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語錄/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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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
[编辑]問：「周家制度，是周公手定，孔手卻說文王之文，何也？」曰：「想是文王已有成模，所以說「倬彼雲漢，為章於天」；「丕顯哉，文王謨」。周公守其家學而修之耳。故孔子接文王，周公算在見知裏。
《周禮》一書，幸而存，必有發用之時。漢武帝直謂是戰國黷亂不經之書，其後尊信《周禮》數人皆敗事，所以人益不信。北魏文帝、周武帝、唐太宗略仿佛行之，如均田、府兵之類，皆有其意。文中子之子福時，記唐太宗欲行《周禮》，魏鄭公曰：「非君不能汙，顧巨無素業耳。」此未必確。縱不精熟，如考起來。何至全無頭緒？欲洽天下，斷非此書不可。
大學「大」應讀為太；小學「小」應讀為少，周禮「小宗伯」、「小司馬」之類，人皆知讀為少，卻不知讀「大宗伯」、「大司馬」等為太。「塚宰」一稱「太宰」，以塚即太也，甚且有稱為「大塚宰」者，益可笑。
《周禮》在朝效天，如妃嬪、世婦、御妻，公卿、大夫、元士，皆用三九；在野法地，如井、牧、邱、甸，皆用八四。至國中象人，如比、閭、州、黨，軍、伍、師、旅，皆用伍。
胡五峰以《周禮》為劉歆偽作，說太宰豈有管米鹽醯醬主事之理。不知男女飲食，自外言之，即治國平天下之要；自內言之，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要。日用間更有何事？
天者，君也；官猶司也，塚宰所司者，君之事，故曰「天官」。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塚，大也。君德者，萬化之本；而飲食盡道者，又君德之本也。塚宰掌王飲食男女之事，使皆有節度，此體信之道，其為宰也大矣。君正而推以均四海，不過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而萬物自育，天地自位。是調和膳羞，其事至小而實大，其義至近而實遠，以此名官，非喻也，深哉！知孔子「無間於」禹之心，即得用公立塚宰之意。〈光坡。〉
某意卷龍它冕、鷩冕、毳冕，亦當如今補子之類，未必全衣繪之。又烯冕，或即葛為之。大裘，即黑羔裘也，止可冬至祭天時著，若五月大社，如何著此？鄭康成云：「糸希冕著祀社稷」。《注疏》以糸希即《虞書》糸希、綢之糸希，言「綢粉米於衣也」，未知是否。
地者，民也；司徒所司者，民之事，故曰「地官」。徒，眾也，即民也。司徒掌義民之食，擾民之性，所謂盡制度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也。〈光坡〉
至德以為道本，道即藝也；是存心以為致知之本。敏德以為行本，敏即敦敏、勤敏之敏，在知上說，是格致以為誠正修齊之本。孝德以知逆惡，是修己以為治人之本。逆惡，注謂指在己者，非是。蓋知人之逆惡，由家以及國與天下也。知仁聖義中和，中，未發之性也；和，中節之情也。四德皆在其中矣。故後言中和，不復細舉仁義等項。小學先言德行，而後及藝者，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謂文，不過是習其器數耳。大學先藝而後德行者，如博文約禮、文行忠信。所謂藝，則窮理格物之事也。
「土圭」之法一段，鄭注恐理之不可通。夏至日道，入赤道北二十四度，北距嵩高弧背九度餘。夏至日道，下直衡嶽，晷無影。從嵩高至衡嶽，夏至日道圜天之弧背，以弧矢術求弦，得衡嶽脫地中弦徑，約九度餘。從陽城至衡嶽，地平鳥道，相去約二千五百里。夫止二千五百里，而一則尺五寸，一則無影。是百六十餘里，景已差一寸矣。則鄭注所云千里而差一寸，恐未然也。又鄭注謂景短者，中表之南，千里景短一寸；景長者，中表之北，千里景長一寸。如此，則日下無景，當在極南，萬五千里之外，而衡嶽之遠陽城，不能萬五千里昭昭矣。又言景夕者，東表日映，中表景乃中；景朝者，西表日未中，而中表景已中。如此，則極東之地，日出方及三五尋丈，日景已中；極西之地，日入未及三五尋丈，日景方中。若果地體方平，四際彌天，則信如所云矣。不然雞子裏黃之喻，地在天中，不過成形之大耳。彈丸浮寄。四際距天至遠，四際距天之遠若一也，則去日安能有遠近之殊乎？雖日之出也，極東先見，及其人也，極西先昏，然隨其處，各有曉午昏暮。安知日東者，不以吾為景朝乎？日西者，不以吾為景夕乎？且北尺有五寸，東西直北一帶中，日景皆如是也。何以定其為東西之中乎？吾謂日南則景短多暑，謂從此中表而南之地，則當景短之時，盛暑不然。若今廣州夏時，炎赫倍於他州。蓋景短即夏至，非短於尺有五寸之謂也。日北則景長多寒者，謂從此中表而北之地，則當景長之時，隆寒不堪。若今塞外冬時，凜栗亦倍。蓋景長即冬至，非長於尺有五寸之謂也。日東則景夕多風者，謂從此中表而東之地，則景夕之時多風。蓋東地多水，多水則多風。若吾州，午後即海風揚也。風起於夕，故以景夕言之。日西則景朝多陰者，謂從此中表而西之地，則景朝之時多陰。蓋西地多山，多山則雲氣盛。若柳子厚所謂「庸、蜀之南，恒兩少日」是也。陰霾於朝，故以景朝言之。如此，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天地之所合者，地中與天中氣合也。合則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合則風雨會，而；無多風；合則陰陽和，而無多陰。何以定之？以念寒暑陰風於五土，而知惟此為不偏也。然特就中國九州，而奠其四方之中耳。若論大地之中，當在南戴赤道下之國，則未知其何如也。然則衝和所會，無水早昆蟲之災，無凶饑妖孽之疾，兆民之聚，含生之類，莫不阜安，是乃王者之都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非謂必日景尺有五寸，乃為地中，是言地中之處，其景尺有五寸。蓋用以為標識也。〈光坡。〉
鄭康成謂，立八尺之表，惟洛陽、陽城，影一尺五寸，每千里差一寸。陽城之北以漸而長，南以漸而短，短至廣州一萬五千里，則表影全無矣。今考洛陽出北極二十三度有奇，廣州出極三十五度，以成數要之，只差十一度。以今所制營造尺量之，每二百里差一度，止得二千二百里。即以古尺二百五十里差一度算之，亦止得二千七百五十里。安得一萬五千里耶？
陳君舉好巧說，謂《孟子》與《周禮》所謊百里與五百里，用方算，可以約略扭合；祇是《周禮》說王畿千里中，容得公侯之國多少，此數必不能扭合。奈何？建都四面必不能勻，朱子辯永嘉之說是矣。但《禹貢》分明說甸、侯、綏、要、荒，禹都冀州，北面亦不能有如許地。此事只好活動說，若必要說得的確，恐反傷鑒。
九章二：象也，數也。量法，象也；算法，數也。方田、少廣、商功、勾股，量法也；粟布、差分、均輸、盈肭、方程、算法也。六書二：形成，聲也。指事，丨在一上為上，丨在一下為下之類；象形，全圖中有奇為日，半缺中有偶為月之類；會意，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之類。三者皆形也。諧聲，如水可為河，水工為江之類；轉注，如長本長短之長，轉為長幼之長；惡本善惡之惡，轉為好惡之惡；長本長於吾，惡則自可惡之類；假借，如必乃弓帶之謂，因必然聲同，遂取為必然之用，本非此字，而借為此字。三者皆聲也。
鄉遂兵多，隱然有強本之意。聖人作事，多少意思都包在內。
鄉遂車制，蓋一族出一兩為一乘。其三卒，則卒長為甲士，餘為步卒。其一卒，則似為輜重之車也。〈自記。〉
朱子疑《周禮》中「以國服為息」一條，以為「比能幾何？，而云「凡國之財用齲躩焉」」。此錯會了經書之指。「齲躩」莫重看，即「此能幾何」之意也，不過是國之財用亦有取於此耳。
友言：「荊公保甲，非如今之五家相保而已。蓋五家出一甲兵也，所以不能行尤甚，均輸亦斷不可行。如青苗法，令程朱諸君子行之，有何不可？曰：「天下事大概如此，不得其人，未有不弊之法。如《周官》一書，但立王幾千里一州之法，他入州置之不問，正是此意。那時王畿之地，有周、召、畢、芮盈於朝寧，恁甚詳密之法，無不可行。至外諸侯，若強之行，有必不能者，但立一榜樣於此，有能彷而行者，天子未嘗不嘉與之。不然亦止五年之間，察其土地人民，風俗貞淫，在位賢否而已。這是聖人識大體處，若使九州盡如《周官》，雖聖人有所不能。」
春者，其氣則天地溫厚之氣，其時則陰陽適均之時，中和之極也。宗伯掌禮以教民中，掌樂以教民和，故曰「春官」。〈光坡。〉
郊祀大地，聖人說得如見，「維天其右之」，竟似天來享，《周禮大司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上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七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道理至此，就到盡頭處了。問：「人鬼何以居後？」曰：「天神地示，是現成的。鬼者，歸也，既去了，又要追轉來，豈不難致？天神地示，如目見形、耳聞聲；致人鬼，如記念過的書，已往的事，自有難易。」
問：「以天神、地祇、人鬼三祀所用四聲，謂即上分祀六樂，深得大樂必易之理，可謂神合。然不用商，明見於經，若無射，分祀奏之，於此去之，未有它孜。竊意宗廟之「大簇為徵」，似復上文「天神」之訛也，請並改「大簇為園鍾，」何如？」曰：「比說殊有理。」〈光坡。〉
龜，象也；笨，數也。求象於兆，求數於變，其法不同。體有百二，卦有六四，其道亦異。蓋卜書之亡久矣，學者因莫之見，遂謂卜笨皆出於《易》，而援《易係》卜筮、蓍龜之官以證之。考之《春秋內外傳》，先秦古書所舉卜筮之繇，其係於筮者，皆今《周易》文也。卜繇別為言語，絕無雙句與《易》相似者，豈可溷乎，愚則以為，卜書，五行也；筮書，陰陽也。《洪範》曰：「卜五，占用二。」此卜筮之大要也。《春秋傅晉》卜救鄭，「遇水適火」，而史趙輩皆舉五行克勝之義占之。卜之略例，於此可見。〈光坡。〉
「三夢」，舊注亦分三代，其說無據。且下直云「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不言「皆」，異於前文。則知
夢「一法，「致夢」者，有以致之也，如晝所思為，夜則成夢，是「致夢」也。「觭」，杜讀為奇，「奇夢」亦思為所致，而詭異不測，樂廣謂夢有想有因。，「致夢」、「角奇夢」之謂也。咸，感也，陟，升也，精神感而上通，與鬼神合其吉凶，以其無心焉，故謂之咸也。此三者，足以盡夢之變矣。〈光坡。〉
《世說》樂廣說夢，曰想，曰因。想，即日之所為；因，雖非日之所為，而有所因，不必正像其事，而因此變幻而成。仍應補其一，曰兆。蓋有全無所因，而吉凶禍福之先見者。《周禮》「三夢」正如此。「致夢」，即想也；「奇夢」，即因也；偏倚不正，因其類而有旁曲變幻之狀也，曰「咸陟」。咸，感也；陟，通也。精神上通，而其端先見，即兆也。其後「六夢」，亦當解歸此三類。「正」與「噩」，「咸陟」之類也；「思」與「寤」，「奇夢」之類也；「喜」與「懼」， 「致夢」之類也。如鏡然，有正面照見者，有側旁照見者，有我不見，而門外之形影鏡已照見者。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舊注：「開出其占書」，而以占者，下占人之事也。卜師所掌，在於作龜，而不在於占龜。所謂「開龜」者，蓋若鑿龜之義云耳；「四兆」者，鑿龜之四方。上篇鄭氏云：「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以正此四兆者，為得其實。〈光坡。〉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墨者，墨其將灼之處，而灼之以致其兆也。《書》曰「惟洛食」，蓋食墨之謂。卜有龜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也。夫墨，水也；燦契，火也。火過而陽則焦矣，水過而陰則不食矣。〈光坡。〉
龜卜之法不傳，今以《周官》、《書經注疏》湊合想之，粗可言者。大概龜之體，猶筮之卦；龜之兆，猶筮之爻；龜之頌，猶筮之詞。卦有六，卜僅三：一五，二廿五，三一百廿五，五，五行也，廿五，五五也；一百甘五，五其廿五也。內除三同，如水水又水，火火又火之類，則去五行之純者，只得一百廿也。其頌千有二百者，如「火珠林」法，每一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日起，故有一千二百也。此某臆度之說。龜灼視其紋與其煙，紋曲者水，直者火，左斜者木，右斜者金，橫者土；煙之蒙者為木，直上者為火，交互者為水，斷績者為金，成片者為土。荊乃灼龜之木，「愛契我龜」，契應從鍥，竟是鐵鑽，用明火，未開視卜詞，而即以為「襲吉」者。蓋方灼而龜即火起，謂之焦；龜版上有墨塗之，墨乾謂之食墨，若不乾，鑽火而滅，謂之不食墨。皆陰陽不合，大凶也，即不卜。若三卜，總無焦、不食墨之狀，即謂之「襲吉」。夫《易》論奇偶陰陽，卜論五行生克。至京房，則以卜攙入生肖筮，而以甲乙等日占之，以青龍為木，白虎為金，朱雀為火，玄武為木，而以勾陳媵蛇為土，以合六畫。是謂「火珠林」。則古法淆亂矣。古人最重筮，所謂「筮短龜長」者，筮分陰陽，尚渾淪些，至卜分五行，則細微極矣。然五行一陰陽也，未可遽分優劣。龜卜至漢文帝時尚用之，其後遂不見用，亦由孔子讚《周易》後，而龜遂拙。
古者占夢，必參以天地、陰陽，謂人感天地、陰陽之氣，於是乎有動於機，而形於夢。夫天地之會，陰陽之氣，變化於四時，不可睹也，故察之乎日月星辰，而象見矣。如《春秋傳》所載趟簡子事。又《史記》宋元王夢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綢當吾路。豫且得我，我不能去。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召博士衛平問之，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時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親至，江使先來。白雲擁漢，萬物盡惡。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此皆以日月星辰夢之法也。噩，謂所夢可驚愕。此六夢者，「致夢」、「奇妻」、「咸陟」皆有焉。問王之夢而獻其吉者，則區者在所修剩斨知。〈光坡。〉
《周禮》「墓人」，為墓祭之屍，恐是祭土神，非祭墓中之人。〈自記。〉
「屋誅」者，所謂「纖割於甸人」也，蓋公族不刑之於市耳。謂是「門誅」，大非。
《尚書》「伯禹作司空」，而後契為司徒，是唐虞之官也。《王制》司空度地居民，而後司徒修禮明教，是夏殷之官也。《洪範》四曰司空，五曰司徒，殷官又其著者。帝王皆首司空，而周公獨後之何？蓋典《易》以《艮》成終、成始義合也。是故塚宰掌天，司徒掌地，兼總條貫，是二宮者，包乎上下。其外春夏秋冬，各司一事。宗伯以禮樂教，而實由司空之富邦國，生萬民，而後教化行。則自冬而春，貞下起元之義也。禮以節之，樂以和之，政以行之，刑以防之，極其效，不過欲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黎民不饑不寒，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已。則春生、夏長、秋收以至冬藏之義也。以此為終，而實王道之始；以此為始，而要其成何以加茲？深哉！周公之意，豈有異於堯、舜、禹、湯之心乎！〈光坡。〉
《考工記》文字最妙，豈劉欲所能到？人不信《周禮》，遂將此書推與劉歆。近如閻百詩、黃黎洲輩，並將《周禮》亦推與劉歆。卑《周禮》失其平，不覺尊劉故過其分矣。
古者做車，有輿人，有輪人，各端其事。輪最重。古輪最圓，外邊皆圓脊，行地不滯。今不圓而外廓，著地之木皆乎方，又用鉍，皆咀晤不平，故不穩貼。古一車四馬，然既云「脫駿」，則三馬亦可；又「良馬五之」，則五馬亦可。
西洋人不可謂之奇技淫巧，蓋皆有用之物，如儀器、佩朧、自鳴鍾之類。《易經》自庖摻沒，神農作，神農沒，堯舜作。張大其訶，卻說及作舟車、耒耜、杵臼、弧矢之類，可見工之利用極大。《周官》一本《考工記》，今說車，《輔人》一篇尤要緊。定九先生云：「《中庸》說「九經」，必言「來百工」，而車尤難工。車中唯輪最妙，其行地者無多而輕利。」〈以上《周禮》。〉
周樂是四節：一、升歌三終，堂上人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用琴瑟和之，無他聲；二、笙人三終，堂下笙《南陔》、《白華》、《華黍》，亦無他聲；三、間歌三終，堂上歌《魚麗》畢，堂下笙《由庚》，又堂上歌《嘉魚》畢，堂下笙《崇丘》，又堂上歌《有台》畢，堂下笙《由儀》；四、合樂三終，堂上歌《關雎》、《葛覃》、《卷耳》，堂下笙《鵲巢》、《采蘩》、《采蘋》眾樂器齊作，舞亦在此時，而榮終矣。《書》「憂擊鳴球」一節，恰是如此。 「以詠」是升歌，「下管」是笙入，合樂，簫，乃舞者所執，與削同。問：「王方麓《尚書日記》，亦如此說。」曰：「正賴此心此理之同。某節分《原道》，以為獨見，張長史與某同；解《離騷》「求女」為求賢，以為獨見，而方靈與某同。」
問：「古樂舞在何時？」曰：「其在合樂時乎。」問：「合樂時，《鵲巢》、《采蘩》、《采蘋》皆有詞，亦可入笙耶？曰：「可。但看如今之琴，無詞者固多，然有詞者何嘗不可彈？」問：「作樂時用律否？」曰：「不用。律以制樂器者，所謂「王府則有」也。「律和聲」，亦是推本言之。如制鍾，要中黃鍾之律，即取黃鍾之管以念其聲。十二律皆然。」問：「八音要合十二律，每音皆有十二器乎？抑一音一器，即可備十二律之聲乎？」曰：「革木二者，如何合十二律？惟鍾磬備十二律之聲，故樂以金石為宗。絲即一器中可備十二律，竹匏一器中亦略備，土便不能，革木不過用以節之止之耳。」問：「堂上升歌，固用金石矣，不知亦用鼓否？曰：「用。如今之唱曲板也，如何不用？」問：「升敞之替者是幾人？」曰：「二人。」
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節皆三終，是卿大夫樂。不知天手、諸侯如何？祇是以《鹿鳴》、《四牡》、《皇華》；《文王》、《大明》、《綿》；《清廟》、《維天》、《維清》，皆三詩觀之，恐亦三終也。大都卿大夫笙入用笙，天子、諸侯則用管。故《詩》曰「嘮曄管聲」，《書》曰「下管斃鼓」，而《享禮》曰「下管象舞」，《燕禮》曰「下管新宮」也。升歌，只行人聲琴瑟，以鍾磬節之，而他音皆止；笙入，只有笙音，以鍾磐節之，而他音亦止。天子、諸侯於笙人時用管，至間歌、合樂，則仍用笙，不用管。
問：「升歌、笙人、間歌，都有《詩》章名目，至合樂時舞，不知所舞何《詩》？」曰：「經無明文。既云合樂，《關唯》、《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采蘩》想舞亦應舞此。」
伯叔自期而下，便至小功，無大功。朱子以為開元禮之誤，非也。喪以期斷，父斬衰三年，祖期年，皆加降之服，惟祖加降為期。故同祖之伯叔亦期，若同曾祖之伯杈，則本服原止宜五月。自祖至高祖，皆直上。直上者，皆齊衰，但月數不同，不得稱為緦功。伯叔皆旁列。旁列者，依大功、小功、緦麻而為服。平常人服十五升布，次而緦麻，次而小功，次而大功，次而齊、斬。八十縷為一升，以經言也。
古人衣服，吉凶不分顏色，而分粗細。緦麻與錫衰，與常服一樣，皆十五升。錫衰、緦麻，練麻〈漚洗也〉而不練布。常人所用，未織布之先練麻，既織布之後又練布，總欲其熟而白也。
北首、南首，死者稱首不稱面。若稱面，是腳對人，故不可也。〈自記。〉
揖，即肅拜，《春秋傳》「敢肅使者」。〈自記。以上《儀復》。〉
聖人說「疑思問」，如何《禮記》又說「疑事毋質」？蓋謂必不能知之事，如四海之外，存而不論者耳。舉之以質，足有意窮人也。「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歌醢，主人辭以賽」。若主人如是為辭，豈不是羞客？意此二句，是解上文，恐主人愧不能亨及窶也。古人文字簡「辭」字是解作「避」字。
子夏、子遊以文學稱，其為文簡練琢磨，調法俱備。子夏《儀禮傳》，高似公、穀，有力量，公、毀皆其門人。子遊文雖不可考，以子夏度之，亦可想見。又《檀弓》篇中，多有推尊子遊處，以為乎遊之徒，理或然也。《檀弓》文有姿致，子夏比之，又覺簡質而勁。此便是南北文字分派之始。
古人尚左，兵事、喪事始尚右。「東向西響，以南方為上」；「南向北響，以西方為上」。此二句難說。古人先祭於室，則拜者西響，自以南方為上。及祭於堂，則拜者北響，自以西方為上。皆尚左也。東響、南響，並無比行禮之處。或者太祖在室，東響矣，而行禮者西響，則以南方為上；太祖在堂，南響矣，「是言軍事應尚左，而楚人仍尚左也。夫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可見喪事亦尚右。」朱子謂申生當辨而走。申生所處，雖未必合於中庸，但不害其為孝子。此不須論。
曾子易簀，此本小事，不過人送一席，等間鋪著，有人說此是大夫之席，曾子即易之。臨死如此，可見聖賢學問精密。如平時有人說，自然亦如此。朱子所謂「不欲為已甚，而甩勉以受其賜，至死生之際則不可異」者，乃因問者支離，朱子隨所問必辨到是處耳。看書似此類，不必多著語言。
《王制》當是殷制，故其通篇次敘，恰與《洪範》「八政」相符。想禹當年錫洛敘疇之後，一切規模制度，都從此出，所以《禹貢》中山川田賦，數皆用九。殷人承之，因於夏禮所謂「讚禹舊服」者也。則夏制疑亦仿此。直至文王演《易》，畫出《後天圖》，來，其後周家六官，遂從天地四時起義，非復「八政」四司空、五司徒，六司寇之序矣。然寅、師二者，《洪範》次於後，而《王制》居前。《王制》所以定立國規模，非《洪範》立教垂訓之比。賓、師乃國事之尤大者，故先之。〈清植。〉
每嘗以為古人四術之教，比之今人經史之學，工夫較省。今恩之不然。禮樂二者，條件正多。「不學操縵，不能安弦」，先要將正樂學會了，又要將九夷、八蠻、琵琶、箜篌之類，無所不學，然後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先要將正詩學會了，又要將秦、楚、趙、代之歌、民謠、巷謳，無所不曉，然後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要先將正禮學過，又要將一言一動、狠親瑣碎節目主詳，無所不習，然後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學固要志道、據德、依仁，能是矣，又要遊藝，如此條目節次，終身固有不能盡者。所謂安者，不曾經過，未免疑惑。如人走路，已知正道，若不將旁路吱徑皆曾走過，有人言從某路走，又比大路好些，心裏未免疑惑。唯走過了，才知他或險僻，或迂曲，不若正路之坦易。如在道上趕賊，正路趕不上，就知道他定從那一條小路上去了。不然不知也。
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如雷風、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轔。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化生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陰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星日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為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光坡。〉
「天秉陽」一段，是聖人極至之論。朱予以「和而後月生」句為疑，謂難道陰陽不和，月便不生？然考《堯典》四仲，亦祇說日星不說月，後面才說「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便是將月另說。曆法至近來西洋人愈講得精密，但他只講得曆法，不知曆理。如何得天地以為本，四時以為柄，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幾句說得精。「月」字亦不與「日星」同說。此皆聖賢實實知道，故如此的確說出。《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蔡傳》皆作比喻言。其實此數句，班孟堅說得好，班云：「日為寒溫，月為風雨，人事變於下，天道應於上。」故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星有好風、好雨，亦有好燠、好寒者。「日永星火」，非燠乎？「日短星昴」，非寒乎？下文冬夏，即燠寒也。《蔡傅》以四「有」字相配，而以「月之從星」二句另說，故差。班孟堅以星好風、好雨另說，而以下文兩「則」字相配，便明白的確。寒溫皆日主之，風雨從地起，故月主之。但看潮汐全應月；蛤蚌之類，皆以月之盈虧為肥瘦；海中颶風起，定在六月十二，卻不應節氣。祇是孟堅尚不細膩，「有冬有夏」，如何嵌一「月」字在內。蓋寒燠雖因日之遠近，而月亦有分。月去人最近，如冰輪在頭頂上，故日北陸則殺其暑，南陸則益其寒。所以不單言日行。至風雨，則全是月主之。問：「「人事變於下，天道應於上」，二句何所指？」曰：「此本言庶徵也。日月之行，經歷星之好寒者，則為冬；倘當寒而燠，是必人事之變。日月之行，經歷星之好燠者，則為夏；倘當燠而寒，又必人事之變。月從星之好風者，當風而不風，與不當風而風；從星之好雨者，當雨而不雨，與不當雨而雨，亦皆人事之變。上言雨陽寒燠風，此言冬即寒，夏即燠，風雨即上風雨。不言陽者，不風雨則皆陽，不必說也。月在天地陰陽之間，所以說「和而後月生」。說他在天，他去地極近，全管地下的事；說他在地，他又與日星為類，而名三光。說他是陽，他卻體質全是魄；說他是陰，他卻受日之光，亦能久照。「三五而盈」，從陽也；「三五而闕」，從陰也。」問：「如何是「月以為量」？」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此為度量，日大暑熱，他以冷氣節宜之；夜至幽，他受陽光照臨之，亦為之劑量也。」問：「如何是「鬼神以為徒」？」曰：「如《易》中水火山澤雷風，皆是天之材料，各有職掌。然使各各不相照顧，豈復成天地？惟中間有帝為之主宰，便都聯成一個。所以水火相濟，山澤通氣，屈伸往來，變化流行，皆鬼神也。如國家六曹，各有經管，總是替人主辨事。如耳目鼻口手足，都是人之材料，然有心在，眾皆稟令，便聯成一個。去此便不成物事，故曰「鬼神以為徒」。」
「天秉陽」一段極精。以陽屬天，日星從之；陰屬地，曰「竅於山川」，則風雨從之。故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雷，千里不同風，地之為也。金木水火土，雖皆從地，然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故曰「播於四時。」「問：「「和而後月生」，不似先有日星而後有月乎？曰：「卻不可如此說，特語勢自然如此耳。」
《樂記》「人生而靜」一段，真是千聖傳心之要典，與虞廷十六字同。「人心」、「道心」四字，渾含精微；「天理」、「人欲」四字，刻畫透露。〈自記。〉
七情，不如言喜怒哀樂分屬四時整齊。細思之，亦有理。喜木，怒金，愛火，惡水，各配一行。土有兩：欲在季夏，懼在季冬；水亦有兩：惡與哀也。〈自記。〉
惟不忍其忽然而散也，故祭之明日有繹。今人甫祭畢而誠意怠散，不知比理故也。〈自記。〉
自漢以來，相沿說諸侯不得祭始祖，大夫不得祭高祖。至程子毅然反之，以為：「此古禮之散失也，聖人卻不如此。走獸知母而不知父，飛鳥知父母而不知祖，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也。喪祭一也，服制五服，而祭不得及四代，於情理不順。所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者，廟數不同耳。自大夫以下，合並祖考之位，於三廟、二廟、一廟而祭之，非一主占一廟，而不及祖曾、高及始祖也。其等級隆殺，以廟制品物分尊卑貴賤耳。卑賤亦人也，獨禁之不得親其祖，此豈所以令民德歸厚之道？」此語大有識見。所以司馬溫公稱其有制禮樂之才，不誣也。朱手亦如此說，若謂大夫便無太祖，《詩經》何以有「南仲太祖」之稱！朱子先依程子行禮，後復心歉，又止祭四代。然細思程子之說可從。若庶民之家，即茅屋祭其始祖，固自無害於禮法也。
深衣之制，上衣下連裳，邪幅殺縫，蓋省裳也。古時衣短不掩裳，故朝衣與裳相接處，有芾以蔽而不聯之。朱子曰：「祭服謂黻，朝服謂韝」。至明武宗時，蔡虛齊為江右提學，朝寧王。他官畢著芾，虛齊獨不芾，曰：「不可與朝天子同也。」芾，即黻與韝也。古人內著衷衣甚長，外裳、外黼、外朝衣甚知短，顯芾與裳也。
「上己」非「上已」。或謂近代有稱地支者，不知上丁、上辛、上己，皆是天干取柔日。惟為天干，故一月之內，各有上中下。若地支，則上中下間有不備者矣。《禮記》陳浩注，不如鄭康成遠甚。鄭是將全部書讀熟，前後有照應。陳注後忘前，前忘後，都相礙。《禮記注疏》最好。〈以上《禮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