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馀话

书林馀话
作者：叶德辉　清

跋

古人著书，多以一时采辑未广，积久闻见又多，于是有补、续、馀、闰之作。如宋洪迈《容斋随笔》，乃至于五笔；王明清《挥麈前录》，亦有《后录》、《三录》相继；次则沈括《梦溪笔谈》，皆其先例也。大伯父文选君，昔年既撰《书林清话》，播传宇内，已为当世士大夫所推重。

惟是此书杀青以来，间有历代刻书掌故、琐记为前书所无者，阅时年馀，又成此《馀话》上下两卷。正待编为巨册，不欲亟付梓民，而客岁以不幸罹难，至是竟成绝笔矣。人亡国瘁，痛哉言乎。启崟兄弟丁兹丧乱，重惧遗稿散失，遂乃携入行笥，悉数来沪，以待他日授之剞劂。会刘师澹园有印书馆之设，亟用活字排印五百部，同时并印《郋园读书志》，数亦如之。

是役也，历百馀日而蒇事。其校雠讹夺，刘师命启崟及其家子弟分任之。

师盖大伯父入室弟子，故其沆瀣相承，快睹斯书之流布也。启崟于家学毫无所得，有愧前修，展读兹编，惝然若失者殆累 日已。此外遗稿，尚有《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说文籀文考证》、《经学通诂》、《郋园学行记》、《星命真原》、《自订年谱》等书，将渐次编校刊行，庶无负于大伯父一生精力所系，得以长留天地间。然则是书之成，固非嚆矢欤。大伯父耳顺方强，使其健在，岂仅如王、如洪、如沈之撰述已哉！戊辰四月，从子启崟谨志。

书林馀话序

余撰《书林清话》刻成后，以前所采宋、元、明人及近今诸儒说部、笔记涉于刻书之事者，未得编次收入。 又已所论述为前所遗者，拉杂存之书簏。

其中或有裨掌故，或足资谈助，既不忍割弃，又不成条例，于是略事理董，分上下二卷，名曰《馀话》。 谓不足以续前话也。癸亥初秋记。

书林馀话卷上

宋无撰人《爱日斋丛钞》一云：“《通鉴》：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又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

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版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版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此言宰相请校正《九经》印卖，当是前长兴三年事，至是二十馀载始办。田敏为汉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经》遗高从诲。意其广顺以前，《五经》先成。王仲言《挥麝录》云：‘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

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版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后题长兴二年。今史云三年。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从之。又他书记冯道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版，则非李锷书。仿蜀制作，或别本也。《金石录》又云：‘李鹗，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版，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鹗，即锷也。《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版为正。见两朝国史。’此则印书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谓，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版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能盛印，遂以为始于蜀也。当五季乱离之际，经籍方有托而流布于四方，天之不绝斯文信矣。”

宋邵伯温《闻见录》十六云：“潞州张仲宾，字穆之。其为人甚贤，康节先生门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县，十五六岁时犹为儿戏，父母诲责之，即自奋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迁于州。三年，其资为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于一路。又曰，为富家而止耶。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谓有志者也。”

宋邵博《闻见后录》二十云：“东坡倅钱唐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凿至此。”

宋邵博《闻见后录》五云：“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家伯寅公菉竹堂残钞本作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是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馀，仅存《仪礼》一部。”

宋孔平仲《珩璜新论》云：“昔时文字，未有印版，多是写本。《齐宗室传》：‘衡阳王钧尝手自细写《五经》，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也。’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刊版印卖。朝廷从之。 是虽在乱世，《九经》传播甚广。至周广顺中，蜀毋昭裔又请刻印版《九经》，于是蜀中文字复盛。”

宋苏轼《仇池笔记》上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贱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和之，遂使古书日就舛讹。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女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见南山，境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盖灭没于烟波间。而宋敏求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宋邵博《闻见后录》十九云：“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求刻本无求字，曹倦圃藏钞本有求字。今据补。东坡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诗，即书之。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东坡阁笔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久之，方觉印本误‘春醪’为‘香醪’也。”

宋周煇《清波杂志》云：“印版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韵语阳秋》，评诗一条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联句，竹影金锁碎者，日光也。恨句中无日字耳。余谓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葛之说云尔。煇考此诗，乃东坡《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终篇皆为子由设，当是误书‘子瞻’为‘子美’耳。此犹可以意会，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宋朱彧《萍州可谈》云：“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干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版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

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著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七云：“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干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 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 然其后亦至通显。”

又五云：“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尝于吕居仁舍人坐上记历日，酒一行记两月，不差一字。”

宋车若水《脚气集》云：“张主一有《春秋集注》、《集传》，予未尝见。忽得本于瑞州守董华翁，盖其刻在瑞州。见惠新本也。”宋费衮《梁溪漫志》六云：“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其改窜处甚多。玩味之，可发学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学问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于臣上涂去而字。‘窃以人臣之献忠’，改作‘纳忠’。‘方多传于古人’，改作‘古贤’，又涂去贤字，复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学刚过’，改学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察为明’，改作‘以苛刻为能’。‘以猜忌为术，而贽功之以推诚’，‘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后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驭将之方’，先写‘驭兵’二字，涂去，注作‘治民’。‘改过以应天变’改作‘天道’。 ‘远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 ‘以陛下圣明，若得贽在左右，则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并涂去，改云‘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汉文闻颇、牧之贤’，改‘汉文闻’三字作‘冯唐论’。‘取其奏议，编写进呈’，涂去编字，却注‘稍加校正缮’五字。‘臣等无任区区爱君忧国感恩思报之心’，改云‘臣等不胜区区之意’。《获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籽之劳’而下云，‘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廷，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大中’，后乃悉涂去不用。‘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号称右臂’，改作‘古称’。‘非爱尺寸之疆’，改作‘非贪’。自‘不以贼遗子孙’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毡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祸心，与将鬼章首犯南川’，后乃自‘与将’而上二十六字并涂去，改云‘而西蕃首领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诸将’，改作‘申命诸将’。‘盖酬未报之恩’，改作‘争酬’。‘生擒鬼章’，改作‘生获’。其下一联，初云‘报谷吉之冤，远同疆汉，雪渭川之耻，尚陋有唐’。亦皆涂去。乃用此二事，别作一联云：‘颉利成擒，初无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报谷吉之冤。’末句‘务在服近而 柔远’，改作‘来远’。”

宋朱弁《曲洧旧闻》四云：“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餍我以韩，而又饫我以柳，谓天不予飨，过矣。’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欺人一作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长也，皆引去。”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四云：“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 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钞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馀，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宋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亦如此法。又见钱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纸作标，硬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辈多用此法。予性嘉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

宋洪迈《夷坚丙志》十二云：“绍兴十六年淮南转运司刊《太平圣惠方》版，分其半于舒州，州募匠数十辈，置局于学。日饮酒喧哗，士人以为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诸城南癸门楼上，命怀宁令甄倚监督之。七月十七日，门傍小佛塔高丈五尺，无故倾摧。明旦，天色廓清。至午，黑云倏起西边，罩覆楼上，迅风暴雨随之。时群匠及市民卖物者百馀人，震雷一击，其八十人随声而仆，馀亦惊慑失魄。良久，楼下飞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琉黄气。经一时顷，仆者复苏。作头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眠。内五匠，曰蕲州周亮、建州叶濬、杨通、福州郑英、庐州李胜，同声大叫，踣而死，遍体伤破。寻询其罪，盖此五人尤嗜酒懒惰，急于版成，将字书点画[寡]多及药味分两，随意更改以误人，故受此谴。”

宋王明清《投辖录》云：“近岁淮西路漕司下诸州分开《圣惠方》，而舒州刊匠以佐食钱不以时得，不胜忿躁。凡用药物，故意令误，不如本方。忽大雷电，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不可欺也如此。”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云：“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大概非四方比矣。两都、吴、越，皆余足[迹]所历，其贾人世业者，往往识其姓名，聊纪梗概于后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直至重，诸方所集者，每一当吴中二，道远故也。辇下所雕者，每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又云：“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诸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每瞷故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术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此盖海内皆然。楚、蜀交通便道，所摧间得新异。关、洛、燕、秦，仕宦橐装所挟，往往寄鬻市中。省试之岁，甚可观也。”

又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勿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荐绅博雅，胜士韵流，好古之称，籍籍海内，其藏蓄当甲诸方矣。”

又云：“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 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又云：“凡徙，非徙其书肆也。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 架而书置焉，若棋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惟会试，则税 民舍于场前。月馀，试毕贾归，地可罗雀矣。”

又云：“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 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馀，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馀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又云：“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尝久寓，故不能举其详。他如广陵、晋陵、延陵、就李、吴兴，皆间值一二。歙中则余未至也。”

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 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又云：“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 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十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 屑也。”

又云：“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轴轻省。海内利之，顺昌废不售矣。”

又云：“馀他省各有产纸，余弗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纸，理粗庞，质拥肿 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

又云：“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高丽茧绝佳，纯白滑腻，如舒雪，如匀粉，如铺玉，惟印记用之。”

又云：“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

又云：“凡本，刻者十不当钞一，钞者十不当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精粗、久近、纸之美恶、用之缓急为差。”

又云：“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吴中五，吴 中五不当燕中三，此以地论，即吴、越、闽书之至燕者，非燕 中刻也。燕中三不当内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其纸， 以其印其装为差。又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凡版漶灭，则以初印之本为优。凡装，有绫者，有锦者，有绢者；有护以函者，有标以号者。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闽多不装。又云：“有装、印、纸、刻绝精，而十不当凡本一者，则不适于用，或用而不适于时也。有摧残断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漶灭而价增于善者，必代之所无与地之远也。夫不适于时者遇，遇则重；不适于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又云：“叶少蕴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 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书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 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 也。’此论宋世诚然，在今则甚相反。盖当代版本盛行，刻者工 直重钜，必精加雠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 而钞录之本，往往非读者所急，好事家以备多闻，束之高阁而已，以故谬误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钞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钞本咸废而不售矣。”今书贵宋本，以 无讹字故。观叶氏论，则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当又 讹于宋邪？余所见宋本讹者不少，以非所习不论。又云：“叶又云：‘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叶以闽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时义亦用白杨木，他方或以乌桕版，皆易就之故也。又云：“叶少蕴云：世言雕版始自冯道。此不然，但监本始冯道耳。《柳玭训序》言其在 蜀时，尝阅书肆，所鬻字书小学率雕版。则唐固有之。陆子渊《豫章漫钞》引《挥麝录》云：毋昭裔贫时，尝借《文选》不得，发愤云 ‘异日若贵，当版镂之以遗学者’。后至宰相，遂践其言。子渊以为与冯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后也。载阅 陆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此印书之始。’据斯说，则印书实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冯道、毋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版矣，唐文皇胡不扩其遗制，广刻诸书，复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钞书何邪？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盖六朝崇奉释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极矣。”

活板始宋毕昇，以药泥为之。见沈氏《笔谈》十八卷甚详。又云：“遍综前论，则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参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时，刻本尚希。苏长公《李氏山房记》，谓国初荐绅，即《史》、《汉》二书不人有。《挥麝录》谓当时仕宦多传录诸书。他可见矣。”

又云：“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笔谈》云：‘版印书籍，唐人尚不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一铁范置铁版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待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版案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馀印，以备一版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不沾污。昇死后，药印为其群从所得，至宝藏之。’右俱《笔谈》所载，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

又云：“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书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细阅卷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帙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 四善具焉。逆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士生三代后，此类未为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隶与今楷书，书工亦有难易也。又云：“洪景卢云：‘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版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此论未然。《太平御览》盖因袭唐诸类书，《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世往往迭出者，又以钞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目验，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华，或未晓此曲折。诸家亦鲜论及，漫而识之。”

又云：“画家有赏鉴，有好事。藏书亦有二家：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沉湎青箱，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赏鉴家类也。至收罗宋刻，一 卷数金，列于图绘者，雅尚可耳，岂所谓藏书哉！”

又云：“王长公小酉馆，在弇州园凉风堂后，藏书凡三万卷二典不与，构藏经阁贮焉，尔雅楼度宋刻书皆绝精。余每读九友歌，辄泠然作天际真人想。”

又云：“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马，尽出堂中，并诸古帖画卷列左右，坐客应接不暇，司马谓此山阴道上行也。司马公尤好古，汇刻《坟》、《雅》诸书，今盛传于世云。”

又云：“邺下宗正灌父，最蓄书，饶著述，宾客倾四方。尝饷余秘籍数种，并五言八韵寄余。余时尚十五六，今廿载馀，愧不能万一副也。顷闻已逝，因录其诗，志余感云。”“北郡词林冠，申阳艺苑英。斯人谁继美，之子独成名。气掇香山秀，才如濲水清。铿然同谢朓，貌矣迈阴铿。绮丽风应远，沉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数，大历讵堪评。著作千秋事，流传四海名。 吾惭下里调，焉敢应同声。”

又云：“黎惟敬博雅好古，尝罄秘书俸入刻《刘梦得集》。中多是正，较他传本为精。余有元人陈君采、柳文肃二集，黎过濲水，并携去，约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漶灭，因举赠，俾完此举。不三载，惟敬下世，遂并二书失之。”

又云：“龙邱童子鸣家，藏书二万五千卷。余尝得其目，颇多秘帙，而猥杂亦十三四，至诸大类书则尽缺焉。盖当时未有雕本，而钞帙故非韦布所办，且亦不易遇也。”

又云：“里中友人祝鸣皋，束发与余同志，书无弗窥。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书市，竞录所无。卖文钱悉输贾人，诸子啼号冻馁罔顾。惜年仅四十而夭，每念辄损神也。”

又云：“右四君俱余生平同志。余筐箧所藏，往往与互易者。今相率游岱，故稍记其略，以识余怀。自馀交亲中，雅尚甚众，幸俱健匕箸，未敢概及云。”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永乐中，命胡广、王洪等辑《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 目录六十卷。其表文载《蟫精隽》中，盖古今创见书也。惜卷 帙繁重未传云。”

明陆容《菽园杂记》十云：“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 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 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 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而 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 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 厚欤。”

蔡澄《鸡窗丛话》云：“国朝著作家，其考订之精确，自顾亭林、阎百诗两先生外，当以钱遵王、何义门为冠。盖钱、何二公俱能购宋元善本及前辈雠校之本，亲自钞录勘对。即一字之亥豕，必遍阅群书，互相引证。故其评定诸书，俱为学者所宗。钱有《读书敏求记》四册，秘不示人。时竹垞方著《经义考》，欲假其《敏求记》而不肯。竹垞乃以白金银鼠裘赂其侍书窃出，预备书人二十辈，一日夕录毕。竹垞之好学，古今所未有也。惜义门无著述流传，其所评选《制艺》、《行远》诸集，风行海内。”按：《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四库全书》著录，澄殆未见耳。《义门读书》，《敏求记》跋云：“绛云未烬之先，藏书至三千九百馀部，而钱遵王所记凡六百有一种，皆纪宋版元钞及书之次第完阙、古今不同。手披目览，类而载之，遵王 毕生之精华萃于斯矣。书既成，扃之枕中，出入每自携。灵踪 微露，竹垞谋之甚力，终不可见。既应召，后二年典试江左。遵王会于白下，竹垞故令客置酒高宴，约遵王与偕。私以黄金翠裘与侍书小史启𫔎，豫置楷书生数十于密室，半宵写成而仍返之。当时所录，并《绝妙好词》在焉。词既刻，函致遵王。渐知竹垞诡得，且恐其流传于外也，竹垞乃设誓以谢之。”又跋 云： “遵王撰成此书，秘之笈中，知交罕得见者。竹垞检讨校士江南日，龚方伯遍召诸名士大会秦淮河，遵王与焉。是夕，私以黄金青鼠裘予其侍史，启箧得是编。命藩署廊吏钞录，并得《绝妙好词》。既而词先刻，遵王疑之，竹垞为之设誓而谢之，不轻授人也。”义门以同时人记当时事，意必见闻甚确。然柯崇朴《绝妙好词序》略云：“往与朱检讨竹垞有《词综》之选，摭拾散佚。采摘备至。所不见者数种，周草窗《绝妙好词》其一也。嗣闻虞山钱子遵王藏有写本，余从子煜为钱氏族婿，因得假归。然传写多讹，迨再三参考，始厘然复归于正。爰镂版以行之。”据此，则《绝妙好词》从遵王借钞，非窃得也。此书既非窃钞，则《敏求记》之非窃钞，更可知矣。《敏求记》稿本向藏揭阳丁日昌特静斋，今已散出，为吾同年张菊生侍郎元济所获。曾借读一遍，与今刻本门类之出入，文句之异同，大足以资考索。若如义门所云，则是朱刻以前先有改定之正本，恐其事皆传闻失实也。严元照《蕙櫋杂记》云：“成容若侍卫刻《通志堂经解》，徐健庵尚书■刻，三月而成。侍卫界尚书四十万金，故急溃于成。通志堂，侍卫之堂名也。《经解》卷帕浩繁，唯方望溪曾遍为点阅一过。何义门悉以其付刻之原本与本之完缺及 校勘失当者录成一册，沈椒园按察刻行之。钱广伯曾以刻本示余。”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四云：“《骈字类编》书版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据为奇货。嘉庆甲戌夏，武英殿奏请清查版片书籍，时同年谢峻生编修为提调官，查至南薰殿，见炉坑内烧火炕出灰之坑，都中名曰炉坑。有物贮焉，命启之，版片堆积。审之，则《骈字类编》版也。核版短二千页，因奏请刻版千补之。版两面刻字，故只用千版。今此书发卖，士子俱得见之矣。”

又云：“武英殿书籍，其存而不发卖者，向贮于殿之后敬思殿。甲戌夏清查，将完好者移贮前殿，其残缺者变价，符咒等书，悉付之丙。于是敬思殿空为贮版片之所。”

又云：“活字版始造于宋，沈括《笔谈》云：‘宋庆历中，毕昇为活字版，以胶泥烧成。’陆深《金台纪闻》则云：‘毗陵人初用铅字，视版印尤巧妙。’盖其始或以泥，或以铅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简请广《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二十五万馀。高宗以活字版之名不雅，赐名曰聚珍版。”

阮葵生《茶馀客话》云：“万历甲午，南祭酒陆可教请刻《永乐大典》，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刻汇存，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当时议允，终未颁行。窃谓文皇与穆宗两番钞录，已费不赀，镂版通行，谈何容易耶。”

胡虔《柿叶轩笔记》云：“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皆钞本，每叶十六行，行二十一字，长六寸，宽三寸七分。每本用宝二，前曰‘古稀天子之宝’，后曰‘乾隆御览之宝’。每部首载提要及总纂名，而列总校名于每本之末。其面签皆用绢，经以绿，史以赤，子以碧，集以浅楠，楠木匣盛之。”

又云：“俞长城选《名家制义》，首载北宋二人，南宋五人。王荆公、苏颍滨、杨诚斋、陆象山、陈君举、汪立信、文文山。其文虽不类近代所为八股，然终不知录自何处。且尽《四书》中文，亦不似宋人所为，盖后人讹托，而桐川误采之也。明朱方字良矩，浙江永康人，正德甲戌进士，官云南参政。刻《经义模范文》，凡十六篇，内惟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见《宋文鉴》。张才叔《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惠迪吉》、《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异亩同颖，献诸天子》、《念哉圣谟洋洋》、《恭默斯道二句》，姚孝宁《反复其道二句》，吴师孟《章子有一于是乎》，张孝祥《作归禾，作嘉禾》、《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姚孝宁《圣人亨以享上帝》、《利用宾于王》，张孝祥《我心之忧二句》、《归马于华山之阳二句》、《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共十五篇。余亦不知所本。王廷表作序，称方得自杨升庵，则真伪犹未敢定也。”《明志》有杨慎《经义模范》一卷。阮文达元《杭州灵隐书藏记》《揅经室三集》二。云：“《周官》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藏书曰藏，古矣。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收藏之与藏室，无二音也。汉以后，曰观，曰阁，曰库，而不名藏。隋唐释典大备，乃有《开元释藏》之目，释道之名藏，盖亦摭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学佺谓释道有藏，儒何独无？欲聚书鼎立。其意甚善，而数典未详。嘉庆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时帆先生诸集将成，覃溪先生寓书于紫阳院长石琢堂状元曰：‘《复初斋集》刻成，为我置一部于灵隐。’仲春十九日，元与顾星桥、 陈桂堂、两院长暨琢堂状元、郭频伽、何梦华上舍、刘春桥、顾简塘、赵晋斋文学，同过灵隐食蔬笋，语及藏《复初斋集》事，诸君子复申其议曰：‘史迁之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白少傅分藏其集于东林诸寺；孙洙得《古文苑》于佛龛；皆因宽阔远僻之地，可传久也。今《复初斋》一集尚未成箱箧，盍使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灵隐者，皆裒之，其为藏也大矣。’元曰：‘诺。’乃于大悲佛阁后造木厨，以唐人‘鹫、岭、郁、岧、峣’诗字编为号，选云林寺玉峰、偶然二僧簿录管钥之，别订条例，使可永守。复刻一铜章，遍印其书。而大书其阁扁曰‘灵隐书藏’。盖缘始于《复初》诸集，而成诸君子立藏之议也。遂记之。”

条例

一送书入藏者，寺僧转给一收到字票。

一书不分部，惟以次第分号，收满“鹫”字号厨，再收“岭”字号厨。

一印钤书面暨书首叶，每本皆然。

一每书或写脑，或挂绵纸签，以便查检。

一守藏僧二人，由盐运司月送香灯银六两。其送书来者，或给以钱，则积之以为修书增厨之用。不给勿索。

一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但在阁中，毋出阁门。寺僧有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携窃涂损者，皆究之。

一印内及簿内部字之上，分经、史、子、集填注之，疑者 缺之。

一唐人诗内复“对天”二字，将来编为“后对”，“后天”二字。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举明静谨细知文字之僧充补 之。

又《焦山书藏记》云：“嘉庆十四年，元在杭州立书藏于灵隐寺，且为之记。盖谓汉以后，藏书之地，曰观，曰阁，而不名藏，藏者本于《周礼》宰夫所治，《史记》老子所守，至于《开元释藏》，乃释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异也。又因史迁之书，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于东林诸寺；孙洙得《古文苑》于佛龛；间僻之地，能传久远，故仿之也。继欲再置焦山书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转漕于扬子江口，焦山诗僧借庵巨超、翠屏洲诗人王君柳村豫来瓜洲舟次，论诗之暇，及藏书事，遂议于焦山亦立书藏。似《瘗鹤铭》 ‘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编号属借庵簿录管钥之。复刻铜章，书楼扁，订条例，一如灵隐。观察丁公百川淮为治此藏事而蒇之。则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此藏者，皆裒之。且即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镇江二《志》为相字第一、二号，以志缘起。千百年后当与灵隐并存矣。”

条例

• 送书入藏者，寺僧转给一收到字票。一书不分部，惟以次第分号，收 满“相”字号厨，再收“此”字号厨。
• 印钤书面及书首叶，每本皆然。
• 每书或写书脑，或挂绵纸签，以便检查。
• 守藏僧二人，照灵隐书藏例，由盐运司月给香灯银十两。其送书来者，或给以钱，则积之以为修书增厨之用。不给勿索。
• 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照天一阁之例，但在楼中，毋出楼门，烟灯毋许近楼。寺僧有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摧窃涂损者，皆究之。
• 印内及簿内部字之上，分经、史、子、集填注之，疑者 阙之。
• 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举明静谨细知文字之僧充补 之。
• 编号以“相、此、胎、禽、华、表、留、唯、髣、髴、 事、亦、微、厥、土、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 爽、垲、势、揜、亭、爰、集、真、侣、作、铭”三十五字， 为三十五厨。如满，则再加“岁、得、于、化、朱、方、天、 其、未、遂、吾、翔、也、逎、裹、以、玄、黄、之、币、藏、 乎、山、下、仙、家、石、旌、篆、不、朽、词、曰、征、君、 丹、杨、外、尉、江、阴、宰”四十二字，为四十二厨。又《揅经室集》八卷：“四月十日，同顾星桥吏部宗秦、陈古华太守廷 庆、石琢堂状元韫玉三院长暨朱椒堂兵部为弼、蒋秋吟太史诗、 华秋槎瑞潢、何梦华元锡、王柳邨豫、项秋子墉、张秋水鉴诸 君子集灵隐，置书藏、纪事。”

五古一首云：“《尚书》未百篇，《春秋》疑断烂。列史志艺 文，分卷本亿万。传之千百年，存世不及半。近代多书楼，难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与俗隔厓岸。岧峣隐灵峰，琳宫敞楼观。共为藏书来，藏室特修建。学人苦著书，难杀竹青汗。若非见著录，何必弄柔翰。舟车易遗忘，水火为患难。子孙重田园，弃此等涂炭。朋友诺黄金，文字任失窜。或以经覆瓿，或以诗投溷。当年无副本，佚后每长叹。岂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乱。名家勒巨帙，精神本注贯。逸民老田间，不见亦无闷。虽不待藏传，得藏亦所愿。我今立藏法，似定禅家案。诸友以书来，收藏持一券。他年七十厨，卷轴积无算。或有访书人，伏阁细披看。古人好事心，试共后人论。既泛西湖舟，旋饱蔬笋饭。出寺夕阳残，鹫岭风泉涣。”

按自曹石仓学佺有儒藏之说，言藏书者，每以为一重公案，然其事固不可行也。乾隆中，历城周书昌编修永年作《儒藏说》，未知其说如何。桂馥《晚学集•周先生传》云：“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约余卖田筑借书园，祀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此文达以前倡儒藏之议者。藏书与刻书本二事，余前撰《清话》未及此。然诸先生殷殷好事之心，所望后之人绍述前修，成此美举，灵隐、焦山二藏，究不知当日成功如何。读文达两记一诗，亦可想见其提倡之至意。今仍补记以告来学，庶得有所观感云。

书林馀话卷下

《石经》为经本之祖。自汉熹平刻石立于太学鸿都，当时如汉末人注经，罕见徵引。惟《公羊•昭二十五年传》：“既哭以人为 。”何休解诂云： “周埒垣也，所以分别内外卫威仪。今太学辟雍作侧字。”唐徐彦疏云： “今太学辟雍作侧字者，谓何氏所注者是 字。今汉时太学辟雍所读者作侧字，云既哭以人为侧。”阮元校勘记云：“此即东汉熹平立石之《公羊传》也。”按：汉末人经注惟此引一条。何劭公与郑康成、蔡伯喈为同时人，不知郑注《礼》时何以不及。据《后汉书•蔡邕传》：“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据此，知当时太学《石经》，已为人所重视，劭公偶一引用之耳。自后魏正始立《三体石经》，唐开成立《十二经石经》，孟蜀广政立《十三经石经》，宋至和立《二体石经》，高宗南渡立御书《石经》于杭州学宫。此皆元用以前旧本。今惟《开成石经》独存，次则高宗御书各经，十存六七。然《开成石经》一误于乾符之修改，再误于后梁之补刊，三误于北宋之添注，四误于明人之磨勘。及至版本代兴，各相沿误，去古日远，伪体难裁。余尝欲据《唐石经》刊定四误，别为善本，以复古而信今。岁月蹉跎，有志未逮。偶从莫楚生观察处获见缩刻《唐石经》木本，止《易》、《书》、《诗》三经，似是未刻完之本。审其避讳缺笔，当刻于嘉、道间，是固先得我心。惜乎未见全经，即此三经亦流传极鲜也。  

今世凡刻书，阙文处用白匡或墨块。白者谓之空白；墨者谓之墨钉，亦谓之墨等，又谓之等字，俗语谓留为等。此墨等、等字，盖谓留此以待补刻也。此其由来甚古，《论语》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集解》包曰： “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按史之阙文，见于《春秋》者，《桓十四年经》“夏五”，《左传》杜预注：“不书月。阙文。”《公羊传》：“夏五者何，无闻焉尔。”何休《解诂》不详。《穀梁传》：“孔子曰：听远音者，闻其疾，而不闻其舒。望远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隐、桓。隐、桓之日远矣，夏五传疑也”范宁《集解》：“孔子在于定、哀之世，而录隐、桓之事，故承 阙文之疑，不书月，皆实录。”

顾其原文下必有空白之处，经孔子修之而始删去。《庄二十四年经》，“郭公”，亦同。盖郭公下阙其名与事。其上文经云“赤归于曹”，《左》无传，《公》、《谷》以“赤归于曹”、“郭公”二句连文。《公羊传》云：“赤归于曹郭公。赤者何，曹无赤者，盖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传》云：“赤盖郭公也。何为名也，礼。诸侯无外归之义，外归，非正也。”

《左传》杜预注：“无传，盖经阙误也。自曹羁以下，《公羊》、《穀梁》之说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氏》，故不采用。” 古书有可比例者，如汲冢中《逸周书》、《穆天子传》，其中多方 白匡，皆阙文也。前人往往不识。  

《大戴礼》武王践祚：“机之铭，阙皇皇惟敬□生■□戕□。”卢辨注：“■，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詈 也。”□戕□，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 以言语为戒也。”此由不识□为阙文，而注以为口字。然文义犹可通也。若明人钟惺、谭友夏《古诗归》，则强词尤为可笑。谭 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按：文只三□，钟、谭所见之本，为“皇皇生敬□□生■”。钟云：“读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  

此真强作解人，而不顾其立说之穿凿矣。墨块之本，则自南宋时已有之。如陈道人书棚刻唐人集，若李建勋《李中丞集》，鱼玄机《女郎诗》，麻沙坊刻《纂图互注四子》，其中墨等颇多。而尤以《庄子》为甚。又如元大德中所刻《白虎通论》、《风俗通义》二书亦然。大德本出于宋嘉定十三年夔府刻本，一切皆 仍宋旧，即万历十年胡维新《两京遗编》。又重雕元本，虽版式略小，而行字墨块处正同。是可见墨块之存留，自有刻本以来即有此例。

然余因此悟用白匡者必出古书钞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块者则出宋时刻本，在校者犹有访求善本待补之意，非若白匡之已成阙文，无从校补也。昔尝疑《礼记•投壶》以○□记鼓节，其○□处，必有文字以分薛鼓、鲁鼓之不同。亦如宋刻姜白石词，旁注工尺之例，久而阙佚，故以○□记之。在郑氏作注时，既不得别本以资校雠，于是释为圜者击鼙，方者击鼓。孔疏依注敷衍云： “以鼓节有圜点，有方点，故以圜者击鼙，方者击鼓。若频有圜点，则频击鼙声，每一圜点，则一击鼙声。若频有方点，则频击鼓声也。”果如所言，则经文何不直截了当言之曰，某时连击，某时一击，而必为此烦琐难记之○□，使人临击鼓时，按圜索谱，如射覆藏钩之儿戏乎？是知○□必有文字，不得如注疏所云，令人索解不得也。

日本松崎鹤雄书来问版本之事云：“书版有双线、单线、白口、黑口、鱼尾、耳子等名，往往见于藏书家书目及诸家题跋文中。不详其义，亦不知其在版中何处。”乞余答复。余向撰《书林清话》，以为此等处无关要义，故亦略之。今松崎鹤雄越国修 问请益，不敢以其琐屑置而不言，因为书复之。略云：书边四围之阑为线，版中上下处为口，版心有■形为鱼尾，边阑上有小匡附着两旁者为耳子。线有双、有单，黑口有大、有小。何谓双线，如四围边阑内重出一细线纹者，是谓双线。若仅有边阑而无内线者，是谓单线。 黑口大小者，版心上下刻一直线，上在鱼尾上，下在鱼尾下，粗者填满版心，是谓大黑口。小者刻一微线，是谓小黑口。盖所以表识版之中心，以便折叠时有准绳也，无此线者，则为白口。鱼尾之黑口亦因之，亦偶有两歧者。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书多从宋本翻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贵不亚宋、元，盖以此也。大抵此类版心，书名只摘一字，下刻数目。

其白口、小黑口空处上记本叶字数，下记匠人姓名，不全刻书名也。全刻书名在万历以后，至我国初犹然。鱼尾有双、有单，双者上下同，单者上刻一鱼尾，下则只刻一横线纹。亦有版心全系黑口者，则鱼尾以外皆粗黑线，如元张伯颜本《文选》及明刻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之类。此则匠人以意为之，不为定式也。耳子以识书之篇名，始宋岳珂之刻《九经三传》，今武英殿之仿刻《五经》本，其式犹存，他书则罕见。若释藏之所刻支那本，则每半叶一方围，中无版心、直线，鱼口等。明时浙中径山寺、云栖寺所刻诸释经、释典为多，初不知其何所依仿。至干、嘉时，金农刻己作《冬心先生集》，陈鸿寿刻己作《种榆仙馆集》，用竹筒式作直线阑，此则不古不今，类于向壁虚造，镂刻虽精，然吾无取焉尔。

明人刻书，有不见于藏书家志、目、题跋者，如刘氏安政堂所刻书。余撰《清话》以弘治甲子刻《针灸资生经》七卷为其所刻最早者矣，后见湘阴郭氏养知书屋藏有《四明先生续资治通鉴节要》二十卷，题“宣德己酉京兆安政堂刘氏校刊”一行，则前乎此七十五年，盖亦书林世业也。独山莫楚生观察藏有《淮南高诱注》二十一卷，题“正德己卯刘氏安政堂刻本”； 余从子启藩藏有《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题“正德庚辰刘氏安政堂刻本”；余所藏《新刊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论方》三卷、《后集》一卷、《别集》一卷，题“嘉靖壬辰仲秋七月刘氏安政堂刊”。此并向所希见者。又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载有《孔丛子》七卷，注“安政堂刻本”；莫友芝《知见传本书目》，宋林亦之《辋山集》，下注“嘉靖安政堂刻本”。则此外所刻， 为前人所未著录，吾辈所未目睹者，不知尚有若干种。明时距今五六百年，见闻不周已如此，况远而上溯宋元耶。

刘洪慎独斋刻书极伙，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颇为藏书家所 贵重。余藏有《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卷一末有牌记，云：“皇 明正德戊寅慎独斋刊”。

此向来藏书家所未及者。按洪于是年刻有《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已载前撰《清话》。此二书皆卷帙极多者，均于一年之中刻成。可谓勇于从事矣。字体劲秀，行格紧密。二书 亦正相类。

嘉禾项笃寿万卷堂刻书精美，惜乎所刻甚少。前《清话》所列仅《郑端简奏议》十四卷、《东观馀论》三卷，如是而已。嘉靖丙寅刻有《廿四史论赞》八十卷，总目后有楷书长方牌记， 云“嘉禾项氏万卷堂梓”，《史记》目后有“嘉禾项氏刊于万卷堂”一行。其书亦人所罕知者。

明洪楩清平山堂刻有宋洪迈《夷坚志》，江阴缪氏艺风堂旧 藏其书，在归安陆心源十万卷楼刻本之外，世以为罕见矣。从子启崟有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八十一卷，为嘉靖乙巳刻本，此亦罕见著录者。

明藩芝城蓝印活字本《墨子》十五卷，为嘉靖壬于摆印者。嘉庆中藏吴门黄荛圃主事丕烈士礼居，载《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记云：“续得嘉靖癸丑岁春二月吴兴陆稳叙刻本，与此差后一年。叙中有‘前年居京师，幸于友人家觅内府本读之’之语。又云： ‘别驾唐公视郡，暇访余于山堂，得《墨子》原本，将归而梓之。’是又一本矣。今取唐本以勘陆本，殊有不合。知陆所云唐得《墨子》原本者，非陆本也。惟陆本无叙，唐本有陆之叙，后人遂疑唐本出自陆本。其实陆先刻一年，唐后刻一年，实不侔耳。”余按：黄说误也。陆本即唐本，唐刻而陆叙之。唐自有跋，题“嘉靖甲寅”，盖刻成后始作跋耳。其有不合者，殆先后校改之故。芝城本虽在嘉靖壬子，似亦出于唐本。缘唐本刻在壬子，书初印出，芝城既据以摆印，故其文多与陆叙本合，必未经校改者。是书刻于壬子，至癸丑春，陆为作叙；至甲寅，唐自作跋。三本实二本也。余藏此本，前多江藩白贲衲一叙。叙称：“南昌宪伯贞山唐公以所刻《墨》集送予男多炘，多炘持示予。读大司马中丞北川陆公前序，暨公所为序，乃知所以为墨者，及所以读《墨子》者。”据此，可证唐陆非二本，特黄氏所见或无江藩叙者，故不能详也。《墨子》无宋本，故明刻为上。蓝印活字本，士礼居散出，归聊城杨致堂河帅以增海源阁。公孙凤阿舍人保彝携至京师，为潘文勤祖荫借去。文勤薨于位，书遂不复还。世间亦未见第二本矣。

刻《旧唐书》之闻人诠，尚刻有《三礼注疏》。余于沪肆得 《仪礼注疏》，每卷首题“直隶学政监察御史馀姚闻人诠校正，直隶常州府知府遂昌应槚刊行”，盖当时常州刻本也。闻人诠刻《旧唐书》，世称善本，亦无第二刻本，故为藏书家所珍贵。实则讹夺之甚，先祖石君公讳树廉曾假钱遵王曾述古堂藏至乐堂旧钞宋本，以校闻人诠本，逐叶异同不少。今此校本藏余从子启崟处。先祖手跋者再，逐卷有朱记月日。以此例推，《三礼注疏》亦未必有过于南北两监本处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十二作闻人铨，云：“铨，字邦正，馀姚人。嘉靖丙戌进士，除宝应知县，擢山西道御史，巡视两关，历湖广按察副使。”又云： “邦正著录阳明之门，撰《饮射图解》，又雕刘昫《旧唐书》行世。津津好古，不易得也。”明凌迪知《万姓统谱》：“闻人姓多馀姚人。”亦有“闻人诠，馀姚人”，而云弘治进士则误也。

毛晋家世及其行实，余《书话》考之详矣。其子五人，襄、褒、衮、表、扆。扆，字斧季，为陆敕先贻典婿，藏书家多知之。其馀四人，余尝求其遗事，绝不可得。近日昆山赵君学南以所刻《峭帆楼丛书》见贻，中有陈瑚《从游集》二卷，其下卷采褒、衮、表三人诗。姓名下各系事略云：“毛褒，字华伯，

常熟人。华伯天性醇谨，所居宅西南有古墓当道，青鸟家以为来龙处，说华伯夷之，华伯笑不应，加封植焉。弟补仲，早夭。今次子为其后，视孀妇有加礼，人皆以为难。家居遵司马仪，巫祝尼媪无敢造其室者。其为诗多入隐湖社刻中，予选而梓之。近有《西爽斋唱和集》，人酬一首，尤多警句，予特备录于篇。衮，字补仲，昆湖子晋先生之仲子也。子晋以能诗好古，藏书镂版，名满天下。子四人，克世其家，而补仲尤异敏，不幸羸疾以夭。知与不知，无不惜之。补仲之为举子业也，铲削陈言，刻濯新异，务为幽深曲折纵横自喜之论。世俗钞撮腐烂之习，一切非其所屑。每三六九日课业宝晋斋，同学毕至，补仲辄诙谐啁笑，目中虚无人。或竟日不肯下一字，至篝灯促膝，则落纸如飞，洋洋洒洒，自成一家机轴，虽殚精竭思，无以过也。喜法书名画，精于赏鉴，有可其意，不惜橐中金购之。又极爱整洁，地洒扫无纤尘，笔床茶具必方列，明窗净几，命童子日揩摩数四，始就坐。入其室者不敢涕唾，比于倪迂清閟阁云。生平无娈童侍女之好，有嫠妇窃窥，叹其美丰仪，疾避之。尝一夕宿于外，或问之，曰：内有乳媪，吾以谨嫌也。读书能究心其奥质难晓者，病少间，与予同论六书文字之学，颇见原委。又与瞿有仲极言天文左旋右旋中历西历之辨，必求胜后已。盖补仲志好高，不肯居人后，使天予之年，进未可量。学未成而化为异物，是以深为可惜。卒前一日，予执其手而与之诀，怡然曰：‘某无恙也。’语不及身后事，对妻女无苦怜之色。呜乎！可哀也已。予是以图其像，复刻其诗而传之。表，字奏叔。

管子曰：‘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少而习焉，长而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则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诚哉是言也。汲古主人镂书万卷，前人诗集当十之四五。其叔子奏叔，方攻进士业，不暇以诗名。而兴会感触，辄有佳句惊人，出乎意想之外。岂非所谓不劳而能者乎？忆其初见予，年十二，静秀娟好，如翠竹碧梧，光映左右。当是时即知为称其家儿。今易闰矣，吾年渐老，白首无闻。而奏叔学日益进，与梅仙、禹思、窦伯辈淬砺名行，交相有成。取柳诗尔室二字颜其斋。读予《大小学日程》而笃信之，曰：‘此作诗之基也。’即更其名为《圣学入门书》，授之剞劂，以公同志。其勇于好善又与人为善如此。年虽少，倜傥多能，治家斩斩，早见头角，举而措之，可以卜其用焉。”按：陈瑚，字言夏，号确庵，太仓人。有《确庵集》，曾为子晋作传。《从游集》皆选其及门弟子诗。褒、衮、表皆从受业者也。梅仙姓钱，名嘏，太仓人。禹思姓张，名溯颜，常熟人。窦伯姓冯，名武，常熟人。《从游集》中皆采其诗。毛晋五子，长名襄，此以褒为伯，衮为仲，

表为叔，而扆则字斧季。盖襄早卒，以次递升。襄无字，殆年未及冠而即夭欤。

汲古阁刻《四唐人集》，流传绝少。顾湘撰《汲古阁刻版考》云：“《四唐人集》内，惟《唐英歌诗》一种，最为善本。即如席氏《百家诗》内亦刻，而空白多至二三百字，令人不可读。 汲古此本，真秘宝也。”又云：“《四唐人集》版，相传毛子晋有 一孙，嗜茗。得洞庭碧萝春，患无美薪，顾《四唐人集》版曰：

‘以此作薪，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据顾氏云云，其流传之少，盖版早毁也。余从子启藩藏有汲古此本，取校席 刻本，缺不及百字。顾氏云二三百字，殆未细校耳。《全唐诗》 于所缺者一一臆补，以汲古本校之，无一合者。当时编校诸臣 谬妄极矣。汲古本余令启藩兄弟影印三百部，以广流传，今而 后可得吴诗真面矣。

前载毛氏刻版，有题“绿君亭”者，为《二家宫词》、《三家宫词》、《洛阳伽蓝记》等书。余未知“绿君亭”之名是否为毛氏题署。近得《陶靖节集》章次本，一诗、二赋、三辞、四记、五传、六赞、七述、八疏、九祭文、十四八目，前有总评、章评，后有参疑。集名下第二行题“明东吴毛晋子晋重订”，未有“天启乙丑孟秋七月东吴毛晋子晋识”，其版式与所刻宫词一 例。然后知“绿君亭”即毛氏署名，非他氏也。汲古阁又刻有 影宋大宇本《陶渊明集》，相传为东坡手书者，后有毛扆跋，雕刻极精。后来何氏笃庆堂、章氏式训堂、县人胡蓟门锡燕手书模刻者，皆从之出。未见宋版原书也。

《初学记》以明安氏桂坡馆刻大字为最善。同时又以活字摆印，书之大小与刻本同，此本流传极罕。余前撰《清话》，考 安国世家，据安绍杰辑《安我素希范年谱》云：“安国铸活字铜版，印《颜鲁公集》、徐坚《初学记》等书。”余以为《初学记》无活字本，谓《年谱》所述不明晰。后从子启藩得一本，即安氏活字版印者，乃知书本未经目睹，不可臆断如此。又《太平御览》有明人黄正色序者，序略云：“吾锡士大夫有好文者，因闽省梓人用活字校刊。始事于隆庆二年，至五年才印其十之一二。闽人散去，于是浙人倪炳伯文居业于锡，毅然谋于郡邑二三大夫士，协力鸠工，锓诸梨枣，三阅寒暑。先是孙国子虞允一元力任雠校，忽于隆庆六年捐馆，弗克终事。苦于舛讹，同年薛宪副应奎仲子庠生名逢者，出所藏本，俾倪氏缮写付刻。余既嘉仲子能成人之美，且喜是书得以版行，为天下公器。”据此，则当时活字本未成，而得倪氏校刻行世。余藏此本，前有万历黄正色此序，又有“万历甲戌小春吉旦苏熟后学周堂谨识”。甲戌，万历二年也。又藏一活字印本，周堂识后末有字二行，其一行云“闽中饶世仁、游廷桂整摆”，其二行云“锡山赵秉义刘冠印行”。其周堂识云：“是集从闽贾饶世仁等购得其半，半在锡邑郡伯顾肖岩、太学秦虹川家。二公，博雅君子也。请于先君，欲合而梓之。先君曰：‘余志也。’遂躬校阅。未几，而先君作古矣。不肖堂惧先志之未酬，丐诸名硕，考订厘缉，遂成完书。”又云：“今所得活版仅百馀部，与顾、秦二氏分有之。倘好事者藉稿于兹，更加精校，锓为不刊之典，是所愿也。”此本目录卷一、卷四一叶，版心有“宋版校正，闽游氏仝铜省字。板活字印一百馀部”，凡十六小字。卷第一，一叶，版心字同。第十一卷，版心小字云“宋板校正，饶氏仝板活字印行壹百馀部”。余在沪市，见一活字印残本，第一本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刊”，凡十字，作两行。版心鱼尾下有小字云“宋板校正，闽游氏仝板活字印一百馀部”。

校余藏本，目录后无牌记，殆为一本，于摆印时牌记或印或不印，未注重也。

明刻本即据活字印者为底本，故周堂识刻本、活字印本均载之。因此知活字印本为全书，黄云“才印其十之二三”，不确也。近日沪市又出明活字印本《唐人小集》五十家，余见数家，字画缺蚀不齐整，与华氏会通馆活字印本《容斋随笔》、《锦万花谷》相似。藏者故昂其值，争为宋本。以余所知，将及百家，不止五十也。明时活字印书如此广远，而皆在无锡一邑。至今三百馀年，无锡犹盛行活字印本，此如常熟数百年多藏书家，皆乡先达流风馀泽，有以兴起之也。

书版辨宋、元，辨行、字，几乎无义不尽矣。然其版片之大小，书体字之方圆肥瘦，不可得而知也。宜都杨惺吾教授守敬乃有《留真谱》之作，所谓“留真”者，于宋、元旧本书摹刻一二叶，或序跋，或正卷，藉以留原本之真。虽鉴别未精，而其例则甚善。缪艺风先生亦有续刻，未竟，已归道山。

然“留真”二字，名义殊为通泛。如金石碑版一切古物，无不可以留真，似非书所专有。或有以为书影者，差为名实相副，然犹类于法帖之响拓也。近日瞿良士举家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本书，步杨、缪之后，每书印影数叶，颇为壮观。而其名则缘《留真谱》之旧，因商之于余，余以为“留真”之称不善，应易名为“书范”，即本蜀铜书范之义也。蜀铜书范事无确据，余前撰《清话》已辨之。顾“书范”之名则雅而切，较“留真谱”、“书影”为有依据。惜乎余建此议，瞿氏书已印成，不能改也。往年内阁中藏书并归京师图书馆，其残叶为书估所得，好事者每收买之，积成巨册。傅沅叔所获尤多，中多藏书家自来未著录之版本。余怂恿沅叔摹印传之，是亦足供好古书者一 脔之尝也已。

明遗老龚半千贤，画名甚重，其一幅之直，贵者百金。日本人尤珍贵之，往往一幅值数百圆番饼银价。过于文、沈多矣。曩读周亮工《读画录》云：半千酷嗜中晚唐诗，搜罗百馀家，中多人未见本。曾刻廿家于广陵，惜乎无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所系，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半千所刻唐诗，向 未见藏书家目载。余从故家获一部，钉十四册，不分卷。中唐张籍、孟郊、贾岛、张祜、李郢、张继、韩翊、于鹄、朱庆馀、 鲍溶、秦系、张南史、李嘉祐、熊孺登、朱放、欧阳衮、欧阳澥、欧阳玼、江为、窦叔向、窦常、窦牟、窦群、畅略、窦巩、陈通方、许稷、欧阳詹、朱长文、朱湾、周匡物、陈诩、潘存实、陈去疾、邵楚苌、吉中孚、张夫人，凡三十七家；晚唐李洞、汪遵、于、方干、赵嘏、曹唐、周朴、徐寅、许琳、王贞白、项斯、许棠、温庭筠、裴说、李咸用、杨衡、黄滔、马戴、翁承赞、朱景玄，凡二十家。《杨衡集》有贤跋云：“衡诗出，是余《中晚唐诗纪》中之第七十二家。”据跋，则已刻成七十二家。而此仅中晚五十七家，较周所云为多，而较跋所称尚少十五家。不知余所获为未全本耶？抑刻成散失耶？其中有一首为一家，数首为一家，十馀首为一家者，似是足数而成。然其网罗散佚，表章古人之心，在《全唐诗》未出以前，其有功于唐贤巨矣。此本殊罕见，其版本行字颇精。余所藏究不知残缺否耶。

乾嘉以来，黄荛圃、孙伯渊、顾涧■、张古馀、汪阆源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书，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 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然古书形式易得，气韵难具，诸家刻意求工，所谓精美有馀，古拙终有不及。

由于书法一朝有一朝之风气，刻匠一时有一时之习尚，譬 之于文扬雄之拟经，于诗束皙之补亡，貌非不似，神则离矣。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为巨观。江阴缪艺风荃孙、华阳王息尘秉恩两先生，怂恿张菊生同年元济以商务印书馆别舍涵芬楼，征集海内藏书家之四部旧本书，

择其要者为《四部丛刊》，即以石印法印之。缪、王二人皆南皮张文襄门下士，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询之于余，余力言其非，以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今惟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大小尺寸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者，一举而两得之。菊生以为善也。其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版书，甲于南北，主人瞿良士启甲，风雅乐善，得余介绍，慨然尽出所藏，借之影印。京师图书馆之书，则因傅沅叔同年之力，得以相假。江南图书馆所藏，则光绪末年丰润忠愍端方总督两江时购自仁和丁氏八千卷楼者，其中亦多宋元旧本，商之齐镇岩抚部耀琳，饬司馆书者悉选其精善完整之本，在馆印出。余又从日本白岩子云龙平向其国岩崎氏静嘉堂假得宋本《说文解字》，为孙氏平津馆仿宋刻所自出者，此吾国第一孤本，为归安陆氏皕宋楼售出。今幸珠还，不可谓非快事也。同时，嘉兴沈子培方伯同年曾植、江宁邓正盦编修邦述、独山莫楚生观察棠、新建夏剑丞观察敬观，皆与其事。展转商定，自戊午创议，迄壬戌告成。为书二千馀册，为卷一万有奇，萃历朝书库之精英，为古今罕有之巨帙。《永乐大典》分韵出于支离，《图书集成》搜辑无此精要。书成，艺风久归道山，不及见矣。今以余撰《例言》录存于此，以纪书林一重公案云。

昔曹石仓学佺有言：释道二家，汇刻经典累数万卷，名为藏经。至于儒家，独付阙如，诚为恨事。张文襄之洞劝人随举《书目答问》中一类，刊成丛书，以便学者。二公锐意及此，迄未有成。鄙见以为昌明国学，端赖流布古书。涵芬楼广收善本，海内贤达，勉以流通，不吝借瓻之助，冀成集腋之功。故不辞力小任重之讥，毅然图始，区区之意，学者谅之。汇刻群书，先宜决择。是编衡量古今，斟酌去取，几经详审，始得成书。盖于存古之中，兼寓读书之法。不仅如顾千里所云，丛书之意在网罗散佚而已。

明世汇刻，如祁承■淡生堂《馀苑》、吴琯《古今逸史》，莫不标异名称，强分种类，如经馀、史馀、合志、分志等目。终非簿录之恒言，难作刊书典要。今依张海鹏《墨海金壶》、钱熙祚《守山阁丛书》之列，以经、史、子、集为纲领。其次第则依《四库全书》。四库分类，时有失当，兹不复有所出入，从人人习见也。

左圭《百川学海》，别分卷帙，毛晋《津逮秘书》，强立集名，颇涉于纷歧。难于检阅。夫汇刻群书，述而不作。分卷分集，殊无义例，今所不取。

古书纪载行字，滥觞于明季，孙从添《藏书纪要》亦郑重言之。其后黄丕烈、孙星衍、顾广圻诸人，尤■■于此致辨。近日杨守敬取宋、元、明版及古钞本书，每种刻二三叶为《留真谱》，可以知墨版之沿革，椠法之良窳，例至善也。是编窃师其意，悉从原书影印。一存虎贲中郎之意，一免鲁鱼三写之讹，即影印缩小，取便巾箱，必将原版大小宽狭，准工部尺，详载卷首，以存古书真面。近代影刻旧本，如黄丕烈士礼居重刻明 嘉靖徐刻《周礼》，改小原书，黎庶昌《古佚丛书》，摹刻《杜工部草堂诗笺》，移动行款，兹编幸无此弊，识者鉴之。

兹编于宋、元、明初旧刻书，有名家影写本，有名人手校本。其有益本书，实非浅鲜，今悉附卷后为校勘记。或有殊墨两笔校者，则用套版印法，偶录一二部，以存其真。四部之书，浩如烟海，兹编止择其急要者登之。经部汉、宋学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经解》、《经苑》，清有《皇清经解》及《皇清经解续编》等书，久已家藏户遍，兹恐挂一漏万，概不泛收。史则正史、编年、地理外，取别杂传载之最古者。子则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伪托者。诗文集则取其已成宗派者。如汉、魏、六朝，初唐四杰，李、杜、韩、柳、元、白、温、李、皮、陆，宋之欧、梅、苏、黄、王、曾、朱、陆、陈、叶、范、陆、真、魏，金之遗山，元之虞、杨、范、揭，明之宋、刘、阳明、归、 唐。或诗或文或理学，支分派别，门户高张。今但取其初祖二三家，以概馀子。至明之五子、十子、前后七子，大都声气标榜，名实乖违，收不胜收，悉从割爱。

算学、兵书、医经，在古人为专门之学，在今日有专科之书。作者层出不穷，后来或更居上。今但取其初祖数种著录，以为学者道源星宿之资，亦兼取其文辞典奥瑰奇者，足以沾溉学林。采录虽简，引伸无穷，虽非窥豹全斑，要可尝鼎一脔。非漏略也。

史部中之《通典》、《通志》、《通考》，类书中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集部中之《全唐文》、《全唐诗》，皆以卷帙繁重，自宜别印单行，兹编概不阑入。

史部《艺文》、《经籍》诸志，以及古今官私书目，所以辨章古今之学术，藉考典籍之存亡。他日拟汇集诸家藏书记、目、题、跋之属，别为一编印行。故兹于书目不录一部。金石一类， 亦同此意。

古书非注不明，然如裴松之之注《三国志》、李善之注《文选》，古今能有几家。兹编所录各部，如非宋、元以前旧注，凡近人注本，概不轻用。

宋元旧刻，尽美尽美，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胡，即短卷缺叶，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疵颣，而以之影印，则于读者殊不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昔顾亭林已甚重之。况今更阅三四百年，宜求书者珍如拱璧矣。兹之所采，多取明人覆刻宋本。喜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据。非有宋、元本不贵，贵此明刻本也。

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兹编所采用者，皆再三考证，择善而从。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礼》，明人翻宋岳珂《九经》中《三礼》，徐刻《周礼》不如岳本之精，岳刻《仪礼》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细校，不能定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传之书，赖有元、明人翻本，转出南宋本之上者。若仅以时代先后论，则不免于盲人道黑白矣。兹编于此类颇有鉴衡，非泛泛侈言存古也。

书无论刻本、钞本。虽大体完善，短叶缺文每不能免。今兹所采，多系旧本，影印之际不加参订，则“郭公”、“夏五”，千载滋疑，学者读之，不无遗憾。故影印一书，必罗致数本，此残彼足，互借补全。若数本俱缺，无可取证者，则传信传疑，未敢妄作。尚希读者鉴及微忱。明祁承■《藏书约论•鉴书》云：“垂于古而不可续于今者，经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佚者，子也；日广而日益者，集也。”

谅哉言乎！兹编所录，集部较多。初本断自朱明，不涉近代。继思有清一朝文学，实后进之津梁。张文襄有言，读书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即以国朝著述名家为师。兹之采及近人，亦犹文襄意也。

引取诸本，出于借印者。谨援汉人刻名碑阴之例，著藏者 姓氏于目下及本书之首，以不没诸君嘉惠之美意焉。

以上《例言》，余所撰定。后涵芬楼以活字印行，微有增改。南北藏书家善本书，此次已搜罗殆遍。惟聊城杨氏海源阁所藏宋本《四经》、《四史》为最著名之书，当日杨致堂河帅以增得之，以“四经四史”名其斋，可知其珍袭之甚。公子协卿太史绍和，公孙凤阿舍人保彝，今皆物故，家藏书籍，闭庋阁中， 久无人过问，故此编所采四部善本，独不及杨氏之藏。又日本 各图书馆所藏善本尤多，以影印之费不赀，故不能多借。彼国 《支那学报》载有神田喜一郎、武内彦雄二君评论，所举彼国 旧本及指摘目载之本不善者，甚中窾窍。余亦屡与菊生商之，劝其不惜巨赀，以成完美。而主者吝惜印费，迁就成书。又其中有循人请托而采印者，如《孔丛子》、《皮子文薮》之类，皆明刻中下乘。徒以藏者欲附庸风雅，思借此以彰其姓名。且挟成见，先尽涵芬楼所藏，虽有善者，不愿借印。故此书售出至一千五百部之多，而实非余满志踌躇之事。今录日本神田、武内评论此书者附著于后，亦足见彼国人之深于汉学，在吾国今日殊罕见也。

论《四部丛刊》之选择底本《支那学》一卷四号神田喜一郎《四部丛刊》之刊行，实为有裨学界之壮举。吾辈学生，无不同感此福音。今读其预定书目，大旨合于出版之主旨，四部中重要书籍，已网罗俱尽。 其选择底本，亦尚为适当。虽然，论吾辈得陇望蜀之愿，则如此巨构，于底本之选择，尤宜格外注意。如《群书治要》 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犹未周。《弘明集》、《广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之用明径山寺本，稍稍近似。实则当用高丽藏本。《世说新语》用明嘉趣堂本，亦未为美善，是应用日本图书馆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杨诚斋集》为缪氏艺风堂影宋写本，想由日本图书馆所有之宋端平本刊本影写而来，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为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为非宜，想因有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孙巨源原本之九卷为佳。又未确定之底本中，如《春秋经传集解》之拟用翻宋本，实不及日本图书馆宋嘉定丙子闻人模刊本。《大唐西域记》拟用明刊本，不及日本京都文科大学丛书本。《荀子》拟用明世德堂本，不知何因，与其用此，宁用《古逸丛书》之宋台州本。《范德机诗集》拟用明刊本，则用日本延文辛丑刊本为较佳。以上云云，因见预定书目，思想偶及，聊复饶舌。幸此书尚须经一两年始成，窃愿于此等处慎思熟审，俾成一完美之大丛书。吾辈认此书为中国最有价值之空前巨著以介绍于读者，并略述区区之愿望，盼其克底于成也。

说《四部丛刊》《支那学》一卷四号武内义雄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当时多密行细字之书，只便考试携带，不甚翻印善本。

清亡，科举全废，编译新著，都用活版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书肆出石印书甚夥，翻印旧书之风亦渐盛。于是一时不易得之书，亦得取求如志。而商务印书馆所印之《四部丛刊》，尤有价值。

《四部丛刊》实为中国空前之一大丛书，全部册数有二千馀册之多，非以前丛书可比。即其选择之标举，亦与向来丛书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为吾辈一日不可缺之物，如经部收《十三经》单注本及《大戴礼》、《韩诗外传》、《说文》等，史部收《二十四史》、《通鉴》、《国语》、《国策》。

而如同一普通之丛书，如《通志堂经解》、《经苑》、正续《皇清经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诗》等，则一切不采。尤可注意者，选择原本，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务取本文之尤正确者。并即其原状影印，丝毫不加移易。故原书之面目依然，而误字除原本外，决无增加之虑。

逊清考证家精究版本，由是靡然从风。宋、元本无论矣，即麻沙本及精本之残卷零叶，靡不宝贵。《四部丛刊》之印，不效普通收藏家之所为，但以时代之先后为尚，以为翻北宋本之明本，优于南宋或元椠本。同一明版，以徐刻之仿宋《三礼》与明翻之宋岳珂《九经》比较，以为《周礼》岳本胜徐本，《仪礼》徐本胜岳本，各自择善而从。此其可喜者也。

旧本之翻刻，如有名之《士礼居丛书》、《古逸丛书》，时有改小原版，移动行款之嫌。《四部丛刊》则必影照原本，泯鲁鱼之弊。名人校勘有裨本书者，悉附卷末。校勘用朱墨两笔者， 亦分刷两次，以存其真。惟以规为一定分寸之故，间将原本略为缩小。亦必详记原版之宽狭大小于卷首，务不失其典型，此亦是书之胜处。至其甄采之材料，则以商务印书馆年内搜集珍秘之涵芬楼藏本为主，徐则自江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安傅氏双鉴楼、乌程刘氏嘉业堂、江阴缪氏艺风堂、无锡孙氏小绿天、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韵楼、南陵徐氏积学轩、上元邓氏群碧楼、平湖葛氏传朴堂、闽县李氏观槿斋、海盐张氏涉园、嘉兴沈氏、德化李氏、杭州叶氏等，名家秘笈，选择采录。

清藏书家以吴县黄丕烈为第一。黄氏之书，后移于汪士钟之艺芸精舍。

汪没，归常熟瞿子雍、聊城杨绍和。晚近则陆心源之皕宋楼、丁丙之八千卷楼，两家藏书，称与瞿、杨相颉颃。《四部丛刊》中收采尤多之江南图书馆藏书，即八千卷楼之物。而铁琴铜剑楼亦多精本。故瞿、丁两家之尤者，大多网罗其中。惟杨氏之书则一不入选，陆氏旧本惟拟翻印一种，斯为憾事。

闻杨氏主人耽阿芙蓉，颇斥卖家珍，充其嗜欲，其母严扃，不令与人接。陆氏书售诸吾国岩崎氏殆尽，因是不得，理或然欤。是则得瞿、丁两家之影本，亦不可谓非幸福。而况艺风堂、观古堂之书，傅增湘、刘承干有名之秘本，均得借此书以见之，尤为无上之眼福也。

按如上神田喜一郎所评论，实切中采用之失，固无所用其辨白矣。然此编所得前人未见之本，经部中如宋大字《孟子赵岐注》十四卷，康熙时藏梁蕉林相国清标家，后入大内，此次由师傅陈伯潜太保宝琛领出照印。其注中未删去章指者，乾隆中曲阜孔氏微波榭所刻，仅从钞本传得，未见原本也。

《周易王弼韩康伯注》九卷、《略例》一卷，为宋十行不附释文本，亦阮文达刻《十三经注疏》作《校勘记》时所未见。史部中如宋大字本《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与世行道光初元洪氏仿宋本迥然不同。子部中如宋本 《易林》十六卷，有宋人注者，为钱谦益绛云楼火后别存之本。自陆贻典从钱氏校得，后归黄氏士礼居刊入丛书。其中异文，与明以来刻本大有异同。然自陆氏未将旧注钞出，已失宋本之旧。今得之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乃从内阁清理旧藏书所得，世间仅此孤本矣。集部中如唐《沈下贤集》十二卷，为明翻宋九行十八字本，本附宋吴兴《三沈集》后。此虽明翻宋刻，无异第二宋本也。《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为日本元和戊午那波道圆活字印本，是犹存庐山本之旧。《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为南宋陈道人书棚本，士礼居旧藏，《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者，卷数与此同。世行汲古阁《八唐人集》之《李文山集》只三卷，此真有霄壤之别矣。

元黄溍《文献集》，元时初刻本二十五卷，陆氏皕宋楼所藏，后售之日本。钱唐丁氏八千卷楼钞有副本，视四库著录之明刻十卷本为多。丁书归江南图书馆，今得印出，世间又多一副本矣。若小学中《说文解字》，汲古阁本行之百馀年，至嘉庆中孙氏平津馆仿宋小字刻本出，学者乃恍然悟汲古阁本之非。原本为青浦王兰泉司寇昶旧藏，金坛段懋堂大令玉裁借得之，并借周香岩锡瓒所藏宋本互校汲古阁本，撰《汲古阁说文订》一卷。平津馆本乃影写王兰泉本付刊，其原本后归皕宋楼，陆氏子售 之日本岩崎氏。今从之借印，并照原式印入《续古逸丛书》，真不下真迹一等也。《说文解字系传》，为钱曾述古堂影钞宋本， 乃寿阳祁氏刻本之祖，《读书敏求记》所诩为惊人秘笈者也。祁本经校者臆改，余向所不取，以世间无有第二精本，故风行一时。

钱氏钞本本藏上海郁泰峰宜稼堂，揭阳丁禹生中丞日昌以 贱值得之，归其藏书处持静斋。后人不能守，流入沪市，为湖州张某所得。张固菊生同乡，吝不允借，后以他书交易借之，遂得印出。钞手不谙篆文，颇有笔误。然是书不重在篆而重在注，此本不出，无由证祁本注文之误。盖大小徐《说文》二本，毛氏、祁氏有表章之功，而亦有校改之失。今二本祖本皆印出，可谓无毫发遗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