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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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一
[编辑]古吏书事，月日而已，无以时者，惟鲁之旧史名《春秋》。意者，鲁史记事以时欤？〈自纪。〉
圣人删述《六经》，都是一以贯之。《春秋》，游、夏不能赞一词，直是圣人胸中权衡，丝毫不差，游、夏等下笔便恐不能不错，柰何。
观“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词”，则知赞《易》，定《礼》、《乐》，游、夏尚能为助。至《春秋》，门弟子以为可存者，夫子却去之；以为可去者，却存之。裁决精到，非游、夏所能与。
孔子作《春秋》，一笔写成。所请“笔则笔，削则削”，两“则”字，见他快。人情天理，历代礼文，明白精熟，不假思索。圣人用功却在《大易》，看“韦编三绝”可见。
《春秋》最是难看，无一点文采，不过几个字眼，颠倒用得的确，便使万世之大经大法，灿然具备。微而显，显而微，一归义理之精，无非自然之则。
一部《春秋》，不过几个字换来换去，数之可了。这几个字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参互错综，遂千变万化。曲曲折折，精义入神，不可思议，又至稳至当，极合人情。即以此尽天下之事，类万物之情，通性命之理。
《论语》有十数章，便是《春秋》义例。如《八佾》“《雍》彻”，“陈恒司败”，“崔子、子文”，“冉子退朝”，“正名”，“为卫君”之类，不独大义朗然，即词语轻重婉直之间，都是义例。如“藏文仲窃位”举其大，“微生高不直”举其小皆是。别的经书，都是据理而谈，待人以事实之。此经却是现在日用间事，立朝理家，往来酬酢，大经大法，微文小节，经权常变，一举一动，一名一号，无不本之天理，合乎人情。直是人生要紧切务，斯须不可离者。
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椿杌》，鲁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学者缘是，谓夫子周游诸侯之邦，采其国史而作《春秋》，误也。如果夫子参采《乘》、《梼杌》之文而修《春秋》，楚文以上，晋献以前，剪并诸姬，灭翼作晋，其事甚章，夫子何用隐之而没其本乎？荆于莘之役始书，始通也。晋、秦以暨吴、越，凡其入经之先后皆然。推此，则有赴告而后有书，旧史有书而后《春秋》有笔。不以他史益国史，故事有沿故而遗，其以闻见窍所因，故事又有革旧而审且信也。〈自记。〉
《春秋》一书，直是人生不可须臾离者。凡说夫子竞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是非褒贬，怎生峻厉，都是膜外话。夫子不过是该称君，该称臣，还你个本分便是。所以说“必也正名”。当时礼法荡尽，冠履倒置，圣人不别作一书，即用现成鲁史，为之笔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各得共安。不过不肯一毫苟且假借而已。吾辈作文章，第一件是不要捏造粉饰，有一句说一句。称乎其人与事，凡称谓，官爵、名字、年月之烦，无一不停当便是一篇好文字。
《春秋》字字皆经称量，又义精仁熟，恰当事理，字面上下增减，变不变，称名辨物，俱是化工。如隙司败问昭公知礼，曰“知礼”，为尊者讳也。及司败指出娶同姓，辄自引过，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娶同姓为非礼，固昭然不没，而臣子之分亦得。此便是《春秋》义例。又如唐平淮西，前后四年工夫，而韩文公作碑略之，似今日发兵，明日即捷者。及后，又有详叙日月处。淮、蔡内地，聚天下之力，四年而后克之，作文者尚铺张扬厉，岂不辱国？此等处直学《书经》不书年月体，一跳便跳过许多年、许多事去，其义则出自《春秋》。
史书惟《春秋》当法。年下书时，时下书月，月下书日。有以两日赴者，则书两日，有灾眚经几日者，则书某月；有无关轻重者，则不书日。
古书于字句问不能无错，惟《六经》无错处。《春秋》于本文错者仍之，却无奈他何。孔子于子阳曰：“吾知之，此公子阳生也。”子贡云：“既知之，何不改之？”子曰：“如不知何？”孔子问人“如何以报德”？及“如不知何”？都令人不能答。温公作《通鉴》，自以为得《春秋》之遗，而其中不合者无数。如生前即称谧，此最不可。《春秋》未经笔削，想亦是如此。邾仪父与隐公盟恃，未有爵也，至齐植公请于王而命之，始称子。如何于未有爵之先，即以爵称之？书曰邾仪父，称其名，得其正矣。问：“《春秋》若无传，不几废乎？”曰：“恶！是何言也？二百馀年事，不晓得何妨！如今何曾晓得五帝以前事？圣人存其大经大法，以扶世翼教，事迹固不足论。”
有言某治《春秋》，于比例上差有工夫。曰：“此最要紧。岂止《春秋》，凡经书皆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不是相比，则道理不能见得确实。况比事属词，《春秋》之教乎？圣人文章，随处不同。褒与贬不同矣，贬之中亦自不同。有贬至十分者，有九分几厘者。又不是特意做文章，恰是事理应如此。所以说《春秋》王道之权衡，是秤量过的，丝毫不差。如今说昌黎文为《六经》之文，其道理如何比得《六经》？而作文之法，却有《六经》之意。字不虚下，言有伦次，惟《六经》为然。文章要得此意，有当多说者，有当少说者，有常删去不说者，其前后次第，都要安排妥当，最是要紧。”
胡文定解《春秋》，岂为无功？祇是说夫子那样严刻利害，却不然。看来纯是一片忠厚之心，有一丝合于善，便奖许之恐后，其仁爱至矣。至“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说作圣人托南面之权，为见之行事，非也。谓他书托之空言，不若《春秋》皆是列国实事，有可考证，功罪易见，义理易明耳。《史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说者谓《春秋》由事迹上推见人之心曲，所谓“诛心”，其实非也。“见”字读现，与上“显”字同。《易》言造化幽微之故，以至于人事；《春秋》则由事迹之显著，而至于精微。句法少一“以”字，不与上对耳。见，即所谓“见之行事”也。陶元亮云：“矻矻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此老学识殊未易到，《四书》、《五经》，圣人总欲挽世风之浇漓而还之淳也。
友言：“冯定远先生云：“人熟读了《春秋》，自能做古文。”此言必有来历。”曰：“某平生即有此论。无论大经大法，即年月、称谓、序次、体裁，不知《春秋》，下笔便错。”
《左传》隐公在，公子翚便称隐公；《史记》武帝在，便称武帝，极有名史尚如此。试看字字著落，一毫不差，一毫不假借，除《春秋》更无有二。
朱子自谓：“此生不敢向《春秋》问津。”门人问：“何处不能了然”朱子曰：“即开头一句“春王正月”，便不能了然。”绝妙，点醒人机锋。其实《春秋》明白得“春王正月”，便都明白了；《中庸》明白得“天命之谓性”；《大学》明白得“在明明德”；《论语》明白得“学而时习之”；《孟子》明白得“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全部便可豁然。《易》之“元亨利贞”，礼之“毋不敬”亦然。
人起于寅，物生于春。春者，蠢也，言万物蠢然生动也。若十一月，木凋草枯，谓之发生可乎？《春秋》书“春王正月”，便见得天序不因王制而改。若是尊王，何不书“王春正月”乎？《尧典》劈头说“钦若吴天”，“敬授人时”。可知必以兴作人事起头为岁首方妥。夫子“行夏之时”，乃是“祖述尧舜”
问：“周公如何不用夏正，而用周正？”曰：“圣人学问，虽无有二，然各人亦似各有得力处。周家学问，都似在建子著意。文王《后天图》，用处在《震》，而发端则在《干》。”
隐无正者，二年以后无正月也；恒无王者，十八年之中，十四年不书王也。正者，诸侯所禀于王；王者，正诸侯者也。下不禀则无正，上不正则无王。桓弑其君，王不讨焉，而生死恩逮，是之谓不正而无王；隐终其位，王命四至，而朝聘奔会无一者，是之谓不禀而无正。然则他君异于此欤？曰，一经之始，于二君见义焉耳。《春秋》书法，见义者，义明则止，其馀以常书。〈自记。〉
春秋之初，犹以取邑为重，故隐四年莒取牟娄，桓十四年宋取牛首皆书，而后则不书。非《春秋》以为常事而不书，乃诸侯以为常事而不告耳。〈自记。〉
卒称其本爵“葬从其僭号。却有两说：一世情，一道理。世情者，其国来讣，称其僭号，我因其讣而记之于我史册中，则我为政。我为政，则何必依其僭？直云某爵而已。至葬，则我往其国而会其葬，以彼为主，吾非天王，安得入其国，对其臣子而贬其君父？殊无宾主之礼。《公羊》所谓“卒从正，葬从主人”也。以道理言，先正其罪，后纪其实。不书本爵，何以见其实？不著僭号，何以见其僭？前之义例已明，而后随其常称，两相印证，所谓“微而显”也。此竟是《春秋》一通例。如弑君之公子，先皆削去属籍以著其恶，义例明矣。至庆父之后，皆称公子而不削，亦是此例。见得弑君者竟公子也，则无父无君之罪更甚矣。如吴、楚先书国，后书爵，亦是此例。先儒以为进之，非也。惟吴、楚之丧，止于其来讣时书其本爵而已，至葬，虽鲁君或在，亦不书。盖葬虽从主人，而断不可书曰某王，故宁阙之。
近看《春秋》，见得一片天理人情，只苦来日有限，未能卒业。其中义例纷然，变化错出，思之皆有妙义。如乱臣贼子，初则削其籍，称其名，后乃称其爵，或称其国，或称某国人，或称盗。盖初则疾恶之至，绝之非其臣手也。既乃并存其爵，若曰此为其某官，为其世子，而至为此事也。史官如董狐、南史者甚少，焉能皆死其官？使弑君之贼，皆如赵盾、崔杼之不能逃其罪，史官既不能死其职，则弑君之贼必秉国钧，安肯以已行弑讣于诸侯？势必另举一人以实之。如魏高贵乡公之事，司马昭问陈泰曰：“今日之事，何以处我？”陈泰曰：“惟杀贾充，稍可以谢天下。”昭问其次，曰：“泰言有进于此者，不知其次。”论首恶则昭也，乃诛行刺之成济而归狱焉。朱子灼知确见，故书曰：“魏司马昭弑其主髦。”假使考之不确，既不能无所证据，而以大恶加人，若书其归狱之人，却令首谋者漏网，后世将竟不知其为某某也。夫子于此等，则书曰某国，罪其大臣也；曰某国人，则与谋者多也；曰盗，宦官宫妾之类不足齿数也。不书其名，一以见阙疑之意，一以使后之人不知所主名而推求之，则其人亦不能以归狱于他人而卸其罪。此等义例，信非圣人不能创。若《纲目》，则大贤之书，成例一定，依此书之，不敢屡变矣。《晋乘》相传前代尚有见者，其书河阳事，竞曰：“周襄王出会晋文公”，是诚何语？夫子改曰：“天王狩于河阳”，何等严正。
称国人以弑，《传》云：“罪累上也。”此义大不稳。《春秋》中，诸侯之有罪者，莫过于三灵：楚灵、晋灵、陈灵，宋尝书人也，此是大义例。盖其人当权秉政，或讣不以实；或自己欲掩其罪，而乱指一人以代其辜；或重赂一人以抵其罪，我国何得依之以蔽其奸？然史之阙文，孔子所谨，即明明知为某人，亦不便竟以其人实之。故作不结之案，曰某国有人弑君，隐然属之其人。其人时自惊心，后人又将究其人以实之。如有贼犯孥不到，他乱推一人，或买一人来抵罪，官府不肯与他结案，宁可悬以待捕，令他终身不敢出头露面。所以不学《春秋》，无以断事。《春秋》乃刑书也。今之悬案，即是比例。
论人止就其事迹，不必钩深索隐。钩棘得之，来必不差。如用刑，宁失出，毋失入也。孔予沦人，以及《春秋》书法，皆是如此。《春秋》如今日档案则例一般，凡大事须查案定拟。韩文公云：“《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但得王法不泯便好，何用又推深一层？如今觉得《春秋》千变万化，都是平平常常情理。
说《春秋》莫太高，放平些好，总是人情物理。其中王法森然，一字不可假借，极宽大，极谨严，温而属，威而不猛，变换无端，各当其则。如鲁君逆不称夫人，而曰女，未成礼则为他邦之女而已，乌在为我夫人？且以著其父母之国也。及其来助成礼矣，乃曰夫人某氏至自某。周则不然，往即曰逆王后于某国。盖王者无外，谁非臣妾？天王曰某为王后，则王后矣，及其来，却不称王后，而著其国与姓焉。名已正矣，乃本其所自生，乌得泯其父母之国乎？大法精义，动笔斯在，周详委至，神化难拟。人取我国；之土地不书，讳之也。至济西则书，后卒归也。不书则后归无因，既归则不必讳矣。战败不书，讳之也。至干时之败则书，长勺即胜也。
高子来盟，楚屈完来盟，旧说未是。圣人妙尽人情，都是内本国而外他国，内中国而外四裔之意。大凡鲁君与诸国之大夫盟，皆不书公，惟书及某盟而已，不肯以我君与诸大夫等也。鲁有难而济轻之，故使高子来。桓公率众诸侯以临江、汉，倾天下之力，兴问罪之师，而楚子不亲出，仅遣屈完来，皆可耻者。故不著其君使之来，若彼国无君而其臣擅来者，非吾之辱也。独成公于楚师之临，孟献子、季文子不敢出，公自出与公子婴齐盟。书公者，所以著季、孟主忧、王辱之罪。
春秋初，诸侯兄弟多字，蔡叔、蔡季、纪季、许叔之类是也。其后，率称公子，例已见前也。叙伯叔者，著亲亲之恩；系属籍者，寓上下之等。春秋之初，国命未移，故亲亲之词厚。其后也，世卿逾恣，故上下之语严。奉君命则曰兄弟而名之，对上之称也；杀若奔则曰兄弟而名之，存亲之实也。叔肹称公弟于其卒，无列也；季友字于其归，非对上之称，且贤之也。无列何以不称公子？则以为于时之公子未有不贵者也。〈自记。〉
载词称“同盟”，而以同盟告，则同盟之矣。其所谓“同尊周”、“同外楚”，或当日在盟诸侯有此意，因加此字于誓词之上耳。非夫子所加也。〈自记。〉
《春秋》固谨内外、上下之分，然所谨者，大义大法而已。晋、楚国势之强弱，权籍之去来，于《春秋》何与？说经者必先去此一病而后可。〈自记。〉
观《春秋》所书，女以姓而男以氏，则知《周礼》。〈自记。〉
《春秋》存首月者，一时无事者也。隐、庄三月有事而存首月，为元年虽不即位，而有朝庙告正之礼。〈自记。隐公元年。〉
月而不日，常事耳，则众纷纷而凿为之说。“会戎于潜”，时而不月，乃寂无说焉，何欤？范氏之说又不明也。程子因旧史之说信已。“会”之见书于《春秋》，于“盟”略，故或时而不月，或月而不日，亦犹侵伐之于战灭也。〈自记。隐公二年。〉
内女嫁为诸侯夫人，未有书逆者，纪伯姬书逆何？曰：“逆女而左邻国，则身亲之者也，使大夫，非正也。春秋之时，亲迎礼废，纪、鲁不敌，犹不身亲，馀可知矣。书此示礼之变，馀不悉书也。”“逆不悉书，归何以害？”曰：“归者，内辞也；逆者，外辞也，详内而略外也。其不书归者，先儒以为皆有故也，遭出者也。为诸侯夫人者，书归不书逆；为大夫内子者，书逆不书归。”〈自记。隐公二年。〉
求赙不称使，当丧未君也。“武氏子”，略辞也；“仍叔之子”，详辞也。何详于仍权之子？蒙王命之称也。〈自记。隐公三年。〉
《春秋》书臣弑君者，州吁始也。书子弑父遝，商臣始也。继弑君者，采督是也。继弑父音，蔡般是也。《春秋》盟会多矣，无言其故者，曰“成宋乱”，为督也；曰“宋灾”。故为般也。则曷为不于州吁、商臣见义乎？曰；“商臣之弑，不责诸侯之诛无父之罪于无王之域，若曰楚之自绝诸夏久矣，诸侯力不加焉，此其可恕者耳。州吁者，盖属辞书事而已明也，诸侯之罪已见也。”〈自记。隐公四年。〉
州吁者，王不能杀，诸侯不能杀，而使卫人杀之。王不能为卫立君，诸侯不能请于王为卫立君，而使卫人立之，故书曰“卫人立晋”。其伤无王法也大，其罪卫人擅立也微。〈自记。隐公四年。〉
“邾人、郑人伐宋”，长邾于郑者何？春秋之初，未有伯者，故序侵伐，以主兵者为上；序盟会，以志者为先。〈自记。隐公五年。〉
《公》、《谷》皆曰：“《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不书葬，罪臣下也。”此理甚精。然求之全经，多不合者。《左氏》：“不书葬，不成丧也。”盖有乱臣贼子，贬其君父而不成丧者。有国乱，略于礼而不成丧者，贬其君父而不成丧，乐书、崔杼之葬厉、严是也。国乱，略于礼，鲁人之葬闵公是也。齐桓公曰： “鲁可取乎？”危乱可知，宜乎不成丧也。隐于二者何处也？曰：“殆羽父因其摄，杀其礼，与于贬其君父者云尔。”或曰：“羽父弑者也，岂肯贬公以章其罪？” 曰：“不见意如之别昭公于兆域之南者乎？故孔子曰“章夫子之不臣””。〈自记。隐公十一年。〉
王之不称天，自伐郑始也。据《传》周、郑交质、交恶，王之失柄甚矣。不行于畿内之邦，朝之卿士，而能远有乎？或曰：“此如朝于王所，语势之顺也。”曰：“不然。不朝于京师，不朝于方岳，而朝于盟会之处日所者，失所者也。不称天，皆微词也。”其曰“天王狞于河阳”何也？曰：“于其召也，尊王而没其实，以互讳；于其朝也，退王而寓其实，以交讥。”〈自记。桓公五年。〉
以“寔”为州公者，非也。盖本称为来朝我，而冬先过曹，州公之失于礼也，故书曰“寔来”。寔，是也。冬遇曹，而“春正月寔来”，语势如所谓“西倾因桓是来”。〈自记。桓公六年〉
凡《春秋》书事系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则非复蒙此日，而蒙上之时月也。武父之盟，卫侯晋之卒，两事适同日，故特两书日以别之。〈自记。桓公十二年。〉
上书突奔、忽归，此书突入，自是以后，郑君屡易。忽、亶、仪、突之际，《春秋》无一书者，或以为不成君也。夫三君相继，多历年所，弑逆大恶也，立君大事也，《春秋》悉削之，而独戍篡位之突，必不然矣。盖鲁桓党弑君者，故如宋、如郑，必列会兴师以定其位。当时郑通赴告，突也，非忽、亶、仪也，故三君之存；亡，莫得而书焉。〈自记。桓公十五年〉。
《公》、《谷》以为，贼不讨而书葬，“仇在外也”，“不责腧国而讨于是也”。夫仇有内外，何以谓之不共戴天乎？此条义例，未必《春秋》意也。〈自记。桓公十八年。〉
赗仲子，会成风，一事也；聘桓公，锡桓公命，一事也。皆名冢宰于前，王不称天于后。胡氏之说当矣。范氏曰：““天王出居于郑”，不可最大。“使仍叔之子来聘”“使家父来求车”，皆不可也。三者皆言“天王”，明非义所有，旧史有详略耳。夫不幸而有内难，播越出居，义不可厚非。求车、求金，皆小过也，岂得与紊乱三网之道同日语哉？使仍叔之子，其过不在于使非其人，为聘桓有罪焉耳。然而所以无贬者，义见前矣。”范氐之说，是未知事同则举重，义明则以常书之法也。旧史祥略，他当仍而阙也，无端而增削王号，夫子奚重而不更乎？然则伐郑及朝诸侯于会所，二事于出居甚乎？曰：“于渎三纲则损，而于出居甚矣。夫交质乱分，交恶起戎，暨乎害礼伤尊而会观者，皆伤王网也。自齐桓则汲汲乎定王之位，于出居奚尤哉？冠王于事而不称天者重，因事言王而不称天者轻。”〈自记。庄公元年。〉
管仲不死，程子“去就轻”之说，是。胡氏以为“徙义”。事不济而背之。“徙义”于此时，不亦晚乎？害义之大者；。〈自记。庄公九年。〉
陈人杀万，不书。胡氏以为宋赂而得之，“宋失贼而陈受赂，与鲁之共仲同，故《春秋》不与其讨贼也”。其说委曲，未必合于经意。愚谓闵弑、万奔，书，宋来告也。杀万、葬闵，不书，宋不告，鲁不会也。鲁、宋连年不睦，前有管之战而败宋师，后有北杏平宋而鲁不与。万尝获于鲁矣，庄公豢而归之，其弑也，又以誉鲁启衅。吾想其服刑也，宋将问鲁故焉，而因有憾于我也。是故宋不告，鲁不会焉尔。共仲之事，则又不然，季子盖死之而未以讨令也，与其酞叔牙同，立后亦同。《春秋》将同叔牙之例而卒之欤？何以不没其弑也？将书刺而又未以讨令也，则有不书其卒，以不殁其弑。疑于奔而不返者，而罪乃章显。故韩子谓：“孔子之作《春秋》，深其文辞也。”〈自记。庄公十二年。〉
“同盟于幽”始，盖无王有伯之初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非小故也。我公非诸侯欤？则未知斯盟之为是邪，非邪，故没之也。其或同、或不同，何也？因其旧焉尔。存乎载书者，或曰同，或不曰同。〈自记。庄公十六年。〉
四时无事，则书旨月。今以五月首时，何也？昏礼之失，未有甚于庄公者也。娶仇人之女，当丧面图昏，观纳币以固之，观社以尸之，丹楹刻桷以饰之，大夫宗妇靓用币以侈之，礼之失未有甚于庄公者也。《周礼》仲春会男女，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姻之时也。昏姻之礼不正，义系月，故去月。昭公娶同姓，义系时，故去时。〈自记。庄公二十二年。〉
畿内之臣不称使者，皆自来朝聘也。祭公、祭伯来不言朝，朝不可言也。“祭叔来聘”，聘可言也，尊王朝也。〈自记。庄公二十三年。〉
“曹杀其大夫”，胡氏曰：“方其交政中华，会盟征伐，虽齐、晋上卿，止录其名。至于见杀，虽曹、菖、小国，亦书其官。”愚谓会盟之类，总言诸侯之大夫者，有之矣。见杀者，书官之下未尝不名也。此何以不名？或曰众也，或曰无命大夫也，或曰义系于杀也。专杀大夫，非制也，无罪而杀，尤非义也。盖杀大夫之罪，不著名者为上，著名者次之，称人杀者又次之。削大夫者，杀者几无罪矣。〈自记。庄公二十六年。〉
“如楚”乞师，乞之得不得，未可知之辞也。“告耀于齐”，犹曰如其移之于国中云尔，知桓公之不遏耀也。〈自记。庄公二十八年。〉
“季子来归”。以为旌其贤，亦可通。然诸侯兄弟，有称字之例。以君命出入则名之，君前臣名之义也。出奔则亦名之，绝也。非此族也，则字之。〈自记。闵公元年。〉
以仲孙、高子为天子之命大夫，于理为长。盖是时齐威首行尊王之事，故请于天子而命之。〈自记。闵公元年〉
以前皆称利，外之也。至伐郑之役举国号者，将有齐桓膺惩之事，不得复举州也。欲有其末，先具其本，故变州举国。〈自记。僖公元年〉
“灭夏阳”，“执虞公”，晋人必将有辞以告于诸侯，故得而书之也。灭号，灭虞，晋人讳其事而不告，故不得而书之也。〈自记。僖公二年。〉
江、黄不与伐楚，管仲明知楚必服，而又恐其就近蹂躏江、黄，或不能救，以速江、黄之祸，故姑令勿与。此与问包茅南征，同一权宜也。〈自记。僖公三年。〉
虞、号之灭，晋人盖修其祀而不以灭告诸侯也。《春秋》之作，“其文则史”，不告灭，故不书灭。然实则已灭矣，故夏阳不应书“灭”而书“灭”。又书“晋人执虞公“，比于灭国执其君之例，则两国亡之实录也。〈自记。僖公五年。〉
僖公贤者，凡常事会盟，概不行告至之礼。伐楚、伐郑，兹两役也，荆、舒是惩，史克为之作颂，公盖自以为功，而鲁人大之也。故独书“至”，行告至之礼也。〈自记。僖公六年。〉
苟息启伐虞之役，不谏申生之杀，导君不义，陷君不慈，区区拥立嬖孽而殉之，诚哉其匹夫匹妇之谅。孔父、仇牧、苟息，圣人据事书之耳。其死之优劣，孜其事实可见，书法不得而异也。〈自记。僖公十年。〉
先儒言，杀里克不以其罪，故不去官，固是。然克自与他弑君之贼不同，虽见杀于惠，国人犹或哀之也。朱子谓克自不当安于奚齐、卓之立，但不可杀之者，庶几可与权之论乎？〈自记。僖公十年。〉
《春秋》之书“螽”，壳梁子谓：“甚则月，不甚则时。”恐反言之，时当甚于月也。〈自记。僖十五年。〉
六鹢书“是月”，不止嫌与陨石同日而已，如止嫌同日，何不更著其日乎？或者“六鹢退飞”不止一日也。〈自记。僖公十六年。〉
“灭项”，《公》、《谷》蒙上文，以为齐人灭之；《左氏》以为“公有诸侯之事，来归而取项”，则鲁人灭之也。胡氏例：“内讳灭日取。”此不讳，公在外也。讳者，臣子所以施于君父。以纳三叛人不讳例之，胡氏之说然矣。或曰：“例以“城楚丘，鸟知非齐灭也，”曰：“城楚丘”，义也，且有我在焉，故使如内词。“灭项”，非义也，如齐灭而非我也者，使如内词其可乎？〈自记。僖公十七年。〉
蔡服属于楚旧矣，齐之盟，其非长楚明也。班陈、蔡于楚上，于楚始会盟而正之也。然则郑何以后？曰：“桓公没，郑首朝楚，斯役也，其郑赞之欤？郑畿内之邦，非陈、蔡邻楚者比也。《春秋》恶之，故仍其下楚而下之，曰是甘为服属者云尔。”〈自记。僖公十九年。〉
“梁亡”谁以告，而《春秋》书之？盖秦人具其事实以告，且避灭国之名也。实非秦罪，故仍之而书“梁亡”〈自记。僖公十九年。〉
雨不足以沾渥曰“不雨”，纯无雨曰“大旱”犹“无麦禾”与“饥”也。〈自记。僖公二十一年。〉
僖之“至自伐齐”，公盖自以为功而告至耳。危之说不可施于召陵，久之说不可施于此，故又有罪之说，凿矣。〈自记。僖公二十六年。〉
围宋之役，楚首序于诸侯之上矣，故君在行而人之也，不与其长诸侯也。公从而会之盟，不讳公何索也？没楚即讳公。〈自记。僖公二十七年。〉
晋文入国，不见于经，曰不告也。其定王室为求诸侯动，未有不告者矣，而不书，恶而削之也。以求诸侯故迎王，受田请隧，威取畿内之地，功微而过积矣。〈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归不言其所自，卫侯郑言“自楚”，恶其于楚而自乎楚也。〈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元复归于街，书“自晋”，恶其所自也，倚强国以讼君也。〈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曹伯执不名而归名，与卫侯同义，皆始疾晋侯之专擅，而终乃本二君即楚去夏之非也。胡氏又蒐“货筮史”为义，曲矣。〈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前年书“公朝于王所”，“诸侯遂围许”。不以王所致而致围许，犹成十三年“如京师”，会“伐秦”，不以京师致而致伐秦。盖鲁人告至，原以围许、伐廉耳，非夫子特笔。〈自记。僖公二十九年。〉
杀之败，恐当从《左》、《谷》作秦师。《三传》经文同异，苟非其义确然不易者，则从二人之言耳。〈自记。僖以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