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集/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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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編輯]序
[編輯]自明以來，傳注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群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
註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辟其徑塗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為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餘也。
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遍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彙眾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
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略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為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況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
余初為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為偽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即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朱子既稱：「《周官》遍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為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為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遍布而周密也。
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為一編。大恉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為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略也哉？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
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為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間也。
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為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為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為一書，其恉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
蓋屈折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為《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為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為權衡，辨其孰為舊史之文，孰為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
余之始為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眾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並己所見，合為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為學，舍故府之禮籍，史臣之記載，太師所陳之風謠，無家自為書者。周衰道散，然後諸子各以其學鳴。惟荀氏之書，略述先王之禮教；管氏之書，掇拾近古之政法，雖不遍不該，以視諸子之背而馳者，則有間矣。而其義之駁，辭之蔓，學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書所自具；而管氏則眾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說，齊東野人之語，此則就其辭氣可識別者也。
余少時嘗妄為刪定，茲復審詳，凡辭之繁而塞、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者則存而不削。蓋使學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為知道者所深擯，亦所以正其趨向也。管氏之書，其本真蓋無幾，以其學既離道而趨於術，則凡近似而有所開闡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暇深辨焉耳。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為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闡自為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為之序，蓋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為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
余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略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勳勞，或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尚書•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略》。蓋二公於諸經，皆沉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為縣令，遍歷煩劇，以晉大府，使眾人當之，宜無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乎《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恆情測也。
抑吾因此有感焉。自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竟世講誦不輟。聖上繼序，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為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並發斯義，俾後公而生者，益愾乎有志於諸經未發之覆也。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為之序曰：
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眾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殽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懍懍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為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為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
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為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既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構禍殃。跡其生平，阽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為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疏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為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為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臲卼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為，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戔戔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即深用為憂，而豫料其末流之至於斯極也。
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為宗，而溯源於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飆流方盛，故發憤而為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既誌於學，胡復樂其疏且簡，以為自欺之術哉？
名不可以虛作，況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徵於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於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為偽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為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為難。蓋非名實顯見，末由登於國史，而史作於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有司之所為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勢利請托，又雜出於其間，則虛構疑似之跡，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於冥昧者不少矣。
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宦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必錄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真；欲別求其可信，則不與公同時，及同時而未見於公文者，又絕無可考。以是推之，欲賢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冒濫，豈易言哉！
雖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吏之仁暴汙潔智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山農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冒濫，或久而莫辨，若顯悖於所聞，眾必嘩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有所有名而不如其無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為斷；自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轉不以著於是編。蓋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為志者，知怵然為戒，詳酌於民言，而達於史官。又以見忠直循良之實，必博求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毋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孫，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
憶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詔獄。部檄至，日方中，知江寧縣事蘇君偕余入白老母，稱：「相國安溪李公特薦，有旨召入南書房，即日登程。」吾母噭然而哭。是夕，下江寧縣獄，二三同學急求護心柔骨之藥以行。安知尚有生還之日，支體無傷，子孫親戚盡在左右哉！此乃三聖如天之德，世世子孫毀家忘身，而未足以報者也。獄辭上，蒙恩免死，係籍漢軍。己亥夏，以疾困自危，作書示宗子道希，命次第歸贖高莊出賣之田，以其半供祭掃。自忖不得復見先人之墳墓，安知衰殘之軀延至八十，親見宗祠祭田之粗具哉！
《滇遊紀聞》案，吏議方宗人無疏戚，皆罪在大辟。安知聖祖矜憫，並免放流；世宗肆赦，各還鄉里；祠成之日會祀於金陵者五十有七人哉？此又吾祖宗陰相，哀籲於皇穹，而得自天之佑也。余乃使子孫私蓮池及吾所自置之田，而棄先人之遺命，忘祖宗之享祀，敢乎哉？
吾兄弟三人，少忍饑寒，勤學問，皆喀血。弟早夭。吾與兄時抱疾而遠遊。每戒行，吾母隱湣，背人掩涕，必涉月連時；良辰令節對女婦，每當食而哽噎。兄歸自燕、齊，疾遂不振。乙亥，余在涿鹿，幾死者屢焉。計所以贖蓮池。置桐廬、高淳之田，皆吾與兄心力之所癉，吾母涕淚之所寓也。子孫而以纖毫自私，忍乎哉？凡茲條目，尚其世守之！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為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眾以為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為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為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
苞性頑薄，少壯遠遊，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為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屍不怍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為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
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眾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為之制也與？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為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今文為二集，而屬余序之。
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功令，施於學校之試者猶寬，而直省禮部之試特嚴。惟其少寬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之冊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為賢者，亦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中智司之，而不當者十之一；直省禮部之試，以明者主之，而當者十之五。朱子有言：「恃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為私而不私，然後民受其利。」余嘗謂鄉舉里選之制復，則眾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矯之久，則性可移，而況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東漢之興，士大夫之厲廉隅而尚奇節者，其初豈不出於矯也哉？然其究，至於毀家亡身而不貳，則亦非人情所能偽矣。揉木以為輪，雖藃暴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懸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行之數世，則其民之冒白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況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民於耳目心志之間，而其微者足以讚化育而密移於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偽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無補之學，試於猝然，而決以一人無憑之見，欲其無失也，能乎哉？
宥函學老而行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余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眾載其言久矣，蓋不以余文為輕重也。
昔余從先兄百川學為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施於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尚也。時文尤術之淺者，而既已為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尚於古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己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先兄素不為時文，以課餘，時時為之，期年而見者盡駭，以試於有司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一二人為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閉塞，萬物洶洶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穀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苟既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此與時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不幸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既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為二三同好所推，遂浸尋流播於世，至於今，而海內之學者，幾於家有其書矣。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籥仕者，出其所業，眾或棄擲而不陳，而先兄以諸生之文，一旦橫被於六合，沒世而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於時，以由其道。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況其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苟也。
先兄之文雖為世所宗，而得其意者實寡。今儲君禮執殆所謂應之者與？窺其所以為文之意，而按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於貧病，非獨其學之大者不能承，而時文之說亦鹵莽而未盡其蘊焉。觀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悲也。
余客遊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為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陰求行身不苟，而有濟於實用者。
雍正元年，川陝總督年羹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鎮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傳山西壽陽令供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呼紛至，則獨身前往。羹堯亦異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熊應璜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即象八卦區境內為九宮，各計廣輪，擇走集支湊之地，設社倉一，義學一，中央倍之。凶荒賦粟，不遠其居，少長相師，以親以睦。區中聯伍，相保相糾，盜賊奇邪之民，居無所容，竄無所匿。期月政行，鄉郊無犬吠之警。嗚呼！此《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朱子所謂合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而共為一事者。此法行，則人人安其居，宿其業，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逾年而卒於官。
余難後，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厝。乾隆七年，告歸。餘生至自江西，為余求兆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齋而得熊秀才又昌，叩之，則壽陽君之子也。因是具悉君之生平：其進退取與，必以古義自繩，久困公車，房師某畀數百金，使由捷徑，君固辭不受。及當官，則為前令任宿負，以毀其家。其家居，倡復廬溪堰，潤三十餘里，垂五十年不困於旱潦。噫！行身不苟，而才濟於實用，君其庶幾乎！惜乎吾與生同時，而不得一見其人，罄其胸中所蘊蓄也。
又昌倜儻有父風，為余涉三江、彭蠡之險，往反四千餘里，連歲再至，而後有成事；將歸，出君制義請序。發而視之，其源出於其鄉先生陳、章諸公，而小變其格調。蓋君久於場屋，不得不參用歐公所謂順時者，而性質之耿介，智識之閎深，時躍露於辭氣之外，則其積於中者不可掩也。然以君之篤志經、史、古文，皆未克成書，而所存惟制藝。以君高望，遠志於《周官》之治教，而不獲成政於一邑之間。序其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
乾隆八年冬十月，余生焈以余先兆未卜，復至自宜黃，出其尊人東木先生時文請序。余正告之曰：「子之尊人與余共事書館，無間晨夕，後雖各有典司，而旬月中未有不再三見者。其所志所學，所為詩、古文，無不與余商論，而未嘗及於時文，今鋟版行世有年，而有是請，殆子之意，非尊人之命也。余自序宜興儲禮執之文，為其本師所點竄，以序為戒者已數十年，雖相知如慕廬韓公、蓮山廖公不能強，而今為此，則義有虧。且余雖立戒，而恃遊好自為序而標余名，及不知誰何之人詒托以誑書賈者，數數然矣，而未嘗一為別白，以吾之戒素明也，而今為此，毋乃使人疑夫詒托者之皆真乎！」
焈作而言曰：「吾父獲交久長而不敢請，以先生之戒明也，而私嘗命焈曰：『汝能使先生序吾文，則孝莫大焉。吾非欲以時文爭名於時也，先生老矣，吾所祈向，與所以交於先生，不可使沒於後世耳。』願先生即取茲所以命焈者，而筆之書，則不惟可明戒於前，且可以辨偽於後矣。」焈之請也有辭，而持之有故，乃發其父之文而觀之，蓋久困於舉場，故擇義遣辭，不敢過為艱深怪特，而中所蘊涵，則非順時取譽者所能貌似，此好古積學之自然而流露者也。西江士友並稱安義熊偕呂之文，其子及衍亦以序請，而未以其文來。會余感焈言，歷為戒之顛末，使報其尊人，故並及之。
丙午秋，吾族叔父諾夫至京師，相問勞畢，即出一編曰：「此吾妹夫左君華露遺文也。華露為忠毅公之弟侍御曾孫，年十二，能倍誦五經，遊庠序有聞，未三十而夭。吾妹不食經旬，既而以姑老，義不得死，隱憫至今十餘年，累然麻衣。近始為定嗣，且刻其遺文，謂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沒於後者，惟子之一言。子惡能已於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桓垂死，以文屬所親，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既哀而序之，又以歎夫為科舉之學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時文之知，至於既死而不能忘，蓋習尚之漸人若此。今華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則無病也，而吾族姑念無可以致厚於其夫者，而圖名字之不沒於後，則與尋常女婦之所見異矣。
華露之文，實清新可喜。惜乎天奪其年，而不克終其業也。諾夫夙精於文律，故余為敘其大略，而論定之詳則轉以相屬云。
自明以《四書》文設科，用此發名者凡數十家。其文之平奇淺深、厚薄強弱，多與其人性行規模相類。或以浮華炫耀一時，而行則汙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銷委焉。蓋言本心之聲，而以代聖人賢人之言，必其心志有與之流通者，而後能卓然有立也。
丙午、丁未間，聞喜楊黃在守選京師，與余交，間出其時文，能曲暢所欲言，以顯事物之理；又能抽繹先儒之書，而發其端緒之未竟者。余親為點定，凡數十篇。觀其文，意其人必能自樹立，常欲開之，使得展布。其後高安朱可亭入為御史大夫，叩以江西良吏，則以君為首。時君令建昌，尋以部推，知廣西賓州，未赴任，丁外艱，及服闋，補廣東德慶州。則高安既沒，余亦罷官。君以忼直忤監司，巧法相中。其在江西，事二守二監司，皆苦相擠，而大府持之，以君為高安所重耳。君既削職，士民醵金為道齎，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絕。
乾隆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學江蘇，欲得正直有學行者相助正文體，磨礱群士，余謂非君不可。元孚通書，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後五日至崑山，而元孚以七月望日卒於松江使院。君適遘瘧寒疾，就余於金陵，將與余縱覽江介川喦洞壑，而疾久未瘳。其子雲松重刻其時文，余覆閱之，益信文之於人，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吏，士民誠服，獨所至必見惡於長官；元孚思用其文學以廣教思，涉月而有變；欲少從容山水間，而疾困之，不可謂非所遇之窮也。然余戒為時人作序四十餘年，至君之文，則不請而有言，覽是編者，可慨然想見其為人矣。
青要山在新安東北隅，澗樵呂公讀書其中，因以名詩集。公之子耀曾，余同年友也，而公尤善余，屬序其詩有年所矣。余夙有戒，屢固辭焉。公將歸，謂余曰：「子之戒，苦眾人之擾擾耳。吾兩人皆衰老，姑序以慰吾心，而出之於身後，若何？」公至家三日而歿。其孫肅高來告喪：在途有遺命，諄諄及此；耀曾以書速，至再三。余卒卒無餘閑，又念誌公之墓已及公詩，無為復序也。
雍正八年十有一月朔後三日，夜過中，夢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翻余夙所心愜，使更視之，坐移時，作而曰：「茲為永訣矣！」俄而若將遠行，公使人來贐。覺而公之音容淒然在吾目也。嗚呼！豈公既歿，而猶拳拳於此乎？抑余負諾，責心有歉焉，乃《周官》之所謂思夢乎？公之靈果在天壤，所不可知，然用此知力所不給，不宜漫應以病吾心，而古賢之無宿諾，惟其始之嚴且確也。
公詩格調不襲宋以後，吟詠性情，即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乃備敘始末，俾耀曾以告公墓，而毋刊布焉，是乃公與余之成言也。
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飲光、杜於皇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為也！是雖小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達以學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則高下淺深純駁，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豈惟陶、謝、李、杜嶢然於古昔者哉！即吾所及見宗老塗山及錢、杜諸公，千里之外，或口誦其詩，而可知作者必某也。外此，則此人之詩，可以為彼，以遍於人人，雖合堂同席，分韻聯句，掩其姓字，即不辨其誰何，漫為不知何人之詩，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於詩，而自糊口四方，歷吳、越、齊、魯以至都下，海內以詩自鳴者多聚焉。就其能者，或偏得古人之氣韻，苦膋其格調，視眾人亦若有異焉，然雜置其倫輩中，亦莫辨為誰何。其門戶可別者，僅兩三人。至晚歲乃得廌青，廌青，山人也。余往來京師四十餘年，未有道其詩與名字者。蓋余方混混塵俗中，所見多衣冠馳騖之士，而廌青匿跡於窮山，其聲光自莫由而達也。
乾隆二年杪冬，余自武英殿出居西華門隅，子侄輩多稱東村石君之詩。東村以詩投，果蕭灑無世俗人語，遂因東村以得廌青。其後廌青以詩來，不待終篇，而知非他人作也。又二年，或鋟其詩於版，乞言於余。東村之門人聞之，亦刻其山居詩二十首。東村一旦悉焚平生所作，誓不更為，而謀去家以從廌青於山中。噫！廌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勳舊，方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絕塞開墾，以給屯軍；在軍中逾年，莫有知者，遂歸，絕人事，閉關於盤山。蓋天實限以詩人之遭遇，而使之盡誌於斯術也。
東村齒未艾，其子仕進方得路，而欲從廌青於山中，且焚詩而不為，與先君子所以戒苞者，似有合焉，其志可量也哉！
《易》《春秋》而外，經之難治者，莫如《詩》。《禮》各有所指之事；《書》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詩》則事之有徵及辭意顯而可辨者無幾，而得其人與世者尤稀。學者惟就其辭以意逆之，故其說終古而不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會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為衡，辨而斥之，然後《詩》之大體，有可稽尋。然以惡《序》說之深，或並其猶可以通者而斥之；或於《詩》之辭意可以兩行者，而一斷之。故自是以後，學者雖知《序》說之非，而於朱子之說，亦尚有不能愜者。語曰：「三代之際，非一士之知也。」蓋聖人之經之難治也，亦若此已矣。
涇陽王巽功以《詩說•國風》示余，其所疑於《序》說之可存，與朱子之說之未盡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為說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而當，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巽功之篤學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謬也。然吾聞君子之為學也，至於辨之明，思之審，以致於理之一，然後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講習之初，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後真是出焉。故朱子於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軒、伯恭，往復論辨，齟齬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則介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說既多與巽功同，恐不足以益巽功。巽功其更求異己者，而與之講議可也。
巽功將更定其書之體例，而索序於余，乃為述古人共學之義，俾知其難，毋好同而惡異，以致於理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鏡焉。
歙縣曹晉袁傳其高曾以下，遠近宗婦貞烈者四十有五人，曹氏之女許嫁而守貞，終世為嫠，遭變而死義者十有三人。余觀婦人以節完者，六經所著，衛共姜、紀叔姬兩人而已。蓋自周以前，婦人不以改適為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為恥。齊桓怒少姬，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郤犨求婚，魯人為奪施氏婦。公侯卿族如此，則他可知矣。李斯頌秦，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妻為逃嫁，子不得母」之文，蓋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
嘗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婦人守節死義者，秦、周前可指計。自漢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則悉數之不可更僕矣。蓋夫婦之義，至程子然後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賢，猶推國恩於朱氏，而程子則以娶其子婦者，為其孫之仇。其論娶失節之婦也，以為己亦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農市兒皆耳熟焉。自是以後，為男子者，率以婦人之失節為羞而憎且賤之，此婦人之所以自矜奮與！嗚呼！自秦皇帝設禁令，歷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動乎宇宙，而有關於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與天地參，而直承乎堯、舜、湯、文之統與！
黔、越有民焉，女子許嫁，則去其家而適野，有身然後歸。匪是，則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豈其性殊與？亦習所蔽耳。使嚴申國禁，而開以聖賢之教，安知其不可終革乎？吾因晉袁所述，有感於古今禮俗之變，其發有端，其成有漸，而備論之如此。又以見晉袁之為此，亦將有輔於世教，而非徒為曹氏之光榮也。
余與穆堂始相見，即相與議所處。康熙庚寅杪冬，穆堂以庶吉士覲省歸里，道長干，停船過余。余時以老母衰病，不敢遠行，而守土吏及族姻皆謂：「誤殿試期至再三，懼物議。」穆堂獨正議以排之。余因謂穆堂：「子必大為世用，不及今肆力於學，則無其時矣。」
逾年而余以《南山集》牽連，兼罹宗禍。荷先帝赦除，召入內廷編校。而穆堂宦益達。各以職事拘綴，惟一見於故相國安溪李公所。及先帝登遐，穆堂自北河入臨，朝夕聚喪次，始知其學益老，識益堅，氣益厲，而可任公卿之位。無何，果起家為吏部侍郎，巡漕運，開府粵西，總督直隸，不通問者，復四三年。其後穆堂亦掛吏議，荷聖上赦除，典司別館編校。暇日過從，出其已刻散體文示余，則已數十萬言矣。又逾年，總其前後所作，別為三集，各五十卷，而屬序其正集。其考辨之文，貫穿經史，而能決前人之所疑；章奏之文，則鑿然有當於實用；記、序、書、傳、狀、誌、表、誄，因事設辭，必有概於義理，使覽者有所感興而考鏡焉。其平生所志，及已見於設施者，即是編以求之，抑可以得其崖略矣。
穆堂自始進即得顯仕，出入中外，近二十年，任重而事殷，其於誦數講習，宜未暇遑，而竟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豈非其材有兼人者與？余終世未嘗一日離文墨，而智淺力分，其於諸經，雖粗見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無棄者，而文章之境，亦心知而力弗能踐焉。觀穆堂所編，未嘗不躊躇滿志，而又以自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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