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文疏證/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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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古文疏證 卷八

► 朱子古文書疑

《尚書古文疏證》目錄

卷八

• 第一百十三言疑古文自吳才老始
• 第一百十四言朱子於古文猶為調停之說
• 第一百十五言馬公驌信及古文可疑
• 第一百十六言赧氏敬始暢發古文之偽
• 第一百十七言鄭氏瑗疑古文二條
• 第一百十八言王充耘疑古文三條
• 第一百十九言梅氏鷟尚書譜有宋采者錄于篇
• 第一百二十言與石華峙論東漢時今文與逸篇或離或合
• 第一百二十一言姚際恒攻偽古文有勝余數條載于篇
• 第一百二十二(闕)
• 第一百二十三(闕)
• 第一百二十四(闕)
• 第一百二十五(闕)
• 第一百二十六(闕)
• 第一百二十七(闕)
• 第一百二十八言安國從祀宋可廢因及漢諸儒

• 附：《朱子古文書疑》

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目錄終

《尚書古文疏證》卷八

太原閻若璩百詩撰

平陰朱續晫近堂梓

○第一百十三

《書》古文出魏晉間，距東晉建武元年凡五十三四年，始上獻於朝，立學官。建武元年下到宋南渡初八百一十一年，有吳棫字才老者出，始以此《書》為疑，真可謂天啟其衷矣。抑朱子《大學序》所謂「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者」也。其言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為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書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後又二百一十七年，休寧朱升應浙江行省試《對策》曰：今文、古文，篇有分合，詞有難易，觀其文理之相接，則可見其始合而今分矣。觀其體製之迥殊，則可疑其彼何獨難而此何獨易矣。若是者，自朱子、吳才老固已獻疑，而世之大儒亦已有明辨而厘正之者矣。世之大儒，指臨川吳文正，言其敘錄盛行於世，茲不復著。

按吳才老有《書裨傳》十三卷，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詁訓》、曰《薑牙》、曰《孔傳》，凡八篇，意《差牙》《孔傳》篇內必另有疑古文處，不止如上所載者。其不傳也，惜哉。聞歸熙甫有疑古文稿藏於家，餘三至其家購訪之，卒不出。

又按《書裨傳》雖不傳，而蔡《傳》《泰誓》篇目下引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此吳氏疑即才老。

又按《草廬全集》有《題伏生授書圖詩》，云：「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氏功，遺像當鑄金。」復自跋云：嗚呼，天未泯絕帝王之制，故霡遺此老以至此時也，女子亦有功焉。《書》二十八後析為三十三，奇崛難讀。或謂女子口授時，濟南潁川語異，錯以己意屬讀而失其真。嗚呼，奇崛，古書體也，錯何尤？晉隋間古文二十五篇出，從順如今人語，非若伏生《書》奇崛矣。識者議其功罪於錯為何如哉？嗚呼，是固未易為淺見寡聞道也。安得起吳才老、朱仲晦於九原，案「析為三十三」，指晉隋間《書》言，非真孔《書》也。

又按趙氏《松雪齋集》有《書今古文集注序》，分今文古文，為之《集注》曰：嗟夫，《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偽亂其真耶？又幸而覺其偽，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此最盛心。計當時識議與之合者，吳草廬一人，所以草廬《贈別子昂詩》「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快哉，此一夕談也。降而其門人楊載為《行狀》，僅云：公治《尚書》，為之注，多所發明，廷臣為諡議，公尤邃於《書》，作傳注以發其微。即後十五年，何貞立來刻集，亦僅稱「某嘗見公所著《書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自繕寫，人未知之。」並無一語及其絕識，以為古文之可疑。則古文之在當日人為壓服久矣。嗚呼，聚聾而鼓之，百無當也。然聾極而聰，亦有候存焉。君子詎忍盡絕一世人於門外哉。故每不能已於言。

又按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節也易，由枝節而返根柢也難。竊以考據之學亦爾。予之辨偽古文，吃緊在孔壁原有真古文，為《舜典》《汩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張霸偽撰。孔安國以下，馬鄭以上，傳習盡在於是。《大禹謨》《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則晚出魏晉間，假托安國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脫，依傍之分明，節節皆迎刃而解矣。不然，僅以子史諸書仰攻聖經，人豈有信之哉？曾寄與黃太衝，讀一過，歎曰：原來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平帝時暫立），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上偽《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偽。顧後人並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

○第一百十四

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偽。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其於古文似猶為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又曰：《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愚請得而詰之曰：《尚書》諸《命》皆易曉因已，然所為易曉者，則《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皆古文也，故易曉。至才涉於今文，如《顧命》《文侯之命》，便復難曉。《尚書》諸《誥》皆難曉固已，然所謂難曉者，則《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皆今文也，故難曉。至才涉於古文，如《仲虺之誥》《湯誥》，便又易曉。此何以解焉？豈《誥》出於成湯之初者易曉，而出於盤庚以後及周初者難曉邪？豈《命》出於武丁成湯之際者易曉，而出於平王之東者難曉耶？不特此也，《顧命》出於成王崩，《康王之誥》出於康王立，相距才十日，以同為伏生所記，遂同為難曉，尚得謂《命》易曉耶？不特此也，《周官》，誥也，出於成王，《君陳》，命也，亦出於成王，相距雖未知其遠近，以同為安國所獻，遂同為易曉，尚得謂《誥》難曉耶？論至此，雖百喙亦難解矣。

按武進周叟曰：勺公於年曰百歲矣，嘗告余曰：周公書純是蠻語，召公書便近人。余曰：叟得毋指《旅獒》一篇為召公奭所作乎？周曰：然。余曰：此自是古文，故爾易曉，若召公語出於《召誥》者，仍復難曉。周公語幸未為古人所亂，故俱難曉。若當時有一二出於古文者，亦復了了，如《旅獒》矣。總之，古文假作於魏晉間，今文則真三代，故其辭之難易不同。如此今說者不唯文之有古今，而唯體之有命誥，與人之有周、召，亦所謂舛矣。

又按余戊午應薦至京師，昆山顧炎武寧人時在富平，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論者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案《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應在葬後，則蘇氏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說誤。因病餘相距才十日之說。餘謂此證誠好，但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敘在越七日癸酉，下距王崩乙丑僅九日耳，豈葬後乎？且諸侯出廟門俟，俟見新君，下即敘王出在應門之內，孔《傳》所謂「王出畢門，立應門內」是也。正一時事，末敘王釋冕反喪服。此「冕」字直應前「王麻冕」之「冕」，非另起一「冕」字，細玩自見。或曰：奈西方東方諸侯何？餘曰：蔡《傳》解《堯典》「僉曰」「僉」字，四嶽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又解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者。即如上文齊侯呂伋非東方諸侯乎？則康王報誥，庶邦侯甸男衛固有人在也。或者唯而退，附此以便他日。質諸寧人云。又按蔡《傳》引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即畢門。予案鄭氏乃鄭司農眾，非康成。康成《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又《周禮注》引經傳以證庫門向外，雉門向內，以破先鄭說。蔡氏猶復引之，何與？且云：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尤誤之誤。路門外，應門內，正一地，豈有內朝外朝共集一地，無分別之理？蓋天子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內朝，則一在路寢門外，為治朝，一在路寢門內，為燕朝。《禮記集說》方氏曰亦小誤。並辨正於此。

又按「外朝在路門外」一語，亦蔡誤，本鄭司農注。後鄭不從者。或問予：此誤亦有所自來，子知之乎？予曰：彼蓋以《文王世子》外朝指路寢門外為據，而不知天子之制遠在庫門之外者也。《文王世子》，內朝指朝於路寢之庭，是亦一內朝已。但外朝乃對路寢庭，姑稱為外，非真外朝。真外朝在庫門內，雉門外。諸侯三門，每門各有一朝，亦仍是外朝一內朝二。其在雉門內路門外，則君所日視之朝，《玉藻》謂之內朝。康成曰：此正朝也。三禮互有異同，而《禮記》一書尤自相抵捂，要在學者融會而善決擇之，則幾矣。

又按《周禮》言外朝者三，皆指皋門內庫門外，斷獄弊訟於斯，詢國危國遷立君於斯，非謂別有一朝為三詢之朝也者。自康成偶誤，注小司寇外朝為在雉門外，《三禮義宗》因之，《通典》復因之，下到今遂有四朝之說。果爾，諸侯止有三門，門各容一朝，一般有國危等事，將何門置此一朝以詢之乎？殊不足據。《玉海》王伯厚亟駁之，有以也。

又按蔡《傳》引蘇氏曰：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嚴哉，斯論。雖程朱何以加諸？而不知案之於禮，亦未盡然也。何則？喪三年不祭矣，若既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為太甲當喪越茀行事，是其證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玉被大裘龍袞戴冕璪，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於事天如此。推之於地與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疊舉矣，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為其薄哉？蘇氏曰：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踴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予按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故漢唐君臣亦皆吉服。黃直卿謂太子即位禮有四。一，始死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一，既殯，正繼體之位，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然則，王麻冕黼裳入即位，乃儲君初即天子位之禮，身為天地社稷之主，上承祖宗世係之重，蓋國大事莫逾於此，縱遭親喪，猶向所謂卑者爾，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者而一暫釋其服邪？蘇氏一則曰諸侯哭，再則曰王哭。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注》曰：將有事，宜清靜也。夫世子甫生，繼體有人，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真即繼體位而又追述先王冊命以告之，而必以哭從事邪？甚矣，蘇氏之陋也。蘇氏謂書失禮，不可以不辨。予則謂蘇氏失言，不可以不辨。

又按冠禮於五禮屬嘉，蘇氏曰：冠，吉禮也。亦誤。又按蘇氏之誤，只緣載於蔡《傳》，鮮加駁正。於是近日汪氏琬復廣為之說，中有少少足辯者。一條曰：古之奔喪，見星行舍。竊謂成王既崩，康王雖相距數千里外，猶當蒲伏以赴，安有咫尺宮門而不入？就號哭辟踴之位，顧必俟干戈虎賁以逆之乎？乃孔安國曲為之說。曰：由喪次而出，出而復逆，以殊異之。於經無明文也，予案孔氏《書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逆字上，增「更新」二字，甚妙。蓋從《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得來。新逆者，重新逆周公以歸，非如蔡氏新解作親試，問成王何曾親至周公所居之東？不然，竟誑語耶？親死，子在側，此理之可信，事之必然而無疑者。今迎門外，則推出原不在門外。補臣子皆侍左右一段，正傳經者苦心彌縫處，安得謂經無明文，而臆為說哉？至曰成王既殯，康王方在苫塊中，詎可嚌而飲福。嚌者，小祥之禮也。不知經文明指太保非王。又曰：天子未除喪，稱「予小子雖衰」，周猶然，今儼然自稱「予一人」，非禮。王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將白文亦未之讀耶？

又按孔《傳》「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敘於「齊侯呂伋」文上，亦誤。案《漢名臣奏》，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鉤帶入房，安有成王甫崩，康王未受冊命以前，而即有執干戈，如桓毛二臣於畢門內者？蓋《周禮》虎賁氏掌虎士八百人，虎士執有戈盾。桓毛承太保命，於齊侯呂伋之所取二干戈，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齊侯原未嘗偕入。蔡氏不識「爰」字義，謂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云云，將齊侯為左右各二手之人，以各持一干戈耶？唐孔氏笑馬遷敘微子啟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夫面縛，縛手於後，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是別有二手矣。今合以蔡《傳》，正可發一大噱也。

又按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序云：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續出《書》文易曉，而伏生《書》則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蓋伏生齊人也，公羊子亦然，所傳《春秋》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注》皆云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此亂道也。伏生語縱難曉，何至以己之方言錯雜入經文。《公羊傳》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乃自作傳文爾，非關《春秋》。猶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亦未嘗亂經，此本置勿辨，然世亦有惑於其說焉。

又按朱子云：《漢書》有秀才做底文字，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獄辭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此論卻頗合。餘謂《尚書》中如《堯典》《皋陶謨》可稱秀才文章，但不可以之擬《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冏命》諸篇，何者？諸篇古文，故古文自易曉。如殷三盤、周八誥，則與獄辭相類，蓋俱今文。試問二十五篇有一似此否？此亦今古文斷案處。《草廬集》有《題伏生授書圖詩》「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近代蘇桓謂陳際泰時文古，古文時亦猶是爾。

又按朱錫鬯告余：雲南楊士雲字從龍，大理府太和縣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轉戶科左給事中，著《弘山集》，有《讀尚書詩》云「二十八篇今，自漢伏生授，二十五篇古，至晉梅頤奏，二十八宿外，二十五宿又，仲尼不可作，誰復百篇舊」？與吳草廬《題伏生授書圖詩》云「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氏功，遺像當鑄金」，皆微其辭，不似君輩顯然攻。余笑曰：詩指辭多婉約，而文則直言，試觀草廬《尚書敘錄》，畫然為二，不使相混淆，識且出朱子右，豈復如其作絕句時乎？錫鬯為默然。蓋近撰《經義考》，雖漸為愚見所轉移，終不透耳。

又按《周禮》，幕人職注為賓客飾也。賈公彥《疏》，王喪而有賓客者，謂若《顧命》，成王崩，諸侯來朝，而遇國喪，故《康王之誥》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云云，此最好典證。

又按姚際恒立方亦以經與《傳》同出一手，偽則俱偽，笑世人但知辨偽《傳》，而不知辨偽經，未免觸處成礙耳。似暗指朱子言。余問何謂也，立方曰：如辨《伊訓》，《傳》，太甲繼湯而立之，非矣，則於偽經「王徂桐宮居憂」不能通，蓋未有太甲服仲壬之喪，而處祖墓旁者。辨《泰誓》上，《傳》，武三承襲父年之非矣，則於偽經「大勳未集」，九年大統未集不能通，蓋未有文王不受命改元而得稱九年者。蔡沈徒為曲解，不足據。故莫若俱偽之，俱偽之，斬卻葛藤矣。

○第一百十五

鄒平馬公驌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予以己丑東歸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別，為具述先儒緒言，公不覺首肯，命隸急取《尚書》以來，既至，一白文，一蔡《傳》，置蔡《傳》於予前，曰：子閱此，吾當為子射覆之。自閱白文，首指《堯典》《舜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謨》便眉蹙曰：中多排語，不類今文體，恐是古文。曆數以至卷終，孰為今文，孰為古文，無不立驗。因拊髀歎息曰：若非先儒絕識，疑論及此，我輩安能夢及？然猶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輩尚能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比比矣。復再三慨歎。予曰：公著《繹史》，引及《尚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文、古文。公曰：然。公今《繹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予之言始也。

按近代孫钅廣評《尚書》，亦謂《大禹謨》則漸排矣。錢受之極詆其為非聖無法，為侮聖人之言。彼敢以文字論聖經，誠哉其為侮聖言也。然《大禹謨》實是古文，先儒固嘗疑之，餘亦謂先秦無段落之跡，西京絕駢偶之語，況三代以上之文乎？若以《大禹謨》漸排為風會使然，則《皋陶謨》次於《大禹謨》之後，亦應涉排，何獨不爾？則知今文、古文出於兩手，決矣。余嘗思得一法，今或未能遽廢古文，當分今文、古文為二類，令天下習讀是經者，先讀今文二十八篇，是何多詰屈聱牙；次讀古文二十五篇，是何盡文從字順。又二十八篇之文雖同一古，而中間體製種種各殊。二十五篇之文雖名為四代，作者不一而，前後體製不甚遠。則久之聰明才辨之士，爭得起而議之，雖有黨同護前之徒，亦不能不心屈也。歐陽永叔曰：夫破人之惑，若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當積習錮蔽之餘，而一旦語人以古文為贗書，非斥之為妄，則笑之為狂，此難與爭於篤信之時者也。分今文、古文為二類，不至混淆，庶學者讀之，自有所不安，此待其疑而後攻之者也。不然，伏生、梅氏之《書》真偽錯互，誰復能辨？如馬公之具隻眼者，殆亦未可多得哉。

又按歸熙甫有言，所可賴以別其真偽，唯是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摹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餘因思周公有《大誥》，而王莽以翟義亂，亦作《大誥》。蘇綽以文體之弊，又作《大誥》。一載《漢書》，一載《北史》。試取而讀之，不特莽不類於周公，即綽距莽未遠，亦不類。蓋莽在酷擬《尚書》，如嬰兒之學語，可為鄙笑。綽較少勝於莽，然就其條達比偶處，已不似漢人手筆，況周初乎？其各為時代所限如此。又按《蘇綽傳》，為《大誥》，奏行。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故後十年，恭帝元年，周文令太常盧辨作誥諭，公卿曰：嗚呼，我群後暨眾士，維文皇帝以繈褓之嗣托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眾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為口實。文果類綽，因笑此等文筆，誰不能為？韓昌黎詩「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得到。」議論之不可，況摹擬之乎？此殆真古文《尚書》五十八篇之謂哉。

又按蘇子由嘗論《周書》委曲而繁重，《商書》簡潔而明肅。以錯雜今古文而言，何則？委曲繁重自指今文，簡潔明肅必指《仲虺之誥》以下十篇始可。彼《盤庚》且勿論，若《高宗彤日》，非朱子所謂最不可曉乎？《西伯戡黎》非所謂稍稍不可曉乎？簡或有之，而得謂之明乎？子由於此析猶未精。昌黎述其生平所用心曰：周誥《殷盤》詰屈聱牙，純稱今文。子瞻《評出師二表》云：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純況以古文，尚不錯雜，然亦未有以今古文之所以別告二公乎。告亦未有不悟者，高忠憲嘗言，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故勿謂昔人所未定，而今亦莫能定也。旨哉，此言矣。

又按有議論漸推而愈明，曆久而後定者，餘尤親驗之。胡渭生朏明告予，第一卷載馮氏駁衛宏《序》為妄，良是。竊謂宏《序》亦非盡鑿空者，伏生有孫，固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錯往受時，生年過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藐爾孤孫，未承家學，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錯奉詔至，安可空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經之語，自非生縱老，何至家無本經？縱令失去，當時弟子如張、歐陽，罔不涉《尚書》以教，何難往取其本，俾還報天子乎？或曰：必若雲，則生以簡策授錯可矣，何用其女為？朏明曰：漢人讀書頗與今異，揚子雲言，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略為指授，方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今文，錯所自識，豈因齊人語異而都不曉耶？是則妄不足辯者。予喜曰：家藏有宋名畫授經圖，伏生東向坐，大夫北面僂而立，旁有女子，儼然儒家風姿，為之指點。嘗病其事不實，畫為少減，今接子高論，此畫可以長留天地間矣。

○第一百十六

今文、古文之別，首獻疑於吳才老，其說精矣。繼則朱子，反復陳說，祇是一義，曰：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不可曉耳。其實伏生非倍文暗誦，說具第一卷。近代郝氏敬始大暢厥旨，底蘊畢露。讀書三十條，朱子復起，亦不得不歎如積薪。餘故詳錄其三之二於後。書辭淵塞，詩語清通，故《虞書》渾樸。其言詩則曰，聲依永律和聲，喜起之歌乃有逸響。雅頌訓誥多周公製作，雅頌明暢，訓誥結澀。蓋主於感者，使人易曉。至於訓戒者，使人深思。夫子謂不學《詩》無以言，故《詩》《書》體異也。春秋戰國以來，辭尚風韻，雖敘事之文，皆有依永和聲之致。夫子作《易傳》《論語》，春容爾雅，清風習習，然皆詩之為言也。然義理含蓄，混沌未破，至秦漢以後，襜觚雕樸，文不務實，全尚聲口，惟有浮響而已。此古今文辭深淺華實之辨也。《堯典》《禹貢》，其辭簡奧，敘事樸直有體。《皋陶謨》精深淹雅，自是上皇風味。古人言語高遠，質而愈新，後人極力整齊，反傷體；有意舒散，反見拙。如商彝周鼎，自然蒼潤，俗工雕鏤亂真。識者自能鑒之。朱元晦謂書不須盡解，固緣《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意。然朱所謂易解者，乃其不必解之偽書；而所謂難解者，正其刪定之原籍。然則，棄嘉穀而收稂莠也，可乎？《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脈，有分段，有照應，為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仿其體為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敷榮，非不可觀，然一登泰山，頓覺丘阜為小。堯舜一德，故二帝並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謨（按此說非）。孔《書》離《堯典》為二，以補《舜典》，其識已卑，別增《禹謨》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辨之。古聖文辭深奧，精密無痕，如《書》與《周易》自是一種文字。孔《書》極力摸仿，而音節勻暢，俊彩莊嚴，已落近格。揚雄作《太玄》，擬《易》爻象，腸胃俱嘔。轉覺後塵愈遠，此聖凡天人之隔也。《盤庚》《大誥》《康誥》等篇文辭，如流雲雜霧，烝湧騰遝，不可摶填，而自然煙潤。孔《書》二十五篇，豐姿濟楚，如礱石疑玉，刻木肖花，漸染嫵媚之氣。古言盤鬱，今言清淺；古言幽雅，今言高華。一覽而盡者，今人之辭；三復而愈遠者，古人之辭也。古人意思渾厚，義理填塞胸臆，欲言不啻口乍讀結澀，愈玩愈精彩。後世文字嘹鸘，滾滾迫逐而來，其於修辭立誠之意索然盡矣。故《尚書》以伏生二十八篇為真古文。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是古時風氣之醇濃也。其詰屈不暢快，是古人胸次之盤鬱也。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也。含輝斂彩，晶光自爾溢發，氣若斷續而悠然，條鬯舒散，不用繩削，而變態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氣也。至於二十五篇，清淺鬆泛，邊幅整齊，曉然如揭日月而行康莊，無復昧爽氤氳氣象。《詩》曰「衣錦尚褧」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知此者可與論道，可與論書。孔《書》與二十八篇良苦較然，豈千餘年來無一識者，以呂易嬴，久假不歸，依附聖經，攻之有投鼠之忌。如讀《春秋》，明知五霸為罪人，以其依附三王，久重於發難，是以其姑息養其蟊賊也。湯武不弑君，天下何時底定？千古有相知湯武非弑君者。朱元晦謂《大誥》《多士》等篇，辭語艱澀，如官司行移文字，與民間語，夾雜俗語，故難解。《蔡仲》《君牙》等篇如今翰林制誥文字，與士大夫語，故易曉。案《大誥》《多士》有何俗語，而以語俗人，豈俗人明敏，反勝學士大夫，學士大夫難解者，俗人其能解乎？凡訓誥非對臣民口授，皆裁成篇章，頒布必經聖人之手，雖史官潤色，亦本聖人口澤，故其言多淵愨，而神理溢於辭章之外，隱合於胸臆肺腑之中，若出若不出，離而視之，深沈蒙晦，無跡可尋；會而通之，生氣浮動，溫如春，泠如秋，穆如清風，澤如甘雨。繹其緒，嚼咀其味，恍然見其心曲，親炙其眉宇，而聆其謦咳，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至於二十五篇，清淺齊截，自是三代以下韶秀之姿，語多浮響，意不切題，或先賢記聞（案此說非）。或後人假托，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後人文字皆揀選材具，一字一句疊砌而成。古人文字無邊齊，無畔岸，拍天駕海而來。文字出上古，自然深沈隱約，有鬱蒼之氣，正是未雕之璞。一落叔季，膚淺輕揚，氣運風會，莫知所以然而然也。《尚書》二十八篇，當世即欲不如此作不得。六經皆夫子手訂，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後文字。如《論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可知，猶謂有子之徒記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子手筆，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乎世運，雖孔子欲為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已。後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二十八篇，真足為萬世國史之宗。其二十五篇如《伊訓》《太甲》之類，《左》《國》諸書，駸駸欲方駕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誠。」達者，達其所立也。辭欲達誠，誠如何可達？後世文章以清利為達，正是齒牙喋喋，不與精神命脈相關。心自心，辭自辭，如近代辭賦，何有半語真實？二十八篇若康召等誥，字字肝膽，潑放簡策上，後儒反病其詰屈不達，未知竟是誰達誰不達也？諸傳獨《孟子》近古，七篇中所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正與二十八篇文字一律，足征伏《書》是真，孔《書》是假。又如《大學》所引《康誥》「作新民」，「若保赤子」，「惟命不於常」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孔《書》取引語，填補痕跡宛然。孔《書》《伊訓》《太甲》《說命》《君陳》等篇，《禮記》《學記》《表記》《緇衣》多引用其語，蓋《記》與孔《書》先後同出（案此說非）。其所引當世已無全文，摹仿補緝，非古之完璧也。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縝栗而淵瑟，《周頌》清越而馴雅，二代文質之分也。詩既爾，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也。若以《伊訓》《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並列，先後文質倒置矣。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多後人案步仿效，故其語勢褊側，如室中演棒，四礙不得自由。若真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橫舒展，真贗功苦天地懸隔。《秦誓》真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沈渾之味，自然處高於《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奧淵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運風味，一一可思，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並列？真是千古不平事。

或問：牧齋雲，近代經學之繆，遠若季本，近則郝敬，子向推其知言，茲何復取乎郝氏之書？餘曰：郝氏之可誅絕在好妄，其不可磨滅處，的非庸人。且讀得古今文字，分析如燭照物，如刃劈朽木，如衡不爽錙銖，如絲繹不盡，當屬其九經中一絕。

按郝氏以二十五篇置於末，另為卷帙，曆加掊擊，語或過甚，餘僅錄其四條。《太甲》上云：此篇語浮泛，所以告戒嗣王者，甚徐，何至見放。《咸有一德》云：篇名《咸有一德》，似是較數，故曰「咸有」猶各擅一長云爾。今所言皆純一意，則伊尹不合自矜與湯咸有此一。殆後人依題擬撰，遴揀湊砌，而乏天真。《周官》「塚宰掌邦治」至「大明黜陟」雲一代典制，當世自有，令甲開載成王訓百官，何用瑣舉。此後人自述記聞，以實其所為《周官》者耳。《君陳》「爾有嘉謀嘉猷」，雲嘉謀，入告可也。必以歸君，此人臣自用之心，非人君所以教臣。君喜歸美，即不喜歸過，是導之諛也，豈賢王之訓。

又按郝氏譏切古文亦幾盡致，尚未及其好作俳偶涉後代。予愛李翱《答王載言書》：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也。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非對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以此律《大禹謨》，豈流水，讀去而不覺其排比者與？又每讀《畢命》至「旌別淑慝」以下凡三十七句，句皆四字，因笑曰：孔安國隸古定，竟若唐房融譯《首楞嚴經》，以四字成文者與？

又按姚際恒立方曰：某之攻偽古文也，直搜根柢而略於文辭。然其句字誠有顯然易見者，篇中不暇枚舉，特統論於此。句法則如或排對，或四字，或四六之類是也。字法則如以敬作欽，善作臧，治作乂，作亂順，作若信，作允用，作庸汝，作乃無，作罔非作匪是，作時其，作厥不，作弗此，作茲所，作攸故，作肆之類是也。此等字法，固多起伏氏《書》。然取伏《書》讀之，無論易解難解之句，皆有天然意度，渾淪不鑿，奧義古氣，旁礴其中，而詰曲聱牙之處，全不係此。梅氏《書》則全藉此以為詰曲聱牙，且細咀之中，枵然無有也。譬之楚人學吳語，終不免舌本間強耳。觀凡於逸《書》不皆改作弗，無皆改作罔，尤可類推。

○第一百十七

鄭氏瑗字仲璧，莆田人，成化辛丑進士，官南京禮部郎中，著《井觀瑣言》，內疑古文《尚書》者二條。錄其辭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泰誓》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出《墨子》，見第一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復出者，卻艱深，何也？賈逵、馬融、鄭康成、服虔、趙歧、韋昭、杜預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又曰：《尚書》辭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饗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敬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誄孔子辭，其文便佶屈如書體。《禮記》文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佶屈。凡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奧古。至漢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卻不然，如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某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案上疑安國《書》何以盡有伏生所有，此據今行世者言。然當日真孔壁《書》何曾無？蓋壁中縱有朽折散絕處，安國悉以今文字補綴，至字句的然異者，則仍其舊，以崇古也。今文《泰誓》三篇，壁中本無，一改從科斗，兼而存之，過而立之，漢儒之學大率如是。

按鄭瑗又言，《尚書》之辭有極難曉者，「鳩僝功吊由靈」之類；有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有極簡者，如「初如西禮」之類。有對語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論最平。然則，專以易曉排偶病古文，亦未足服作偽者之心矣。餘故特以義理辟之。

又按古器物銘，另是一種文字，多古雅。除《考古博古圖》所收外，莫高於《漢郊祀志》《美陽鼎銘》，曰：「王命屍臣，官此栒邑，賜爾旗鸞黼黻雕戈，屍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次則《竇憲傳》南單于遺憲古鼎，其旁銘曰：「仲山父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一出於幽壤，一來自絕域，是二物者得名標史策，何其幸與？予獨怪前武帝時，鼎出汾脽，殊大異於眾鼎，無款識，似是其巫偽為，反得薦見宗廟，而後鼎以有按據乃黜。與真孔《書》不傳，偽孔《書》傳到今何異？噫。

又按宋王觀國《學林》云：孔子誄，惟《左氏傳》《史記》辭並同。是魯哀公集《詩》辭而成之，非公自語。曰「旻天不吊」《節南山詩》也；「不霡遺一老，俾屏餘一人以在位」，《十月之交》詩也；「煢煢餘在疚」《閔予小子》詩也。餘謂集《詩》辭為誄辭，哀公固在三百篇之後，何不可之？有若集古人成句並字麵，以砌成《書》辭，如《大禹謨》等篇，其敗可立見矣，而卒不悟，噫。

又按陳第季立，近代號左袒古文《書》者，謂後儒以今文真，古文偽，不過謂其文章爾雅，訓詞坦明耳。今觀於《左》《國》《禮記》及諸書傳，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爾雅坦明，無有艱深險澀語也，豈所引者皆偽乎？夫為諸書所稱引者，既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深險澀，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說亦辨而有理。予請舉《禮記》引《兌命》之文，「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中」二句非艱深險澀之語乎？豈皆坦明者乎？隻觀作偽者，截首一句，續以「惟其賢」為一段，復截末四句改作「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為一段，取其類己者，置其不類己者，以俾與己文體一類。然則，諸書傳所稱引，幸都得其坦明者耳，非書盡坦明。以此難季立，將何辭以復？

○第一百十八

元王充耘號耕野，□□人，著《讀書管見》，亦疑古文，但於「允執其中」之中，謂一方言字麵，非古聖之傳心法。蓋以偽《大禹謨》增加人心道心，而並淺視《論語》不可訓。餘僅錄其三條，云：一曰《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皋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敘，其間隻有益讚堯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為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同。一曰：《蔡仲之命》一段絕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即是克敬惟親懷於有仁之說。為善同歸於治，為惡同歸於亂，即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即是自周有終相亦罔終之說。吾意古文祇是出於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一曰：《顧命》一篇鋪敘始末，宛如圖畫。嘗謂今文《書》如《禹貢》《洪範》《顧命》《費誓》，條理曲折，法度森嚴。若有錯簡缺文，則全無可理會矣。而此皆出於伏生所授，先儒謂伏生《書》不可曉，晁錯略以意屬讀，此等豈晁錯自能以意想像而言之者乎？故知衛宏之《序》似預袒後來古文，而抑今文，其言決未可信。

按王充耘又言，「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與「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之語不倫，意亦不相對，直竊意前二句是古《書》，後二句是傅會。予笑是止讀過《孟子》，而未讀過《國語》者，豈足服作偽之心？作偽者學盡博。

又按崔文敏銑《讀尚書正文》曰：今文皆委情巨典，後人弗能模也。古文諄誨復言，後人可依仿也。古文體製相肖最者，《太甲》之於《蔡仲之命》，《湯誥》之於《泰誓》是已。《洪範》《顧命》，其能偽撰一言哉。果伏生言之訛也，殆不可句矣。此為申古文而罔之與王氏見殆暗相合者。

又按宋馬存子才未嘗疑古文而論今文，煞有見，正足為攻古文者之一助，並錄於此，曰：某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之中，觀古器茫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歎息也。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音，累數十譯僅乃通。當時之人號曰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聱牙倔強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餘謂此故為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作注腳。

又按向嘗習《淳化閣帖》，至文不可解處，輒以為有斷簡，有缺字。不然，古今人不相遠，何至與人手書如是？既習之日久，見其上下相生，一筆連注，苟間覆其中之一字，氣便不屬，乃知當時語自爾也。惟親接其手書之人，讀之則解，旁人容有弗解者，況隔至後代乎？因悟《書》難讀莫過殷三盤、周八誥，正葉石林云：非作《書》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豈有如衛宏《定古文尚書序》其中所雲哉？

又按唐張彥遠《名畫記》，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惟王子敬深明其旨。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然則，作文何獨不然？

又按或問朱子：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其辭艱苦深奧，不知成王當時如何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竊以閣帖中手書亦然。

○第一百十九

餘讀焦氏《筆乘》，稱家有梅鷟《尚書譜》五卷，專攻古文書之偽，將版行之，不果。案《旌德縣志》，鷟字□□，正德癸酉舉人，曾官國子學正。鶚字幼龢，一字百一者，即其兄。求其《譜》凡十載，得於友人黃虞稷家。急繕寫以來，讀之殊武斷也。然當創辟弋獲時，亦足驚作偽者之魄。采其若干條散各卷中，其無所附麗者，特錄於此。鷟曰：趙歧《孟子》「盡信書」一章《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亦不能問於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篇言武王誅紂，戰鬥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歧之言云：爾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眾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果紂眾怒紂，以開武王，當如《史記》言，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方合兵機。今僅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何至流杵？且均之無辜黨與，什什伍伍爭相屠戮，抑獨何心。且真有如蔡《傳》言，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者，非癡語乎？私意杜撰之《書》，既非孟子所見元本，而其言又躐居周初，致孟子為不通文義、不識事機之人，讀《書》誤認紂眾自殺以為武王虐殺，何其悖哉？餘謂鷟說善矣，而抑未盡也。此作偽者學誠博，智誠狡，見《荀子》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固殷人也。《淮南子》有士皆倒戈而射，《史記》有皆倒兵以戰，遂兼取之成文，方續以血流杵，故曰學誠博。魏晉間視孟子，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為仁人為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為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故曰智誠狡。噫，抑知數百載後，由程、朱以迄於今，晚出之《書》日益敗闕，輸攻鋒起，而《孟子》宛若金湯，無瑕可攻。有不必如斯枉用其心者哉。

按《文心雕龍·誇飾篇》云：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餘謂諸說皆可，獨漂杵之論不然。所以孟子特為武王辨白，正以有害於義。此非劉勰輩文士所知。

又按賈誼《過秦論》云：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鹵。須是追之逐之，兵有崩山倒海之勢，禍方酷烈至此。若僅僅反攻敗北而已，孔穎達所謂殺人必不多者，洵有見。因思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為《孟子》地，何者？孔《傳》云：自攻於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至蔡《傳》則云：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眾，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無論人情兵機不至於此。果實至此，而孟子猶致疑焉，亦可謂眯目而道黑白者矣。又按「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語，似當日《書》辭僅「血流杵」三字，未必增有「漂」字，隻緣趙歧注云爾。晚出《書》與之同，故可驗其出趙氏後。又按《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鄭《注》云：天當為先。晚出《書》即是「先」字，其出康成後何待雲。但《左傳》哀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蔽誌昆命於元龜」，杜《注》云：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晚出《書》，陸德明所見之本乃是「唯克蔽誌」，孔穎達所見本則與今同，是「先」字。然則，此《書》又出元凱後乎？曰：非也。元凱《左氏集解》成，在大康元年吳平之後，晉已有天下十六年，此《書》出魏晉間，豈得預窺杜《注》？竊意元凱前，賈逵、服虔王肅輩，皆注左氏，容有先斷人誌之說，晚出《書》因之爾。

又按朱子於此章引唐子西之言曰：陶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餘謂注《本草》誤，以藥物殺人之身；注六經誤，以學術殺人之心。殺人之身，人即知戒；殺人之心，心與印板相似，傳染無窮，此其禍有不待較別者。

又按梅氏鷟嘗謂，朱子之明，過於鄭僑；晉人之欺，甚於校人。朱子如子產曰：「得其所哉者，不一而足也。」因歎朱子總緣被壓古文，不復致疑，雖以此章血流杵，孟子明著為武王事，朱子猶謂孟子設為是言。試思武王本無是事，孟子何苦設為是言？孟子本意為武王辨誣，反先誣武王而後辨之乎？朱子復生今日聞此，亦應絕倒。

又按上引賈誼言，秦流血漂鹵。參以《帝王世紀》，言長平之戰，血流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於伊闕，流血漂鹵。可知流血漂鹵為戰勝殺人多者之恒辭。甚至誼以血流漂杵兩加黃帝涿鹿之師，益驗為恒辭。而辭所從出，卻於《武成》篇。當七國時，上有好戰之君，下有善戰之臣，君臣日以殺人為能事，而問所藉口者，則《武成》也；問所獲身者，則武王也。以為昔之聖人，亦嘗雲爾，奚怪今日？孟子於此安得心不為惻然，口不為慨然，所以欲並書廢之。學者觀聖賢此等處，真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不可視若尋常。或曰：奈疑經何？餘曰：以《論語》校之，當子貢時，載商辛惡跡，非經即傳，不似後有他雜亂書。而子貢已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蓋亦以經傳之有過辭也。夫子貢為至不仁之紂末減其罪，未聞以為非；而孟子為至仁之武王力洗其冤，反以為議，何哉？宋世傳張浚拜曲端為大將，端登壇，首問浚見兵幾何？浚曰：八十萬人。端曰：須是斬了四十萬人，方得四十萬人用。論者以為果如端言，固覆軍失地殺身之道也。夫兵分數，豈專在殺哉？此念熏蒸，決不能興起輯睦，吸引安祥。因及尉繚子對梁惠王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次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筆之於書，以殺垂教，孫吳亦未有是論也。餘謂尉繚子正七國時人，所雲「古之善用兵」，古當指三代。吾不知三代中，誰為此殺人手，且以善名。尉繚子欲售其術，已不難子虛烏有，以成其說，況血流杵實出《武成》篇，安得不紛紛口實？孟子欲並書廢之，洵為有見。我故曰：世之疑孟刺孟者，俱非；而孟之疑書廢書者，確也。

又按一人議論有先後互異，若南北背馳者。黃太衝嘗謂，聖人之言，不在文詞而在義理。義理無疵，則文詞不害其為異。如《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此豈三代以下可偽為者哉？晚而序餘《疏證》兩卷，則謂人心道心本之《荀子》，正是《荀子》性惡宗旨。又謂此十六字為理學之蠹最甚，何相反也？其《孟子師說》中一條又與上梅氏說何合也，《師說》云：《武成》「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商人自相殺也。《孟子》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是明言武王殺之，兩意相背。則知孟子所見之《武成》，非孔安國古文之《武成》也。古文之偽，此亦一證。

○第一百二十

同里友人石子華峙字紫嵐，一字企齊，與予善，每著《疏證》成，或麵語，或遣信送覽。正唐人詩所謂「為文先見草」者。一日，謂予，古文《尚書》有《舜典》《汩作》《九共》二十四篇，必且另為卷軸，方一亡失，遂不復傳。若與伏生同者三十四篇，何嘗不見於唐代。餘曰：誠然。但《漢藝文志》載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者，內有《舜典》諸逸篇，已厘次於第一卷。《隋書·經籍志》載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氏注《尚書》九卷，皆本杜林古文，止二十九篇，內無逸諸篇可知。亦說具於第二卷。竊意古文《書》至東漢始有訓注，當時大儒亦止注三十四篇，未必及逸《書》。故有時合而為一，則如《漢志》所載；有時離而為二，則如《隋志》所載。合則永亡，晉永嘉之亂是也；離則僅存，晉元帝立鄭氏《尚書》博士是也。因歎向來里中諸子，謂書關係不在卷軸篇數，且詆為枉用心。此予所不欲與深言者也。

按朱子云：孔壁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引其文於《注》中。不知何緣隻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餘謂古文《尚書》二十四篇無注，正與此同。

又按隋王劭勘晉宋古本《曲禮》並無「稷曰明粢」，立八疑十二，證以滅此一句為是。唐孔氏《疏》左氏僖十五年《傳》，以為古本無「曰上天降災」四十七字。文十三年《傳》，討尋上下文義不容，有其處者，為劉氏為漢儒增加。古人注書凡遇一字一句涉偽者，不惜出氣力與之辨。蓋以天下學術，真與偽而已。偽者苟存，則真者必為所蝕。譬猶稂莠之害嘉禾，欲護嘉禾也，必鋤而去之，方為良農。溺音之害古樂，欲崇古樂也，必放而遠之，方為神瞽。故孟子辟楊墨既自鳴其不得已矣，尤必推廣其類，以為能有一言及楊墨者，即許而進於聖門。誠懼乎，吾道甚孤，而氣類之不可以不廣也。吾亦願天下後世讀吾《疏證》者，於古文必有致疑，苟有疑焉，斷不得以相承既久，莫之敢議，且或設淫辭而助其墨守，則《荀子》所謂「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三善咸備矣。其亦斯文之幸也夫。

又按余嘗語石紫嵐，昔人自稱有五恨者，有三恨者，予生平獨有二恨耳。紫嵐曰：何與？予曰：《皇覽塚墓記》，漢明帝朝，諸儒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襄王、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塚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襄王、不韋塚，視未燒《詩》《書》。予謂當時此舉未行，故秦漢後不獲見孔子六經全文。此予之恨者，一也。大程子為次子邵公撰《墓志》，稱其等於生知，五歲而夭。予謂當時天若假之年，三代以下可復見，生安之聖人卒不獲見。予之恨者，二也。紫嵐曰：《莊子》言「儒以《詩》《禮》發塚」，蓋有激之辭。子真欲發人之塚乎？予曰：觀後晉太康中，汲郡民發魏襄王塚，大得古書，《周易》上下篇最為分了。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發楚王塚，得竹簡書，以示王僧虔者。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古發塚以得經典者眾矣，何疑於宋元之言。晉齊上距戰國已遠，尚完整，若漢明帝朝去秦才二百餘歲耳，復當何如？且秦人焚書，止焚其在民間者，凡《詩》《書》百家語為博士官所職，悉不焚。至項籍西屠咸陽，始付之一炬。故論者謂書不亡於秦火，而亡於項籍之火，然雖燼於項籍，而塚中所藏者固曆曆也。惟宋元言之，東漢諸儒聽之，曾莫以為意。失此一時，後竟無復有可為之時矣。噫。紫嵐曰：子之恨，固當懸之終古耳。

又按石紫嵐嘗謂予，子於考證之學，洵可為工矣，其指要亦可得聞乎？予曰：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憶留京師久，日以論學為事。有以孔子適周之年來問者，曰：《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為定公九年。《水經注》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為昭公七年。《索隱》謂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為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餘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案《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恒，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法推是年癸未歲中積六十五萬六千七百

○九日

○七刻，五月定朔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巳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三十八刻恰入食限），見《春秋》。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七年雖曾日食入食限，而敬叔尚未曾從孔子遊，何由適周？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來問者。餘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若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為甚。石堂陳普極其辨駁，猶未及此，予聊為補之云爾。有以汪氏琬詆予親在不當與渠言喪禮，言之為豫凶事來問者。曰：汪氏說固謬，但折之須經傳有明征者，亦有之乎？餘曰：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案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張尚存，見孟子、子張死，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果若汪氏言，則曾氏父子乃聖門逆子，而世俗以為不祥人矣。且孔子命伯魚學禮，凶禮次居第二，未聞舉其二而輟不學也。惟唐許敬宗、李義府以凶事非臣子宜言，遂焚《國恤》一篇。汪氏得毋類是。噫，士大夫議論若此，餘深為世道懼焉。

又按石紫嵐謂，《三統曆》，《武成》篇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在廟獻馘，似非武王所以待紂。古文未必實。予曰：參以《周書》《世俘解》，當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書》已甚。《周書》云：負商王紂懸首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寧至於此？若《王制》出征執有罪及以訊馘告。《牧誓》明數紂，「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崇長信使，暴虐奸宄，非所稱有罪者乎？又如戮飛廉於海隅，即截其左耳來以告先王，而明武功之成。聖人舉動磊落光明，豈若後世回互者之所為哉？

又按蔡邕論引《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雲「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即自釋之曰：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予考之《呂氏春秋》，亦有「武王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之語，此《樂記》非今《樂記》，或河間獻王與毛萇等所作二十四篇，或斷取十一篇之餘。如《奏樂》《樂器》等篇皆見《藝文志》，今不傳。邕猶得見之及引之，然則，祀馘實係武王事。斑斑若是，不為孤證雲。

又按嘗與石紫嵐論經之偽者，由後人經學未精，故聽其亂真。若人人能精，偽者何容廁足其間乎？雖然，經學之難精，自孟子來而已然矣。紫嵐深訝其說。餘曰：孟子言，水注江則不合於《禹貢》，服齊疏則不合於《儀禮》，討不伐則不合於《周禮》大司馬。雖有曲為之說者，《左傳》哀九年吳城刊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為禹跡，不知亦非然也。杜預《注》，謂引江水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宋當作末，今山陽縣北五里之北神堰也）入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大業元年開刊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豈得謂誤？由左氏特《禹貢》未精熟耳。又有曲為之說者，滕文公於父當斬衰不齊，而雲齊疏者，大概語，亦猶《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聖人是大概說三年之喪，本不止於父母。而晦翁雲隻主父母，未暇及他之類是也，亦非然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穆公母服齊，故首言齊，次斬，蓋並及之，不似《孟子》對父遺斬，古人文字密如此。三年之喪原不止子為父母，凡嫡孫承重者，為人後者，父為長子皆然。適孫承重者，是為祖父母之後，為人後者，為之子皆可以父母之喪解之。惟父為長子，則不可。因思《儀禮·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康成《注》謂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是亦父母之喪矣。聖人之言無不周遍，豈似後人舉一而遺一？又「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六師，屬天子，大國僅三軍，分明天子有討有伐，如何雲討而不伐？且承以「是故」二字，非文辭病處邪？蓋隻為說諸侯伐而不討，遂裝上天子討而不伐，以為對案，而不覺與上文背。要須易為天子有討有伐，諸侯有伐無討，始得。不然，《周禮》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其謂之何矣？紫嵐曰：由子之說推之，以紂為兄之子，而有微子啟，則不合於微子。《左傳》，華周之妻善哭其夫，則不合於《左傳》《檀弓》。餘曰：此卻不然，此古人連類而及之之文也。酒不可言食，而《論語》「沽酒市脯不食」。風不可言潤，而《係辭》「潤之以風雨」。馬不可言造，而《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他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至以紂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幹，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宋王矰所謂古人省言之體，蓋如此。初不似今之拘拘，此又窮經之士之所宜觸類而長之者也。

又按嘗與石紫嵐論今人經解實有勝古人處。蓋古人未定，今方定者，亦有終歸闕疑，不得一味盡解以為快者，凡二條，亦留京師時事。徐嘉炎勝力過談，述黃澤趙汸之學，黃曰：經在致思而已，趙曰：何謂？黃曰：如禮有五不娶，一為喪父長子，《注》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眾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其非先王意已，姑以此思之。趙退而精思，久之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注》謂無所受命，猶未失。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以復於黃。黃曰：甚善，以弟論之，果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不與上文亂。家子不娶，《注》曰：類不正相重乎？禮止有四不娶耳，烏得五？予曰：然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而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即《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婿弗取事耳。勝力不覺擊節起立，曰：子可謂天啟其衷哉？鄞萬斯同季野將輯古今喪禮，名《通考》，以《喪服記》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質予，曰：鄭康成解兄弟為族親，賈公彥曰：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以弟論，二說俱未安，曷若以為嫂叔有服之證？予曰：可。及退而審思，嫂叔無服，一見於《檀弓》，再見於《奔喪》，三見於《逸禮》。果此節為兄公及叔之服，則子夏親作《喪服傳》，不應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云云。子夏而云云，其必非嫂叔服也可知。降至晉，雖有成粲亦曾援此以為宜大功，而唐貞觀魏徵等議加嫂叔服，止泛論以恩以情，譬繼父方同爨不宜恝然。終不援及《喪服記》，其不得強為說也可知。須當闕疑，惜不及復語季野。

或有謂予，伐國不問仁人，況發塚乎？縱從塚中得有經籍，吾亦不願觀者。予曰：朱子嘗言政和鑄造禮器，並依三代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勝聶崇義《三禮圖》遠甚。知潭州日，遂申省部，乞用銅製之，以薦先聖。政和鑄造，非從發塚中來者邪？

又按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非指嫂叔斷斷。如已謂終須闕疑，亦未盡。甲子春，寓東海公碧山堂，為說禮服。中夜精思，不覺忽得曰：此殆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之注腳乎？《儀禮》明著小功者，兄弟之服。又曰：小功以下，為兄弟。夫之所為兄弟服，即夫之所為小功服，妻降一等，為緦麻也。夫之諸祖父母，馬、鄭解俱未當。惟元敖氏以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當之，夫服此二人在小功章，妻從夫而服則緦麻是也。宛相符同，惜黃勉齋奉師命以記隨經，見未及此耳。或曰：上文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亦可作是解否？餘曰：何不可？此即凡人大功服也。即如賈公彥指親兄弟為旁期者，亦可。或曰：兩兄弟可異解乎？餘曰：《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是天子全服三年。「期之喪達乎大夫」，卻含有降殺，二「達」字義不同。且上康成不嚐訓兄弟為族親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時季野寓處頗近，不敢復語之矣。

又按《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注》云：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疏》云：知屬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者，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又一佳證。

又按季野稱其師餘姚黃氏經學為致精，示餘《答萬季野喪禮雜問》，中有問鄭康成謂天子諸侯左右房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陳祥道因《鄉飲記》薦脯出自左房，《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以為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朱子心頗然之而未敢決。今將從祥道何如？黃氏答此，恐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顧命》，胤之舞衣在西房，兌之戈在東房。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餘曰：《儀禮》固曾及之，何得謂無？季野愕然。餘曰：《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是時賓館於大夫之廟，此右房，非大夫廟所有乎？季野曰：據賈公彥以為於正客館非廟。餘曰：更證以下文，「公館賓賓辟」，康成《注》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賈《疏》云：以其卿館於大夫之廟。此館則是諸臣之家，已不能掩前說之非，且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皆廟也，無別所為館舍。惟侯氏覲天子，賜以舍，非廟。《聘禮》安得與之同？昌黎嘗苦《儀禮》難讀，今觀康成以下諸公議論，得毋並《儀禮》未之讀耶？季野益不悅。

又按《禮記·曾子問》，有公館私館之別。公館凡二，一是公家所造之館，即賈所謂正客館；一仍是卿大夫士家為君所使停舍者，即為公館。《聘禮》一篇「自卿致館賓即館後有司入陳」，《注》云：入賓所館之廟。「揖入及廟門」，《注》云：舍於大夫廟。「卿館於大夫」，《注》云：館者必於廟。皆《曾子問》後所稱之公館，非前所稱，不得以公彥曲說為藉口。

又按餘向謂諸侯三門，每門各有一朝。鄭康成謂外朝當在大門外。大門者，庫門也。以公食大夫，拜賜於朝，無賓入之文；《聘禮》以柩造朝，無喪入之文，為之證。陳祥道則謂大門外，乃經塗，非朝位也。語最破的。然亦未即以《聘禮》折之。愚請折之曰：案《聘禮》「賓入竟而死」，是賓在路死，未至國，則以柩止於門外。若賓死未將命，是賓已至館，特未行聘享之事，而死則以棺造於朝。夫一曰止於門外，一曰造於朝，分明死有不同，而所以達君之命者，亦各異處，豈得合而一之？或曰：誠然。但上文「厥明訝賓於館，賓皮弁聘至於朝，賓入於次」，下方敘公迎賓於大門內，又曰：「賓入門左」，以大門內入門左證之，則知朝在大門外，康成猶未引此。餘曰：「賓皮弁聘至於朝」，「聘至於朝」四字為一篇之綱，不與下涉。下方條析其事，曰：「賓入於次」，不然，次固在大門外，而大門外即朝，當直接入於次，不得另以賓字起矣。《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聘」。大門外指次言，不指外朝，亦可證《聘禮》此「朝」字為虛，且上不又有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先言入，後言朝之文乎？

又按季野稱《書集傳》，謂今《書》傳注所以獨少者，緣壓於蔡氏。予以為不然。因偶摘「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蔡《傳》作路寢門外。不知南門即下應門，蔡蓋徒襲用偽孔《傳》，而不顧與《明堂位》《穀梁傳》不合，不博考之故。善乎，陳祥道有言，天子雉門，閽人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而已哉？弟謂尚不止此，應門，《穀梁傳》亦謂之南門。曰南門者，法門也。範寧《注》，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名法門。《考工記注》謂之朝門、路門，大仆謂之大寢之門，又謂之宮門，師氏《注》謂之路寢門，小宗伯《注》謂之殯門，《書》以成王之殯在焉，謂之廟門是也。

又按《儀禮》十七篇，言右房者二，言左房者亦二。右房見《聘禮》，經文為大夫之西房，見《記》文，則諸侯之西房也。左房見《鄉飲》《酒記》，為大夫東房，見《大射儀》，又諸侯東房。分明有左有右，由於有東有西，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制並同。吾猶憾祥道能虛會，未能實證爾。

○第一百二十一

癸酉冬，薄遊西泠，聞休寧姚際恒字立方閉戶著書，攻偽古文。蕭山毛大可告餘，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介以交餘，少餘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上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其尤害義理者，為錄於此。論「威克厥愛允濟」四句曰：此襲《左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雲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為訓明甚。光所與處者，鋖諸之輩，所習謀者，弑逆之事，焉知《詩》《書》者耶？後世申商之法厥由以興。今作偽者但以「吾聞之曰」為《書》辭，不知既載聖經，生心而害政，發政而害事，罪可勝誅乎？《李衛公問對》，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先，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故惟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案《衛公問對》，亦係假托，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為有識。又東坡《書傳》，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是堯舜以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為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胤後之黨臨敵誓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棄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輒以此藉口，某不可以不辨。案蘇氏駁辨可謂當矣。其所斥近世儒者，必王安石。與《盤庚傳》後之君子同。論「小大戰戰」四句曰：據說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湯之伐桀全是為自全免禍計，非為救民塗炭也。若聖人果非以救民為亟，則為其臣子自宜生死惟命，豈可作平等一輩，觀為此先發製人之策耶？說得成湯全是一片小人心腸，絕不知有君臣之分者，殊可怪歎。如此實乃增湯之慚，豈惟不能釋湯之慚已乎？論「將告歸」曰：此既造為復政，因造為告歸，下又有「今嗣王新服厥命」語，則是太甲歸亳後，尹輒翩然歸矣。殊謬不然。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是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今據其說，伊尹於太甲初喪時即放之而自攝，奉太甲歸後，旋即復政，若始終竟未嘗相太甲者。太甲去而我留，太甲來而我去，何相避之深也？唐孔氏曰：《殷本紀》雲，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雲，「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案孔《疏》，伊尹以百餘歲之人，七十左右未名為老，太甲後為賢君，稱太宗，享國綿長，乃竟置伊尹於不問，未嘗一日留相王室，伊尹亦優遊私邑，安享以沒，而終其身恝然其君，蓋萬萬無是理也。

按第二卷論「凡我造邦」五句為襲《國語》。姚氏與餘同，尤相發明，曰：作偽者誤以文武之教令為湯之教令，所謂張帽李戴者是。其原文以「天道賞善而罰淫」領句，下用故字，接曰「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彝字即應上善字，慆淫即應上淫字，天字即應上天道。今割去領句，別置於前。此處數句全失照應，剽奪古義，既已乖舛不符，又復隔越不貫，胡其至此耶？

又按第一卷論「兼弱攻昧」四句為襲《左傳》，亦不若姚氏發明之盡，但認仲虺四語為僅四字，與餘不同耳。曰：「取亂侮亡」填《左傳》引仲虺語。「兼弱攻昧」及「推亡固存」，皆襲《左傳》語。「邦乃其昌」仿《左傳》「國之道也國之利也」等語。宣十二年，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案《左傳》惟「取亂侮亡」一句為仲虺語，「兼弱攻昧」為古《武經》語，故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又引《詩》以明撫弱耆昧也。若《書》辭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左傳安得分「取亂侮亡」句為仲虺之言，分「兼弱攻昧」句為武之善經乎？又安得以「兼弱攻昧」句為提綱，以「取亂侮亡」句為條目乎？此弊竇之瞭然者（孫文融批點《左傳》云：《仲虺之誥》中原有兼弱二字，此以作斷語，覺未妥。閱此不覺捧腹。夫左氏之文為千古絕調，安得此未妥之義，留後人指摘乎？使左氏受冤久矣，今日始雪）。又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雲，「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皆僅有「取亂侮亡」，無「兼弱攻昧」，足以為證。其曰「亂者取之」云云，孔《疏》謂取彼之意而改為之辭，其言非本文是也。「推亡固存」一句，亦是從上亡字增出存字，以釋《書》辭，故曰「國之道也」、「國之利也」。今將「推亡固存句」一並湊作《書》辭，而於「國之道也」等句改為「邦乃其昌」，以取協韻而已。總之，中間惟填「《傳》引逸《書》」四字，上下皆是將兩處傳文割剝聯綴，既使經如補衲，復使《傳》無完膚矣。

又按姚氏好以左氏駁古文，與餘同。其論「同力度德」二句，引昭二十四年《傳》，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餘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同德度義」本萇弘語，所以興起《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也。今貿貿不察襲左此語於引《大誓》之前，而又列諸《泰誓》中，豈有「同德度義」為《大誓》之辭，而下接以「《大誓》曰」耶？古人襲左，其顯露敗闕多此類。但左氏之書，豈能掩人不見？而天下萬世人日讀左氏之書，卒亦無厘訂及此者，何也？杜預《注》，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何害其義？本與逸《書》四句聯屬，今將逸《書》四句另置於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僅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便不可解矣。而孔《傳》乃強為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強。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為秉義者乎？即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乎？種種述謬，摘不勝摘。劉炫《左傳注》，案孔安國雲，「德鈞則秉義者強」，萇弘此言取彼為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強，故即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為不見古文，故致此謬。穎達曰：彼《尚書》之文，論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強。此論甘氏又往，既不能同德，何能度義？屬意有異，與《書》義不同。劉以為杜違《尚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案劉炫反據偽《傳》以詆杜之非，穎達又駁劉《注》以證杜之是。劉、孔諸君皆不幸生古文之後，徒作此紛紜耳。

又按論「惟有慚德」引襄二十九年《傳》，季劄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案劄之觀樂，聞聲審音，即能知帝王之德，辨眾國之風。史遷稱其見微而知清濁是也。自虞夏以訖春秋，皆劄自為論撰，絕無一語扳據《詩》《書》之文。若謂《尚書》先有此語，而劄乃扳據為說，安在其為知樂耶？其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與「猶有慚德」正是一例。句法若是，則文王亦當自為有憾耶？劄之此語乃是評湯之韶，即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邢邵《甘露頌》「樂無慚德」，沈約《謝示樂歌啟》「觀樂帝所遠有慚德」皆足證）。若是，則武王亦當自為未盡善耶？今誤以評樂之言，加之成湯之身，而仲虺釋之，史臣書之，將聖人青天白日心事，全驅入模糊曖昧之鄉，豈不重可歎耶？又曰：「聖人之道，順時而已。」時當揖讓，則為揖讓；時當征誅，則為征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俯仰皆無慚矣。苟有絲毫之慚，聖人必不為之，觀《湯誓》「今朕必往」之辭，及《論語》「玄牡昭告」之語，豈是抱慚負恧者耶？

又按論「至治馨香，感於神明」，亦引僖五年《傳》曰：詳宮之奇原文所謂馨香，本屬黍稷而言。黍稷者，本屬祀神言，意謂祀神所重在德，苟有德矣，其馨香非弟黍稷而已，乃明德之馨香也。今其上既無黍稷字，突然曰「至治馨香」，夫馨香於至治何與耶？此處既不言祀神事，下又突然曰「黍稷非馨」，夫黍稷於治民何與耶？種種述謬，皆為吞剝《周書》成語。故餘讀《三國志·張紘傳》，紘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竊以此偽作者之所本。

又按論古文襲今文之誤處曰：《無逸》篇「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說命》上則「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以為相表裏矣。不知《無逸》「其惟」二字本是承接上句「三年不言」語氣，則上句「不言」二字不可刪也，又是喚起下句「言乃雍」語氣，則下句「言乃雍」不可刪也。今上下皆刪，獨留此句，「其惟」二字竟無著落，語氣不完，何以便住？又曰：《咸有一德》「後非民罔使，民非後罔事」，本仿《國語》，「《夏書》曰：眾非元後，何戴後，非眾無與守邦」，《禮記》「太甲曰：民非後無，能胥以寧，後非民無，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後」在上，興起下「後非民」，乃是告君語義，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義，不容出伊尹對太甲之口矣。又按論蔡《傳》之誤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安國《傳》，墨刑，鑿其額，涅以墨。穎達《疏》，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此特據偽孔《傳》杜撰，別無所出。蔡氏引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皋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案左引《夏書》謂昏墨賊三者，皆當殺，非刑名也。此雲「其刑墨」，乃五刑涅額之名也。且此非貪罪，作偽者原自不引《左傳》，其意欲以為不諫者有刑。然又以不諫之刑，本無所出，因之姑從輕典云爾。劉氏以《左傳》宜殺之墨解偽《書》涅額之墨，是偽《書》之墨本是刑名者，反不謂之刑名；《左傳》之墨本非刑名者，反謂之刑名矣。何兩誤也？

又按余嘗以《六韜》《三略》《李衛公問對》盡偽書，茲讀《井觀瑣言》，已知有先我而駁及者，曰：宋戴溪將鑒博議，乃極稱《三略》，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瑗觀之，《問對》雖偽，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略者之手。東坡云：《問對》是阮逸偽作，《三略》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誓而為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圯橋授受之書亡矣，此與所謂《素書》皆贗本。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謂奪其威，廢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跡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或謂漢建武二十七年，詔已援《黃石公記》「柔能製剛，弱能製強」語，則此書之傳亦遠矣。餘曰：安知非作《三略》者反用漢光武詔以充入之乎？善夫，朱子論《孔叢子》，因曰：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其亦上數書之謂與？

○第一百二十七

已上並闕

○第一百二十八

或問：孔安國之從祀在唐貞觀二十一年，實以古文《尚書》。今子既辨古文《尚書》經與傳皆屬假托，然則，安國之從祀亦可得而去乎？餘曰：唯唯否否。安國之《尚書》誠假托，然其於經籍之功，亦有不可得而泯者。如《孝經》二十二章，傳至梁始亡。《論語》二十一篇，何晏時雖不傳，而今《論語注》有所謂「孔曰」者，即安國之辭，是其有功於《論語》，不可泯也。《禮古經》五十六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正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哀帝時欲立學官，不果，鄭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為鄭氏學，今鄭《注》有所謂「古文作某」，即安國之本，所謂「今文作某」者，乃從安國本也。《逸禮》三十九篇，唐初猶傳，諸儒曾不以為意，遂毀於兵，而吳澄所纂《逸經》八篇，猶安國之遺也，是其有功於《儀禮》不可泯也。《禮記》未詳篇數，然《漢志》亦謂自孔壁得之。伏生今文《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安國古文出，始分析。《酒誥》《召誥》率多脫簡，劉向以中古文校之，始復完備，是即其有功於今文《尚書》，亦不可泯也。且論其生平，固無得而訾議也。考其世係，固先聖之嫡派也，其從祀，烏得而廢諸？愚於是有感於漢從祀諸儒矣，伏生以《尚書》二十八篇祀，宜也。高堂生以《儀禮》十七篇祀，宜也。毛萇以傳《詩》三百五篇祀，亦宜也。獨杜子春以《周禮》，後蒼以《禮記》，則有可得而議焉者。杜子春為劉歆門人，永平初尚存，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往受業焉。馬融、鄭康成之傳注，皆始於此，是以為有功《周禮》。而不知其功於《周禮》，與杜林之有功古文《尚書》，差相等耳，固未殊絕也。何以言之？創始者難為功，繼起者易為力，當秦火絕滅之餘，而能存亡保缺，抱聖人之遺經，獨傳於世，如伏生、高堂生之功，豈不為殊絕哉？至王莽亂，尚不至如秦火之甚，故論實有功於《周禮》，其惟河間獻王德乎？河間獻王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五篇，闕其《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藏於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錄略》。而後有門人杜子春，能通其讀。溯厥淵源，實自獻王。故論《周禮》之功，進河間獻王德於兩廡，而罷杜子春可也。且河間獻王之功亦不細矣，據《漢志》及《隋·經籍志》，則《禮古經》出孔壁者，安國得而獻之；出於魯淹中者，獻王得而獻之。《孝經》十八章，獻王所得顏芝之本也（見邢昺《疏》）。《記》百三十一篇，獻王得七十子後之書也。立毛氏《詩》，則毛萇為之博士；立左氏《春秋》，則貫公為之博士。濟濟乎，洋洋乎，西京之儒者，未能或之先也。其從祀，烏得而舍諸？後蒼之從祀在嘉靖九年，張孚敬（是年尚名璁，茲從賜名）枋國大正祀典，黜戴聖而進後蒼。推孚敬之意，以《春秋》三傳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尚書》今文有伏生，古文有孔安國，《毛詩》有毛公，獨三禮《儀禮》有高堂生，《周禮》有杜子春，而《禮記》有戴聖。今戴聖以贓吏見黜，不可不思一人以補之，於是見《藝文志》，有訖孝宣世，後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有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後氏；《曲台記》，授大戴、小戴。遂以後蒼者為有功《禮記》而祀之，不知後蒼之明《禮》，亦明高堂生之《儀禮》耳，其與《禮記》固絕不相蒙者也。今世俗概以《禮記》為《曲台記》，此語不知何所自來。而孚敬亦從而靡。甚矣，孚敬之不學也。鄭康成《六藝論》，謂高堂生以《禮》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後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為五傳弟子，所傳皆《儀禮》也。又謂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記》是；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禮記》之在西漢，原不立學官，即大小戴所刪，亦不見《藝文志》。東漢後，馬融、盧植、鄭康成始各有解詁，通為三禮焉。故若論《禮記》之功，雖罷後蒼可也。或曰：漢儒罷祀皆以過，劉向以誦神仙方術罷，賈逵以附會圖讖罷，馬融以黨附勢家罷，何休以注風角等書罷。今杜子春、後蒼，子安得以過而罷之？餘曰：無過者，雖罷，仍改祀於其鄉。若杜子春、後蒼者，依盧植、鄭康成之例，祀於鄉可也。或曰：毛萇為河間獻王博士屬，有君臣之分，而並列兩廡間，魂魄其能安乎？餘曰：吾思之稔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則臣雖齊聖，不先君食可知也。當仍毛萇於兩廡，而進河間獻王德於啟聖祠，位次在顏、曾、孔、孟孫四先賢之下，周、程、朱、蔡四先儒之上，亦稱曰先儒可也。嗚呼，餘之為斯論也，自以為不可復易。昔程敏政當弘治初元，上疏議孔子廟庭祀典，孰者當存（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杜子春申棖），孰者當罷（戴聖王弼劉向杜預賈逵申黨馬融公伯寮何休秦冉王肅顏何蘧瑗林放），孰者當進（後蒼胡瑗王通）孰者當改祀於鄉（鄭眾範甯盧植蘧瑗鄭康成林放服虔），孰者當遷配於啟聖（顏無繇孟孫氏曾點孔鯉）與從祀啟聖（程向朱鬆），凡三十九人，俱不果行。逮嘉靖朝，張孚敬枋國始一一如其議，以行之論之定者。不行之於已，猶可行之於人；不行之於一時，猶可行之於後世。如此，餘之為斯論也，深所望於後之君子哉。

按：程敏政疏亦謂後蒼有功《禮記》，宜與左氏伏生等一體從祀。則張孚敬之誤，不獨誤讀《漢書》，亦緣敏政有以先之。不特此也，以鄭夾漈之博奧，猶謂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台》《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此何異說夢乎？篁墩一疏，援經據義，出入凜如秋霜，雖未見行當代，猶獲見賞異時，故孚敬於其原疏之外，所特進者一人，歐陽修。從前祭酒謝鐸之議黜革者一人，吳澄。從今舉人桂華之議，從祀啟聖祠者一人，蔡元定。愚竊有議焉者，歐陽修從祀，雖稱其衛道之功同於韓愈，而實以濮園之議合於己私，故孚敬得而進之。當嘉靖六年，上已欲進歐陽修，緣費宏、楊一清不可而止，是當日君臣固未敢毅然行也。至孚敬則行之不恤矣。吾恐後世之君子有以議其短長也。愚嘗考鄭康成生平，與盧植同無過，而植經解已不傳，康成尚大顯於世，即其於三《禮》之功，亦不細。為當日計者，康成仍宜留。既而思之，康成最惑溺緯書。緯書起於成哀之後，東京尤盛，為儒宗者，正當引聖經以折其妄，而反援以證經，是信經不若信讖緯也。賈逵以附會圖讖罷矣，何休以注風角等書罷矣，不罷康成，無以服賈何之心，改祀於鄉，亦可謂得其平者矣。凡餘議從祀諸儒，皆平心易氣，不敢有一毫私喜怒於其間，良以此質鬼神，俟後聖之事也。今孚敬以濮議之唾餘，一旦膺主眷，擅國柄，遂敢進其所私喜之人於廟庭，而又殺先師之佾舞籩豆為不同天子名之，曰不敢上擬乎事天之禮，不知德足配天，何不可事，以事天之禮乎？且成均者，天子釋奠尊師之地也，以天子尊天子師，而用天子禮樂，又何不可之有？乃孚敬以意為降殺乎？噫，孚敬以勢力壓天下之久，俾不敢議其大禮，而又欲以勢力壓萬世之人，俾不敢復議其祀典也哉。

又按：《逸禮》三十九篇，謂唐初猶傳，天寶之亂遂毀於兵。出草廬吳氏說，不知何所自來？獨《朱子文集》及《語類》有唐初其書尚在一語，與他語互異。因遍考《隋·經籍志》《新舊兩唐志》，俱無《禮古經》五十六篇或《逸禮》三十九篇之目。僅存者，今《儀禮》十七篇而已。賈公彥疏《周禮》《儀禮》，於鄭《注》所引《逸禮》處，不能辨出何書。孔穎達疏《月令》，能知所引為《中霤》禮文矣。然亦不言具存，則可證唐初無現傳之事也。安國壁中所得，實止《論語》《孝經》《尚書》《禮經》四部，無《禮記》。今雲然者，亦偶本《漢志》。餘又曾疑《漢志》「魯共王壞孔子宅」一段，《禮記》「記」字為衍文，或「經」字之訛，因顏《注》未明，故未盡削去，實非屬定論也。

又按：《周禮廢興序》云：王莽時兵災並起，劉歆弟子喪亡，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蓋杜子春乃緱氏縣人，非緱為人氏，與杜子春各為一人。《隋志》訛雲「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鄭夾漈因之，遂謂《禮》有《緱氏要鈔》四卷，不知此見《隋志》及《唐·經籍志》，俱為《禮記要鈔》。《注》云：緱氏撰，似是六朝人。《唐·藝文志》則名《緱氏要鈔》六卷，為宋戴顒撰。豈東漢初書乎？鄭之妄多此類。

又按：《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亦訛。《漢志》於此《記》，《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蓋七十子既喪，源遠而末益分，其時之學者，各撰所聞，故多雜。《隋志》誤會，增「及」字，遂畫為二樣人，與杜子春同。請更證之，《漢志》於王史氏二十一篇下亦注七十子後學者。劉向謂王氏史氏六國時人，則「七十子後學者」六字，豈有仲尼弟子在內哉？

又按：以后氏《曲台記》為即今《禮記》，誤實始徐堅等《初學記》。堅云：見《禮記正義》。今《禮記正義》無斯語，堅復誤。

又按：石華峙紫嵐告餘，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謂如顏曾子思配饗廟庭，而路穀伯魚反下從兩廡之類，非謂並列於兩廡者。並列兩廡，若河間獻王、毛萇，雖君臣，一統於先師之尊，左昭右穆，如宗廟行列，未覺不可。餘曰：蔡元定父子不兩祀之乎？紫嵐曰：周輔成、程向、朱鬆，皆以子貴，故宜從祀啟聖。若蔡元定自有功聖門，非以子後重者，仍宜改祀於兩廡可也。餘曰：此說誠是，吾為子識之。

又按：程珦、朱松從祀，程篁墩稱其子之學開於父，一首識周濂溪於屬吏之中，薦以自代，而使二子從遊。一臨沒時以朱子托其友胡籍溪，而得程氏之學。且向以不附新法退矣，鬆以不附和議奉祠矣。曆官行已，咸有稱述。若周輔成者，特以萬曆二十三年湖廣撫按援向鬆之例以進。案潘興嗣親為茂叔友又據其子所次行狀撰墓文，並未及輔成行實一字，但雲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而已。其雲多善政者，疑後人傅會，非實。竊謂縱實，濂溪不由師傳，默契道妙學，於其父何與哉？而援向鬆例邪？罷之為宜。

又按：程篁墩議孔子弟子從祀，據《家語》，而以《史記》所載為後人附益。誤。太史公明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家語》在唐初已非古本，見顏師古《注》。竊以二書亦未可偏廢。史記七十七人有公伯寮秦冉鄡單則家語所無。家語亦七十七人別以陳亢琴牢縣亶當其數合而計之整八十人。嘉靖九年公伯寮以愬子路沮孔子罷宜矣。但秦冉顏何以不載家語罷則大非二人宜後祀且顏何特不見篁墩所據家語而未嘗不載唐小司馬時家語見史記註，程氏亦考未詳又兩廡不見有縣亶或以縣亶即鄡單亦非，宜補入以合家語如是而孔子所謂受業身通者皆全具矣。他若石室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棖，篁墩以棖即史記申黨宜存棖去黨合論語，蘧伯玉在所嚴事林放止稱魯人，未聞在弟子之列，改祀於鄉，此則最為論之持平無庸更議云。

又按：：七十子之祀既定仍有可議者三一。羅從彥李侗皆萬曆四十一年進今天下學宮，尚未通祀，宜詔諭之一朱子門人蔡沈以書集傳進而黃幹直卿所編喪祭二禮尤精博出蔡上行誼首為朱子推重亦宜進一程子門人有楊時朱子門人有蔡沈豈有曾子高弟公明儀見祭義註者孟子高弟樂正克見孟子配饗者反在兩廡之外乎誠為闕典或曰其位次若何余曰公明儀在先儒左氏之上樂克在穀梁氏之下皆稱先儒可也。

又按：孟子之父孟孫氏（孫字宜去，方與廟庭亞聖之氏同），生平行實無考，以孟子之故，遷配啟聖祠，人無異議。則祀典既可上及於父，亦可下及於子。四配中，曾子有子曰曾申，字子西。《集注》以為曾子孫者，非。賢見《孟子》，宜從祀。十哲中子張有子曰申詳，賢雖下於子思，卻與泄柳並亦宜從祀。或曰：其位次若何？餘曰：公明儀既人此，二子當在公明儀之上，亦稱先儒。蓋儀又子張高弟，見《檀弓疏》。

又按：李侗從祀，周木於成化乙巳曾請於朝，不果行。後作《延平答問序》曰：自愧寡陋，未考《元史》從祀之詳。餘案《元史·祭祀志》載宋五賢從祀，是至正十九年。胡瑜乞加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五人名爵，從祀廟庭，二十二年已準行矣。何後正統初，仍以胡、蔡、真入從祀？弘治間，謝鐸、徐溥疊以楊時為請，議論雖正，終不知有勝國已行故典。然則，明臣之寡陋，大抵爾爾。竊以如木之能自愧者，亦罕其人矣。

又按：十哲顏子居首 .....(待補)

又按：王通胡瑗從祀 ......(待補)

又按：孔明而外復得一人曰 ......

又按：從祀已入而復罷者 ......

又按：陽明之學出於象山 ......

又按：陳氏龍正書逜孔廟祀典損益更宜 ......

又按：余考得牛弘列傳，弘有明堂議云案劉向別錄及馬宮 ......

或謂予：子既欲近罷陽明，遠罷象山 ......

或又謂，明從祀僅存文清敬齋矣 ......

又按：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後多凌躐或具疏或 ......

又按：山陽縣學廟新成籩豆放失如式更製有以其數來徵余者， ......

《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