上云：此篇语浮泛，所以告戒嗣王者，甚徐，何至见放。《咸有一德》云：篇名《咸有一德》，似是较数，故曰“咸有”犹各擅一长云尔。今所言皆纯一意，则伊尹不合自矜与汤咸有此一。殆后人依题拟撰，遴拣凑砌，而乏天真。《周官》“冢宰掌邦治”至“大明黜陟”云一代典制，当世自有，令甲开载成王训百官，何用琐举。此后人自述记闻，以实其所为《周官》者耳。《君陈》“尔有嘉谋嘉猷”，云嘉谋，入告可也。必以归君，此人臣自用之心，非人君所以教臣。君喜归美，即不喜归过，是导之谀也，岂贤王之训。

又按郝氏讥切古文亦几尽致，尚未及其好作俳偶涉后代。予爱李翱《答王载言书》：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对也。以此律《大禹谟》，岂流水，读去而不觉其排比者与？又每读《毕命》至“旌别淑慝”以下凡三十七句，句皆四字，因笑曰：孔安国隶古定，竟若唐房融译《首楞严经》，以四字成文者与？

又按姚际恒立方曰：某之攻伪古文也，直搜根柢而略于文辞。然其句字诚有显然易见者，篇中不暇枚举，特统论于此。句法则如或排对，或四字，或四六之类是也。字法则如以敬作钦，善作臧，治作乂，作乱顺，作若信，作允用，作庸汝，作乃无，作罔非作匪是，作时其，作厥不，作弗此，作兹所，作攸故，作肆之类是也。此等字法，固多起伏氏《书》。然取伏《书》读之，无论易解难解之句，皆有天然意度，浑沦不凿，奥义古气，旁礴其中，而诘曲聱牙之处，全不系此。梅氏《书》则全借此以为诘曲聱牙，且细咀之中，枵然无有也。譬之楚人学吴语，终不免舌本间强耳。观凡于逸《书》不皆改作弗，无皆改作罔，尤可类推。

○第一百十七

郑氏瑗字仲璧，莆田人，成化辛丑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著《井观琐言》，内疑古文《尚书》者二条。录其辞曰：古文《书》虽有格言而大可疑，观商周遗器，其铭识皆类今文《书》，无一如古文之易晓者。《礼记》出于汉儒，尚有突兀不可解处，岂有四代古书，而篇篇平坦整齐如此？如《伊训》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独艰深，且以商诗比之，周诗自是奥古。而《商书》比之《周书》，乃反平易，岂有是理哉？《泰誓》曰谓已有天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此出《墨子》，见第一卷），此类皆不似古语。而其他与今文复出者，却艰深，何也？贾逵、马融、郑康成、服虔、赵歧、韦昭、杜预辈，皆博洽之儒，不应皆不之见也。又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无一篇亡失，诚不可晓。又曰：《尚书》辞语聱牙，盖当时宗庙朝廷著述之体，用此一种奥古文字。其馀记录答问之辞，其文体又自循常，如左氏内外传文，虽记西周时谏诤之辞，亦皆不甚艰深。至载襄王命管仲受飨与命晋文公之辞，灵王命齐灵公，景王追命卫襄公，敬王使单平公对卫庄公使者之言，鲁哀公诔孔子辞，其文便佶屈如书体。《礼记》文亦不艰深，至载卫孔悝鼎铭便佶屈。凡古器物诸款识之类，其体皆如此。又如左氏记秦穆公语，皆明白如常辞。及观《书·秦誓》文，便自奥古。至汉齐王闳、燕王旦、广陵王胥，诸封策尚用此体。他文却不然，如今人作文辞，自是一样语录之类，自是一样官府行移，又自是一样不容紊杂。某尝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廪”一段是古逸《书》之辞，其文甚似。《楚辞》曰“岂不郁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语。案上疑安国《书》何以尽有伏生所有，此据今行世者言。然当日真孔壁《书》何曾无？盖壁中纵有朽折散绝处，安国悉以今文字补缀，至字句的然异者，则仍其旧，以崇古也。今文《泰誓》三篇，壁中本无，一改从科斗，兼而存之，过而立之，汉儒之学大率如是。

按郑瑗又言，《尚书》之辞有极难晓者，“鸠僝功吊由灵”之类；有极易晓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类。有极繁者，“一人冕执刘”，“一人冕执钺”之类，有极简者，如“初如西礼”之类。有对语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之类；有参差不对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类。论最平。然则，专以易晓排偶病古文，亦未足服作伪者之心矣。馀故特以义理辟之。

又按古器物铭，另是一种文字，多古雅。除《考古博古图》所收外，莫高于《汉郊祀志》《美阳鼎铭》，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次则《窦宪传》南单于遗宪古鼎，其旁铭曰：“仲山父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一出于幽壤，一来自绝域，是二物者得名标史策，何其幸与？予独怪前武帝时，鼎出汾脽，殊大异于众鼎，无款识，似是其巫伪为，反得荐见宗庙，而后鼎以有按据乃黜。与真孔《书》不传，伪孔《书》传到今何异？噫。

又按宋王观国《学林》云：孔子诔，惟《左氏传》《史记》辞并同。是鲁哀公集《诗》辞而成之，非公自语。曰“旻天不吊”《节南山诗》也；“不霡遗一老，俾屏馀一人以在位”，《十月之交》诗也；“茕茕馀在疚”《闵予小子》诗也。馀谓集《诗》辞为诔辞，哀公固在三百篇之后，何不可之？有若集古人成句并字面，以砌成《书》辞，如《大禹谟》等篇，其败可立见矣，而卒不悟，噫。

又按陈第季立，近代号左袒古文《书》者，谓后儒以今文真，古文伪，不过谓其文章尔雅，训词坦明耳。今观于《左》《国》《礼记》及诸书传，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尔雅坦明，无有艰深险涩语也，岂所引者皆伪乎？夫为诸书所称引者，既皆尔雅坦明，而诸书所未称引者，必欲其艰深险涩，是一篇而二体也，岂虞夏商周之本经乎？说亦辨而有理。予请举《礼记》引《兑命》之文，“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中”二句非艰深险涩之语乎？岂皆坦明者乎？只观作伪者，截首一句，续以“惟其贤”为一段，复截末四句改作“黩于祭祀时谓弗钦”为一段，取其类己者，置其不类己者，以俾与己文体一类。然则，诸书传所称引，幸都得其坦明者耳，非书尽坦明。以此难季立，将何辞以复？

○第一百十八

元王充耘号耕野，□□人，著《读书管见》，亦疑古文，但于“允执其中”之中，谓一方言字面，非古圣之传心法。盖以伪《大禹谟》增加人心道心，而并浅视《论语》不可训。馀仅录其三条，云：一曰《尧典》《舜典》虽纪事不一，而先后布置皆有次序。《皋陶》《益稷》虽各自陈说，而首尾答问一一相照。独《禹谟》一篇杂乱无叙，其间只有益赞尧一段，安得为谟？舜让禹一段，当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当名之以誓。今皆混而为一，名之曰谟，殊与馀篇体制不同。一曰：《蔡仲之命》一段绝与《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辅民怀即是克敬惟亲怀于有仁之说。为善同归于治，为恶同归于乱，即是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之说。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即是自周有终相亦罔终之说。吾意古文祇是出于一手，掇拾附会，故自不觉犯重耳。一曰：《顾命》一篇铺叙始末，宛如图画。尝谓今文《书》如《禹贡》《洪范》《顾命》《费誓》，条理曲折，法度森严。若有错简缺文，则全无可理会矣。而此皆出于伏生所授，先儒谓伏生《书》不可晓，晁错略以意属读，此等岂晁错自能以意想像而言之者乎？故知卫宏之《序》似预袒后来古文，而抑今文，其言决未可信。

按王充耘又言，“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与“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之语不伦，意亦不相对，直窃意前二句是古《书》，后二句是傅会。予笑是止读过《孟子》，而未读过《国语》者，岂足服作伪之心？作伪者学尽博。

又按崔文敏铣《读尚书正文》曰：今文皆委情巨典，后人弗能模也。古文谆诲复言，后人可依仿也。古文体制相肖最者，《太甲》之于《蔡仲之命》，《汤诰》之于《泰誓》是已。《洪范》《顾命》，其能伪撰一言哉。果伏生言之讹也，殆不可句矣。此为申古文而罔之与王氏见殆暗相合者。

又按宋马存子才未尝疑古文而论今文，煞有见，正足为攻古文者之一助，并录于此，曰：某读《书》至《盘庚》三篇，周公之诰，如在宗庙武库之中，观古器茫然不之识。如登太行之崎岖，剑阁之道，羊肠九折之险，一步一止，而九叹息也。如夷狄蛮貊穷荒万里之人，听华人之音，累数十译仅乃通。当时之人号曰告令，于一日之间，何自而知之也？当时学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闾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业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识，所谓道德仁义之意，性命之说，典诰之语，一闻见而尽识之，非上之人好为聱牙倔强以惊拂之也。盖其所习者，素晓也。馀谓此故为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作注脚。

又按向尝习《淳化阁帖》，至文不可解处，辄以为有断简，有缺字。不然，古今人不相远，何至与人手书如是？既习之日久，见其上下相生，一笔连注，苟间覆其中之一字，气便不属，乃知当时语自尔也。惟亲接其手书之人，读之则解，旁人容有弗解者，况隔至后代乎？因悟《书》难读莫过殷三盘、周八诰，正叶石林云：非作《书》者故欲如此，盖当时语自尔。岂有如卫宏《定古文尚书序》其中所云哉？

又按唐张彦远《名画记》，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惟王子敬深明其旨。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然则，作文何独不然？

又按或问朱子：周公作《鸱鸮》之诗以遗成王，其辞艰苦深奥，不知成王当时如何理会得？曰：当时事变在眼前，故读其诗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读之，既不及见当时事，所以谓其诗难晓。窃以阁帖中手书亦然。

○第一百十九

馀读焦氏《笔乘》，称家有梅𬸦《尚书谱》五卷，专攻古文书之伪，将版行之，不果。案《旌德县志》，𬸦字□□，正德癸酉举人，曾官国子学正。鹗字幼龢，一字百一者，即其兄。求其《谱》凡十载，得于友人黄虞稷家。急缮写以来，读之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采其若干条散各卷中，其无所附丽者，特录于此。𬸦曰：赵歧《孟子》“尽信书”一章《注》，经有所美，言事或过，若《康诰》曰“冒闻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问下民”，《梓材》曰“欲至于万年”，又曰“子子孙孙永保民”。人不能闻天，天亦不能问于民，万年永保，皆不可得为书，岂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篇言武王诛纣，战斗杀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箪食壶浆而迎其王师。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两三简策可用者耳，其过辞则不取之也。歧之言云：尔平正无碍，甚得孟子口气。而晚出《武成》则言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是纣众自杀之血。非武王杀之之血，其言可谓巧矣，然果纣众怒纣，以开武王，当如《史记》言，武王驰之，纣兵皆崩，方合兵机。今仅自攻其后，必杀人不多，血何至流杵？且均之无辜党与，什什伍伍争相屠戮，抑独何心。且真有如蔡《传》言，武王之兵，则盖不待血刃者，非痴语乎？私意杜撰之《书》，既非孟子所见元本，而其言又躐居周初，致孟子为不通文义、不识事机之人，读《书》误认纣众自杀以为武王虐杀，何其悖哉？馀谓𬸦说善矣，而抑未尽也。此作伪者学诚博，智诚狡，见《荀子》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进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固殷人也。《淮南子》有士皆倒戈而射，《史记》有皆倒兵以战，遂兼取之成文，方续以血流杵，故曰学诚博。魏晋间视孟子，不过诸子中之一耳，纵错会经文，亦何损？而武王之为仁人为王者师甚著，岂不可力为回护，去其虐杀，以全吾经，故曰智诚狡。噫，抑知数百载后，由程、朱以迄于今，晚出之《书》日益败阙，输攻锋起，而《孟子》宛若金汤，无瑕可攻。有不必如斯枉用其心者哉。

按《文心雕龙·夸饰篇》云：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馀谓诸说皆可，独漂杵之论不然。所以孟子特为武王辨白，正以有害于义。此非刘勰辈文士所知。

又按贾谊《过秦论》云：秦有馀力，而制其敌，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须是追之逐之，兵有崩山倒海之势，祸方酷烈至此。若仅仅反攻败北而已，孔颖达所谓杀人必不多者，洵有见。因思晚出《武成》虽敢与《孟子》违，而犹阴为《孟子》地，何者？孔《传》云：自攻于后，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非含不可尽信之意乎？至蔡《传》则云：纣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后之众，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实而言之，无论人情兵机不至于此。果实至此，而孟子犹致疑焉，亦可谓眯目而道黑白者矣。又按“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语，似当日《书》辞仅“血流杵”三字，未必增有“漂”字，只缘赵歧注云尔。晚出《书》与之同，故可验其出赵氏后。又按《缁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郑《注》云：天当为先。晚出《书》即是“先”字，其出康成后何待云。但《左传》哀十八年，“《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杜《注》云：昆，后也，言当先断意，后用龟也。晚出《书》，陆德明所见之本乃是“唯克蔽志”，孔颖达所见本则与今同，是“先”字。然则，此《书》又出元凯后乎？曰：非也。元凯《左氏集解》成，在大康元年吴平之后，晋已有天下十六年，此《书》出魏晋间，岂得预窥杜《注》？窃意元凯前，贾逵、服虔王肃辈，皆注左氏，容有先断人志之说，晚出《书》因之尔。

又按朱子于此章引唐子西之言曰：陶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经注，本草误，其祸疾而小；注六经误，其祸迟而大。馀谓注《本草》误，以药物杀人之身；注六经误，以学术杀人之心。杀人之身，人即知戒；杀人之心，心与印板相似，传染无穷，此其祸有不待较别者。

又按梅氏𬸦尝谓，朱子之明，过于郑侨；晋人之欺，甚于校人。朱子如子产曰：“得其所哉者，不一而足也。”因叹朱子总缘被压古文，不复致疑，虽以此章血流杵，孟子明著为武王事，朱子犹谓孟子设为是言。试思武王本无是事，孟子何苦设为是言？孟子本意为武王辨诬，反先诬武王而后辨之乎？朱子复生今日闻此，亦应绝倒。

又按上引贾谊言，秦流血漂卤。参以《帝王世纪》，言长平之战，血流漂卤。《战国策》言武安君与韩魏战于伊阙，流血漂卤。可知流血漂卤为战胜杀人多者之恒辞。甚至谊以血流漂杵两加黄帝涿鹿之师，益验为恒辞。而辞所从出，却于《武成》篇。当七国时，上有好战之君，下有善战之臣，君臣日以杀人为能事，而问所借口者，则《武成》也；问所获身者，则武王也。以为昔之圣人，亦尝云尔，奚怪今日？孟子于此安得心不为恻然，口不为慨然，所以欲并书废之。学者观圣贤此等处，真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可视若寻常。或曰：奈疑经何？馀曰：以《论语》校之，当子贡时，载商辛恶迹，非经即传，不似后有他杂乱书。而子贡已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盖亦以经传之有过辞也。夫子贡为至不仁之纣末减其罪，未闻以为非；而孟子为至仁之武王力洗其冤，反以为议，何哉？宋世传张浚拜曲端为大将，端登坛，首问浚见兵几何？浚曰：八十万人。端曰：须是斩了四十万人，方得四十万人用。论者以为果如端言，固覆军失地杀身之道也。夫兵分数，岂专在杀哉？此念熏蒸，决不能兴起辑睦，吸引安祥。因及尉缭子对梁惠王曰：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次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笔之于书，以杀垂教，孙吴亦未有是论也。馀谓尉缭子正七国时人，所云“古之善用兵”，古当指三代。吾不知三代中，谁为此杀人手，且以善名。尉缭子欲售其术，已不难子虚乌有，以成其说，况血流杵实出《武成》篇，安得不纷纷口实？孟子欲并书废之，洵为有见。我故曰：世之疑孟刺孟者，俱非；而孟之疑书废书者，确也。

又按一人议论有先后互异，若南北背驰者。黄太冲尝谓，圣人之言，不在文词而在义理。义理无疵，则文词不害其为异。如《大禹谟》人心道心之言，此岂三代以下可伪为者哉？晚而序馀《疏证》两卷，则谓人心道心本之《荀子》，正是《荀子》性恶宗旨。又谓此十六字为理学之蠹最甚，何相反也？其《孟子师说》中一条又与上梅氏说何合也，《师说》云：《武成》“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是商人自相杀也。《孟子》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是明言武王杀之，两意相背。则知孟子所见之《武成》，非孔安国古文之《武成》也。古文之伪，此亦一证。

○第一百二十

同里友人石子华峙字紫岚，一字企齐，与予善，每著《疏证》成，或面语，或遣信送览。正唐人诗所谓“为文先见草”者。一日，谓予，古文《尚书》有《舜典》《汩作》《九共》二十四篇，必且另为卷轴，方一亡失，遂不复传。若与伏生同者三十四篇，何尝不见于唐代。馀曰：诚然。但《汉艺文志》载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者，内有《舜典》诸逸篇，已厘次于第一卷。《隋书·经籍志》载马融注《尚书》十一卷，郑氏注《尚书》九卷，皆本杜林古文，止二十九篇，内无逸诸篇可知。亦说具于第二卷。窃意古文《书》至东汉始有训注，当时大儒亦止注三十四篇，未必及逸《书》。故有时合而为一，则如《汉志》所载；有时离而为二，则如《隋志》所载。合则永亡，晋永嘉之乱是也；离则仅存，晋元帝立郑氏《尚书》博士是也。因叹向来里中诸子，谓书关系不在卷轴篇数，且诋为枉用心。此予所不欲与深言者也。

按朱子云：孔壁得古文《仪礼》五十六篇，郑康成曾见，且引其文于《注》中。不知何缘只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无传焉？馀谓古文《尚书》二十四篇无注，正与此同。

又按隋王劭勘晋宋古本《曲礼》并无“稷曰明粢”，立八疑十二，证以灭此一句为是。唐孔氏《疏》左氏僖十五年《传》，以为古本无“曰上天降灾”四十七字。文十三年《传》，讨寻上下文义不容，有其处者，为刘氏为汉儒增加。古人注书凡遇一字一句涉伪者，不惜出气力与之辨。盖以天下学术，真与伪而已。伪者苟存，则真者必为所蚀。譬犹稂莠之害嘉禾，欲护嘉禾也，必锄而去之，方为良农。溺音之害古乐，欲崇古乐也，必放而远之，方为神瞽。故孟子辟杨墨既自鸣其不得已矣，尤必推广其类，以为能有一言及杨墨者，即许而进于圣门。诚惧乎，吾道甚孤，而气类之不可以不广也。吾亦愿天下后世读吾《疏证》者，于古文必有致疑，苟有疑焉，断不得以相承既久，莫之敢议，且或设淫辞而助其墨守，则《荀子》所谓“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三善咸备矣。其亦斯文之幸也夫。

又按余尝语石紫岚，昔人自称有五恨者，有三恨者，予生平独有二恨耳。紫岚曰：何与？予曰：《皇览冢墓记》，汉明帝朝，诸儒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秦昭襄王、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襄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予谓当时此举未行，故秦汉后不获见孔子六经全文。此予之恨者，一也。大程子为次子邵公撰《墓志》，称其等于生知，五岁而夭。予谓当时天若假之年，三代以下可复见，生安之圣人卒不获见。予之恨者，二也。紫岚曰：《庄子》言“儒以《诗》《礼》发冢”，盖有激之辞。子真欲发人之冢乎？予曰：观后晋太康中，汲郡民发魏襄王冢，大得古书，《周易》上下篇最为分了。齐文惠太子镇雍州，有发楚王冢，得竹简书，以示王僧虔者。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古发冢以得经典者众矣，何疑于宋元之言。晋齐上距战国已远，尚完整，若汉明帝朝去秦才二百馀岁耳，复当何如？且秦人焚书，止焚其在民间者，凡《诗》《书》百家语为博士官所职，悉不焚。至项籍西屠咸阳，始付之一炬。故论者谓书不亡于秦火，而亡于项籍之火，然虽烬于项籍，而冢中所藏者固历历也。惟宋元言之，东汉诸儒听之，曾莫以为意。失此一时，后竟无复有可为之时矣。噫。紫岚曰：子之恨，固当悬之终古耳。

又按石紫岚尝谓予，子于考证之学，洵可为工矣，其指要亦可得闻乎？予曰：不越乎以虚证实，以实证虚而已。忆留京师久，日以论学为事。有以孔子适周之年来问者，曰：《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庄子》，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说者，宜何从？馀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案《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恒，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法推是年癸未岁中积六十五万六千七百

○九日

○七刻，五月定朔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巳时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三十八刻恰入食限），见《春秋》。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七年虽曾日食入食限，而敬叔尚未曾从孔子游，何由适周？有以季武子之丧，曾点倚其门而歌来问者。馀曰：此子虚乌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孙宿卒，孔子年十七。曾点少孔子若干岁未可知，然《论语》叙其坐次于子路，则必若九岁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时，子路甫八岁，点实不过六岁七岁孩童耳，乌得有倚国相之门，临丧而歌之事？《檀弓》多诬，莫此为甚。石堂陈普极其辨驳，犹未及此，予聊为补之云尔。有以汪氏琬诋予亲在不当与渠言丧礼，言之为豫凶事来问者。曰：汪氏说固谬，但折之须经传有明征者，亦有之乎？馀曰：有《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案昔者孔子没，他日子张尚存，见孟子、子张死，而是时曾子方有母丧，则孔子在时，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丧礼相往复，若曾子问者乎？果若汪氏言，则曾氏父子乃圣门逆子，而世俗以为不祥人矣。且孔子命伯鱼学礼，凶礼次居第二，未闻举其二而辍不学也。惟唐许敬宗、李义府以凶事非臣子宜言，遂焚《国恤》一篇。汪氏得毋类是。噫，士大夫议论若此，馀深为世道惧焉。

又按石紫岚谓，《三统历》，《武成》篇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在庙献馘，似非武王所以待纣。古文未必实。予曰：参以《周书》《世俘解》，当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书》已甚。《周书》云：负商王纣悬首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宁至于此？若《王制》出征执有罪及以讯馘告。《牧誓》明数纣，“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崇长信使，暴虐奸宄，非所称有罪者乎？又如戮飞廉于海隅，即截其左耳来以告先王，而明武功之成。圣人举动磊落光明，岂若后世回互者之所为哉？

又按蔡邕论引《乐记》曰：“武王伐殷，荐俘馘于京太室。”《诗·鲁颂》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即自释之曰：京，镐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与诸侯泮宫俱献馘焉，即《王制》所谓以讯馘告者也。予考之《吕氏春秋》，亦有“武王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之语，此《乐记》非今《乐记》，或河间献王与毛苌等所作二十四篇，或断取十一篇之馀。如《奏乐》《乐器》等篇皆见《艺文志》，今不传。邕犹得见之及引之，然则，祀馘实系武王事。斑斑若是，不为孤证云。

又按尝与石紫岚论经之伪者，由后人经学未精，故听其乱真。若人人能精，伪者何容厕足其间乎？虽然，经学之难精，自孟子来而已然矣。紫岚深讶其说。馀曰：孟子言，水注江则不合于《禹贡》，服齐疏则不合于《仪礼》，讨不伐则不合于《周礼》大司马。虽有曲为之说者，《左传》哀九年吴城刊沟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盖据哀公后吴王夫差所掘之道以为禹迹，不知亦非然也。杜预《注》，谓引江水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宋当作末，今山阳县北五里之北神堰也）入淮，与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开皇七年开山阳渎，大业元年开刊沟，皆自山阳至扬子入，水流与前相反，盖至是孟子之言始验，岂得谓误？由左氏特《禹贡》未精熟耳。又有曲为之说者，滕文公于父当斩衰不齐，而云齐疏者，大概语，亦犹《中庸》“期之丧达乎大夫”，圣人是大概说三年之丧，本不止于父母。而晦翁云只主父母，未暇及他之类是也，亦非然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问于曾申。申对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𫗴粥之食，自天子达。穆公母服齐，故首言齐，次斩，盖并及之，不似《孟子》对父遗斩，古人文字密如此。三年之丧原不止子为父母，凡嫡孙承重者，为人后者，父为长子皆然。适孙承重者，是为祖父母之后，为人后者，为之子皆可以父母之丧解之。惟父为长子，则不可。因思《仪礼·丧服传》曰：父为长子，“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郑康成《注》谓此言为父后者，然后为长子，三年重其当先祖之正体，又以其将代己为宗庙主也，是亦父母之丧矣。圣人之言无不周遍，岂似后人举一而遗一？又“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六师，属天子，大国仅三军，分明天子有讨有伐，如何云讨而不伐？且承以“是故”二字，非文辞病处邪？盖只为说诸侯伐而不讨，遂装上天子讨而不伐，以为对案，而不觉与上文背。要须易为天子有讨有伐，诸侯有伐无讨，始得。不然，《周礼》大司马之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其谓之何矣？紫岚曰：由子之说推之，以纣为兄之子，而有微子启，则不合于微子。《左传》，华周之妻善哭其夫，则不合于《左传》《檀弓》。馀曰：此却不然，此古人连类而及之之文也。酒不可言食，而《论语》“沽酒市脯不食”。风不可言润，而《系辞》“润之以风雨”。马不可言造，而《玉藻》“大夫不得造车马”。他若躬稼本稷，而亦称禹；三过不入本禹，而亦称稷。以至以纣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启；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华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宋王矰所谓古人省言之体，盖如此。初不似今之拘拘，此又穷经之士之所宜触类而长之者也。

又按尝与石紫岚论今人经解实有胜古人处。盖古人未定，今方定者，亦有终归阙疑，不得一味尽解以为快者，凡二条，亦留京师时事。徐嘉炎胜力过谈，述黄泽赵汸之学，黄曰：经在致思而已，赵曰：何谓？黄曰：如礼有五不娶，一为丧父长子，《注》曰无所受命。近代说者曰：盖丧父而无兄者也。女之丧父无兄者众矣，何罪而见绝于人？其非先王意已，姑以此思之。赵退而精思，久之得其说，曰：此盖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之类尔，《注》谓无所受命，犹未失。若丧父而无兄，则期功之亲皆得为之主矣。以复于黄。黄曰：甚善，以弟论之，果属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之类，不与上文乱。家子不娶，《注》曰：类不正相重乎？礼止有四不娶耳，乌得五？予曰：然长子盖女子长成者，而当嫁而适遭父丧，故曰丧父长子，故曰无所受命。此即《曾子问》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婿弗取事耳。胜力不觉击节起立，曰：子可谓天启其衷哉？鄞万斯同季野将辑古今丧礼，名《通考》，以《丧服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质予，曰：郑康成解兄弟为族亲，贾公彦曰：当是夫之从母之类乎？以弟论，二说俱未安，曷若以为嫂叔有服之证？予曰：可。及退而审思，嫂叔无服，一见于《檀弓》，再见于《奔丧》，三见于《逸礼》。果此节为兄公及叔之服，则子夏亲作《丧服传》，不应曰“夫之昆弟何以无服也”云云。子夏而云云，其必非嫂叔服也可知。降至晋，虽有成粲亦曾援此以为宜大功，而唐贞观魏徵等议加嫂叔服，止泛论以恩以情，譬继父方同爨不宜恝然。终不援及《丧服记》，其不得强为说也可知。须当阙疑，惜不及复语季野。

或有谓予，伐国不问仁人，况发冢乎？纵从冢中得有经籍，吾亦不愿观者。予曰：朱子尝言政和铸造礼器，并依三代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胜聂崇义《三礼图》远甚。知潭州日，遂申省部，乞用铜制之，以荐先圣。政和铸造，非从发冢中来者邪？

又按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非指嫂叔断断。如已谓终须阙疑，亦未尽。甲子春，寓东海公碧山堂，为说礼服。中夜精思，不觉忽得曰：此殆缌麻章夫之诸祖父母报之注脚乎？《仪礼》明著小功者，兄弟之服。又曰：小功以下，为兄弟。夫之所为兄弟服，即夫之所为小功服，妻降一等，为缌麻也。夫之诸祖父母，马、郑解俱未当。惟元敖氏以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当之，夫服此二人在小功章，妻从夫而服则缌麻是也。宛相符同，惜黄勉斋奉师命以记随经，见未及此耳。或曰：上文君之所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亦可作是解否？馀曰：何不可？此即凡人大功服也。即如贾公彦指亲兄弟为旁期者，亦可。或曰：两兄弟可异解乎？馀曰：《中庸》“三年之丧达乎天子”，是天子全服三年。“期之丧达乎大夫”，却含有降杀，二“达”字义不同。且上康成不尝训兄弟为族亲乎？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时季野寓处颇近，不敢复语之矣。

又按《服问》有从无服而有服，公子之妻为公子之外兄弟。《注》云：谓为公子之外祖父母从母缌麻。《疏》云：知属公子之外祖父母从母者，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谓为兄弟，又一佳证。

又按季野称其师馀姚黄氏经学为致精，示馀《答万季野丧礼杂问》，中有问郑康成谓天子诸侯左右房大夫士直有东房西室。陈祥道因《乡饮记》荐脯出自左房，《乡射记》笾豆出自东房，以为言左以有右，言东以有西，则大夫士之房室与天子诸侯同可知。朱子心颇然之而未敢决。今将从祥道何如？黄氏答此，恐不足以破郑说。所谓左房者，安知其非对右室而言也。所谓东房者，安知其非对西室而言也。《顾命》，胤之舞衣在西房，兑之戈在东房。天子诸侯之两房，经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设，无一事及之耶？馀曰：《仪礼》固曾及之，何得谓无？季野愕然。馀曰：《聘礼》“君使卿皮弁还玉于馆”，宾“南面受圭，退，负右房而立”。是时宾馆于大夫之庙，此右房，非大夫庙所有乎？季野曰：据贾公彦以为于正客馆非庙。馀曰：更证以下文，“公馆宾宾辟”，康成《注》凡君有事于诸臣之家，车造庙门乃下。贾《疏》云：以其卿馆于大夫之庙。此馆则是诸臣之家，已不能掩前说之非，且古者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皆庙也，无别所为馆舍。惟侯氏觐天子，赐以舍，非庙。《聘礼》安得与之同？昌黎尝苦《仪礼》难读，今观康成以下诸公议论，得毋并《仪礼》未之读耶？季野益不悦。

又按《礼记·曾子问》，有公馆私馆之别。公馆凡二，一是公家所造之馆，即贾所谓正客馆；一仍是卿大夫士家为君所使停舍者，即为公馆。《聘礼》一篇“自卿致馆宾即馆后有司入陈”，《注》云：入宾所馆之庙。“揖入及庙门”，《注》云：舍于大夫庙。“卿馆于大夫”，《注》云：馆者必于庙。皆《曾子问》后所称之公馆，非前所称，不得以公彦曲说为借口。

又按馀向谓诸侯三门，每门各有一朝。郑康成谓外朝当在大门外。大门者，库门也。以公食大夫，拜赐于朝，无宾入之文；《聘礼》以柩造朝，无丧入之文，为之证。陈祥道则谓大门外，乃经涂，非朝位也。语最破的。然亦未即以《聘礼》折之。愚请折之曰：案《聘礼》“宾入竟而死”，是宾在路死，未至国，则以柩止于门外。若宾死未将命，是宾已至馆，特未行聘享之事，而死则以棺造于朝。夫一曰止于门外，一曰造于朝，分明死有不同，而所以达君之命者，亦各异处，岂得合而一之？或曰：诚然。但上文“厥明讶宾于馆，宾皮弁聘至于朝，宾入于次”，下方叙公迎宾于大门内，又曰：“宾入门左”，以大门内入门左证之，则知朝在大门外，康成犹未引此。馀曰：“宾皮弁聘至于朝”，“聘至于朝”四字为一篇之纲，不与下涉。下方条析其事，曰：“宾入于次”，不然，次固在大门外，而大门外即朝，当直接入于次，不得另以宾字起矣。《公食大夫礼》，“宾朝服即位于大门外，如聘”。大门外指次言，不指外朝，亦可证《聘礼》此“朝”字为虚，且上不又有劳者，遂以宾入至于朝，先言入，后言朝之文乎？

又按季野称《书集传》，谓今《书》传注所以独少者，缘压于蔡氏。予以为不然。因偶摘“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蔡《传》作路寝门外。不知南门即下应门，蔡盖徒袭用伪孔《传》，而不顾与《明堂位》《穀梁传》不合，不博考之故。善乎，陈祥道有言，天子雉门，阍人谓之中门，犹应门，《书》谓之南门，《尔雅》谓之正门。路门，《书》谓之毕门，师氏谓之虎门，盖中于五门，谓之中门；前于路门，谓之南门。发政以应物，谓之应门门；毕于此，谓之毕门；画虎于此，谓之虎门。则门之名，岂一端而已哉？弟谓尚不止此，应门，《穀梁传》亦谓之南门。曰南门者，法门也。范宁《注》，法门谓天子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名法门。《考工记注》谓之朝门、路门，大仆谓之大寝之门，又谓之宫门，师氏《注》谓之路寝门，小宗伯《注》谓之殡门，《书》以成王之殡在焉，谓之庙门是也。

又按《仪礼》十七篇，言右房者二，言左房者亦二。右房见《聘礼》，经文为大夫之西房，见《记》文，则诸侯之西房也。左房见《乡饮》《酒记》，为大夫东房，见《大射仪》，又诸侯东房。分明有左有右，由于有东有西，天子诸侯大夫士之制并同。吾犹憾祥道能虚会，未能实证尔。

○第一百二十一

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闭户著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馀，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馀，少馀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与上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其尤害义理者，为录于此。论“威克厥爱允济”四句曰：此袭《左传》，吴公子光曰，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任威灭爱之言，必是祖述桀纣之残虐而云者，且又出乱臣贼子口，其不可为训明甚。光所与处者，鋖诸之辈，所习谋者，弑逆之事，焉知《诗》《书》者耶？后世申商之法厥由以兴。今作伪者但以“吾闻之曰”为《书》辞，不知既载圣经，生心而害政，发政而害事，罪可胜诛乎？《李卫公问对》，臣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太宗曰：《尚书》云“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先，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故惟孙子之法，万代不刊。案《卫公问对》，亦系假托，然尚知辨正《尚书》之非，可为有识。又东坡《书传》，先王之用威爱，称事当理而已，不惟不使威胜爱，若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又曰：不幸而过，宁僭无滥。是尧舜以来常务使爱胜威也。今乃谓威胜爱则事济，爱胜威则无功，是为尧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胤后之党临敌誓师，一切之言当与申商之言同弃不齿。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辄以此借口，某不可以不辨。案苏氏驳辨可谓当矣。其所斥近世儒者，必王安石。与《盘庚传》后之君子同。论“小大战战”四句曰：据说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汤之伐桀全是为自全免祸计，非为救民涂炭也。若圣人果非以救民为亟，则为其臣子自宜生死惟命，岂可作平等一辈，观为此先发制人之策耶？说得成汤全是一片小人心肠，绝不知有君臣之分者，殊可怪叹。如此实乃增汤之惭，岂惟不能释汤之惭已乎？论“将告归”曰：此既造为复政，因造为告归，下又有“今嗣王新服厥命”语，则是太甲归亳后，尹辄翩然归矣。殊谬不然。君奭曰：“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传》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是尹奉太甲归后，作相之日方长。今据其说，伊尹于太甲初丧时即放之而自摄，奉太甲归后，旋即复政，若始终竟未尝相太甲者。太甲去而我留，太甲来而我去，何相避之深也？唐孔氏曰：《殷本纪》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则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汤为诸侯，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寿年百有馀岁。此告归之时，已应七十左右也。案孔《疏》，伊尹以百馀岁之人，七十左右未名为老，太甲后为贤君，称太宗，享国绵长，乃竟置伊尹于不问，未尝一日留相王室，伊尹亦优游私邑，安享以没，而终其身恝然其君，盖万万无是理也。

按第二卷论“凡我造邦”五句为袭《国语》。姚氏与馀同，尤相发明，曰：作伪者误以文武之教令为汤之教令，所谓张帽李戴者是。其原文以“天道赏善而罚淫”领句，下用故字，接曰“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彝字即应上善字，慆淫即应上淫字，天字即应上天道。今割去领句，别置于前。此处数句全失照应，剽夺古义，既已乖舛不符，又复隔越不贯，胡其至此耶？

又按第一卷论“兼弱攻昧”四句为袭《左传》，亦不若姚氏发明之尽，但认仲虺四语为仅四字，与馀不同耳。曰：“取乱侮亡”填《左传》引仲虺语。“兼弱攻昧”及“推亡固存”，皆袭《左传》语。“邦乃其昌”仿《左传》“国之道也国之利也”等语。宣十二年，随武子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案《左传》惟“取乱侮亡”一句为仲虺语，“兼弱攻昧”为古《武经》语，故引《书》以明兼弱，引《诗》以明耆昧，又引《诗》以明抚弱耆昧也。若《书》辞果有“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二句，左传安得分“取乱侮亡”句为仲虺之言，分“兼弱攻昧”句为武之善经乎？又安得以“兼弱攻昧”句为提纲，以“取乱侮亡”句为条目乎？此弊窦之了然者（孙文融批点《左传》云：《仲虺之诰》中原有兼弱二字，此以作断语，觉未妥。阅此不觉捧腹。夫左氏之文为千古绝调，安得此未妥之义，留后人指摘乎？使左氏受冤久矣，今日始雪）。又襄十四年，中行献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襄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皆仅有“取乱侮亡”，无“兼弱攻昧”，足以为证。其曰“乱者取之”云云，孔《疏》谓取彼之意而改为之辞，其言非本文是也。“推亡固存”一句，亦是从上亡字增出存字，以释《书》辞，故曰“国之道也”、“国之利也”。今将“推亡固存句”一并凑作《书》辞，而于“国之道也”等句改为“邦乃其昌”，以取协韵而已。总之，中间惟填“《传》引逸《书》”四字，上下皆是将两处传文割剥联缀，既使经如补衲，复使《传》无完肤矣。

又按姚氏好以左氏驳古文，与馀同。其论“同力度德”二句，引昭二十四年《传》，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馀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同德度义”本苌弘语，所以兴起《大誓》离德同德之义也。今贸贸不察袭左此语于引《大誓》之前，而又列诸《泰誓》中，岂有“同德度义”为《大誓》之辞，而下接以“《大誓》曰”耶？古人袭左，其显露败阙多此类。但左氏之书，岂能掩人不见？而天下万世人日读左氏之书，卒亦无厘订及此者，何也？杜预《注》，度，谋也，言唯同心同德，则能谋义。子朝不能于我何害其义？本与逸《书》四句联属，今将逸《书》四句另置于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仅有心字无德字，全不照应。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义”。左氏“度”字本谋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犹可解，“同德度义”便不可解矣。而孔《传》乃强为之解，曰：德钧则秉义者强。夫德既钧矣，又何谓之秉义乎？岂义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岂纣与武之德钧，而武独为秉义者乎？即如其解，又何以兴起下引《大誓》离德同德之义乎？种种述谬，摘不胜摘。刘炫《左传注》，案孔安国云，“德钧则秉义者强”，苌弘此言取彼为说，必其与彼德同，乃度义之胜负，但使德胜不畏彼强，故即引《泰誓》而劝其务德。杜为不见古文，故致此谬。颖达曰：彼《尚书》之文，论两敌对战，揆度有义者强。此论甘氏又往，既不能同德，何能度义？属意有异，与《书》义不同。刘以为杜违《尚书》之文而规其过，非也。案刘炫反据伪《传》以诋杜之非，颖达又驳刘《注》以证杜之是。刘、孔诸君皆不幸生古文之后，徒作此纷纭耳。

又按论“惟有惭德”引襄二十九年《传》，季札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案札之观乐，闻声审音，即能知帝王之德，辨众国之风。史迁称其见微而知清浊是也。自虞夏以讫春秋，皆札自为论撰，绝无一语扳据《诗》《书》之文。若谓《尚书》先有此语，而札乃扳据为说，安在其为知乐耶？其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与“犹有惭德”正是一例。句法若是，则文王亦当自为有憾耶？札之此语乃是评汤之韶，即如孔子谓武未尽善意（邢邵《甘露颂》“乐无惭德”，沈约《谢示乐歌启》“观乐帝所远有惭德”皆足证）。若是，则武王亦当自为未尽善耶？今误以评乐之言，加之成汤之身，而仲虺释之，史臣书之，将圣人青天白日心事，全驱入模糊暧昧之乡，岂不重可叹耶？又曰：“圣人之道，顺时而已。”时当揖让，则为揖让；时当征诛，则为征诛。《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俯仰皆无惭矣。苟有丝毫之惭，圣人必不为之，观《汤誓》“今朕必往”之辞，及《论语》“玄牡昭告”之语，岂是抱惭负恧者耶？

又按论“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亦引僖五年《传》曰：详宫之奇原文所谓馨香，本属黍稷而言。黍稷者，本属祀神言，意谓祀神所重在德，苟有德矣，其馨香非弟黍稷而已，乃明德之馨香也。今其上既无黍稷字，突然曰“至治馨香”，夫馨香于至治何与耶？此处既不言祀神事，下又突然曰“黍稷非馨”，夫黍稷于治民何与耶？种种述谬，皆为吞剥《周书》成语。故馀读《三国志·张纮传》，纮笺曰：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窃以此伪作者之所本。

又按论古文袭今文之误处曰：《无逸》篇“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说命》上则“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以为相表里矣。不知《无逸》“其惟”二字本是承接上句“三年不言”语气，则上句“不言”二字不可删也，又是唤起下句“言乃雍”语气，则下句“言乃雍”不可删也。今上下皆删，独留此句，“其惟”二字竟无著落，语气不完，何以便住？又曰：《咸有一德》“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本仿《国语》，“《夏书》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礼记》“太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兴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语义，今倒置之，则是告民语义，不容出伊尹对太甲之口矣。又按论蔡《传》之误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安国《传》，墨刑，凿其额，涅以墨。颖达《疏》，犯颜而谏，臣之所难，故设不谏之刑，以励臣下。此特据伪孔《传》杜撰，别无所出。蔡氏引刘侍讲曰：墨即叔向所谓《夏书》昏墨贼，杀皋陶之刑，贪以败官为墨。案左引《夏书》谓昏墨贼三者，皆当杀，非刑名也。此云“其刑墨”，乃五刑涅额之名也。且此非贪罪，作伪者原自不引《左传》，其意欲以为不谏者有刑。然又以不谏之刑，本无所出，因之姑从轻典云尔。刘氏以《左传》宜杀之墨解伪《书》涅额之墨，是伪《书》之墨本是刑名者，反不谓之刑名；《左传》之墨本非刑名者，反谓之刑名矣。何两误也？

又按余尝以《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尽伪书，兹读《井观琐言》，已知有先我而驳及者，曰：宋戴溪将鉴博议，乃极称《三略》，通于道而适于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谓其中多知足戒贪之语，张良得之用以成名。谓《问对》之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以瑗观之，《问对》虽伪，然必出于有学识谋略者之手。东坡云：《问对》是阮逸伪作，《三略》纯是剽窃老氏遗意，迂缓支离，不适于用，其知足戒贪等语，盖因子房之明誓而为之辞，非子房反有得于此也。盖圯桥授受之书亡矣，此与所谓《素书》皆赝本。如曰“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谓夺其威，废其权也。皆取诸旧史而附会之，痕迹宛然可见。而戴亟称之，无乃未之思与？或谓汉建武二十七年，诏已援《黄石公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语，则此书之传亦远矣。馀曰：安知非作《三略》者反用汉光武诏以充入之乎？善夫，朱子论《孔丛子》，因曰：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其亦上数书之谓与？

○第一百二十七

已上并阙

○第一百二十八

或问：孔安国之从祀在唐贞观二十一年，实以古文《尚书》。今子既辨古文《尚书》经与传皆属假托，然则，安国之从祀亦可得而去乎？馀曰：唯唯否否。安国之《尚书》诚假托，然其于经籍之功，亦有不可得而泯者。如《孝经》二十二章，传至梁始亡。《论语》二十一篇，何晏时虽不传，而今《论语注》有所谓“孔曰”者，即安国之辞，是其有功于《论语》，不可泯也。《礼古经》五十六篇，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正同，馀三十九篇谓之《逸礼》，哀帝时欲立学官，不果，郑康成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为郑氏学，今郑《注》有所谓“古文作某”，即安国之本，所谓“今文作某”者，乃从安国本也。《逸礼》三十九篇，唐初犹传，诸儒曾不以为意，遂毁于兵，而吴澄所纂《逸经》八篇，犹安国之遗也，是其有功于《仪礼》不可泯也。《礼记》未详篇数，然《汉志》亦谓自孔壁得之。伏生今文《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安国古文出，始分析。《酒诰》《召诰》率多脱简，刘向以中古文校之，始复完备，是即其有功于今文《尚书》，亦不可泯也。且论其生平，固无得而訾议也。考其世系，固先圣之嫡派也，其从祀，乌得而废诸？愚于是有感于汉从祀诸儒矣，伏生以《尚书》二十八篇祀，宜也。高堂生以《仪礼》十七篇祀，宜也。毛苌以传《诗》三百五篇祀，亦宜也。独杜子春以《周礼》，后苍以《礼记》，则有可得而议焉者。杜子春为刘歆门人，永平初尚存，能通其读，郑众、贾逵，往受业焉。马融、郑康成之传注，皆始于此，是以为有功《周礼》。而不知其功于《周礼》，与杜林之有功古文《尚书》，差相等耳，固未殊绝也。何以言之？创始者难为功，继起者易为力，当秦火绝灭之馀，而能存亡保缺，抱圣人之遗经，独传于世，如伏生、高堂生之功，岂不为殊绝哉？至王莽乱，尚不至如秦火之甚，故论实有功于《周礼》，其惟河间献王德乎？河间献王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五篇，阙其《冬官》一篇，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藏于秘府。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始著于《录略》。而后有门人杜子春，能通其读。溯厥渊源，实自献王。故论《周礼》之功，进河间献王德于两庑，而罢杜子春可也。且河间献王之功亦不细矣，据《汉志》及《隋·经籍志》，则《礼古经》出孔壁者，安国得而献之；出于鲁淹中者，献王得而献之。《孝经》十八章，献王所得颜芝之本也（见邢昺《疏》）。《记》百三十一篇，献王得七十子后之书也。立毛氏《诗》，则毛苌为之博士；立左氏《春秋》，则贯公为之博士。济济乎，洋洋乎，西京之儒者，未能或之先也。其从祀，乌得而舍诸？后苍之从祀在嘉靖九年，张孚敬（是年尚名璁，兹从赐名）枋国大正祀典，黜戴圣而进后苍。推孚敬之意，以《春秋》三传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尚书》今文有伏生，古文有孔安国，《毛诗》有毛公，独三礼《仪礼》有高堂生，《周礼》有杜子春，而《礼记》有戴圣。今戴圣以赃吏见黜，不可不思一人以补之，于是见《艺文志》，有讫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儒林传》，有苍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大戴、小戴。遂以后苍者为有功《礼记》而祀之，不知后苍之明《礼》，亦明高堂生之《仪礼》耳，其与《礼记》固绝不相蒙者也。今世俗概以《礼记》为《曲台记》，此语不知何所自来。而孚敬亦从而靡。甚矣，孚敬之不学也。郑康成《六艺论》，谓高堂生以《礼》授萧奋，奋授孟卿，卿授后苍，苍授戴、德戴圣，是为五传弟子，所传皆《仪礼》也。又谓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今《大戴礼记》是；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礼记》之在西汉，原不立学官，即大小戴所删，亦不见《艺文志》。东汉后，马融、卢植、郑康成始各有解诂，通为三礼焉。故若论《礼记》之功，虽罢后苍可也。或曰：汉儒罢祀皆以过，刘向以诵神仙方术罢，贾逵以附会图谶罢，马融以党附势家罢，何休以注风角等书罢。今杜子春、后苍，子安得以过而罢之？馀曰：无过者，虽罢，仍改祀于其乡。若杜子春、后苍者，依卢植、郑康成之例，祀于乡可也。或曰：毛苌为河间献王博士属，有君臣之分，而并列两庑间，魂魄其能安乎？馀曰：吾思之稔矣，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则臣虽齐圣，不先君食可知也。当仍毛苌于两庑，而进河间献王德于启圣祠，位次在颜、曾、孔、孟孙四先贤之下，周、程、朱、蔡四先儒之上，亦称曰先儒可也。呜呼，馀之为斯论也，自以为不可复易。昔程敏政当弘治初元，上疏议孔子庙庭祀典，孰者当存（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孔安国毛苌高堂生杜子春申枨），孰者当罢（戴圣王弼刘向杜预贾逵申党马融公伯寮何休秦冉王肃颜何蘧瑗林放），孰者当进（后苍胡瑗王通）孰者当改祀于乡（郑众范甯卢植蘧瑗郑康成林放服虔），孰者当迁配于启圣（颜无繇孟孙氏曾点孔鲤）与从祀启圣（程向朱松），凡三十九人，俱不果行。逮嘉靖朝，张孚敬枋国始一一如其议，以行之论之定者。不行之于已，犹可行之于人；不行之于一时，犹可行之于后世。如此，馀之为斯论也，深所望于后之君子哉。

按：程敏政疏亦谓后苍有功《礼记》，宜与左氏伏生等一体从祀。则张孚敬之误，不独误读《汉书》，亦缘敏政有以先之。不特此也，以郑夹漈之博奥，犹谓汉世诸儒传授皆以《曲台》《杂记》，故《二戴礼》在宣帝时立学官，《周礼》《仪礼》世虽传其书，未有名家者。此何异说梦乎？篁墩一疏，援经据义，出入凛如秋霜，虽未见行当代，犹获见赏异时，故孚敬于其原疏之外，所特进者一人，欧阳修。从前祭酒谢铎之议黜革者一人，吴澄。从今举人桂华之议，从祀启圣祠者一人，蔡元定。愚窃有议焉者，欧阳修从祀，虽称其卫道之功同于韩愈，而实以濮园之议合于己私，故孚敬得而进之。当嘉靖六年，上已欲进欧阳修，缘费宏、杨一清不可而止，是当日君臣固未敢毅然行也。至孚敬则行之不恤矣。吾恐后世之君子有以议其短长也。愚尝考郑康成生平，与卢植同无过，而植经解已不传，康成尚大显于世，即其于三《礼》之功，亦不细。为当日计者，康成仍宜留。既而思之，康成最惑溺纬书。纬书起于成哀之后，东京尤盛，为儒宗者，正当引圣经以折其妄，而反援以证经，是信经不若信谶纬也。贾逵以附会图谶罢矣，何休以注风角等书罢矣，不罢康成，无以服贾何之心，改祀于乡，亦可谓得其平者矣。凡馀议从祀诸儒，皆平心易气，不敢有一毫私喜怒于其间，良以此质鬼神，俟后圣之事也。今孚敬以濮议之唾馀，一旦膺主眷，擅国柄，遂敢进其所私喜之人于庙庭，而又杀先师之佾舞笾豆为不同天子名之，曰不敢上拟乎事天之礼，不知德足配天，何不可事，以事天之礼乎？且成均者，天子释奠尊师之地也，以天子尊天子师，而用天子礼乐，又何不可之有？乃孚敬以意为降杀乎？噫，孚敬以势力压天下之久，俾不敢议其大礼，而又欲以势力压万世之人，俾不敢复议其祀典也哉。

又按：《逸礼》三十九篇，谓唐初犹传，天宝之乱遂毁于兵。出草庐吴氏说，不知何所自来？独《朱子文集》及《语类》有唐初其书尚在一语，与他语互异。因遍考《隋·经籍志》《新旧两唐志》，俱无《礼古经》五十六篇或《逸礼》三十九篇之目。仅存者，今《仪礼》十七篇而已。贾公彦疏《周礼》《仪礼》，于郑《注》所引《逸礼》处，不能辨出何书。孔颖达疏《月令》，能知所引为《中霤》礼文矣。然亦不言具存，则可证唐初无现传之事也。安国壁中所得，实止《论语》《孝经》《尚书》《礼经》四部，无《礼记》。今云然者，亦偶本《汉志》。馀又曾疑《汉志》“鲁共王坏孔子宅”一段，《礼记》“记”字为衍文，或“经”字之讹，因颜《注》未明，故未尽削去，实非属定论也。

又按：《周礼废兴序》云：王莽时兵灾并起，刘歆弟子丧亡，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盖杜子春乃缑氏县人，非缑为人氏，与杜子春各为一人。《隋志》讹云“河南缑氏及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郑夹漈因之，遂谓《礼》有《缑氏要钞》四卷，不知此见《隋志》及《唐·经籍志》，俱为《礼记要钞》。《注》云：缑氏撰，似是六朝人。《唐·艺文志》则名《缑氏要钞》六卷，为宋戴颙撰。岂东汉初书乎？郑之妄多此类。

又按：《隋志》云，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亦讹。《汉志》于此《记》，《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盖七十子既丧，源远而末益分，其时之学者，各撰所闻，故多杂。《隋志》误会，增“及”字，遂画为二样人，与杜子春同。请更证之，《汉志》于王史氏二十一篇下亦注七十子后学者。刘向谓王氏史氏六国时人，则“七十子后学者”六字，岂有仲尼弟子在内哉？

又按：以后氏《曲台记》为即今《礼记》，误实始徐坚等《初学记》。坚云：见《礼记正义》。今《礼记正义》无斯语，坚复误。

又按：石华峙紫岚告馀，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谓如颜曾子思配飨庙庭，而路谷伯鱼反下从两庑之类，非谓并列于两庑者。并列两庑，若河间献王、毛苌，虽君臣，一统于先师之尊，左昭右穆，如宗庙行列，未觉不可。馀曰：蔡元定父子不两祀之乎？紫岚曰：周辅成、程向、朱松，皆以子贵，故宜从祀启圣。若蔡元定自有功圣门，非以子后重者，仍宜改祀于两庑可也。馀曰：此说诚是，吾为子识之。

又按：程珦、朱松从祀，程篁墩称其子之学开于父，一首识周濂溪于属吏之中，荐以自代，而使二子从游。一临没时以朱子托其友胡籍溪，而得程氏之学。且向以不附新法退矣，松以不附和议奉祠矣。历官行已，咸有称述。若周辅成者，特以万历二十三年湖广抚按援向松之例以进。案潘兴嗣亲为茂叔友又据其子所次行状撰墓文，并未及辅成行实一字，但云任贺州桂岭县令，赠谏议大夫而已。其云多善政者，疑后人傅会，非实。窃谓纵实，濂溪不由师传，默契道妙学，于其父何与哉？而援向松例邪？罢之为宜。

又按：程篁墩议孔子弟子从祀，据《家语》，而以《史记》所载为后人附益。误。太史公明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家语》在唐初已非古本，见颜师古《注》。窃以二书亦未可偏废。史记七十七人有公伯寮秦冉鄡单则家语所无。家语亦七十七人别以陈亢琴牢县亶当其数合而计之整八十人。嘉靖九年公伯寮以愬子路沮孔子罢宜矣。但秦冉颜何以不载家语罢则大非二人宜后祀且颜何特不见篁墩所据家语而未尝不载唐小司马时家语见史记注，程氏亦考未详又两庑不见有县亶或以县亶即鄡单亦非，宜补入以合家语如是而孔子所谓受业身通者皆全具矣。他若石室图有蘧伯玉林放申枨，篁墩以枨即史记申党宜存枨去党合论语，蘧伯玉在所严事林放止称鲁人，未闻在弟子之列，改祀于乡，此则最为论之持平无庸更议云。

又按：：七十子之祀既定仍有可议者三一。罗从彦李侗皆万历四十一年进今天下学宫，尚未通祀，宜诏谕之一朱子门人蔡沈以书集传进而黄干直卿所编丧祭二礼尤精博出蔡上行谊首为朱子推重亦宜进一程子门人有杨时朱子门人有蔡沈岂有曾子高弟公明仪见祭义注者孟子高弟乐正克见孟子配飨者反在两庑之外乎诚为阙典或曰其位次若何余曰公明仪在先儒左氏之上乐克在穀梁氏之下皆称先儒可也。

又按：孟子之父孟孙氏（孙字宜去，方与庙庭亚圣之氏同），生平行实无考，以孟子之故，迁配启圣祠，人无异议。则祀典既可上及于父，亦可下及于子。四配中，曾子有子曰曾申，字子西。《集注》以为曾子孙者，非。贤见《孟子》，宜从祀。十哲中子张有子曰申详，贤虽下于子思，却与泄柳并亦宜从祀。或曰：其位次若何？馀曰：公明仪既人此，二子当在公明仪之上，亦称先儒。盖仪又子张高弟，见《檀弓疏》。

又按：李侗从祀，周木于成化乙巳曾请于朝，不果行。后作《延平答问序》曰：自愧寡陋，未考《元史》从祀之详。馀案《元史·祭祀志》载宋五贤从祀，是至正十九年。胡瑜乞加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五人名爵，从祀庙庭，二十二年已准行矣。何后正统初，仍以胡、蔡、真入从祀？弘治间，谢铎、徐溥叠以杨时为请，议论虽正，终不知有胜国已行故典。然则，明臣之寡陋，大抵尔尔。窃以如木之能自愧者，亦罕其人矣。

又按：十哲颜子居首 .....(待补)

又按：王通胡瑗从祀 ......(待补)

又按：孔明而外复得一人曰 ......

又按：从祀已入而复罢者 ......

又按：阳明之学出于象山 ......

又按：陈氏龙正书逜孔庙祀典损益更宜 ......

又按：余考得牛弘列传，弘有明堂议云案刘向别录及马宫 ......

或谓予：子既欲近罢阳明，远罢象山 ......

或又谓，明从祀仅存文清敬斋矣 ......

又按：两庑先贤先儒位次后多凌躐或具疏或 ......

又按：山阳县学庙新成笾豆放失如式更制有以其数来征余者， ......

《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