凫藻集/卷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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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编辑]序
[编辑]余尝读史，病其烦而难记，散而难观也。因仍《通鉴》之旧，采掇而分次之，所以举要以省其烦，立类以合其散，使之粲然可考而无难也。总为二卷，名之曰《史要类钞》。
呜呼！世教衰而博学审问之功废，学者日趋于苟简而不自止。故经有节文，史有略本，百家诸氏之书皆有纂集，以为一切速成之计，遂使义理之微不备，事变之实不详，无以淹会贯通，明其同异而辩其得失矣。此盖为学之弊至是而极矣！余为是编，岂所谓耻过而作非哉？亦余之不得已也。
夫三代而下，作者日滋，其于言虽有浅深大小之不同，然其间皆莫非至理之所在也。苟欲穷之，则茫洋浩汗，非殚岁月，疲精思，有不能究其万一，亦可谓难矣。而况余以鲁钝之资，处丧乱之世，奔走之役劳其形，忧患之事拂其性，而欲从事于此，岂不又难矣哉？然尝惧其荒落而卒于无闻也，故区区于圣贤之书，犹不敢废，间因读史而作是编，以自便览阅，虽未免苟简之失，然其兴坏理乱，有切于当世者，亦具在是，则庶乎可免为无闻之人矣。故曰：亦予之不得已也。
天若欲成其志，使得有沄粥之养，以自返于大山长谷之中，一肆其力于所未知，则亦将无事于是编也。
夫明时治历，自黄帝、尧、舜与三代之圣王，莫不重之，其文备见于传记矣。虽去古既远，其法不详，然原其要，不过随时考验，以合于天而已。
汉刘歆作《三统历》，始立积年月日法，以为推步之准。后世因之。历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数十家，岂故相为乖异哉？盖天有不齐之运，而历为一定之法，所以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则不可不改也。
元初承用金《大明历》。庚辰岁，太宗西征，五月望，月蚀不效。二月、五月朔，微月见于西南。中书令耶律楚材以《大明历》后天，乃损节气之分，减周天之秒，去交终之率，治月转之馀，课两曜之后先，调五行之出没，以正《大明历》之失。且以中元庚午岁，国兵南伐，而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午岁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同会虚宿六度，以应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理殊远，创为里差，以增损之，虽东西万里，不复差忒。遂题其名曰《西征庚午元历》，表上之，然不果颁用。
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十三年平宋，遂诏前中书左丞许衡、太子赞善王恂、都水少监郭守敬改治新历。衡等以为金虽改历，止以宋《纪元历》微加增益，实未尝测验于天。乃与南北日官陈鼎臣、邓元麟、毛朋翼、刘巨渊、王素、丘铉、高敬等，参考累代历法，复测候日月星辰消息运行之景，参别同异，酌取中数，以为历本。十七年冬至，历成，诏赐名曰《授时历》。十八年，颁行天下。二十年，诏太子谕德李谦为《历议》，发明新历顺天求合之微，考证前代人为附会之失，诚可为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验之精，盖未有于此者也。
今衡、恂、守敬等所撰历经及谦《历议》故存，皆可考据，是用具著于篇。惟《万年历》不复传，而《庚午元历》虽未尝颁用，其为书犹在，因附著于后，使来者有考焉。作《历志》。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师保为陈诗书图史以训之。凡左右佩服之仪、内外授受之别，与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盖无所不备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诸侯之夫人，躬行于上以率化之。则其居安而有淑顺之称，临变而有贞特之操者，夫岂偶然哉？
后世此道既废，女生而处闺闼之中，溺情爱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睹防范之具，由是动逾礼则，而往往自放于邪僻矣。苟于是时而有能以懿节自著者焉，非其生质之美，则亦岂易致哉？史氏之书所以必录而弗敢略也。
元人受命百有馀年，女妇之能以行闻于朝者有矣，然其繁殆不能尽书。今采其尤卓异者，具载于篇。其间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杀以从之者，虽或失于过中，然较于苟生受辱，与更适而不知愧者有间矣。故特著之以示劝厉之义云。
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馀年来，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
窃尝以为一郡一邑，有抱材艺之士而出于凡民者，皆其地之秀也。若诸君，其诸州之秀欤！以诸州之秀萃于一乡，吾里何幸哉！且人之求友者，或命驾裹粮，游于四方，而未必可得。今余不出闾闬，而获友之多如是，则非吾里之幸，而余之幸也。
然自前年士敏往云间，去年幼文往吴兴，今年处敬又将往嘉禾而仕焉。众客觞别于余舍。酒半，余戚然曰：“诸君之居吾里，诚幸矣！今去者过半，而留者犹未可羁也。然则谁终与处此乎？”客有起者曰：“子毋戚。子单居寡侣时，不知有诸君之合也。及朋聚群游时，又岂知有诸君之离哉？合而离，离而合，其理无常，则他日之复合于此者，固未可知也。”言既，客又有起者曰：“君子所贵乎同者，道也；所喜乎合者，志也。古有尚友于千载、神交于千里者，以有所合而同尔，岂必生同时，居同里，连栋宇之密而接杖屦之勤乎？诸君能不以远而忘其好，不以疏而易其志，不以穷达而渝其久要之心，则虽限胡与越，而亦不异于北郭之近矣。”众客皆喜。
既醉而别，余善其言，遂录为送处敬序。
余少未尝事龊龊，负气好辩，必欲屈座人。一日，遇倪君于客馆，其年又少，而气则过余。与之论兵家书，穷昼漏，余不能屈也。故余且异君，而君亦不鄙余，遂相与定交焉。自是每见，必挟史以评人物成败之是非，按图以考山川形势之险易。或命酒对酌，歌呼淋漓，意气慨然，自谓功名可致，不难也。
中罹变虞，余旅食江上，别君者累年，屏伏摧沮，曩时之意尽矣。及归而访君城南，则亦载笔仆仆，新辟为宥府掾曹署。间问之，则曰：“亲老矣，方急于禄养，馀非吾事也。”间出其从征时所为渡长江，逾长淮，登龟山，过盱眙、寿春诸诗读之，皆悲壮沉郁，感风物于一时，怀英雄于千古者，然后知君虽折而气不衰，其过余者固在也。
今年春，檄调松江幕，旦过辞，且求所谓赠言者。余闻良材之木，不就刻斫，则无以为美观；逸足之驹，不服调御，则无以能致远；瑰玮魁闳之士，不遭困约卑屈，则无以益智虑而成志业。使吾二人者，当时以迈往之气，未试之学，骤进而用之，则今宁不有悔乎？故凡不达于少者，非不幸也。
虽然，君今出而与有民焉，苟尽心于为政，则此而上，犹阶而升堂也，功名果何难致哉！若余日习荒陋，不能自白于世，闻海隅多弃地，可耕以卒岁，则愿受一廛焉。
至正二十三年，四方粗平，大藩远夷，悉效职贡。天子以惟列圣降祐，用克康济斯难，将有事于大室，以告成功，以答灵贶。而乐器故弊，惧无以格神召和，乃命春官某驰传江南，爰求善工，以修制之。于是钱塘施辉以斫琴应诏。
昔我世皇受命，既定海宇，肇造一代之乐。时辉之祖，实以是艺进，得官而归。今辉能世其业，际中兴之运，复得用于宗庙之间，是可嘉矣。虽作乐之意，所谓崇德象烈者，非其所喻，然制作中程者，发响应律，备搏拊之用，合咏歌之声，使云车风马洋洋而来下者，亦岂可少哉？故其行也，士大夫咸饯以诗，而俾启为之序。启窃有所感焉。
盖闻诸董子曰：“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天下之政，犹琴瑟尔。今国家承大乱之后，纪纲纵弛，凡百年所行之法，其久而弊若此器者，亦多矣。苟得大工以修举之，则其感和顺之气，格顽蠢之心也何难焉？《书》曰：“工执艺事以谏。”辉能以此一言乎？
至正己亥岁，余阅浙江行省贡士目，有名祥麟、名祥凤者，其氏俱贾，其籍俱杭之海宁。询之，盖兄弟也。余谓浙之为省，列郡累十，支邑累百，抱艺而就试者累千也。然限以名数，能进于列者，无几焉。求二人同出于一郡者，寡矣，况一邑乎？求二人同出于一邑者，又寡矣，况一家乎？贾氏二子，一举而毕登是列，岂不足称哉！今人家有草木花实骈生而并秀者，犹传以为瑞，二子非贾氏之瑞乎？时颇心羡之，而未识其人也。
明年，行宰相以京师道梗，不能使试于礼部，遂以便宜授校官。于是祥麟为长洲县学教谕，祥凤为学道书院山长，皆来于吴，因得与之友焉。问学以相资，道义以相勉，不自知其好之深游之久也。
乙巳春，二君始得代告归，求所谓赠言者。余观二君之名而有感焉。夫麒麟凤凰，天下之瑞物也。出必当国家之治，不治而出，非瑞矣。二君今归海隅，益习旧业，不急于其出，则所谓翔浮云之表，游大野之外也。他日应时而来，和其声，耀其文，则又为一国之瑞，不特瑞一家矣。初尊君命名之意，其亦出诸此乎！二君归谒，试以谂之！
尝读《五代史》，见缙绅之士能嫉世远去不污其乱者，曰郑遨、张荐明二人而已。而其隐也，皆托迹山林，为老氏之徒。余始怪之，以为君子知不可仕，则韬晦以养其志可矣，何必变衣冠之制，弃诗书之业，长往而不返哉？岂非干戈之际，武夫得志，章甫缝掖之流不为时之所喜；抑恐为人之所迫，不如是不足以自绝欤？求其志，未尝不深悲也。且当是时，中国之主屡易，士以苟得幸免为心，而无愧耻之节，风俗盖大坏矣，而犹有二子者焉。今天下虽乱，未至于极，斯人者何独少哉？盖有之而余未得以见也。若吕山人，其庶乎二子之所为者乎？
山人少欲举进士，遭时兵兴，遂避地梁溪、汾湖之间，闭门教授，服弊茹粝，以勤苦自厉，绝不干于人。久之，犹以为未也，乃著黄冠，谢遣弟子，将东游海滨，求大山长谷而居之。噫！山人之志，亦可悲也夫！
昔欧阳公传遨、荐明之事，叹世乱文字残缺，贤人之迹湮而不闻，故所得者甚寡，有悲伤不满之意。余惧山人之名亦遂泯也，故为文以送之。他日史臣欲访遗事于草莱之间，庶区区之言，或有足征焉。山人名敏，字志学，毗陵人。
友人余君唐卿，将以使事社海虞，抵余言别，且有请曰：“吾友王仲元氏有痔形，下体甚苦，越医何朝宗益炽以药，使尽其毒而起，众始骇而卒服焉。仲元德之，欲吾文以报。适有区区之役，不克为之执笔，愿子惠一言焉。”余未识仲元，虽唐卿之友犹余友，而余文岂唐卿之文哉？然朝宗与余游，余亦尝德之者，其又何辞？
夫治丝之棼者，必断之；治水之滥者，必决之；治疾之法，亦犹是矣。方疾之深伏而固结也，喣焉而恐伤之，抚焉而恐挠之。譬如狎猛兽而养暴兵，将不胜其患矣。故必攻之以拨其根，溃之而泄其势，庶可以收全功而无遗悔也。然其安也，或出于至危，非医之自信者，不敢试于人；人之信于医者，不能使之试。自信而人信之，世之相遇良难也。今仲元之智足以信其医，朝宗之能足以自信，宜其所以收全功而无遗悔也。
嗟夫！天下之事有之矣，惮小害而不为，顾大患而不恤，逡巡岁年，而莫知其所终，岂非自信而人信之者，其相遇为尤难欤！唐卿既行，使吏持卷来征书，余既为论次，遂并以所感者寓焉。
《荆南唱和诗》若干首，句吴周履道、毗陵马元素所共著也。二君尝客阳羡荆溪之南，故以名编。庚子春，余始识履道于吴门，相与论诗甚契，因以一帙示余，曰：“此野人之词也，恐世之嗜者少，故未敢出。子今为我评之。”予读之，爱其清粹雅淡，有古作者之意，因乞而藏于家。自是履道与余游，未尝不道荆南之乐，且曰：“恨子不识元素。”
后余卜馆云岩之西冈，履道每乘扁舟访余。至则留连累日。余与之缘厓溯涧，蒐览无厌。一日，雨霁鸟鸣，春木荫壑，余邀履道坐磐石，命诸生行觞鼓琴。酒酣，履道起歌其诗数章，既而叹曰：“自吾别元素，去荆南，谓山林燕咏之乐不可复得矣！今乃与吾子相羊于此，岂偶然哉？”又曰：“吾衰矣，恐无以称列于后。苟得片辞之传，使吾名因而自见，亦可以少无憾矣！”余当时甚怪其言之悲也。越二年，履道客会稽，竟卒于兵。余亦遭乱奔走，不遑启处。
今年冬，栖寓江浒，间理箧中，家乘尽失，独《荆南集》在焉。因拊而叹曰：“此诗不亡，天欲成吾履道之志乎？其有传必矣！”然履道学古人之道，而区区欲以是名，岂其志狭哉，亦足以观时之否矣。尚念履道虽不幸于事无所试，然读其诗者，见其居处穷谷而无怨尤之辞，处乱世而有贞厉之志，则可并其所蕴者而得之，不特诗也。履道于地下，其真可以无憾矣乎！
是编之首，履道、元素与遂昌郑先生皆已有序，余复为其后序，以识履道平昔之语。闻元素犹隐铜官，它日持是而请交焉，相与寻履道旧游之迹于山荒水寂之滨，岂不为一慨乎！
东南之郡，惟会稽、钱塘为佳，士之仕于外者，咸乐居之。以其风气清美，有山川台榭之胜、鱼稻茶笋之饶，人吏恬柔，桀猾之蠹稀，宾客材俊游赏之会盛，足以慰其勤劳，宣其烦滞也。而钱塘又为前代之遗都，民习侈巧，廛屋繁丽，歌管之声不绝于西湖之上，故仕者尤乐居焉。虽近残于兵，而其所馀，犹非他郡之可及也。
丙午秋，淮南顾君摄尹吴陵还，调是府判官。贺者咸谓：吴陵废邑，钱塘名都；摄尹长吏，判官贰职；去废邑而得名都，则释愁叹之殷；罢长吏而居贰职，则解责守之重。顾君之乐，当又过于凡仕者矣。
余则以为不然。初君之归自吴陵，示余诗若干篇，无悼己羁淹之辞，有哀民憔悴之意，蔼然岂弟君子也。夫其往能忘其忧而思民之忧，则于今肯专其乐而不同民之乐乎？凡欲同于民，有不获则忧，忧则乐复不得而全矣。虽然，君子之仕有所勉，乐不乐非足计也。君之行，凡与游者咸赋诗四韵以饯，而余为之序。
濮阳公始镇暨阳，其客丹阳孙先生实为郡师。暨阳当兵后，学久废。先生至，则顾其俎豆坏缺，弦歌不兴，叹曰：“是非吾责邪！”乃言于公曰：“夫礼义者，民之轨，国之卫也。民不知礼，则无以格其非；不知义，则不能死其上。然礼义之教出于学，今学废，民其不知教乎！公抚是土而用不教之民，缓急其谁与守此？”公大然之。先生乃葺斋祭之庐，修讲肄之室，以与诸生升降乎其中，孜孜汲汲，日以圣贤之言镌切之。未几，咸知乡方，莫或自惰，来游来歌，充满庑下。公视事之间，亦辄从先生游。先生为言修齐治平之道、兴坏理乱之端，与夫政事之是非、生民之利病，公往往悦而听之。
去年冬，公易镇中吴，先主适以秩满告，公遂要先生俱东。暨阳之大夫士，久服先生之训，念其去而无述也，乃使来乞文焉。
启惟学校之废尚矣，岂俗之难化哉？吏少学而师不善教故也。当承平时，相习为文具，莫有能致其意者；及丧乱荐兴，老生硕儒窜伏草莽，抱经而不讲，先王之教几熄矣。间有欲振之者，则圜视而笑其迂曰：“民且死，奚暇事此哉？”时皆以为良然。今暨阳屡残于兵，井邑荒落，其民饥困偃踣，宜若不可以进于学矣。然先生一唱之而兴弦诵于呻吟之馀，行揖让于斗争之际而无难者，是知人无不可教之时，而天理民彝之存于其心者，未尝一日泯也。
启以先生之善教可书，又足以释时之惑也，乃不辞而序之焉。
余客江上，得晋陵徐君友焉。尝出其诗曰《野潜槁》者，属余序之。余以君诗之工，览者宜自得之，不待余赘也。若其名槁之意，则请推言焉。
夫鱼潜于渊，兽潜于薮，常也。士而潜于野，岂常也哉？盖潜非君子之所欲也，不得已焉尔。当时泰，则行其道以膏泽于人民，端冕委佩，立于庙朝之上，光宠烜赫，为众之所具仰，而潜云乎哉？时否，故全其道以自乐，耦耒耜之夫，谢干旄之使，匿耀伏迹于畎亩之间，唯恐世之知己也，而显云乎哉？故君子之潜于野者，时也，非常也。且雷鸣于夏，收于冬，亦时也。方阴气凝沍，百蛰未启，而雷发焉，则妖矣。天地闭塞，纲纪沦斁，而士出焉，则谓之何哉？《传》曰：“君子在野。”《书》曰：“野无遗贤。”是时不同，而君子之有潜显也。然时可潜矣，而欲求乎显，则将枉道以徇物；时可显矣，而欲事夫潜，则将洁身而乱伦。故君子不必于潜，亦不必于显，惟其时而已尔。
凡知潜显之时者，可以语夫道。不然，难乎其免矣。当张氏擅命东南，士之抠裳而趋濯冠而见者相属也，君独屏居田间，不应其辟，可谓知潜之时矣。及张氏既败，向之冒进者，诛夷窜斥，颠踣道路，君乃偃然于庐，不失其旧，兹非贤欤！然今乱极将治，君怀负所学，可终潜于野哉？闻君素善《易》，于随时潜显之义，必自有以审之矣。
延陵胡氏，自文恭公为宋嘉祐名臣，其后子孙登进士第、致两制方伯者以十数，故世为大族。文恭之十世孙元威，尝领乡荐为校官，若承旨济南张公、祭酒隆安鲁公，皆以器许之，未得试其材。遭时孔艰，家丧于兵，转徙旅食于湖海者十有馀年。去年冬，余客吴淞之浒，君适避地于此，遂相与定交，并识其子景彦。
余时违群远寓荒江岑寂之滨，得君父子甚慰。时往造其室，见其环堵萧然，而父子讲《易》终日，超然自得，无戚穷慕达之意，余深贤之。夫世之故家旧族，为子若孙者，平居率负以自高，及罹变故，困踣戎马之间，不能固厉，卒隳志易业以辱其先者多矣。若君父子，岂不可嘉也哉？
今年三月，景彦将客邑人蒋氏家，来乞言为别。余谓景彦年壮而学富，志强而行恭，况熟闻父师之训，固无往而不可，尚何待于余言哉？然吾闻出之大者望必深，望之深者责必重。景彦能不以出之大者自喜，而独以责之重者自惧，则其进如川之方至，吾未能量其所止也。文恭之泽未绝，中衰而复昌者，安知非景彦乎？
严陵徐先生大年，尝被召至京师，与修《元史》。书成上进，诏择纂修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还甚力。会春官议修《五礼》，为一代之典，乃复奏留之。未几，其书又成，先生固申前请。大臣知其志，不欲强烦以事，乃命有司具礼传送以归其乡。
都之大夫士相与祖饯幕府门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学，宜备顾问；先生之文，宜掌纶；先生之经术操履，宜在成均，为学者师。今皆不可得，顾令以布衣老于家。归虽先生之志，然岂不为司人物之柄者惜哉？”
余进而解之曰：“皇上始践大宝，首下诏征贤，又责郡国以岁计贡士，欲与共图治平，甚盛举也。故待贾山泽者，群然{艸造}庭，如水赴海，而隐者之庐殆空矣。朝廷待以庶秩，犹梓人用材，巨细毕取，岂独于先生有遗哉？盖先王之为政，莫先于顺人情，亦莫先于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迫之使必为；义有所可许者，必与之使有遂。所以人之出处皆得，而廉耻之风作矣。今先生以齿发非壮，厌载驰之劳，恋考槃之乐，抗辞引挹。上之人不违其请者，盖将纵之山林，使其鸟飞鱼泳于至化之中，以明吾天子之仁。又将以风厉海内，使皆崇退让而息躁竞也。顺人情而厚民俗，实在于是，故宁失一士之用，而不惜以其所得者大也。不然，先生岂苟去之徒，而大臣岂弃材之士哉？况先生之归也，必能著书立言，以淑诸人；咏歌赋诗，以扬圣泽。则又非洁身独往而无所补者也，尚何疑哉？吾又闻汉祖中兴，严光不屈，后世莫不高之。今先生之乡，即光之乡也。尝游其耕钓之处，山高水长，想瞻遗风，必有邈契乎千载之上者矣。今之归，其无负于夙昔之志哉！若余遭逢明时，不能裨益万一，怀恩苟禄而不去，于先生盖有愧焉矣。”于是言者是之，请书贻先生以识别。
洪武三年四月，制以大都督府参议琅琊樊公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佥都督事濮阳吴公遣其掾来致言曰：“国家始定江右，置大都督府以总军政。樊公时以材选，首署府僚，自照磨历都事、经历，以至今职，处幕府者盖十五年矣。上意屡欲大用，以方有事征讨，而公闲于戎务，藉其赞佐之力，故迟之以俟成功。盖公于廷臣之中，职甚剧，任甚久，而受知亦甚深也。当王师拓中原，下南服，平幽朔，取关陇，戎车四驾之秋，凡边书之所奏论，庙谟之所指授，与兵资战具之供储，尺籍计簿之钩校，期会严迫而案牍繁滋。公度缓急之宜，审利害之势，参画处裁，无缪愆违滞之弊。使戎臣藩将，去阙门数千里之外，而征书不稽，奏请无壅，以得遂其攻取之计者，盖于公颇有赖焉。今年，上以武功告成，羽檄既简，乃始辍宥密之居，付屏翰之寄，盖将息其劳，优以崇显，恩至渥也。吾尝贰掌枢管，实与公共事。每念其勤而德其助，于其别也，固不能无情焉。子其为文以泄吾私！”
启作而叹曰：“唐、虞官人，以三考为黜陟。汉之用士，以久任而责其成。苟有治绩，则降诏以褒之，增秩以劝之，不轻改授也。故人得尽力于其职，练识情伪，众既信附，而吏亦不敢欺焉。若甫拜而遽迁，朝此而夕彼，虽有过人之才，坐席犹不暇暖，况能摅其蕴乎？今樊公四迁其官，更十五年不出宥府，其能自效卓卓如此者，诚由圣天子知人善任之所致也。何其盛哉！启叨掌国史，名臣之行事，职得采辑而纪录之。于兹文也，固不敢辞。然又闻豫章之区，襟带江湖，今之大藩也。皇上方将载韬干戈，与斯民休息于无穷。公能靖抚一方，使耄安稚嬉，以复睹熙洽之治，他日雍雍来朝，宠赉有加，鸿声伟绩，足以焜燿不朽者，启尚当执笔而嗣书焉。”
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辩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辩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如是而诗之道备矣。
夫自汉、魏、晋、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学者誉此诋彼，各师所嗜。譬犹行者，埋轮一乡，而欲观九州之大，必无至矣。盖尝论之，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皆未得为全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
余少喜攻诗，患于多门，莫知所入。久而窃有见于是焉，将力学以求至，然犹未敢自信其说之不缪也，欲求征于识者而未暇焉。同里衍斯道上人，别累年矣，一日自钱塘至京师，访余锺山之寓舍，出其诗所谓《独庵集》者示余。其词或闳放驰骋以发其才，或优柔曲折以泄其志。险易并陈，浓淡迭显。盖能兼采众家，不事拘狭。观其意，亦将期于自成而为一大方者也。间与之论说，各相晤赏，余为之拭目加异。夫上人之所造如是，其尝冥契默会而自得乎，抑参游四方有得于识者之所讲乎？何其说之与余同也！吾今可以少恃而自信矣。因甚爱其诗，每退直还舍，辄卧读之不厌。
未几，上人告旋，乞为序其帙首。辞而不获，乃识以区区之说而反之。然昔人有以禅喻诗，其要又在于悟，圆转透彻，不涉有无，言说所不能宣，意匠所不可构。上人学佛者也，必有以知此矣。毋遄其归，尚留与共讲焉。
去年秋，余解官归江上，故旧凋散，朋徒殆空，唯同里丁俨至恭，日抱琴与余游。余爱其清雅和易，且能相慰于寂寞之滨，故数与燕咏啸歌，甚相乐也。今年春，一日至恭过余言曰：“家君主河南之永宁薄，年老远仕，俨侍左右，顾母在又不可离，辄岁一往觐。去岁既往，今兹将复行，先生能无一言之赠乎？”
余观吾乡之人，俗不好游，多安于田里，视去家数舍则有难色。今吴距洛几三千里，必涉江溯淮，入颖逾汴而后至。况兵革之馀，灌莽萧条，狐兔之迹交于涂，行者非有名役，必以利驱，不尔不往也。今至恭治装裹粮，不惮远迈，非有二者之徇也，特以定省久缺，欲一候望颜色以释思慕之怀，可谓知所重轻矣。余岂得以失相从之私，而有所介然哉？然独有所感焉。
夫殊乡远别，忽父子相见，上堂起居之馀，举觞奉欢，此人子之深愿，而天下之至乐也。然其得与不得，则有幸不幸焉。盖自海内分崩，所在梗阻，子之思其亲而不得见，陟岵而歌，望云而叹者，有不可胜数。今皇上削平四方，车书既同，虽遐邦异壤，往来若东西州然。故至恭之思其亲，欲见即往，无有关阂者，实遭逢升平之时也。然则人子之深愿，而天下之乐者，在当时人有所不能得，而至恭今得之，岂非由上德惠之所及哉！幸逢斯时，而蒙上德惠之及，则为臣子者，可不思所勉乎！
于其行，遂论次为序，既赠至恭，且为永宁君寿云。洪武四年二月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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