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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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记
[编辑]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辉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
曰：“此宝文阁之所藏也，胡为于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余幸得与赐焉。予穷于世久矣，少不悦于时人，流离窜斥，十有馀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盖以遭时清明，天子向学，乐育天下之材而不遗一介之贱，使得与群贤并游于儒学之馆。而天下无事，岁时丰登，民物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迩声色，方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而余于斯时，窍获此赐，非惟一介之臣之荣遇，亦朝廷一时之盛事也。子其为我志之。”
余曰：“仁宗之德泽涵濡于万物者四十馀年，虽田夫野老之无知，犹能悲歌思慕于垄亩之间，而况儒臣学士，得望清光、蒙恩宠、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于是相与泫然流涕而书之。夫玉韫石而珠藏渊，其光气常见于外也。故山辉如白虹、水变而五色者，至宝之所在也。今赐书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将有望气者，言荣光起而烛天者，必赐书之所在也。
醴陵县东二十里，有宫曰登真，其前有山，世传仙人王乔炼药于此。唐开元间，神仙道家之说兴，天子为书六大字，赐而揭焉。太宗皇帝时，诏求天下前世名山异迹，而尤好书法，闻登真有开元时所赐字，甚奇，乃取至京师阅焉，已而还之，又赐御书飞白字使藏焉。其后登真大火，独飞白书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复宫之旧，建楼若干尺以藏赐书。予之故人处士任君为予言其事，来乞文以志，凡十馀请而不懈。予所领职方，悉掌天下图书，考图验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谓登真者，其说皆然，乃为之记。
夫老与佛之学，皆行于世久矣，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于世。二家之说，皆见斥于吾儒，宜其合势并力以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岂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说相盭而然邪？故其代为兴衰，各系于时之好恶，虽善辩者不能合二说而一之。至其好大宫室，以矜世人，则其为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祸福，人之趣者常众而炽，老氏独好言清净远去、灵仙飞化之术，其事冥深，不可质究，则常以淡泊无为为务。故凡佛氏之动摇兴作，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独兴，其间能自力而不废者，岂不贤于其徒者哉！知一是已。
庆历二年八月八日，庐陵欧阳修记。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闲，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裳，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于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
予乃为之言曰：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据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
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窍于混世。
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于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遗于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1]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2]方晋与吴以兵争，常倚荆州以为重，而二子相继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时矣，[3]至于流风馀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4]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皆足以垂于不朽。[5]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6]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以湮灭于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铭功于二石，[7]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山故有亭，[8]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宁元年，余邑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9]君知名当时，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10]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记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11]余谓君知叔子之风，[12]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寓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13]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究其详者，皆不复道。[14]熙宁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记。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东园。今年春，以书抵洛，命修志之。
李氏世家随。随，春秋时称汉东大国。鲁桓公之后，楚始盛，随近之，常与为斗，国相胜败。然怪其山川土地，既无高深壮厚之势，封域之广与郧、蓼相介，才一二百里，非有古强诸侯制度，而为大国，何也？其春秋世，未尝通中国盟会朝聘。僖公二十年，方见于经，以伐见书。哀之元年，始约列诸侯，一会而罢。其后乃希见。僻居荆夷，盖于蒲骚、郧、蓼小国之间，特大而已。故于今虽名蕃镇，而实下州，山泽之产无美材，土地之贡无上物。朝廷达官大人自闽陬岭徼出而显者，往往皆是，而随近在天子千里内，几百年间未出一士，岂其庳贫薄陋自古然也？
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风土，地既瘠枯，民给生不舒愉，虽丰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尝有树林池沼之乐，以为岁时休暇之嬉。独城南李氏为著姓，家多藏书，训子孙以学。予为童子，与李氏诸儿戏其家，见李氏方治东园，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视封树，日日去来园间甚勤。李氏寿终，公佐嗣家，又构亭其间，益修先人之所为。予亦壮，不复至其家。已而去客汉沔，游京师。久而乃归，复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寻童子时所见，则树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丛，荄之甲者今果矣。问其游儿，则有子，如予童子之岁矣。相与逆数昔时，则于今七闰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叹嗟徘徊不能去。
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复几闰，幸而再至，则东园之物又几变也。计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石物其泐乎！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公佐好学有行，乡里推之，与予友善。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景祐二年秋，清河张侯以殿中丞来守泗上，既至，问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于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旧而广之，度为万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万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于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与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实石坚，捍暴备灾可久而不坏。既曰：“泗，四达之州也，宾客之至者有礼。”于是因前蒋侯堂之亭新之，为劳饯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会也，岁漕必廪于此。”于是治常丰仓西门二夹室，一以视出纳，曰某亭；一以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后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筑州署之东城上为先春亭，以临淮水而望西山。
是岁秋，予贬夷陵，过泗上，于是知张侯之善为政也。昔周单子聘楚而过陈，见其道秽，而川泽不陂梁，客至不授馆，羁旅无所寓，遂知其必亡。盖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为政之法，而《周官》尤谨著之以为御备。今张侯之作也，先民之备灾，而及于宾客往来，然后思自休焉，故曰善为政也。
先时，岁大水，州几溺，前司封员外郎张侯夏守是州，筑堤以御之，今所谓因其旧者是也。是役也，堤为大，故余记其大者详焉。
真为州，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治所。龙图阁直学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许君子春之为使也，得监察御史里行，马君仲涂为其判官，三人者，乐其相得之欢，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而日往游焉。
岁秋八月，子春以其职事走京师，图其所谓东园者，来以示予曰︰“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从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䜩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芙蓉芰荷之滴沥，幽兰白芷之芬芳，与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阴；此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影，动摇而上下；其宽闲深静，可以答远响而生清风；此前日之颓垣断堑而荒墟也。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此前日之晦冥风雨鼪鼯鸟兽之嗥音也。吾于是信有力焉。凡图之所载，皆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远近，嬉于水，以逐鱼鸟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画者，吾亦不能言也；其为吾书其大概焉！”
又曰︰“真天下之衡也，四方之宾客往来者，吾与之共乐于此，岂独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台日益以新，草木日益以茂，四方之士，无日而不来；而吾三人者，有时而皆去也，岂不眷于是哉！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
予以为三君子之材，贤足以相济，而又协于其职，知所后先，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馀闲，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是皆可嘉也，乃为之书。
高阳许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为小园，作某亭某堂于其间。许君为江浙、荆淮制置发运使，其所领六路七十六州之广，凡赋敛之多少，山川之远近，舟楫之往来，均节转徙，视江湖数千里之外如运诸掌，能使人乐为而事集。当国家用兵之后，修前人久废之职，补京师匮乏之供，为之六年，厥绩大著，自国子博士迁主客员外郎，由判官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则简，简则易行而不违，惟简与易，然后其力不劳而有馀。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馀，治数亩之地为园，诚不足施其智；而于君之事，亦不足书。君之美众矣，予特书其一节可以示海陵之人者。
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丧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虽敝，兄未易衣不敢易；食虽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当得官，其兄弟相让，久之，诸兄卒以让君，君今遂显于朝以大其门。君抚兄弟诸子犹己子，岁当上计京师，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舍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贫，罄其家资走四方以求医，而药必亲调，食饮必亲视，至其矢溲亦亲候其时节颜色所疾，如可理则喜，或变动逆节，则忧戚之色不自胜。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叹。
呜呼！予见许氏孝弟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过其园者，望其竹树，登其台榭，思其宗族少长相从愉愉而乐于此也。爱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乡，由一乡而推之无远迩。使许氏之子孙久而愈笃，则不独化及其人，将见其园间之草木，有骈枝而连理也，禽鸟之翔集于其间者，不争巢而栖，不择子而哺也。呜呼！事患不为与夫怠而止尔，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后知予言之可信也。
九州皆有名山以为镇，而洛阳天下中，周营、汉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临四方，宜其山川之势雄深伟丽，以壮万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东，山之近者阙塞、万安、轘辕、缑氏，以连嵩少，首尾盘曲逾百里。从城中因高以望之，众山逶迤，或见或否，惟嵩最远最独出。其崭岩耸秀，拔立诸峰上，而不可掩蔽。盖其名在祀典，与四岳俱备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则其高大殊杰当然。
城中可以望而见者，若巡检署之居洛北者为尤高。巡检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筑之，治亭于上，敞其南北向以望焉。见山之连者、峰者、岫者，络绎联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来而向，去而背，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斗若依，世所传嵩阳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数之。因取其苍翠丛列之状，遂以丛翠名其亭。亭成，李君与宾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谓居高明而远眺望者欤！既而欲纪其始造之岁月，因求修辞而刻之云。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徙，故得独存。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
菱溪，按图与经皆不载。唐会昌中，刺史李𣸣为《荇溪记》，云水出永阳岭，西经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无所谓荇溪者，询于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杨行密据淮南，淮人为讳其嫌名，以荇为菱，理或然也。
溪旁若有遗址，云故将刘金之宅，石即刘氏之物也。金，伪吴时贵将，与行密俱起合淝，号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爱赏奇异，为儿女子之好，岂非遭逢乱世，功成志得，骄于富贵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今刘氏之后散为编氓，尚有居溪旁者。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惜其可爱而反弃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负城而近，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
夫物之奇者，弃没于幽远则可惜，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生平志气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浮槎山在慎县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阇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于浮图、老子之徒荒怪诞幻之说。其上有泉，自前世论水者皆弗道。余尝读《茶经》，爱陆羽善言水。后得张又新《水记》，载刘伯刍、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为得之于羽，然以《茶经》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险谲之士，其言难信，颇疑非羽之说。及得浮槎山水，然后益以羽为知水者。浮槎与龙池山，皆在庐州界中，较其水味，不及浮槎远甚。而又新所记以龙池为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录，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则不然，其论曰：“山水上，江次之，井为下。山水：乳泉、漫流者上。”其言虽简，而于论水尽矣。
浮槎之水，发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镇东军留后出守庐州，因游金陵，登蒋山，饮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爱，盖羽所谓乳泉石池漫流者也。饮之而甘，乃考图记，问于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遗予于京师。予报之曰：李侯可谓贤矣。
夫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富贵者之乐也。至于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而山林之士视天下之乐，不一动其心。或有欲于心，顾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获乐于斯。彼富贵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乐尔。惟富贵者而不可得兼，然后贫贱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两得，亦其理与势之然欤。
今李侯生长富贵，厌于耳目，又知山林之为乐，至于攀缘上下，幽隐穷绝，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于物者可谓多矣。李侯折节好学，喜交贤士，敏于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见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贵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以志其事，俾世知斯泉发自李侯始也。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其为汪洋诞谩，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
吾兄晦叔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壮矣。
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丘，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今吾兄家荆州，临大江，舍汪洋诞谩，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何哉？
盖其击壶而歌，解衣而饮，陶乎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则其心岂不浩然哉！夫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则，水波之涟漪，游鱼之上下，其为适也，与夫庄周所谓惠施游于濠梁之乐何以异？乌用蛟鱼变怪之为壮哉？故名其亭曰游鯈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记。
署之东园，久茀不治。修至始辟之，粪瘠溉枯，为蔬圃十数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阳既浮，萌者将勤。园之守启曰：“园有樗焉，其根壮而叶大。根壮则梗地脉，耗阳气，而新植者不得滋；叶大则阴翳蒙碍，而新植者不得畅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肿，疏轻而不坚，不足养，是宜伐。”因尽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广，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华，将特其实，若独不能损数畦之广为杏地耶？”因勿伐。
既而悟且叹曰：“吁！庄周之说曰：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见伤夭。今樗诚不材矣，然一旦悉剪弃；杏之体最坚密，美泽可用，反见存。岂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耶？”
他日，客有过修者。仆夫曳薪过堂下，因指而语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耶？夫以无用处无用，庄周之贵也。以无用而贼有用，乌能免哉？彼杏之有华实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盖有利之者在死，势不得以生也。与乎杏实异矣。今樗之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其见伐诚宜尔。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又异矣。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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