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纠谬/卷03
< 新唐書糾謬
三曰书事失实
[编辑]降封宗室郡公纪书为县公等事
[编辑]《太宗纪》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为县公。”
- 今案《胶东郡王道彦传略》云：“高祖初，封义兴郡公，例得王”，于是唐始兴，务广支蕃镇天下，故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举属籍问大臣曰：“尽王宗子于天下可乎？”封德彛曰：“汉所封惟帝子，若亲昆弟，其属远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汉贾泽尚不得茆土，所以别亲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于是疏属王者，皆降为公，唯尝有功者不降，故道彦等，并降封公，由是言之，则道彦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即位后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纪》贞观八年书道彦胶东县公，及旧书《道彦胶东郡公传》云：“于是宗室率以属疏降爵为郡公”是也。今《本纪》所书，乃云为县公者，盖旧史《本纪》其悮如是，而新书不加考证，承悮而书，故遂失其实矣。今新《书》道彦本传之首，犹书为郡王，亦悮也。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岁八月甲子，高祖初逊位，自称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禅位，即才三四月耳，而封德彛所对，遽指高祖为先朝，此又史臣书事之甚悮者也。
陆贽李晟传幸梁州事
[编辑]《陆贽传》云：“李怀光有异志，欲怒其军使叛，即上言：‘兵廪薄，与神策不等，难以战。’李晟密言其变，因请移屯，帝遣贽见怀光议事，贽还，奏怀光冦奔不追，师老不用，群帅欲进辄沮止其谋，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劝帝许晟移军……又建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俾为掎角，怀光虽不欲遣，且辞穷无以沮解，帝犹豫曰：‘晟移屯，怀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东，彼且为辞，少须之。’晟已徙营，不阅旬，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惊，遂徙幸梁”。又《李晟传》云：“后数日，怀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进狩梁”。
- 今案《本纪》云：“兴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怀光为太尉。怀光反，丁卯，如梁州……三月，李怀光夺鄜坊京畿金商节度使李建徽、神策军兵马使阳惠元兵，惠元死之。”；
- 《韩游瓌传略》云：“李怀光叛，诱游瓌为变，游瓌白发其书，帝曰：‘卿可谓忠义矣！’对曰：‘臣安知忠义，但怀光悮臣，使震惊乘舆，后持臣自解。’帝嘉其诚，从问计欲安出”，游瓌说帝以邠及灵武、河中、振武、潼关、渭北守，请分其兵，罢怀光权，“帝美其言，会怀光诱复至，浑瑊得书，稍严卒以警，游瓌不知，发怒嫚骂瑊，帝疑有变，即日幸梁州。”；
- 又《李怀光传》云怀光“遣将赵升鸾谋于奉天，升鸾告浑瑊曰：‘怀光遣逹奚承俊火乾陵，使我为内应，以胁乘舆！’瑊白发其奸，请帝决幸梁州，帝令瑊戒严，未毕，帝自西门出。”；
- 又《严震传》云:“怀光与贼连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跸山南，震驰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大喜，翌日发奉天。
- 然则此三者之传，其事状皆不相远，大抵始因怀光与贼通而欲为变，奉天既已危蹙，故议幸梁州，会怀光间诱复至，浑瑊严警而游瓌骂瑊，时严震兵既已到，今贽、晟《传》乃以为因怀光夺二人兵，行在震惊，是日遂幸梁，则失其实矣！盖以《本纪》言之，则幸梁与夺兵不同日，其悮昭然也，其阳惠元止是神策军兵马使，而贽《传》兼李建徽，遂谓之两节度，亦悮也
宪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实
[编辑]《十一宗诸子传》内宪宗子《棣王惴传》云：“大中六年始王，与彭、信二王同封。”〈【彭王，名愓；信王，名憻，一名𢗙，其𢗙字恐悮，有说，见别篇】〉
- 今案《本纪》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惴为棣王”即无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纪》云：“十一月己卯，封弟愓为彭王”，咸通元年《纪》云：“七月，封叔𢗙为信王”。然则彭、信二王，未尝与棣王同时受封，明矣。
王勮传以寿春等五王降封入阁为出阁
[编辑]《王勮传》：“长寿中为凤阁舍人，寿春等五王出阁，有司具礼仪，忘载册文，群臣已在，乃悟其阙，宰相失色，勮召五吏执笔，分占其辞，粲然皆毕，人人嗟服。”
- 今案《宁王宪传》云〈【宪初名成器】〉：“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为皇帝，故宪立为皇太子。睿宗降为皇嗣，更册为皇孙，与诸王皆出阁，开府，置官属。长寿二年，降王寿春，与衡阳、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复诏入阁。”〈【此三王同封之文，当作四王，盖史氏悮，不载临淄郡王一人耳，其说见别篇】〉
- 又案《武后纪》：“长寿二年腊月……丁卯，降封皇孙成器为寿春郡王、恒王成义——衡阳郡王、楚王隆基——临淄郡王、卫王隆范——巴陵郡王、赵王隆业——彭城郡王。”
- 然则《王勮传》所谓“长寿中寿春等五王”事，即此是也，推考《纪》、《传》，乃是五王降封而复入阁，《勮传》以为出阁，则失其实也
张锡为相日数
[编辑]《张锡传》云“韦后临朝，诏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出为绛州刺史”。
辛云京京杲二传书事失实
[编辑]《辛云京传》云：“……加代州都督、镇北兵马使。太原军乱，帝恶邓景山绳下无渐，以云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 今案《肃宗纪》云：“宝应元年……建卯月……癸丑，河东军乱，杀其节度邓景山，都知兵马使辛云京自称节度使。”以《传》言之，则朝廷所命也，以《本纪》言之，则云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藩镇事状考其实，乃云京自立之后，以军中之情，请诸朝耳！故《邓景山传》云“……众怒作乱，景山遇害……肃宗以其统驭失方，不复究验，遣使喻抚其军，军中请云京为节度使，诏可。”此盖唐中叶已后，藩镇大抵皆然，今史氏于云京《本传》，乃为之委曲隐避，不复言因乱自立，然则当时史官，于云京兄弟为有私矣！试又举其事以验之，夫仆固怀恩之祸，其始岂非云京很忌激触之所致欤？而又结谋中人，表里间构，以成就怀恩之叛逆者，实云京为之根柢也，而《本传》但书其美，曾无一言以及此，此其一验也；又云京从弟京杲，为湖南观察使，以贪赃残暴而致王国良之乱，且嗣曹王皋，贤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事见于《嗣曹王皋传》及《西原蛮传》】〉，又以私怒而杀部曲〈【此见于《李忠臣传》】〉，凡此等事，皆不见于京杲《本传》，此其二验也。是则当时史臣，有私于辛氏兄弟，岂不信哉！今新《书》但袭旧史而载之，不加刊正，亦编修之一失也。
崔圆辞大学士
[编辑]《李泌传》：“贞元……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泌建言学士加‘大’，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
- 今案《明皇帝》及《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是岁丙申】〉六月，剑南节度使崔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岁戊戌】〉五月罢，而崔圆《本传》亦与纪同，其《传》末云：“大历中，卒。”案大历止于十四年〈【是岁己未】〉，而李泌以贞元三年方为宰相〈【是岁丁卯】〉，设若崔圆以大历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圆卒亦已九年矣，何縁乃云“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议学士不可加大，而方辞朝命之词，既而殊不言朝廷之听否，乃遽述崔圆为相日之事，疑此一句颠倒错乱，其间脱字必多，全不可考。
王播进献
[编辑]《王播传》云：“自淮南还，献玉带十有三，银碗数千，绫绢四十万，遂再得相云。”
- 今案播之再为相，乃太和元年，文宗初即位之数月也，时帝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恭俭为政，故《庄恪太子传》云：“帝承宝历荒怠，身勤俭率天下”，观《本纪》自帝即位之初，其所行简俭省约之事，皆可以槩见，无容因播进献之多，遂命为相，况文宗虽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即阼，锐于为治，必不至于是也。案《播传》，穆宗时领盐铁，敬宗时，“以王涯代使，播失职，见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谢，守澄乘间荐之，天子有意复用播”，遂复领使；
- 又案《李景让传》云：“宝历初，迁右拾遗，淮南节度使王播以钱十万市朝廷懽，求领盐铁……”；又《独孤朗传》云：“王播赂权近，还判盐铁”；又案《播传》云：“文宗立，就进检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仆射，复辅政。”，而《文宗纪》云：“太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节度副大使王播，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此盖播当敬宗时，以贿赂遗权幸，又以献于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贡奉故，复其盐铁使名，既而文宗即位，权近之臣，久甘其赠贿，故言之于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实，遂自淮南召还，使复辅政，如是而已，若谓文宗因其献玉带、银碗、绫绢而命为相，此则近诬也，带碗绫绢之献，乃敬宗时，其所得，止是再领盐铁，其云自淮南还及再得相，皆记事者误也。
郭英乂代高适
[编辑]《班宏传》云：“高适镇剑南，表为观察判官……郭英乂代适，表雒令。”
- 今案《郭英乂》及《崔宁传》云永泰元年，严武卒，众请英乂为节度使，朝廷用英乂，乃拜剑南节度使，其事甚明，此云英乂代适，则误矣，代高适者，严武，非英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