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滨文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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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上[编辑]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乱,以济其所不足。不诬治以为乱,不援乱以为治。援乱以为治,是愚其君也;诬治以为乱,是胁其君也。愚君胁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侥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势,试请言当今之势。

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为大则曰无乱,为异则曰有变。以为无乱,则可以无所复为,以为有变,则其势常至于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计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为治之地。夫有意于为治而无其地,譬犹欲耕而无其田,欲贾而无其财,虽有锄耰车马、精心强力,而无所施之。故古之圣人将治天下,常先为其所无有而补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无患而后徜徉翱翔,惟其所欲为而无所不可,此所谓为治之地也。为治之地既立,然后从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艺之以松柏梧槚,丛莽朴樕,无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义,动之以礼乐,安而受之而为王;齐之以刑法,作之以信义,安而受之而为霸;督之以勤俭,厉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为强国。其下有其地而无以施之,而犹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伥伥然无地而施之,抚左而右动,镇前而后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给。故夫王霸之略,富强之利,是为治之具而非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无其具,其弊不过于无功。有其具而无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

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齐。然其能有立于世,未始不先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农、黄帝既有天下,则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妇,联其兄弟,殖之五种,服牛乘马,作为宫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养,死有以葬,欢乐有以相爱,哀戚有以相吊,而后伏羲、神农、黄帝之道得行于其间。凡今世之所谓长幼之节、生养之道者,是上古为治之地也。至于尧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阙而时补之。故尧命羲和历日月以授民时,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驱鸟兽以安民生,命弃播百谷以济民饥。三代之间,治其井田沟洫步亩之法、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夫家卒乘车马之数,冠婚丧祭之节,岁时交会之礼,养生除害之术,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后施其圣人之德。是故施之而无所龃龉。举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为治之地,而望人之德不与也。故周之衰也,其《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厉之际天下乱矣,而文、武之法犹在也。文、武之法犹在,而天下不免于乱,则幽、厉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遗法尚在,故天下虽乱而不至于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坏,欲为治者,无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无楫而浮乎江湖,幸而无振风之忧,则悠然惟水之所漂,东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风则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极,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则天下涂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贤人,起于乱亡之中,将以治其国家,亦必于此焉先之。齐桓用管仲,辨四民之业,连五家之兵,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相地而征,山林川泽各致其时,陵阜陆墐各均其宜,邑乡县属各立其正,举齐国之地,如画一之可数。于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诸侯,存邢卫,定鲁之社稷,西尊周室,施义天下,天下称伯。晋文反国,属其百官,赋职任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财足用,利器明德,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然后入定襄王,救宋卫,大败荆人于城濮,追齐桓之烈,天下称之曰二伯。其后子产用之于郑,大夫种用之于越,商鞅用之于秦,诸葛孔明用之于蜀,王猛用之于符坚,而其国皆以富强。是数人者,虽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为地者一也,故其国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齐,长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

当今之世,无惑乎天下之不跻于大治而亦不陷于大乱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举,百姓之患略备而未极,贤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当、种之不生,而不知其无容种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跻于大治与不陷于大乱,是在治乱之间也,徘徊彷徨于治乱之间而不能自立,虽授之以贤才,无所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败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论中[编辑]

治国而为其地,非圣人而后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则仅存之国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为虞舜,其次为曾闵,而其次犹得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盖自其得为良人以上至于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为生者,子耕于田,妇织于室,养其鸡豚,殖其菜茹,无失其时,以养生送死,虽舜与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于为国而岂独无之?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为步亩沟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馀制也。当战国之强,诸侯无道,然孟子亦以为有王者起,今之诸侯不可尽诛,惟教之不改而后诛之。故汉之兴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为汉;唐之兴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为唐。由是观之,则夫享国之长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长短薄厚,然长不得地则无所效其长,厚不得地则无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为者举而就之可也。

当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举,或简略而不务。具存而不举,是有地而不耕也;简略而不备,是地有所废缺而不完也。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今之治天下则不然。盖尝论之,自五代以来,强臣专国,则天下震动而易乱。自吾祖宗削而渐磨之,则今世可以粗安。

凡今世之所恃以为安者,惟无强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尽忘其馀,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惰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为是,故兴一事而百弊作,动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阱,侧身而入河海,平居犹惧有患,而况求以驰骋于其上哉,固不可矣。

今夫边垂之患,是中国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则有以为拒之之具;和之,则有以为和之之费。以天下而待一国,其为有馀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无他患难,而唯西北之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岁之入不能供一岁之出,是非特纳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过也。故三事立,为治之地既成,赂之则为汉文帝,不赂则为唐太宗。赂与不赂,非吾为国治乱之所在也,治乱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与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维持之,以至于渐不可举,犹曰是养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释其楫而听水之所之,旋于洄洑,格于洲浦,以为是固然也,其为无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时,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风俗,不至于朋党乱正、诬罔君子也,世之清议凛然在矣。公卿之欲有为以济斯世,谁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实也。

故为之说曰:居之以强力,发之以果敢,而成之以无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于一不果于二,天下将以为言。不果者不可以强力,力虽强而辄为多疑之所败。天下之人惟能为是三者,则足以排天下之坚强,而纳之于柔懦,扰天下之怨怒,而投之于不敢。惟不能为是三者,则足以败天下之贤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无私而果敢,果敢而强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为治之地。为治之地既立,然后择其所以施之,天下将无所不可治。

新论下[编辑]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则患其无以施之。盖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则不可得而知。

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归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鲁也,堕其三都,诛其乱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饰贾,男女别于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鸡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于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详论也。

曰:是有意于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为是国也,必举之以为先。由是观之,治国之地,圣人无之不得以施其圣。然而圣人之道,有所高远而不可及者矣。其于孔子之门,所谓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国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是亦自以为能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尔。然夫子许其能之,而不以为大贤,则夫子之道,深矣远矣。

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尝言也。盖亦尝言之矣,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所重民食、丧、祭。”是九者,凡所以为政而未足也。故继之曰:“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为既成而后,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记》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为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无所施之则不立。治其政事,无以施之则不化。当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无不毕举。虽后世之君,犹得守其法度,以为无过。惟无暴君,则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训太甲曰:“从谏弗咈,先民时若。”以为如是而可以为治已矣。

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为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俭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终身而不见其成,则以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为古之人欺我,虽有为之者,盖勉强而为之也。夫苟不欲而强为之,则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疏。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疏之道,以治无以为地之国,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为治之地,为治之地既立,则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燕赵论[编辑]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学校而教民,行乡射饮酒之礼。于岁之终,田事既毕,而会其乡党之耆老,设其笾豆酒食之荐,而天子之大夫亲为之行礼。盖以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劳苦其筋力,长幼杂作,以趋一时之利,习于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节,顽嚣无耻,不可告语,而易与为乱。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礼,使之有所不忘于其心。故三代之民,虽耕田荷任之贱,其所有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于无知以犯非义。何者?其上之人不以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于为善也。

至于后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义,而天下之风俗日已败乱。今夫轻扬而剽悍、好利而多变者,吴、楚之俗也;劲勇而沉静、椎钝而少文者,燕、赵之俗也。以轻扬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变之心,无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为乱矣。若夫北方燕、赵之国,其劲勇沉静者,可以义动,而椎鲁少文者,可以信结也。然而燕、赵之间,其民常至于自负其勇以为盗贼,无以异于吴、楚者,何也?其劲勇近于好乱,而其椎鲁近于无知。上失其道,而燕赵之良民,不复见于当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乱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无义为乱;小人好勇而无义为盗。”故古之圣人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而谁与为乱哉?

昔者唐室之衰,燕、赵之人,八十年之间,百战以奉贼臣,竭力致死,不顾败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为忠臣义士之所当然。当此之时,燕、赵之士,惟无义也,故举其忠诚专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顺,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无常产而有常心者,惟士为能。若夫民无常产,因无常心。苟无常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故夫燕、赵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蜀论[编辑]

匹夫匹妇,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刚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乱,常至于渐深而莫之能止。盖其所畏者,愈骄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为乱也。秦、晋之勇,蜀、汉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轻为奸,天下之所知也。当战国之时,秦、晋之兵弯弓而带剑,驰骋上下,咄嗟叱吒,蜀、汉之士所不能当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晋之间,豪民杀人以报仇仇,椎埋发冢以快其意,而终不敢为大变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听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适,辄起而从乱。其故何也?观其平居无事,盗入其室,惧伤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乱难制之气也。然其弊常至于大乱而不可救,则亦优柔不决之俗,有以启之耳。

今夫秦、晋之民,倜傥而无所顾,负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号纷呶,奔走告诉,以争毫厘曲直之际,而其甚者,至有怀刃以贼其长吏,以极其忿怒之节,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晋之俗,有一朝不测之怒,而无终身戚戚不报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竞,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忍诟而不骤发也。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复忍,然后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憾不泄之气。故虽秦、晋之勇,而其为乱也,志近而祸浅;蜀人之怯,而其为变也,怨深而祸大。此其勇怯之势,必至于此而无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无怨于其心,怨而得偿,以快其怒,则其为毒也,犹可以少解。惟其郁郁而无所泄,则其为志也远,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乱,以发其怒而后息。

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惮,而弱者有所不侮,盖为是也。《书》曰:“无虐惸独,而畏高明。”《诗》曰:“不侮鳏寡,不畏强御。”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妇,其力不足以与敌,而其智不足以与辩,胜之不足以为武,而徒使之怨以为乱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与之论天下哉!

西戎论[编辑]

戎狄之俗,畏服大种,而轻中国。戎强则臣狄;狄强则臣戎,戎狄皆弱,而后中国可得而臣;戎狄皆强,而后侵略之患不至于中国。盖一强而一弱,中国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独战,是以争附强国之馀威,以趋利于中国,而后无所惧。强者并将弱国之兵,荡然南下,而无复反顾之忧,然后乃敢专力于中国而不去。此二者以势相从而不可间,是以中国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

昔者冒顿老上之盛,惟西戎之无强国也,故匈奴之人,得以尽力而苦吾中国。使西戎有武力战胜之君,则中国之祸,将有所分而不专。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后也。故匈奴强,则中国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将自托于中国。然而西戎非有强力自负之国,则其势亦将折而入于匈奴。惟其国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区区自立于一隅,而不畏匈奴之众,而后中国可得而用也。

然天下之人,皆以为北方有强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国,则中国将不胜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西北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与共忧也;惟其强狠而好胜,是故可以激而壮也。使之自相攻击,而不能相下,则其势必走于中国。中国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图也。

然天下之议,又将以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斗,而喜击中国之众,此其势固不可得而合也。盖亦以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国者,为夫吾兵之不能苦战,而金玉锦绣之所交会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据险阻,明烽燧,吏士练习而不敢懈,彼虽壮骑,无所施设,则其利不在于攻中国。坚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无所掠虏,将不忍而热中,将反而求以相诟,以为起兵之名。彼兵交于匈奴而怨结于中国,则何以自固。故中国举而收之,必将得其欢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强而莫或收之,而使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识戎狄之情也!

北狄论[编辑]

北狄之民,其性骄蹇强悍,便于射猎,而习于驰骋,生于斥卤之地,长于霜雪之野,饮水食肉,风雨饥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阪,筋力百倍,轻死而乐战,故常以勇胜中国。至于其所以拥护亲戚,休养生息,畜牛马,长子孙,安居佚乐,而欲保其首领者,盖无以异于华人也。而中国之士,常惮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毡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国而夺之利。此当今之所谓大患也。

昔者汉武之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天下震恐,其后二十年间,汉兵深入,不惮死亡,捐命绝幕之北,以决胜负,而匈奴孕重堕坏,人畜疲弊,不敢言战。何者?勇士壮马,非中国之所无有,而穷追远逐,虽匈奴之众,亦终有所不安也。故夫敌国之盛,非邻国之所深忧也。要在养兵休士而集其勇气,使之不慑而已。

方今天下之势,中国之民,优游缓带,不识兵革之劳,骄奢怠惰,勇气消耗。而戎狄之赂,又以百万为计,转输天下,甘言厚礼,以满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闻,目习所见,以为生民之命,寄于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国勇健豪壮之气,索然无复存者矣。

夫战胜之民,勇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盖所以战者,气也;所以不战者,气之畜也;战而后守者,气之馀也。古之不战者,养其气而不伤,今之士不战,而气已尽矣。此天下之所大忧也。

昔者六国之际,秦人出兵于山东,小战则杀将,大战则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栗。然诸侯犹帅其罢散之兵,合从以击秦,砥砺战士,激发其气。长平之败,赵卒死者四十万人,廉颇收合馀烬,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观其上之所为,日进而不挫,皆自奋怒以争死敌。其后秦人围邯郸,梁王使将军新垣衍如赵,欲遂帝秦,而鲁仲连慷慨发愤,深以为不可。盖夫天下之士,所为奋不顾身,以抗强虎狼之秦者,为非其君也。而使诸侯从而帝之,天下尚谁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鲁仲连非徒惜夫帝秦之虚名,而惜夫天下之势有所不可也。

今尊奉累世仇仇之人,交欢纳币,以为兄弟之国,奉之如骄子,不敢一触其意,此适足以坏天下义士之气,而长夷狄豪横之势耳。今诚养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听夷狄之妄求,以为民望,而全吾中国之气。如此数十年之间,天下摧折之志复壮,而北敌之勇,非吾之所当畏也。

西南夷论[编辑]

古者九夷八蛮,无大君长,纷纷籍籍,不相统制。惟匈奴之种,常为大国,以抗中夏。然蛮夷之俗,种姓分别,千人为部,百家为党,见利则聚,轻合易散,族类不一,其心终莫相爱,故其兵利于疾战,而不利于持久。北狄之人,绵地千里,控弦百万,侯王君长通为一家,人畜富盛,蔓延山谷之间,其心常有所爱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于持久,而不利于疾战。此二者其大小之势,各有所便,宜乎中国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

今夫北狄之人,伏于阴山之下,养兵休士,久居而不战,此其志岂尝须臾忘中国也?然其心以为,战而胜人,犹不若不战而屈人之兵。战而不胜,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虚喝而不进,以谋弊中国。盖其所爱者愈大,故其谋之愈深,而发之愈缓,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蛮、西南夷之民,悉其众庶,尚不能当狄人之半,而其酋长,每每为乱不能自禁,此诚无爱于其心,而侥幸于一战,以用其乌合之众而已。故夫蛮夷之人,扰边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类皆可以谋来也。

愚尝观于西南徼外,以临蛮夷之众,求其所以为变之始,而遂至于攻城郭,杀人民,纵横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积之莫不有渐也。夫蛮夷之民,宁绝而不通。今边鄙之士,利其货财而纳之于市,使边民凌侮欺谩而夺其利,长吏又以为扰民而不之禁。穷恚无聊,莫可告诉,故其势必至于解仇结盟,攻剽蹂践,残之于锋镝之间,而后其志得伸也。嗟夫!为吏如此,亦见其不知本矣。通关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国之民,彼尚谁所激怒而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处西域数十年,西破龟兹,北伏匈奴。及将东归,或以为必有奇谋,乃就问其计。然其言止曰:“察见渊中鱼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尽绳以法。”当是时,莫不皆笑,以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乱,终亦以此故。夫谋非必奇而后可用,而在乎当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蛮夷骑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强者不能内侵,而弱者不为中国之所侮,盖为是也。

史官助赏罚论[编辑]

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

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而使贤者无夭横穷困之灾,不贤者无以享其富贵寿考之福。然而季路、原宪,古所谓贤人者也,伏于穷阎之下,布衣𫗴粥之不给。盗跖、庄𫏋,横行于天下,食人之肝以为粮,而老死于牖下,不见兵革之祸。如此,则是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用着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君举而属之于其臣,而名之曰“史官”

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故荀悦曰:“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夫史官之兴,其来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鲁曰克,在齐曰南氏,在晋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观其为人,以度其当时之所书,必有以助赏罚者。然而不获见其笔墨之所存,以不能尽其助治之意。独仲尼因鲁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载籍,以作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虽其名为经,而其实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齐桓、晋文有功于王室,王赏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国之权,而《春秋》又从而屡进之,此所以助乎赏之当于其功也。吴、楚、徐、越之僭,皆得罪于其君者也,而《春秋》又从而加之以斥绝摈弃不齿之辞,此所以助乎罚之当于其罪也。若夫当时赏罚之所不能及,则又为之明言其状,而使后世嗟叹痛惜之不已。

呜呼!贤人君子之功烈与夫乱臣贼子罪恶之状,于此皆可以无忧其无闻焉。是故古者圣人重史官。当汉之时,号曰太史令,而其权在丞相之上,郡国计吏,上计于太史,而后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权之可以助赏罚也,故从而尊显之。然则后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刘恺丁鸿孰贤论[编辑]

天下之让三:有不若之让,有相援之让,有无故之让。让之为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于无故之让,则圣人深疾而排之,以为此奸人之所以盗名于暗世者也。

昔者公族穆子之让韩起,范宣子之让智伯,宣子、穆子中心诚有以愧于彼二人者,是不若之让也。舜之命禹也,让于皋陶,其命益也,让于朱虎、熊罴。夫皋陶之不能当禹之任,朱虎、熊罴之不能办益之事,亦明矣。然犹让焉者,是所谓相援之让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让其所不及,则贤材在位,而不肖者不争;皆能以相推,则贤者以类升,而小人不能间。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于无故之让,则天下之大不善也。东汉之衰,丁鸿、邓彪、刘恺此三人者,当袭父爵而以让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别,而徒让焉,以自高于世俗。世之君子从而讥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犹有优劣焉。刘、邓让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鸿让而不终,听其友人鲍骏之言而卒就国,此鸿之所以优于刘、邓也。且夫闻天下之有让,而欲窃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刘恺之心也。闻天下之让而窃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于不义者,丁鸿之心也。推其二心而定其罪,则而鸿在可恕,恺为可戮,此真伪之辨也,贤愚可以见矣。

故范晔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则诡激之行兴矣。”若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显其身,将以教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乎?丁鸿之心存乎忠爱,故能终悟而从义也。异乎二子之徇名者也。呜呼!世之邪僻之人,苟昌天下之美名,以侥幸天下之大利,自以为人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论有以见之。故为天下不可以不贵君子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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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滨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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