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亭林文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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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其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恆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恆山之綿亙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
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周禮》：「并州其山鎮曰恆。」《爾雅》：「恆山為北嶽。」注並指為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跡，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為恆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恆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恆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徑恆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過恆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恆嶽。」夫魏都平城，在恆山之北，而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長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寬以為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並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親祠恆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恆嶽曰『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為定州刺史，於恆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春、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範希朝、李克用題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曆、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為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巔也，望而祭之，故五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曠絕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霍山為南嶽，而漢人亦祭於灊；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灊之地也。《水經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為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恆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鎮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鎮也，非北嶽也。
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況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嶽為禮部尚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中，沈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
〈（馬文升疏曰：「《虞書》：肇十有二州，蓋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為鎮，而恆山為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歷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據，宋承石晉割賂之後，以白溝為界，遂祭恆山於真定府曲陽縣，文之曰：地有飛來石。不經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為其北邊，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視真定為遠，因循未曾釐正。文皇帝遷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當時禮官不能建明，尚循舊陋，禮官罪也。夫《周禮》曰：恆山為并州鎮，在正北。《一統志》曰：恆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又渾源廟址猶存，故老傳說，的的不虛，乞行禮部再加詳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並大同巡撫官員斟酌工費，於渾源州恆山廟舊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嶽。撰文勒石，昭示將來。」渾源之說始於此。自成化以前，初無此語。端肅似未曾見十七史者，道聽塗說，一至於此。渾源之廟並無古跡，不知作於何時。如泰山、華山之上亦各有宮，而大廟俱在其下，特曲陽相距稍遠，而今制又分直隸、山西二轄，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傳說」，正足見其不出於史書，而得諸野人之口。後人知其不通，乃更為之說云：舜北狩，大雪，止於曲陽。有石飛來，因而望祀。不知此誰見之而誰傳之？蓋又文升之蛇足也。）〉
革除之說何自而起乎？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即其年改元矣。
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並未嘗有革除字樣，即雲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並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實錄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創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為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己卯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犁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號於元年之上，而但一見於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錄中每書必稱建文君，成祖即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至目為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詔書，而革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無辯。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矣，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於古，後漢高祖之即位也，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十、十一年，是則成祖之仍稱洪武，豈不暗合者哉！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區、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為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諡、若邑、若官為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媯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薑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鬷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諡，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諡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薑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為劉氏，夫概王奔楚為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為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為子服氏，為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為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薑。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為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為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為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作原姓。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其說曰：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為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為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為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遊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為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為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為縣宰，去則為流人，賞則為世官，罰則為斬絞，豈有不勉而為良吏者哉！
何謂稱職？曰：土地辟，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為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辦，而為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並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為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心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騾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為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采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為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為解京之類。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為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為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為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為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誌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為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為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為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仿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為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晰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逃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勣人則既停矣〈（《周禮》：地官司徒勣人。勣，古礦字）〉，海舶則既撤矣，中國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絕跡，雖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詘。逋欠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為富者，菽粟而已。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為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為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為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丘之言，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湯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即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嗚呼！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為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奸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汙官滑胥之所世守，以為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啟盜之門，而庸懦在位之人所目睹而不救者與？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為額外之徵，不免幹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婪。於是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於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為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為銀八為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為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為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偽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于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諮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白居易集》有《贈友》詩云：「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以重，農力日以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為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為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而嚚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輕，為之條約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厭益輕益苛之生員，而下之人猶日夜奔走之如騖，竭其力而後止者何也？一得為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於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願為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為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關節，觸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勢然也。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夫關節，朝廷之所必誅，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然則如之何？請一切罷之，而別為其制。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為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為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然則一鄉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縣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員以芘其家，而同於編氓，以受里胥之淩暴，官長之笞捶，豈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則有秦漢賜爵之法，其初以賞軍功，而其後或以恩賜，或以勞賜，或普賜，或特賜，而高帝之詔有曰：「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稱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買爵。夫使爵之重得與有司為禮，而復其戶勿事，則人將趨之。開彼則可以塞此，即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鬻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為害也。夫立功名與保身家，二塗也；收俊乂與恤平人，二術也。並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則敝矣。夫人主與此不通今古之五十萬人共此天下，其芘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萬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於其中，以立國而治民，是緣木而求魚也。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矣。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噪，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慾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為大患，而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戶，而無雜泛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為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侄；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托遍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也。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註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為之限額，略仿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為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為師，而無隸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此諸生之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於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於二人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為生員者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為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溫故知新，中年考較，以蘄至於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於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取士之方，不恃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於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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