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抱轩文集/卷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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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序
[编辑]张冠琼，余妻弟也，才而早卒。余妇翁为黄州通判，有二子，冠琼其季也。黄州就官时，年六十矣，家人皆留不使从，冠琼求从。则曰：“汝在家专静，为学易。”不许。冠琼念父甚悲，伤己之不得从，则益自奋厉于学。未几遂病，未半岁而死。死后其妻语人曰：“吾夫今年学尤勤苦，每夜静，家人尽寐，独闻其诵书声凄然。”于是余既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壮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气，而至于短折，何不自惜之甚也！人莫不思苦身立名，以光父母，然竟以害其生，则所志者有得有不得，皆适以伤亲之心，故君子慎之也。然冠琼体非甚羸弱，能胜劳，其及死盖出于不幸，非意所料，而其志固可悲矣！
冠琼为人专静，淡于交游。余初婚后，间至其家，问冠琼何弗见，外姑江安人笑曰：“吾儿避人如女子也。”须臾呼至，坐逾时，默然而已。后乃益亲，然亦寡闻其言。独每见，依依向余，不忍离，可念也。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良医，遂不救。临诀，执余手，流涕而言黄州也。盖极冠琼才与志，皆足自表见，惜乎其学未成。然所为文，久于文者或不逮也。
今年黄州公以公事被使淮上。过家，检其遗文，俾余删次，得十馀篇，将刻之，以自慰其悲，余因为之序。冠琼名元胪，死时年二十二，生一子，才十馀日。后半年，其子亦亡。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则以诗称于丹徒。长入京师，则称于京师。负气好奇，欲尽取天下异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读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即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听。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诗也！”为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游草》者是也。
鼐故不善诗，尝漫咏之，以自娱而已。遇先生于京师，顾称许以为可。后遂与交密，居间盖无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与先生及辽东朱子颍登城西黑窑厂，据地饮酒，相对悲歌至暮，见者皆怪之。
其后，先生自海外归，以第三人登第，进至侍读。出为云南临安府知府，赴任，过扬州。时鼐在扬州，赋诗别去。鼐旋仕京师，而子颍亦入蜀，皆不得见。时有人自西南来者，传两人滇、蜀间诗，雄杰瑰异，如不可测，盖称其山川云。
先生在临安三年，以吏议降职，遂返丹徒，来往于吴、越，多徜徉之辞。久之，鼐被疾还江南，而子颍为两淮运使，兴建书院，邀余主之。于是与先生别十四年矣，而复于扬州相见，其聚散若此，岂非天邪？
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进，尝同宿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旧堂内，共语穷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其言绝善，鼐生平不常闻诸人也。然先生豪纵之气，亦渐衰减，不如其少壮。然则昔者周历山水，伟丽奇变之篇，先生自是将不复作乎？鼐既尽读先生之诗，叹为古今所不易有。子颍乃俾人抄为十几卷，曰《食旧堂集》，将雕板传诸人，鼐因为之序。
江水既合彭蠡，过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间自寿春、合肥，以傅淮阴，地皆平原旷野，与江、淮极望，无有瑰伟幽邃之奇观。独吾郡潜、霍、司空、龙眠、浮渡，各以其胜名于三楚，而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之不穷。是以四方来而往游者，视他山为尤众。然吾闻天下山水，其形势皆以发天地之秘，其情性阖辟，常隐然与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于万物者，乃能得其意焉。
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游者之众，则未知旦暮而历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于眉睫间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隐榛莽土石之间，寂历空濛，更数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后发耶？余尝疑焉，以质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将往游焉，他日当与君俱。”余曰：“诺及今年。”春，仲郛为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归，出诗一编。余取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余恍惚若有遇也。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
昔余尝与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积虚浮素，云水郁蔼，中流有微风击于波上，发声浪浪，矶碕薄涌，大鱼皆砉然而跃。诸客皆歌呼，举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太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客有戏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户辄有难色，尚安尽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应。
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尝一往，诚有如客所讥者。嗟乎！设余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
自蕲、黄而东，包潜、霍，带淝、滁，其间皆山邑也。淮水绕其后，江水环其前，故安庆、庐州数府，名虽隶江南省，其实乃江北云。余家桐城，吴君荀叔家全椒，相去仅三百里，在家未尝识，至京师乃相知。然余尝论，江、淮间山川雄异，宜有伟人用世者出于时。余之庸暗无状，固不足比侪类。荀叔负俊才，而亦常颓然有离世之志。然则所云伟人用世，余与荀叔固皆非与？
荀叔虽无意进取，而工于诗，又通历象、章算、音韵，所著书每古人意思所不到，是则余逊荀叔抑远矣。余尝譬今之工诗者，如贵介达官相对，盛衣冠，谨趋步，信美矣，而寡情实，若荀叔之诗，则第如荀叔而已。荀叔闻是甚喜。夫余虽不足比荀叔，然谓荀叔之学，余为不知也，其可乎？荀叔订所著诗文曰《杉亭集》成，请余序之。遂不辞而为之说。
常熟，苏州府之一县，居府治东北隅。其县自明以来，仕宦多贵人，声势相继。虽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时，或逾于都会广聚之区，习使之然也。
余始入京师，见邵三丈叔宀，其人温诚君子，善为魏、晋、六朝之文，与鼐伯父同年交好，皆为编修，未数年皆休致去。既又识汤君缓叔，其人尤朴直好学。是时缓叔馆余姻党张君家，余尝与同宿一榻，见规以古谊，自中夜至晨。缓叔之徒张仲絜，时已官部曹有名。缓叔尝召之至，诫饬之如其儿时，仲絜辄受教惟谨。余又因缓叔识仲焉。缓叔与余后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苏园仲。其后园仲以部属外出为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既余又识编修陈君耕崖，为学亦近古。此数君皆常熟人余所识，皆君子也，而以较其县人材辄不类。诸君诚较然自好者与？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狭，乃独得诸君，聚而不厌也耶？
仲絜今岁初改官御史，旋称病去，谓余曰：“吾才薄，不足有为于朝，尚可有为于家。”又出其生平所为时文属余曰：“吾文用意与俗殊，以不敢背吾师之教，子为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贻书陈君，令其趣余。余乃取其文删定若干首。其时叔宀、缓叔皆已死，园仲方授学于晋、绛之间，仲絜又去，独余与陈君在京师耳。余由是益知如数君者，果为难得，相见无日，独其文字可常在目前，兹益可重也已。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丈集，其家已刻成。缓叔在时，论说经传甚众，未成书，仲絜将卒成之。时文未足尽仲絜之业，然其文固已醇雅有体，善观文者，必能爱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明季沂水高侍郎，巡抚河南，坚守围城，与流贼相拒，前后几一年，卒以忠节著称，世所传为《守汴记》者也。后百馀年，侍郎之玄孙，来为余邻邑蒙城知县、六安知州，时余生一、二岁耳。及余少长，而六安已迁去为湖南常德府知府。独蒙城、六安之人，犹道其强直有为，不愧高侍郎后也。
后又二十馀年，常德公既没，余乃识其子葵，因得观常德生平所为诗一卷。余顾有疑焉，人生各有所遭，时侍郎当天下阽危，致命效节，人观所著书，莫不凄然以悲；至常德生当太平，以政事显，屡典大郡，其所遇宜人情之所喜矣。顾其诗常若有所不怿，而欲自适于山泽间者何耶？嗟乎！士或所挟者广，而世之取之者不能尽。事有旁观见为功名之美，而君子中心歉然，以为不足居。若此者，往往而有。其志深，其情远，顾非其辞之工，犹不能尽达其情志，使人怅然感叹而不能自已也。
常德之诗，贯合唐、宋之体，思力所向，搜抉奇异，出以平显，憔悴专一之士或不能逮，而乃出于仕宦奔走之馀，信乎才之伟已！余取其尤工者别录之，归诸其家，而因为之序。
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
夫古今为诗人者多矣，为诗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称为雄才者，千馀年中数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难也。今世诗人足称雄才者，其辽东朱子颍乎？即之而光升焉，诵之而声闳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气勃然动乎纸上而不可御焉，味之而奇思异趣角立而横出焉，其惟吾子颍之诗乎？子颍没而世竟无此才矣！
子颍为吾乡刘海峰先生弟子，其为诗能取师法而变化用之。鼐年二十二，接子颍于京师，即知其为天下绝特之雄才，自是相知数十年，数有离合。子颍仕至淮南运使，延余主扬州书院，三年而余归，子颍亦称病解官去，遂不复见。
子颍自少孤贫，至于宦达，其胸臆时见于诗，读者可以想见其蕴也。盖所蓄犹有未尽发，而身泯焉。其没后十年，长子今白泉观察督粮江南，校刻其集，鼐与王禹卿先生同录订之，曰《海愚诗钞》，凡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桐城姚鼐序。
言而成节合乎天地自然之节，则言贵矣。其贵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今夫《六经》之文，圣贤述作之文也。独至于《诗》，则成于田野闺闼、无足称述之人，而语言微妙，后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为之乎？然是言《诗》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圣，大小《雅》之贤，扬乎朝廷，达乎神鬼，反复乎训诫，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学术该备，非如列国《风》诗采于里巷者可并论也。
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于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几乎文之至者，则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觊天之或与之，无是理也。
自秦、汉以降，文士得《三百》之义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诗，其才天纵，而致学精思，与之并至，故为古今诗人之冠。今九江陈东浦先生，为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诗一以子美为法。其才识沈毅，而发也骞以闳；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学子美者，蔑有及焉。且古诗人，有兼《雅》、《颂》，备正变，一人之作，屡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虽见录于圣人，然使更益为之，则无可观已。后世小才嵬士，天机间发，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裒然成集，连牍殊体，累见诡出，闳丽矞变，则非巨才而深于其法者不能，何也？艺与道合、天与人一故也。如先生殆其是欤？
先生为国大臣，有希周、召、吉甫之烈，鼐不具论，论其与《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诗所由盛，且与海内言诗者共商榷焉。
古之善为诗者，不自命为诗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而偶发之于诗，则诗与之为高广且远焉，故曰善为诗也。曹子建、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苏子瞻、黄鲁直之伦，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舍而仅谓之一诗人耳，此数君子岂所甘哉？志在于为诗人而已，为之虽工，其诗则卑且小矣。余执此以衡古人之诗之高下，亦以论今天下之为诗者。使天下终无曹子建、陶渊明、李、杜、韩、苏、黄之徒则已，苟有之，告以吾说，其必不吾非也。
适来江宁，识泾阳张君。君以累世同居、义门之子，负刚劲之气，兼治烦之才，虽为一令，廿馀年屡经踬起，而志不可抑，今世奇士也，而耽于诗，政事道途之间，不辍于咏。出其诗示余。余以为君之诗，君之为人也。取君诗而比之子建、渊明、李、杜、韩、苏、黄之美，则固有不逮者，而其清气逸韵，见胸中之高亮，而无世俗脂韦之概，则与古人近而于今人远矣。
夫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心手之运，贯彻万物，而尽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载中数人而已。其余不能无偏，或偏于文焉，或偏于质焉。就二者而择之，愚诚短于识，以为所尚者，盖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为人之重于为诗者，其诗重矣。张君殆其伦欤？
吾家渭川孝廉，赣州府君季子，于辈行余叔父也，而自少从余学为文辞，相亲爱甚，入京则馆余舍。余归相从，则十日而见尝八九。日者举族人才就衰，君方杰出，词气秀发，又通敏人事，有振兴之望，君亦以自命也。乾隆三十九年，登顺天府乡荐，名著于京师，会稽梁相国尤爱之，然竟不获一第以死。乾隆四十年春，君自里中将应礼部试，余饯之于城北张氏园。大雪松竹尽缟，酒中君泪下，曰：“先生四十四岁弃官归矣。某今逾先生弃官之岁，如此盛寒，方走三千里，俯就场屋，为门户计，诚非得已！世事茫茫，安知所税驾乎？”君是年竟黜。归二年，遭母氏张恭人艰，服终又一试，又黜。遂没京师僧舍，年五十。
又一年，其孤裒录生平所为诗，曰《香岩诗稿》，俾余论之。余稍删定，存若干首。君诗多得古人清韵，不为浅俗之言。其才于古文经义骈丽之文，无所不解，为之皆有法度，而尤长者在诗。然亦恨人事扰之，苟极其才力，所至当不止此也。然于近之诗人，足以豪矣！有才若此，而郁郁早终，当为天下惜，岂独姚氏哉！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朔鼐书。
自中原达乎冀北，地高而壤厚，丧亲者虽未能慎择而葬，尚鲜水蚁之忧，然而不若精鉴而慎择之之为善也，而况江、淮以南者乎？儒者欲安亲体，必求免地下之患，苟非山川气交，盘绕障护之美，患不得而免矣。夫山川之用在气，人子安亲，固非希为富贵昌炽之计，然山川气之所聚，亡者安则生者福，反是则祸，亦理之所必有。夫君子固不深希福利，然使葬失其道，而致衰败绝祀之祸，亦岂人子情所安哉？以此论之，形家之说，虽孔、孟复生，不尽废也。
余以求葬亲故，颇观览形家言十数家，而以为近世为其说理当而辞明显者，莫如张宗道。吾乡章淮树观察，尤精其术，而亦取张宗道书，尝为解释、推衍其旨，又于其言有误失者，稍辨正之，形家之理，备于此矣。于是将刊行所解，以遗天下之为人子欲葬亲者。
夫“惠迪吉，从逆凶”，道也；择葬地以萃天地山川之气，术也。术之至者，与道相成而不相害。吾观观察每为亲族交友择地，予之财以葬，恤难而广仁，非徒自喜其术而已。余尝邀定先茔，屡烦跋涉，未尝言瘁，谊有足动人子之心者。夫今之刊是书以裨益天下者，亦广仁之事，惠迪之一端也，余安得不乐而为之说也哉！
士不知经义之体之可贵，弃而不欲为者多矣。美才藻者，求工于词章声病之学；强闻识者，博稽于名物制度之事，厌义理之庸言，以宋贤为疏阔，鄙经义为俗体。若是者，大抵世聪明才杰之士也。国家以经义率天下士，固将率其聪明才杰者为之，而乃遭其厌弃。惟庸钝寡闻，不足与学古者，乃促促志于科举，取近人所以得举者，而相效为之。夫如是，则经义安得而不日陋？苟有聪明才杰者，守宋儒之学，以上达圣人之精，即今之文体，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极盛之境。经义之体，其高出词赋笺疏之上，倍蓰十百，岂待言哉！可以为文章之至高，又承国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视之甚卑，可叹也。
皋兰王诫亭先生，固秦中之聪明杰才士也。又当康熙时，世未甚厌经义，尽心为之，其文亦既工矣，盖异于今之所以得举者也。后卒于山西，家贫子幼，其稿几于湮没，今嗣孙光晟为江宁尉，乃雕板传之，以余持论素不厌弃经义也，来请为之辞。余既欲以前辈之究心经义者导后之人，而又念王君能勤勤尽其心力，以扬先人之美，是亦可纪也，作《停云堂遗文序》。
南康谢蕴山先生，奋迹江湖、回翔词馆者十馀年，出而分符秉节者又二十馀年。鼐初识之于庶常馆中，时先生之年尚少，而文彩已雄出当世矣。自是与先生屡有离合，惟丙申、丁酉之岁，辽东朱子颍转运淮南，邀鼐主梅花书院，适先生来守扬州，其时相从最久。游盖接影于山水之区，三人屡以酬咏相属。先生才丰气盛，锐挺猋兴，不可阻遏。非特如鼐辈者，望而自却，虽才雄如子颍，亦未尝不以为可畏也。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馀年来，先生之所造，与时俱进。
今者观察河、淮，自定其诗集成若干卷，而往时宏篇丽制，人所惊叹以谓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摈去矣。夫岂非才高而心逾下，识精而志弥远者欤？是以其诗风格清举，囊括唐、宋之菁，备有闳阔幽深之境，信哉！诗人之杰也。
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鼐于前岁见先生著《西魏书》，博综辨论，可谓富矣！乃今示以诗集，乃空灵骀荡，多具天趣，若初不以学问长者。余又以是知先生所蕴之深且远，非如浅学小夫之矜于一得者。然则谓之诗人，固不足以定先生矣。
子颍自去淮南，奄终于京国。独先生从宦益久，功名益盛，文章亦益多。今子颍遗集，得其子白泉观察镌板江宁，鼐方为之序，而先生集亦适来。回忆畴昔往来两君之间，尽睹文章之豪俊。日月逾迈，驽惫如故，而两君之集，将并大传于时，与名其间，其为可感叹而愧恧者又何如也？是为序。
乡之前辈，以文章称而年与鼐接者十馀人。鼐自童幼，受书一室，足希出户，苟非尝至吾家者，率不得见。若望溪宗伯、袭参司业、南堂、息翁诸先生，异乡学者见其诗文，或生爱慕，恨莫接其形容，而恶知生同里闬者，固亦若是也。
汪稼门观察之先君子恬庵先生，计其生之年，与鼐接之年也，而鼐未尝见。观察出其文读之，清和恬雅，有越俗之韵，真吾乡前辈文也。余于是益叹昔者文学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继。岂人不悦学，而吾邑之文将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于室而吾不得识，亦如吾曩者与前辈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
观察承其家学，在官有廉靖之节，世推其贤。恬庵之文，因益闻于天下。其蓄深者其播远，于理固然。吾将举是编，为里之群士劝焉。
鼐世父姜坞先生，乾隆九年，为顺天乡试同考官，得长白永卧冈先生。先生后仕为宁远州刺史以没。其后数年，鼐为礼部员外郎，而先生之兄尚书公领礼部，获侍焉，因见尚书公之贤。又后廿年馀，先生之子小尹同知江宁府，鼐适在江宁，时与共语，于是，又备知小尹之为才也。独于卧冈先生，生平未尝相见。先生尝一至桐城，谒吾世父于里，鼐适他出，惟世父语鼐：“永君伉直诚笃君子也。”洎既知小尹，小尹出其先君子之所为诗曰《晚香堂集》见示。读之得其度越流俗之概，音和而调雅，情深而体正，益以信吾世父之言不虚。其间亦屡有怀思姜坞先生之作，用情尤挚。回计卧冈先生之丧二十一年，而吾世父卒二十三年矣，因与小尹相对泫然。小尹之仕也，始亦自宁远州徙官而来。宁远之民，爱慕小尹，乐从其令，以谓“甚似昔使君，真使君之子。”盖先生遗爱在民若此。
先生国之世家。自尚书以往，并奋迹戎马之间，立功疆场之外，入为卿士，道光廊庙。而先生官止一州，盖未竟其志业。况区区文墨辞翰之事，仅称为诗人，岂先生意哉？虽然，后之学者欲知先生之志与人，读其诗，亦举可想见云。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婺源江慎修先生，修行乡闾，讲明六艺，博学精思，导启滞霿，生则学者师焉，没而配食朱子。其生平著述，盖百馀卷。尝以诸生说《论语乡党》篇，尤多于古制不明，以后世所见，苟相附会，臆说浅妄，乃作《乡党图考》。又录前人《乡党》篇文，颇辨论其是非。其有题而文无足录者，乃自撰之，合三百馀篇。夫国家所以设经义取士之法者，欲人人讲明于圣人之传不谬而已。不达经说，而泛为文，何取于是文哉？如先生著书录文，以明经为志，良足辅助朝廷教士必使成学之意。其视流俗号为选录文字者，犹尘堁也。
《乡党图考》昔已刻行。乾隆五十一年，大兴朱石君侍郎典试江南，以《过位章》命题，士达于江氏说者，乃褒录焉。独其《乡党文》存于里中，郁而未发，异乡士或闻而思见之。今婺源吴君石湖，将尽刻江氏遗书，乃先出其《乡党文》，雕板以传。用科举之体制，达经学之本原，士必有因是而兴者，余窃乐而望焉，因为之序。
左笔泉先生之文，沉思孤往，幽情远韵，澄澹泬寥，如人入寒岩深谷，清泉白石，仰荫松桂之下，微风泠然而至，世之尘堨不可得而侵也。
吾乡前辈多文学之彦，而先生后出，先君子及世父编修府君皆友之如弟。编修府君尝语人：“左君年少而才颖，极其所至，殆欲超越吾辈也。”鼐八岁时，从先君自城南移居城北，与先生为邻。时，方侍庐先生馆于鼐家。每日暮，则笔泉先生步来，与先君、方先生谈说。鼐虽幼，心喜旁听其论。笔泉尤善于吟诵，取古人之文，抗声引唱，不待说而文之深意毕出。如是数年，鼐稍长，为文亦为先生所喜。又其后，鼐游京师，不第而返，先生招使课其诸子。鼐后成进士，从世父自天津归，则先生筑别业于媚笔泉，故自号笔泉。其时，鼐孤，而方先生远游河、洛，先生邀编修府君及鼐游于泉上。鼐归为作记，先生大乐而时诵之。余旋去里，又十年自京师归，则编修府君与先生、方先生相继丧矣。
先生虽文士，而才足有为。其事父母孝，乡举入都，父母见其行，甚悲。故三试不第，遂不复往，为武进教谕。太公一就官舍，不乐居，先生即称病返。故不尽其才，以至于没。其居里，里人有事叩之，为谋必当。为文不甚爱惜，多听人持去，今其子搜求所得才数十篇，而余少所见佳文，或轶不具。余年七十矣，执先生之文，追忆六十馀年之事如一日间，今惟先生家与余邻居如故耳！乃凄然为之序云。
前十年，余于里中始闻徐君六阶之名，众咸推其能文。后偶过张行可职方，值六阶馆于其家，为训职方之子，余因识之。其年甚少，而温良可亲，余以器之。乾隆乙卯秋，六阶乃举于顺天乡试，余及乡人皆为之喜。逾年，丙辰会试，六阶不第，而遽得疾亡于京师，年仅三十馀，妻子贫弱，鲜期功之亲。今职方之子与其徒，悲伤其师之不幸，为刻遗稿，欲以存六阶于久远也。
六阶之文，与今世登第之能文者，无以让也。当明中叶，士始有文稿，以文稿传者，皆善文士也。及国初，有不善文而幸第者，取诸生善文而身没者之文，据为己有，亦刻为稿。世之读者，以谓是佳文，必宜成进士，而乌知为是文者，乃终身不遇哉？虽然，是其人虽不遇，而其文犹传，犹为不负其用心。近世天下都不复重为文，登第者亦无事刻文稿，则不遇者之文尤湮没无由见于世矣，伤哉！
若六阶虽不成进士，而其文得其徒传播之，犹愈于其竟泯也。悲夫！余为叙之，或足慰六阶于幽冥中乎？抑使列士闻之而慨息也！
有入江海之深广，欲穷探其藏，使后之人将无所复得者，非至愚之人，不为是心也。《六经》之书，其深广犹江海也。自汉以来，经贤士巨儒论其义者，为年千馀，为人数十百。其卓然独著、为百世所宗仰者，则有之矣。然而，后之人犹有能补其阙而纠其失焉，非其好与前贤异，经之说有不得悉穷，古人不能无待于今，今人亦不能无待于后世，此万世公理也。吾何私于一人哉？大丈夫宁犯天下之所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经也，亦若是而已矣。
歙金蕊中修撰，自少笃学不倦，老始成书。其于《礼经》，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于郑义所未衷，纠举之至数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见其善而后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尽其真也。岂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
鼐取其书读之，有窃幸于愚陋夙所持论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闻得此而俯首悦怿，以为不可易者，亦有尚不敢附者。要之，修撰为今儒之魁俊，治经之善轨，前可以继古人，俯可以待后世，则于是书足以信之矣。嘉庆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与？
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先生历官多从戎旅，驰驱梁、益，周览万里，助成国家定绝域之奇功。因取异见骇闻之事与境，以发其瑰伟之辞，为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谓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独异于人。吾谓此不足为先生异，而先生能自尽其才以善承天与者之为异也。
鼐少于京师识先生，时先生亦年才三十，而鼐心独贵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归海上，自定其文曰《述庵文钞》四十卷，见寄于金陵。发而读之，自谓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学者读先生集，第叹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隐其愚陋之识而不为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诗集及他著述，其体虽不必尽同于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六艺者，小学之事，然不可尽之于小学也。夫九数之精，至于推步天运，冥测乎不得目睹之处，遥定乎前后千百载不接之时，而不迷于冥茫，不差于毫末，此术家之至学，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书之微，其训诂足以辨别传说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圣初制文字之始，下贯后世迁移转变之得失，此博闻君子好学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于礼乐，则固圣贤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学言矣。然而谓之小学者，制作讲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见闻之端于幼少者，则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万里穷山海者，纪其终身之所履，艰危劳苦之所仅获，以告于居不出于室中者，可以一日而尽得也。夫小学者，固亦若是而已。
秀水朱锡鬯检讨，尝作《经义考》，载说经之书既备，而不及小学。今南康谢蕴山方伯，以为小学实经义之一端，为论经始肇之事。且礼、乐则言之大广，射御则今士所不习，九数则诚术家专门之所为，惟书文固人人当解，学者须臾不能去，非专门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于斯；至于今日，其书既众，或因旧闻而增深，或由创得而遇古，虽其间粹驳浅深，为者或不必尽同，然而彼皆欲自为其艰危劳苦，而授小子以逸获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也。因辑汉以来言文字训诂形音之书，至于今日英才博学所撰，举载于编，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学考》，以补朱氏之所未备。其言笔势八法者，乃弃不录，以其无关于经学也。
《考》成，以其书示某。某诚嘉方伯有不遗众善采辑之美意，又以为能尽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于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异日助成国家礼乐之修，其亦有望也与！嘉庆三年八月，桐城姚某序。
天下术家之言，必首以太岁为重，馀术皆由太岁而生者也。有问于余者曰：“古太岁之法因于岁星。岁星居所次辰，则太岁居辰之所合。星与太岁顺逆行异，而合辰无贷。岁星岁一辰而微速，久则过辰，故有龙度天门之法，则太岁应之，百四十四年而超辰焉。自汉后，太岁失超辰法。是岁星太岁所居，辰不与合也，而术者以推吉凶，犹能验乎？”余曰：“验也。夫吉凶生乎气，气生乎神，神生乎人心。夫太岁非有形也，为天之君神。夫人心所向者，则君也。今天下九州，人人心所执为太岁在是辰者，则太岁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则亦神之所不超，故以验吉凶可也。虽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尽测，其气时而至，时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宜受气热矣，而累日北风，析析而凉者有之。隆冬北向，宜受气寒矣，而累日南风，煦煦以温者有之。故天气时而不至，虽以古测太岁之术甚密，而吉凶不必验也。其气时而至，虽以今测太岁术甚疏，而吉凶未尝不验也。君子知其不可拘，干禄不回，不失吾理，而于术家之言，亦不必故违其大忌而已。”
吾乡章淮树观察多术艺，兼通形家日者之言，究心为一书曰《选择正宗》，以视余俾为之序。余不能尽通其说，而推淮树著书之心，欲以为人利而祛其害，其志甚美，乃以余夙所持论，书以为之序云。
世之文士，以文进于有司，使一依古之格度，枯槁孤寂，与世违远，以觊见赏于俗目，此亦不近人情之事矣。然遂背畔规矩，蔑理弃法，以趣时嗜，则必不可。譬如相人者，于俦类万众之中，求尧颡而舜目，龙章而凤姿，然后许为人，固不得也。若夫耸肩逾顶，隐口于脐，支离跛丱，而犹为全人乎哉？酌古今之宜，审文质之中，内足自立，外足应时，士所当为，如是而已。
休宁陈生仰韩，见余于江宁，惟余言之听。其为文体和而正，色华而不靡，足以自立，足以应时者也。然生从余游十二年矣，而犹困于场屋。谓生文不善乎？不然也。谓其枯槁孤寂而大远于时乎？亦不然也。夫草木之荣华，同本而迟速异时。夫守己不变以俟时者，此亦士信道笃自知明之一端也。生尚终取余言乎哉！因以是书生文之首云。