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录/卷中
辽事杂志
[编辑]申大司马玄渚尝语余曰：‘为少司马时，尝一晤李成栋，成栋以其文定公子也，待之极恭。叩以边事，云：“为费甚多，凡所育健儿，恣其所好；凡衣服饮食，子女第宅，及呼卢狭邪之类，俱曲以从之，有求必予，但令杀虏建功而已。”玄渚叩以费从何出？曰：“非能自给之也。当其穷时，则贷予之；或责以零剿劫帐，或责以御虏先登，计级受赏，即除前贷。”故人皆乐为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
当是时，天下皆疑李氏有异志，然李氏之费以养健儿者渐移以给朝贵，凡抚按出都，必预有以结之，至则相与雷同，任其欺蔽；凡山人墨客求朝贵书出游者，必以李氏为利薮；李之子弟恣意声色妇人，出游，骑若云锦，而功名不复少替矣。
余尝叩之辽友，云：‘当成梁盛时，所招致智勇之士，熟战阵者甚多，如柏如桢，时人皆安往，何溃坏一至于此？’辽友曰：‘此天也！当成梁、如松之贵，与之语，皆娓娓精当；及如柏辈，既弱且蠢，与言皆瞆甚，其父兄之风无一存者，一睹而知其必败也。’嗟乎！李氏之盛衰，即辽事之兴坏系焉，岂非天哉？后之论者又往往以通虏罪李，亦属太苛。如柏败后，如标即以大金吾出镇，不过以孝廉五六人以计偕寓其家，上疏举之，即因而用焉，已太草草。廷弼至，即纠如标十大罪，下狱拟辟，言亦太过。然人皆以李氏素有富名，积谤所集，无有一人宽之者。如柏既瘦死，如标自谓死无日矣。忽中报奉烈皇帝宥之出狱，如标夜出囹圄，家寓城外，久不相通，忽而叩门，家人皆骇以为梦中事也。后遂续其宁远旧封。古人云：‘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烈皇帝之谓乎？
辽事之起三十年矣，每当破城杀将，天象必变，靡不彰明较著也。当戊午发难，彗星亘天。四五年前，地生白毛，鬼哭于空，近在檐际，远则数丈之高，如俗所称鬼车鸟者，民间鸣锣发炮以骇之，去则旋来，竟夜乃止，尤为史籍所不经见。己未二月十九日，杨镐以四路发兵，京师大风霾，余以计偕出饮友人家，坐小舆中，两壮夫舁之，震荡若在危涛中，掀播不已，雨霑衣皆黄土也。既即席，忽见庭中火光赫然，咸谓设庭燎耳，实天气如赪下照也。酒散归，衣中皆染雨土满矣，阅两日报至。
辽东之变，余馆于邹平张师家。是日，忽大风蔽天地，觌面不相睹。广陵之破，余亦计偕在都，连日黑霾，东望俱见黑气蔽天。癸未甲申之间，天变尤多，其最异者，雷击奉先殿，雷火下焚，铜铁皆镕而下注，殛死内侍甚众。
甲申二月，寇渐逼都。余侄永游北雍返寓，至中途，遇大风不止，拔木飞瓦，行人偃仆，天之示戒为何如也？惟南都之亡，无甚咎征，岂天以为不足警哉？自有辽事，所用人鲜能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为庶几；而武臣如刘𬘩、杜松、满桂、祖大寿、吴三桂，其最著也。廷弼刚而骄，唾骂一世，谓皆出其下；此虽成功，亦不能居，况功未成乎？吾乡朱本洽为永平郡守，嘉兴钱士晋为大名郡守，熊一见，赏其才，且云：‘辽事将兴，将与共功名。’两公意其能成功也，誉以公至，必能灭奴。熊乃握手密语云：‘公解人也，何为亦作此语？辽事岂可为？但当寻一散场耳！’意谓怒骂人以图逐归也。此其言岂意在国家者乎？当万历四十年壬子，督学江南，行法极严，然严而不当，如郡邑一概徇私，致孤寒壅塞，或有不平之鸣，但知严处士子而已，不能一破情面也。即此亦见其不足有为矣！
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结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边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或问之，则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随意抽取可也。’斯岂执事必敬者。宁远一捷，实为首功，遂自矜为奴已破胆，必肯献地讲和。召对自言五岁灭奴，给谏许誉卿面叩之，崇焕自言聊慰上望云尔。誉卿言：‘上英明，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崇焕亦自悔失言，遂以用人措饷等事再请于上，倘有不相应，即可借为卸担地。不意上之悉从所请，后赴援都门，召见即请入城休息，上不可，以三千骑入城请，上曰：‘三十人亦不可。’上之所以疑之者至矣，而崇焕绝不悟也。
阁臣钱龙锡尝问袁以辽事，答以当从东江做起。钱谓：‘舍实地而问海道何也？且文龙未必可得力。’崇焕云：‘可用用之，不可用杀之，此吾所优为。’钱固庸人也，不以其言为意。及斩文龙，疏中即入钱语，及虏阑入，朝论遂以杀文龙为崇焕罪，而并及龙锡；以崇焕为逆督，而以龙锡为通逆，一凌迟，一拟辟。盖以逆珰一案为附逆者所切齿，欲借崇焕亦起一逆案以相报。因龙锡以罗及诸名贤，其事已成矣。欲自兵部发之，而大司马梁廷栋始与谋，旋悔不肯任，且赖上圣明，不能遽起大狱也，龙锡赖词臣黄道周疏救，后以天旱肆宥，言路屡以为请，释戍定海。而崇焕先置极刑，妻子流数千里，刑浮于罪多矣。
承宗练而才，凡军中利弊，每发言洞中，能令诸帅心服；且部伍器用亦精娴，诸帅咸服之，但谓其不能无欲。其所推毂大帅马世龙，貌虽伟而无将略也。承宗以为韩白复出，人亦讶之，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虏值耳。归居里中，城陷，合家被难，伤哉！
刘挺、杜松，老将有名，杜勇而疏，刘为尤胜，其所招致奇材剑客之属，实甲于群帅。刘败后，无有及之者矣。
大寿家富而勇，曾犯法几被戮于承宗，赖崇焕力救故相得甚欢。及为大帅，子弟皆为列将，家丁多辽人。夷人多善战，都下擅归，以崇焕下狱激之使然；而其母痛责之，其妻故妾也，亦持之甚坚，故仍为国用。永平恢复，锦州力守，皆有功，但攻围既久，粮已竭而援兵不赴，遂以城降而身自逃归。或云，己输诚于虏，得寿归即举入城尽降，故奴纵之，然归即以固守，虽子在虏中，不之顾也，亦非有意负国者。力守松山、杏山，与洪承畴被围年馀，力竭而陷，遂致失节。三桂即大寿甥，其父吴襄向为大帅，三桂少年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闯寇所以诱致之者甚至，三桂终不从。都城已破，以杀寇自矢，包胥复楚，三桂无愧焉。包胥借秦兵而获存楚社，三桂借虏而虏遂吞吾中华，岂三桂罪哉？所遭之不幸耳！
满桂勇而廉，然起自行伍，不解文墨，拔为统帅，群帅不之服也。况各镇之兵纷纭而集，桂未得稍抚循之也，亟驱以战，兵不与将相习，且将与将亦多不相识者；一战而蹶，非桂之罪也。数人而外，卑卑不足论矣。
辽人得辽，策之得也，而廷弼以为辽人必不可用，尔时辽俗富而奢，莫肯力战，故廷弼云然；数年之后，辽人实可用也。如浙兵川兵秦兵皆可用，但问用之者何如耳？嗟乎！胜败得失，但当择将，乃云兵惟某地最良，古岂有此论哉？
督抚莫得胜任，将士莫能敌忾，是固然矣。政府中枢尤为碌碌，此辽事所益以坏也。当张江陵居正柄国时，九边之事，如视诸掌；如某虏今将往某地，防其犯某边，江陵必先知之，戒谕边臣，备至周极，故无败事，后鲜有能继之者矣。一边抚掌语余曰：‘叶台山向国固不可及也。每边臣上书，必手自裁答，他人则止发一名柬而已。’中外不相应，安望成功哉？然犹未极坏也。周宜兴延儒当国，或以庇边臣奏讦，周力辨谓：向来不初未与边臣通笔札，周意谓边廷事非阁臣所与知者，其败不亦宜乎？崇祯朝，凡为中枢者无不被戮，虽上之用法严切，亦下多负国耳！其稍可者：梁廷栋似明畅；余大成、李继贞，两职方未必谐熟边事，而守甚峻，牢不可破，一时行贿之风，赖以少息，而积玩之风亦藉以少振云。
门户大略
[编辑]自三代而下，代有朋党：汉之党人皆君子也；唐之党人小人为多，然亦多能者；宋之为党人君子为多。夫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终始，迄于败亡而后已者，盖以聪明伟杰之士自命不凡。忽被以党人之目，于是精神智虑俱用之相倾相轧，而国事遂不暇照顾，坐误宗社，良以有耳。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兴，第求自胜，遑惜其他。国朝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负，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许，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趋之，此东林浙党之所自始也。
国本论起，一时名流俱以伦序有定，早建为请；此亦一定之理，言者无可举以为功，听者亦无可指为罪，而上以为有意拥立，乃冀他年富贵，必欲自发之而不使群臣上请。然群臣不之请，上亦竟不行也。使旋请旋得，不独上无骨肉之猜，下亦无气节之目矣。乃初请不许，再请严黜，后遂廷杖累累，务将言者而痛惩之；即上慈爱无他意，而欲静举朝之议论，议论愈烦，实国家之大不幸也。
于时政府诸臣，惟山阴王家屏。沈鲤与言者合力请，不允，即忤旨放归。余自一贯以及申时行、王时、锡爵辈皆以调护为名，未尝不宛转言之于上，而心亦以言者为多事，上以为激聒，政府亦以激聒目之，此其意亦未必有他也，不过欲上怜其意而不之疑，或幸从其请耳。然言者逆耳而难居，调停者言甘而无患，宜两相体而不宜两相难也。不意调停者目言者为党人，斥逐不能救，时行性宽平，所黜必潜加拔用，而一贯颇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东林君子之名满天下，尊其言为清论，虽朝中亦每以其是非为低昂；交口愈众，而求进者愈众，始而领袖者皆君子也，继而好名者、躁进者咸附之，于是淮抚之论起矣。
淮抚为李三才，家居三辅，年少最贵，所至有赫赫声；但负才而守不洁。及为淮抚，垂涎大拜，多结游客，日誉于宪之左右，宪成因而悦之亦为游扬。纠三才者即以为东林玷，三才挟纵横之术与言者为难，公论益绌之，而东林并受累不小。未几，妖书之狱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梃击之案起，而两党益相水火矣。
妖书者，所谓续忧危竑议也，不知出自谁手？大抵言夺长之事虽难，然有当世豪杰如沈四明、一贯辈辅成之，必成无疑。其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将以倾四明辈者。或云：‘此奸人造为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时有清流领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时上震怒甚，罗织甚严，搜郭寓并侦其左右，危迫之至，卒无迹，遂归狱于曒生光，而终不得其实也。
梃击者，张差持梃以闯东宫，据称欲愬二珰于上，珰乃贵妃所遣建佛寺者也。巡城御史刘廷元报疏云：‘观其状一似风癫，窥其情大为叵测。’于是刘光复辈皆主风癫之说；而刑部主事王之采入狱中钩得其言，以为主使出自国戚，举朝喧然，以国戚郑国泰大有专诸之意。贵妃亦危惧，诉于上，上命自白之东宫，贵妃见东宫，遂奏恳上出见群臣，为之昭白。上与东宫俱谆谆剖明之，遂以二珰及张差成狱，而馀置不问。刘光复倡言上甚慈爱，太子甚忠孝，其言固将顺也，而声甚壮，且越班以言，上未听其所言云何，即逮下狱。
当张差事起，中外不能无疑，因事发于贵妃之珰，而又直闯东宫，若巧合也。之采疏称差言甚凿凿，或差恨二珰已甚，故以主使梃击诬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辈恨之采特甚，之采素守亦不洁，廷元与韩浚辈遂于计典重处之。然操论与之采合。如窦子偁。陆文瀛皆至清，而亦为所掠，遂不少恕。此则曲浚辈也。
时东宫侍卫萧条，至外人阑入，行凶禁地，渐不可长。诸臣危言之，使东宫免意外之虞，国戚怀惕若之虑，亦断断不可少。顾事联宫禁，势难结案，则田叔烧梁狱词，亦调停不得已之术也。二说者亦互相济而不当两相仇，乃必斥逐执法而后已，是何心哉？国戚之主使梃击，原未必然；即令阴怀异志，顾不用鸩而用梃，不使中官而使外人，皆情之所无。第不妨虚平言之，至重怒执法吏而必加一纲之计，贻疑后世，则谁之咎也。
当是时，两党有不并立之势。有辛亥之京察：孙丕扬主之，曹于汴、汤京兆佐之，而所处汤宾尹、王绍徽辈则攻东林者也。绍徽有清望，而宾尹负才名，故秦聚奎直纠其不平。
有辛巳之京察：郑继之主之，徐绍吉、韩浚佐之，而所处皆东林也。世之所谓清流者一网无遗矣。
是时叶向高去位，而方从哲独相，庸庸无所主持，上于奏疏俱留中，无所处分；惟言路一纠，则其人即自引去，不待旨也。台省之势，积重不反，故有齐党楚党浙党三方鼎峙之名：齐为亓诗教、韩浚、周永春辈；楚为官应震、吴亮嗣辈；浙为刘廷元、姚宗文辈；其势张甚，汤宾尹辈阴主之，于是有宣党昆党种种列名，宣谓宾尹，昆谓顾天峻也。天峻高亢自负，而宾尹淫巧无行，庚戌之榜，如韩敬、钱谦益、王象春、邹之麟皆负才名，急富贵而相妒轧。之麟附亓诗教、韩浚，复铨部不得，遂反攻之；于是之麟之友皆为时贵所抑。礼部主事夏嘉遇初亦为时贵所推重，因与之麟交亦被抑。而辽东四路失事之报至，赵兴邦时为兵垣，仍入礼闱，嘉遇遂纠之，并及诗教；言路合疏纠嘉遇，兴邦遽升京卿，其势愈张，而公论益愤。御史唐世济助夏攻赵，而元赵之焰渐衰。
神庙殂落，光庙首召叶向高，而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俱以召用名流为首辅，自邹元标、赵南星、曹于汴之属，皆为铨宪大臣；即附丽东林者亦无不由田间起，相次为显官。齐、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斥，一时以为元祐之隆不过也。然附丽之徒，惟营躁进，京卿添注累累，已不满人意；而南星为冢宰时，高攀龙、杨琏、左光斗，皆为宪臣，魏大中为吏垣长，邹维琏、夏嘉遇、程国祥，为吏部司官。咸清激，操论不无少苛，人益侧目。大珰魏忠贤阴持国柄，初亦雅意诸贤，而诸贤以其倾杀王安弥恨恶之，周宗建、侯震旸等相继纠弹，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庙之乳母，而与忠贤私为夫妇者也。上于庶务皆委不问，宫中惟忠贤、客氏为政，向高故欲调停之，而诸贤必欲逐去为快；杨琏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为不共仇，向高亟去，而朝侷大变矣。
初廷杖工部主事万燝以威怵廷臣，后遂因嘉遇。大中与御史陈九畴，相诘，遽行斥降，旋尽斥诸贤，且起大狱，竟成清流之祸，国祚几危，虽小人崔呈秀辈阴导，诸贤不可谓无咎也。议论高而事功疏，名位轧而猜忌起；异己者虽清必驱除，附己者虽秽多容纳；虽领袖之贤，谔谔可重，而妒之者众矣。
忠贤一得志，尽用邪人崔呈秀辈，举国如狂，银珰四出；自杨琏、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周宗建、李应升辈皆下诏狱，备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称忠贤功德，请为祠祀者，满天下。凡群臣上疏，必以上与厂臣并称，一门封公候者三人，其势视刘瑾辈且十倍矣。
时天下重足而立，忧国者咸有篡弑之惧，特以呈秀辈虽凶顽，实庸陋无足数，故有其势有其机，而终不敢有事。熹庙宾天，忠贤呼呈秀语，移时究不敢发，此实社稷之灵，祖宗默祐之福庇也。
烈皇登极，太阿独运，忠贤之党内外林立，乃不动声色而有以夺群奸之魄。部臣钱元悫、陆澄源，贡士钱嘉征，各前后疏纠忠贤，忠贤、呈秀皆自缢死，其党皆放逐，林下诸无不蒙召用，踊跃讴之声，天下殆遍矣。
是时东林诸臣，为魏珰所罗织甚惨，其尚存者人无不以名贤推之；为忠贤拔用者自属下流，况钦定之款，煌煌佥谓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即无可复争冲矣。诸贤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忧国以报上恩；然急功名，多议论，恶逆耳，收附会，其习如前。上久而厌之，而偏党疑以起。
及枚卜事起，而钱谦益与周延儒才名相轧，谦益必欲抑延儒不得上；温体仁乘其隙，疏纠谦益科场旧事，上为震怒，面加诘问。吏垣章允儒愤争甚力，上逮而黜之，谦益亦黜归，党祸且再起矣。
时诸臣泄泄然不思图实绩以回上意，惟疏攻温、周无虚日，攻愈力而上愈任矣。
虏阑入蓟镇，逼都城，上视诸臣无一足倚者。史𡎊、袁弘勋之属，纠阁臣韩爌、钱龙锡以崇焕事逮下狱，延儒遂为首辅，体仁亦相继入政府。而门户之说为上所深恶。幸上神圣，知两党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东林者，而言路则东林为多。
时又有复社之名，与东林继起，而其徒弥盛，文采足以动一时，虽朝论苛及之，不能止也。周、温以权相轧，旋又自相倾，周罢去，而温秉国，又引薛国观继其后。大抵周明敏而贪，温洁清而险，薛才不如两人而傲与偏同之。虏寇之患日迫，而终无能为上建一策者，温去而薛遂败，以贪赐自尽，亦属太甚。且其事发于东厂，佥云部臣吴昌时实发其机，要亦薛之偏狭，上自心厌之，非下所为也。
延儒之罢相也，其门人张溥、马世奇每以公论感动之，延儒亦颇自悔。未几，与张至发、贺逢圣俱蒙再召，至发辞不出，逢圣不久以病归，延儒遂赦逋负宥罪，罪斥诸臣，救词臣黄道周之狱，其所举措设施，尽反前事，一时有贤相名。然性素贪，见群论之相推也，益自恣，纳贿益广。时溥已殁矣，世奇又远嫌自爱，不入都，延儒之左右如吴昌时辈皆小人，延儒惟昌时之言是听，而遂酿成奇祸矣。
延儒再相未几，虏阑入围香山，又围开封，自燕及淮，纵横二千馀里，无一御者。延儒不得已，请出视师，上顾而咲曰：‘先生乃肯为朕分忧耶？’盖上意已移矣。及至军中，未尝设一策遣一兵以御虏决战，惟与幕客私人纳贿纵酒，妄报捷音以蒙上耳。未几，虏餍欲而去，人言虏输银及貂参于延儒，买路出边，此方不特喧传都下亦且流入大内。上以此怀怒弥甚，亟放之归，即逮吴昌时，廷讯延儒招权纳贿之实。昌时一一承认，于是逮延儒至都，勒令自尽。如所以待国规者，延儒再出所行亦多可取，然死而人莫之惜者，以其贪而自用也。
时在列多名流要皆负名无济国事也，寇一入都，烈皇帝以身殉社稷，而从死者殊寥寥也。以是益为世诟厉。然如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刘理顺、马世奇、成德诸公皆烈烈就死，日月争光，虽仇雠不能不推重也。
南都再建，国事累卵，而诸臣之相仇益甚。当拥立之时，凤督马士英移书商之枢部史可法，有世治则循序，世乱则议贤之语。可法谓世英意在潞藩也，遽与姜曰广、吕大器辈移文士英，言今上失德事。时钱谦益家居，往来江上，亦意在潞藩，盖以福邸向有三案旧事与东林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即与大帅黄得功、高杰辈持为口实，力主迎今上，其所操伦序之说固当，但与初移书意不相合，可法等实为其所卖也。
今上既立，可法为首辅，亟召天下名流以收拾人心。乃士英一入，可法即出为督师，而时事不可问矣。
士英之留相也，首以为阮大铖荐，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大铖一出，日以翻逆案处诸清流为事。宪臣刘宗周以疏争，士英、大铖内倚群珰，外藉藩帅，并收勋臣为助，其意不过欲逐宗周辈；而内珰勋藩之势从此遂旁落而不可制矣。
时贿赂大行：凡向之察处者、重纠败官者、赃迹狼藉者，一惟用贿方还原官，而朝廷几为市路矣。
士英每以拥立自矜，并以三案旧事激上怒，上实宽容，不欲起大狱，故清流得以幸免。
三案之事，自光、熹二庙以至烈皇帝，初未尝以前事稍有嫌于福邸，诸臣亦未尝以夺长之谋，必欲锄异论者以存法也。今上既立，亦宜以当日争持三案之人概置不论。即上启其机，群臣亦当力解。乃一时柄臣务以离间骨肉，危动皇祖母，欲中诸臣以非常之法，亦何以解天下后世之议哉？
拥立操异志者，当日亦不过数人而已。士英欲自诩其功，凡纠弹必借此语以诬入之以激上怒。嗟呼，国家变起仓卒，群臣焉戴拥，原宗社大不幸之事，为人臣子亦何忍言功？况自伐者兼思陷人，尚得为有人心者乎？
马、阮之欲陷诸清流也非一日矣。当妖僧大悲、伪东宫、王子明等事，每欲起大狱，以为一网之计，致左良玉因众愤引兵向阙，遂以清君侧为辞。士英闻之惶骇无措，因尽撤各镇劲兵以防左时，时虏氛充充，前锋已至维扬，而满朝梦梦，俱谓虏必不敢渡江，且欲用虏以破左，时事之颠倒，莫过于此也。迨虏骑问渡，九五潜渡，马、阮身统重兵，望风逃窜，而金陵王气倏焉歇绝，不亦痛哉！
东林之始焉为领袖者，顾宪成、邹元标诸贤，继为杨涟、左光斗，又继为文震孟、姚希孟，最后辈如张溥、马世奇诸君子，皆文章气节实多倾动一时也。
攻东林者始为四明沈一贯，继为亓诗教、赵兴邦，继为魏忠贤、崔呈秀等，又继为温体仁、薛国观辈，又继为马士英、阮大铖，皆嫉正若仇，众论所不与也。
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著。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此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之矣。
东林附丽之徒虽有阴狡之辈，然清议犹得而持之，间亦以公道拔人，其行贿者尚恐人之知之也。攻东林者纳贿维恐不足，至崔魏之时，及南都再建之日，则明目张胆以网利为画 ，以多贿为荣施，而廉耻扫地矣。
东林初负气节，每与内珰为难；即贤珰王安亦与诸贤往来，乃珰之慕贤非诸贤之甘于趋附也。及其衰也，求胜不得，亦有走险之辈与珰通款洽者。烈皇之季，往往有之矣。攻东林者当神庙之时，内阉无权，未有通内者。自崔呈秀辈奉忠贤为主，而所以媚珰者愈出愈奇，惟恐不至，诚天地间一大怪事。迄于南都，而通珰者扬扬骄语，惟恐人不知之也。向两党之最可恨者，专喜逢迎附会，若有进和平之说者，即疑其为异也，必操戈攻之而后快。或有姻娅门墙、故交世谊之相连者，如彼此殊途，必多方猜忌，防维甚严，务抑其进而后止，虽有贤者亦不之信也。激而愈甚，忿恨愈深，究之身家两败，而国运随之，谓皆焉高皇帝之罪人可也。但后之论者，为贤与邪有难提者，余亦以前辈所爱重，欲推而入中，然余不以此稍怀偏急，平言其实，庶鬼神之可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