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文集/1
| 目录 | 顾亭林文集 | |
| 全书始 | 卷一 | 下一卷▶ |
古之帝王，其立五岳之祭，不必皆于山之巅；其祭四渎，不必皆于其水之源也。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恒山于上曲阳，皆于其山下之邑。然四岳不疑而北岳疑之者，恒山之绵亘几三百里，而曲阳之邑于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请也。
河之入中国也自积石，而祠之临晋；江出于岷山而祠之江都；济出于王屋而祠之临邑，先王制礼，因地之宜而弗变也。考之《虞书》：“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周礼》：“并州其山镇曰恒。”《尔雅》：“恒山为北岳。”注并指为上曲阳。三代以上虽无其迹，而《史记》云：“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汉书》云：“常山之祠于上曲阳。”应劭《风俗通》云：“庙在中山上曲阳县。”《后汉书》：“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于上曲阳。”《郡国志》：“中山国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则其来旧矣。《水经注》乃谓此为恒山下庙，汉末丧乱，山道不通，而祭之于此。则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诏太常，非汉末也。《魏书》：“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东巡，遣使祭恒岳。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邺。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车驾至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径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过恒岳，礼其神而反。明年，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恒岳。”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于曲阳，遵古先之命祀而不变者，犹之周都丰镐，汉都长安，而东祭于华山，仍谓之西岳也。故吴宽以为帝王之都邑无常，而五岳有定。历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岳。太史公所谓“秦称帝都咸阳，而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者也。《隋书》：“大业四年，秋八月辛酉，帝亲祠恒岳。”《唐书》定州曲阳县：“元和十五年，更恒岳曰‘镇岳’，有岳祠。”又言：“张嘉贞为定州刺史，于恒岳庙中立颂。”予尝亲至其庙，则嘉贞碑故在。又有唐郑子春、韦虚心、李荃、刘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题名各一，而碑阴及两旁刻大历、贞元、元和、长庆、宝历、太和、开成、会昌、大中、天祐年号某月某日祭，初献、亚献、终献某官姓名凡百数十行。宋初，庙为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尝毁。至宋之醮文碑记尤多，不胜录也。自唐以上征于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于碑者如此，于是知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于山川，不登其巅也，望而祭之，故五岳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觐诸侯，考正风俗，是亦必于大山之阳，平易广衍之地，而不在险远旷绝之区也明甚。且一岁之中，巡狩四岳，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势有所不能。故《尔雅》诸书并以霍山为南岳，而汉人亦祭于灊；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近灊之地也。《水经注》曰：“上曲阳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岁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衰，巡狩礼废，邑郭仍存。秦以立县，县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而文升乃谓宋失云中，始祭恒山于此，岂不谬哉！五镇惟医无闾最远，自唐于柳城郡东置祠遥礼，而宋则附祭于北岳之祠。然则宋人之遥祭者，北镇也，非北岳也。
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况与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为礼部尚书，已不从文升议，而万历中，沈鲤驳大同抚臣胡来贡之请，又申言之，皆据经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阳，后登浑源，而书所见以告后之人，无惑乎俗书之所传焉。
〈（马文升疏曰：“《虞书》：肇十有二州，盖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为镇，而恒山为北岳，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历秦、汉、隋、唐俱于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据，宋承石晋割赂之后，以白沟为界，遂祭恒山于真定府曲阳县，文之曰：地有飞来石。不经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为其北边，是亦不得已权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视真定为远，因循未曾厘正。文皇帝迁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当时礼官不能建明，尚循旧陋，礼官罪也。夫《周礼》曰：恒山为并州镇，在正北。《一统志》曰：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又浑源庙址犹存，故老传说，的的不虚，乞行礼部再加详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并大同巡抚官员斟酌工费，于浑源州恒山庙旧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岳。撰文勒石，昭示将来。”浑源之说始于此。自成化以前，初无此语。端肃似未曾见十七史者，道听涂说，一至于此。浑源之庙并无古迹，不知作于何时。如泰山、华山之上亦各有宫，而大庙俱在其下，特曲阳相距稍远，而今制又分直隶、山西二辖，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传说”，正足见其不出于史书，而得诸野人之口。后人知其不通，乃更为之说云：舜北狩，大雪，止于曲阳。有石飞来，因而望祀。不知此谁见之而谁传之？盖又文升之蛇足也。）〉
革除之说何自而起乎？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即其年改元矣。
不急于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称建文四年者，历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诏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并未尝有革除字样，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后之建文，未尝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终，洪武有三十五年，而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实录之载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书四年，庚午以后特书洪武三十五年，此当时据实而书者也。第儒臣浅陋，不能上窥圣心，而嫌于载建文之号于成祖之录，于是创一无号之元年以书之史。使后之读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说自此起矣。夫建文无实录，因成祖之事不容阙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纪。使成祖果革建文为洪武，则于建文之元，当书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纪洪武，而但革建文，亦当如太祖实录之例书己卯矣。今则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书于成祖之录者，犁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号于元年之上，而但一见于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书，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则皆臣下奉行之过也。且实录中每书必称建文君，成祖即位后与世子书，亦称建文君，而后之人至目为革除君。夫建文不革于成祖，而革于传闻，不革于诏书，而革于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无辩。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矣，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于古，后汉高祖之即位也，仍称天福十二年，其前则出帝之开运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无九、十、十一年，是则成祖之仍称洪武，岂不暗合者哉！
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践土之盟其载书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称齐环，卫太子之称郑胜、晋午是也。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公子区、公子益师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然则氏之所由兴，其在于卿大夫乎？故曰：诸侯之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若谥、若邑、若官为氏。氏焉者，类族也，贵贵也。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女子则称姓。古者男女异长，在室也称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类是也；已嫁也，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江芊、息妫之类是也；于大夫则称姓，冠以大夫之氏，赵姬、卢蒲姜之类是也。在彼国之人称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国若氏，骊姬、梁嬴之于晋，颜懿姬、鬷声姬之于齐是也；既卒也，称姓，冠之以谥，成风、敬嬴之类是也；亦有无谥而仍其在室之称，仲子、少姜之类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士会之帑处秦者为刘氏，夫概王奔楚为堂谿氏，伍员属其子于齐为王孙氏，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故曰：氏可变也。孟孙氏小宗之别为子服氏，为南宫氏；叔孙氏小宗之别为叔仲氏。季孙氏之支子曰季公鸟、季公亥、季寤，称季不称孙，故曰贵贵也。鲁昭公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东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与东郭氏，异昭公之与夷昧，代远，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变也。是故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作原姓。
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盖自汉以下之人，莫不谓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
其说曰：改知县为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任是职者，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其初曰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又三年，称职，封父母；又三年，称职，玺书劳问；又三年，称职，进阶益禄，任之终身。其老疾乞休者，举子若弟代；不举子若弟，举他人者听；既代去，处其县为祭酒，禄之终身。所举之人复为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如上法。每三四县若五六县为郡，郡设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诏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抚司道悉罢。令以下设一丞，吏部选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补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驿丞、曰司仓、曰游徼、曰啬夫之属，备设之，毋裁。其人听令自择，报名于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为之。令有得罪于民者，小则流，大则杀。其称职者，既家于县，则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为县令者，不得迁又不得归，其身与县终，而子孙世世处焉。不职者流，贪以败官者杀。夫居则为县宰，去则为流人，赏则为世官，罚则为斩绞，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
何谓称职？曰：土地辟，田野治，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廪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夫养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马牛者一人，司刍豆者复一人，又使纪纲之仆监之，升斗之计必闻之于其主人，而马牛之瘠也日甚。吾则不然。择一圉人之勤干者，委之以马牛，给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于所养，而视其肥息者赏之，否则挞之。然则其为主人者，必乌氏也，必桥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办，而为是纷纷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监仆，甚者并监仆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乱矣。于是爱马牛之心，常不胜其吝刍粟之计，而畜产耗矣。故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乐。
或曰：无监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无乃专乎？千里以内之人，不私其亲故乎？夫吏职之所以多为亲故挠者，以其远也。使并处一城之内，则虽欲挠之而有不可者。自汉以来，守乡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鲜以贪酷败者，非孔氏之子独贤，其势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虑其专，蕞尔之县，其能称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举旁县之兵以讨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县者肯舍其可传子弟之官而从乱乎？不见播州之杨传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无监司不可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达于六部乎？且今之州县，官无定守，民无定奉，是以常有盗贼戎翟之祸，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不此之图，而虑令长之擅，此之谓不知类也。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心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则说，信则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几，而况乎汉唐之盛，不难致也。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用吾之说，则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马言之：天下驿递往来，以及州县上计京师，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递送文书，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马，一岁无虑百万匹，其行无虑万万里。今则十减六七，而西北之马骡不可胜用矣。以文册言之：一事必报数衙门，往复驳勘必数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贺之用，其纸料之费率诸民者，岁不下巨万。今则十减七八，而东南之竹箭不可胜用矣。他物之称是者，不可悉数。且使为令者得以省耕敛，教树畜，而田功之获，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当倍益。从是而山泽之利亦可开也。夫采矿之役，自元以前，岁以为常，先朝所以闭之而不发者，以其召乱也。譬之有窖金焉，发于五达之衢，则市人聚而争之；发于堂室之内，则唯主人有之，门外者不得而争也。今有矿焉，天子开之，是发金于五达之衢也；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故曰此富国之策也。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东州之饷，而给西边之兵，以南郡之粮，而济北方之驿。今则一切归于其县，量其冲僻，衡其繁简，使一县之用，常宽然有馀。又留一县之官之禄，亦必使之溢于常数，而其馀者然后定为解京之类。其先必则壤定赋，取田之上中下，列为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县令收之。其解京曰贡、曰赋；其非时之办，则于额赋支销，若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然后以他县之赋益之，名为协济。此则天子之财，不可以为常额。然而行此十年，必无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者也。
善乎叶正则之言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内之人，习其民事，而又终其身任之，则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简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馀，吏无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将一旦而尽去，治天下之愉快，孰过于此！
取士之制，其荐之也，略用古人乡举里选之意；其试之也，略用唐人身言书判之法。县举贤能之士，间岁一人试于部，上者为郎，无定员，郎之高第得出而补令；次者为丞，于其近郡用之；又次者归其本县，署为簿尉之属。而学校之设，听令与其邑之士自聘之，谓之师，不谓之官，不隶名于吏部。而在京，则公卿以上仿汉人三府辟召之法，参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愿仕者，则为人师；有学术才能而思自见于世者，其县令得而举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无失士矣。或曰：间岁一人，功名之路无乃狭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颜渊不仕，闵子辞官，漆雕未能，曾晰异撰，亦何必于功名哉！
自禹、汤之世，不能无凶年，而民至于无逃卖子。夫凶年而卖其妻子者，禹、汤之世所不能无也；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银非从天降也，𪟝人则既停矣〈（《周礼》：地官司徒𪟝人。𪟝，古矿字）〉，海舶则既撤矣，中国之银在民间者已日消日耗，而况山僻之邦，商贾之所绝迹，虽尽鞭挞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谷日贱而民日穷，民日穷而赋日诎。逋欠则年多一年，人丁则岁减一岁，率此而不变，将不知其所终矣。且银何自始哉？古之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尔。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恶有所谓银哉？且天地之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书杨于陵总百寮钱货轻重之议，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段。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从之”）〉。吴徐知诰从宋齐丘之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诸税悉收谷帛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先王之制赋，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于通都大邑行商汤集之地，虽尽征之以银，而民不告病，至于遐陬僻壤，舟车不至之处，即以什之三征之而犹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于病国，则曷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滥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是恃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呜呼！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此所谓正赋十而馀赋三者与？此所谓国中饱而奸吏富者与？此国家之所峻防，而污官滑胥之所世守，以为子孙之宝者与？此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而庸懦在位之人所目睹而不救者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婪。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凡征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馀。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也，势使之然也。又闻之长老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而重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于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单于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谘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其二言：“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以钱为赋者哉？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使以钱谷定税。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白居易集》有《赠友》诗云：“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以重，农力日以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之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
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则不然，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而嚚讼逋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厌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轻，为之条约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厌益轻益苛之生员，而下之人犹日夜奔走之如骛，竭其力而后止者何也？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而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为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关节，触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势然也。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属，无不以钱鬻之。夫关节，朝廷之所必诛，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然则如之何？请一切罢之，而别为其制。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后充之，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后升之。仍分为秀才、明经二科，而养之于学者，不得过二十人之数，无则阙之。为之师者，州县以礼聘焉，勿令部选。如此而国有实用之人，邑有通经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然则一乡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县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员以芘其家，而同于编氓，以受里胥之凌暴，官长之笞捶，岂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则有秦汉赐爵之法，其初以赏军功，而其后或以恩赐，或以劳赐，或普赐，或特赐，而高帝之诏有曰：“今吾于爵，非轻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称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买爵。夫使爵之重得与有司为礼，而复其户勿事，则人将趋之。开彼则可以塞此，即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鬻诸生以乱学校者之为害也。夫立功名与保身家，二涂也；收俊乂与恤平人，二术也。并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则敝矣。夫人主与此不通今古之五十万人共此天下，其芘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万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于其中，以立国而治民，是缘木而求鱼也。以守则必危，以战则必败矣。
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而一二识治体能言之士，又皆身出于生员，而不敢显言其弊，故不能旷然一举而除之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试科举之费，犹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员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侄；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之谓我，谓之门生；而门生之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之谓其师之师谓之太老师。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也。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
问曰：废天下之生员，则何以取士？曰：吾所谓废生员者，非废生员也，废今日之生员也。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廪之学者为之限额，略仿唐人郡县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止。约其户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阙则补，而罢岁贡举人之二法。其为诸生者，选其通隽，皆得就试于礼部，而成进士者，不过授以簿尉亲民之职，而无使之骤进，以平其贪躁之情。其设之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罢提学之官，而领其事于郡守。此诸生之中，有荐举而入仕者；有考试而成进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业，愿给衣巾以老者。阙至于二人三人，然后合其属之童生，取其通经能文者以补之。然则天下之为生员者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为之师者不烦于教；而向所谓聚徒合党，以横行于国中者，将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较，以蕲至于成材，则当参酌乎古今之法，而兹不具论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无穷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则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恃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
| 全书始 | 下一卷▶ | |
| 顾亭林文集 |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