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征南集
《左传》之有杜元凯，《六经》之孔、孟也。当时论者，犹以质直见轻，岂真贵古而贱今乎？子云《太玄》，不遇桓谭几覆酱瓿。元凯释《左》，非挚虞亦莫知其孤行天地也。《杜集》绝无诗赋意者，其雕虫邪？彼维弥纶经传，自托获麟，下者则薄之，诚不欲以此有名也。元凯尝言“三不朽，庶几立功、立言，其事皆践。”汉兴佐命，如酂侯刀笔，高密书生不免望尘而拜；章奏尔雅，悉西京风制。经术既深，凡文皆馀耳，不期工而工，此学者粪本之说也。武库平吴，功堪庙食；《释》、《左》一书，复悬日月之间，为世传习，其于圣经，为后先疏附也，成劳过扬玄矣。储君降服，议礼兴讥，是将通世变以就古人。《檀弓》变礼，不辞作俑，未可与《素冠》之诗同相笑也。
娄东张溥题
内文
[编辑]奏
[编辑]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份，审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书，铭之钟鼎，铸之金石，所以远塞异端，使无淫巧也。今所注皆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颁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询，敷纳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筭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繇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己丑诏书以考课难成，听通荐例。荐例之理，即亦取于风声。六年顿荐，黜陟无渐，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将亦随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亦无取于黜陟也。
臣尝闻边人说虏，专以骑为寇，穿堑不如作马埳。马埳法，坑方三尺，错平穿之，虏骑非下马平治，则终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随作坞，施枪埳中讫，薄覆其上。如此，则虏当筑地而行，不敢辄往来也。
窃惟籍田令，本以籍田千亩，十项之田，计其案行，周旋不过数里。凡宗庙粢盛，御用膳羞，及群神之调，于是取，所籍户口，足以当一县一邑，所供至重，事贵临履也。
又
臣前在南，闻魏兴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数百斤。试令四求，今者各得一枚，并头角蹄，按其形不与中土相似，然是野兽中所希有。
又
药杵臼、澡槃、熨斗、釜瓮、铫槃、钨𫓶，皆亦民间之急用也。
又
被敕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复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
疏
[编辑]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硗瘠，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趋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艸，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
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蜯，而洪波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谷必丰，此又明年之益也。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艸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复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
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馀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古者匹马丘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万头责二十斛。是为化无用之费，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又数年后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将来公私之饶，乃不可计。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甸，岁当复入数千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又疏
[编辑]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艸创人稀，故得水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按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繇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馀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尽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馀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馀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潦瓫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亲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堨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写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
表
[编辑]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此诚国之远图，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陛下宿议分命臣等，随界分进其所禁持，东西同符，万安之举，未有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暖昧之见，自取后累，唯陛下察之。
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繇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昔汉宣帝议赵克国所上。事效之后，诘责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
（祜开府累年谦让不辟士，始有所命，会卒，不得除署，故参佐刘侩等，笺诣预，预表上，不许。）
祜虽开府，而不备僚属，引谦之至，宜见显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没，家无胤嗣，官无命士，此方之望，隐忧载怀。夫笃终追远，人德归厚，汉祖不惜四干户之封，以慰赵子弟心。请议之。
按苏赞布行于草野，著德于闾阎。放心直意，若得珥笔丹墀；推访格言，必有谔谔匪躬之节。〈《初学记》卷二十。〉
又
若得言谕，端委太学，错总艺文，垂缨玉陛，论道紫官，诚帝宫之瑰宝，清庙之伟器。
又
长史刘侩，修治洛阳以东，运渠通舟，尝用赤马。
议
[编辑]（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及将迁于峻阳陵，依旧制。既葬，帝及群臣除丧即吉。先是，尚书祠部奏从博士张靖议，皇太子亦从制，俱释服。博士陈逵议以为“今制所依，盖汉帝权制，兴于有事，非礼之正，皇太子无有国事，自宜终服。”有诏更详议。预议云：）
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暗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汉氏承秦，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汉文帝见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丧即吉。魏氏直以讫葬为节，嗣君皆不复谅暗终制。学者非之久矣，然意不推究经传，考其行事，专谓王者三年之丧，当以衰麻终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则天子群臣，皆不得除丧，虽志在居笃，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从汉文轻典，由处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与尊同体，宜复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谅暗终制。于义既不应不除，又无取于汉文，乃所以笃丧礼也。
（时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问预证据所依，预答云，于是钦、舒遂命预造议奏。）
传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此谓天子绝期，唯有三年丧也。非谓居丧衰服三年，与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丧，而叔向称有三年之丧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云谅暗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讥景王除丧，而讥其燕乐巳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暗之节也。春秋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时简公未葬，请免丧以听命。君子谓之得礼，宰咺来妇惠公仲子之赗。傅曰：“吊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谅暗之证。先儒旧说，往往亦见学者未之恩耳。丧服诸侯为天子亦斩衰，岂可谓终服三年耶。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诸下推将来，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势不得故。知圣人不虚设不行之制，仲尼曰：“礼所损益，虽百世可知。”此之谓也。
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司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稽首言，礼官参议博士张靖等议，以为孝文权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礼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陈逵等议，以为三年之丧，人子所以自尽，故圣人制礼，自上逹下。是以今制将吏诸遭父母丧，皆假宁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风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内，而衰服除于外，非礼所谓称情者也，宜其不除。臣钦、臣舒、臣预谨按靖、逵等议，各见所学之一端，未綂帝者居丧，古今之通礼也。自上及下，尊卑贵贱，物有其宜，故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有以高为贵者，有以下为贵者，唯其称也。不然，则本末不经，行之不远。天子之与群臣，虽哀乐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实异，故礼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丧期无数”，《虞书》称“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其后无文，至周公旦乃称“𣪞之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其传曰“谅，信也；暗，默也”，下逮五百馀岁，而子张疑之，以问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丧，既葬，除丧而乐。晋叔向讥之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已早，亦非礼也。”此皆天子丧事，见于古文者也。称高宗不云服丧三年，而云谅暗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讥景王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暗之节也。尧崩，舜谅暗三年，故称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丧，齐斩之制，菲杖绖带，当遂其服既葬而除谅暗以终之，三年无改父之道，故百官总已听于冢宰，丧服已除，故称不言之美，明不复寝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礼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又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又云“端衰丧车，皆无等”，此通谓天子居丧，衣服之节，同于凡人心丧之礼终于三年，亦无服丧三年之文。然继体之君，犹多荒宁，自从废谅暗之制至令，高宗擅名于往，代子张致疑于当时，此乃贤圣所以为讥，非讥天子不以服终丧也。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艸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是以孝文遗诏，敛毕便葬，葬毕制红禫之除，虽不合高宗谅暗之义，近于古典。故传之后嗣，于时预修陵庙，故敛葬得在浃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无陵寝，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当时经学疏略，不师前圣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为节，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谅暗，同讥前代。自泰始开元，陛下追尊谅暗之礼，慎终居笃，允臻古制，超绝于𣪞宗，天下歌徳，诚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诸侯之礼，当以具矣。诸侯恶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丧一篇，戴圣之记，杂错其间，亦难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万几之政至大，群臣之众至广，不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庙，则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则群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谅暗以终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从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丧。”我王犹若此之笃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礼？此乃圣制移风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岂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难者，更以权制自居，疑于屈伸厌降，欲以职事为断，则父在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亲屈于至尊之义也。出母之丧，以至亲为属，而长子不得有制体尊之义，升降皆从，不敢独也。礼诸子之职，掌国子之倅，国有事则帅国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传》曰“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不无事矣。”丧服，母为长子，妻为夫，妾为主，皆三年，内宫之主，可谓无事。揆度汉制，孝文之丧，红禫既毕，孝景即吉于未央，薄后、窦后，必不得齐斩于别宫，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贰之至尊，与国为体，固宜远遵古礼，近同时制，屈除以宽诸下，协一代之成典。君子之于礼，有直而行，曲而报，有经而等，有顺而去之，存诸内而已。礼云非玉帛之谓，丧云惟衰麻之谓乎？此既臣等所谓经制大义，且即实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发于自然，号咷之慕，匍匐殡宫，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寝殿。若不变从谅暗，则东宫臣仆义不释服，此为永福官属，当独衰麻从事，出入殿省，亦难以继。今将吏虽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宁至于大臣，亦夺其制。昔翟方进自以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不敢逾国典，而况于皇太子。臣等以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谅暗制。
又
[编辑]谅阖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而惟文称不言，汉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卒哭便除。
《易》曰：“上古之代，丧期无数。”自殷高宗谅暗三年，不称服丧三年，而称谅暗三年，此释服心丧之谓。《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家宰，摄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命祝雍作颂。”是三年之内时，明矣。故今礿祀烝尝，于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鲁史以明王法，丧中之祥祫，讥贬之文著焉
书
[编辑]（帝初，令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濬至西陵，预与濬书，濬大悦，表呈濬书。及濬将至秣陵，王浑遣信，要令暂过论事，濬举帆直指，报曰：“风利，不得泊也。”）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秣陵，《通鉴》作建业。)
（预子锡，无名贶者。〈按：《晋书‧杜预传》：“封子耽为亭侯，邑千户。”岂预有另子名耽，而贶为耽子之讹耶？”〉）
知汝颇欲念学，令同还。车到，副书可按录受之。尝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
十一月十四日预顿首：岁忽已终，别久益兼其劳，道远书问又简，间得来况，知消息，中省，次若言面。 （米云“真”。）
亲故数移，转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来言，小大云具绝汝亲亲也。有信数附书信，以慰吾心也。 （黄伯思法帖刊误云：道远书问又简间得来况非当时尺牍中语，或是江左人书不时特亲故帖也。“数附书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语耳。此帖米云“伪”。）
序
[编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徳，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徳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䇿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河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綂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启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义。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于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縁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𨓆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榖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摠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榖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𦙍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则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避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义起于彼”，五臣作“起义在彼”。“讳辟”，善本作“避讳”。“若此”，五臣作“若如”。“有所”，善作“其所”。“公即”，五臣作“公则”。）
律者以正罪名，令者以序事制，二者相须为用也。
论
[编辑]《书》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业以考其术。举全数而言，故曰“六日”，其实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七分度之有奇。日官当会集此之迟疾，以考成晦朔错综，以设闰月。闰月无中气，而北斗邪指两辰之间，所以异于他月也。积此以相通，四时八节无违，乃得成岁，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叙而不悖。故传曰：“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然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闰发文，盖矫正得失，因以宣明历数也。
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阙其日，单书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阙朔与日，故传因其得失，并起时史之谬，兼以明其馀日食，或历失其正也。庄二十五年，经书“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谓正阳之月也。而时历误，实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传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用币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币伐鼓，常月因变而起，历误也。文十五年，经文皆同，而更复发。传曰“非礼”，明前传欲以审正阳之月，后传发例，欲以明诸侯之礼也。此乃圣贤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阳之月，以诬一朝，近于指鹿为马，故传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为得天正也。刘子骏造《三统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统历》唯一食，历术比诸家既最疏，又六千馀岁辄益一日，凡岁当累日为次，而无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谓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来，诸论《春秋》者，多述谬误，或造家术，或用黄帝以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得谐合。日食于朔，此乃天验，经传又书其朔食，可谓得天。而刘贾诸儒说，皆以为月二日或三日，公违圣人明文，其弊在于守一元，不与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尝著历论，极言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频月而食者，旷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数，故历无不有差失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觉，积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则不得不改宪以从之。《书》所谓“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易》所谓治历明时，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推此论之，春秋二百馀年，其治历变通多矣。虽数术绝灭，还寻经传微旨，大量可知，时之违谬，则经传有验，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时验。而皆不然，各据其学，以推《春秋》，此无异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为《历论》之后，至咸宁中，善筭李修、夏显，依论体为术，名《干度历》，表上朝廷。其术合日行四分之数，而微增月行，用三百岁改宪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馀岁，承以强弱，强弱之差盖少，而适足以远通盈缩。时尚书及史官，以干度与《太始历》参校古今记注，《干度历》殊胜。今其术具存。时又并考古今十历以验《春秋》，知《三统历》之最疏也。
今具列其时得失之数，又据经传微旨证据及失闰旨，考日辰朔晦以相发明，为《经传长历》诸经传证据及失闰时，文字谬误皆甄发之。虽未必其得天，盖《春秋》当时文历也，学者览焉。
说
[编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当会集此之迟疾，以考成晦朔，以设闰月。闰月无中气，而北斗邪指两辰之间，所以异于他月。积此以相通，四时八节无违，乃得成岁，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则事叙而不�。故《传》曰“闰以正时，时以作事。”然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闰发文，盖矫正得失，因以宣明历数也。
刘子骏造《三统历》以修《春秋》，日蚀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统历》惟得一蚀，比诸家既最疏。又六千馀岁辄益一日，凡岁当累日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以来，诸论《春秋》者多述谬误，或造家术，或用黄帝已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谐合。日蚀于朔，此乃天验，经传又书其朔蚀，可谓得天，而刘贾诸儒说，皆以为月二日或三日，公违圣人明文，其弊在于守一元，不与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尝著《历论》，极言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累月为岁，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频月有蚀者，旷年不蚀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数，故历无不有先后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觉，积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则不得不改宪以从之。《书》所谓“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易》所谓“治历明时，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推此论之，《春秋》二百馀年，其治历变通多矣。虽数术绝灭，远寻经传微旨，大量可知，时之违谬，则经传有验。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月日、日蚀，以考晦朔，以推时验；而皆不然，各据其学，以推《春秋》，此异于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足也。
余为历诸论之后，至咸宁中，善笇者李修、卜显，依论体为术，名《干度历》，表上朝廷。其术合日行四分数，而微增月术，用三百岁改宪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馀岁，承以强弱，强弱之差盖少，而适足以远通盈缩。时尚书反史官，以《干度》与《泰始历》参挍古今记注，《干度历》殊胜《泰始历》，上胜官历四十五事。今其术具存。又并考今古十历以验《春秋》，知《三统》之最疏也。
谱
[编辑]别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长子之母弟也。君命为祖，其子则为太宗。常有一主，审昭穆之序，辨亲疏之别，是故百代不迁。若无子，则支子为后。虽七十，无无主妇。若殇死，则缞绖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殇无为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为之齐缞，其月数各随亲疏为限；虽尊、虽出嫁，犹不敢降也。属绝，则为之齐缞三月。若始封君相传，则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孙皆宗太宗。然则继体君为中宗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别子为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属逮于君则就君，属绝于君则适宗子家也。而说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太宗”，或云“别子之母弟亦得为祖”，或云“命妾子为别子，其嫡妻子则迁宗于君”，皆非也。别子之弟，子孙无贵贱，皆宜宗别子之子孙。小宗，一家之长也，同族则宗之。其服随亲疏为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属断服，则不宗之矣。
令
[编辑]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
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
吾去春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狄，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达”，一作“远”。 “耕父”，《御览》作“耕者”，“祭”作“登”，有情作“俭”。）
杂文
[编辑]重酝醇醴，沃士泉清，甜苦无常，五味相并。
附录
[编辑]本传
[编辑]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初，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文帝嗣位，预尚弟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在职四年，转参相府军事。锺会伐蜀，以预为征西长史。及会反，寮佐并遇害，唯预以智获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户。
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定律令，既成，预为之注解，乃奏之，诏班于天下。
泰始中，守河南尹。预以京师王化之始，自近及远，凡所施论，务崇大体。受诏为黜陟之课。
司隶校尉石鉴以宿憾奏预，免职。时虏寇陇右，以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骑百匹。到长安，更除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属虏兵强盛，石鉴时为安西将军，使预出兵击之。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复奏预擅餙城门官舍，稽乏军兴，遣御史槛车征诣廷尉。以预尚主，在八议，以侯赎论。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是时朝廷皆以预明于筹略，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自并州西及河东、平阳，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闼，俄拜度支尚书。预乃奏立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馀条，皆纳焉。石鉴自军还，论功不实，为预所纠，遂相雠恨，言论喧哗，并坐免官，以侯兼本职。数年，复拜度支尚书。
元皇后梓宫将迁于峻阳陵。旧制，既葬，帝及群臣即吉。尚书奏，皇太子亦宜释服。预议“皇太子宜复古典，以谅暗不制”，从之。
预以时历差舛，不应晷度，奏上《二元干度历》，行于世。预又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少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僚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预创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叹焉。咸宁四年秋，大霖雨，蝗虫起。预上疏多陈农要，事在《食货志》。预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
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祜病，举预自代，因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领征南军司。及祜卒，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给追锋车，第二驸马。预既至镇，缮甲兵，耀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预处分既定，乃启请伐吴之期。帝报待明年方欲大举，预表陈至计。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
预以太康元年正月，陈兵于江陵，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皆如预策焉。又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万馀口，旨、巢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距王濬，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故军中为之谣曰：“以计代战一当万。”于是进逼江陵。吴督将伍延伪请降而列兵登陴，预攻克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预仗节称诏而绥抚之。凡所斩及生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馀人。又因兵威，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北，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士肃然，吴人赴者如归矣。
王濬先列上得孙歆头，预后生送歆，洛中以为大笑。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径造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议者乃以书谢之。
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为亭侯，千户，赐绢八千匹。
初，攻江陵，吴人知预病瘿，惮其智计，以瓠系狗颈示之，每大树似瘿，辄斫使白，题曰：“杜预颈。”及城平，尽捕杀之。
预既还镇，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退。不许。
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攻破山夷，错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又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馀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馀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预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兴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或讥其意碎者，预曰：“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
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辄居将率之列。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唯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
预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垒中。外人闻呕吐声，窃窥于户，止见一大蛇垂头而吐。闻者异之。其后征为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行次邓县而卒，时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赠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预先为遗令，子孙一以遵之。子锡嗣。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