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卷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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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民之害

《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

《爾雅》：「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吳程曰：九河率在河間之滄州境）〉。」孔穎達曰：「河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大也）〉水橫流〈（不由其道，散溢妄行）〉，泛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瀹〈（亦疏通之意）〉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決、排皆去其壅塞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

《史記》：禹抑鴻〈（鴻與洪同）〉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菑〈（菑與災同）〉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在蘭州地）〉，曆龍門〈（在蒲州地）〉，南到華陰，東下砥柱〈（今陝州三門山）〉，及孟津〈（在孟縣）〉、雒汭〈（在鞏縣東）〉，至於大邳〈（在今黎陽縣）〉，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分也）〉二渠以引其河〈（二河其一出貝丘西南，河之南折者也，王莽時遂空，其一即漯川）〉，北載高地，過降水〈（在信都地）〉至於大陸〈（在邢、趙、深三州地）〉，播為九河，同為逆〈（迎也）〉河入於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於三代。

臣按：先儒有言，人君以養民為職，凡為民害者必除之。夫民之所資以為養者土也，而土必滋於水然後物得以生，苟水之多而至於蕩焉則為害大矣，非徒民不得以為衣食，且不得以為居室矣，民無衣食居室則何以為生哉？是以天地間利於民者莫大乎水，害於民者亦莫大於水。堯舜之世用人以輔世尤重於治水之職，鯀湮洪水則殛之，禹能平水土則用以總百揆，終而禪之以位，聖人之意蓋可見矣。中國四大水，惟河之來為最遠，其為害亦最大，自漢以來屢為中國害，一時君臣所以治之者亦各隨時因勢以為之疏塞，無非除民之害而已。籲，民害弗除則民生弗遂，今日為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於河，有天下者烏可不以治河為急務乎？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興卒塞之。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钜野，通於淮泗，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既封禪，其明年乃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

初，武帝既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至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孝成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堤。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堤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道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敗壞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河平元年，以王延世為河堤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堤成。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恒欲求索九河故跡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何欲，居之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哀帝初即位，騎都尉平當使領河堤，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堤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遺，留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室墾植）〉，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堤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答難曰：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漢方製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以東為石堤，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填淤加肥〈（一利）〉、禾麥更為粳稻〈（二利）〉、轉漕舟船之便〈（三利）〉，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

臣按：古今言治河者蓋未有出賈讓此三策者。

平帝元始四年，征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並〈（人名）〉言河決率常於平原〈（今德州）〉、東郡〈（今東昌）〉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世統譜諜）〉雲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

臣按：西漢一代治河之策盡見於此，大約不過數說，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舉事。以今觀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浚塞之三法焉。

《宋史》：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咺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堤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隸、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命諸州長吏兼河堤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謂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之民苦之。

仁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墶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墶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仲昌塞商胡，北流入六墶，河不能容，明年復決，水死者數千萬人。

歐陽修曰：「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也。」

熙寧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臣按：此黃河入淮之始，然此特其支流由汴入泗至清河口入淮者耳。

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

元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寬，觀之不足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鹵，一失導泄之功，崩潰決溢可立而待。河至杞縣三氵義口播而為三，蓋亦有年，其後二氵義湮塞，三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災，即今水勢趨下，有復钜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宜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事，頻為巡視，謹其防護，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修治以勞民者不同矣。

至正四年夏，久雨河溢決堤，瀕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台、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钜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其後集群議，都漕運使賈魯議欲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丞相托克托韙其策，以魯為總治河防使，發民丁十五萬人，自四月至十一月諸掃諸堤成，河乃復故道，南彙於淮，又東入於海。

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並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餘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彙，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咺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隸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於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謂元）〉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為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於汶，達於河』者是也。蓋欲防钜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臣按：天地間為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有河海之患，然雨暘之為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先事以為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雖非人力所能為，而人君有志於為民者，其忍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為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為患於中國也，視諸水為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探厥本原，自張騫使西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昆侖，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朵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彙而為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譯音所謂鄂端諾爾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昆侖殆為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浸大，東北流分為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謄格哩哈達，即昆侖也。繞昆侖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昆侖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為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灌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於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恤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瀕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钜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幹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曆睢陽、亳、潁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歟，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眾，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為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之為愈也。臣愚以為，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祇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祇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征赴公車，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眾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信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觀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祇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為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為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為一，眾山之水又並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幹，嗣歲之橫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彙為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為波浪、魚鱉之區，可歎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泄，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治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囿、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為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為萬世計不顧一時，為天下計不徇一方，為萬民計不恤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堤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製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以謂開封以南至於鳳陽，每歲河水渰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直，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閑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

大德中，河決杞縣蒲口，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尚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鱉之區，塞之便，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臣按：河為中原大害，自古治之者未有能得上策者也。蓋以河自星宿海發源東入中國逾萬里，凡九折焉，合華夷之水千流萬派以趨於海，其源之來也遠矣，其水之積也眾矣，夫以萬川而歸於一壑，所來之路孔多、所收之門束隘而欲其不泛溢，難矣，況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為衝決而移徙不常也哉。漢、唐以來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經久之長計，然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瀕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濫，或開淤塞以通束隘，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頻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暫時蘇息矣。

以上論除民之害。

臣按：天下之為民害者非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流者若江海之類，瀦者若湖陂之屬，或徙或決，或溢或潰，堤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涸，沙土由是而淤，畛域由是而失，以蕩民居，以壞民田，皆能以為民害也。然多在邊徼之堧、寬閑之野、曠僻之處，利害相半，或因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利，其所損有限，其所災有時，地勢有時而復，人力易得而修，非若河之為河，亙中原之地，其所經行皆是富庶之鄉，其所衝決皆是膏腴之產，其為民害比諸其他尤大且久，故特以民之害歸焉。使凡有志於安民生、興民利者，知其害之有在，隨諸所在而除之，而視河以為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