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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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图论上
[编辑]易图非伏羲之书也，此邵子之学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以八卦尽天地万物之理，宇宙之间，洪纤巨细，往来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后之人苟以一说求之，无所不通。故虽阴阳小数，纳甲飞伏、坎离填补、卜数只偶之类，人人尽自以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
吾尝论之：以为易不离乎象数，而象数之变至于不可穷。然而有正焉，有变焉。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为正，旁推而衍之者为变。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此圣者之作也；执其无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达于圣人。伏羲之作，止于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无一定之法，亦无一定之书，而刚柔之上下，阴阳之变态极矣。夏为连山，商为归藏，周为周易。经别之卦，其数皆同。虽三代异名，而伏羲之易即连山而在连山，即归藏而在归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尝别有所谓伏羲之易也。后之求之者，即其散见于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谓图学者，以此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别出横图于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气，谓之圜图。于其中交加八宫，以象地类，谓之方图。夫易之于天气地类盖详矣，奚俟夫图而后见也？且谓其必出于伏羲？既规横以为圜，又填圜以为方，前列六十四于横图，后列一百二十八于圜图，太古无言之教，何如是之纷纷耶？
诸经遭秦火之厄，易独以卜筮存。汉儒传授甚明，虽于大义无所发越，而保残守缺，惟恐散失。不应此图交叠环布，远出姬、孔之前，乃弃而不论，而独流落于方士之家，此岂可据以为信乎？
大传曰：“神无方，易无体。”夫卦散于六十四，可圜可方。一入于圜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该者。故散图以为卦而卦全，纽卦以为图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为皇极经世之书，有分杪直事之术，其自谓先天之学固以此。要其旨不叛于圣人，然不可以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变也，此邵子之学也。
易图论下
[编辑]或曰：自孔子赞易，今世所传易大传者，虽不必尽出于孔氏，而岂无一二微言于其间？子之不信夫易图，以为邵子之学则然矣。而邵子之所据者，大传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谓横图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谓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谓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传之意也，邵子谓之云耳。
夫易之法，自一而两、两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则然也。八卦之象，莫著于八物。而天地也，山泽也，雷风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为偶，而不能不为偶者也。帝之出入，传固已详之矣。以八卦配四时，夫以为四时焉，则东南西北，繄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盖说卦广论易之象数，自三才以至于八物、四时，人身之众体，与天地间之万物，何所不取？所谓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辩其为伏羲、文王之别哉？虽图与传无乖剌，然必因传而为此图，不当谓传为图说也。
且邵子谓先天之旨在卦气，传何为舍而曰“天地定位”？后天之旨在八用，传何为舍而曰“帝出乎震”？传言卦爻象变详矣，而未尝一言及于图，所可指以为近似者，又不过如此。自汉以来说易者，今虽不多见，然王弼、韩康伯之书尚在，其解前所称诸章，无有以图为说者。盖以图说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论。
易图论后
[编辑]或曰：子以易图为非伏羲之旧，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干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谓河图、洛书可废耶？盖宋儒朱子之说甚详，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顺五行生克之序，辨体用常变之殊，合卦范兼通之妙，纵横曲直，无不相值，可谓精矣。
曰：此愚所以恐其说之过于精也。夫事有出于圣人，而在学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图、洛书是也。圣人聪明睿智，德通于天。符瑞之生，出于世之所创见，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图、洛书圣人则之”者，此大传之所有也。通干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数，非大传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与大易同行，不藏于博士学官，而千载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书，而曰“古之图书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沦诡秘而为学者之所疑矣。虽其说自以为无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见之。龙虎之经，金石草木之卜，轨??木片?占算之术，随其所自为说而亦无不合。岂必皆圣人之为之乎？
大传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夫天地之间，何往非图，而何物非书也哉？揭图而示之曰，孰为上下，孰为左右，孰为干、兑、离、震，孰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凟？因其上下以为上下，因其左右以为左右，因其干、兑、离、震以为干、兑、离、震，因其巽、坎、艮、坤以为巽、坎、艮、坤，圣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谓效变化、则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当也？使二图者果在，如今所传，然其所谓精蕴者，圣人固已取而归之易矣，求图、书之说于易可也。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天者，圣人之所独得，而人者，圣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则骇而惑；告人以人，人则乐而从。故圣人之作易，凡所谓深微悠忽之理，举皆推之于庸言庸行之间。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词，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圣人见转蓬而造车，观鸟迹而制字，世之人求为车之说与夫书之义则有矣，而必转蓬鸟迹之求，愚未见其然也。
孔子赞易，删连山、归藏，而取周易，始于干而终于未济，则图、书之列，粲然者莫是过矣。今夫冶之所贵者范，而用者不求范而求器也；耕之所资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图、书而后有易，有易则无图、书可也。故论语“河不出图”，与凤鸟同瑞而已。顾命“河图在东序”，与兑弓、和矢同宝而已。是故图、书不可以精；精于易者，精于图、书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测度摹拟，无所不至。故有九宫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画，有坎、离交流之卦，与夫孔安国、歆、向、杨雄、班固、刘牧、魏华父、朱子发、张文饶诸儒之论，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纷纷不定，亦何足辩也！【旧刻直云“宋儒朱子之说详矣”，无“揭中五之要”以下四十馀字，今从抄本补入。又“何物非书也哉之下，常熟刻本有“卖兔之书未必起于兔，观鱼之乐未必出于鱼”十八字。按后段有造车制字之喻，又有冶范耕耒之喻，此复有鱼兔之说，似设喻太多。疑常熟刻是初本，而昆山刻删去者是定本。今从崑本。曾孙庄识。】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后成也。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故为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进、退、离、合，成阴、阳、老、少之画，与其初挂之一，亦不尽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变，自分二而定也。其挂，其揲，其扐，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挂，挂而揲，揲而归奇，乃所以不齐也。
归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阳之九，除初挂必有十二之馀；若得少阴之八，必有十六之馀；若得少阳之七，必有二十之馀；若得老阴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馀。其所馀之数不揲而归之扐者，此所谓治数之法举其要也。九具于揲，则三奇见于馀；六具于揲，则三偶见于馀；七具于揲，则二偶一奇见于馀；八具于揲，则二奇一偶见于馀；不必反观其在揲之数，而已举其要，此所以为营之终也。
其曰“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数也。挂扐虽举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数，仍以在揲之策为正。挂扐十二，无当于太阳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则九也；挂扐十六，无当于少阴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则八也；挂扐二十，无当于少阳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则七也。至于太阴之六，虽其数相当，而以前三者为比，亦必揲数之二十四而为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阳道盈而主进，太阳进之极，而数最多。极则退矣，故为少阴之三十二。阴道乏而主退，太阴退之极，而数最少。极则进矣，故为少阳之二十八。若挂扐之策，因过揲而见者也。故阳本进而反见其退，而数之少至于十二；阴本退而反见其进，而数之多至于二十四。此历家逆行之术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又曰“当期之日”，而“归奇〈【归奇 按易原文下有“于扐”二字。】〉以象闰”也。闰也者，时与日之馀也。
洪范之书起于禹，而箕子传之。圣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于冥冥之中，而有以启其衷者。故箕子以为传之禹，而禹得之天。汉儒说经，多用纬候之书，遂以为天实有以畀禹。故以洛书为九畴者，孔安国之说；以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者，二刘之说；以戴九履一为洛书者，关朗之说。关朗之说，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锡禹洪范九畴”，何尝言其出于洛书？禹所第，不过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从一而数之至于九，特其条目之数。五行何取于一，而福极何取于九也？就如儒者说，洛书之数，纵横变化，其理甚妙；禹顾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图乱之；洪范之义甚明，而儒者以洛书乱之。其始起于纬书，而晚出于养生之家，非圣人语常而不语怪之旨也。
洪范之书，以天道治人。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不过行所无事。少有私智于其间，即鲧之“汨陈其五行”也。读洪范者，当知天人浑合一理。吾之所为，即天之道；天之变化昭彰，皆吾之所为；宇宙之间，充满辟塞，莫非是气；而后知儒者位天地、育万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阴隲下民”，“天锡禹洪范九畴”，与五纪之天、稽疑之天、庶征之天、五福六极之天，其天一也。
九畴并陈，若无统纪，而义实联络通贯。皇极居中，而以前四畴会为皇极，后四畴皆皇极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于五事，所以修己；厚之于八政，所以治人；叶之于五纪，所以钦天。皇极之道，尽之于是。而后以五事施八政，而时用其鼓舞之权，则谓之三德；谋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龟诹筮，则谓之稽疑；察肃、乂、哲、谋、圣之应，则谓之庶征。以皇极敛福，则有福而无极。前四畴责之于己，治天下之根本要会；后四畴取之于外，治天下之枝叶绪馀。箕子于皇极而言五福，于庶征而言五事，此其可见之端也。敬、农、协、建、乂、明、念、向、威，各以一字该一畴之义。下文不过叙其目而演之，要无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则五事之则见，而为肃，为乂，为哲，为谋，为圣；不敬，则五事之则失，而为狂，为僭，为豫，为急，为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从、明、聪、睿之则而已。
八政者，所以厚民也。为之饮食，为之货贿，为之祭报，为之居室，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于斩伐咸刘，陈于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于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达乎厚用之意，则建官立政，漫无可据，此官方之所以错乱也。
五纪者，以岁之数，协月之数；以月之数，协日之数；以日月之数，协星辰之数；以岁、日、月、星辰之数，协历之数。治历明时，随时占候，期于协而已矣。
“建用皇极”者，天于兆庶之中，独命皇以治之，则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则。既为斯世之所取则，不可无道以观示之；而所谓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于气禀，狃于习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于天下，而惟自尽其所同然者以立于此而风动之，则天下靡然知所向方矣。建者，立于此而则于彼之谓也。
“乂用三德”者，正直、刚柔、弛张变化。当正直而正直，当刚而刚，当柔而柔，视物之所宜，而无取必于其间。此乂用之道也。
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无待于稽；事之疑者，圣人亦不能不取决于神。“汝则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群言并兴，将谁适从？此卜筮之建，圣人所以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于天，其精气相感，捷若影响。况人主为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喜见于天，而和气应之；一念之恶，谪见于天，而沴气应之。故欲观己之善恶，当观天之所以为应者以验之。雨、旸、燠、寒、风之时，则知其为肃、乂、哲、谋、圣之应；雨、旸、燠、寒、风之恒，则知其为狂、僭、豫、急、蒙之应。验之为言，如孝子事亲，日候其颜色以为忧喜。此人主事天之诚也。“向用五福”向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之福。“威用六极”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于凶短折、疾、忧、贫、恶、弱之极。世之人主知弃极取福矣，孰能向而威之！尧、舜在上，比屋可封，民无凶荒夭札者，此向威之实也。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圣人察五行之性如此；咸、苦、酸、辛、甘，圣人察五行之变化而无所不在如此。圣人之治天下，不过因其下而为之下，因其上而为之上，因其从、革、曲、直为之从、革、曲、直，因其稼穑而为之稼穑；是以天不失时，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则敬；以五纪则协；以皇极则建；以三德则乂；明于稽疑，则有吉而无凶；验于庶征，则得雨、旸、燠、寒、风之时；向于五福，则有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之应。八畴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为五行者如此，而圣人之用可见矣。
禹贡一篇，不过“水曰润下”之一语，而箕子以为彝伦之攸叙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间，有此身，即有貌、言、视、听、思之五事。貌之体本恭，而可以作肃；言之体本从，而可以作乂；视之体本明，而可以作哲；听之体本聪，而可以作谋；思之体本睿，而可以作圣：故五事之言恭、从、明、聪、睿者，犹水之言润下也。此所谓“有物必有则”。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则聪明睿知由此而出，“笃恭而天下平”矣。所谓皇极，虽兼总八畴，而其纲又在乎五事之一畴也。八政，唐、虞则属之九官，禹则有六府、三事，周家则谓之六典。即此八政，离合不同。治内之政六，而司寇最后；治外之政二，而师居末。盖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后丽于刑，则刑之可以无憾：邦交之礼不失，抚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顺，则侵伐不为黩。此顺施之序。五纪虽五，总之实历数之一纪。此亦王者之政，不序于八政之中，所以尊天。盖人主继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为之政，仰观天运而为之纪，以此与八政相对，故不列于八政之中。尧命四子，舜“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虞、夏之间，羲和之职最重。故胤征以“俶扰天纪”誓师。周官归之保章氏。后世益轻，太史公以为近乎卜祝之间也。
皇极一畴言锡福，何也？富寿安逸，人主所欲致之于民，而不能得之于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于回天地之气，此其锡福之微者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顾昏迷于行，不知所则效，颠倒悖谬，以自取戾；人君建极以示之，使知所则效，而为善以日图致福之道，是乃聚敛众福以敷锡于民也。庶民得于观感之间，皆于汝之极，保守不敢失坠，以应汝而“锡汝保极”矣。凡天下之无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则以示之，使之顺治于不识不知之中，而无假于声色之末，此皇建其极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长育成就之功，亦时行于其间，于以扶掖引诱，以发其“攸好德”之心。于其有为、有猷、有守者，则爱念之而不忘，不协于极而不罹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发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则锡之福而知归于极矣。虐茕独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于此。皇极之君，必无虐茕独而畏高明，又于其有能者，与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国。又能厚其禄，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发其“攸好德”之心。盖人而无“攸好德”之心，则虽欲“锡之福”而彼不受，徒为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动而归极之机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于发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锡，而五福皆锡也。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明以建极为锡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为五福之纲。遵道遵路，即可以见荡荡平平之体。言皇极之化，大普于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极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训，而人主无丝毫智力于其间。知所谓荡荡、平平、正直者，则知所谓帝之训矣。“凡厥庶民”，“是训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亲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万物熙熙之景象也。归极之民盖如此。
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强梗之世，以刚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随世而为轻重，易之所以有小过、大过也。然一代之习尚，多从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于用刚，沉潜者多于用柔，此治体之所以不纯，放在矫而克之。“强弗友”、“燮友”，称其物之所感，此刚克柔克也。高明沉潜，制其性之所偏，亦刚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于下，则正直、刚柔之权在于上矣。
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于卜筮以取决。而至诚无私之德，常与神明通，是以鬼神应之，各极其理之所至而无毫发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为治天下之一畴。“择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盖其重也如此。卜之体色墨拆，有雨、霁、蒙、驿、克之五兆，占之变化往来，有贞、悔之二体。于其差忒不齐之中，而衍之以观其从违。金縢“卜三龟”，大诰“朕卜并吉”，士丧礼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盖吾之所甚严而信之者，仅取衷于一人，时或不能与神明会，故详以求之。“龟从、筮从”，盖卜筮兼举，而龟筮协从。大事先筮而后卜，晋侯得阪泉之兆，赵鞅遇水适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独用之者。卜稽如台，梦协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袭”是也。龟筮共违于人，虽于卿士、庶民有不恤。夫既谓之大疑，则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蓍龟之理微矣。雨、旸、燠、寒、风者，天地惨舒之气，而系于人主视、听、言、貌之间。盖天人相感之机，有不可诬者，故箕子以意类明之。五者来备，各以其叙，所谓时也。极备极无，所谓恒也。雨、旸、燠、寒、风之时不同，其为休之征同也。故以五事之修类属之，以为其当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肃之必为雨、乂之必为旸、哲之必为燠、谋之必为寒、圣之必为风者，不可得也。雨、旸、燠、寒、风之恒不同，其为咎之征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类属之，以为其当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为雨、僭之必为旸、豫之必为燠、急之必为寒、蒙之必为风者，亦不可得也。汉儒不原箕子之意，规规然务离而析之，所以流为灾异之学。庶征以天道人事相推较，故又借岁、月、日、星为王与卿士、师尹、庶民之喻。盖旁衍及之，非本畴之正传。岁以统月，月以统日，岁与日月运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统卿士，卿士统师尹，王与卿士、师尹勤职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积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见；积月成岁，散岁于月而岁不见。君臣上下小大繁简之致见矣。岁、月、日、时无易者，王、卿士、师尹不失其职。此百谷之所以成，乂之所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为治之征也。日、月、岁、时既易者，王、卿士、师尹失其职。此百谷之所以不成，乂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宁，而为乱之征也。治与乱，存乎其职之失与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师尹以职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风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则固卿士、师尹之责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从星而有风雨，上之举动系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则多风，离毕则多雨，宿轸则雨，宿井则风，风雨以其气相感，故谓星之有好风好雨也。福极，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权。故养之而可以使之寿，厚之而可以使之富，节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宁，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伤之而可以使之“考终命”。然有养之、厚之、节之、教之、不伤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潜移默夺于冥冥之中，此所以为位育之极功，而居九畴之终也。
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范传，其论精美，远出二刘、二孔之上。然予以为先儒之说亦时有不可废者，因颇折衷之，复为此传。若皇极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谓锡福者，锡此而已。箕子丁宁反复之意，最为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谓有得箕子之心于千载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义，必于予言有取焉矣。
余少读尚书，即疑今文、古文之说。后见吴文正公〈叙录〉，忻然以为有当于心。揭曼石称其“纲明目张，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数访其书，未得也。己亥之岁，读书于邓尉山中，颇得深究书之文义，益信吴公所著为不刊之典。因念圣人之书，存者年代久远，多为诸儒所乱。其可赖以别其真伪，惟其文辞格制之不同；后之人虽悉力模拟，终无以得其万一之似。学者由其辞，可以达于圣人，而不惑于异说。今伏生书与孔壁所传，其辞之不同，固不待于别白而可知。
昔班固志艺文，有尚书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古经，汉世之伪书。别于经，不以相混，盖当时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晋杂乱之书，定为义疏，而汉、魏专门之学，遂以废绝。夫书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于流亡之馀，以笃老之年，仅仅垂如线之绪于其女子之口，千万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见唐、虞、三代之遗，而可不知所爱惜哉！
朱子盖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吴公实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学官者，既有著令，荐绅先生莫知广石渠、白虎之异义，学者蹈常习故，漫不复有所寻省。以数百年杂乱之书，表章于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叹也已。
考定武成
[编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于 原刻作“于”，依尚书校改。】〉征伐商。
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既戊午，师渡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
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势既顺，亦无阙文矣。汪玉卿尝疑甲子失序，盖先儒以汉志推此年置闰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无可疑也。
孝经一篇，十八章，河间颜芝所藏，芝子贞出之。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鲁三老献之。汉世传孝经，有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绝无师授。至刘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为定。魏、晋以后，王肃、韦昭、谢万、徐整之徒，注者无虑百家，莫有言古文者。盖古文并于十八章，而孔氏之别出者废已久矣。
隋刘炫始自离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数，著稽疑一篇，当时遂以为孔传复出，而儒者固已哗然谓炫自作。炫又伪造连山、鲁史等百卷，则炫之书又可信哉？故尝以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俱自孔氏，而废兴隐见于汉、隋之际，其迹略同，而其可疑一也。
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论经义。荀昶撰进孝经诸说，以郑氏为宗，其后陆澄谓为非玄所注。唐开元七年，诏群臣集议，史官刘子玄遂请行孔废郑。夫子玄以为非郑之注可矣，因欲以废经而用刘炫之古文，岂不过哉？当是时，儒者尽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从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于石碑，世谓之石台孝经。宋咸平中，诏邢昺、杜镐等依以为讲义。而司马温公指解，犹尊用古文，其意诋今文为他国疏远之伪书，盖见新罗、日本之别序，而近忘京兆之石台也。
元吴文正公始斥古文之伪，因朱子刊误，多所更定。今予一从石本。独其章名，乃梁博士皇侃之所标，非汉时之所传，故悉去之。
予又著其说曰：大哉孝之道，非圣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尝不对或人之问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约，岂非极万殊一本之义，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虽然，其书非孔氏之旧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独见于千载之下，以破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纯乎孔氏之旧也。则莫若俱存之。
自秦火之后，诸儒区区掇拾，而文艺之全者鲜矣。非孔子复生，莫之能复也。今世所存，如孝经、家语、大小戴之记，要以为有圣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学者之自择也。〈【皇侃见梁书，旧刻作皇甫侃，误也。】〉
〈【荀子非经也，今以无所附丽，姑从钱牧斋先生编入经解后。 】〉
荀子三十二篇，唐大理评事杨倞常移易其篇第，而今篇中亦多有失伦次者。余欲重加厘整，而惮于纷更，第别其章条，或句为之断，长短皆有意焉。而时有芜谬，取韩子“削其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之意，与其他脱文衍字，并为识别，读者可以一览而知也。
当战国时，诸子纷纷著书，惑乱天下。荀卿独能明仲尼之道，与孟子并驰。顾其为书者之体，务富于文辞，引物连类，蔓衍夸多，故其间不能无疵。至其精造，则孟子不能过也。自杨雄、韩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迨宋儒，颇加诋黜，今世遂不复知有荀氏矣。悲夫！学者之于古人之书，能不惑于流俗而求自得于心者，盖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