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田考
《后汉书》“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水经注》“朝鲜，箕子国也。箕子教民以义，田织信厚，约以八法，遂成礼俗。”案：箕子陈《范》叙畴，其一〈五行〉曰：“土爰稼穑”，三〈八政〉则首先以食，宜其分藩东土，亟亟以农事为重。则所谓教民田者，其即此井田之法与？箕子，殷人也。殷人七十而助。当时助法尽废，而是图尚存其制，殷先王之遗泽长矣，考古者览是图及后说，可以得所参稽焉。富阳董文恭家藏有朝鲜《箕田考》椠本，因假得影钞而重栞之。道光丁酉春三月海昌蒋光煦跋
久庵韩百谦著〈骊江李家焕完山李义骏〉辑
- 箕田图
箕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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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庵韩百谦
井田之制，先儒论之详矣。然其说皆以孟子为宗，故特详于周室之制，而于夏殷则有未徴焉。朱子之论助法，亦出于推测臆料、而未有参互考证之说，则其果悉合于当时制作之意，有不可得以知者，好古之士盖窃病焉。丁未秋，余到平壤，始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存，整然不乱；古圣人经理区画之意，犹可想见于千载之下。[1]就其地谛审之，其田形亩法与孟子所论井字之制有不同者焉。其中含球、正阳两门之间区画最为分明。其制皆为田字形，田有四区，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此盖殷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七十亩，本殷人分田之制也。箕子，殷人，其画野分田，宜仿宗国。其与周制不同，盖无疑矣！惟兹阡陌，数千年来，凡几经变易，虽难保其不差尺寸。其大略界区以一亩之路、界田以三亩之路也。其三旁九亩大路由城门逹之咏归亭下，似是往来通衢，非专为田闲阡陌而设。然其必以十六田、六十四区画为一甸，则亦不无界限之意。自此以外，田界之路或有侵耕失古处，则后人未知制作本意，必以三亩为准而正之，颇失经界之旧。若其以七十亩为一区，四区为一田，两两相并，则尽一野皆同矣。按：《班史·刑法志》曰：“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有六十四井。”其井邑邱甸之名虽用周制，而以四起数，四四成方，与此吻合，是必有所沿袭；而惜其典籍不完，未能尽得其制也。其尖斜攲侧不能成方处，或一二田，或二三区，随其地势而为之，此则乡人传为馀田。虽周家井田之制，其地难得如绳直准平；而其不成井处，又不可弃而不用，恐其制不得不如此也。其公田庐舍之制，虽不可考制，田既非井字之形，则与孟子所谓“中有公田、八家皆私百亩”之制已迳庭矣。意者殷之时，虽受田于野，而其庐舍未必在田旁，或皆聚居城邑之中，其公田亦都在一隅，未必介于私田之中，粪壅耘获之际，远近不同，民有病者；且人文渐备，吉凶礼缛，七十亩有不足于养生送死之资，故姬周之有天下也，顺天因人，增为百亩，且制井田之法，八家同井，中置公田，春则出在田庐，冬则入聚邑宅，其制始大备。自质而文，其因革损益，势有不容已也。或以朱子改治沟洫、多费人力之说，有疑于孟子之言，此则恐未然。孟子曰：“佚道使民，虽劳无怨。”朱子亦尝论“革命易代，大而建正用数，小而书文车轨并皆改作，以新一代耳目”云，则况此制民常产实发政施仁之大者，岂可计其少费、不与俱变乎？以此推之，吾知朱子此说，或出于一时门人问答，而非平生之定论也。呜呼！关闽诸贤，俱以王佐之才、生丁叔季之时，慨然以挽回三代为己任，收拾残经、讨论遗制，殆无所不用其至，而犹有悬空之叹，未得归一之论。倘使当时足此地、目此制，则其说先王制作之意，想必如指诸掌矣，而惜乎其未见也！因记其所见，以求正于知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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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田在于含球、正阳两门之外者，区画最分明，其为制皆田字形，分为四区。区皆七十亩。界区之路，其广一亩；界田之路，其广三亩。凡十六田、总六十四区，六十四区之三旁又有九亩之路，由城门逹之江上。其尖斜攲侧不能成方处，或一二田、或二三区，随其地势而为之，乡人至今传之为馀田，亦皆七十亩。噫！古今人历兹地、见斯田者何限，独公生晚好古，欲求古圣人分田制产之意，于千百载后作为图说，使人人晓然知箕田一区为七十亩，即与孟子所称“殷人七十”之说若合符节，岂非幸欤？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盖井字为形，便成九区；八家皆私。八区之百亩，就公田百亩之区。以二十亩为庐舍，八夫居之。其所耕公田皆十亩。此周制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籍也。孟子论周人百亩之制，固为纎悉；至于殷人，但称七十。而助当时诸侯皆去周时之籍，况殷制安保其犹有存者乎？朱夫子之生，去孟子之时又远矣，不得不因周制而推明之，释之曰“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又曰：“窃料商制亦当似此，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是亦不过什一也。”朱夫子既未得考殷制，则以此度彼，其为制自当如此。昔韩退之赋《石鼓》，盖叹孔子不到秦、不得见其文。若使朱夫子见此图，当复以为何如？以今观之，公田、庐舍之制未敢臆度，即此田形而见之四区、四夫所受之田也。或以为箕城之田，称之以井，盖久矣，井即九区也，今不可轻言为四区。是则不然。若论殷周田制之同，则八区八家所受之田也，推此以往，虽千百区皆然。就七十亩之中，以七亩为公田，如朱夫子之说，则亦不失为什一也。至于庐舍，则周时制度大备，犹就公田二十亩为八夫庐舍，是一夫之居不过二亩半也。若就一夫所受之区，以七亩为公田而出力助耕之，不复税其六十三亩，则虽以一二亩为庐舍而居之，恐亦不害于什一之制也。其一夫所居在于七十亩之内邪？或宅于邑而受田于野、来往耕治邪？皆不可得而知也。若论殷周田制之不同，则七十亩、百亩已不同矣，何必置疑于四区、九区之同异哉？所贵乎同者，什一之制耳。孔子曰：“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也。”百世可知者，其不在于什一之制邪？去年曾随诏使朱学士、梁给事中共观箕田，恨未及知一区为七十亩，未得求正，遂书此以待后之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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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之南有田，相传为箕子井田。丁未秋，西原韩久庵周览故国形胜，遂及于所谓井田者，仍其经界、逐其阡陌，以亩法槪之，乃七十亩之田也。夫七十而助，殷人之遗法也。是时周法未遽遍及于天下，箕子以殷人行殷法，乃其所以也。然则七十亩之田，岂非箕子之亲传法于我东者邪？其田之制，韩公作图以记之。但其所谓公私田者，必有其制，而未有文字可考，就图而推之，盖九亩大路之内为七十亩者，六十有四区，而方列焉，如易之先天方图；八区为一行者，八就其一行，八区之中，出其一区为公田，其馀七区，七家各受一区而私之；其公田之中，七家各受三亩为庐舍计，除三七二十一，则所馀公田四十九亩，七家分之，则所助耕亦各七亩；通私田七十亩，为什之一。虽无明文，其制岂不然乎？且以周制言之公田百亩计，除庐舍二十亩，其馀八十亩八家分之，则各得十亩，通私田百亩，亦为什之一。虽有多寡之不同，其为什一，若合符节。噫！今之去箕子凡几千年，遗制之相传不泯已幸矣！而其发明为殷之制，则得吾友而始焉，亦一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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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地之法，朱子亦有未尽究者。故尝言田制既定，沟涂畛域一定而不可易。今乃易代更制，则其劳民扰众，废坏成法，烦扰甚矣。孟子未亲见，只是传闻，恐难信，此实朱子灼见王政之大体、而推知沟洫之必不可改也。若以《孟子集注》言之：彻法，不除庐舍，二十亩而通计，则为九而取一；除庐舍，二十亩则为什一而取一。助法亦然。若然，则孟子何以谓其实皆什一也？朱子什一之解，仅合于未有井之时，自有井以来，皆不成此数。今若不悖于皆什一之制，而又无废坏成法之疑，则斯足信矣。即平壤府，箕子井田是也。窃疑田字象形，古田必似之。今其田四区同沟，皆如田字样，是必古制，而惜乎朱子未之见也。盖九百亩画为一井，井有九田，田方百步，一田为四区，区方五十步。夏时一夫受此一区，以什一为贡。乃四夫同田，而井为三十六夫也。殷时田寖多，用寖广，则不可不加授，故不易经界，而以一田为二夫之受。一夫所受乃长百步、广五十步，虽或长广不齐，古人皆折补为方，未尝言长几、广几。《王制》亦曰：“断长补短，滕之五十里，汤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亦其例也。”今以长百步、广五十步，开方则得七十步零若干尺，大约不过七十亩。而以什一为公田，乃二夫同田，为十八夫也。周时田又寖多，用又寖广，则又不可不加授，故又不易经界，而以一田为一夫之受。是则所谓百亩，而井为九夫也。然则何以谓三代皆什一？盖一井九百亩，而九十亩入于公家，则三代未尝不同。夏时一夫五十亩，亩长五十步，乃周人之二十五亩；以五亩为贡，乃周人之二亩半，是合四夫之贡、当周人之十亩也。殷人一夫七十亩有奇，亩长七十步，乃周人之五十亩；以七亩有奇为公田，乃周人之五亩，是合二夫之公田、当周人之十亩也。周人一夫百亩，亩长百步，以十亩入于公家，则未尝易。故曰“其实皆什一”也。或谓“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三代同；然而所不同者，只在亩数耳。不可以长百、广五十为七十，此大不然。孟子于夏之五十、殷之七十，皆不下亩字；至周始曰百亩者，亩之长短不同故，恐人以夏殷之田错认以百步，故但以五十、七十言其方而已，不加“亩”字以别之。且五十、七十云者，未必夏殷时成文，或者孟子推言其数、而以周制比类为说，故只道其方为几何也。上焉夏后氏五十而贡，下焉周人方百而彻，独殷其将曰广五十、长百而助乎？宜亦只下七十字，而其义自明矣。殷人欲以七十之数受授，则因夏之制、合二夫为一夫，正合七十之数，如是，则经界无不定矣，井地无不均矣。而圣人乃反嫌其不方，不计劳民伤财，必欲改沟洫而方其田，无或近于胶柱而不通邪？余故曰：“平壤之田，乃箕子因殷之旧、而特略变其制焉耳。”
海昌蒋光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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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处删去“语曰：中国失礼，征在四夷。其不信然欤？”共十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