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惺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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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八·序一（书籍）
[编辑]古人藏图书，皆有私印记，曰“图书印”，不知今何以径称“图书”也。法书名画、扇卷行册，无此则无征，无征不信，不信不传，厥用大矣。其法辟则作古文时义：以古玉、精铜、奇石为纸，以良铁为利颖柔翰，其设色以丹砂和猬脂诸料为仲将之墨；以《说文》为《语》《孟》《六经》，以《韵会》诸书为注疏，以石鼓、禹碑、前后石经及钟鼎诸文为子史引据，以《印薮》诸书为历代文章正宗。雅俗关识，妍丑关趣，健弱关力，偏该关学，正傍关派——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吾友卢贝乘笃好此，其好事、收藏、赏鉴，虑无不放古之好书画者。余语贝乘：“古书画皆有专名，印独无有。然古印之工，何减书画？尝闻颜鲁公、赵文敏每有碑刻，手自勒石。古人事事不苟，苟可自作，不委俗工，以故有工技而无专名，想于印章亦然。”贝乘曰：“善。于明则有之：始文三桥，嗣则何雪渔，所得才一二枚。晚交新安刘生得何法，程生同时与刘称能品。朱文乃推刘，前刘为朱文者为李弄丸。所作小玉章如豆粒，腕力扛鼎。客燕时解一貂帽及箧中善衣购之。其地用玉，亦其长技。而玉章则程立伯独著。盖平生精神物力半此。”总之，所得者一二枚，青凤一毛不为少；多至数十枚，则白狐千腋不厌多；贵则宝马瓶珠之购《兰亭》不以为难；而贱则五斗豆买苏公醉翁草书不以为易。要以佳者期于遇，遇者期于得。是卢君之志也。
君惧其久而散轶失次，乃装池成一精册，一一印识其上，某凹、某凸、某凹凸半，某石、某玉、某铜，出某所，某为何所人作，而属余题其所以。
昔米襄阳好古玩而耽书及石，专愚成癖。夫印之文半取诸书，而质半取诸石，具二家之体而微者，其惟印章乎？贝乘好古，精六法，雅负石癖，名其斋曰“语石”，可谓善撮老颠之胜矣。题成，复戏语贝乘：“子具好事、收藏、赏鉴三长，力不能尽得法书名画，而姑寄之识书画者，余又识其识书画者。夫书画之有印记，辟通侯之有章，身无封爵，即多得古通侯章，安所施用？”贝乘笑曰：“余姑取通侯章佩之肘后，以待异日九锡之至若何？且古侯王之后，化为氓隶；而金石之章万一流离人间为传器，即其章不复存，而印识于纸者，寒畯或得而睹之。是爵土之寿不如金石，而金石之寿不如纸也。”
夫印在金石，辟之墨迹；在纸，则向拓粉本耳。君其亟取所最赏者印数十百本，传之人间可也。
京朝官出典试事，其地之远近，事之繁简，额之广狭，颇以官为差。虽不可谓制，而不可谓非例也。尤之边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为差，虽不可谓制，而不可谓非例也。近主者忧边事日非，请稍变其格，事且报闻。黔，边地也，属有警，宜从其例。而臣以为三日试事，括帖从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萧然，兵民骚绎，有弹压综理之任。黔文事又简，虽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当处诸臣后，臣惺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钦往典乙卯黔试也。牍成，臣明钦首为言矣，臣惺复何言哉？
臣惟国家取士，士举于乡者，始得名为孝廉。孝廉之名仿于汉。汉取士之科有茂才异等，有明经，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顾茂才者，则武帝诏中所称“跅弛不羁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称士之为诸生者。其于明经，则以称诸生之廪于庠而岁贡诸宗伯者。彼茂才、明经，亦安然自处于孝廉之下而不争，需次而不敢逾。乃知国家所以鼓舞颠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于用汉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称，而本末轻重较然矣。士之得称斯名者，奈何不反而思其义也？
《记》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事亲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于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为士计，而使士自为计，士亦安能尽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禄，上皆使得致于亲。上未得士一官寸禄之报，而所施于士者方未已。兴孝训廉，凡所以全士体而养其气者，一一先其未发，求之于无言，代为之计，而预为之所，有甚于士之自为全、自为养者，而士反不自全、不自养。孝欲以事君，而孝或衰于得君之专；禄用以训廉，而廉或变于聚禄之厚。则士负取士者，取士者负国家也。
夫《六经》，庸言；孝与廉，庸德。士有跅弛不羁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经术，以庸始终之，斯豪杰而圣贤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况上嘉与广励，不忘远方，新额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适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杰圣贤其人者，又取必于三日之文，其视有司之弹压综理于兵民间而必欲得其要领者，难易又当何如？诸士其懋勉之，无使臣失言而可矣。
选古人诗而命曰《诗归》，非谓古人之诗以吾所选为归，庶几见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选古诗，人遂以其所选者为古诗，因而名古诗曰“选体”，唐人之古诗曰“唐选”。呜呼！非惟古诗亡，几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归之也。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又能使古诗之名与实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选哉！
尝试论之：诗文年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然其变有穷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无穷也。操其有穷者以求变，而欲以其异与气运争，吾以为能为异而终不能为高。其究途径穷，而异者与之俱穷，不亦愈劳而愈远乎？此不求古人真诗之过也。
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无以服其心，而又坚其说以告人曰：“千变万化，不出古人。”问其所为古人，则又向之极肤、极狭、极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
惺与同邑谭子元春忧之。内省诸心，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而特不敢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也。
书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诗归》；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诗归》。取而覆之，见古人诗久传者，反若今人新作诗；见己所评古人语，如看他人语。仓卒中，古今人我，心目为之一易，而茫无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与古人之精神，远近前后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者也。
《三注钞》者，钞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也。
序曰：孔子云：“述而不作。”注者，述之一端也。虽曾子之于《大学》，文王、周、孔之于《易》，以至左氏、公、谷之于《春秋》，皆注也。凡注之为言，依于其所注者也。故离乎其所注者，而不能为书。离乎其所注者而犹能为书，盖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于所注者之中，而又游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可钞也。古人以书之力为注，而后人不能以注之力为书，则以古人重于视其述，而后人轻于视其作也。故予钞三《注》而重有感于述作之际也。
或曰：“《水经》，经也；《三国志》，史也；《世说》，说也。书宜首经，次史，次说。子于三子世焉何居？”曰：“已离乎其所注者，而直为注矣。直为注，则其次视诸注者之人之世焉可也。”
国家之法，当极敝大坏之后，见谓必不可为矣。有一人焉欲起而为之，已而卒无不为。为之而又不劳馀力者，是其于所以为之之道，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至密，为智者之所不及谋。及其思而得之，见诸行事也，必有一极简极明，为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而后黠者不能变，法之所以可久也。
国家塞下粟，强半仰于两淮盐课，乃套搭之苦，中于两淮，十馀年矣。套搭深，则积引没；积引没，则见引复积；见引积，而边商之新钞无所售；新钞无所售，而后举商与国之困，全以为奸民利。
吾楚沧孺袁君，佐计大农，为疏理十议。大要以正行见引、附销积引为主，期十年套尽，复盐法之故。部覆其议报可，特设盐法宪臣疏理两淮盐法，即以君往。往有日矣，乃事中事外之人，犹谓盐法坏尽矣。如沈屙积岁，医者持药囊进，虽口头纸上凿凿必可经验，有如举手投剂与病者丝狖不相应，则国手与庸医其效无异。彼奸民为利者，亦乐有是说，庶几中挠之。君不为夺，曰：“销积引之说，无所事疑也。惟正行见引，察之人情，乐于趋，而或苦其多。于是予之以所乐，而不强其所苦，画为十纲，岁以一纲行旧引，以九行新引，各不相涉，而交得所欲。”盖向以四十八万有奇新引，聚责于二十万旧引之商；今使之散行于二百馀万超掣之商，不妙于害之中开之以利，妙于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权之，轻重布之。
令甫具，群情豁然。行之数日，而输者十四万，数月而十倍之。还套搭二十四万，补司库六万，边商得新价四十万。桁杨呼霡，不闻于庭，两淮若不知有盐使者。语曰：“民之趋利，如水走下。”非民之乐于输，利在输不在逋，则舍逋而向输者，其势也。
纲法之效如是，向谓其不可为者，见其为之不劳馀力，反以其太易而疑有他端焉。夫课医之法，以病者起蹶为程。今贵人而抱沈屙，亦尝费岁月，糜金钱，卒无起色。有持草木之滋，手到患除，弹指而复起为人，易则易耳；当其访师、拜药、投躯、破产及诊切之时，精神与病者通，此岂可谈笑而致之者邪？乃病者及侍病者，反以其期之不久，费之不奢，而不以国医酬之也，岂有是哉？大抵人见谓不可为之日，自有难而易者，而人第惧其难；及为之不劳馀力之日，又自有易而难者，而人第疑其易。天下事，其故岂能一一告人哉！
夫法之极简明，未有不出于极深密者也。人见夫《纲册》之行，为愚者之所共知，而不见夫所以有此《纲册》者，非苟而已也。所见者易之，所不易者又不必见，独盐法乎哉？抑闻之庖丁之解牛也，视为止，行为迟，四顾踌躇，乃在游刃馀地之后。从古老成谋国，其设心难易之序，先与后有绝不与人同者。今日盐法至此，是亦君游刃馀地之后也。难易两者，君何择焉？呜呼，独盐法乎哉！
或曰：“东坡之文似战国。”予曰：“有东坡文，而战国之文可废也。”何以明之？战国之言，非纵横则名法，于先王之仁义道德、礼乐刑政无当焉。而其文终古不可废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气、纡回峭拔之情，常存于天地之间也。使战国人舍其所为纵横、名法，而以为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言，则其心手不相习，志气不相随，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纡回峭拔，以成其为战国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后存文，则是理者，事词之祟而文之贼也，岂有是哉！今且有文于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气、纡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中，取不穷而用不敝，体屡迁而物多姿，则吾必舍战国之文从之，其惟东坡乎？
今之选东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尽之。故读其序记、论策、奏议，则勉卒业而恐卧；及其小牍小文，则捐寝食徇之。以李温陵心眼，未免此累，况其下此者乎！夫文之于趣，无之而无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则死。人之能知觉运动以生者，趣所为也；能知觉运动以生，而为圣贤、为豪杰者，非尽趣所为也。故趣者，止于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尽东坡之文，可乎哉？
是故《老》《庄》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商》《韩》者，经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说而已。夫东坡而非文人也则可，东坡而文人也，岂有不知其文之妙者哉？以为吾舍此自有真学问、真文章。理义足乎中，而气达乎外，胆与识谡谡然于笔墨之下，取战国之风调，易以己所欲言，而其渊源相去远矣。世有病战国之文无当于道，而爱其文终不能废者，吾请以东坡之文代之。
昔铜台妓有妙于音而性恶者，魏武帝欲杀之而难其才。乃选数十百人，一时俱教。久之，有一人音与之齐，即杀恶性者。此所谓有东坡文而战国之文可废之说也。且夫战国之文，亦自有等焉。人但知《国策》为战国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战国之文也。老泉好《孟子》，此苏家文出战国之原也。
今夫飨客者，为可继也，为可达也，则其具不过曰谷、曰畜、曰鲜、曰果蔬而已。谷征诸田，畜征诸牢，鲜征诸陂，果与蔬征诸圃，何其近也！至错之为言，以珍异得名，则将问之海。何则？其为质异，则其产必远。所产远，则取之也艰。所产远而取之艰，则其势必不能以多得。
友人夏茂卿，著《词林海错》，快心悦口，乃遂至十卷，不可谓得之不多者矣。尝闻秦晋之人，得蟹之枯甲，悬之户以驱鬼断疟，不经见故也。而洞庭白小，风俗以当园蔬。闽之窭人，啖江瑶柱、砺黄，与鱼虾无异也。茂卿举孝廉不仕，养志读书，其人文行君子也。胸中暇整，出其馀地，盖有小四海焉。茂卿之取错于海，犹之田之谷、牢之畜、陂之鲜、而圃之果蔬也。
世人读茂卿书，不识甘苦，漫然以“博”之一字题之。夫广贮迂搜，横陈奇集，此博者事也；引义触类，宣滞化腐，通彼我之怀，联述作之交，非博者事也，盖有通识慧心焉。三家村中暴富儿，见贵客至，倾筐倒庋，剪砌饾饤，几案陈陈，而寒窘之气，常见于卒遽之中。高明之家，座客常满，妻妾僮仆若不知有客，出一蔬以饷客，而门以内常觉充然，客不敢逆其中之无有。此暇整之说，其所由来深矣，岂可为博者道哉？持此以读茂卿书，十卷可也，数句、数字可也。
游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车所至，云烟朝暮，竹柏阴晴，凡高者皆可以为山，深者皆可以为水也。游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胜也：舟车所至，时有眺听，林泉众独，猿鸟悲愉，凡为山者皆可以高，为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为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为胜；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胜反不能自为名。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曰事，曰诗，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为甚。
吾友曹能始仕蜀颇久，所著有《蜀中广记》。问其目，为通释、为风俗、为方物、为著作、为仙释、为诗话、为画苑、为宦游、为边防、为名胜诸种，予独爱其《名胜记》体例之奇。其书借郡邑为规，而内山水其中；借山水为规，而内事与诗文其中。择其柔嘉，撷其深秀，成一家言。
林茂之，贫士也，好其书，刻之白门，予序焉。
辟之奕：郡邑，其局也；山水，局中之道也；事与诗文，道上子也；能使纵横取予，极穿插出没之变，则下子之人也。古今以文字为山水名胜者，非作则述。取能始之慧心，不难于作，其博识，亦不难于述。唯是以作者之才，为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迹，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辞从吾心手，而事辞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于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尽出其面目，以让能始为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尽出其心手，以让古人为作者地。理者相生，权实相驭，是为难耳。要以吾与古人之精神俱化为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两事，好之者不作两人，入无所不取，取无所不得，则经纬开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虽谓能始之《记》以蜀名胜生，而仍以名胜乎蜀可也。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为言，贵信也；奇则传疑，故无取焉，听其散见于旁史稗官之属而已。然而有关于妖祥之数，为国家兴亡之征、君臣劝警之资者，千百中亦或录其一二，非好奇也，势也。惟其藏一二于千百之中，非心目之灵而细、笔舌之警而裁、时日之闲而宽者，常过而失焉。
余同年李心石，左官无事，天与人俱若私之以读书之日，而出其心目，佐以笔舌，纵观二十一史，节取其事辞之可喜可愕者，选言简章，命其书曰《撮奇》。人见以为二十一史中之事与辞，而不知一经心石弃取，则李氏之书，而非诸史氏之书也。
夫采缉之难于自运也久矣，未可为俗学读书作文者道也。自运者，局势机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缉古人之辞事，勒成一书，要使览者忘其事辞之出于古，若我所自著之书，而原文又无所删润，寻常口耳，忽成异观。此合述作为一心，联古今为一人者也。今所谓采缉者，饾饤而已，乌能成书乎？
士大夫居世运之江河，当人情之风雨，无论身不必居要津，即幸而躐取之，虽贤者决不能行其志，况窃位苟禄、骄人肥己者乎！惟读古人书，于其正者，则观其所以居身入世，进退出处之迹，夷险昭晦之故——真著述犹愈于伪经济，此非空言，正为实事。而于其奇者，若事关妖祥，为国家兴亡之征、君臣劝警之资者，录之成书，传之其人，此亦有深心大用焉，非旁史稗官之属而已。
余比多暇，尝叹士大夫处君臣朋友之间，多不得其道者，半由不读书。又睹古之小人无不读书，而今之所号为君子，有不识正史时代者。以此不敢自虚岁月，流览二十一史，欲节录其正文，附注己意，作《诸史详略》一书。心力未遑，约之为《史怀》若干卷，仅标己意而已。其于史家之正处，既未能窥其大意；而一切奇处，可喜可愕，如心石所撮，若从来未经予目者。以此愧予之暇整精该，万不及心石之一。而撮之时义，未易言也。
〈（沈刻《隐秀轩集·文昃集·序一》止此）〉
夫妙性真如，是谓大佛顶，见相永离；大定坚固，斯名首楞严，菩提始满。乃始中终之所不得异，而过现未之所不能殊也。顾圆通止趣一途，修证必资万行。所以用果为因，故因曰密因，诸经所同而兹稍异；乘因得果，故义曰了义，诸经或略而此独详。行此乃能成佛，昧此无繇结经。然舍利得秘记涅槃，兼缘觉声闻而毕举；阿难请最初方便，虽内秘外现而俱遗。斯何以故？愿乐欲闻。
盖《法华》成功而身已退，追谭中路所经；《楞严》就学而志无前，预断化城之想。结集者，明眼利根，弃小举要。宝几几既回，而述来宛尔；法筵未散，而看去了然。故陈义不待其终，开经已示其极。括五十五位中，约佛子善超之数语，而圆通之法已见前矣；就二十五圣内，举目连拘𫄨之六尊，而圆通之人岂外此乎！古今名宿，分曹竖义，殚力参微，互有短长，交相补救，通圣凡之驿骑，作迷悟之津梁。顾意义之幽深，会者未易；即文辞之巧妙，滞焉亦多。如初次征心，语未终而忽及庄严之路；再番显见，旨未明而先放佛面之光。广陈七大圆融之满义，独拈三科见识之偏辞。若不达举一例馀之法，几疑为衍文脱简之条。近三怀法师说法，以辨才无碍妙天下，而不注一经。人问其故，曰：“和尚先不识文理，安得注经？若不得已，以文士之笔，代僧家之舌，庶几相济，不致两伤。”旨哉斯言！几于无我。
夫行文之妙径难解，已如斯矣；况析理之深心要眇，当何似焉？要其大概，亦略可言：举开阐之大心，作攀援之妄想。几次破心，本以追搜贼首；七番觅处，公然党护盗窝。犹欲借阿难不定之辞，用以混如来无方之体。抗佛尤深，叛经斯甚。生死之本根有二，缘心最粗，业识为细，岂容一往无分？菩提之途路无多，真心独露，见性自除，焉得两存不废？旋妄而得法忍，所旋者岂七番所破之心？合湛而至不摇，所合者正八识所边之际。见见何时？乃如来照生相无明之候；闻闻何法？斯菩萨入见前寂灭之门。众生即佛，而世间语言未可入其知见；万法唯心，而藏中体性何尝杂彼色空？从破自、破他、破共、破无，因悟生灭之本无；故曰闻、曰思、曰修、曰如，幻证圆通之不隔。无和合无不和合，离无可离；非因缘非不因缘，遣何从遣。见在业果众生，迁流诚为有故；未有山河大地，能所定属何人。苟不详其相续之答，终难豁夫忽生之疑。众生缘断，而因且不生；诸佛觉全，而迷岂复作？细惑既除，诸魔自远。
第现业惟行可销，宿愆非咒不敌。既从顶出，即是佛身；立见邪逃，岂关魔号？言思已断，证悟斯存。等妙前之顿渐，境自分明；干慧后之浅深，人多混滥。诸天因地不真，何以寄回心之圣？二乘取途非错，何以堕邪见之流？即数处之觉迷，关全经之明晦。岂宜自信粗心，不务深通实相。以此不揣顽冥，妄希信解，研讨五年，栖寻众典。永新贺居士中男，慧性辩才，深心闳览。昔聚白门，演说者数过；中来闽署，披剥者四旬。辨因果于兹经，所异同于诸教。较如观果，快若拈花。自谓厥衷所蕴，非缘予笔不宣。亦恐遗忘，勉为疏缉。七卷以前，已怀强半；八卷至末，贺说居多。诸家旧解，义已安而文未圆者，通其违隔，酌其复单。几回易稿，劣得成书。是岁冬，居士来楚，重事推详，猥蒙证可。因取经中“如所如说”之语名之。如者，准佛五语之一也。
〈（以上一篇录自《锺伯敬先生遗稿》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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