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文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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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变之势，而犹讳其变之实，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今日之军制，可谓高皇帝之军制乎？其名然，其实变矣。而上下相与守之至于极，而因循不改，是岂创制之意哉？
高皇帝云：“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自今言之，费乎不费乎？百万之兵安在乎？而犹以为祖制则然，此所谓相蒙之说也。尝考古《春秋》《周礼》寓兵于农之说，未尝不喟然太息，以为判兵与农而二之者，三代以下之通弊；判军与兵而又二之者，则自国朝始。夫一民也，而分之以为农，又分之以为兵，是一农而一兵也，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为军，又分之以为兵，是一农而二兵也，愈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为卫兵，又分之以为民兵，又分之以为募兵，是一农而三兵也，又益弗堪。不亟变，势不至尽驱民为兵不止；尽驱民为兵，而国事将不忍言矣。二祖之制：京师设都督府五，卫七十二；畿甸设卫五十；各省设都指挥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卫百九十一，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二百十有一；边徼设宣慰安抚长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卫所百有七。以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给军田，立屯堡，且耕且守。人受田五十亩，赋粮二十四石，半赡其人，半给官俸，及城操之军有儆，朝发夕至。若是，天下何病乎有兵，而又乌乎复立兵？久安弛备，政圮伍虚。正统末，始令郡县选民壮。弘治中，制里佥二名若四五名，有调发，官给行粮。正德中，计丁粮编机兵银，人岁食至七两有奇，悉赋之民。此谓之机快民壮。而兵一增，制一变。又久备益弛，盗发雍豫，蔓延数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糈，以为长征之军，而兵再增，制再变。屯卫者曰：我乌知兵？转漕耳，守御非吾任也。故有机壮而屯卫为无用之人。民壮曰：我乌知兵？给役耳，调发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壮为无用之人。臣尝合天下卫所计之，兵不下二百万。国家有兵二百万，可以无敌，而曾不得一人之用；二百万人之田，不可谓不赡，而曾不得一升一合之用。故曰：高皇帝之法亡矣。然则将尽卫所之军而兵之，官而将之乎？曰不能。抑将尽卫所之军而废之，田而夺之乎？曰不能。
请于不变之中，而寓变之之制，因已变之势，而复创造之规。举尺籍而问之，无缺伍乎？缺者若干人？收其田，以新兵补之。大集伍而阅之，皆胜兵乎？不胜者免，收其田，以新兵补之。五年一阅，汏其羸，登其锐，而不必世其人。若然，则不费公帑一文，而每卫可得若干人之用，推之天下，二百万之兵可尽复也。矧今日驻跸南中挽漕之卒，岁省数倍，以为兵则强，以为农则富，而不及时之宜一为变通，俾此百十万人袭兵之名，糜兵之食，而不能张弮注矢，为国家毫毛之用，是国家长弃此百十万人，并此百十万人之田，而终世不复也。则物力乌得不诎？军政乌得不窳？又何以兆谋敌忾，成克复之勋哉？
昔之都于南者，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凡八代。
当吴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邱，北以皖城、濡须为境。迨其亡也，则以长江之险，先为晋有。永嘉南渡，荆、豫、青、兖及徐之半入于刘石，梁、益入于李雄，以合淝、淮阴、寿阳、泗口、角城为重镇。至苻、姚、慕容之乱，始得青、兖、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碻磝丧师，佛狸之马，屯于瓜步，于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齐梁嗣主江左，淮南北并为战场。太清内祸，承圣寻兵，齐略淮南，魏收蜀汉，而江陵沦陷。陈氏轶兴，西不得蜀汉，北失淮淝，以长江为境，于是乎守江矣。幅员日狭，国祚弥短，采石京口同时并济，卒并于隋。南唐既失淮南，亦以江为境，国遂不支。宋都临安，与金人盟，中淮流为界，西拒大散关，端平灭金蔡州，挑兵蒙古。宝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衔璧，岂非大势然耶？
尝历考八代兴亡之故，中天下而论之，窃以为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而两淮山东，其背也。蜀据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蜀合于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资上流之势，以为我敌则危。王濬自巴丘东下，刘整谋取蜀以规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辑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凤、泾、陇之间，以撼天下不难。故战先蜀。赵鼎言：经营中原自关中始，经营关中自蜀始，幸蜀自荆襄始。陈亮言：荆襄据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关洛，楚人用之虎视齐晋，与秦争帝。东晋以来，设重镇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国之根本，百战复之，当加经理，盖宋人之论如此。及元取宋，果自襄阳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围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年而取临安矣。故无蜀犹可以国，东晋是也；无荆襄不可以国，楚去陈徙寿春是也。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陈之祯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襄急。古之善守者，所凭在险，而必使力有馀于险之外，守淮者不于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两淮。此则我之战守有馀地，而国势可振。故阻两淮急。
或曰，高皇帝尝以南取北矣，而何廑廑守之谓？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后可以制人。英雄无用武之地，则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当江东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汉，平淮安，降徐宿，而后北略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势也。且楚之霸也在邲；汉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阳析郦；光武起自南阳；宋武灭南燕，自淮入泗，灭秦自汴入河，此皆古来以南伐北之明证，有地利而后动者也。如愚之策，联天下之半以为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则虽有苻秦百万之师，完颜三十二军之众，不能窥我地；而蓄威固锐，以伺敌人之暇，则功可成也。此战守兼得之谋，而用兵之上术也。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国亦然。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乌氏、桥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弃颖栗而邰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国富也。事有策之甚迂，为之甚难，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国，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尝读宋魏了翁疏，以为：“古人守边备塞，可以纾民力而老敌情，唯务农积谷为要道。”又言：“有屯田，有垦田。大兵之后，田多荒莱，诸路闲田当广行招诱，令人开垦，因可复业，则耕获之实效，往往多于屯田。盖并边之地，久荒不耕则谷贵，贵则民散，散则兵弱；必地辟耕广则谷贱，贱则人聚，聚则兵强。请无事屯田之虚名，而先计垦田之实利。募土豪之忠义者，官为给助，随便开垦，略计所耕可数千顷，明年此时便收地利，可食贱粟。况耕田之，又皆可用之兵，万一有警，家自为守，人自为战，比于仓卒遣戍，亦万不侔。无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实；无养兵之费，而又可潜制骄悍之兵；不惟可以制虏，而又以防他盗之出入。不数年间，边备隐然，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愚以为此正今日之急务。夫承平之世，田各有主，今之中土，弥漫蒿莱，诚田主也疾力耕，不者籍而予新，不可使吾国有旷土，若是人必服，一易；屡丰之日，视粟为轻。今干戈相承，连年大饥，人多艰食，必劝于耕，二易；古之边屯多于沙碛，今则大河以南厥士涂泥。水田扬州，陆田颍寿，修羊杜之遗迹，复上元之旧屯，三易；久荒之后，地力未泄，粟必倍收，四易。然而有三难：大农告绌，出数十万金钱求利于四三年之后，一难；朝不能久任，人不甘独劳，蕲以数年之力专任一人，二难；天有旱涝，岁有丰凶，若何承矩之初年种稻，霜早不成，几于阻格，三难。愚请捐数十万金钱，予劝农之官，毋问其出入，而三年之后，以边粟之盈虚贵贱为殿最。此一人者，欲边粟之盈，必疾耕，必通商，必还定。安集边粟而盈，则物力丰，兵丁足，城圉坚，天子收不言利之利，而天下之大富积此矣。
莫善于国朝之钱法，莫不善于国朝之行钱。
考之史：景王铸大钱，周钱盖一变。汉承秦半两，已为荚钱，为四铢，为三铢，为五铢，为赤仄，为三官。逮于灵、献，为四出，为小钱。汉钱凡九变，唐铸开通，已更铸大钱，则有乾封、乾元，重棱，唐钱凡四变。宋仿开通旧式，西事起铸大钱，崇宁铸当十，嘉定铸当五，又杂用铁钱、交子、会子，而法弥弊。宋钱亦三四变。每钱之变，货物腾跃，轻重无常，而民苦之。国朝自洪武至正德十帝而仅四铸，以后帝一铸，至万历而制益精，钱式每百重十有三两，轮郭周正，字文明洁，盖仿古不爱铜惜工之意。而又三百年来无改变之令，市价有恒，钱文不乱，民称便焉。此钱法之善也。然至于今，物日重，钱日轻，盗铸云起，而上所操以衡万物之权，至于不得用，何哉？盖古之行钱者，不独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汉律：人出算百二十钱，是口赋之入以钱。《管子·盐策》：“万阵之国，为钱三千万。”是盐铁之入以钱。商贾缗钱四千而一算，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关市之入以钱。令民占卖酒，租升四钱，是榷酤之入以钱。隆虑公主以钱千万为子赎死，是罚锾之入以钱。晋氏南渡，凡田宅奴婢马牛之券，每直一万税四百，是契税之入以钱。张方平言屋庐正税茶盐酒醋之课率钱，募役青苗入息之法，以敛天下之钱而上之，赉予禄给，虑无不用。钱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穷者，钱之为道也。今之钱则下而不上，伪钱之所以日售，而制钱日壅，未必不由此也。请略仿前代之制，凡州县之存留支放，一切以钱代之。使天下非制钱不敢入于官而钱重。钱重，而上之权重。贾山有言：“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故计本程息之利小，权归于上之利大。今市肆之钱恶，而制钱亦与俱恶，以故市肆之钱贱，而制钱亦与俱贱。是上无权，以下为权也。上亦何利之有？此无他，上不收钱，钱不重也。愚故曰：莫不善于今之行钱，是贾生所谓“退七福而行博祸”者也。
人之大伦曰君臣，曰父子。臣事君，犹子事父也，苟为父报仇，则必甘心焉而后已。甘心焉而后已者，于凡人可也，于君则有不得以行之者矣。
太史公言子胥鞭楚平王之尸，《春秋传》不载，而予因以疑之。疑春秋以前无发冢戮尸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平王也。郑人为君讨贼，不过斫子家之棺而已。齐懿公掘邴歜之父而刖之，卫出公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传》皆书之以著其虐，是春秋以前无发冢戮尸之事也。平王固员之父仇，而亦员之君也。且淫刑之罪，孰与篡弑？一人之仇，孰与普天？报怨之师，孰与讨贼？唐庄宗尚不加于朱温，而子胥以加之平王，吾又以知其无是事也。考古人之事必于书之近古者。《穀梁传》云：“吴入楚，挞平王之墓。”贾谊《新书》亦云：“《吕氏春秋》云：鞭荆平之墓三百。”《越绝书》云：“子胥操捶笞平王之墓。”《淮南子》云：“阖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而《季布传》亦言：“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盖止于鞭墓，而传者甚之以为鞭尸，使后代之人，蔑弃人伦，仇对枯骨。赵襄子漆智伯之头，王莽发定陶恭王母丁姬之冢，慕容隽投石虎尸于汉水，姚苌倮挞苻坚，荐之以棘，王颁发陈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杨琏真珈取宋诸帝之骸，与牛马同瘗，或快意于所仇，或肆威于亡国，未必非斯言取之也。然则鞭墓可乎？亦曰：员之所以为员而已矣。
与治之先自吴郡。洪武中，以赀徙都下，遂为金陵人。从曾祖华玉先生，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文章闻于代。至与治亦号能诗。
当崇祯之世，天下多故，陪京独完，得以馀日赋诗饮酒，极意江山，流连卉木，骋笔墨之长，写风骚之致。晚值丧乱，独身无子，迫于赋役，困踬以终。今读其诗郁纡凄恻，有郊岛之遗音焉。余兄事与治，曩北行时，谓与治曰：“兄平生作诗多散轶，今老矣，可无传乎？”与治曰：“有一编在故人沈子迁所，其他稿杂旧笥中，病未理也。”余行三岁乃归，次扬州，而与治卒。宣城施尚白欲集其诗刻之，未果。明年冬，余过六合，子迁出其一编并所搜辑者共二百六十首，余为删其大半，授子迁刻之。
呜呼！士之生而失计，不能取舍，至有负郭数顷，不免饥寒以死，而犹幸有故人录其遗诗，以垂名异日，君子之所以贵乎取友也如是。与治名梦游，前贡士。其书法尤为时所重云。
与方子定交自单阏之岁，今且六年。余客锺山而方子亦侨居云间，不数数见。顷冬春之际，余以仇家之讼至云间，逆旅中困不自聊，而方子时时相过慰藉，与余周旋两月，因出其诗草示余。读之，如听河上之歌，令人感慨欷歔而不能止也。方子生于楚，长于吴，以绝群之姿，遭离困厄，发而为言，磊块历落，自其所宜。余独喜方子之诗在楚无楚人剽悍之气，在吴无吴人浮靡之风；不独诗也，其人亦然。
夫方子以妙年轶才，当天下有事之日，明习掌故，往往为设方略，可见之行，岂独区区称能言之士哉！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若方子者，吾望其能从政继先公为名臣矣。
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馀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藳存之箧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
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馀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订，以成一家之书。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庶后之人有同志者为续而传之，俾区区二十馀年之苦心不终泯没尔。
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故取慈谿《黄氏日钞》所摘谢氏、张氏、陆氏之言，以别其源流，而衷诸朱子之说。夫学程子而涉于禅者，上蔡也，横浦则以禅而入于儒，象山则自立一说，以排千五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无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术愈深，其言愈巧，无复象山崖异之迹，而示人以易信。苟读此编，则知其说固源于宋之三家也。
呜呼！在宋之时，一阴之《后》也，其在于今，五阴之《剥》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则此一编者，其硕果之犹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得不有望于后之人也夫！
余为《唐韵正》，已成书矣。念考古之功，实始于宋吴才老，而其所著《韵补》，仅散见于后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顷过东莱任君唐臣，有此书，因从假读之月馀。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韵补正》，以附《古音表》之后。如才老可谓信而好古者矣。后之人如陈季立、方子谦之书，不过袭其所引用，别为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谦之书，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叹也。然才老多学而识矣，未能一以贯之，故一字而数叶，若是之纷纷也。夫以余之谫陋，而独学无朋，使得如才老者与之讲习，以明六经之音，复三代之旧，亦岂其难，而求之天下，卒未见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于才老之书而重为之三叹也夫！
国家当危乱之日，未尝无能任事之人，而尝患于不用；用矣，患不专；用之专且效矣，患于轻徙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于败，而国随之。若总督兵部尚书孙公之事，可悲矣！
方崇祯朝，流贼为秦患且五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抚陕西，于是兵且日增而饷绌。公以为国家之所以足军食者，屯田也。承平既久，而额设之田乃为权豪有力者所据，以至隐占侵没，弊孔百出而军食亏；军食亏，而国家且不得一军之用，是国家之患不在贼，而在隐占侵没之人也。于是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亩，免其租，课其馀地，分为三等，征粮济饷。先行之于西安三卫，而军果大哗，斩李进成等七人而后定。持之不变，期月之间，所清厘而归之天子者，计兵得九千馀，饷银一十四万。天子为降诏褒赏进秩，而关中之贼或斩、或擒、或抚。三年，关中几无贼矣。而东边告急。天子用武陵杨公之言，召公入援。遂用之督师蓟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请陛见，不许，因以病辞，且得罪，下狱。及贼陷襄雒，复出公总督军务，公至关中而事已不可为矣。使当日用他将统勤王之师，而自陕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则他边方虽溃败，而公必能为国家保有关中，以待天子；且使贼不得关中，必不敢长驱而向阙也。一诏移公，而国之存亡乃判于此。予读公《清屯疏》及文移而深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宁，请为公立传，而功状缺佚，不得其详。故特举其大者书之于此，以见公以一身而系天下之重。然则天下未尝无人，而患于不用；又患于用之而徙。用徙之间无几何时，而大事已去，此忠臣义士所以追论而流涕者。呜呼！先帝末年之事，可胜叹哉！
苕文汪子刻集，有《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其内行淳备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环极，梁子曰缉。”
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而同学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遗也，辄就所见评之。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夙仰鸿名，未获奉教，良深倾仰。
兹有白者：阊门外义学一所，中奉先师孔子，旁以寒宗始祖黄门公配食。黄门，吴人，而此地为其读书处，是以历代相承，未之有改。尝为利济寺僧所夺，寒宗子姓讼而复之，史郡伯祁抚台记文昭然可据，非若乡贤祠之列置前献，可以递增也。近日瞻拜间，忽添一卢尚书牌位。不胜疑讶，问之典守，则云：有令侄欲为奉祀生员，而借托于此者。夫尚书为君家始祖，名德著闻，与我祖黄门岂有优劣？然考尚书当日固尝从祀学宫，而嘉靖九年奉旨移祀其乡矣。尚书之乡为涿郡涿县，则今之涿州也；尚书之官为九江庐江二郡太守，则今之庐州寿州也。《汉史》本传尚书当日足迹从未至吴，既非吴人，又非吴官，为子孙者欲立家祠，自当别创一室，特奉一主，而逼处异姓之卑宫，援附无名之血食，于义何居？夫吴中顾陆，河北崔卢，并是名门，各从本望。天下之忠臣贤士多矣，国家之制，止于名宦乡贤，是以《苏州府志》载本郡氏族一卷，有顾无卢；载本郡祠庙一卷，有顾野王而无卢某。府志出自君家教谕所修，乃犹不敢私为出入，岂非前哲之公心，史家之成法，固章章若此乎？夫国乘不书，碑文不纪，宪册不载，邦人不知，既非所以章先德而崇大典，又况几筵不设，炉供不具，而以尺许之木主，侧置先师之坐隅，于情为不安，于理为不顺。寒宗子姓啧有繁言，不佞谓范阳大族，岂无知礼达孝之士，用敢直陈于左右，伏祈主持改正，使两先贤各致其尊崇，而后裔得免于争讼，所全实多矣。临楮翘切！
《大学》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来教单提心字而未竟其说，未敢漫为许可，以堕于上蔡、横浦、象山三家之学。
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一切诗、赋、铭、颂、赞、诔、序、记之文，皆谓之巧言而不以措笔。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仆之所以为学者如此，以质诸大方之家，未免以为浅近而不足观。虽然，亦可以弗畔矣夫。杨子有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少闻则无约也，少见则无卓也。”此其语有所自来，不可以其出于子云而废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学明善之难，而乐夫一超顿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无人而不论学矣，能弗畔于道者谁乎？相去千里，不得一面，敢率其胸怀，以报嘉讯，幸更有以教之。
羁旅之人，疾病颠连，而托迹于所知，虽主人相爱，时有蔬莱之供，而饔飧一切自给，在我无怍，于彼为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张兄之请，则事体迥然不同。必如执事所云：有实心向学之机，多则数人，少则三四人，立为课程，两日三日一会，质疑问难，冀得造就成材，以续斯文之统，即不能尽依白鹿之规，而其遗意须存一二，恐其未必办此，则徒𫗦啜也，岂君子之所为哉！一身去就，系四方观瞻，不可不慎！广文孙君与弟有旧，同张兄来此，剧论半日，当亦知弟为硁硁踽踽之人矣。
董子曰：“君子甚爱气而谨游于房。是故新壮者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壮，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当新壮之日，而上与天地同节矣。”
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继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诊脉，云尚可得子，劝令置妾，遂于静乐买之。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侄议定，即出而嫁之。尝与张稷若言：青主之为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岂有劝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为君子者乎？”愚无以应也。又少时与杨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后，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买妾二人，三五年间目遂不能见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亡，究同于伯道。此在无子之人犹当以为戒，而况有子有孙，又有曾孙者乎？有曾孙而复买妾，以理言之，则当谓之不祥；以事言之，则朱子斗诗有所谓《好人叹》者，即西安府人，殷鉴不远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孙同于西安之“好人”，故举此为规，未知其有当否？
幼时侍先祖，自十三四岁读完《资治通鉴》后，即示之以邸报，泰昌以来颇窥崖略。然忧患之馀，重以老耄，不谈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记忆。而所藏史录奏状一二千本，悉为亡友借观，中郎被收，琴书俱尽。
承吾甥来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献，衰朽讵足副此！既叨下问，观书柱史，无妨往还，正未知绛人甲子，郯子云师，可备赵孟、叔孙之对否耳。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忆昔庚辰、辛巳之间，国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硕彦，品节矫然。下多折槛之陈，上有转圜之听。思贾谊之言，每闻于谕旨；烹弘羊之论，屡见于封章。遗风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吊，大命忽焉，山岳崩颓，江河日下，三风不儆，六逆弥臻。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倍蓰而无算矣。身当史局，因事纳规，造膝之谟，沃心之告，有急于编摩者，固不待汗简奏功，然后为千秋金镜之献也。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戎略，飞刍挽粟，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铤，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并村而张旗抗令，此一方之隐忧，而庙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龄，客居斯土，饮瀣餐霞，足怡贞性，登岩俯涧，将卜幽栖。恐鹤唳之重惊，即鱼潜之非乐。是以忘其出位，贡此狂言，请赋《祈招》之诗，以代麦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于鲁儒；维此哲人，庶兴哀于周《雅》。当事君子倘亦有闻而叹息者乎？东土饥荒，颇传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舆谣。涉青云以远游，驾四牡而靡骋，所望随时示以音问，不悉。
想年来素履康豫，盛德日新，而愚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与时名。至于朋友之中，观其后嗣，象贤食旧，颇复难之。郎君博探文籍而不赴科场，此又今日教子者所当取法也。人苟遍读五经，略通史鉴，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为声利所迷而不悟耳。
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学五书》，为一生之独得，亦足羽翼六经，非如近时拾沈之语，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平生志行，知己所详，惟念昔岁孤生，漂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鸾之灶。且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未见君子，犹吾大夫，道之难行，已可知矣。尔乃徘徊渭川，留连仙掌，将营一亩，以毕馀年，然而雾市云岩，人烟断绝，春畦秋圃，虎迹纵横。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向邻翁而乞火，视古人之栖山饮谷者，何其不侔哉！世既滔滔，天仍梦梦，未知此生尚得相见否？辄因便羽，附布区区。
一别廿载，每南望乡关，屈指松陵数君子，何尝不缅想林宗，长怀仲蔚，音仪虽阔，志向靡移。其如一雁难逢，双鱼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亡出处之间，又不禁其感涕矣！
遥审素履无恙，风节弥高，已成三辅之书，独表千秋之躅，晨星硕果，非君而谁？弟生罹多难，沦落异邦，长为率野之人，无复首丘之日。然而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今将卜居太华，以卒馀龄。百家之说，粗有窥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后代，此则区区自矢而不敢惰偷者也。《关中》诗五首、《寄次耕》诗一首呈览，可以征出处大概。昔年有纂录《南都时事》一本，可付既足持来。尊著《流寇编年》《殉国汇编》，闻已脱稿，所恨道远无从披读。敬伫德音，以慰悬企！
接手扎如见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于患难之馀，而能奋然自立，以亢宗而传世者，正自不少，足下勉旃，毋怠！承谕负笈从游，古人之盛节，仆何敢当！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
而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近则稍贷赀本，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应募垦荒。同事者二十馀人，辟草莱，披荆棘，而立室庐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仆则遨游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当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车、水碾、水磨之人，与夫能出资以耕者。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蓄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列子“盗天”之说，谓取之造物而无争于人。若今日之江南，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虽微如蠛蠓，亦岂得容身于其间乎！文渊子春并于边地立业，足下倘有此意，则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书，为我以此字达之，知区区未死，宇内犹有一故人也。
异姓为后见于史者，魏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吴朱然本姓施，以姊子为朱后，惟此二人为贤，而贾谧之后充，则有莒人灭鄫之议矣。惟《晋书》有一事与君家相类，云吴朝周逸，博达古今，逸本左氏之子，为周氏所养。周氏自有子，时人有讥逸者，逸敷陈古事，卒不复本姓。学者咸谓为当。然亦未可引以为据，以经典别无可证也。
比在关中，略仿横渠蓝田之意，以礼为教。夫子尝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刘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然则君子之为学，将以修身，将以立命，舍礼其何由哉？
吾之先元叹丞相在吴先主朝，以严见惮，先主每言：“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吾见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故欲反其所为。《卫诗》言武公之德曰：“瑟兮僴兮，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倘有如阮籍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礼法为仇雠者，则亦任之而已。忆昔万历庚申，吾年八岁，今年元旦作一对曰：“六十年前二圣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便中有字与吴门，可代为录此，与一二耆旧知心者观之，知此迂拙之叟犹在人间耳。一诗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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