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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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有士冠礼，无天子诸侯冠礼，非逸也。《记》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公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明天子诸侯大夫之无冠礼也。
冠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之礼，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则父兄戒宿，盖父兄以成人之礼责子弟也。天子为元子之时，以士礼冠，所谓有父在，则礼然也。设不幸君终，世子未冠，则冕而践阼，斯为践阼之礼而已矣。已奉宗祧，君临天下，将又责之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之礼乎？
《家语》称孔子答孟懿子之问，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虽幼，其即位则尊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诸侯之冠，异天子与？”曰：“君薨而世子主丧，是亦冠也已。人君无所殊也。”“诸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遗言也，益以祝雍颂《公冠》之篇焉，则诬矣。
《公冠》曰：公冠，自为主。迎宾，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飨之以三献之礼。无介无乐，皆玄端。其酬币，朱锦采，四马。其庆也，天子拟焉。曰“自为主”，曰“宾降阼”，嫌尊矣，夫非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之礼也。且礼自上达，而曰天子拟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
周衰，先王之礼不具。传者既失其本，但知其略，而欲求之于详，而不知礼之失在于略，而又患于求详之过。《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玉藻》曰：“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缋鋋，诸侯之冠也。”盖务为天子诸侯士庶之别，而不知先王制冠礼之义所以同之于士庶者也。
《大传》曰：“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别子为祖者也。何以为宗？曰：公子非宗也，不为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别于正体，无大宗矣。虽其子为继别之宗，犹继祢也。迨五世当迁，而后不迁之宗于是乎出。未及五世，犹小宗也，所以谓之“小宗而无大宗”也。公子虽无大宗，而不可谓之非大宗之祖。虽为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继祢之子，所以谓之“有大宗而无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无大宗，是“有无宗也”。无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谓之别子；别子，故为之祖；为之祖，故“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于是乎出。
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别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继祢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继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继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继高祖者之嫡；而为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继别者之嫡，而为大宗之道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为五宗，而其变至于无穷。皆自于公子，故曰“不为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郑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为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则如大宗。死，为之齐衰九月。其母，则小君也。为其妻，齐衰三月。无嫡而宗庶，则如小宗。死，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无服。公子唯己而已，则无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郑以此为公子之宗道，则非别子为祖之义矣。
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于是乎散，故号别子者以之。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为小宗，于是乎合，故号为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祖而宗，犹木之由本而为枝也。得其祖，则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则兄弟不相宗，而别子之义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于何生？且非先君之正体，皆庶也，而郑又为嫡、庶之说，过矣。
别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乱，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别也。鲁之三桓，郑之七穆，古之遗制也。（钞本“故号为小宗者以之”，“为”字之上，有“为宗”二字。）
女未嫁人，而或为其夫死，又有终身不改适者，非礼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许人之道也。未嫁而为其夫死，且不改适者，是以身许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礼，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无伯父、世母，族之长者主之。男女无自相昏姻之礼，所以厚别而重廉耻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为之许聘于人也，而己无所与，纯乎女道而已矣。六礼既备，婿亲御授绥，母送之门，共牢合巹，而后为夫妇。苟一礼不备，婿不亲迎，无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犹为奔而已。女未嫁而为其夫死，且不改适，是六礼不具，婿不亲迎，无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礼也。阴阳配偶，天地之大义也。天下未有生而无偶者，终身不适，是乖阴阳之气，而伤天地之和也。
曾子问曰：“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许诺，固其可以嫁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夫婿有三年之丧，免丧而弗取，则嫁之也。
曾子曰：“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子氏之党，示未成妇也。”未成妇，则不系于夫也。先王之礼，岂为其薄哉？
幼从父兄，嫁从夫。从夫则一听于夫，而父母之服为之降。从父则一听于父，而义不及于夫。盖既嫁而后夫妇之道成，聘则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为谁属也，有廉耻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适，为其夫死者之无谓也。
或曰：以励世，可也。夫先王之礼不足以励世，必是而后可以励世也乎？
世之为谱学者，称欧阳氏、苏氏。予考二家之书，小异而大同，盖其法使族人各为谱，而各详其宗。夫人各详其宗，则谱大备，而可以至于无穷，此其善也。而苏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与始为大夫者，而后可以为大宗，其馀则否。独小宗之法，犹可施于天下，故为族谱，皆从小宗，而虚其大宗之法。”而予之为说异于是。
夫古者有大宗而后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后有枝叶。继祢者、继祖者、继曾祖者、继高祖者，世世变也，而为大宗者不变。是以祖迁于上，宗易于下，而不至于散者，大宗以维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废，则小宗之法亦无所恃，以能独施于天下。
予又以为，谱者，载其族之世次、名讳而已。其所不可知者，无如之何；其所可知者，无不载也。夫使世次、名讳之既详，则不必县定以为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欧阳氏、苏氏以有法治无法，吾以无法寓有法，是吾谱之所以异也。
吴地痹下，水之所都，为民利害尤剧，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废久矣。吴东北边境环以江海，中潴太湖。自湖州诸溪从天目山西北宣州诸山谿水所奔注，而从吴江过甫里，经华亭青龙江以入海。盖太湖之广三万六千顷，入海之道独有一路，所谓吴淞江者。顾江自湖口距海不远，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为民所围占，而与水争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别凿港浦，以求一时之利，而松江之势日失。所以沿至今日，仅与支流无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岂非治水之过与？
盖宋扬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沪渎壅噎不利，欲从武康纻溪为渠浛，直达于海，穿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从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务而别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远也。太仓公为人治疾，所诊期决死生，而或有不验者，以为不当饮药针灸而饮药针灸，则先期而死。后之治水者，与其饮药针灸何以异？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欲图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无事，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嗟夫，近世之论，徒区区于三十六浦间，或有及于松江，亦不过疏导目前壅滞，如浚蟠龙、白鹤汇之类，未见能旷然修禹之迹者。
宜兴单锷著书，为苏子瞻所称。然欲修五堰，开夹嵒千渎以截西来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扬州薮泽，天所以潴东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就使太湖干枯，于民岂为利哉？太史公称“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禹治四海之水，而独以河为务。馀以为治吴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馀水不劳馀力矣。
或曰：《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吴地尚有娄江、东江，与淞江为三。震泽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一江西南上太湖，为淞江；一江东南上至白蚬湖，为东江；一江东北下，曰娄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经》所谓长渎历河口，东则淞江出焉，江水奇分，谓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贡》之三江。大抵说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纯以为岷江、浙江、松江为近。盖经特纪扬州之水，今之杨子江、钱塘江、松江并在扬州之境，书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泽入海，经盖未之及也。
由此观之，则松江独承太湖之水，故古书江、湖通谓之笠泽。要其源近，不可比拟杨子江，而深阔当与相雄长。范蠡云：“吴之与越，三江环之。”夫环吴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则古三江并称无疑。故治松江，则吴中必无白水之患，而从其旁钩引以溉田，无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阔深，水势洪壮，与杨子江埒，而后可以言复禹之迹也。〈（此文昆山、常熟二本后半大异。细观之，昆本为优，今从之。）〉
单锷以吴江堤横截江流，而岸东江尾茭芦丛生，泥沙涨塞，欲开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去涨土，凿堤岸千桥走水，而于下流开白蚬安亭江，使湖水由华亭青龙入海。虽知松江之要，而不识《禹贡》之“三江”，其所建白，犹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苏轼有言：欲松江不塞，必尽徙吴江一县之民。此论殆非锷之所及。今不镌去堤岸，而直为千桥，亦守常之论耳。
崇宁二年，宗正丞徐确提举常平，考《禹贡》“三江”之说，以为太湖东注，松江正在下流，请自封家渡古江开淘至大通浦，直彻海口。当时惟确欲复古道，然确为三江之说，今亦不可得而考。
元泰定二年，都水监任仁发开江，自黄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财阔十五丈。仁发称：古者江狭处犹广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沪渎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郏氏云：“吴松古道，可敌千浦。”又江旁纵浦，郏氏自言小时犹见其阔二十五丈，则江之广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龙形。盖江自太湖来源不远，面势既广，若径直，则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回其途。使如今江之浅狭，何用蟠屈如此？
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谓安亭江者，了不可见。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顾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称。江口有渡，问之百岁老人，云：往时南北渡，一日往来仅一二回。可知古江之广也。本朝都御史崔恭凿新道，自大盈浦东至吴淞江巡检司，又自新泾西南蒲汇塘入江，自曹家河直凿平地至新场，江面广十四丈。夫以郏氏所见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开江面，财及当时之浦。至本朝之开江，乃十四丈。则兴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复见禹当时之江哉？
汉贾让论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北入海，当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以为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区区涨沙茭芦之地，虽岁岁开、浦，而支本不正，水终横行。今自嘉靖以来，岁多旱而少水，愚民以为自今不复见白水之患。余尝闻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吴中遂成巨浸。设使如汉建始间，霖雨三十日，将如之何？天灾流行，国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鱼鳖之忧矣。
或曰：今独开一江，则其馀溪港当尽废耶？曰：禹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江流既正，则随其所在，可钩引以溉田亩。且江流浩大，其势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剿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则夫奇分而旁出，古娄江、东江之迹，或当自见。且如刘家港，元时海运千艘所聚，至今为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黄浦势尤汹涌，岂能废之？但本支尊大，则支庶莫不得所矣。
有光为都水司试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课诸进士，承命作《三途并用议》。
议曰：所谓三途者，进士也，科贡也，吏员也。国初用人，有征聘，有经明行修，有人材，有贤良方正，有才识兼人，有楷书，有童子诸科。其后率多罢废。承平以来，专用进士、科贡、吏员，是三者初未尝废。而迩者欲新天下之吏治，于科贡、吏员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并用之说，其实前此未尝不并用也。
愚以为朝廷欲收用人之实效，于科贡、吏员所宜加之意者，当先清其源。盖清其源，而后其末流可治也。今进士之与科贡，皆出学校，皆用试经义论策。试进士不中，入国子为举人监生；试举人不中，循年资而贡之，入国子为岁贡监生。非若汉世贤良孝廉对策，与博士弟子判然为二，其实一途而已。然进士升于礼部，为高选。举人之下第与岁贡，国家亦不轻以待之，故使之学于太学，以观其成。苟成矣，虽任以进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养之法不具，独令以资历待选而已，非复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贡之源不清也。吏员之在古，本与士大夫无别异。迨后流品既分，遂为异物，士人不复肯诎辱于此。故本朝资格，吏员崇者止于七品，多用为掾幕、监当、管库之职，非保荐不得为州郡，则吏道本不可与儒者并。然其始皆自藩、宪、卫、府、州、县所署置，犹有前代辟举之遗法。而今则自始为吏，先责其输纳，自提控以下至于吏典，但以所输之赀，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员之源未清也。夫欲使举贡之得人，在于修太学之法，而科贡可用矣。欲使掾幕、监当、管库之得人，在于遵辟举之旧，而掾幕、监当、管库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资，如祖宗之制，非得与科贡并也。
愚于科贡，犹有说焉。会试有甲、乙榜，盖乙榜即亦举人之中式者，特限于钦定之制额，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职，其实进士无异。今特以败卷置乙榜，而与乞恩者概与教职，则教官之选轻矣。岁贡本以州县之俊，如往年所谓选贡者。今不本洪武旧制，而专累日月，则岁贡无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
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纳粟、买马、挖运、纳级之例日开，吏道杂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缪也。而科贡、吏员皆繇此而妨阏矣。故欲振饬吏治，莫若清其源而无壅之。凡此，皆于格例之中修其废坏耳。于此二者，其源既清，于格例已复其常，而于其间简其卓异，加不次之擢。盖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运用，独可于奇俊之士加于其法之外，而不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
或曰：子谓吏道不得与儒并，先朝如尚书徐晞、知府况锺，皆至显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论也。盖先朝用人，时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杨士奇三朝辅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机密，岂谫谫于循途者？盖自古中世，犹未尝不事旁招俊掞，博采声望，侧席幽人，思迟多士。今百馀年，寥寥未之见，而专以资格进叙。今亦颇苦其胶束伏隘，而未能旷然也，是以思为三途并用之说。愚以为非大破因循之论，考国家之故事，追三代、两汉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刬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实效也。谨议。（按：徐晞正统七年为兵部尚书，以吏起家，在任四年。旧刻误作徐熙，今依国史正之。）
窃惟古之马唯养于官，而其养之于民者，官初无所与。《司马法》甸出长毂牛马，及所谓万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于农，有事则赋调，而官不与知也。惟其养于官者，如《周礼》校人牧圉之属，与《月令》所载其养之之法备尽，此则官之所自养也。夫周之时既养马矣，而民之马，官有不与，是以民各自以其力养己之马，而无所不尽其心。故有事征发，而车与马无不办也。汉之苑马，即校人之王马。而民间私牧，官无所与，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马，而“桥姚以致马千匹”，逮武帝伐胡马少，而始有假母归息之令，亦兵兴一切之制，非久用也。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监牧，其扰不及于民，而马之盛如此。我国家苑马之设，即其遗意。然又于两京畿、河南、山东编户养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盖不独养于官，而又养于民也。今监牧之马，未见蕃息，民间牧养，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养马言之：夫马既系于官，而民以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于民，而官以为非官之所专，马乌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于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无治法。苟能如其旧，而得人以求实效，亦未尝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马既不可变，而于其间又不能守其旧，往往数为纷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变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复为而后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独马政也。
尝考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调孳牧。江南十一户共养马一匹，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以丁多之家为马头，专养一马，馀令津贴，以备倒失买补。每二岁，纳驹一匹。又立群头、群长，设官铸印，与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马草场，又免其粮草之半，每加优恤。使有司能责实而行之，常使民得养马之利，则马亦何忧于不蕃也。今顾不能修其旧，而徒以法之敝而亟变之，则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养马，国家之意本欲得马而已。而有所谓本色、折色，何为也？责民以养马，而又责其输银，如此，则取其银可矣，而又何以马为？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输银为急矣。牧地，本与民养马也，而征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则遂并之田税而已，而又何以责之马户？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输子粒为急矣。养马者，课其驹可也，不用其驹而使之买俵，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买俵为急矣。夫折色之议，本因江南应天、太平等处非产马之地，变而通之，虽易银，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变卖种马，而征其草料。原今变者之意，专欲责民之输银，而非责民之养马也。官既无事于养马，而独规目前之利，民复恣为奸伪，而为利己之图。有驹不报，而攻于欺隐；不肯以驹备用，而独愿以银买俵；至或戕其孕字，绝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卫文秉心塞渊，致渼牝之三千；鲁僖以思无邪，致马之斯徂。夫官民一于为利以相欺，何望于马之蕃息乎？
今之议者，又方日出新意，以变卖马之半为未尽，因欲尽卖种马，而惟以折色征解，略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骁健，良马冀之所产，昔人所以谓此地王不得无以王，霸不得无以霸者也。今举冀之良产尽弃之，一旦国家有事，西边之马可得以为畿内用乎？
古语曰：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今欲讲明马政，必尽复洪武、永乐之旧。江南折色可也，畿辅、河南、山东之折色不可也。草场之旧额可清也，子粒不可征也。官吏之侵渔可黜可惩也，而管马官、群长、兽医不可省也。行马复之令，使民得宽其力，民知养马之利，则虽官马亦以为己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关互市，益得好马，别赋之民，以为种马，而有司加督视之。洪武、永乐之旧犹可复也。盖修茶马而渥洼之产至矣，弛草地而牧之息繁矣，恤编户恣刍牧而乌倮桥姚之富臻矣。故曰：车骑，天下之武备也，其所以壮神京、防后患者，岂浅浅哉！抑古之相、卫、邢、洺，皆有马监，即皆今之畿辅地也。如使尽核官民所耕佃牧马草场尽出之，与夫群不垦者，皆立埄堆以为监牧之地，而尽归于苑马，宋人户马保马之法虽罢之可也，何必规规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纷更乎？
日本在百济、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以居。当会稽，东与儋耳相近，而都于邪摩堆，所谓邪马台也。古未通中国，汉建武时始遣使朝贡，前世未尝犯边。自前元于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钞掠居人，而国初为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后金线岛之捷，亦无复有至者矣。今日启戎召衅，实自中国奸民冒禁阑出，失于防闲。事今已往，追悔无及。但国家威灵所及，薄海内外，罔不臣贡，而蕞尔小夷，敢肆冯陵。魏正始中，宣武于东堂引见高丽使者，以夫馀、涉罗之贡不至，宣武曰：“高丽世荷上将，专制海外，九夷黠虏，实得征之。方贡之愆，责在连率。”故高丽世有都督辽海征东将军、领东夷中郎将之号。今世朝鲜国虽无专征之任，而形势实能制之。况其王素号恭顺，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责之。不然，必兴兵直捣其国都，系累其王，始足以伸中国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陈棱、李𪟝、苏定方，未尝不得志于海外。而元人五龙之败，此由将帅之失，使中国世世以此创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
顾今日财赋兵力，未易及此，独可为自守之计。所谓自守者，愚以为祖宗之制，沿海自山东、淮、浙、闽、广，卫所绎络，能复旧伍，则兵不烦征调而足。而都司备倭指挥，俟其来，于海中截杀之，则官不必多置提督总兵而具。奈何不思复祖宗之旧，而直为此纷纷也？所谓必于海中截杀之者，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也，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御矣。不御之于外海，而御之于内海；不御之于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于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于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责成将领，严立条格：败贼于海者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论；贼从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杀无赦；其有司闭城坐视四郊之民肝脑涂地者，同失守城池论。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倭寇犯境，百姓被杀死者几千人，流离迁徙，所在村落为之一空。迄今逾月，其势益横，州县廑廑婴城自保。浸淫延蔓，东南列郡，大有可虑。即今贼在嘉定，有司深关固闭，任其杀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仓库城池，以免罪责。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剥肤之势，贼气益盛，资粮益饶，并力而来，孤悬一城，势不独存。此其于全躯保妻子之计，亦未为得也。
见今贼徒出没罗店、刘家行、江湾、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设伏，相机截杀。彼狃于数胜，谓我不能军，往来如入无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敌之不骄不贪。法曰：“卑而骄之。”又曰：“利而诱之。”今贼正犯兵家之忌，可袭而取也。
访得吴淞所一军，素号精悍，倭贼惮之，呼为“白头虫”。去岁宗百户、冯百户见倭船近城，仓卒与敌，为其所杀。有司不加矜恤，反归罪于二人，自后人以为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给军粮，士皆饥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为贼巢。嘉定、上海之势，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挥，令收还散卒，许以赎罪，要以厚赏，俾于贼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狭之处，长枪劲弩，设伏以待之。又新城败散之馀，所存约二百馀人，人数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严、黄、陆等家素能御贼及被其毒害者，并合为一，专为伏兵及往来游击，贼自不敢近太仓、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军，俟便袭击，城可复袭而有也。
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谓守城者，徒守于城之内，而不知守于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围城之中，贼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馀几？故唇亡而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夫苏州之守，不在于娄门，而在于昆山、太仓。太仓之守，不在于太仓，而在于刘家港，此易知也。今贼掠罗店等处已尽，必及南翔。贼据南翔，夺民船以入吴淞江，一日可至葑门，即苏州危矣。南过唐行，则松江危矣。今闻又至太仓、穿山等处，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为守也。然所谓设伏为奇兵，又时出正兵相为表里，而后可也。
又嘉定近海，为内地保障。其县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县、武指挥等，协力主决兵事。知县备办粮食，不得从中沮挠。倘有疏虞，即苏、松二郡不可保矣。
又考得白茆旧有白茆寨，刘家港旧有刘家港寨，青浦旧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拨置军士备倭之所，盖以春夏巡哨，秋冬还卫。又白茆、吴塘、茜泾、刘家港、甘市等处，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见往时备倭之迹。今疏阔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
又访得贼中海岛夷洲真正倭种，不过百数，其内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祇得依违，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设法招徕，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务在孤弱其党，贼势不久自当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盗之长策也。
又闻民间不见官府出军，以为当俟请旨，须大军之至。窃见祖宗于山东、淮、浙、闽、广沿海设立卫所，镇戍连络，每年风候，调发舟师出海。后又设都指挥一员，统领诸卫，专以备倭为名。今倭贼冯陵，所在莫之谁何。但见官司纷纷抽点壮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练之民，驱之杀贼，以致一人见杀，千人自溃，徒长贼气。使海外蛮夷闻之，皆有轻中国之心，非祖宗设立沿海军卫之意也。
当事者拘碍文法，动以擅调官军为解。窃伏读《大明律》“擅调官军”一款，其暴兵卒至，欲来攻袭，事有警急，及程途遥远者，并听从便火速调拨军马，乘机剿捕。若寇贼滋蔓，应合会捕者，邻近卫所虽非所属，亦得调发策应。若不即调遣会合，或不即申报上司，及邻近卫所不即发兵策应者，与擅调官军罪同。此各卫得自调拨策应之明文也。今贼杀害人民，摇动畿辅，苏、松内地城门经月不开，百姓喁喁。各卫拥兵深居，贼在近郊，不发一矢。忍以百万生灵饵贼，幸其自退，岂可得哉？夫以沿海之卫，自足备御。今独民兵支吾，玩愒养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后请旨动调大军。夫以民兵，则气力孱弱；以大军，则事体隆重，是虚设沿海数百万之兵也。况大军之至，吾民餍饱豺狼之腹已久矣。贼闻天兵既下，倏忽遁去，虽貔貅百万，怅望空波，徒使百姓骚然而已。乞蚤为裁处，遵照《大明律》，军政调拨策应，庶殄灭有期，不烦朝廷动调大军，实地方生灵之幸。
古今论三江者，班固、韦昭、桑钦之说近之。但固以芜湖东至阳羡入海；昭分钱塘江、浦阳江为二；桑钦谓南江自牛渚上桐水，过安吉，历长渎，为不习地势，程大昌辨之详矣。然孔安国、苏轼所论，亦未必然也。
今从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为三江。盖自扬州斜转东南，扬子江、吴淞江、钱塘江三处入海，而皆以江名，其为三江无疑。但淞江湮塞细弱，无复江之形势，世遂忽之而不论耳。
宋淳熙中，直学边寔修《昆山志》，言大海自西灊分南北。由斜转而西朱陈沙，谓之扬子江口；由徘徊头而北黄鱼垛，谓之吴松江口；浮子门而上，谓之钱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迹无改，此今日之所目见。诸儒胸臆之说，不足道也。
《史记正义》曰：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二百馀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娄江，其分处号三江口。顾夷《吴地记》：淞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
庾仲初注《扬都赋》：太湖东注为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盖淞江之有娄江、东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实一江耳。昔贤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为《禹贡》之三江也。
《吴郡续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长桥流入同里犁湖蘘，由白蚬江入薛淀湖；一自甘泉桥由淞江尾东华泽湖，自急水港至白蚬江入淀湖，而注之海。以《正义》《吴地记》求其所在，则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当在今昆山之境。说者徒欲寻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细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见。《续郡志》云：昆山塘自娄门历昆山以达于海。以刘家港为娄江，意亦附会也。
乐者，仁之声，而生气之发也。孔子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在齐闻《韶》，则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书》，自尧“克明峻德”，至舜“重华协于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职。至于蛮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鸟兽，至仁之泽，洋洋乎被动植矣。故曰：“虞宾在位，群后德让。”又曰：“庶尹允谐。”曰：“鸟兽跄跄，”“凤凰来仪。”又曰：“百兽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于宇宙之间，而特形于乐耳。
传曰：“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吕氏春秋》曰：“尧命夔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兽。”击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兽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际仁治之极也。
颜子学于孔子，“三月不违仁”，而未至于化。孔子告之以为邦，而曰“乐则《韶》舞”，岂骤语以唐虞之极哉？亦教之礼乐之事，使其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风。淫声乱色，无以奸其间，是所谓非礼勿视、听、言、动，而为仁之用达矣。虽然，由其道而舞百兽，仪凤凰，岂远也哉！冉求欲富国足民，而以礼乐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颜子，即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国足民而无俟于礼乐，其敝必至于聚敛。子游能以弦歌试于区区之武城，可谓圣人之徒矣。
自秦以来，长人者无意于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吕侯为青浦令，政成而民颂之。侯名调音，字宗夔，又自号二石。请予为二石之说，予故推本《尚书》《论语》之义，以达侯之志焉。
张雄既冠，请字于余。余辱为宾，不可以辞，则字之曰“子谿”。
闻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此言人有胜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胜人之心。德处天下之上，而礼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归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复归于婴儿，人己之胜心不生，则致柔之极矣。
人居天地之间，其才智稍异于人，常有加于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弥大，其加弥甚，故愚不肖常至于不胜而求反之。天下之争，始于愚不肖之不胜，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胜，则其致柔之极也。然则雄必能守其雌，是谓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为天下谿，不足以称雄于天下。
海虞陈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问言于余。余字之曰“伯生”，而为之论。
天地生人之始，盖混混然也。既而天开于子，子者，滋也，气于此而始滋也。地辟于丑，丑之言纽也，言气之始固也。人生于寅，寅者，言万物之生螾螾然也。然则寅者，人生之时也，故谓之寅，则生气莫盛焉。三代异尚，而孔子以夏时告颜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为孔子之意在于改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于生之道也。颜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数数于为天下，而请事斯语，至于“三月不违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谓“行夏之时”也。吾人相与并生于天地之间，所以知乐其群而有礼义慈让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
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严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称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检于天命。呜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于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鲜不至于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为寅之字，此乃《舜典》与《无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为然矣。
嘉定唐虔伯，与予一再晤，然心独慕爱其为人。吾友潘子实、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数为予言虔伯，予因二君盖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诚长者见称乡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为其女夫。予因虔伯盖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为说。
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圣大贤当其未遇，不惮躬为之。至孔子，乃不复以此教人。盖尝拒樊迟之请，而又曰：耕也，馁在其中矣。谓孔子不耕乎？而钓，而弋，而猎较，则孔子未尝不耕也。孔子以为如适其时，不惮躬为之矣。然可以为君子之时，而不可以为君子之学。君子之学，不耕将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于耕，而不耕者亦无害于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举归于名，独耕者其实存耳。其馀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为耕者之实耶？为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说》。
东海之际谓之东隅，西海之际谓之西隅，南海之际谓之南隅，北海之际谓之北隅，中央之际谓之中隅。人知四海之际谓之隅，庸讵知中央之谓隅也？知中央之为隅，庸讵知四海之隅不谓之中耶？子适于其东而号曰东隅，庸讵知三海之际不有与我相角者？从三海之际而观之，而号曰东隅；去三海之际而观之，庸讵知我为东隅者？故东隅者，适然者也。
方物之生，各有所适，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处乎东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圆，地不加方。循是而又东，天不加堕，地不加倾。弭节乎旸谷之地，总辔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启曜灵之藏，游遨乎春宫，泛观乎溟渤，夷然隐几而嘘，倚梧而吟者也。故东隅者，适然者也。适然，则几乎道矣。
夏太常风流雅韵，寄于楮墨间，意之所至，挥洒所及，有不自知。虽为好事者所珍袭，然不足以为太常重。盖太常非命于竹者也，适也。而其子孙怀之者，非囿于竹者也，情也。君子之于其先，虽涕唾遗物，莫不可珍，而凄怆惕怵，有不能自已者。
然予有进于是焉。子孙之身，即祖宗之身也。竹犹怀之，而况其身乎？凡人作事无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于无所怀之故。知所怀也，则竦息顾虑，择地而蹈，将不能以一日自安，况曰吾祖宗之身乎？被发跣袒而号于市，人谓之狂。俄而缨冠振履，揖让进退，人即以为儒者。在乎怀与不怀之间也。为太常子孙者，必慎而言，顾而行，深自贵籍，若持重宝焉，惟恐失之，斯善怀矣。苟徒出于一时感动，俄而忘之，注意于残楮败墨间，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谓孝思也。
予祖母，实太常之孙女。玄孙焕，与予为表弟，以怀竹自命，予故勖之如此云。
朱钦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协也，欲更之。
归子曰：古之有名，别称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为卑者设也，讳名而已，不必其协也。必美以协之者，非古也。虽然，有教焉，君子不废也。子之字足以为教，而征诸其名，何谓弗协乎？盖钦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不出于钦，而横溃恣肆，将隳败而不可举，而精神意虑之所遗者多矣。是以号为天下之奇材者，知其无以易乎钦，而钦者，所以用奇者也。骅骝之马，羁絷鞭策而驰骋乎千里之途；梗梓豫章，参天之木，必就规矩而充乎栋梁之用。若必泛驾，必衔橛，必拥肿屈曲以为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轻用其智，勇足以慑天下而不轻用其勇，有绝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奋而天下莫能当。若必狂走叫号，挟其所贵，而希心于跅弛之士以为奇者，非奇也。
昔者帝尧之时，天下之英才并庸于朝，于是佥举治水者，莫能出鲧焉。夫英贤之聚也，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鲧也，则鲧者，天下之奇材。而弗钦焉，其与庸无几。兵之诡变，君子恶之，然吾读《孙子》之书，多警畏之辞，而以处女用脱兔，《孙子》之为奇者无出于是。钦父可以类观矣，胡可更也？
吾尝闻其崖略于洛、闽诸君子，钦甫不以予言为迂，当为钦父终日陈之。
周永宁时化，居娄门。年甚少，即舍所学，游于诸侯王。故赵王贤而好书，时化挟书以往，王颇优遇之。既而之大梁，今镇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贤而好书，故时化岁时往来大梁。一日过馀，求为其字之说。
古者冠而字，宾为之辞，礼也。时化冠久矣，而其名与字又无当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义。字而宾赠之，虽不当，冠之时可也。昔汉东平王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议者多称凤策，而不知王求书而不予，何汉示之不广也！
国家太平二百年，王子虽无事任，而禁网阔略，故得时购四方之书。广厦细旃，从容论道，岂非天子之赐而国家永宁之效欤？而时化亦得以其时，弹铗而游于侯王之门，盖比于天地之陶钧，而虫鱼皆获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庄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实；其仲曰文华，予字之曰德诚。且告之曰：文太美则饰，太华则浮。浮饰相与，敝之极也，今之时则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讷，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质之所为生文者，无尽也。一日节缩，十日而赢。衣不鲜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飧，故曰“贲无色也”。贲为无色，非无色而后贲也。
吴在东南隅，古之僻壤。泰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后知圣人之用心也。彼以圣贤之德，神明之胄，目睹中原文物之盛，秘而弗施，乃和于俗。若入裸国而顾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国，始失其故，奔溃放逸，莫之能止。文愈胜，伪愈滋，俗愈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