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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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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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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講演預備半年的時間,題目是《古書真僞及其年代》。全部分《總論》、《分論》二篇,《分論》是分別辯論古書的真僞和年代問題,一部書一部書挨次序講下去。總論共有五章,第一章講辨僞及考証年代的必要,第二章講僞書的各類及作僞的來歷,附帶講年代錯亂的原因,第三章講辨僞學的發達,第四章講辨僞及考証年代的方法,第五章講僞書的分別評價。現在就先講總論。

第一章 辨僞及考証年代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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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有假,各國所同,不只中國爲然。文化發達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強,代遠年湮,自然有許多後人僞造古書以應當時需要。這也許是人類的通性,免不了的。不過中國人造僞的本事特別大,而且發現得特別早,無論哪門學問都有許多僞書。經學有經學的僞書,史學有史學的僞書,佛學有佛學的僞書,文學有文學的僞書,到處都可以遇見。

因爲有許多僞書,足令從事研究的人擾亂迷惑,許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爲僞書所誤。研究的基礎先不穩固,往後的推論結論更不用說了。即如研究歷史,當然憑藉事實,考求牠的原因、結果,假使根本沒有這回事實,考求的功夫豈非枉用?或者事實是有的,而真相則不然,考求的功夫亦屬枉用。幾千年來,許多學問都在模糊影響之中,不能得忠實的科學根據,固然旁的另有關係,而爲僞書所誤,實爲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講辨僞及考証年代之必要,約可分三方面觀察:

甲 史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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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歷史,最主要的對象專在史蹟方面。因爲書籍參雜,遂令史蹟發生下列四種不良現象,很難一一改正,把研究的人弄得頭昏:

  • 一、進化系統紊亂 我們打開馬繡《繹史》一看,裏面講遠古的事蹟很多,材料亦搜得異常豐富。假使馬繡所根據那些無窮材料全是真的,那麼中國在盤古時代業已有文明的曙光,下至天皇、地皇、人皇、伏羲、神農、軒轅,典章文物,燦然大備,衣服器物,應有盡有,文化真是發達極了,許比別的古代文明還高得多。不說《繹史》,就打開最可靠的《漢書•藝文志》,裏面載神農、黃帝時代的著作,不知道有多少,至於伊尹太公的著作更是指不勝屈。要是那些書都是真的,則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進化原則剛剛相反。所謂「黃金時代」,他人在近世,我們在遠古。中國文明萬年前是黃金,千年前是銀,以後是銅,漸漸地變成了白鐵。若相信神農、黃帝許多著作,則殷墟甲骨全屬假造,不然就是中國文明特別的往後退化,否則爲什麼神農、黃帝時代已經典章文物燦然大備,到商朝乃如彼簡陋低下呢?《繹史》所根據各書與《漢志》所載神農、黃帝著作,皆本無其書,由後人僞造假託。諸君在小學、中學所唸中國歷史教科書,裏面所載神農、黃帝的事很多(最近出版的教科書許改變了),其時程度極高,世界所有文物大體俱已齊備,我們覺得真可以自豪了。不過古代那樣發達,爲什麼老不長進?旁人天天進步,自己天天很退,我們又覺得非常慚愧。其實原本不是這回事,是書籍參雜,把進化系統紊亂了。姑且放下古籍不講,稍近點的如《周禮》,向來的人都說是周公所作,不過其中有講地理民情全爲戰國時秦漢間的事物。如果相信《周禮》,則周朝聲教所及與戰國及秦漢差不多。然事實不如此。民族是慢慢地漲,起初是佔據一小部分,後來擴充得很寬。造《周禮》的人看見當時文化如此,依榜現實的社會,構成理想的社會,所以把一千年後的戰國或秦漢同一千年前的周公時代弄成一樣。如果《周禮》是真,周朝八百年可謂毫無進步。自春秋經戰國及秦到西漢,中間一千多年,一點亦沒有進步,然事實不如此。因書籍年代不分明,歷史進化系統全給擾亂了。我們讀史的人得這種不正確的觀念,對於民族的努力上大有妨害。
  • 二、社會背景混淆 這一條與前一條所講內容差不多,稍微有點不同。我們讀古書,不單年人看事,還要看時代背景。一般的社會狀況究竟是怎麼樣,因爲書籍是假的,讀書的人往往把社會背景弄錯了!即如《西京雜記》,分明是晉人葛洪所作,後人誤認爲西漢時劉歆所作。葛洪同劉歆相距三百多年,葛講東晉時事,劉講西漢時事,若以《西京雜記》作爲東晉時的資料,那就非常正確,若以此書作爲西漢時的資料,說西京即長安,那便大錯特錯了。又有一部小說,名爲《雜事祕辛》,此書疑即晚明時楊慎用修所作。楊老先生文章很好,手腳有點不乾淨,喜歡造假。據他說,由一處舊書攤中得來,內容講東漢時梁冀家事。其時皇帝選妃,看中了梁大將軍的小姐,由皇太后派一個保姆去檢查梁小姐的身體。文章描寫得異常優美,但是全非事實,係楊老先生自掩筆墨,假託爲漢人作品。假如楊用修坦白地承認是自己作的,明人小說已曾能夠有此著作,在文學界價值不小。但是他不肯吐露真相,偏要說是漢人做的,後來的人不知底細,把他當作寶貝,以爲研究漢代風俗、典禮、衣服、首飾的絕好資料,那就錯了。我自己許多年前曾上這個當,把他當作漢代野史看待,其中有講纏腳的地方,本是作者自不檢點所留下來的破綻。明時纏腳因而想到漢人纏腳,若相信這部書是漢人作品,因無斷定纏腳起自漢朝,不起自五代,豈非笑話?
  • 三、事實是非倒置 現存的有兩部書,因爲其中有假,很足以淆亂是非。一部是《涑水紀聞》,一部是《倖存錄》,都是野史。《涑水紀聞》向稱宋時司馬光作,原書雖是真的,許是未定稿,後代的人因爲司馬光大,易於欺世駭俗,於是抽些出來,加此進去,以爲攻擊造謠的工具。其中對王安石造謠特別多,攻擊得特別利害。平常人罵王安石無足輕重,若是司馬光罵王安石那就很有力量了。實則光書雖有,已非原物。光之孫司馬伋曾上書奏稱非其祖父所作,其故可以想見。現存的《涑水紀聞》攻擊陰私之處頗多,司馬光與王安石雖政見不合,最少他的人格不會攻人陰私,這是我們可以當保的。後人利用他的聲名,把攻人陰私的話硬派到他身上,這就是因爲造假,使得是非錯亂。《倖存錄》一向都說是明末夏允彝作。夏是東林黨人,人格極其高尚,我們看他不會作《倖存錄》那種作品。書中一面罵魏忠賢,一面罵東林黨,造僞的人手段很好,使人看去覺得公道。忠賢固非,東林亦未必是,還是自家人出來說公道話。黃宗羲曾講過,《倖存錄》真是「不倖存錄」,並且說原著非夏允彝作,夏不會說那種話。雖然如此,《倖存錄》至今尚在。我們要研究明末政治,不能不以此書作爲參考,假使是栽贓,並不是夏作,亦許早佚,亦許無人過問。因爲尊重這個人,遂保存了這部書,這是史蹟上最可痛恨的事情。
  • 四、由事實影響於道德及政治 有許多史蹟本無其事,因爲僞託的人物偉大,遂留下很多不良的影響。譬如孔子誅少正卯,何嘗有這回事?但是《孔子家語》言之綦詳。《家語》以前的著作及周秦諸子亦有一部分講這件事,稱孔子與少正卯同時招生講學,二人相距不遠,好像燕大和清華一樣。孔子的學生都跑到少正卯𨙷兒那去了,孔子異常生氣,得政後三天,就把少正卯捉起來殺了。後來儒家矜矜樂道,以爲孔子有手段,通權達變,還有許多人想去學他。我們看誅少正卯的罪名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潤澤而非,記醜而博』四句話。這分明是出於戰國末年刻薄寡恩的法家。他們想厲行專制政體,就替孔子揑造事實,以爲不只法家刻薄,儒家的老祖宗早就如此呢。其實孔子生在春秋時代,完全是貴族政治,殺一貴族很不容易。孔子是大夫,少正卯亦大夫,又安能以大夫殺大夫?最妙是那個時代前後三事,完全一樣:最早是齊太公殺華士,其次是鄭子產殺鄧析,又後才是魯孔子誅少正卯。都是執政後三天殺人,同一題目,同一罪名,同一手段,天下萬無幾百年間同樣事實,前後三見,一點不改之理。這明是戰國末年的法家,依附孔子,揑造事實。後代佩服孔子的人以爲有手腕,攻擊孔子的人以爲太專制,其實真相不然,若冒昧相信,豈不誤事?《家語》是僞書且不用說,《論語》算是最可靠了,但依崔東壁的考証,真的佔十之八九,最後幾篇還是有假。陽貨第十七說:『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下面一段又說:『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大夫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緇。」 』公山弗擾、佛肸兩人先後造反,都請孔子去幫忙,孔子都欣然欲往,卒以門人之諫而止,恭維孔子的人以爲通權達變,愛國憂民,罵孔子的人就說他官迷,出處不慎。其實公山弗擾乃季氏手下家臣,費又是季氏采邑,孔子當時作魯司寇,公山弗擾好像北京的大興縣知事一樣,孔子好比司法總長,豈有大興縣知事造反,司法總長跑去幫忙的道理?這個話無論如何說不通。關於公山弗擾以費畔的事蹟,《左傳》中言之極詳,可以不辯。至於佛肸以中牟畔時,孔子已經死了十餘年,佛肸雖愚,萬不會請死人幫忙,孔子縱想作官,亦不會從墳墓中跳起來,親於其身爲不善。這件事,《說苑》中考証得很清楚,亦用不着辯。上面兩段話因爲在《論語》中,大家不敢懷疑,一般腐儒,故意曲爲辯護,尤爲可笑。事情的真相紊亂了,使研究歷史的人頭痛眼花,無從索解,還是小事,乃至大家尊重孔子就從而模仿他的行爲,或作了壞事,用他作護符,於世道人心關係極大。這種揑造的事實不僅影響於道德而已,於政治亦有極大影響。譬如《周禮》職官名目繁瑣,邦畿千里之內,平均起來,不到十⾥即有一個官,好像學校之內,不到十個學生即有一個教員,豈非一件極可笑的事情?後代冗官之多,全由於此。又如太監制度,在歷史上劣跡甚多,但是因爲《周禮》都有太監,後世人有所藉口,明知其壞,仍然一代一代的實行。漢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都是相信《周禮》,把政治弄得一塌糊塗。從好的方面說來,只是過信;從壞的方面說來,便是利用。本來沒有那種制度,自欺欺人,結果個人固然上當,全國政治亦糟到不可收拾了。

乙 思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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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是古代先哲遺留下來的東西,我們造他以研究思想之發展與進步,如果有僞書參雜在裏邊,一則可以使時代思想紊亂,再則可以把學術源流混淆,三則令個人主張矛盾,四則害學者枉費精神。

  • 一、時代思想紊亂 管仲是春秋初年的人,《管子》是戰國時代的作品,《管子》之中有批評兼愛、非攻、息兵的話,這分明是戰國初年,墨家興起之後,才會成爲問題。若認《管子》是管仲作的,則春秋初年即有人講兼愛、非攻等問題,時代豈非紊亂?又如《老子》,大家以爲是老聃所作,老聃乃孔子先輩,其思想學說應在孔子之前,但《老子》中批評仁同仁義的地方很多。仁是孔子的口號,仁義並講是孟子的口號,以前還無人道及。老子說:『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說:『大道廢,有仁義。』這全是爲孔孟而發。從思想系統看來,應當在孔孟之後。黑格爾Hagel論哲學的發達要一正一反一和,思想然後進步。一人作正面的主張,如墨子的非攻、兼愛;一人作反面的攻擊,如管子對於非攻兼愛批評的很厲害;一人提出幾個問題,如儒家的仁和仁義;一人根本不贊成仁和仁義的價值,然後後代的人又從而折衝調和之,學術自然一天天的發達了。沒有墨家的主張,管子的意見無所附麗;沒有儒家的見解,老子的批評也就無的放矢。如果說管子在墨家之前,老子在儒家之前,是反乎思想進步的常軌。
  • 二、學術源流混淆  前面講管子老子,雖非全僞,但是時代不同,稍爲顛倒便可以發生毛病。有一種書,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學術源流都給弄亂了。譬如《列子》,乃東晉時張湛——即列子注的作者——採集道家之言,湊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漢書•藝文志》尚存其目,後佚。張湛依八篇之目,造假成書,並載劉向一序,大家以爲劉向曾經見過,當然不會錯了。按理,列禦寇是莊周的前輩,其學說當然不帶後代色彩,但《列子》中多講兩晉間之佛教思想,並雜以許多佛家神話,顯係後人僞託無疑。可是後人不知底細,以爲佛家思想何足爲奇,中國兩千多年早有人說過了。誇大狂是人類共同的弱點,我們自己亦然,有可以吹牛的地方樂得瞎吹一頓。張湛生當兩晉,遍讀佛教經典,所以能融化佛教思想,連神話一並用上。若不知其然,誤以爲真屬列禦寇所作,而且根據牠來講莊列異同,說列子比莊子更精深,這個笑話可就大了。列子尚有可說,時代較早,文章亦很優美,比旁的僞書都強。還有《關尹子》,時代更近,中間所講全是佛教思想,即名詞亦全取自佛經。如受想行識、眼耳鼻舌心意,都不是中國固有的話,文章則四字一句同《楞嚴經》一樣。《史記》稱關尹子名喜,守函谷,是老子後輩。老子出關,他請老子作書,《莊子•天下篇》亦把老聃、關尹並列,說他們是古之博大真人。這樣看來,關尹這個人生得很早,但是《關尹子》這部書則出得很晚。看其文章,純似唐人翻譯佛經的筆墨,至少當在唐代之後。這類的書,是怎樣一個來歷呢?大致六朝隋唐以後,道教與佛教爭風,故意造出許多假書,以爲自己裝門面。一面又擡出老子作爲教主,尊稱之曰「太上老君」,又說老聃除作《老子》之外,還作了許多書,其中有一部叫《老子化胡經》尤爲荒誕,現尚存道藏中。因爲《史記》有老子西出函谷關的話,後人附會起來,說他到印度傳教去了,教出來的弟子就是釋迦牟尼,佛教之所以發生,還很沾中國人的光呢。老子與釋迦,本來沒有一點關係,這樣輾轉的附會,豈不把思想源流混淆?
  • 三、個人主張矛盾 單就一個學者講,因爲有僞書的關係,可以使思想前後錯亂矛盾,譬如《易經•繫辭》究係何人所著,我們不敢確說,前人稱爲孔子所作,我始終不敢相信,因爲裏邊有許多與《論語》衝突的話,孰爲真孔,頗不易知。依《論語》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個現實主義者,不帶宗教色彩,依《繫辭》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孔子又是一個宗教家。到底哪句才真是孔子說的,這就成問題了。如果兩書皆真,豈不是孔子自相矛盾?《繫辭》又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這個話從哲學的意義看來,雖然很好,可是確因受道家的影響以後才發生的,《論語》中就沒有這類話。若兩書全信,則是自矛盾,如單信一種,又不知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依我看來,《論語》言辭簡樸,來歷分明,當然最爲可靠;《繫辭》言辭玄妙,來歷較晦,最多祇能認爲儒家後學,或進步,或分化的,推演而出。說儒家有此思想可以,若認爲全屬孔作則不可。又如《墨子》,大部分是真的,然起首七篇辭義閃爍可疑。墨子根本反對儒家,處處與儒家立於對抗的地位,然墨經前七篇有許多儒家的話,當然不是墨家真相,許多人都懷疑牠。《墨子閒詁》的作者孫仲容以爲是當時儒家勢大,蓋上許多稻草。同一用意,因爲如此,使得研究墨子的人迷惑,看他起初是一個口吻,後來又換一種態度,錯認墨子首鼠兩端,反爲失了他的真相。
  • 四、學者枉費精神 佛教有一部最通行最有名的書叫《楞嚴經》,此書歷宋、元、明、清,直到現在在佛學中勢力還是很大,其中論佛理精闢之處固不少,但是與佛理矛盾衝突的地方亦是很多。如神仙之力說,是道家的主張,佛教本主無神論,然《楞嚴經》中不少談及神仙的話,遂令道佛界限弄得不清楚了。《楞嚴經》到現在還沒有人根本否認牠,說牠是接班人假造的,我想作一篇《辨僞考》,材料倒收集得不少了,可惜還沒有作成。認真研究佛教,應當用辨僞書的方法,考求此書的真僞,如果屬僞就可以把牠燒了。全書文章極美,四字一句,可惜思想混淆,把粗淺卑劣的道家言和片段支離的宋儒學說參雜下去,便弄糟了。若不辨清楚,作爲佛教寶典,仔細研究,或混合儒、釋、道三種思想,冶爲一爐,還說佛家真相如此,豈不枉費力氣?

丙 文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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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讀一種書籍,除研究義理外,還要誦讀文章。至於文學的書,可以供我的欣賞更不用說,若對於書的真假,或相傳的年代不弄清楚,亦有前面所述,時代思想紊亂、進化源流混淆、個人價值矛盾、學者枉費精神幾種毛病。

  • 一、時代思想紊亂、進化源流混淆 現在所唱的國歌『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相傳爲帝堯或帝舜時所作,好歹是一個問題,但是唐虞時代,便有此種作品,而《詩經》三百篇應該是春秋時代的詩歌,亦不過爾爾,則夏商周三代的人皆應當打板子,爲什麼幾百年乃至千年之間老不長進呢?所以按進化公例看來,《卿雲歌》不會是唐虞時代所作。又如僞古文《尚書》有一篇《五子之歌》,說是太康有五弟,太康被滅,其五個兄弟因思大禹之戒,感而作此。開首幾句說:『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下全篇文體大略都是如此。我們看這首歌,文從字順,此刻雖令小孩子讀之亦能讀懂,可見當時文章明顯極了。但是我們試讀《周誥》、《殷盤》看,便覺得詰屈聱牙,異常難讀。何以夏朝在前,容易明白,殷周在後,反而難曉呢?不惟《周誥》、《殷盤》難懂,就是殷墟所發現的文字亦復難以索解。如《五子之歌》屬真,則中國文學演進的步驟真是奇怪極了。《古詩十九首》如『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各萬餘⾥,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經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忽復道,努力加餐飯。』(錄一,餘從略。)我們看,何等風華典雅,真可以說一字千金。據《玉台新詠》所說,十九首中有八首爲枚乘所作。枚乘是漢景帝、武帝間的人,已經作有如此好詩,他死後百餘年間何以無人能作?直到東漢時才有幾篇五言詩,有一篇爲大文學家班固所作,音韻即不調和,詞旨亦很平淡,直到東漢末出了一個蔡文姬,三國時出了一個曹子健,他們的詩倒與《十九首》差不多。如《十九首》真有些是枚乘所作,則西漢至三國中間毫無進步,實在無法解釋。在年代未考清楚以前,文學史無從作起。再如詞人之祖相傳爲李太白,太白有兩首詞據說是後代詞曲的起原,一首菩薩鬘『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還有一首憶秦娥『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這兩首詞,神氣高邁,大家以爲非太白不能做此。但是太白詞最初只有兩首,後來《樽前集》增至十餘首,旁的選本又多至幾十首。唐時的詞已經如此好了,爲什麼五代的《花間集》亦不過爾爾?再說《花間集》中,雙調的詞很少,縱有之,字句亦一樣。但李白的詞都是雙調,而且字句一樣,這亦可疑。盛唐有詞,中唐百餘年間無人作詞,直到晚唐才有一個溫庭筠。按進化原理來看,不當如此。若太白之詞爲真,則文學史很難作,若由各方面考證其僞,則文學史的局面又當大大不同。
  • 二、個人價值矛盾、學士枉費精神 再就個人而言,有名人的作品,贗品很多。名氣愈大,假的愈厲害。即如《李太白集》,嚴格考起來,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假的。有一首題目叫《笑矣乎》,內容惡劣,文格亦卑下,顯非太白所作。此外類此者尚多,留心研究太白的人不可不加以辨正,若不辨正,真令人「笑矣乎」了。爲什麼假,盛名之下,最易盜竊。傳抄的人,輾轉加入,於是愈假愈多,愈多愈假了。晚唐時有一個李赤,處處模仿李白,自稱爲李白之兄,並且說他的詩文比李白還做的好,《唐文粹》中還有他的傳,天天吃酒賦詩,後來發瘋,墮在茅廁裏淹死了。一個「白化」,一個「赤化」,一個死在水中,一個死在茅坑裏,無獨有偶,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這件事情究竟真否雖不可知,但他想學李白而作了許多如《笑矣乎》一類的詩,許是有的。若沒有考慮清楚,則李白本人自相矛盾,詞作得那麼好,詩作得那麼醜,若拿《笑矣乎》來考試,簡直是不及格,而且該打。《東坡集》,其中亦有假。據清代紀昀所考訂,假的有好幾十首。作假的原因與太白集中假詩正同,因爲慕名而混入的。造出假詩,誣衊作家,真是可恨!若從作品研究作者人格,李白、李赤相去何啻天淵,以李赤的詩斷定太白人格,以後人假詩斷定東坡人格,一則誤事,而且白費功夫。再要舉例,還有許多可講,不過已經可以說明大意,用不着辭費了。總之,中國書籍許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錯。研究中國學問,尤其是研究歷史,先要考訂資料後再辨別時代,有了標準,功夫才不枉用。我所以把古書真僞及其年代作爲一門功課講,其用意在此。好在前人考訂出來了的已經很多,尚有徯徑可尋,不大費事。諸君旁的功課忙,不能每一部書都作考證,但是研究學問又不能不把資料弄清楚,最好有這樣一種演講,把前人已經定案了的或前人未定案而可疑的,一一搜集考核出來,隨後研究本國書籍才不會走錯,不會上當。

第二章 僞書的種類及作僞的來歷(附論年代錯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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僞書的種類很多,各家的分類法亦不同。按照性質,用不十分科學的方法,大概講起來,可以分爲十種。現在依次討論如下:

  • 一、全部僞 此類書,子部很多。如《鬼谷子》《關尹子》之類皆是。經部書亦不少,如《尚書孔氏傳》《子貢詩傳》《孔子家語》皆是。
  • 二、一部僞 這類書,古籍中多極了,幾乎每部都有可疑的地方。如《管子》《莊子》之類,其中一部分爲後人竄附,先輩多已經論及了。即極真之書,如《論語》如《左傳》如《史記》尚不免有一部分非其原本,他更何論?有的同在一書,若干篇真,若干篇僞;有的同在一篇,大部分真,參幾句僞。
  • 三、本無其書而僞 如《亢倉子》《子華子》之類。《亢倉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皆不著錄,因《史記•莊周傳》稱其爲書《畏屢虛》《元桑子》皆空言無事實,故後人據以作假。《子華子》,《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因《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之事,《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後人從此附會出來。
  • 四、曾有其書,因佚而僞 如《列子》,昔稱列禦寇撰,劉向所校定,共分八篇,《漢志》曾有其目,早亡,今本爲魏晉間張湛所僞託,全非劉向、班固之舊。如《竹書紀年》,晉時出河南汲冢,當系戰國時人所撰,至唐中葉而沒。今通行本爲宋後人所假造,惟王國維所輯則真,可以證通行本之僞。
  • 五、內容不盡僞而書名僞 如《左傳》,原名《左氏春秋》,與《呂氏春秋》《晏子春秋》相同,本爲創作,今名《春秋左氏傳》,與《公羊傳》《穀梁傳》相同,不過《春秋經》三註解之一而已。原書本真,經劉歆之改竄,大非本來面目,名字改,內容改,體例亦改。其中內容百分之九十可靠,然因書名假,精神亦全變了。
  • 六、內容不盡僞而書名人名皆僞 《管子》及《商君書》皆先秦作品,非後人僞造者可比,很可以用作研究春秋戰國時事的資料,惟兩書皆非原名。《管子》爲無名氏的叢抄,《商君書》亦戰國時的法家雜著,其中講管仲、商鞅死後之事甚多,當然非管仲、商鞅所作。
  • 七、內容及書名皆不僞而人名僞 如《孫子》十三篇,爲戰國時書,非漢人撰。《史記》稱孫武、孫臏皆作書,則此書也許爲孫臏作,或另一個姓孫的人所作。今本稱孫武所作,非是。又如《西京雜記》分明爲晉時葛洪所撰,述東晉時事甚詳,然後人以爲劉歆所作,則大謬。
  • 八、盜襲割裂舊書而僞 如郭象《莊子注》偷自向秀,王鴻緒《明史稿》偷自萬斯同。此種偷書賊最可惡。《莊子注》十之八九爲向秀作,十之一二爲郭象作,然研究時頗難分別,雖知有僞而無可如何。《明史稿》爲一代大事蹟,萬斯同爲二千年大史家,內容極可富貴。王爲《明史》舘總裁,盜竊萬稿,大加改竄,題曰橫雲山人所著書,這無異殺人滅屍,令後人毫無根據,居心尤爲險毒!
  • 九、僞後出僞 如《今文尚書》本祇二十八篇屬真,武帝時孔壁古文尚書多出十六篇,後人已疑其僞,不久旋佚。東晉時,重出十六篇,又非孔壁尚書之舊,當然沒有可信的價值。又如《孟子》,《漢志》有十一篇,七內篇,四外篇,武帝時趙歧作《孟子注》判定外篇爲僞,不久遂佚,本無可惜。明人姚士粦又假造《孟子外書》四篇,更非武帝時舊物,這真是畫蛇添足了。再如《慎子》,《漢志》有之,後佚,《百子全書》本乃宋以後人零湊而成,其中一部僞託,一部由古書中輯出。近《四部叢刊》有足本《慎子》,係繆荃蓀家藏書,說是明人慎懋賞傳下,顯係慎懋賞僞造,爲同姓人張目。繆氏是專門目錄學者,居然相信這種僞書,我們看見之後,大大失望。
  • 十、僞中益僞 此類書,讖緯最多。如《乾鑿度》本戰國陰陽家及西漢方士的作,恐後人不置信,僞託爲孔子於刪定羣經之後爲之,當然全部皆假。今本《乾鑿度》又非漢時舊物,乃後人陸續增加補綴而成,這豈不是僞中益僞嗎?如果研究此書,應以辨別《左傳》的方法,下一番抓梳剔校的工夫。

由上面看來,中國的僞書真是多極了。爲什麼有這麼多的僞書,其來歷怎樣,依我看來有下列四種:

  • 一、好古 好古本爲人類通性,中國人固爲受儒家的影響,好古性質尤爲發達。孔子嘗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說:『多聞闕疑……多聞闕殆……』孔子如此,其門下亦復如此,所以好古成爲儒家的特別精神。儒家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極其大,儒家好古,因此後來的人每見一部古書都是非常珍重,書愈古愈寶貴,若是後人所作反而沒有價值。有許多書,年代不確,想擡高牠的價值,祇得往上推。有許多書,分明是後人所作,又往往假託古人名字以自重。
  • 二、含有祕密性 從前印刷朮尚未發明,讀書專靠抄寫,抄寫是極費事的。中國地方又大,交通不便,流通很感困難。又沒有公共藏書機關,如今日之圖書館,可以公開閱覽,因此每得一種佳本,不肯輕易示人,書籍變成爲含有祕密性的東西了。要是印刷發明,流通容易,收藏方便,書籍人人能見,不易隨便造假,即造假亦會讓人發見的。凡事愈公開,愈是本來面目;愈祕密,愈有造假的餘地。書籍亦當然不能例外。
  • 三、散亂及購求 中國內亂太多而藏書的人太少,所有書籍大半聚在京城或者藏之天府。古書的收藏傳播,靠皇帝之力爲多。既然好書都在天府,每經一次內亂,焚燬散失,一掃而空,再要收集恢復,異常費事。隋牛弘請開獻書表,稱書有五厄『……秦皇馭宇……始下焚書之令……一厄也。……王莽之末,長安起兵,宮室圖書並從焚燬……二厄也。孝獻移都,西京大亂,一時燔蕩……三厄也。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四厄也。蕭繹據有江陵……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五厄也……』在隋以前,書已有此五厄,牛弘以後,爲厄更多。隋焬帝在江都,把內府藏書攜去,焬帝死,書亦散失無遺,這可以算是一厄。安史之亂,長安殘破,唐代藏書焚燬一空,這可以算是一厄。及黃巢作亂,到處焚殺,所過之處幾於寸草不留,天下文獻,喪失大半,這亦算是一厄。以下歷宋元明到清,每代都有內亂,而且每經一次內亂,天府藏書必遭一次浩劫,費了許多工夫所聚集的抄本、孤本掃蕩得乾乾淨淨。 書籍散亡之後,就有稽古右文的君主或宰相設法恢復補充,願出高價,收買私家書籍,寶之天府,把歷史打開,大致翻一翻,這類事情不少。如漢武帝廣開獻之路,置寫書之官,一面找人搜集一面找人抄寫。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廣求遺書於天下。隋開皇時,因宰相牛弘的條陳,分頭使人訪求異本,每書一卷,賞縜一匹。唐貞觀中,魏徵及令狐德棻請購募亡逸書籍,酬報從厚。肅宗、代宗當安史之亂後,皆相繼購求典籍,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大亂之後,書籍亡佚得很多,政府急於補充,因之不能嚴格。從重賞賜,從寬取錄,以廣招徠,遂與人以作僞的機會。有的改頭換面,有的割裂雜湊,有的僞造重抄,許多人出來作這種投機事業,以圖弋取厚利,僞書所以重見疊出以此。一方面因爲散亡太多,真本失傳;一方面因爲購求太急,贗品充斥。四個原因中,要算這個最重。
  • 四、因祕本偶然發現而附會 古代書籍中經散佚,時常有偶然的意外發現,如晉太康三年,河南汲郡地方有人偷掘古冢,得着許多竹簡。經後人的考證,知道古冢是魏襄王(從前人以爲是安釐王)的葬地,竹簡是戰國時的東西。襄王死時,以書殉葬,《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皆從其中得來。古冢中發現書籍本來是可能的,因此後代有許多人造假附會,所以歷史上紀載某處老房子、某處古冢發現古書的事情很多。或者發現是真的,書卻是假的;或者發現是假的,書亦是假的。於是僞書流傳,日甚一日了。又如前清光緒末年,在河南殷墟發現許多甲骨,其上刻有文字,那都是孔子以前的東西,孔子所不曾見過的。本來極可寶貴,不過發現以後二十年來至於今,琉璃廠的假甲骨就很多,因爲從前不貴,現在很貴,小者數元,大者數十元,自然有人僞造牟利了。書契典籍亡佚,後有再出的可能,開後人作僞之路。僞書之多,這亦是一個原因,不過沒有第三個原因重要而已。

前面講僞書的種類,以書的性質分,大概有十種;若以作僞的動機分,又可另外別爲二類,這種分類法比頭一種分類法還重要些。

 有意作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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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作僞,其動機可歸納爲六項:

  • 一、託古 這項動機比較上最純潔,我們還可以相當的原諒。爲什麼要託古?因爲中國人喜歡古董,以古爲貴,所以有許多人雖然有很好的見解,但恐旁人不信他,祇得引古人以爲重。要說古人如此主張才可以博得一般人的信仰,作者心理不爲名不爲利,爲的是擁護自己的見解,依附古人以便推行。手段雖然不對,動機尚爲清白。這種現象,春秋戰國時最多,如《史記•五帝本紀》贊稱『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馴。』可見春秋戰國時人皆篤信文化甚古說,以爲皇帝時代,各學術思想已經很發達了。《孟子•滕文公》上說『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是無政府黨,與馬克斯派的唯物主義氣味有點相近,他因爲理想特別,恐大家不相信,所以託爲神農以自重。神農去得很遠,其時社會如何不得而知,亦許許行理想中的神農時代,真是自耕而食,自織而衣,所以他才去模倣。不特諸子百家託古,即孔孟亦復託古。孔子說『大哉!堯之爲君也…』又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孟子更厲害,《滕文公上》說『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儒家如此,墨家亦然。《尚賢》中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矣』而尤崇拜大禹。《莊子•天下篇》說『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親自操槖耜……禹,大聖也,而形式天下如此。』大凡春秋戰國的開宗大師,莫不挾古人以爲重,《韓非子•顯學篇》批評他們道『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始定儒墨之誠乎?』這真痛快極了!堯舜死了,沒有生口對證,誰知你是真是假呢。孟子可以說「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有可以說「有爲堯舜之言者孟軻」儒家可以說「有爲大禹之言者墨翟」墨家亦可以說「有爲黃帝之言者老聃」每一家引古代著名人物以自重其學說,動機不甚壞,不過先生一種主張,學生變本加厲的鼓吹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則流弊就不堪設想了。即如許行並耕之說,本來是他自創的唯物主義、無政府主義,偏要說神農時代如此,後來愈說愈像,便就弄假成真了。《漢書•藝文志》中有《神農》十二篇、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全部是附會的。最著名的《神農本草》一書,相傳爲神農口嘗百草,辨別苦辛,然後編著成書。其實此書與神農絲毫無關,乃漢末以後漸漸湊成,至梁淘弘景才完全寫定。又如莊子著書,明白聲明寓言十九,因爲要發表自己主張,最好用小說體裁,容易暢達。天地篇說『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這本是莊子的理想,借名字以點染文章的,好像曹雪芹作《紅樓夢》,借寶玉、黛玉的口脗,以發舒他的牢騷一樣,後人卻因爲莊周說黃帝,平空附會許多關於黃帝的事實及黃帝所著的書籍。我們看《漢書•藝文志》所載的那許多僞書,大半由於引古人以自重的動機而出,書之著成亦多半在戰國時代,因爲戰國末年,社會變動很大,思想極其自由。有人借寓言發表,有借神話發表,開宗大師都引一個古人作護身符才足使人動聽,他們的學生變本加厲,於是大造僞書,學術所以隆盛在此,僞書所以充斥亦在此。始皇焚書以前,春秋戰國間的僞書大概都只有這一個動機。
  • 二、邀賞 方才講每經喪亂以後,出重價求書,免不了有人造假。普通的如漢武、唐太稽古右文,懸賞徵集,當然有許多無聊的人專做投機事業,所以每失一回,每收一回,僞書愈多一回。還有幾次特別一點的,如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他以親王的力量親賢下士,訪求典籍,得書異常之多,他尤喜歡秦漢以前古文字,搜羅不遺餘力,所以古文各經俱從河間獻王而出。漢朝經師有今文、古文的爭辯,其來源也在此。他所得的遺書真的固然很多,假的亦頗不少,因爲造一部僞書既可賣錢又可作官,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僞書就層出不窮了。漢代除僞古文的經書以外,還有所謂緯書,前回所說的《乾鑿度》就是緯書之一種。緯書,古代有無,殊不可知,戰國末年,陰陽家造作五行神仙之說,這可以說是緯書一大根源。至西漢中葉以後,作品極多,流傳亦盛,尤以宣帝一朝爲數特夥。宣帝是武帝的曾孫,戾太子之孫,戾太子被讒而死,宣帝自獄中輾轉流落民間。當他年輕的時候,常聽見《燒餅歌》一類的寓言,偶有幾次巧合使他深信不疑,後來他作皇帝,極力推崇獎勵,當然以皇帝的威權臨之,不愁全國人不從風而靡。其時「《燒餅歌》式」的著作——即纖緯——極爲流行,西漢東漢這類東西都是十分的發達。漢成帝時有一宗特別的事情,就是成帝特別喜歡《尚書》,可是《尚書》百篇,自經秦火後,十喪其七,祇餘二十八篇。成帝因爲酷好這部書,打盡了主意,以求得足本爲快。於是張霸出來,作投機的事業,造出了一部百兩尚書,比足本還多兩篇,稱爲春秋以前舊物。書上,成帝大喜,立刻賜他一個博士的官職,等於現今的國立大學教授。後來仔細研究才知道,除原有二十篇外,盡都是假的。有人主張殺他,成帝深愛其才,又憐他造假不易,僅革博士職,饒他一命。到了東漢時代,不特僞書充斥,《燒餅歌》亦很流行。漢光武一代中興之主,雄才大略,不愧中國史上第一流皇帝,但是他亦很迷信。光武名劉秀,王莽時,民間有「劉秀作天子」的謠言。時劉歆作國師,欲符合流傳的歌謠,改稱劉秀。光武正在南陽耕田,有人把這個話傳到他耳朵裏,說『國師欲作天子啦』光武投鋤而起,答道『安知非我。』後來他居然以一匹夫起兵,打倒王莽,自爲皇帝。他覺得《燒餅歌》很靈驗,十分的相信。一般人民欲投人主之好,於是矯揉造作,故作隱語以欺世,雖然不是直接假造僞書,但於假造僞書有極大的影響。降至隋代,又有一宗特別的事情。文帝酷愛古書,尤愛易經。當時有一個大學者劉炫,聲望學問都很好,在北魏、北周之末,爲北方大經師,又作了一二十年的大學教授。因爲迎合文帝的嗜好,造了《連山》《歸藏》兩部易經。他說《連山》是夏朝的易經,《歸藏》是商朝的易經,《周易》是周朝的易經。我們年輕時讀三字經,中間有幾句『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就從這裏生出來的。《連山》《歸藏》,《周禮》中提到過,乃假造周禮的人隨便亂說,本來沒有這兩部書,劉炫因《周易》而想及《連山》《歸藏》。書初上時,文帝大喜,後來知道是假的,以爲大逆不道,就把劉炫殺了。一代大學者,因爲造假書砍頭,太不值得。但須知獎勵過分,無異明白教人作假,這也不能單怪劉炫啊。
  • 三、爭勝 中國人有好古的習氣,愈古愈好,以爲今人的見解無論如何不如古人的高明,所以有許多學術上的爭辯引古人以自重,然絕不誣陷古人,亦未詆毀旁人。爭勝是不好的,只要可以達到目的,古人今人一概利用拭殺,未免過於刻薄。爲爭勝而作假,自西漢武劉歆起。其時經學上有今文古文之爭,歆父劉向爲大經師,歆自己學問亦很淵博。《漢書•藝文志》即根據他的底稿。在學問上,我們應當敬禮,在人格上,我們就不敢贊同。他姓劉,但是爲王莽作國師,又改名劉秀以應民謠,可謂不忠;他父親是今文家,詩宗魯詩,春秋宗穀梁,他自己推崇古文,詩宗毛詩,春秋宗左氏,可謂不孝。從前只有《左氏春秋》,後有《春秋左氏傳》,劉歆引傳改經,又添上許多話才有《左傳》出現,他說《公羊》、《穀梁》皆晚出,得出傳說,僞漏百出,惟左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論語》曾有『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話,當然最爲可靠。他專門與今文家作對,春秋既用《左氏》以打倒《公羊》《穀梁》,詩經用《毛詩》以打倒齊、魯、韓三家,禮則用《周禮》以打倒《儀禮》,又恐怕徒恃口舌,不足以爭勝,就全部或一部的改竄古書,如《周禮》,全部由劉歆假造的。《左傳》一部是劉歆編定的,其餘各經,塗改亦多。漢以後至魏晉間,有王肅出師劉歆的故智,以爲要打倒當時大經師鄭康成,非假造僞書不可,所以有許多僞書都由他一手造成的。《僞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據說是他改竄的。主名雖未完全確定,十成之中總有九成可信。《孔子家語》《孔叢子》幾乎可以說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簡直沒有什麼問題。此外歷代假造古書以求打倒對手方的人還很多,這裏祇舉劉歆、王肅二人作爲代表。儒家如此,道家亦然。道教與道家不同,道家是一種哲學思想,如老聃、莊周一派,道教是無聊的宗教,最初由黃巾賊張角以符咒煽惑人心,後來愈演愈厲,成爲江西龍虎山張天師一派。道教自東漢末起,二千年來,在社會上有極大的勢力。直至去年,黨軍入江西,才把張天師趕走。道教初起的時候,符咒騙人,其中無甚奧義,其後愚民信之者眾,這才野心勃發,想樹立一大宗派。會佛教自印度輸入,道教與之爭勝,造出許多無聊的書,現在道藏中,黃帝著作幾達百種,老聃、莊周各亦數十種,諸如此類,僞書甚多,其目的在與佛教爭勝,或與儒家爭勝。年代愈久,書目愈增,到現代不可勝數了。佛教本身僞書亦復不少。佛經從域外輸入,辭義艱深晦澀,不易理會,釋書比自己作書都難,大家都有這種經驗的。六朝隋唐之間,佛教盛行,真的佛典,正確翻譯通來,一般人看不懂,於是投機的人東拼西湊,用佛家的話雜以周秦諸子的話,看時易解,人人都喜歡誦,但不是佛經原樣了。佛徒爲增進自己的勢力起見,爲同大師爭名起見,一意迎合常人心理,不惜假造僞書的往往有之,如《楞嚴經》,直到現代,大家還以爲佛教入門寶籍,就是因爲其中思想與我國思想接近。然而《楞嚴經》便不可靠,其他無聊作品不如《楞嚴經》的還多得很哪。
  • 四、炫名 這種動機比邀賞好一點,不過還是卑劣,只是爲外來的虛榮,不是爲自己的主張。假造《列子》的張湛學得當時學者對於老莊的註解甚多,若不別開生面,不能不出風頭,而列禦寇這個人,《莊子》中說及過,《漢書•藝文志》⼜有《列子》八篇之目,於是搜集前說,附以己見,作爲《列子》一書,自編自注,果然因此大出風頭。在未曾認爲假書之前,他的聲名,與王弼、向秀、何晏並稱。這算是走偏鋒以炫名,竟能如願以償。⼜如楊慎生平喜歡吹淵炫博,一心要他人所未看之書。本來一個人講學,祇問見地有無,不問學識之博否,但楊老先生則不然,專以博學爲貴。《太平御覽》是中國很大的一部類書,根據《修文御覽》而出。《修文御覽》早佚,楊老先生偏他曾經看見過,後來的人因爲知道他手腳不乾淨,所以對於他所說所寫的都不十分相信,否則以他的話作根據,一口說《修文御覽》明時尚有此書,豈非受愚?再如豐坊,爲明代一大藏書家,范氏天一閣所藏之書多半從豐氏得來。豐氏累代藏書,購置極富,第三代坊好書尤酷。他家裏所藏抄本誠然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猶以爲未足,偏要添造些假的,如《子貢易傳》《子夏詩傳》《晉史乘》《楚檮杌》之類,真是可笑。豐坊又好書,又好名,他的喜歡造假書,許有點神經病作用。晚年,真的祕本固不足以滿他的慾望,似乎又趕造不及,結果竟得神經病而死。
  • 五、誣善 造作僞書、誣毀旁人。譬如前回所講《涑水紀聞》是後人假司馬光之名痛詆王安石,《倖存錄》是後人假夏允彝之名毀謗東林黨。其實皆本無此書,或有些書而無毀人的話,係後人假造或參雜進去的。還有想害某人,故意堪栽臟,如宋魏泰欲害梅聖俞,故作《碧雲騢》一書,託名爲梅聖俞撰。碧雲騢者,謂馬有旋毛,品格雖貴,不能掩其旋毛之醜。全書一卷,所載皆曆詆當時朝士的話,欲藉此引起公憤,不幸後來讓人發覺了。有一種人,費了許多心血,作成一部書,想出自己的名字又覺得不方便,想拋棄了似乎又捨不得,於是造一個假名,拿去付印。如《香匲集》本爲和凝所作,在文學界價值很高,惟其中講戀的話太多。和凝作宰相後,覺得與自己身份不稱,乃嫁名韓偓所作。其實和凝在當時有曲子相公之名,就說《香匲集》是他自己所作的艶體詩亦無不可,偏要故意規避,其動機雖非純粹出於誣善,然有點相近,終究是不正當。
  • 六、掠美 這類人在學術界很多,如前回所說郭象的《莊子注》是盜竊向秀的,王鴻緒的《明史稿》是盜竊萬斯同的。《莊子注》還好,沒有什麼大錯,《明史稿》就改得很不堪。所謂點金成鐵,令我們讀去,常有不睹原稿之憾。又如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編制排比,詳略得中,允推佳製,但據邵念魯《思復堂文集•移民傳》稱爲山陰張岱所撰,谷應泰以五百金購得之。果爾,我們對於谷氏不能不說他有掠美的嫌疑了。

 非有意作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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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書,作者不僞,後人胡猜瞎派,名稱內容遂亂。既然要辨別古書,這種著作也不能存而不論,以下分爲子、丑兩部說明之。

 全書誤題或妄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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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作品又可分爲四類:

  • 一、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誤題 如《素問》一書,最早是戰國末年的作品,稍晚則在西漢末葉始出,爲中國一部頂古的醫書。其中雖然可議的地方很多,然亦至可寶貴。古代醫學知識,可考見的,多賴此書。原書作者,姓名不傳,今稱黃帝素問,或稱黃帝內經。還有一部《靈樞》,作者姓名亦不傳,今稱靈樞鍼經。作書的人本來不想作僞,然因爲素問起首有『黃帝問於歧伯曰……』的話,乃屬作者假爲黃帝、歧伯問答之詞以發抒其醫學上的見解。而後人不察,即以此誤會爲黃帝所作,是以今人稱讚名醫,說他「朮精歧黃」以此。又如《周髀算經》一書,當屬漢人作品,爲中國一部最古的數學書,價值亦極寶貴。原書作者,姓名不傳,後人因爲起首有『周公問於商高曰……』的話,遂誤爲周公所作。實則「周」是講圓,「髀」是講股,等於現在的幾何三角。其稱周公、商高,亦不過作者假古人的名字以發抒其數學上的見解。初非有意作僞,後人不察,硬派爲周公所作,於是一圓一股的「周」「髀」便成爲周公的一條腿了。許多古書,皆以有古人問答之詞,因而得名。
  • 二、因書中多述某人行事或言論而得名 這類書與前一類相近,亦以戰國、西漢時代爲最多。如《孝經》一書,不惟不是孔門著作,而且不是先秦遺書,乃漢儒抄襲《左傳》,益以己見,雜湊而成。後人因爲裏邊講曾子的話及曾子所作的事很多,遂以爲曾參所作,實大誤。此書若認爲漢儒作品,有相當的價值;若認爲孔門作品,則牴牾掛漏之處特多。又如《管子》及《商君書》本爲戰國末年著作,其中不過多載管仲商鞅的話及其行事而已,關於管仲商鞅死後的事情,記載亦復不少。若認爲戰國末年法家作品,其價值極高,有許多很好的參考資料;若認爲管商本人所作,則萬萬說不通。這種書,作者沒有標出姓名,大致是一種類書,雜記各項言語行事,起初並不是誠心作僞,乃後人看見書中多述某人言行,從而附會之,因此得名
  • 三、不得主名而臆推妄題 許多很有價值的書籍,因爲尋不着主名,就編派到一個闊人身上。如《山海經》是一總古代神話集成,最古的部分許是春秋戰國時人手筆,最晚的部分當出於西漢東漢之間。因爲其中多荒誕之語,歷代皆認爲一部異書。《史記》雖引其名,但未言爲何人所作,惟列子曾說:『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後人因爲太史公都看見過,相信確有其書,列子又有這套話,遂編派爲大禹伯益所作。實在書中多載春秋戰國地名,至早以春秋爲止,絕不會出在三代以前。又如《難經》,是中國醫學界最有名的古書,內中載八十一個醫學上的難題及其答案,當係東漢末、三國時時人所作,與《素問》、《靈樞》齊名。《素問》、《靈樞》要早點,就派給黃帝,《難經》稍晚點,就派給秦越人(扁鵲)是戰國最有名的醫生,非他似乎不能有此傑作。當初作《難經》的人何嘗有意造假,都是後人摸不着主名,無端編派到扁鵲名下。古書如此,近代之書亦然,如坊間通行的《黃梨洲集》,中有《鄭成功傳》,作品雖然不壞,然絕非黃氏手筆。一則文筆不像,再則恭維滿清,有「聖朝」「大兵」等語,與黃氏身份不稱。黃爲明室遺民,滿洲入關,抵死不肯屈節,安有恭維滿清之理?大抵當時有人作鄭成功傳,然因他種關係不敢自出主名,後人因爲梨洲有《行朝錄》,言魯王、唐王之事甚詳,鄭成功爲排滿中堅分子,爲之作傳者必係梨洲無疑,遂把此傳收入黃氏集中,鑄此大錯。諸如此類,作者無心造假,後人瞎亂胡猜,遂致張冠李戴。古書如此,字畫詩詞亦然,所以無名漢碑往往誤認爲蔡邕所書,無名唐畫往往誤認爲吳道子所作,《古詩十九首》後人多謂出自枚乘,《菩薩蠻》《憶秦娥》兩闕,後人多謂出自李白。事情雖不一樣,道理完全相同。我們從事研究的人,切忌不要爲虛名所誤。
  • 四、本有主名,不察而妄題 如《越絕書》記江浙間事甚詳,爲漢魏時人所作,作者滑稽好戲,不願明標主名,故意在書後作了四句隱語:『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我們這四句話,明明白白知道是袁康二字,作者姓袁名康,還有什麼問題?後人不察,偏要編派一個名人身上,以爲書中多記吳越之事,細考孔門弟子中,惟子貢曾到越國,遂指爲子貢所作,今《四庫全書》仍題爲子貢撰,這是多麼可笑一件事情。佛經中有一部《牟子理惑論》,係中國最先批評佛教的著作,共三十七章,極有價值,自序云:『靈帝時,遭世亂離,避地交州,著書不仕。』把時代、經歷、地方都說得很明白。《隋書•經籍志》因爲作者姓牟,而姓牟的人只有牟融最知名,遂題爲牟融作,已大錯特錯了,《唐書•藝文志》更糊塗,又考出牟融官職,給他加上官銜,題漢太尉牟融作。本來是隱士,忽然變作達官;本來在安南,忽然跑到中原;本當桓靈時代,忽然提到光武,前後相差兩百年。書錯還是小事,後人根據作者姓名,用以推斷佛教,說佛教之輸入確在光武之前,牟融時已經很發達了,這樣一來,那真是受害不淺。

 部分誤編或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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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作品又可分爲五類:

  • 一、類書誤作專書 如《管子》全書,非一人一時所作,乃雜誌體,聚焦若干篇法家言,並未標明何人所作。其中《弟子職》、《內業》等篇,與全書體例不符,範圍、文體皆有出入,可見顯係雜抄之書無疑。若認爲一部類書到還可以,若認爲一種專書那就錯了。因爲其中講管子的話很多,所以名之管子,實非管仲所作。
  • 二、註解與正文同列,混入正⽂ 莊子》一書,內篇是莊周所作,外篇乃後人註解莊周之書。抄書的人抄了內篇,又把註解一併抄下,統名之爲莊子,但是內篇外篇內容文體俱不相同,一見可以瞭然,絕不能認爲出自一人之手。如認內篇爲正⽂,則外篇雜篇必爲註解;如認外篇雜篇非註解,則外篇雜篇必爲後人所僞託,總之不是莊周所作的東西。一部之中,有註解附入正文處;一篇之中,亦有註解附入正文處。因爲古代用竹簡,正文是刀刻或者漆書,註解亦是刀刻或者漆書,沒有法子區別。如《禮記•王制篇》最末一段:『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下面一段:『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這兩段皆與本文無關,當系註解。或者後人讀《周禮》讀到此處,作了一點考証的功夫,因而隨筆記下,所以與正文連接不起來。有時讀者在書的空白處記下幾行旁的事情,本來毫無關係,後人看見,誤認成爲足本。如《論語•季氏》章最末一段:『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這幾句話,毫無意義,孔子不會這樣講。《微子》章末一段:『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這幾句話亦復毫無意義,不像孔子口吻。《論語》前幾篇不相干的話還少,後幾篇不相干的話很多,前人以爲奇文奧義,其實不過後人信筆寫上備忘錄而已。
  • 三、獻書時求增篇幅 前面講歷代帝王廣開獻書之路,有許多人立心不良,造假書以邀賞。又因爲賞之重輕以卷數之多寡爲準,所以有人割裂他書篇幅充數,以求賞賜增加。周秦諸子,同一篇文章,往往彼此互見。如《韓非子》頭一篇就與《戰國策》內一篇相同,不是獻《韓非子》的人盜竊《戰國策》就是獻《戰國策》的人盜竊《韓非子》。此類作品,秦漢之間甚多,所以《管子》 中的《弟子職》、《內業》兩篇與全書體例不同,大致是獻書的人牟利邀賞,隨意竄入的。
  • 四、後人續作 後人續作前人之書,本來無心造假,然而原作與續作相混,於是生出許多破綻。最明顯的例子是《史記》。司馬遷作《史記》共一百三十篇,現存之本差不多有一小半不是太史公作的。其中記載司馬遷死後十幾年乃致一百年的事情甚多,但這不是續作的人有心造假,實因感覺着有續作的必要。《史通•正史篇》說:『《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而褚少孫、班彪、班固尚不在內。由此看來,漢代續《史記》的人有十八人之多,無怪《史記》一書破綻百出了。其中惟褚少孫所續標明『褚先生曰……』數字尚可識別,其餘十七人的手筆大都無法辨認,所以有人說司馬遷活到八十、九十乃至百二十歲,使得後人彷徨迷惑。
  • 五、編輯的人無識貪多 這種情形,古代有之,而以近代爲尤甚。如前回所講《李太白集》、《蘇東坡集》,本人皆未寫定,死後由門生弟子陸續編成。編書的人,抱定以多爲貴主義,好像買菜,苦口求添,而眼光不到,不足以識別真假,因此有許多他人作品得以乘機擱入。這不能怪編書的人有意造假,他的本心只覺得片紙隻字皆可寶貴,殊不知已造成碔砆亂玉的惡果了。有意作假,動機很壞,非辨別不可;無意作假,雖無壞的動機,亦當加以考訂,爲求真正知識。爲得徹底了解起見,對於古書,應當取此種態度,否則年代錯亂,思潮混雜,是非顛倒,在學術界遣害甚大。而且研究的結論如果建築在假的材料上,一定站不住,很容易爲他人所駁倒。以上把僞書種類、作僞的來歷、年代錯亂的原因簡單的說明如此。

第三章 辨僞學的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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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了許多僞書,僞書裏又包含了許多僞事,當然免不了學者的懷疑,所以僞書發生於戰國而戰國時學者也跟着發生疑心了。孟子是戰國初年的人,他已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雖然他因抱着了仁者之師必不多有殘殺的成見,所以疑《武成》說的『血流漂杵』理由並不充足,但我們可從這上看出當時的人已不漸漸相信古書了。戰國末,韓非子也曾懷疑諸子百家的僞造古事,他說:『孔子 、墨子俱首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與定儒墨之誠乎?』雖不是說某部書是假的,卻已明白說出諸子百家信口傳說的不可信了。

但這不過是對於僞書僞說的一種懷疑而已,還沒有做積極的辨僞工夫,更沒有一定的辨僞方法和標準,所以先秦僞書僞說留傳到漢朝的實在不少。司馬遷當漢武帝的時候,眼看見異就紛紜,古事淪沒,發憤著書,想『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當那種真僞雜出的史料堆積在他面前,當然不能盡數收錄,當然不能不用存真去僞的工夫,他因爲『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而以『不離古文者近是。』因爲『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而『列其行事,次其時序。』因爲『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難以講述,故『考信於六藝』因爲『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均之未睹厥容貌而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這種先拿一種可信的書籍做標準而以其他百家言爲僞的方法,雖然免不了危險,但先秦諸子的許多僞說僞書,給他這麼一來,便不能延續生命了。我們可以說作史學的始祖是司馬遷,辨僞學的始祖也是司馬遷。從他以後,漢朝學者對於書的真僞已有很明暸的辨別眼光。如漢成帝時,張霸僞造百兩篇《尚書》,當時成帝便拿出中祕的百篇《尚書》來比較,立刻便發覺是假的,這便是一個證據。

西漢末,學術界起了今古文之爭。當時的學者顯分二派,劉歆是古文家,替古文辯護,想建立《左氏春秋傳》《毛詩》《逸禮》和《古文尚書》等博士。漢成帝叫太常博士討論這個問題,那些博士都是今文家,相信今文,懷疑晚出的古文書是假造的。大家都不肯置對,劉歆寫一封信給那些人,說明古文是孔子的遺經,責讓他們不應該懷疑。太常博士都很怨恨,光祿大夫龔遂、大司空師丹、王莽的左將軍公孫祿先後攻擊劉歆,說他『顛倒五經,令學士疑惑。』這個案子,一直到現在還未解決,究竟古文的書全是僞呢,還是一部分僞?歷代學者說法不同,但我們可以說,在西漢末,那些今文家懷疑晚出的古文而極力想方法辨別古文的僞,這種羣體的辨僞工作,總是可貴。

班固的《漢書》不惟儒林傳已把造僞辨僞的事情告訴我們,藝文志更說得明白,如《文子》九篇,班固自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依託者也。』《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注云:『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注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神農》二十篇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注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天乙》三篇注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黃帝說》四十篇注云:『迂誔!依託!』這類託古的僞書,經班固辨別的有四五十種。我們知道,班固的藝文志是根據劉歆的《七略》做的,《七略》又本於劉向的別錄,可見辨僞學在西漢末已經很發達了,雖然劉歆竭力辨護剔出的古文。

今古文之爭到了東漢便漸漸消沉了,但是當馬融、鄭玄正在融合今古文註解《三禮》《尚書》……的時候,鄭玄的弟子臨孝存卻根本不相信《周禮》,說是「末世譎亂不經之書」專門做了十論七難來辨別《周禮》不是真的。這十論七難雖然不存,但總算是專書辨僞的最早一部書。另外何休也曾經說:「《周禮》是六國陰謀書。」王充的《論衡》尤其表現懷疑的精神,攻擊無稽的古史。趙歧注《孟子》,以外篇『其文不能閎深』刪去不注,可見東漢學者也很注意辨僞。

自三國到隋,一般學者都跑到清談和辭章方面去了,對於考證的事業很不注意,尤其沒有懷疑的精神。我們若想在儒家方面找辨僞的遺蹟,幾乎是不可能的。(中間只有郭象對於《莊子》外篇、雜篇懷疑)但若轉移眼光到研究佛教的人身上去,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佛經的僞書是非常的在意。東晉的道安編佛經目錄,把可疑的佛經另外編入一門,叫作《疑經錄》。因爲他這樣,所以後來編佛經的都很注意僞書了。

隋眾經目錄乃合沙門及學士等撰,分別五例,第四例是疑僞,專收可疑或確僞的佛經,也是依道安的成例。又有一部別本眾經目錄是沙門法經做的,把三藏分作六部,每部又分六節,第四五節叫做疑惑僞妄,把疑惑的佛經從僞妄的佛經分出,比較佛經目錄隋眾經目錄更加精細,更加慎重了。從這點看,隋唐間的佛經目錄學發達到最高度,只要佛經稍有可疑,決不容他和真經混淆。卻不幸中唐編《開元釋教錄》,只知貪多,不知辨僞,把法經已認爲僞的的書也編入真書裏,毫無分別,從此佛經辨僞學便漸漸衰微了。

李唐一代,經學家篤守師法,不能自出別裁。文學家專喜創造,不肯留心往蹟,我們若想從中唐以前找一個切實的用科學精神來研究古書的人是不可能的,辨僞的學者更不必說了。中唐以後,風氣轉變,大家已感覺註疏家的瑣碎掬牽。趙匤、啖助對於春秋的研究便已不是墨守師法,已別開生面了。大家苦於註疏的呆板,不能不在經書以外另找別的古書——子書——來滿足自己的學問慾。既須找了,便不能不對於古書加以辨別或批評,這種趨勢可舉柳宗元做一個代表。柳宗元雖是一個文學家,雖和韓愈齊名,但他對於社會政治都有特別見解,比韓愈來得強,而且喜歡研究古書、懷疑古書。他斷定《鶡冠子》、《亢倉子》、《鬼谷子》、《文子》、《列子》是僞書,他斷定《晏子春秋》是墨子之徒有齊人者做的,都很的確。然柳宗元雖能辨子書之僞,卻不能大膽的懷疑經書,比他更早而能疑古惑經的,武則天的時代已出了一位史學家劉知幾。劉知幾羅列許多證據,指出《尚書》《春秋》《論語》《孟子》對於古史的妄測虛增或矛盾錯謬,直接的、籠統的攻擊五經或上古之書真僞不分,貽惑後世。在那種辨僞學衰微已久的空氣中,首先引導學者做自由的研究,開後來的風氣的,劉知幾總是頭一個,不能不令我們佩服。

到了宋朝,辨僞學便很發達了。宋人爲學的方法根本和漢人不同,他們能夠自出心裁去看古書,不肯墨守訓詁,不肯以附會一先生之言的態度。他們的膽子很大,漢唐人所不敢說的話,他們敢說;前人已經論定的名言,他們必求一個可信不可信。在這種風氣下,產生了不少的新見解,實在是宋人的特別處。我們考究他的淵源,卻不能不認他們受了啖助、趙匤柳宗元的影響。

宋人最先懷疑古書的是歐陽修,他做了一篇《易童子問》,《易經》的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向來認爲孔子做的,價值在《論語》之上,他卻根本不相信這說而推翻之。此外對於《左傳》《周禮》都有懷疑的批評,他總不愧爲北宋辨僞學者的第一個。此外王安石、蘇軾、司馬光都能表示這種解放的、自由研究的精神,都有疑古辨僞的成績,我們也不必詳講了。——如王安石疑春秋,司馬光疑孟子之類。

南宋朱熹,一方面是兩宋道學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是註解古書用功最多的人。他不但不給古來的註疏掬牽,而且很大膽的表彰吳棫懷疑古文《尚書》不是真書的論調。自從他們提出這個問題以後,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到了清初閻若璩才完全証實了。閻若璩的成功,不能不賴吳棫、朱熹的發問,這可見朱熹在辨僞學的價值了。此外他對於《周禮》和先秦諸子也提出了很多疑問,雖然他所注的書也不免有假的,但他開後來懷疑辨僞的路,在南宋總是第一人。

和朱熹同時的有葉適,他著的《習學記言》序目對於經部許多書都很懷疑,也不相信《易經》的十翼是孔子做的。對於諸子,如《管子》《晏子》《孫子》《司馬法》《六韜》《老子》都有所論辨,而且很有價值,觀察的方法也很對。

朱、葉以後,陳振孫著《直齋書錄題解》,晁公武著《郡齋讀書志》,王應麟著《漢書藝文志考證》雖然是一種書目,同劉向的《別錄》、劉歆的《七略》一樣,卻都能夠對於僞書提出許多懷疑的論調和問題,供後人的探討。固然他們所說的多半引用前人之說,但他們自己所發明的也已不少。這三部書至今尚存,他們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此外,朱熹的再傳弟子黃震著了一部《黃氏日抄》,裏頭很有幾條是辨僞古文《尚書》的,有幾條是辨僞諸子的。

另外還有一位趙汝楳著了一部《周易輯聞》,專辨十翼不是孔子做的,比歐陽修還更徹底。這些都是南宋的人,可見南宋的辨僞學很發達。

元朝在文化史上是閏位,比較的任何學術都很少貢獻,在辨僞方面也是如此,所以現在不講。

明初宋濂著《諸子辨》一卷,辨別四十部子書真僞。從前的人往往在筆記、文集或書目帶說幾句辨僞的話,沒有專著一卷書來辨諸多書的僞的。宋濂卻和前人不同,我們可以說,專著一書以博辨羣書的,宋濂是第一個。

明朝中葉,梅鷟著《尚書考異》,認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是皇甫謐作的。自朱熹以後,數百年無人注意《尚書》的真僞,到到他才首先發難,漸漸的用科學方法來辨僞,開了後來辨僞的許多法門。雖然結論錯了,而價值還是不小。此外,焦竑的《筆乘》、王世貞的《四部乙藁》也有些辨僞書的話。

晚明出了一位辨僞大師,叫做胡應麟,著了一部《四部正僞》。宋濂的《諸子辨》不過是文集裏的長篇文章,仍舊放在雜著之部,而且沒有博辨羣書的真僞、發明通用的方法,還不算專書。專著一書去辨別一切僞書,有原理有方法的。胡應麟著《四部正僞》是第一次,他所辨的書固然不多,他所辨別的真僞固然不能完全靠得住,但經史子集四部的書大都曾經過他的研究而可供後人的參考。他那部書的開首幾段說明辨僞的需要、僞書的種類和來歷,和我前次講的略同,我也略採他的意見。那書的末尾幾段講辨僞的方法、應用的工具、經過的歷程。全書發明了許多原理原則,首尾完備,條理整齊,真是有辨僞學以來的第一部著作!我們也可以說,辨僞學到了此時才成爲一種學問。

清朝學術極發達,因爲一般學士大都能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古書。這種科學精神的發動,很可以說是從辨僞引導出來的。其中辨僞最有名的是閻若璩胡渭。閻若璩的最大功勞是著了一部《尚書古文疏證》,把僞《古文尚書》的案件,從朱熹、梅鷟、胡應麟等所懷疑而未能決定的,用種種鐵證證明了,正式宣告僞古文的死刑。同時惠棟也著了一部《古文尚書》的考,和閻若璩的結論一樣,從此沒有人相信僞《古文尚書》了。

胡渭著《易圖明辨》,專辨宋朝所傳的太極圖、河圖、洛書。用種種方法證明那是宋初時和尚道士東拉西扯、胡亂湊成的,和周公、孔子、漢人、唐人全無關係,把宋朝以後的所謂易學的烏煙瘴氣都掃清了。這書和《尚書古文疏證》在現在看來雖是粗疏的地方很多,而其實事求是的精神,實開後來一般學者用科學方法治學的先聲,是不可磨滅的。但這種專攻一書的書和《四部正僞》的性質不同,前者利用已經成立的原則、已經發明的方法,去判決一部書的真僞問題,後者因辨別種種僞書,從而發明種種方法,成立種種原則,而皆是最有力的辨僞書。同時有二部和《四部證僞》性質相同的書:一部是萬斯同的《羣書疑辨》,一部是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萬斯同是史學大家,他那書對於《周禮》《儀禮》《左傳》《易傳》等書都有懷疑的辯論,其他諸書經他判別的也很多,而他的兄長斯大專著一部《周官辨非》,辨《周禮》是僞書尤其徹底。姚際恆那部書的體例和《四部證僞》相差不遠,所辨的僞書卻較多,他究竟曾見《四部證僞》與否還未能決定,但他的膽子比胡應麟大得多。胡應麟辨經解子史諸集的僞,卻不敢疑經的本文,他可不客氣的根本攻擊《周禮》《毛詩》等書,直疑其僞。他又做了《九經通論》 ,很詳細的辨別九經的真僞,可惜已殘逸大半了。《古今僞書考》辨別九十二部書的真僞,雖然有些不很重要的書他經研究,而且沒有發明多少原則,似乎比《四部證僞》的價值較低,但同是最重要的辨僞書,同是我們所不可不參考的,諸君可以拿來看看。好在那二書的篇幅很少,有二天的時間就可以看完。看了可以知道僞書的大概和辨別的方法。如欲訓練自己的腦筋,利用原有的方法去辨別一書的真僞,那麼《尚書古文疏證》和《易圖明辨》都很可以幫助我們。

上面說的閻若璩、胡渭、萬斯同、姚際恆、惠棟五人可以做清初辨僞學的代表,到了乾隆時代,這種辨僞風氣仍舊很盛。其中孫志祖著了一部《家語疏證》,范家相著了一部《家語證僞》,把《孔子家語》是王肅僞造的公案宣布了。《家語疏證》的體例和《尚書古文疏證》一樣,都是取《漢書•儒林傳》『疏通證明之』之意。這種工作,因辨《古文尚書》之僞而牽連到《尚書孔安國注》《論語孔安國注》《孝經鄭玄注》,漸漸的都證明是假的了。

同時出了一位名聲很小的辨僞大家,就是著《考信錄》的崔述。他把春秋以後,諸子百家傳說的古事,一件一件的審查,辨別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使得古史的真相不致給傳說遮蔽。他雖然專辨僞事,卻也不能不順帶辨僞書。他雖然迷信五經《論語》《孟子》,卻也不能不疑其一小部分。他辨僞的方法除了『考信於六藝』以外,還有許多高妙的法門,他解釋作僞的原因能夠求得必要的條件,尤其是他那種處處懷疑,事事求真的精神,發人神智,實在不少。他的遺書,百年來看見的人很少,最近才有人表揚刊布,使喚史學界發生很大的影響。

嘉慶以後,辨僞的方法稍稍變了,西漢今古文之爭經過了西漢末諸儒的調和,已消沉了千餘年,到了此時忽然又翻案了,翻案最有力的人是劉逢祿魏源。劉逢祿治公羊之學,認《春秋公羊傳》是可靠,疑《左氏傳》是僞書,著了一部《左氏春秋考證》,對於春秋古文家起了一種反動。魏源著了一部《詩古微》,不相信毛詩而宗齊、魯、韓三家。又著了一部《書古微》,不特認僞古文《尚書》是假的,而且根本疑《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十六篇』全是假的。他們所發的問題都和清初不同,王肅造僞古文《尚書》清初已破案,王肅造的許多僞書也跟着辨清了。劉歆造僞顛倒五經的公案到了劉逢祿、魏源才發生問題,比清初更進一步了。

有清之末,吾師康南海先生專著一部《新學僞經考》,把西漢迄清今古文之爭算一個總帳,認西漢新出的古文書全是假的。承劉、魏之後而集大成,使古書的大部分如《周禮》《左傳》《毛詩》《毛詩傳》和劉歆所改竄的書根本搖動,使當時的思想界也跟着發生激烈的動搖,所以當時的人沒有不看他是怪物的。他提倡維新變法,固然振盪人心,他打倒歷代相傳神聖不可侵犯的古經,尤其使人心不能不激變,清末更無人可以和他比較了。

最近疑古最勇、辨僞最力的,可興二人作爲代表: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錢玄同。我們看辨僞學者的手段真是一步比一步厲害,康南海先生比較劉逢祿、魏源已更進步了,胡適比康先生又更進一步,到了錢玄同不但疑古而且以改姓疑古,比胡適又更徹底了。他們的成績雖不多,但懷疑的精神已因他們的鼓吹而徧入學界。

至於我,雖然勇於疑古,比起他們,也已瞠乎其後。我生性便如此,一面儘管疑古,一面仍帶保守性。當我少年幫助康先生做《新學僞經考》的時候,雖得他的啟發思想的補助不少,一面也疑心他不免有些武斷的地方,想修正其一部分,最近對於胡適疑古、錢玄同等用科學的方法和精神提出無人懷疑的許多問題,雖然不能完全同情,最少認爲有力的假定經過了長期的研究,許有一天可以證實的。但如錢玄同之以疑古爲姓,有一點變爲以疑古辨僞爲職業的性質,不免有些辨的太過,疑的太過的地方。我們不必完全贊成他們辨僞的結論,但這種精神總是可貴的。他們辨僞的結論若有錯了的,自然有人出來洗刷,不致使真事真書含冤。若不錯,那麼僞事僞書便無遁形了。所以我們如努力求真,這種辨學的發達是大有希望的。

第四章 辨別僞書及考證年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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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證僞》的最後,論辨僞之法有八:

『凡覈僞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托,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贗集無隱情矣!』

這段話明發了辨僞的幾個大原則,大概都很對。我現在講的略用他的方法,而歸納爲兩個系統:甲、就傳授統緒上的辨別;乙、就文義內容上的辨別。

一則注重書的來源,一則注重書的本身。前者和《四部證僞》的第一、第二、第七、第八四個方法相近,後者和《四部證僞》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個方法相近,而詳略重輕卻各不同。

甲 從傳授統緒上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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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八種看法:

  • 一、從舊志不著録而定其僞或可疑 最古的志、最古的書目是西漢末劉歆的《七略》和東漢初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漢志》是依傍《七略》做的,相距的時代很近,所以《七略》雖亡,《漢志》儘可代他的作用。我們想研究古書在秦始皇以前的情形和數目是沒有法子考證的,因爲古書的大半都給秦始皇、楚霸王燒掉了。西漢一代勤求古書,民間藏匿的書都跑到皇帝的內府——中祕——去了。劉歆編校中祕之書,著於《七略》,他認爲假的而不忍割愛的則有之,有這部書而不著錄的卻沒有。我們想找三代先秦的書看,除了信《漢志》外,則別無可信,所以凡劉歆所不見而數百年後忽又出現,萬無此理。這個大原則的唯一例外便是晉朝在汲郡魏襄王冡所發現的書的確是劉歆等所未見、漢志所未著錄的。我們除汲冡書以外,無論拿着一部什麼古書,譬如《子夏易傳》,《漢志》沒有,《隋書•經籍志》忽有,漢人看不見的書,如何六朝人能見之?又如《子貢詩傳》,《漢志》、《隋志》、宋朝的《崇文總目》都沒有,明末忽然出現,從前藏在何處?又如《連山》《歸藏》,《漢志》都沒有,《隋志》忽有《歸藏》,《唐志》忽有連山,假使夏商果有此二書,爲什麼《漢志》不著錄?又如僞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漢志》和《史記》《漢書》的列傳都沒有說,東漢末的馬融鄭玄、晉初的杜預都沒有見,假使孔安國果然著了此書,爲什麼從同時的人起一直到晉初的人止都不見,而東晉人反得見?又如《鬼谷子》《漢志》無,《隋志》有,《亢倉子》《漢志》《隋志》都無,《崇文總目》忽有,這都是最初不錄,後來忽出,當然須懷疑而辨其僞。
  • 二、從前志著錄,後志已佚,而定其僞或可疑 如《關尹子》,《漢志》著錄,說有九篇,《隋志》沒有,《漢志》雖然有之,真僞尚是問題。六朝亡了,所以《隋志》未錄,而後來唐末宋初,忽然又有一部出現。如果原書未亡佚,那麼隋朝牛弘能見萬種書而不能見《關尹子》,唐朝數百年沒有人見《關尹子》,到了宋初又才發現,誰能相信?這種當然是僞書。
  • 三、從今本和舊志說的卷數、篇數不同而定其僞或可疑。 這有二種:一是減少的,一是增多的。減少的如《漢志》有《家語》二十七卷,到了《唐志》卻有王肅注的《家語》十卷,所以顏師古注《漢志》說:『非今所有《家語》』可見王注絕非《漢志》原物。又如《漢志》已定《鬻子》二十二篇爲後人假託,而今本《鬻子》才一卷十四篇。又說《公孫龍子》有十四篇,而今本才篇。又說《慎子》有二十四篇,而《唐志》說有十卷。《崇文總目》說有三十七篇,而今本才五篇,這都是時代愈近,篇數愈少,這還可以說許是後來亡佚了。又有一種,時代愈後篇數愈多的,這可沒有法子辨。說他不是僞書,如《鶡冠子》,《漢志》才一篇,唐朝韓愈看見的已多至十九篇,宋朝《崇文總目》著錄的卻有三十篇。其實《漢志》已明說《鶡冠子》是後人假託的書,韓愈讀的又已非《漢志》錄的,已是僞中僞。《崇文總目》著錄的又非韓愈讀的,更是僞中的僞又出僞了。又如《文子》,《漢志》說有九篇,馬總意林》卻說有十三篇。這種或增或減,篇數已異,內容必變,可以決定是僞書,最少也要懷疑。再從別的方法定其真僞。
  • 四、從舊志無著者姓名而定後人隨便附上去的是姓名是僞 如《文子》,《漢志》沒有著者姓名,馬總《意林》說是春秋末,范蠡的老師計然做的,而且說計然姓章。漢人所不知,唐人反能知之?其實《文子》本身已是僞書,竊取《淮南子》的唾餘而成,何況憑空又添上一個不相干的人名呢?
  • 五、從舊志或注家已明言是僞書而信其說 如《漢志》已有很多註明依託。他所謂依託的,至少已辨別是假,那種書大半不存,存的必僞。又如顏師古注《漢志》《孔子家語》說:『非今所有家語。』他們必有所見才說這個話,我們當然不能信他所疑的僞書。又如隋《眾經目錄》,編《大乘起信論》於疑惑類,說:『徧查《真諦錄》無此書。』法經著隋《眾經目錄》時,距真諦死不過三十年,最少可以證明這書不是真的。
  • 六、後人說某書出現於某時,而那時人並未看見那書,從這上可以斷定那書是僞 如僞古文《尚書》十六篇,說是西漢武帝時發現的,孔安國曾經作傳,東漢末馬融、鄭玄又曾經作注。其實我們年西漢人引《尚書》的話都不在僞古文十六篇之內,而馬融《尚書注》雖然佚了,現在也還保留一點,並沒有注那十六篇。他們常引佚書,在今本僞古文《尚書》十六篇之內,可見馬、鄭以前的人並沒有看見今本僞古文《尚書》,一定是三國以後的人假造的。不但如此,杜預是晉初的人,他注《左傳》也常引佚書而不言《尚書》,可見僞古文《尚書》還在他以後才出現。而造假的偏想騙人,說是西漢出現的真書,誰肯相信呢?
  • 七、書初出現已發生許多問題,或有人證明是僞造,我們當然不能相信 如張霸僞造的《百兩尚書》,不久即知其僞。《尚書•泰誓》篇從河意女子得來,馬融當時便已懷疑。這種書若還未佚,我們應當在意。
  • 八、從書書的來歷曖昧不明而定其僞 所謂來歷曖昧不明可分二種:一是出現的,二是傳授的。前者如古文《尚書》說是出於壁中,這個壁不知是誰的壁。有人說秦始皇焚書,伏生藏書壁中,到了漢朝除藏書之禁,打開壁,取出書來,卻已少了許多了。有人說孔子自己先知將來有一個秦始皇會焚他的書,預藏壁中,到了漢魯共王拆壞孔子的屋子,在壁間發現了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書。這二說都出於《漢書》,究竟哪說可信呢?像這類出現的,來歷不明的很多,如《尚書•舜典》,說是從大航頭找得,其實不過把《尚書•堯典》的下半篇分出來,加上二十八個字而另成一篇。又如張湛注《列子》,前面有一篇敘,說是當五胡亂華時,從他的外祖王家得來的孤本,後來南渡長江,失了五篇,後來又從一個姓王的得來三篇,後來又怎樣得來二篇,真是像煞有介事。若真《列子》果是真書,怎麼西晉人都不知道?有這樣一部書,像這種奇離的出現,我們不可不細細審查根究,而且還可以徑從其奇離而斷定爲作僞之確證。至於傳授的曖昧,這類也很多,如《毛詩》小序的傳授便有種種的異說。有的說子夏五傳至毛公,有的說子夏八傳至毛公,有的說是由衛宏傳出的。我們從這統續紛紜上可以看出裏面必有毛病。這種傳授時和出現的曖昧都可以給我們以讀書得間的機會,由此追究,可以辨別書的真僞。

乙 從文義內容上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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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講的注重書的來歷,現在講的注重書的本身。從書的本身上辨別,最須用很麻煩的科學方法。方法有五:

一、從字句𦉌漏處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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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僞的人常常不知不覺的漏出其僞跡於字句之間,我們從此等小處着眼,常有重大的發現。其年代錯題者也可以從這些地方考出。這又可以分三種看法:

子 從人的稱謂上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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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又可以分三種:

  • 書中引述某人語則必非某人。若書是某人做的,必無『某某曰』之詞 例如《繫辭文言》說是孔子做的,但其中有許多『子曰』,若真是孔子做的,便不應如此。若『子曰』真是孔子說,《繫辭文言》便非孔子所能專有。又如《孝經》,有人說是曾子做的,有人直以爲孔子做的,其實起首『仲尼居,曾子侍』二句便已講不通。若是孔子做的,便不應稱弟子爲曾子。若是曾子做的,更不應自稱爲子而呼師之字。我們更從別的方法可以考定《孝經》乃是漢初的人所做,至少也是戰國末的人所做,和孔、曾那有什麼關係呢?
  • 書中稱諡的人出於作者之後,可知是書非作者自著 人死始稱諡,生人不能稱諡,是周初以後的通例。管仲死在齊桓公之前,自然不知齊桓公的諡。但《管子》說是管仲做的,卻稱齊桓公,不稱齊君、齊侯,誰相信?商鞅在秦孝公死後即逃亡被殺,自然無暇著書,若著書在孝公生時,便不知孝公的諡,但《商君書》說是商鞅做的,卻大稱其秦孝公,究竟是在孝公生前著的呢,還是在孝公死後著的呢?
  • 說是甲朝人的書,卻避乙朝皇帝的諱,可知一定是乙朝人做的 漢後的書對本朝皇帝必避諱,如《晉書》是唐人修的,所以避李淵、李虎的諱,改陶淵明爲陶泉明,改石虎爲石季龍。假使不是唐朝人的書,自然不必避唐帝的諱,《元經》卻很奇怪,說是隋朝王通做的,卻也稱戴淵爲戴若思,石虎爲季龍,是什麼道理?又如漢文帝名恆,所以漢人著書改恆山爲常山,改陳恆爲陳常,現在《莊子》裏面卻也有陳常之稱。這個字若非漢人抄寫時擅改,一定這一篇或這一段爲漢人所竄補的了。
丑 用後代人名、地名、朝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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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可分三種:

  • 用後代人名 例如《爾雅》,一部分是叔孫通做的,一部分是漢初諸儒做的,大部分到了西漢末才出現。而漢學家推尊爲周公的書,那書裏有『張仲孝友』的話,張仲分明是周宣王時人,周公怎麼能知道他呢?又如《管子》有西施的事,西施分明是吳王夫差時人,管仲怎麼能知道他呢?又如《商君書》有魏襄王的事,魏襄王的即位在商鞅死後四十餘年,怎麼能夠讓商鞅知道他的諡法呢?由這三條便可證明,《爾雅》非周公所作,《管子》非管仲所作,《商君書》非商鞅所作。
  • 用後代地名 例如《山海經》說是大禹伯益做的,而其中有許多秦漢後的郡縣名,如長沙、成都之類的,可見此書至少有一部分是漢人所做或添補的。我們又可從地名來間接觀察《左傳》講的分野,那十二度分野的說法完全是戰國時的思想。因其以國爲界,把戰國時大國如魏、趙、韓、燕、齊、秦、楚、越等分配給上天的星宿,說某宿屬某國,可知是戰國時的產品。當春秋時,趙、魏、韓還未成國,越、燕還很小,怎麼可當星宿的分野呢?我們從《左傳》講分野這點可以說《左傳》不是和孔子同時的左邱明做的,至少也可以說《左傳》即使是左邱明做的,而講分野這部分一定是後人添上去的。
  • 用後代朝代名 我國以一姓興亡爲朝代,前代人必不能預知後代名,但是《堯典》卻有『蠻夷猾夏』的話。夏乃大禹有天下之號,固然秦以前的外民族號本民族爲夏,漢以後的外族稱本族爲漢,唐以後的外族稱本族爲唐,我們現在還是自稱漢人,華僑現在還是自稱唐人,但都是後代人稱前代名,沒有前代人稱後代名的。《堯典》卻很可笑,卻預知本族可稱夏,這不是和宋版《康熙字典》同一樣笑話嗎?我們看那篇首不是分明說了『曰若稽古帝堯』麼?加以現在這層證據,可知一定是夏商以後、孔子以前的人追述的,而後人卻說《堯典》等篇非堯舜的史官不能做到這樣好,豈非笑話?
寅 用後代的事實或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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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分二種:

  • 用後代的事實 這又可分爲三種:
    • 事實顯然在後的 如《商君書》有長平之戰,乃商鞅死後七十八年之事,可知是書是長平之戰以後的人做的。又如《莊子》說過:『田成子殺其君,十二世而後有齊國』的話,自陳恆秦滅,齊恰是十二世,到莊周時代不過七八世,莊周怎麼能知道陳氏會有齊十二世呢?這可知那一篇一定是秦漢間的人做的,否則不致那麼巧。又可知《莊子》雖然是真的,外篇卻很多假的,必須細細考證一番。
    • 豫言將來的事顯露僞跡的 這類《左傳》最多。《左傳》好言卜卦,卜卦之辭沒有不靈驗的。如陳敬仲奔齊、懿仲欲妻以女,占曰:『……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和後來的事實一一相符,即使有先見之明也斷斷不致如此靈驗,這分明是陳恆八世孫以後的人從後附會的,哪裏是事實?又如季札觀樂上國,批評政治的好壞,斷定人事的興衰,沒有一句不靈驗的。當時晉六卿還是全盛,他卻說三家將分晉,當時齊田氏有齊以後的人追記其事時,樂得說好些以顯其離奇應驗,我們正可以離奇應驗的記載做標準而斷定這些話之靠不住。
    • 僞造事實的 例如《文子》中說把隋唐闊人都拉在他王通門下,說仁壽二年曾見李德林,又曾遇關朗。其實李德林之死在仁壽二年之前九年,關朗乃早百二十餘年的人,何能看見王通?此外如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都說是王通的子弟,而他書一無可考。從各方面觀察可知,《文中子中說》是僞書。若真是王通做的,題王通是一錢不值的人,若是別人爲王通排場而做的,則技倆未免太拙了。以上三種是與事實不符、是假託預言、是純造謠言,只要我們稍爲留心便可識破僞跡。
  • 用後代的法制 例如《亢倉子》說:『衰世以文章取士。』以文章取士乃六朝以前所無,唐後始有。亢倉子是莊周的友,戰國時人,怎麼知有考八股的事呢?從此可知一定是唐以後的人做的。又如《六韜》有:『帝避正殿』之事,避正殿乃先秦以前所無,漢後始有。《六韜》說是周初的書,周朝哪有此種制度呢?從此可知是漢以後的人做的。凡是朝廷的制度法律、社會的風俗習慣,都可以此例做標準,去考書的真僞及年代。

二 從抄襲舊文處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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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分三種:

子 古代書聚斂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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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有許多書籍並非有意作僞,不過貪圖篇幅多些,或者本是類書,所以往往取斂別人做的文章在一處,這可分二種:

  • (A)全篇抄自他書的 例如《大戴禮記》有十篇說是曾子做的,而《曾子•立身篇》卻完全從荀子的《修身大略》兩篇湊成。我們已經知道荀子書是很少僞雜的,《修身大略》的見解尤其確乎是荀子的,那麼,曾子立身篇一定是編《大載禮記》的人抄自荀子無疑。又如韓非子《初見秦》篇,完全和《戰國策•秦策一》的第四段相同,只是這裏說是韓非的話,那又說是張儀的話,有點差異。其實韓非是韓的諸公子,不致說《初見秦》篇那種昧心話,去和敵國設計滅祖國。我們看那篇後的《存韓篇》,極力想保存韓國,便知韓非決不致有這樣矛盾的主張,那篇一定是書的人抄自他書的。但《戰國策》本身和類書一樣,他把那篇嫁往張儀身上,其實篇中已有張儀死後四十九年的事,張儀怎麼能領受呢?大概《初見秦》篇本是單篇流行的無名氏遊說辭,因爲文章做的好,編《戰國策》和《韓非子》的人便都把牠收入去了。此外又如《鶡冠子》分明是僞書,據韓愈所分,前三卷、中三卷、後二卷,而前卷完全自墨子抄來,實在太不客氣了。
  • (B)一部分抄自他書的 此類極多,例如《商君書》的《弱民篇》:『楚國之民齊集而均速』以下一段文字見於《荀子•議兵篇》,批評各國的國民性。但《荀子》是真書,而且《議兵篇》是荀子和趙臨武君對談的話,口氣很順。《商君書》本身已有些部分可疑,而《弱民篇》又不似著述的體裁,我們可從此斷定是編《商君書》的人抄襲《荀子》的一段,此外也不多與例了。
 專心作僞的書剽竊前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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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作僞的人想別人相信他,非多引古書來攙雜不可。例如僞《古文尚書》是東晉時人做的,因當時逸書很多,而造僞者只要有一點資料可採便不肯放過,採花釀蜜似的幾無痕跡可見。清儒有追尋僞古文出處的,也幾乎都能找到他的老祖宗。自宋儒程、朱以來,所認最可富貴的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據他們說,真是五千年前惟一的文化淵源了。但我們若尋他的出處,便知是從《荀子•解蔽篇》《論語•堯曰篇》的幾句話湊綴而成。《解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堯曰篇》述堯命舜之言曰:『允執其中』僞造者便把二處的話聯綴一處,把之字改爲惟字,加上一句『惟精惟一』便成了十六字傳心秘訣,其實那裏真有這回事呢?又如《列子》有十之三四和《莊子》相同,並且有全段無異的。列子雖似是莊子的先輩,但《莊子》敘述《列子》是否和敘述混沌儵忽一般的是寓言已是問題。假使真有列子其人,則莊子是盜竊先輩的書,而莊子決不致如此。莊子是創作家,文章、思想都很好,我們看《列子》《莊子》大同小異處,《列子》或改或添,總是不通。唐以後的古文家說列子的文章比莊子的還更離奇,其實所謂離奇處正是不通處,我們從這上便正可以証明是列子抄莊子而非莊子抄列子了。

還有一個最奇怪的例,《文子》完全剽竊《淮南子》,差不多沒有一篇一段不是《淮南子》的原文,只把篇目改頭換面。如《淮南子》第一篇是《原道》,他卻改爲《道原》,真是無聊極了。像這類的書,沒有一點價值可說,焚燬也不足惜。

 已見晚出的書而勦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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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焦氏易林》說焦延壽做的。焦延壽是漢昭帝、宣帝時人,那時《左傳》未立學官,普通人都看不見,現在《易林》引了《左傳》許多話。其實《左傳》到漢成帝時才由劉歆在中祕發現,焦延壽怎麼能看見《左傳》呢?這分明是東漢以後的人見了那晚出的《左傳》才假造的。又如《列子•周穆王篇》完全和《穆天子傳》相同,前人疑《列子》是假書,《四庫全書提要》因這層便說似是真書,其實我們卻正可因這層說他必僞無疑,因爲《穆天子傳》至晉太康二年才出土,僞造《列子》的張湛剛好生在其後不久。張湛見了《穆天子傳》才造《周穆王篇》 ,和東漢後人見了《左傳》才造《易林》有什麼不同呢。

三 從佚文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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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書因年載久遠而佚散了,後人假造一部來冒替,我們可以用真的佚文和假的全書比較,看兩者的有無異同,來斷定書的真僞,現在分爲二種講:

子 從前已說是佚文的,現在反有全部的書,可知書是假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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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僞《古文尚書》每篇都有許多話在馬融、鄭玄、杜預時已說佚文的。馬、鄭在東漢且不能見全書,怎麼東晉梅頤反能看見呢?只此消極的理由,便可證明那書是西晉人假造的了。

丑 在甲書未佚以前,乙書引用了些,至今猶存,而甲書的今本卻沒有或不同於乙書所引的話,可知甲書今本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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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竹書紀年》是晉太康三年在汲郡魏家冢發現的,《晉書•束晳傳》記其書和舊說不同的有夏年多殷、啟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等事。當時很有人疑《竹書》爲僞,殊不知造僞者必不造違反舊思想之說,姑且勿論,今本卻因其事違反舊說而完全刪改,一點痕跡找不着了,可知《今本竹書紀年》必不是晉時所發現的。又如《孔子家語》從前已說過,顏師古注《漢書》已說:『非今所有家語』古本真僞已不能確考,但《左傳正義》引《觀周篇》,說是沈文炳《嚴氏春秋》引的,杜佑《通典》亦引了崔凱所引的,那些話都是今本沒有的,可知今本是假的。而造僞的王肅已不曾見到古本,像這類古本雖佚,尚存一二佚文於他書,我們便可引來和今本比較,便考定今本的真僞了。

四 從文章上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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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分四項:

  • (子)名詞 從書名或書內的名詞,可以知道書的真僞。例如《孝經》大家說是曾子作的,甚至說是孔子做好而傳給曾子的。姚際恆辨之曰:『諸經,古不係以經字,惟曰易、曰詩、曰書,其經字乃俗所加也。自名孝經,自可知其非古。若去經字,又非如易、詩、書之可以一字名者矣。班固似亦知之,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其大者言,故曰「孝經」。」此曲說也。豈有取「天之經」的經字配孝字以名書,而遣去天字?且遺去「地之義」諸句者乎?』我們單根據這條,便可知《孝經》決不和孔子、曾子有直接的關係了。還有個可笑的例,釋迦牟尼講佛法,都由他的十大弟子傳出,所以佛經起首多引十大弟子的一人,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與大弟子某某俱……』。十大弟子有一個叫做優波離,和婆羅門教的哲學書優波尼沙只差一字。現在有一部《楞嚴經》起首就說『如是我聞,優波尼沙說』竟把反對佛教的書名當作佛弟子的人名了。這種人名書名的分別,只要稍讀佛經者便可知道,而僞造《楞嚴經》者竟混而爲一,豈非笑話?
  • (丑)文體 這是辨僞書最主要的標準。因爲每一個時代的文體各有不同,只要稍加留心便可分別。即使甲時代的人模仿乙時代的文章,在行的人終可看出。譬如碑帖,多見多臨的人一看便知是某個時代的產物;譬如詩詞,多讀多做的人一看便知是某個時代的作品。造僞的人無論怎樣模仿,都不能逃真知灼見者的眼睛。這種用文體辨真僞或年代的工作,在辨僞學中很發達。《漢書•藝文志》『大禹三十七篇』下,班固自注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這類從文章辨說書的假冒,不止一條。後漢趙岐刪削《孟子•外篇》四篇說:『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似。』晉郭象刪除《莊子》許多篇,也從文體斷定不是莊子做的。《僞古文尚書》最初何以有動疑,也因爲大誥、洛誥、多士、多方太詰屈聱牙,而五子之歌、大禹謨卻可歌可誦,二者太懸殊了。如果後者確是夏初的作品,這樣文從字順,而前者是商周的作品反爲難讀 ,未免太奇怪了。固然有些人喜用古字古句,如樊宗師章太炎的文章,雖是近代而也很難讀,但我們最少可以看出是清朝人的文章。若指爲漢文,則終不似。而除這些人外,大多數人的文章是時代越近越易懂,《僞古文尚書》便違反了這個原則。那幾篇說是夏商的反較商周的爲易懂,所以不能不令人懷疑而辨僞了。此外又如蘇軾說馬蹄篇和《莊子》他篇不似而以爲僞,固未必是,但《莊子》內篇和外篇文體不同,可知必非一人所作。又如《孝經》《鬻子》《子華子》《亢倉子》一望而知爲秦漢之文,非秦漢人不能做到那樣流麗。《關尹子》更可笑,竟把六朝人翻譯佛經的文體僞託先秦。所以我們從文體觀察,可使僞書沒有遁形,真妙得很。上面辨的是關於思想方面的書,若是從文體辨文學作品的真僞,則越加容易。例如《古詩十九首》前人說是西漢枚乘做的,若依我的觀察,《十九首》的詩風完全和建安七子相同,和西漢可靠的《五言詩》絕異。西漢鐃歌如《十八章音節腔調》絕對不似《十九首》,東漢前期的作品亦不相類。《十九首》中如古洛、東門、北邙等名詞都是東漢以後才習用,也可作一證。即以文體而論,亦可知不特非西漢作品,且非東漢前期作品也。又如詞的起源,中唐劉禹錫、白居易始漸漸增減詩句而爲之,字語參差,只有單調,到了晚唐才有雙調。李白生在中唐,卻能做《菩薩蠻•憶秦娥》那樣工整的雙調詞,豈不可怪?倘使李白的詞是真的,怎麼中唐至唐末百餘年間沒有一人能做到他那樣的詞?一直到溫庭筠才試做,還沒有十分成熟呢。真的講,像這種從文體辨僞書的方法,真妙的很,卻難以言傳,但這個原則是顛撲不破的。如看字、看畫、看人的相貌,有天才或經驗的人暗中自有個標準,用這標準來分別真僞年代或種類,這標準十分可靠,但亦不可言說,只有多經驗,經驗豐富時自然能用。我自己對於碑帖便有這種本領,無論那碑帖這樣的毫無證據可供我們考其年代,我總可從字體斷定是何時代的產品,是何代前期的或後期的的。無論造僞碑帖的人怎樣假冒前代,和真的混雜一起,我總可以分別他孰真孰僞。辨古書的真僞和年代,我也慣用此法。
  • (寅)文法 凡造僞的不能不抄襲舊文,我們觀察他的文法,便知從何處抄來。例如《中庸》說是子思做的,子思是孟子的先生,《中庸》應在《孟子》前。但依崔述的考證,《中庸》卻在《孟子》之後。證據很多,文法上的也有一個。崔述把《中庸》《孟子》相同的『在下位不獲乎上……』一章比較字句的異同,文法的好歹,說《孟子》『措語較有分寸……首尾分明,章法甚明』《中庸》所用虛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適』可見『是《中庸》襲《孟子》,非《孟子》襲《中庸》』。又如《莊子》和《列子》相同的,前人說是《莊子》抄《列子》,前文已講過,莊子不是抄書的人,現在又可從文法再來證明。《莊子•應帝王篇》曾引壺子說:『……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大約因衡氣機很難形容,拿這三淵做象徵。但有三淵便盡夠了,僞造《列子》的因爲《爾雅》有九淵之名,想表示他的博學,在《黃帝篇》便說:『……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旋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 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竟把引書的原意失掉了,真是弄巧反拙。誰能相信《列子》在《莊子》之前呢?又如賈誼《新書》早已亡佚了,今本十之七八是從《漢書•賈誼傳》抄來的。《賈誼傳》的事實言論,《新書》拿來分作十數篇,各有篇名,前人說是《漢書》採各篇成傳,其實如《賈誼傳》的治安疏全篇文章首尾相顧,自然是賈誼的作品,而《新書》分做幾篇,章法凌亂,文氣不接,割裂的痕跡顯然。賈誼必不致害裂一疏以爲多篇,亦不致湊合多篇以爲一疏。若是真的《新書》還存在,一定有許多好文章,不致如今本的疏漏。今本是後人分析《賈誼傳》而成,我們可無疑了。
  • (卯)音韻 歷代語言的變遷,從書本還可考見。先秦所用的韻和《廣韻》有種種的不同,那不同的原則都已確定了。例如「爲」「離」今在「支」韻,古在歌韻,《三百篇》《易•象》《易•辭》都不以「爲」「離」葉「支」,「爲」必讀做「僞」,「離」必讀做「羅」。以「爲」「離」葉「支」韻的,戰國末年才有,《九歌•少司命》以「離」和「辭」「旗」「知」葉,《離騷•東君》以「蛇」和「雷」「懷」「歸」葉,《韓非子•揚㩁篇》以「離」和「知」「爲」葉,這些證據不能不令我們承認這個原則。我們翻回來看《老子》卻覺得奇怪了,那第九章『明白四達,能無爲乎』竟把「知」字葉上文的「離」「兒」「疵」「爲」「雌」。我素來不相信《老子》是孔子的作品,這個證據亦很重要,從此可斷定《老子》必定是戰國末年的人做的。若是《老子》確是和孔子同時的老聃做的,便不應如此叶韻。可惜我們對於古語的變遷不能夠多知道,若多知道些,則辨僞的證據越加更多,現在單舉一例,做個嚆矢罷了。

五 從思想上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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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法亦很主要,前人較少用,我們卻看作很好的標準,可分作四層講:

子 從思想系統和傳授家法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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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必看定某人有某書最可信。他的思想要點如何才可以因他書的思想和可信的書所涵的思想相矛盾而斷定其爲僞。如孔子的書,以《論語》爲最可信,則不能信繫辭,前面已講過。孔子是現實主義者,絕無談玄的氣味,而繫辭卻有很深的玄學氣味,和《論語》正相反。我們既然相信《論語》,最少也認繫辭不是孔子自己做的,否則孔子是主張不一貫而自相矛盾的人,這又於思想系統上說不過去了。又如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是最好的從思想上辨別例,雖不很精,但已定《晏子春秋》是齊人治墨學者的假託,因書有有許多是墨者之言,而晏子是孔子的前輩,如何能聞墨子之教?那自然不是晏子自做的書。又如《老子》說就是老聃做的,到底是否孔子問禮的老聃,有沒有老聃這個人且不問,假使我們相信有這個人,孔子果真問過禮,那麼《禮記》《曾子問》所記孔子老子的話也不能不認爲真,若認爲真,那麼那些話根本和老子五千言不相容。《曾子問》的老聃是講究禮儀小節的人,決不配做五千言的老子。做五千言的人方且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那有工夫和孔子言禮?老子五千言到底是誰做的,我們不能知道,但從此可知決非孔子問禮的老聃做的。又如《尹文子》思想很好而絕對不是尹文子做的。《莊子•天下篇》以尹文子和宋鈃對舉,說他『……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也。……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慾寡淺爲內,』可知他很有基督教的精神。標出一二語而推衍出去,不欲逐物苛察,決不似名家,但後人都認他爲名家。今本《尹文子》亦是名家言,我們相《天下篇》的便不能相信今本《尹文子》是尹文子的作品,因爲書上的思想顯然和天下篇說的不同。以上是先秦各書的例,以下舉兩個佛經的例。前面已講過《起信論》《楞嚴經》是假的,種種方面可証明,而最主要的還在思想上和佛經不相容。《起信論》講「無明」的起源,說『忽然念起,而有「無明」。』佛教教理便不容有此,因爲佛教最主要的十二因緣,無論何派都不能違背這個原理。十二因緣互相對待,種種理解由此而起,沒有無因無原忽然而起的事物。主觀和客觀對待,離而不存。一切法都由因緣而生,《起信論》『忽然念起,而有「無明」』的思想根本和佛理違反,當然不是佛教的書。《楞嚴經》可笑的思想更多,充滿了「長生」 「神仙」的荒誕話頭,顯然是受了道教的暗示,剽竊佛教的皮毛而成。因爲十種仙人、長生不老都是道教的最高企冀,佛教卻看輕神仙、靈魂、生命,二者是絕對不相容的。真正佛教並沒有《楞嚴經》一類的話,可知《楞嚴經》是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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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宋、胡、姚三家所論列古書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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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辨》 《四部証僞》 《古今僞書考》
所辨的書名 判語 所辨的書名 判語 所辨的書名 判語
鬻子 其徒所記,漢儒補綴 鬻子 僞殘 鬻子
管子 管仲自作 管子 真僞相雜 管子 真雜似僞
晏子 晏嬰自作 晏子 同上 晏子 後人採嬰行事爲之
老子
關尹子 關尹子 關尹子
文子 計然所著 文子 駁雜 文子 不全僞
亢倉子 亢倉子 僞益 亢倉子
鄧析子
鶡冠子 鶡冠子 僞雜似真 鶡冠子
子華子 子華子 子華子
列子 後人會粹而成 列子 真雜似僞 列子
曾子 曾子自作
言子 言偃自作
子思子 非子思自作
慎子 慎子
莊子 《盜跖》《漁父》《讓王》疑後人所剿入 莊子 真雜似僞
墨子
鬼谷子 鬼谷子 鬼谷子
孫子 孫子 無可疑 孫子 未知誰作
吳子 吳子 戰國人掇其議論成編 吳子
尉繚子 尉繚子 無可疑 尉繚子
尹文子 尹文子
商子 商子
公孫龍子 公孫龍子
荀子
韓非子
燕丹子
孔叢子 孔叢子 真疑僞 孔叢子
淮南鴻烈解
揚子法言
抱朴子 抱朴子
劉子 非劉晝作 劉子 非劉晝作 劉子 未知誰作
文中子 文中子 真僞相雜 文中子
天隱子
玄真子
金華子
齊丘子 僞竊 化書 化書 未知誰作
聱隅子
周子通書
子程子 真中有僞
連山易
歸藏易
子夏易 僞中僞 子夏易
周易乾鑿度 周易乾鑿度
乾坤鑿度 僞中僞
三墳 三墳
古文尚書百兩篇
《尚書孔安國序》
元命包 真疑僞
關朗易傳 關朗易傳
麻衣心法 麻衣心法
王氏元經 元經
儀禮逸經
易傳 別詳通論
《古文尚書》
《尚書漢孔氏傳》
焦氏易林
詩序
子貢詩傳
申培詩說
周禮 別詳通論
大戴禮 絕非戴德本書
孝經
忠經
孔子家語
小爾雅 即《孔叢子》第十一篇 僞
家禮儀節
陰符經 陰符經
六韜 後人依託 六韜 六韜
三略 後人依託 三略 非圯上老人作,僞雜以真 三略
越絕書 東漢人據伍子胥潤飾易名 越絕書 書不僞但非子貢子胥作
素問 六朝以後據《內經》綴集易名 素問
靈樞 同上 靈樞
魏公子無忌 秦漢游俠依託
萇弘 同上
范蠡 同上
大夫種 同上
公孫鞅 同上
廣武君 漢游俠依託
韓信 同上
神農 依託尤荒唐
黃帝 同上
風后握奇經 同上 風后握奇經
力牧 同上
蚩尤 同上
封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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