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卷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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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兵之柄

《舜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

董琮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而禮樂分為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帝舜命皋陶作士，刑官也，而以蠻夷猾夏為言，是則後世兵官所掌之事也，豈不以兵乃刑罰之大者乎？班固作《漢書》，誌刑罰而不誌兵，乃雜兵於刑罰之中言之，所謂聖人因天秩而製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撲，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來者尚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工之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製軍賦，固有以見於此也。由是觀之，有虞九官之命，惟言刑而不言兵，而兵在其中矣。

《胤征》曰：惟仲康〈（太康之弟）〉肇位四海，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

蔡沈曰：「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始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

林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

臣按：唐虞之世，兵政兼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者，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以來雖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我聖祖開國之初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廢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為五軍，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任府事者，官與爵並入銜，其後止書其銜曰掌某府事某侯若伯，非舊制也。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呂祖謙曰：「自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則邦政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固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

臣按：此條已載「正百官」下，然此復載之者，威武之道必本於兵，兵政之大者實掌於此官。竊惟唐虞之世設為九官，而獨無所謂兵官者，蓋是時風氣初開，人心純樸，雖有蠻夷猾夏、盜賊奸宄，特小小為害而已，然猶未至如後世之昌熾毒害，故止命刑官掌之，遇有征討隨時命官，故三苗逆命則以命掌邦土之司空，未嘗特設官以掌兵政專征伐也。及得三苗，不過分比之，而其首惡亦止於竄逐之而已，非若後世犁庭掃穴而誅絕之也。夏之時始有掌六師、舉政典之官，周分六典而司馬居其一，為治之事無非政者，而獨以統六師、平邦國為政典，則時之所尚者在兵，而政之為政莫急於兵可見矣。噫，於此可以觀世變矣，然在周之世，兵猶出於農，秦漢以來兵農遂分，不可復合，世變愈趨而愈下，為治者當隨時以制宜，則今日本兵柄之大臣，尤不可不得其人，自非兼資文武、通達古今，有思患豫防之心，有隨機應變之智，不足以當司馬之任，毋徒循資取以充位，以貽誤國之禍也。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鄭玄曰：「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

呂祖謙曰：「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貪忿而誇武功也，所謂天討也。」

臣按：《周禮》六官之設，皆所以佐王以治邦國也，於天官曰均、地官曰擾、春官曰和、秋官曰刑而於夏官則曰平焉。《大學》之道，其大用歸於平天下，謂之平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也。夫平天下固欲其均齊方正，使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然有不皆然者，必有以參錯乖戾侵犯之者也，有以參錯乖戾侵犯之則不平矣，故凡設官分職所以均之、擾之、和之、刑之者，皆所以平之也，其間有均之、擾之、和之、刑之而猶有不平焉者，然後屬之於司馬焉。先儒謂馬者武也，五官所掌者皆文事，文事有所不及，於是乎治之以武焉。司馬所掌者邦政，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外服之諸侯、邊方之夷狄，有所不正而有以悖吾之治教、幹吾之刑憲，則聲其罪以正之，正其不正，所以平其不平也。

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鄭玄曰：「輿，眾也。行，謂軍行列也。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

賈公彥曰：「此夏官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馬總六軍，故獨多也。」

臣按：《周禮》五官之卿，所謂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之外，而其官聯未有以徒、寇為名者，而夏官大司馬、小司馬外，又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與夫都司馬、家司馬焉，意者大司馬與其貳掌邦政以平邦國，在天子之左右，總其大綱以佐天子，所謂國司馬、公司馬者也，若其用以主軍賦者則謂之軍，主車馬者則謂之輿，主征行者則謂之行，曰兩、曰都、曰家則各司其兩及都、家者，其職任有大小，而其所掌之軍賦皆同，非若他官所掌者各異其事，此其所以不嫌於同名也歟。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乘陵也）〉弱犯寡則眚〈（削其四旁）〉之，賊賢害民則伐〈（聲其罪以討之）〉之，暴內〈（內暴其國）〉陵外〈（外陵諸侯）〉則壇〈（置之空地）〉之，野荒民散則削〈（削其地）〉之，負固〈（恃其險阻）〉不服則侵〈（兵加其地）〉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逐也）〉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違棄上命）〉陵政〈（陵蔑王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臣按：先儒謂先王之時，其所封建以為諸侯者莫非賢也，邦國之君又安有罪惡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蓋先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為九伐之法，其法雖具，豈嘗試之哉？設之使知懼而已。是以當時之列爵分土者，咸知九伐之法其嚴如此，世祿承襲者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意，修職述守者務善其禮不為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謂王自出征伐）〉則掌其戒令，蒞〈（臨也）〉大卜〈（卜出軍吉凶）〉，帥執事蒞釁〈（殺牲以血塗之）〉主〈（謂遷廟之主）〉及軍器。及致，建太常〈（太常之旗）〉，比〈（校也）〉軍眾，誅後至者。及戰，巡陳視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聽軍聲者）〉、右秉鉞〈（致殺伐者）〉以先愷〈（兵樂曰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無功）〉則厭〈（厭，冠喪服也）〉而奉主車。

鄭玄曰：「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賈公彥曰：「大師，王親禦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太常致眾，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司馬當戰對陳之時巡軍陳，視其戰功之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

臣按：王者之師非救無辜、伐有罪不輕出，蓋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人，義者循理，故惡人之悖理。天下之大、兆民之眾，奉一人以為君，所以安我也，必欲人人止其所、事事合乎理，然後君人之道盡，是以人之無罪而為人所害、人之有罪而逆理以行，為人上者必命將以救之伐之，若或人之眾、勢之大而臣下力有不及，然後親出師以救之伐之焉。

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鄭玄曰：「此下脫滅，漢興求之不得。」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

王次點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賓、嘉達於天下，而軍禮獨藏於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

臣按：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掌不悉備，而軍、輿、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闕其職掌，其令貢賦則為之丘、甸、縣、鄙之名而以四起其數，其會卒伍則為之伍、兩、軍、師之名而以五起其數，其調車徒則立通、成、終、同之名而以十起其數，同此民而易其名、異其數，何其不憚煩也？夫軍旅一事也，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設其財於九式，離其書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屢易其軍伍之名，變化出入，使民不知，蓋先王以為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習，所以為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為慮微也。我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近世乃有團營之設，何居？

《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威也）〉有翼〈（敬也）〉，共〈（與供同）〉武之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朱熹曰：「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臣按：先儒謂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夫惟將帥皆嚴皆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法也）〉。

朱熹曰：「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謝枋得曰：「漢唐而下，縉紳介胄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

臣按：所謂文者附眾安民之謂，非辭章藻繪也；武者戡定禍亂之謂，非膂力技能也。有撫禦之才足以附眾，有制勝之術足以威敵，國家得如是之人以為將帥，尚何國威之不振而外侮之敢肆哉？夫然非但可以為一時之用，凡其所以建立設施，端可以示法於四方而貽範於來世矣。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胡安國曰：「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公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於齊、薨於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

臣按：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係，承之天子，傳之祖宗者也。今魯國之軍，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為其君者無與焉，國非其國矣。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防微杜漸，毋使兵權為人所持哉。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

臣按：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制，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還日具上其罪。凡發兵，降敕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入皆不待敕，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威儀郊導。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專掌兵戎之政，其屬有四，宋以來因之，然皆為宰相之屬。至我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專達於上，蓋專前代樞府之權，而尚書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三省分班稟奏，事幹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林駉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僉書、有同僉書、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臣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說者謂密院與中書對立，止如參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未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僉書，又有所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其屬皆與宰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我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百年以來戎政舉而武備修，有以也夫。

仁宗至和中年，知諫院範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

臣按：今制與宋異，宋以三司主財、樞密主兵，今制兵部主兵而財賦錢糧則戶部所掌也，兵以禦寇製亂，固不可一日無者，而兵之所以為兵者，士必食粟、馬必食芻，亦豈可一日無哉？是故戶、兵二部必相通融以為政，掌兵者遇有調發軍馬必先行文戶部，會計邊儲之有無，儲蓄既備然後師旅出焉，如是，則足食足兵而軍威無有不振、武備無有不修者矣。

神宗熙寧中，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近命趙為安南招討使，李憲為之副，外議皆云不自二府。」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使。夫王言之出，尤在謹微，其初少不留神，其後遂為故事，樂便疾於一時，忘幾微於後日，一啟其漸寢難改，更況於邊庭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係休戚者也，至煩莫如邊鎮，至重莫若將臣，而二府有不預焉，則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處矣，既不敢安其處，則同心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罷軟者必曰勢位已極矣，上已為之而又以力爭，則獲專權之咎也；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此出於聖旨，我何預哉？是與其能者為自疑之端，不才者為容身之地，積此以往，豈國家之利耶？臣欲事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攬其成，斷其可否而後行，庶盡帝王容下之美，大臣無諉上之咎。」

臣按：命將，國家之大事，必責成於本兵柄之大臣，使之廣詢博訪，必得其人果可當大事者然後用之，人君於凡百司眾職猶不可任其己意、用其私人，矧出師命將，人之生死所係、國之安危所關，而可以輕用其人乎？夫用其人且不可，而又惟其言之是信，而使之得假上語以行之，尤不可也。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製，此所以無兵變也。」

臣按：我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兵權散主而無自專之患，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一歸於兵部焉，所謂上下相維，文武相制，處置之善，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以上本兵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