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集/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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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编辑]序
[编辑]自明以来，传注列于学官者，于《礼》则《陈氏集说》，学者弗心餍也。壬辰、癸巳间，余在狱，箧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视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义，则多未审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盖《礼经》之散亡久矣，群儒各记所闻，记者非一时之人，所记非一代之制，必欲会其说于一，其道无由。第于所指之事、所措之言无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举一端而始末不具，无可稽寻；其言或本不当义，或简脱而字遗，解者于千百载后意测而悬衡焉，其焉能以无失乎？
注疏之学，莫善于《三礼》，其参伍伦类，彼此互证，用心与力，可谓艰矣。宋、元诸儒因其说而？绎焉，其于辞义之显然者，亦既无可疑矣，而隐深者，则多未及焉。用此知古书之蕴，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学所能尽也。然惟前之人既辟其径涂而言有端绪，然后继事者得由其间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艰，过矣！余之为是学也，义得于《记》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陈说而审详焉者十三四，是固陈氏之有以发馀也。
既出狱，校以《卫正叔集解》，去其同于旧说者，而他书则未暇遍检。盖治经者，求其义之明而已，岂必说之自己出哉？后之学者，有欲汇众说而整齐之，则次以时代，而录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一书，岂独运量万物，本末兼贯，非圣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辞，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诗》《书》，无与之并者矣。盖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叶，而是书指事命物，未尝有一辞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尽事物之理，而达其所难显，非学士文人所能措注也。
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盖二书乃圣人一心所营度，故其条理精密如此也。尝考诸职所列，有彼此互见，而偏载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职必详者，有略举而不更及者，有举其大以该细者，有即其细以见大者，有事同辞同而倒其文者，始视之若樊然淆乱，而空曲交会之中义理寓焉。圣人岂有意为如此之文哉？是犹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气之所旁畅也。观其言之无微不尽而曲得所谓如此，况夫运量万物而一以贯之者乎？
余初为是学，所见皆可疑者，及其久也，义理之得，恒出于所疑。因录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为伪者，岂独于道无闻哉，即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朱子既称：“《周官》遍布周密，乃周公运用天理熟烂之书。”又谓：“颇有不见其端绪者。”学者疑焉，是殆非一时之言也。盖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书。其于人事之始终，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于所行，然后以礼、乐、兵、刑、食货之政，散布六官，而联为一体。其笔之于书也，或一事而诸职各载其一节以互相备，或举下以该上，或因彼以见此。其设官分职之精意，半寓于空曲交会之中，而为文字所不载。迫而求之，诚有茫然不见其端绪者，及久而相说以解，然后知其首尾皆备而脉络自相灌输，故叹其遍布而周密也。
余尝析其疑义以示生徒，犹苦旧说难自别择，乃并纂录合为一编。大恉在发其端绪，使学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纤，悉推说之，衍蔓者概无取焉。盖是经之作，非若后世杂记制度之书也，其经纬万端，以尽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继日穷思而后得之者。学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异。有或异此，必蔽亏于天理，而人事将有所穷。然后能神而明之，随在可济于实用。其然，则是编所为发其端绪者，特治经者所假道，而又岂病其过略也哉？
《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说，就其一节，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异事而同形者，则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异义，但一字异，则义必异焉。”然经之异文，有裁自圣心而特立者，如鲁夫人入各异书之类是也。有沿旧史而不能革者，称人、称爵、称字、称名、或氏、或不氏之类是也。其间毫芒之辨，乍言之，若无可稽寻；及通前后而考其义类，则表里具见，固无可疑者。
抑尝考《诗》《书》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为首尾，虽有不通，无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则孔子所自作，而义贯于全经，譬诸人身，引其毛发，则心必觉焉。苟其说有一节之未安，则知全经之义俱未贯也。又凡诸经之义，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义，则隐寓于文之所不载，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同或异，参互相抵，而义出于其间。所以考世变之流极，测圣心之裁制，具在于此，非通全经而论之，末由得其间也。
余窃不自忖，谨师《戴记》与程子之意，别其类为三十有六，而通论其大体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学者知所从入。至尽其义类，与圣心同揆，而无一节之不安，则愿后之君子继事焉耳。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经为绝学矣。夫他书犹孔子所删述，而是经则手定也。今以常人自为一书，其恉意端绪必有可寻，况圣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
盖屈折经义，以附传事者，诸儒之蔽也。执旧史之文，为《春秋》之法者，传者之蔽也。圣人作经，岂豫知后之必有传哉？使去传而经之义遂不可求，则作经之志荒矣。旧史所载事之烦细、及立文不当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详，或同或异，策书既定，虽欲更之，其道无由，而乃用此为褒贬乎？于是脱去传者诸儒之说，必义具于经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后以义理为权衡，辨其孰为旧史之文，孰为孔子所笔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
余之始为是学也，求之传注，而樊然殽乱；按之经文，而参互相抵；盖心殚力屈，几废者屡焉。及其久也，然后知经文参互，及众说殽乱而不安者，笔削之精义每出于其间。所得积多，因取传注之当者，并己所见，合为一书，以俟后之君子。其功与罪，则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为学，舍故府之礼籍，史臣之记载，太师所陈之风谣，无家自为书者。周衰道散，然后诸子各以其学鸣。惟荀氏之书，略述先王之礼教；管氏之书，掇拾近古之政法，虽不遍不该，以视诸子之背而驰者，则有间矣。而其义之驳，辞之蔓，学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书所自具；而管氏则众法家所附缀而成，且杂以道家之说，齐东野人之语，此则就其辞气可识别者也。
余少时尝妄为删定，兹复审详，凡辞之繁而塞、诡而俚者悉去之，而义之大驳者则存而不削。盖使学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为知道者所深摈，亦所以正其趋向也。管氏之书，其本真盖无几，以其学既离道而趋于术，则凡近似而有所开阐者，皆得以类相从，而无暇深辨焉耳。
元儒临川吴氏《三礼》之学，惟《戴记纂言》为当；高安朱公可亭重订焉，辨析开阐自为之说者，其多与吴氏等，而精密则过之。其书行世久矣，而必欲余为之序，盖公抱疾数年，惟经学为孜孜，时与余商论，而见谓微有知也。
余尝怪《诗》《书》所传，出于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汉、唐以后，以经学相承者，皆憔悴专家之儒，卿相则无一有焉，其能者不过于诗赋辞章得其崖略而已。盖古之人必德之盛，学之优，然后任此位；后世或以勋劳，或以地势，又其次则科举之士累日积久以致之，则其心不能专，而日有不暇给，固其宜也。惟本朝安溪李文贞公《周易通论》《尚书•洪范传》所见有进于前儒者，而近复见公此书及《仪礼节略》。盖二公于诸经，皆沉潜反复，务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书尤平生精力所专注，宜其可以逾远而存也。李公早岁登甲科，五十以后，始开府于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学侍从之官，其于讲学治经，固宜宽然有馀，而公自翰林出为县令，遍历烦剧，以晋大府，使众人当之，宜无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礼意若此。盖公自承亲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应乎《礼经》，“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恒情测也。
抑吾因此有感焉。自圣祖仁皇帝笃好《周易》《尚书》，竟世讲诵不辍。圣上继序，郊庙礼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礼经》。制诏所颁，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应期而以经学鸣。《记》有之。“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为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书而并发斯义，俾后公而生者，益忾乎有志于诸经未发之覆也。
容城孙征君既殁三十有七年，其曾孙用桢以旧所编《年谱》属余删定，既卒事而为之序曰：
自古豪杰才人以至义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众矣，而传经守道之儒无是也，极其患至于摈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会天道人事之穷而至于授命，则必时义宜然，而与侠烈者异焉。世皆谓儒者察于安危，谨于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尽也。盖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三才万物之理全而赋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殽于物者，天下皆是也。《记》曰：“人者，天地之心。”惟圣贤足以当之。降此则谨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几耳。彼自有生以至于死，屋漏之中，终食之顷，懔懔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无以为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艰，较之奋死于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为心，而藉之纪纲乎人道者也。岂忍自戕贼哉？孔子于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际，则援天以自信，盖示学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极也。
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将亡，而不可强以仕，此固其所以为明且哲也。然杨、左诸贤之难，若火燎原，而出身以当其锋。及涉乱离，屡聚义勇，以保乡里。既老，屏迹耕桑，犹以宵人几构祸殃。迹其生平，阽于危死者数矣！在先生自计，固将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盖若有阴相者。今谱厥始终，其行事或近于侠烈，而治身与心则粹乎一准于先儒。学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观天人之际，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昔先王以道明民，范其耳目百体，以养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于命，而粗亦不失为寡过。又使人渐而致之，积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学所祖述者，盖此也。自阳明王氏出，天下聪明秀杰之士，无虑皆弃程、朱之说而从之。盖苦其内之严且密，而乐王氏之疏也；苦其外之拘且详，而乐王氏之简也。凡世所称奇节伟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强奋发，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于死，无一息不依乎天理而无或少便其私，非圣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为宗。由是耳目百体一式于仪则，而无须臾之纵焉。岂好为苟难哉？不如此，终不足以践吾之形而复其性也。自功利辞章之习成，学者之身心荡然而无所守也久矣，而骤欲从事于此，则其心转若臲卼而不安，其耳目百体转若崎岖而无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说，涂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为，而与道大适，恶用是戋戋者哉？”则其决而趋之也，不待顷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体，而不能尽其精微，而驳者遂至于猖狂而无忌惮。此朱子与象山辨难时，即深用为忧，而豫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极也。
金沙王无量辑《学案》，以《白鹿洞规》为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饶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条目，以及高、顾东林之会约。盖无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飙流方盛，故发愤而为此也。此所谓信道笃而自待厚者与！惜乎！其学不显于时，无或能从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孙澍将表而出之，学者果由是而之焉，则知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后实，耳目百体必式于仪则而后安，而驯而致之，亦非强人以所难。既志于学，胡复乐其疏且简，以为自欺之术哉？
名不可以虚作，况守官治民，其尊显者，大节必有征于朝野；其卑散者，遗爱必有被于闾阎，宜乎公论彰明而不可以为伪矣。然取诸旧史者，得其实为易，而取诸郡州县志者，得其实为难。盖非名实显见，末由登于国史，而史作于异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县志则并世有司之所为耳。其识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势利请托，又杂出于其间，则虚构疑似之迹，增饰无征之言，以欺人于冥昧者不少矣。
高邑赵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计数之君子也。同时宦于畿辅，风节治行见于公文而确乎有据者凡二十馀人，而郡县旧志无一及焉。观其所不载，则载者可尽信乎？欲削其所疑，则非小善必录之义，且无以辨其非真；欲别求其可信，则不与公同时，及同时而未见于公文者，又绝无可考。以是推之，欲贤者之不遗，而无实者不得冒滥，岂易言哉！
虽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迹，每见一州一邑三数百年中，吏之仁暴污洁智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山农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冒滥，或久而莫辨，若显悖于所闻，众必哗然而摘其实，此《传》所称“有所有名而不如其无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旧史为断；自明以后，姑仍郡州县志，而见于忠毅之集者，转不以著于是编。盖一人之文，一郡一时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载之则所漏实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为志者，知怵然为戒，详酌于民言，而达于史官。又以见忠直循良之实，必博求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征者，毋专据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孙，慎毋虚美其先人而转以自播扬也。
忆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牵连赴诏狱。部檄至，日方中，知江宁县事苏君偕余入白老母，称：“相国安溪李公特荐，有旨召入南书房，即日登程。”吾母噭然而哭。是夕，下江宁县狱，二三同学急求护心柔骨之药以行。安知尚有生还之日，支体无伤，子孙亲戚尽在左右哉！此乃三圣如天之德，世世子孙毁家忘身，而未足以报者也。狱辞上，蒙恩免死，系籍汉军。己亥夏，以疾困自危，作书示宗子道希，命次第归赎高庄出卖之田，以其半供祭扫。自忖不得复见先人之坟墓，安知衰残之躯延至八十，亲见宗祠祭田之粗具哉！
《滇游纪闻》案，吏议方宗人无疏戚，皆罪在大辟。安知圣祖矜悯，并免放流；世宗肆赦，各还乡里；祠成之日会祀于金陵者五十有七人哉？此又吾祖宗阴相，哀吁于皇穹，而得自天之佑也。余乃使子孙私莲池及吾所自置之田，而弃先人之遗命，忘祖宗之享祀，敢乎哉？
吾兄弟三人，少忍饥寒，勤学问，皆喀血。弟早夭。吾与兄时抱疾而远游。每戒行，吾母隐湣，背人掩涕，必涉月连时；良辰令节对女妇，每当食而哽噎。兄归自燕、齐，疾遂不振。乙亥，余在涿鹿，几死者屡焉。计所以赎莲池。置桐庐、高淳之田，皆吾与兄心力之所瘅，吾母涕泪之所寓也。子孙而以纤毫自私，忍乎哉？凡兹条目，尚其世守之！
宗法祭礼之废久矣！唐、宋诸贤所讨论，当其身不能尽行，而欲世为天下法，得乎？礼虽先王未尝有可以义起者，以协诸人心而众以为安也。古者建国始得立五庙，北宋以前犹有四庙、三庙、二庙之制。自程子谓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属，则时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远祖。自是以后，学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复为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强抑耳。而朱子于始祖远祖则不敢祭，非独疑于僭也，盖内反于身，觉哀敬思慕之诚达于高曾，已觉分之难满，又进而推之远祖始祖，恐薄于德而于礼为虚。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此物此志也。盖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觉高曾始祖之祭阙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则以礼之实自绳，觉始祖远祖之祭备举，而诚不能贯；义各有当，并行而不相悖也。
苞性顽薄，少壮远游，祭多不与；难后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无斋，抚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为怆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荐而进，虽吾父吾母，亦未尝如见乎位，如闻乎容声，况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将祭之先，既祭之后，以临尸不怍及爱其所亲之义内讼，乃知无怍于祖、无怍于高曾之难，为之怵然，而因此见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废高曾之祭，则愧怍亦无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于礼之意也。
兹酌定祭礼，兼立祠规，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礼经》，而准以众人所能行。吾子孙能恪守之，则于古者立宗收族之义，犹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于荡然不为之制也与？
自余客金陵，朋齿中以文学著称于庠序者，多不利于科举，而吴君宥函为最。岁甲申，总其课试古今文为二集，而属余序之。
余观自明以来，取士之功令，施于学校之试者犹宽，而直省礼部之试特严。惟其少宽也，故士之声实虽未得备知，而历试之册籍可稽也，其乡之士大夫可访也；惟其特严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营其私，而所号为贤者，亦自任一时之见，而无由考其信。故学校之试，以中智司之，而不当者十之一；直省礼部之试，以明者主之，而当者十之五。朱子有言：“恃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为私而不私，然后民受其利。”余尝谓乡举里选之制复，则众议不得不出于公，而或恐士皆饰情以乱俗。呜呼！是不达于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矫之久，则性可移，而况人性所固有之善乎？东汉之兴，士大夫之厉廉隅而尚奇节者，其初岂不出于矫也哉？然其究，至于毁家亡身而不贰，则亦非人情所能伪矣。揉木以为轮，虽藃暴而不复挺者，矫之久以成性也。悬法以驱民于死，其势甚逆，然秦人行之数世，则其民之冒白刃而捐要领也，若性然。况乎教化之行，其显者渐民于耳目心志之间，而其微者足以赞化育而密移于性命之际，董子所谓“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长伪以乱俗，过矣！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据之实行，而论之以少长相习之人，犹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无补之学，试于猝然，而决以一人无凭之见，欲其无失也，能乎哉？
宥函学老而行醇，上之所求于士者，宜此等也，而数摈于有司。故余序其文而有感于教人与取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则皆出于课试，流传四方而众载其言久矣，盖不以余文为轻重也。
昔余从先兄百川学为时文，训之曰：“儒者之学，其施于世者，求以济用，而文非所尚也。时文尤术之浅者，而既已为之，则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矣，乃杂述先儒之陈言而无所阐也；亦知辞之尚于古矣，乃规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辞古而必己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难，而今之所当置力也。”先兄素不为时文，以课馀，时时为之，期年而见者尽骇，以试于有司无不摈也。余曰：“时文之学，非可以济用也，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见，而习于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一二人为之，则后必有应者，而其道不终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学，尝不用于宋矣，及明之兴，而用者十四五。当天地闭塞，万物汹汹之日，以一老师率其徒以讲明此理于深山穷谷之中，不可谓非无用者矣；乃功见于异代，而民物赖以开济者，且数百年。故君子之学，苟既成而不用于其身，则其用必更有远且大者。此与时文之显晦，大小不类，而理则一也。”自先兄不幸早世，其所讲明于事物之理而求以济用者，既未尝笔之于书，独其时文为二三同好所推，遂浸寻流播于世，至于今，而海内之学者，几于家有其书矣。夫时文者，科举之士所用以牟荣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籥仕者，出其所业，众或弃掷而不陈，而先兄以诸生之文，一旦横被于六合，没世而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于时，以由其道。夫以学中之浅术，而能使人有所兴起如此，况其可以济用者而适与时会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之学，虽小而不可以苟也。
先兄之文虽为世所宗，而得其意者实寡。今储君礼执殆所谓应之者与？窥其所以为文之意，而按其理与辞，何与先兄之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于贫病，非独其学之大者不能承，而时文之说亦卤莽而未尽其蕴焉。观礼执所见之能同，未尝不惊喜而继之以悲也。
余客游四方，与当世士大夫往还日久，始知欧阳公所云：“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者，于世毫无损益，而不足为有无。”洵足悲也！故中岁以后，常阴求行身不苟，而有济于实用者。
雍正元年，川陕总督年羹尧入觐，所至院、司、提、镇皆过礼以崇敬。一时争传山西寿阳令供具一守驿站故常，传呼纷至，则独身前往。羹尧亦异之，问其姓名，则江西安义熊应璜偕吕也。是年，始以进士出试用，到官，即象八卦区境内为九宫，各计广轮，择走集支凑之地，设社仓一，义学一，中央倍之。凶荒赋粟，不远其居，少长相师，以亲以睦。区中联伍，相保相纠，盗贼奇邪之民，居无所容，窜无所匿。期月政行，乡郊无犬吠之警。呜呼！此《周官》比、闾、族、党、州、乡之法，朱子所谓合学校、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伐、师旅、田猎而共为一事者。此法行，则人人安其居，宿其业，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逾年而卒于官。
余难后，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阴流入圹起厝。乾隆七年，告归。余生至自江西，为余求兆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斋而得熊秀才又昌，叩之，则寿阳君之子也。因是具悉君之生平：其进退取与，必以古义自绳，久困公车，房师某畀数百金，使由捷径，君固辞不受。及当官，则为前令任宿负，以毁其家。其家居，倡复庐溪堰，润三十馀里，垂五十年不困于旱潦。噫！行身不苟，而才济于实用，君其庶几乎！惜乎吾与生同时，而不得一见其人，罄其胸中所蕴蓄也。
又昌倜傥有父风，为余涉三江、彭蠡之险，往反四千馀里，连岁再至，而后有成事；将归，出君制义请序。发而视之，其源出于其乡先生陈、章诸公，而小变其格调。盖君久于场屋，不得不参用欧公所谓顺时者，而性质之耿介，智识之闳深，时跃露于辞气之外，则其积于中者不可掩也。然以君之笃志经、史、古文，皆未克成书，而所存惟制艺。以君高望，远志于《周官》之治教，而不获成政于一邑之间。序其文，未尝不掩卷而三叹也！
乾隆八年冬十月，余生焈以余先兆未卜，复至自宜黄，出其尊人东木先生时文请序。余正告之曰：“子之尊人与余共事书馆，无间晨夕，后虽各有典司，而旬月中未有不再三见者。其所志所学，所为诗、古文，无不与余商论，而未尝及于时文，今锓版行世有年，而有是请，殆子之意，非尊人之命也。余自序宜兴储礼执之文，为其本师所点窜，以序为戒者已数十年，虽相知如慕庐韩公、莲山廖公不能强，而今为此，则义有亏。且余虽立戒，而恃游好自为序而标余名，及不知谁何之人诒托以诳书贾者，数数然矣，而未尝一为别白，以吾之戒素明也，而今为此，毋乃使人疑夫诒托者之皆真乎！”
焈作而言曰：“吾父获交久长而不敢请，以先生之戒明也，而私尝命焈曰：‘汝能使先生序吾文，则孝莫大焉。吾非欲以时文争名于时也，先生老矣，吾所祈向，与所以交于先生，不可使没于后世耳。’愿先生即取兹所以命焈者，而笔之书，则不惟可明戒于前，且可以辨伪于后矣。”焈之请也有辞，而持之有故，乃发其父之文而观之，盖久困于举场，故择义遣辞，不敢过为艰深怪特，而中所蕴涵，则非顺时取誉者所能貌似，此好古积学之自然而流露者也。西江士友并称安义熊偕吕之文，其子及衍亦以序请，而未以其文来。会余感焈言，历为戒之颠末，使报其尊人，故并及之。
丙午秋，吾族叔父诺夫至京师，相问劳毕，即出一编曰：“此吾妹夫左君华露遗文也。华露为忠毅公之弟侍御曾孙，年十二，能倍诵五经，游庠序有闻，未三十而夭。吾妹不食经旬，既而以姑老，义不得死，隐悯至今十馀年，累然麻衣。近始为定嗣，且刻其遗文，谓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没于后者，惟子之一言。子恶能已于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桓垂死，以文属所亲，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既哀而序之，又以叹夫为科举之学者，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时文之知，至于既死而不能忘，盖习尚之渐人若此。今华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则无病也，而吾族姑念无可以致厚于其夫者，而图名字之不没于后，则与寻常女妇之所见异矣。
华露之文，实清新可喜。惜乎天夺其年，而不克终其业也。诺夫夙精于文律，故余为叙其大略，而论定之详则转以相属云。
自明以《四书》文设科，用此发名者凡数十家。其文之平奇浅深、厚薄强弱，多与其人性行规模相类。或以浮华炫耀一时，而行则污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销委焉。盖言本心之声，而以代圣人贤人之言，必其心志有与之流通者，而后能卓然有立也。
丙午、丁未间，闻喜杨黄在守选京师，与余交，间出其时文，能曲畅所欲言，以显事物之理；又能抽绎先儒之书，而发其端绪之未竟者。余亲为点定，凡数十篇。观其文，意其人必能自树立，常欲开之，使得展布。其后高安朱可亭入为御史大夫，叩以江西良吏，则以君为首。时君令建昌，寻以部推，知广西宾州，未赴任，丁外艰，及服阕，补广东德庆州。则高安既没，余亦罢官。君以忼直忤监司，巧法相中。其在江西，事二守二监司，皆苦相挤，而大府持之，以君为高安所重耳。君既削职，士民醵金为道赍，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绝。
乾隆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学江苏，欲得正直有学行者相助正文体，磨砻群士，余谓非君不可。元孚通书，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后五日至昆山，而元孚以七月望日卒于松江使院。君适遘疟寒疾，就余于金陵，将与余纵览江介川喦洞壑，而疾久未瘳。其子云松重刻其时文，余覆阅之，益信文之于人，譬诸草木，枝叶必类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吏，士民诚服，独所至必见恶于长官；元孚思用其文学以广教思，涉月而有变；欲少从容山水间，而疾困之，不可谓非所遇之穷也。然余戒为时人作序四十馀年，至君之文，则不请而有言，览是编者，可慨然想见其为人矣。
青要山在新安东北隅，涧樵吕公读书其中，因以名诗集。公之子耀曾，余同年友也，而公尤善余，属序其诗有年所矣。余夙有戒，屡固辞焉。公将归，谓余曰：“子之戒，苦众人之扰扰耳。吾两人皆衰老，姑序以慰吾心，而出之于身后，若何？”公至家三日而殁。其孙肃高来告丧：在途有遗命，谆谆及此；耀曾以书速，至再三。余卒卒无馀闲，又念志公之墓已及公诗，无为复序也。
雍正八年十有一月朔后三日，夜过中，梦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翻余夙所心惬，使更视之，坐移时，作而曰：“兹为永诀矣！”俄而若将远行，公使人来赆。觉而公之音容凄然在吾目也。呜呼！岂公既殁，而犹拳拳于此乎？抑余负诺，责心有歉焉，乃《周官》之所谓思梦乎？公之灵果在天壤，所不可知，然用此知力所不给，不宜漫应以病吾心，而古贤之无宿诺，惟其始之严且确也。
公诗格调不袭宋以后，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恻恻感人，实得古者诗教之本义。乃备叙始末，俾耀曾以告公墓，而毋刊布焉，是乃公与余之成言也。
苞童时，侍先君子与钱饮光、杜于皇诸先生，以诗相唱和，慕其铿锵，欲窃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为也！是虽小道，然其本于性质，别于遭遇，而达以学诵者，非尽志以终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则高下浅深纯驳，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岂惟陶、谢、李、杜峣然于古昔者哉！即吾所及见宗老涂山及钱、杜诸公，千里之外，或口诵其诗，而可知作者必某也。外此，则此人之诗，可以为彼，以遍于人人，虽合堂同席，分韵联句，掩其姓字，即不辨其谁何，漫为不知何人之诗，而耗少壮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绝意于诗，而自糊口四方，历吴、越、齐、鲁以至都下，海内以诗自鸣者多聚焉。就其能者，或偏得古人之气韵，苦膋其格调，视众人亦若有异焉，然杂置其伦辈中，亦莫辨为谁何。其门户可别者，仅两三人。至晚岁乃得廌青，廌青，山人也。余往来京师四十馀年，未有道其诗与名字者。盖余方混混尘俗中，所见多衣冠驰骛之士，而廌青匿迹于穷山，其声光自莫由而达也。
乾隆二年杪冬，余自武英殿出居西华门隅，子侄辈多称东村石君之诗。东村以诗投，果萧洒无世俗人语，遂因东村以得廌青。其后廌青以诗来，不待终篇，而知非他人作也。又二年，或锓其诗于版，乞言于余。东村之门人闻之，亦刻其山居诗二十首。东村一旦悉焚平生所作，誓不更为，而谋去家以从廌青于山中。噫！廌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勋旧，方圣祖仁皇帝西征泽旺，尝自请赴绝塞开垦，以给屯军；在军中逾年，莫有知者，遂归，绝人事，闭关于盘山。盖天实限以诗人之遭遇，而使之尽志于斯术也。
东村齿未艾，其子仕进方得路，而欲从廌青于山中，且焚诗而不为，与先君子所以戒苞者，似有合焉，其志可量也哉！
《易》《春秋》而外，经之难治者，莫如《诗》。《礼》各有所指之事；《书》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诗》则事之有征及辞意显而可辨者无几，而得其人与世者尤稀。学者惟就其辞以意逆之，故其说终古而不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会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为衡，辨而斥之，然后《诗》之大体，有可稽寻。然以恶《序》说之深，或并其犹可以通者而斥之；或于《诗》之辞意可以两行者，而一断之。故自是以后，学者虽知《序》说之非，而于朱子之说，亦尚有不能惬者。语曰：“三代之际，非一士之知也。”盖圣人之经之难治也，亦若此已矣。
泾阳王巽功以《诗说•国风》示余，其所疑于《序》说之可存，与朱子之说之未尽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为说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尝谓：经者，天地之心，说之而当，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巽功之笃学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谬也。然吾闻君子之为学也，至于辨之明，思之审，以致于理之一，然后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讲习之初，必彼此互异，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后真是出焉。故朱子于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轩、伯恭，往复论辨，龃龉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则介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说既多与巽功同，恐不足以益巽功。巽功其更求异己者，而与之讲议可也。
巽功将更定其书之体例，而索序于余，乃为述古人共学之义，俾知其难，毋好同而恶异，以致于理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镜焉。
歙县曹晋袁传其高曾以下，远近宗妇贞烈者四十有五人，曹氏之女许嫁而守贞，终世为嫠，遭变而死义者十有三人。余观妇人以节完者，六经所著，卫共姜、纪叔姬两人而已。盖自周以前，妇人不以改适为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为耻。齐桓怒少姬，未绝之也，而蔡人嫁之。郤犨求婚，鲁人为夺施氏妇。公侯卿族如此，则他可知矣。李斯颂秦，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之文，盖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
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秦、周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贤，犹推国恩于朱氏，而程子则以娶其子妇者，为其孙之仇。其论娶失节之妇也，以为己亦失节，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农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
黔、越有民焉，女子许嫁，则去其家而适野，有身然后归。匪是，则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岂其性殊与？亦习所蔽耳。使严申国禁，而开以圣贤之教，安知其不可终革乎？吾因晋袁所述，有感于古今礼俗之变，其发有端，其成有渐，而备论之如此。又以见晋袁之为此，亦将有辅于世教，而非徒为曹氏之光荣也。
余与穆堂始相见，即相与议所处。康熙庚寅杪冬，穆堂以庶吉士觐省归里，道长干，停船过余。余时以老母衰病，不敢远行，而守土吏及族姻皆谓：“误殿试期至再三，惧物议。”穆堂独正议以排之。余因谓穆堂：“子必大为世用，不及今肆力于学，则无其时矣。”
逾年而余以《南山集》牵连，兼罹宗祸。荷先帝赦除，召入内廷编校。而穆堂宦益达。各以职事拘缀，惟一见于故相国安溪李公所。及先帝登遐，穆堂自北河入临，朝夕聚丧次，始知其学益老，识益坚，气益厉，而可任公卿之位。无何，果起家为吏部侍郎，巡漕运，开府粤西，总督直隶，不通问者，复四三年。其后穆堂亦挂吏议，荷圣上赦除，典司别馆编校。暇日过从，出其已刻散体文示余，则已数十万言矣。又逾年，总其前后所作，别为三集，各五十卷，而属序其正集。其考辨之文，贯穿经史，而能决前人之所疑；章奏之文，则凿然有当于实用；记、序、书、传、状、志、表、诔，因事设辞，必有概于义理，使览者有所感兴而考镜焉。其平生所志，及已见于设施者，即是编以求之，抑可以得其崖略矣。
穆堂自始进即得显仕，出入中外，近二十年，任重而事殷，其于诵数讲习，宜未暇遑，而竟能以文章振发于世，岂非其材有兼人者与？余终世未尝一日离文墨，而智浅力分，其于诸经，虽粗见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无弃者，而文章之境，亦心知而力弗能践焉。观穆堂所编，未尝不踌躇满志，而又以自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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