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钞/02

庐陵文钞
卷二　书、疏、札子
作者：欧阳修　宋

卷二·书、疏、札子

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

臣闻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为治君而常至于乱，莫不欲为明主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动于中，则视听惑于外。视听惑，则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则举国之臣皆可疑。既尽疑其臣，则必自用其所见。夫以疑惑错乱之意而自用，则多失；失则其国之忠臣必以理而争之。争之不切，则人主之意难回；争之切，则激其君之怒心而坚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争胜。于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顺意，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从而助之。

夫为人主者，方与其臣争胜，而得顺意之人，乐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与之并力以拒忠臣。夫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无不乱，人主无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恶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恶治而好乱也，非恶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与天下争胜也。使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则邪佞远而忠言入。忠言入，则聪明不惑，而万事得其宜，使天下尊为明主，万世仰为治君，岂不臣主俱荣而乐哉！与其区区自执而与臣下争胜，用心益劳而事益惑者，相去远矣。

臣闻《书》载仲虺称汤之德曰“改过不吝”，又戒汤曰“自用则小”。成汤，古之圣人也，不能无过，而能改过，此其所以为圣也。以汤之聪明，其所为不至于缪戾矣，然仲虺犹戒其自用，则自古人主惟能改过而不敢自用，然于得为治君明主也。臣伏见宰臣陈执中，自执政以来，不叶人望，累有过恶，招致人言。而执中迁延，尚玷宰府。陛下忧勤恭俭，仁爱宽慈，尧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于治者久矣。而纲纪日坏，政令日乖，国日益贫，民日益困，流民满野，滥官满朝。其亦何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过失因言者罢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视听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谓宰相当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罢之。故宰相虽有大恶显过，而屈意以容之；彼虽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虽天灾水旱，饥民流离，死亡道路，皆不暇顾，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尔。言事者何负于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学无识、谄邪狠愎之执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于陛下，而反损圣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图至于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损也。今陛下用执中之意益坚，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胜于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将曰执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动摇，甚者则诬言事者欲逐执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圣聪，乐闻斯言之顺意，不复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执中益坚。

夫以万乘之尊，与三数言事小臣角必胜之力，万一圣意必不可回，则言事者亦当知难而止矣。然天下之人与后世之议者，谓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论梁适罪恶，陛下赫怒，空台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复敢论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权臣之祸。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爱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恶之，拒之绝之。执中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除改差缪，取笑中外，家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此乃谄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爱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聪明，群臣善恶无不照见，不应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尔。执中不知廉耻，复出视事，此不足论。陛下岂忍因执中上累圣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于明时也？臣愿陛下廓然回心，释去疑虑，察言事者之忠，知执中之过恶，悟用人之非，法成汤改过之圣，遵仲虺自用之戒，尽以御史前后章疏出付外廷，议正执中之过恶，罢其政事，别用贤材，以康时务，以拯斯民，以全圣德，则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职在论思，意切言狂，罪当万死。

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臣闻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后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军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节。军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趋赏而争利，其先材能而后名节者，亦势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风俗之薄厚，治道之污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于天下也，不能家至而谆谆谕之，故常务尊名节之士，以风动天下而耸励其俞薄。

夫所谓名节之士者，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牵于苟随，而惟义之所处。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为，而惟义之所守。其立于朝廷，进退举止皆可以为天下法也。其人至难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为士者，常贵名节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节以养成善士。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谓朝廷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坚让以避嫌疑，而为朝廷惜事体。数日之间，遽闻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待其位，虽初无是心，然见得不能思义。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岂独不思哉？昨闻拯在台日，常自至中书，诟责宰相，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怒宰相不早罢之。既而台中寮属相继论列，方平由此罢去，而以宋祁代之。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自其命出，台中寮属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罢，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资望，虽别加进用，人岂为嫌？其不可为者，惟三司使尔。非惟自涉嫌疑，其于朝廷所损不细。

臣请原其本末而言之。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元昊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陛下奋然感悟，思革其弊，进用三数大臣，锐意于更张矣。于此之时，始增置谏官之员，以宠用言事之臣，俾之举职。由是修纪纲而绳废坏，遂欲分别贤不肖，进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骤见而骇，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谓好讦阴私，或以为公相倾陷，或谓沽激名誉，或谓自图进取，群言百端，几惑上听。上赖陛下至圣至明，察见诸臣本以忘身徇国，非为己利，谗间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渐为信。自是以来，二十年间，台谏之选，屡得谠言之士。中间斥去奸邪，屏绝权幸，拾遗救失，不可胜数。是则纳谏之善，从古所难。

自陛下临御以来，实为盛德，于朝廷补助之效，不为无功。今中外习安，上下己信，纤邪之人凡所举动，每畏言事之臣，时政无巨细，亦惟言事官是听。原其自始开发言路，至于今日之成效，岂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过似于徼讦，逐人之位似于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无所利于其间尔，而天下之人所以为信者，亦以其无所利焉。今拯屏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将来奸佞者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是则圣明用谏之功，一旦由拯而坏。

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而拯取其所不宜取，为其所不宜为，岂惟自薄其身，亦所以开诱他时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此之为患，岂谓小哉！然拯所侍者，惟以本无心耳。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世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虽欲自信，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置之京师。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不胜幸甚。

臣叨尘侍从，职号论思，昔尝亲见朝廷致谏之初甚难，今又复见陛下用谏之效已著，实不欲因拯而坏之者，为朝廷惜也。臣言狂计愚，伏俟诛戮。

论选皇子疏

臣闻言天下之难言者，不敢冀必然之听；知未必听而不可不言者，所以尽为忠之心。况臣遭遇圣明，容纳谏诤，言之未必不听，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见自去岁以来，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尝因灾异，窃有奏陈。虽圣度包容，不加诛戮；而愚诚恳至，天听未回。臣实不胜爱君之心，日夜区区，未尝忘此，思欲再陈狂瞽，而未知所以为言。今者伏见兖国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窃思：人之常道，莫亲于父子之亲；人之常情，亦莫乐于父子之炙。虽在圣哲，异于凡伦，其为天性，于理则一。陛下向虽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爱，上慰圣颜。今既出降，渐疏左右，则陛下万几之暇，处深宫之中，谁可与语言？谁可承颜色？臣愚以谓宜因此时出自圣意，于宗室之中选材贤可喜者，录以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部安侍膳，亦足以慰悦圣情。臣考于书史，窃见自古帝王虽曰至尊，未尝独处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见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学士讲论于闲宴，又有左右侍从顾问语言。其入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宫妾在于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寝也，则有太子问安侍膳于朝夕；其优游宴乐也，多与宗室子弟欢然相接如家人。计其一日之中，未尝一时独处也。今陛下日御前后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颜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能，上下之意不接。其馀在廷之臣、儒学侍从之列，未闻一人从容亲近于左右。入而居内，则至于问安侍膳，亦阙于朝夕。是则陛下富有四海之广，躬享万乘之尊，居外则无一人可亲，居内则无一人得亲，此臣所以区区而欲言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业，承宗庙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储位久虚，群臣屡言，大议未决。臣前所奏陈，以谓未必立为储贰，而且养为子，既可以徐察其贤否，亦可以待皇子降生。于今为之，亦其时也，臣言狂计愚，伏俟斧钺。

论水灾疏

臣伏睹近降诏书，以雨水为灾，许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见陛下畏天爱人、恐惧修省之意也。窃以雨水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国门，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坏都城者，此盖天地之变也。至于王城京邑，浩如陂湖，冲溺奔逃，号呼昼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数。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无以容身，缚筏露居，上雨下水，累累老幼，狼藉于天街之中。又闻城外坟冢，亦被浸注，棺椁浮出，骸骨漂流。此皆闻之可伤，见之可悯。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灾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报，无日不来，或云闭塞城门，或云冲破市邑，或云河口决千百步阔，或云水头高三四丈馀，道路隔绝，田苗荡尽。是则大川小水，皆出为灾，远方近畿，无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惧莫大之变，隐恻至仁之心，广为谘询，冀以消复。窃以天人之际，影响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已出而无应之变。其变既大，则其忧亦深。臣愚谓非小小有为可以塞此大异也，必当思宗庙社稷之重，察安危祸福之机，追已往之阙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过一二而已。

自古人君必有储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阙者也。陛下临御三十馀年而储嗣未立，此久阙之典也。近闻臣寮多以此事为言，大臣亦尝进议，陛下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体者，因以为异事，遂生嫌疑之论，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长罗列于朝者亦众。然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无穷之安，岂有所嫌而斥其子邪？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则储宫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见陛下久无皇子，忽闻此议，遂以云云尔。且《礼》曰：“一有元良，万国以正。”盖谓定天下之根本，上承祖宗之重，亦所以绝臣下之邪谋。自古储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论，则是常无储嗣则人主安，有储嗣则人主危，此臣所谓不思之甚也。臣又见自古帝王建立储嗣，既以承宗庙之重，又以为国家美庆之事。故每立太子，则不敢专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为人父后者皆被恩泽，所以与天下同其庆喜，然则非恶事也。汉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请立太子，文帝再三谦让而后从之。当时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汉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泽者，尝上书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谓其子从荣曰：“群臣欲以汝为太子，我将归老于河东。”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是则何害其为明主也？后唐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从荣后以举兵窥觊，陷于大祸，后唐遂乱。此前世之事也。况闻臣寮所请，但欲择宗室为皇子尔，未即以为储贰也。

伏惟陛下仁圣聪明，洞鉴今古，必谓此事，国家大计，当重慎而不可轻发，所以迟之耳，非恶人言而不欲为也。然朝廷大议，中外已闻，不宜久而不决。昨自春首以来，陛下服药于内，大臣早夜不敢归家，饮食医药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亲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妇女婴孩，昼夜祷祈，填咽道路，发于至诚，不可禁止。以此见臣民尽忠，蒙陛下之德厚，爱陛下之意深，故为陛下之虑远也。今之所请，天下臣民所以为爱君计也，陛下何疑而不从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圣躬康复，又欲见皇子出入宫中，朝夕问安侍膳于左右，然后文武群臣奉表章为陛下贺，辞人墨客称述本支之盛，为陛下歌之颂之，岂不美哉！伏愿陛下出于圣断，择宗室之贤者，依古礼文，且以为子，未用立为储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贤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

臣又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始初议者已为不可。今三四年间，外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且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说甚详，且具述青未是奇材，但于今世将帅中稍可称耳。虽其心不为恶，而不幸为军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盖缘军中士卒及闾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间，未有不以此事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尔。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圣断。若陛下犹以臣言为疑，乞出臣前奏，使执政大臣公议。

此二者，当今之急务也。凡所谓五行灾异之学，臣虽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见也。《五行传》曰：“简宗庙则水为灾。”陛下严奉祭祀，可谓至矣，惟未立储贰。《易》曰：“主器莫若长子。”殆此之警戒乎？至于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此推类而易见者。天之谴告，苟不虚发，惟陛下深思而早决，庶几可以消弭灾患而转为福应也。臣伏睹诏书曰：“悉心以陈，无有所讳”，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时政之失，必有群臣应诏，为陛下言者。臣言狂计愚，惟陛下裁择。

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札子

臣近风闻禁中因皇女降生，于左藏库取绫罗八千疋。染院工匠当此大雪苦寒之际，敲冰取水，染练供应，颇甚艰辛。臣伏思陛下恭俭勤劳，爱民忧国，以此劳人枉费之事，必不肯为。然外议相传，皆云见今染练未绝。臣又见近日内降美人张氏亲戚恩泽太频。臣忝为谏官，每闻小有亏损圣德之事，须合力言，难避天谴。臣窃见自古帝王所宠嫔御，若能谦俭柔善，不求恩泽，则可长保君恩；或恣意骄奢，多求恩泽，则皆速致祸败。臣不敢远引古事，只以今宫禁近事言之。

陛下近年所宠尚氏、杨氏、余氏、苗氏之类，当其被宠之时，骄奢自恣，不早裁损，及至满盈，今皆何在？况闻张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为美人，中外皆闻，以谓与杨、尚等不同，故能保宠最久。今一旦宫中取索顿多，恩泽日广，渐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爱惜保全张氏，或欲纵恣而败之？若欲保全，则须常令谦俭，不至骄盈。臣料八千疋绫罗，必非张氏一人独用，不过支散与众人而已。乃是枉费财物，尽为众人。至于中外讥议，则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广散何益？

昨正月一日，曹氏封县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间，两度封拜。又闻别有内降，应是疏远亲戚，尽求恩泽。父母因子而贵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过。其他疏远，皆可减罢。臣谓张氏未入宫之前，疏远亲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贵，何必广为闲人，自招谤议，以累圣德？若陛下只为张氏计，亦宜如此。况此事不独为张氏，大凡后宫恩泽太多，宫中用度奢侈，皆是亏损圣德之事。系于国体。臣合力言。伏望圣慈防微杜渐，早为裁损，取进止。

论议濮安懿王典礼札子

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谓事体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者，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广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

谨按《仪礼•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报者，齐衰期也，谓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开元》、《开宝礼》，国朝五服，年月丧服。今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盖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义莫重于所继，故宁抑而降其服。此圣人所制之礼，著之六经以为万世法者，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若所谓称皇伯者，考于六经无之，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可谓无稽之臆说矣。夫《仪礼》者，圣人六经之文；《开元礼》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开宝通礼》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五服年月及丧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议者皆弃而不用，直欲自用无稽之臆说，此所以不可施行也。

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臣伏以上天降灾皆主人事，故自古圣王逢灾恐惧，多求阙政而修之，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庶几以塞天谴。然皆须人事已著于下，则天谴为形于上。今者濮王之议，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用其无稽之臆说，欲定皇伯之称。中书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礼，虽有明据，亦未敢自信而自专，方更求下外廷博议，而陛下遽诏中罢，欲使有司徐求典礼。是则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谦畏如此，君臣不敢轻议亡举，而天遽谴怒，杀人害物，此臣所谓厚诬天也。议犹未决，仍罢不议，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厚诬人也。

其三引汉宣、哀之事者，臣谨按《汉书》。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称亲，谥曰悼，置奉邑、寝园而已。其后改亲称皇考，而立庙京师。皇考者，亲之异名尔，皆子称其父之名也。汉儒初不以为非也，自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数十年间，毁立不一。至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云：“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是不非。”皇帝称史皇孙为亲也，所谓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也。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谓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也。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干汉统之渐。丹遂大非之，故丹议云：“定陶恭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得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然则称亲置园，皆汉儒所许，以为应经义者，惟去其国号，立庙京师，则不可尔。

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何事，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名之义，方议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师，以乱祖宗昭穆，此诚可非之事。若果为此议，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而中书亦初无此议，而言事者不原本末，过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而外廷之臣又不审知朝廷本议如何，但见言事者云云，遂以为欲加非礼，干乱统纪，信为然矣。是以众口一辞，纷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无稽之说，牵引天灾，恐怕人主。而中书守经执礼之议，反指以为奸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礼当优容，不欲与之争辨，而外廷群论又不可家至而户晓，是非之礼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哪而不止也。

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而圣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为之意也，盖自有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也。然安得无父而生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性，其子之事，而不得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丧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则欺天而诬人矣。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期，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上于濮王父也，反服小功，于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父、叔父者，称之则礼制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

伏惟陛下聪明睿圣，理无不烛。今众人之议如彼，中书之议如此，必将从众乎？则众议不见其可，欲违众乎？则自古为国未有违众而能举事者。愿陛下霈然下诏，明告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黎，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统纪之事，皆非朝廷本议。庶几群疑可释。如知如此，而犹以谓必称皇伯，则虽孔孟复生，不能复为之辨矣。

论葬荆王后赠燕王一行事札子

臣风闻已有圣旨，荆王葬事，令三司与太常礼院及监葬官等同议减节浮费。此足见陛下厚于皇叔之恩，念民惜费之意，一举而两得也。然臣每见朝廷作事，欲爱民节用，而常枉费劳人。盖为议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于不精审者有四：民间不科配，一也。州县供应，物有定数，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县官吏不得过外供须以邀名誉，四也。苟绝此四者，则无大患矣。

昨京西一路遭张海惊劫之后，不可更有诛求。臣今欲乞指挥三司，应是合要之物并须官给，不得民间科买。仍乞先将一行仪仗人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数，然后札与京西，令依数供顿，则可无广费。自荆王以下诸丧，非至亲者不必令其尽往，仍乞限定人数，及每人将带随行人数亦乞限定。凡皇亲及一行官吏，除宿顿合供饮食外，不得数外呼索。州县官吏，亦不得于官供饮食外，别以诸物献送权要。其受献送并呼索，并以入己赃论。仍乞御史里行一人，随行纠察。其数外带人，及州县随顺呼索献送物等官吏，物出于己，亦从违制。若托以供应为名，于民间贱买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赃论。如此防御，方可杜绝浮费，以称陛下厚亲节用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