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新生活运动

抗战期间的新生活运动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汉广播
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 主席汪精卫
中华民国27年（1938年）2月22日
1938年2月22日

本作品收录于《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

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互相期待的

数年以来，蒋委员长提倡两个运动，一个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个是新生活运动。这两个运动，是互相期待的，是有同一目标的。在全面抗战未开始以前，这两个运动，于国家民族的生存发达，已极重要；在抗战期间，其重要性，更加显著了。换句话说，国家民族能否生存，能否发达，系于这两个运动之能否成功。

为什么说这两个运动是互相期待的呢？我们知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属于物质的；新生活运动，是属于精神的。国家民族的生存发达，要在物质精神两方面，同时为不断的充实与不断的发展。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换句话说，缺了一方面，无异是缺了两方面。这话怎么讲呢？举个例来说，清洁朴素，是新生活的信条，骤然看了，似专属于精神方面的。但是物质方面，如有缺乏，清洁朴素，便谈不到。如今中国大多数是穷人，这些穷人，所过的生活，谈得上清洁么？只怕连污秽的东西，也得不着。谈得上朴素么，只怕连破烂的东西也得不着。这样和他们谈清洁朴素，正如晋惠帝所说“凶年何不食肉糜”，不但搔不着痒处，而且适见其残酷了。清洁朴素，已是如此，至于礼义廉耻，则管子说得好，“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说得好，“此为救死而且不暇，奚暇治礼义哉”。这是说明新生活运动有期待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进步与成就。只重精神，不重物质，是不对的。

再举个例来说，增进幸福，是国民经济建设的企图，骤然看来，似专属于物质方面的，但是精神方面，如有缺乏，增进幸福，便谈不到，因为所谓幸福，不是一部分人的幸福，而是全体的幸福，因为要求增进全体的幸福，所以要根据民生主义来从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不但在物质方面，须注重生产，注重大工业由国家经营，中小工业由私人经营，以期由赤贫进于小康，由小康进于家给人足。而在精神方面，尤须注重公的道德和私的道德。其在公的道德，莫要于爱人如己，时时刻刻存着“一夫不获时予之辜”的念头，其在私的方面，莫要于洁身自爱，能廉洁才能勇敢，能不奢纵，才能不贪污。如果精神方面，没有这种修养，则一切经济建设皆可视为营私舞弊的机会，而提倡国营事业，无异于使官僚政治扩大及于经济的领域了。这是说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有期待于新生活运动的进步与成就。只重物质，不重精神是不对的。明白了这两个运动之互相期待，则对于这两个运动之必须同时着力，可无俟言。

两种运动的目标是一个

为什么说这两个运动是有同一目标的呢？数十年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息息有覆亡之惧，九一八以来，日本的侵略，更一步紧似一步了，提倡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感觉到物质上的缺乏，若不急急加以准备，则民力不能充实，国力不能发展，何以救亡图存，提倡新生活运动，是感觉到精神上的缺乏，若不急急加以训练，则对于固有道德，失了自信力，对于世界文化，失了吸引力，何以救亡图存？所以这两个运动，自方面来说，固然各有所重，自目标来说，归宿是一个的。换句话说，便是充实我们物质上精神上的力量，以救国家民族于将亡，使之由生存而发达。因为这样，我们认定今日只有国家统一，而无地方割据。因为这样，我们认定今日只有民族战争，而无阶级斗争。因为这样，我们下了决心，以最大的忍耐，来从事于最低限度的准备，虽因此之故，受尽了“唯武器论”等等嘲笑，而不一置辨。因为这样，我们到了最后关头，便抱定了不成功即成仁的信念，以从事牺牲，虽因此之故，受尽了“民族失败主义”等等嘲笑，而亦不一置辨。这便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一贯的精神，我们本着这一贯的精神，向着救亡图存的同一目标而猛向前进。

以上所说，数年以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其关系于救亡图存如何重要已可见了。至于抗战期间，比起平时，其重要性之增加，更不止千倍万倍。因为平时注意只在准备，所看见的，只是人力物力之积累。抗战期间，不但要把平时所积累的，拿出来使用，并且要继续不断的积累，以供继续不断的使用。抗战期间人力物力之使用，好比将煤和铁投在炉火之内，煤会因燃烧而成灰烬，铁会因锻錬而成钢。我们必须知道，有化为灰烬的煤，才能有锻錬出来的钢。抗战期间，我们个人是愿意和煤一样化为灰烬，只要我们的国家民族能和铁一样，在这些灰烬之中，锻錬而成为钢。因为我们个人是有新陈代谢的，只要继续不断尽了燃烧的责任，不愁我们的国家民族不会锻錬而成为钢。这是抗战期间，我们应有的决心，应尽的责任。关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应该怎样的注意，怎样的努力，使民力国力能继续不断的培养起来生长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如今想先就新生活运动，说几句话。

不偷生不苟活

我以为抗战期间的新生活运动，其最要紧而又最简单的标语，是不偷生，不苟活。怎样叫做不偷生不苟活呢？抗战期间，我们人人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发达而努力于工作。这工作的繁简难易，虽然各有不同，而其所负的责任，则无不同。我们能尽了所负责任，我们的生活，方才有意义，到了最后，或者因不尽而死，或者因殉职而死，或者死得较早，或者死得较迟，这死的先后及其死法，虽然各有不同，而其为尽了最后的责任，则无不同。我们能尽了最后的责任，不但我们的生活，有价值，我们的死，也有价值。必要这样，才能叫做不偷生不苟活，如果平时悠悠忽忽，和没事人一般，及至临难，则又惟知以苟全性命为事，则便是偷生苟活了，一个人偷生苟活，国家民族便失了这一个人之用，个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便只有覆亡了。人类的道德，莫大于牺牲小己，以为大群，国民的责任，莫大于牺牲个人，以为国家民族。抗战以来，战区中的难民，颠沛流离，死的死了，生的无以为生，这都是为国家民族而忍受痛苦。战壕中的将士，死伤枕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药，死不得埋，这都是为国家民族而忍受痛苦。这种痛苦，不只身受者感觉着，全国人民亦必同样的感觉着。我们何以解除这种痛苦？我们惟有以不偷生不苟活的精神从事于工作，我们有生之年是工作，我们有死之日是工作，我们知道，惟有工作可以解除自己的内心之痛苦，我们知道，惟有工作可以解除一般同胞的身受之痛苦，我们由感觉痛苦而决心牺牲，由决心牺牲而发出一切物质上精神上的伟大力量，这种伟大力量，是日日增长的，是永无休息的，国家民族生存发达之基础，实在于此。

这种痛苦的感觉，与牺牲的决心，是古今中外一切道德的来源，不仅新生活运动为然，不仅抗战期间的新生活运动为然，我因为觉得在抗战期间，尤有表而出之的必要，所以简单的作为对于新运四周纪念的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