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文钞/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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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御试重巽申命论

论曰：昔圣人之始画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 巽之配于风者，以其发而有所动也。 配于木者，以其仁且顺也。 夫发而有所动者，不仁则不可以久，不顺则不可以行，故发而仁，动而顺，而巽之道备矣。 圣人以为不重，则不可以变，故因而重之，使之动而能变，变而不穷，故曰“重巽以申命”。 言天子之号令如此而后可也。

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者。 今夫日，皆知其所以为暖；雨，皆知其所以为润；雷霆，皆知其所以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为杀。 至于风，悠然布于天地之间，来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嘘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乔岳之上，细而入乎窍空蔀屋之下，发达万物，而天下不以为德，摧败草木，而天下不以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 此圣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术也。

圣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职。 士者皆曰“吾学而仕”，农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贾者皆曰“吾负而贩”，不知圣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变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 圣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盖得乎巽之道也。 易者，圣人之动，而卦者，动之时也。 《蛊》之彖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后庚三日。” 而说者谓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后者，慎之至也。 圣人悯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后三日而申之，不从而后诛，盖其用心之慎也。 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测其端；以至详之法晓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 天下不测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议也。 上令而下不议，下从而上不诛，顺之至也。 故重巽之道，上下顺也。 谨论。

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

论曰：君子之欲有为于天下，莫重乎其始进也。 始进以正，犹且以不正继之，况以不正进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强其国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术有浅深，而其成功有巨细。 虽其终身之所为，不可逆知，而其大节必见于其始进之日。 何者？其中素定也。 未有进以强国而能霸者也，未有进以霸而能王者也。

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为尧舜之君，而吾民为尧舜之民也。 以伊尹为以滋味说汤者，此战国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 管仲见桓公于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诸侯攘夷狄也。 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为霸者之佐，是故上无侈说，下无卑论。 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

商鞅之见孝公也，三说而后合。 甚矣，鞅之怀诈挟术以欺其君也。 彼岂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顾其刑名惨刻之学，恐孝公之不能从，是故设为高论以衒之。 君既不能是矣，则举其国惟吾之所欲为。 不然，岂其负帝王之略，而每见辄变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终于秦也，是其进之不正也。

圣人则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难。 圣人视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 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谓急矣。 然未尝以难合之故而少贬焉者，知其始于少贬，而其渐必至陵迟而大坏也。 故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

孔子之世，其诸侯卿大夫，视先王之礼乐，犹方圆冰炭之不相入也。 进而先之以礼乐，其不合必矣。 是人也，以道言之则圣人，以世言之则野人也。 若夫君子之急于有功者则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则继以先王之礼乐。 其心则然，然其进不正，未有能继以正者也。 故孔子不从。 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寻者，以利言也。 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 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进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为也。 不敢进而进，是易其君；不可为而为，是轻其身。 是二人者，皆有罪焉。

故君子之始进也，曰：“君茍用我矣，我且为是，君曰能之，则安受而不辞，君曰不能，天下其独无人乎！”至于人君亦然，将用是人也，则告之以己所欲为，要其能否而责成焉。 其曰“姑用之而试观之者”，皆过也。 后之君子，其进也无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将权以济道。 ”既而道卒不行焉，则曰：“吾君不足以尽我也。 ”始不正其身，终以谤其君。 是人也，自以为君子，而孟子所谓贼其君者也。 谨论。

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

论曰：为《谷梁》者曰：“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 ”请因其说而极言之。 夫《春秋》者，礼之见于事业者也。 孔子论三代之盛，必归于礼之大成，而其衰，必本于礼之渐废。 群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礼而定其位。 至以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 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尝一日不学礼而不治其他。 以之出入周旋，乱臣强君莫能加焉。 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纪纲条目，以遗后世之君子。 则又以为不得亲见于行事，有其具而无其施设措置之方，于是因鲁史记为《春秋》，一断于礼。 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所与也，其所贬者，礼之所否也。 《记》曰：“礼者，所以别嫌、明疑、定犹豫也。 而《春秋》一取断焉。 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 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 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夫礼义之失，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

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 使天下凡为君子者皆如颜渊，凡为小人者皆如桀跖，虽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间也。 其情则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 其情以为正，而不知其义以陷于邪者有之矣。 此《春秋》之所以丁宁反复于其间也。

宋襄公，疑于仁者也。 晋荀息，疑于忠者也。 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 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茍《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 故其书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春秋》之书战，未有若此其详也。 君子以为其败固宜，而无有隐讳不忍之辞焉。 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违，没又成其邪志而死焉。 荀息而为忠，则凡忠于盗贼、死于私昵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书曰：“及其大夫荀息。 ”不然，则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谨论。

儒者可与守成论

圣人之于天下也，无意于取也。 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凤，鸟兽萃焉。 虽欲辞之，岂可得哉？禹治洪水，排万世之患，使沟壑之地，疏为桑麻，鱼鳖之民，化为衣冠。 契为司徒，而五教行，弃为后稷，而蒸民粒，世济其德。 至于汤武拯涂炭之民，而置之于仁寿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 此三圣人者，盖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 于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 以是得之，以是守之，传数十世，而民不叛。 岂有二道哉？

周室既衰，诸侯并起力征争夺者，天下皆是也。 德既无以相过，则智胜而已矣；智既无以相倾，则力夺而已矣。 至秦之乱，则天下荡然，无复知有仁义矣。 汉高帝以三尺剑，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 虽稍辅以仁义，然所用之人，常先于智勇，所行之策，常主于权谋。 是以战必胜，攻必取。 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于无事，以为子孙无穷之计，而武夫谋臣，举非其人，莫与为者。 故陆贾讥之曰：“陛下以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叔孙通亦曰：“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 ”于是酌古今之宜与礼乐之中，取其简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为朝觐会同冠昏丧祭一代之法。 虽足以传数百年，上下相安，然终不若三代圣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长也。

夫武夫谋臣，譬之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 儒者譬之五谷，可以养生，而不可以伐病。 宋襄公争诸侯，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败于泓，身夷而国蹙。 此以五谷伐病者也。 秦始皇焚诗书，杀豪杰，东城临洮，北筑辽水，民不得休息，传之二世，宗庙芜灭。 此以药石养生者也。 善夫，贾生之论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为二道。 故具论三代以来所以取守之术，使知文武禹汤之威德，亦儒者之极功。 而陆贾、叔孙通之流，盖儒术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论

论曰：昔者圣人之将欲有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难，而其终也至于久远而不废。其成之也难，故其散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轻。其合之也迟，故其散之也不速。夫圣人之所为详于其始者，非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忧其终之易败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忧其终之易失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忧其终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从而节文之，绸缪委曲而为之表饰，是以至于今不废。及其后世，求速成之功，而倦于迟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欲得也止于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详，其终将不胜弊。呜呼，此天下治乱、享国长短之所从出欤？圣人之始制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执事，此足以为君臣矣。圣人惧其相易而至于相陵也，于是为之车服采章以别之，朝觐位著以严之。名非不相闻也，而见必以赞。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屦以为安，饮食以为养，此足以为父子矣。圣人惧其相亵而至于相怨也，于是制为朝夕问省之礼，左右佩服之饰。族居之为欢，而异宫以为别。合食之为乐，而异膳以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亵也。生以居于室，死以葬于野，此足以为夫妇矣。圣人惧其相狎而至于相离也，于是先之以币帛，重之以媒妁。不告于庙，而终以为妾。昼居于内，而君子问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为党，急难以相救，此足以为朋友矣。圣人惧其相渎而至于相侮也，于是戒其群居嬉游之乐，而严其射御饮食之节。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摈相之诏礼。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绍之传命。此所以久而不相渎也。

天下之祸，莫大于苟可以为而止。夫苟可以为而止，则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妇之相离，朋友之相侮久矣。圣人忧焉，是故多为之饰。《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圣人所以长有天下，而后世之所谓迂阔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贲。”尽矣。

形势不如德论

论曰：《传》有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势之不如德也。而吴起亦云：“在德不在险。”太史公以为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儒者之言兵，未尝不以藉其口矣。请拾其遗说而备论之。

凡形势之说有二，有以人为形势者，三代之封诸侯是也。 天子之所以系于天下者，至微且危也。 欢然而合，合而不去，则为君臣，其善可得而赏，其恶可得而罚，其谷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 当此之时，君臣之势甚固。 及其一旦溃然而去，去而不返，则为寇仇。 强者起而见攻，智者起而见谋，仿徨四顾，而不知其所恃。 当是时，君臣之势甚危。 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诸侯，错置亲贤，以示天下形势。 刘颂所谓“善为国者，任势而不任人。 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 此以人为形势者也。 然周之衰也，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无几也，是则德衰而人之形势不足以救也。

以地为形势者，秦、汉之建都是也。 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 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犹不服，又以诈囚其君，虏其将，然后仅得之。 今之臣服而朝贡，皆昔之暴骨于原野之子孙也。 则吾安得泰然而长有之！汉之取天下，虽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于仁义也。 当此之时，不大封诸侯，则无以答功臣之望，诸侯大而京师不安，则其势不得不以关中之固而临之，此虽尧、舜、汤、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于天下，荀卿所谓合其参者。 此以地为形势者也。 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专命，危自内起，而关中之形势，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势不能救也。

夫三代、秦、汉之君，虑其后世而为之备患者，不可谓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于其所不虑。 此岂形势不如德之明效欤？《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无障塞而固矣。 谨论。

刘恺丁鸿孰贤论

论曰：君子之为善，非特以适己自便而已。 其取于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 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于我也。 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与我，君子不取。 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 既为己虑之，又为人谋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 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是亦去小人无几耳。

东汉刘恺让其弟荆而诏听之。 丁鸿亦以阳狂让其弟，而其友人鲍骏责之以义，鸿乃就封。 其始，自以为义而行之，其终也，知其不义而复之。 以其能复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诈也，此范氏之所以贤鸿而下恺也。 其论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 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 及后世徇其名而昧其致，于是诡激之行兴矣。 若刘恺之徒让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丁鸿之心，主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 范氏之所贤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尽者，请得毕其说。

夫先王之制，立长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乱，非有意私其长而沮其少也。 天子与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国，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专有也。 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与人，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国与人，天下之通义也。 夫刘恺、丁鸿之国，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将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传之于所不当立之人，虽其弟之亲，与涂人均耳。 夫吴太伯、伯夷，非所以为法也，太伯将以成周之王业，而伯夷将以训天下之让，而为是诡时特异之行，皆非所以为法也。 今刘恺举国而让其弟，非独使弟受非服之为过也，将以坏先王防乱之法，轻其先祖之国，而独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礼，绳之以法，而恺之罪大矣。

然汉世士大夫多以此为名者，安、顺、桓、灵之世，士皆反道矫情，以盗一时之名。 盖其弊始于西汉之世。 韦玄成以侯让其兄，而为世主所贤，天下高之，故渐以成俗。 履常而蹈易者，世以为无能而摈之。 则丁鸿之复于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屡叹也。 谨论。

礼以养人为本论

论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数千岁，豪杰有意之主，博学多识之臣，不可以胜数矣，然而礼废乐坠，则相与咨嗟发愤而卒于无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学之不至，过于论之太详，畏之太甚也？夫礼之初，始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 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则亦未始无定论也。 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途之人皆可以为礼。

今儒者之论则不然，以为礼者，圣人之所独尊，而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也。 牵于繁文，而拘于小说，有毫毛之差，则终身以为不可。 论明堂者，惑于《考工》、《吕令》之说；议郊庙者，泥于郑氏、王肃之学。 纷纷交错者，累岁而不决。 或因而遂罢，未尝有一人果断而决行之。 此皆论之太详而畏之太甚之过也。

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 今不幸去圣人远，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者犹在也。 今使礼废而不修，则君臣不严，父子不笃，孝弟不形，义不显，反不足重乎？

昔者西汉之书，始于仲舒，而至于刘向，悼礼乐之不兴，故其言曰：“礼以养人为本。 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 刑罚之过，或至杀伤。 今吏议法，笔则笔，削则削，而至礼乐则不敢。 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 ”而范晔以为“乐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谢皋、苏而法令亟易”。 而至于礼，独何难欤？

夫法者，末也。 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 礼者，本也。 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 如此而不治，则又从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则因而急之。 甚矣，人之惑也。 平居治气养生，宣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然皆难之而不为。 悍药毒石，以搏去其疾，则皆为之。 此天下之公患也。 呜呼，王者得斯说而通之，礼乐之兴，庶乎有日矣。 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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