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问（二）
| 答问（二）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广播 汪精卫 中华民国28年（1939年）8月21日 1939年8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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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九日，余发表《怎样实现和平》之后，接到了许多来信。曾经对于其中一个疑问予以解答，现在再解答另一个疑问。这疑问的大意是说，“两国由战而和本是常事，但当初为什么战？如今为什么和？这其间是否有一贯的理论，而不致使人陷于思想上的矛盾？”
我的解答是，当初以为日本是要灭亡中国的，所以不得已而出于战；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灭亡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在一个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荣的，所以要谋和平之实现。
当初以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所以不得已而出于战。最高目的，自然想救中国于灭亡；最低限度，不能救国、亦可殉国。如果当初的抗战，是由于这种纯粹的、不得已的动机，那么在今日，必然以当初一样的诚心诚意，来谋和平之实现。因为只要能使中国不致于灭亡，则最高目的已达。当初的战、今日的和，完全是一贯的，没有一些矛盾。
反之，当初的抗战，不是由于这种纯粹的、不得已的动机。或是由于个人的利害、或是由于第三国际的命令，那么，个人的利害问题未得解决以前、第三国际的命令未有更改以前，自然只好不顾一切的主张抗战到底。这也是一贯的，并没有矛盾的。所差的不是为中国着想，是为自己个人或第三国际着想。
来信曾举出我在二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所演讲的《最后关头》来做个例，这个例好极了。全篇文字是因为眼见得日本要灭亡中国了，既然不得已而出于战，因战之故，虽人与地皆成灰烬亦所不辞。全篇文字其意义是如此的，所以对于不战而使人与地皆成灰烬，安能不深恶痛绝？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所演讲的《如何使用民力》、一月二十三日所演讲的《抗战期间我们所要注意的三要点》、十一月十二日所演讲的《如何培养我们的勇气》、十一月二十三日所演讲的《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十一月二十四日所演讲的《全面战争》及同日所演讲的《牺牲的代价》，皆一一可以覆按，并没有一些矛盾。
至于《艳电》发表，是因为日本已经提出和平条件了；已经可以证明日本不是要灭亡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在一个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荣了。那么当初不得已而出于战的动机已经消失，弃战言和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我在《覆华侨某君书》内说我们应该拿出抗战的决心与勇气来讲和，就是这个理由。
在抗战期间，我们同志与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在抗战开始以前，总是想尽方法来避免这场战争；及至不得已而出于战，则又想尽方法不使和平的门终于关闭。我们不问方式，只问条件。只要条件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则随时准备讨论、准备接受。这是我们同志与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这种决心由于不忍中国之灭亡而来的。我们的思想始终一贯，并没有一些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