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豐文鈔/00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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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序
[編輯]《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
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
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製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跡，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御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眾。豈不惑哉！
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跡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製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製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御之，其亦不仁也哉。
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
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
范傳正爲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敘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敘。蓋史誤也。
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實録。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録之，使覽者得詳焉。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
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群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慾，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邪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群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
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
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
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銘云。
幾聖諱至，姓強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為三司戶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沒，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為二十卷，屬余序。
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為進士，材拔出其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為吏，未嘗不以其閑益讀書為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為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喜為詩，每合屬士大夫、賓客與遊，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歎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為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為屬稿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頌之。及為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以此魏公數薦之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
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為最多，故序亦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固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眾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眾，然是非取捨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
長樂王向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於斯人也。
子直官世行治，深甫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敘。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跡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時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
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弱，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
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甫序。
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
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為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眾，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沒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掩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
平甫居家孝友，為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心腹，不為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元豐元年。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群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
余之疲駑來為是州，除其奸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繞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縱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閑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若干篇。
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於此邦也。故刻之石而並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公所為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
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
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管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奸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眾，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
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核矣。
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謹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
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
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耳。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
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
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
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余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
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余將就學焉，故道余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余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讚名，命入為翰林為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群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為仁宗。公遂管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為任，所為賦頌銘碑、制詔冊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
當真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修封禪，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深也。
及得公所為《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乃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誌、族譜、佛老、方伎之眾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繹，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
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